家族对这些婚姻的认同也不是无条件的。迈耶·卡尔在遗嘱里规定如果玛格瑞塔转信基督教，就将她从遗嘱里除名。到1887年，萨洛蒙·詹姆斯的寡妻阿德勒解除了海伦的继承权，原因就是她嫁给了外族，将她在贝瑞尔大街的房子留给了法国政府的艺术管理局。甚至阿方斯的孙子盖伊总是会被他的父母提醒：“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准娶不是犹太人或者不愿意改信犹太教的女人。”夏洛特在19世纪60年代的那些信披露了她坚持要求罗斯柴尔德的成员就算不能在家族内部通婚，也应该在同教里通婚的努力。她认为，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孩子来说，最理想的配偶应该是“那些出生于好人家的真正的犹太人”。在她认为适合安妮和康斯坦丝的丈夫候选人中——或者说事实上是适合她们的堂妹科勒门汀——最合适的是朱利安·戈尔德施密特。当她第一次听说安东尼的女儿们正被非犹太人追求时（下院议员亨利·勒恩诺克斯爵士是几个被点名的人中的一位），夏洛特很肯定“安东尼叔叔在提亲的时候肯定会说‘不行’，”而他们的母亲“也不会说‘同意’”。她认为：“高加索丈夫要比扁鼻子的弗兰克人更优秀，法兰克人是迪斯雷利对那些基督徒中的纨绔子弟的统称。”
到1866年末，夏洛特似乎接受了康斯坦丝会选择一位基督徒丈夫的事实。但是，当安妮公开了艾略特·约克的求婚时，他的父亲在来自列昂内尔和纳蒂的强大压力之下就是不予同意。迈耶和他的妻子朱利安娜也表示了反对，然而却遭到了他们的女儿汉娜大胆的而且是讥讽的反击；詹姆斯的寡妻贝蒂也是同样的态度。“我的悲伤真是难以言表。”她很直截了当地写信给安妮的母亲，“但是，这些悲伤还是无法阻止我对你的不幸表示我最大的同情，以及对我亲爱的侄子安东尼爵士的同样的感情。” 就在这桩婚事得到了来自纳特的寡妻夏洛特以及安塞尔姆和阿尔弗雷德（代表加奈斯贝里的所有人）的支持后，安东尼终于对他女儿的恳求做了让步。尽管如此，康斯坦丝在完成了登记仪式后回忆道：“爸爸看上去非常伤心。我们都感觉非常害怕，安妮也不例外。”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以某种方式证明了怀疑者的担心：尽管这场婚姻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约克却在婚后的第5年去世了。
第二个在安妮的妹妹康斯坦丝与里奥的朋友塞瑞尔·弗劳尔之间的这种“混合”婚姻也不是很成功。这桩婚事中的问题是“一表人才的”弗劳尔很可能是一名同性恋者，他的女性扮相在剑桥非常有名。公平地讲，执著的康斯坦丝似乎非常满足于嫁给一位当时非常“有前途的”自由党议员（她自己当时是一位禁欲主义者），而且在1882年对他的地位上升到巴特锡伯爵的贵族身份也是毋庸置疑地欢迎。但是当他在第二年被格莱德斯通任命为新南威尔士的总督时，康斯坦丝拒绝离开她的母亲（以及自己负责的慈善工作）随他到澳大利亚赴任，因此他不得不推掉了这个任命——他的妻子担心这个决定可能会“毁掉我亲爱的塞瑞尔的大好前程”，并使他们陷入“悲凉的年景”中。
那段时期内的所有这些混合婚姻中最有名的是迈耶的女儿汉娜和罗斯伯里的结合。这桩婚事里也有很多罗斯柴尔德家族反对的证据。尽管从1876年起就有结婚的谣传在传，但是他们订婚的消息一直到双亲都已经过世才公布出来；而且没有任何一位男性罗斯柴尔德成员出席这场婚礼，因此由迪斯雷利来送走新娘。而且，这一次也有人认为罗斯伯里对告别单身显得非常不情愿。最为过火的说法是，罗斯伯里是一个厌恶女人的人，他娶一位罗斯柴尔德人的主要目的是出于经济考虑。汉娜在当时是最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不仅继承了门特摩尔和匹克迪利107号，还有每年10万英镑的收入。这就使她成为了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眼里的一块肥肉，尽管事实上（用她堂姐康斯坦丝的话说），她对“那些大事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用她丈夫的话说）表达自己思想时非常“孩子气”。
还有人声称罗斯伯里隐约有些犹太歧视的倾向。“有天晚上在门特摩尔，”博尔卡瑞斯伯爵戴维·林德赛在很多年后回忆道，“当时汉娜·罗斯柴尔德正在举行家庭聚会，而这次聚会上，她的同胞异乎寻常得多，所有的女士都集中到了主楼梯的下面，准备手持点亮的蜡烛上楼去。罗斯伯里站在离她们很远的地方举起了手——他们都非常疑惑地看着他，然后听到他用一种非常严肃的语调说，‘啊，以色列人，回到你的帐篷去。’”林德赛也听说，“在汉娜死后一周都不到的时候，他就开始削减给犹太人的慈善捐款，而且不久之后就全部取消了”。最后，坤斯贝利侯爵九世声称， 罗斯伯里、他的私人秘书德拉姆朗瑞格爵士与同性恋圈子有染，而当时这个圈子中最臭名昭著的成员是奥斯卡·怀尔德。
然而，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不管怎么说，罗斯伯里已经在苏格兰拥有了巨大的不动产（德尔梅尼），同时在艾普森拥有一所房子（德丹斯），而且每年收入超过了3万英镑。他比所有人都更有不为钱去结婚的条件。罗斯伯里对汉娜的爱也没有任何的怀疑。在给格莱德斯通的信中，他描绘他的订婚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的日记中有关她的内容很少这一事实，有时候会被解读成缺乏感情的证据，但是，如果他只是把日记当成是他的政治活动的记录，那么那种相反的说法可能更接近实际。1877年与家族成员一起晚宴和午宴的次数证明了这是一次非常积极的求婚，而1878年的日记中婚礼后那一个月的完全空白，说明了汉娜给了他比写日记更好的事情做。博尔卡瑞斯误解了一个简单的玩笑，而坤斯贝利完全应该被作为由诺尔·彭姆贝伦·彼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疯狂的“性倒错阴谋”理论的先行者而遭谴责。
另外，还有很多证据证明罗斯伯里依靠汉娜提供他自己缺乏的政治“动力”。格兰威尔半真半假地敦促她说：“如果你能让他不松劲，他肯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辉煌。”而爱德华·汉密尔顿评价她有“很让人侧目的……让其他人努力工作，而且鼓舞他们士气的天生的能力”。温斯顿·丘吉尔也把她描述成“一个非凡的，让他（罗斯伯里）可以依靠的女人……她一直抚慰着，调整着他生命中的各种元素，这些事情他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再次找出来，因为他不可能再对其他任何人给予完全的信赖。”这些评论增加了下面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按照这种说法，汉娜为哈姆弗瑞·沃德的小说《马塞拉》（1894年）和《乔治·特雷萨地爵士》（1909年）中野心勃勃的马塞拉·马克斯威尔提供了原型。丘吉尔认为，汉娜由于长期受伤寒的折磨，最终悲惨而且痛苦地于1890年辞世，这“彻底击毁”了罗斯伯里。这种观点来自于他简练但是明显表露出痛苦的日记。对于他在葬礼上的表现，亨利·彭松彼爵士看到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尽可能地靠近棺木，直到它被放入到墓室里。罗斯柴尔德爵士把他搀回到教堂，但是他一直低着头……他希望他能向公众表明他能够摆脱这份悲伤，但是在私下里，他彻底崩溃了”。在她死后，罗斯伯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其他成员的关系仍然一直都很亲近。
但是也应该强调，这些混合婚姻中的其他方面也会存在问题。罗斯伯里的母亲克利夫兰公爵夫人强烈反对自己的儿子选择“一位对耶稣没有信仰和愿望的人”作为他的配偶。“如果不做出巨大的牺牲，那么两个不同信仰的人不可能结婚。”她这样告诉她的儿子，“而且——请原谅我多嘴，这种情况会让那些最爱他们的人痛苦和失望……你还必须要承受世界对你的不公平裁决。”在妻子葬礼后的第三天，罗斯伯里悲痛地禀报维多利亚女王：“整个悲剧中还有一件痛苦的意外事件，这就是在死亡的那一刻，信仰的差异自然而然冒了出来，另一种宗教来索要尸体。这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我也不抱怨，我妻子的家族已经非常通情达理了。但是再没有什么会比这种情况更让人觉得撕心裂肺了。”
最后，要记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婚姻中没有一个是男性的罗斯柴尔德人。由于合伙制中对于资本的继承人以及老迈耶·艾姆耶的宗教遗产方面的要求，他们在结婚时选择的自由非常有限。由于这个原因，真正的问题关系在于阿尔弗雷德和他的情人玛丽（“敏纳”）·维姆布威尔（娘家姓波耶尔）——不仅是一名基督徒，而且还是已婚的女人。尽管他可能已经跟她有了一个私生子（孩子取名艾尔敏娜），我们不清楚阿尔弗雷德是否考虑过婚姻；可以想到的是，在不可避免而且无法逾越的家族反对之下，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尽管另一个可能性是阿尔弗雷德事实上是一名同性恋者）。阿尔弗雷德没有再犯下他的曾祖父认为应该下地狱的错误。当艾尔敏娜嫁给卡纳万伯爵时候，他给了她50万英镑的嫁妆（另外替他们处理了15万英镑的债务），并且把他150万英镑地产中的一定比例给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12.5万英镑以及位于希莫尔地区的房子）。
简单来说，上面所描述的各种“混合”婚姻不应该被看成是家族态度出现巨大转变的证据。然而，在詹姆斯生前，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事实是，所有这些婚姻都与另一个贵族家族的结合（在康斯坦丝与塞瑞尔·弗劳尔之间有一点例外，因为后者是在结婚以后才获得的贵族身份），这并不是巧合。人们认为这些与英国及法国精英们的结合所带来的社会利益远远超出了宗教妥协的成本。但是，如果认为这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采用的某种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按照《犹太新闻》的说法，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社会地位的提高，才使得这类婚姻有可能出现：康斯坦丝能遇到塞瑞尔·弗劳尔是因为她的堂兄能到剑桥上学；汉娜遇到罗斯伯里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有名望的政治家及体育家（据说他们是在新市场由玛丽安娜·迪斯雷利介绍认识的），而且还因为费迪南德与罗斯伯里很熟。正如卡西斯已经证明了的，19世纪末期金融城里的银行家把女儿嫁给贵族的比例非常高（在他选取的私人银行家的样本里不少于38%，按全部银行家及银行董事算的话至少24%）。
在这一时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经常被提及。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纳蒂在1885年被提升为贵族，这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老迈耶的年代就开始发动的社会认同运动的最后胜利。与此同时，那些认为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封建化”进程侵蚀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以及自由精神的人，也经常引用这件事来作为例子。现实其实更加复杂。从准男爵到世袭的贵族身份的转变，其根源在于罗斯柴尔德与继任首相以及与皇室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作为对参与政治或公共事务的奖励，而且也是皇室眷顾的标志。同时还值得关注的是，对于犹太人在国会下院取得席位权力方面，英国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
奥地利方面的情况充分说明了所涉及的地位等级的敏感问题。从技术层面看，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先是在1816年的时候从哈布斯堡皇帝那里获得了上等人的身份——名字中的前缀“冯”以及一个纹章，6年后又加上了一个“男爵”头衔。然而，一直到1861年，才有一位罗斯柴尔德人——安塞尔姆获得了贵族的政治待遇，在帝国议会中获得了席位。而根本性的社会成就——上朝的权利一直到1887年12月才获得，当时，阿尔伯特和他的妻子被正式宣告成为“国戚”。根据《时报》的报道，这是“第一次在奥地利对信仰犹太教的人授予了这种特权，而这个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也就是在此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和奥地利皇族的成员才开始了在奥地利社会上的融合。具体说来，内桑尼尔以一种他父亲和祖父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被维也纳的贵族社会所接纳，被威尔泽克公爵这样的大人物用耳熟能详的“杜”来称呼，而且威尔泽克公爵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绅士，拥有真正高贵的品格”。与梅特涅家族的关系也仍然具有无法估量的社会价值。
按照当时的传言，内桑尼尔与公爵夫人玛丽娅·维斯特拉有染，而后者后来成为了王储鲁道夫的情人。另外，当鲁道夫和玛丽娅双双在1889年1月自杀于梅野林的皇家猎场行宫时，是内桑尼尔的兄弟，北方公司的董事长阿尔伯特首先收到了关于这场悲剧的电报，并将消息转告了皇宫。这条北德消息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毫无疑问的是鲁道夫的母亲伊丽莎白皇后与阿道夫的寡妻朱丽叶的关系一下子好了起来；另外的事实是，当她1898年9月在日内瓦湖上被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谋杀的时候，她刚参观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瑞士普雷涅的宅院。当弗兰兹·约瑟夫在1908年用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庆祝他的钻石婚时，阿尔伯特也在现场——是当时极少数的几个未穿官服的出席者之一。
在德国，也出现类似的提升到贵族身份又进入了社交圈子的情况。迈耶·卡尔，正如我们前面所见，在1867年被选入了上院，而且之后也被看成“国戚”。尽管他总是鄙视布雷希罗德钻营向上爬行为——当后者的爵位始终没有超过他的男爵封号的时候，他站在旁边仍不住地窃笑——但他自己很少不提及自己与普鲁士王室的交往，无论与当时的场合多么不协调。他与妻子在为1870~1871年的法兰克福战争中的伤员建立医院的工作，无疑为他们赢得了皇室的青睐。他在1871年12月激动万分地说：“我刚刚拜会了皇帝陛下，拜会持续整整一个小时，而且我没必要告诉你我们的关系有多亲密，特别是我给皇后陛下的医院做了那些事情之后，陛下比什么都高兴。路易莎也是皇后最喜欢的人，而且殿下也毫不隐瞒她对路易莎所做的一切是多么欣赏……这些对我们事业来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皇后似乎表现得特别友善。之后，威廉·卡尔的妻子汉娜·马蒂尔德和维多利亚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而后者是弗里德里克·恺撒三世的寡妻、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她明显沉迷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科尼格斯坦宅院的那种朦胧的英式风格。尽管维多利亚的儿子威廉三世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产生了很深的疑虑，而且他确实怀有很强烈的反犹太人思想，但他在1888年登基后也没有损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在1903年，威廉·卡尔的女婿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被授予了“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男爵”的爵位。
在英国，这个进程的发生是相反的，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了皇室的认可，而且与皇室建立起了很亲密的关系之后很多年，他们才能够在贵族院获得一席之地，原因是在1866年，犹太人成为贵族虽然已经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但是维多利亚女王一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强烈抵制这种做法。早在185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上朝的问题就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维多利亚在一个皇家的画室注意到列昂内尔的女儿莉奥诺拉长得“相当俊俏”。但是真正的社交突破是在1861年的剑桥，当时纳蒂被圣艾尔本斯公爵介绍给了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后来，对打猎的共同爱好又让王子结识了阿尔弗雷德和里奥。赛马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当王子1864年在德比“分享他的蛋糕、蛋黄酱和香槟”的时候，迈耶感到非常高兴，1866年也是一样的情况。不久之后，家族的成员就经常被邀请参与宫廷的仪式典礼或者是有皇室参与的贵族聚会。作为回礼，他们也招待皇室的成员，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威尔士王子。第二年的3月，王子参与了迈耶在门特摩尔的猎鹿活动，两个月之后，他出席了安东尼家晚宴；1871年，他和亚历山德拉公主出席了列昂内尔家“冗长的宴会”，4年之后王子在迪斯雷利的陪同下在费迪南德家吃了饭。王子还出席了1878年罗斯伯里与罗斯柴尔德的婚礼（王子的叔叔剑桥公爵作陪）以及1881年里奥娶玛丽·佩卢贾的婚礼——这些都是皇室对宗教宽容的重要表态。
除了这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外，哈尔王子（迪斯雷利这样称呼他）还参加了很多他喜欢的一些休闲活动，比如阿尔弗雷德在他的晚宴上可以请来像内丽·梅尔芭、阿得琳娜·帕蒂这样的歌剧明星以及女演员萨拉·贝恩哈特；家族的另一位在日渐兴盛的“娱乐业”的朋友是自由党人阿瑟·苏利文爵士。费迪南德也知道怎样来取悦这位朝廷的继任者：当王子1898年在瓦德斯顿摔下楼梯弄伤了脚的时候，这个故事上了全国的报纸。作为一名狂热的亲法人士，他也经常是海峡对岸的罗斯柴尔德的座上宾。在1867年夏天，詹姆斯在堡罗涅接待他。他也在5年之后参观了费里耶尔（1888年又重返了那里），而且还在1895年与阿方斯在康尼斯共进了午宴。在他即位后，这样的接触也没有停止，反而更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成为了爱德华七世国际社交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圈子的其他成员还包括萨逊、铁路金融大亨莫瑞斯·德·赫希、厄内斯特·卡塞尔、霍拉斯·法古阿及其他被爱德华·汉密尔顿认定为“杰出人士”的人员。
然而，如果因此就把罗斯柴尔德家族描绘为敬畏皇室，或者因为这个原因特别急切地想爬到贵族位置上的话，那就全错了。举个例子说，纳蒂开始的时候发现威尔士王子的谈话“非常普通而且非常乏味”。“他狂热地喜欢围猎。”他告诉他的父母，
非常喜欢猜谜以及很烈的雪茄，很难想象他是一位最终会成为严谨的继承了其父亲家族那种刻板态度的日耳曼王子。他特别有教养，这当然是他应该具备的品质。如果他随心所欲，那我会非常吃惊地发现他会去赌博，而且当然就不可能去上他现在应该上的法律课。
5年之后，王子也没有改变他的看法，他很枯燥地评论道：“战争、和平以及政治局势并没有占到他用于娱乐的精力的1/2。”他的母亲也有同样的感觉。尽管她认为未来的国王“举止非常迷人亲切……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找出比他更得体的举止”，但她觉得“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时间花在严肃的追求上，也没有把他的友谊和社交放到那些在政治、艺术、科学或者文学方面杰出的人物身上”。她总结道（当王子在格莱德斯通发表讲话时离开下院会场之后），他“对严肃的话题没有兴趣”。当王子在罗斯柴尔德的马身上赢得了“大注”时，夏洛特批评道：“当然，在罗斯柴尔德的马上，我肯定宁愿他赢而不愿意他输——但是，未来的国王不应该赌博。”
受到批评的不仅仅是威尔士王子。当夏洛特看了艾丽斯·皮尔夫人借给她的维多利亚女王私人印制的《高地文集》后，她尖刻地评论道：
这本文集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文采，甚至连像点样的文章都找不出来一篇。看完这本集子很让人惊讶，因为很多伟大和杰出的政治家都声称女王聪明非凡……这本集子中值得一提而且真正有意思的是几乎难以置信的简洁，里面一点点跟皇室和君权有关的痕迹都看不出来。陛下以其最为“谦逊”的心智来书写，没有任何一个字会让读者想到作者统治着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而太阳在她的领地上永远不会坠落……事实上，就是随便找来的一张报纸都要比它有趣一万倍。
费迪南德和艾丽斯也同意她对女王的评论，以及对“约翰·布朗”及其卷发的批评。
这样的态度反映的是他们坚忍不拔的自律精神，这种精神传承于出生在法兰克福犹太区的那一辈人。事实上，由于通过自己的奋斗取得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自己不只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远比贵族优越。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是，威尔士王子与他的兄弟们的生活开销超出了由内政部提供的补贴，安东尼继承了家族为未来的统治者提供借贷的传统，为他们提供了资助，到1874年8月，女王吃惊地听说她的大儿子“欠了A·德·罗斯柴尔德爵士大笔的钱”。然而，在此后至他继位的27年之久的时间内，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所起到的作用似乎主要是让王子不负债（除了对桑德林汉姆的按揭贷款），而就是这也做了很谨慎的掩饰。
一个不太明显的贵族（如果不算皇室的话）的经济依赖迹象出现了，当时，阿盖尔公爵的一个儿子沃尔特·坎贝尔爵士表示希望进入金融城里，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股票经纪人阿瑟·瓦格的秘密雇员，要求的薪水是每年1 000英镑。列昂内尔很谨慎地“建议沃尔特爵士到英维莱利去与公爵好好谈谈，因为高傲的贵族或许不会喜欢他的儿子与以色列人共事”。但是夏洛特很高兴，因为坎贝尔与皇室有关系：“瓦格将会高兴得要死，如果这种合作真的能够建立，就可以与路易丝公主殿下的妻弟建立起业务联系。这将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如果真的这样，比高加索美女攻入伦敦的时尚界更加不同寻常。”宫廷与金融界的这种联系到1907年的时候变得寻常起来，当时里奥提名了一名候选的力拓公司董事“邓彼格伯爵，曾为炮兵上校及前女王侍从官，然后又服务于国王，是一位举止高雅的天主教贵族”。
从他自己的角度看，纳蒂很欢迎这种贵族们妥协的情况。作为一名自由倾向强烈的学生，他对贵族学生在剑桥里享有的那些不劳而获的特权感到非常愤慨。“我现在都想不通，”他曾经这样对自己的父母抱怨，“为什么贵族及他们的儿子可以在7个学期后就获得学位，而根本不用通过考试。贵族子弟和普通人子弟应该一视同仁，但是我想，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出现。”一直到1888年——在他已经成为罗斯柴尔德爵士后——他还很尖锐地评论“少数贵族人士由于袒露他们对金钱的贪欲和追求，以及经常参与赌博活动，正在伤害着他们的阶级”。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成为了贵族，即使是在他们看起来已经成为了贵族的时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希望贵族们能更像他们。正如夏洛特所说的，马友伯爵的年轻儿子“在金融界里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动和劳动轻松地自食其力，而不用守在西区挨饿”，绝对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了解罗斯柴尔德态度的关键点是，作为欧洲犹太人中与皇室最接近的家族，他们认为自己与皇室是平等的。当夏洛特听说阿尔弗雷德王子打算访问波恩时，阿尔伯特正在那里上学，因此她试图为“高加索皇室天资聪颖的后裔与英格兰王室聪明的后裔之间安排一次会面”。 她在数周之后宣布了对于其他犹太人来说“最高不可攀的婚姻”，意思是指与“一位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或者一位皇室成员（暗指她的岳母的家族）通婚……尽管在19世纪没有犹太女王和皇后”。按照类似的逻辑，朱莉安娜和汉娜是“以色列和门特摩尔的一位女皇和一位公主”。这样的说法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皇室竞争的倾向。具体说来，纳蒂很得意地报告说，当他们在剑桥一起打猎的时候，他自己的马要远比王子的优秀。同样，当费迪南德去白金汉宫，“他认为而且公开宣称没有哪位夫人可以与他的妻子相比——而且那里的设施也不行”；而当在斯泰福德宅院以特别丰盛的晚宴招待大家的时候，也不是皇家风格的，而是罗斯柴尔德风格的。应邀到宫里去吃饭的时候，迈耶声称最后“在所有的东西里都发现了问题”。至少在某一场合，他的弟媳夏洛特曾表示喜欢小型的家庭聚会方式的皇家舞会，但是要尽一切可能避开去皇家休息室，因为她觉得“乏味而且沉闷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奥地利皇后在1876年访问英格兰的时候，夏洛特固执地坚持在她更喜欢的瓦德斯顿进行接待，而不是在温莎。当时的人们在谈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时，总是喜欢用“犹太人之王”这样的短语，而家族内部的通信证据表明，这个赞誉并非不受欢迎。
然而尽管如此——也可能是因为家族的张狂——最终还是无法说服维多利亚提升列昂内尔到贵族院。对于这种提升的流言早在1863年就开始流传，但宫廷里有一帮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怀有敌意的人，在阿尔伯特王子于1861年去世后，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这种敌意。在威尔士王子大婚的那段时间，夏洛特抱怨家族被排除在婚礼嘉宾名单之外。她苦涩地写道：“悉尼爵士尽管从很久以前就吃遍了欧洲大陆所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各种节令的美味，也没有看不起我们的各种晚宴，但就是从不认为我们值得被宣进宫里。当可怜的王子在世的时候，他敬爱的爸爸还向他提过，但是很可能被遗忘或者是遗漏了。现在，也没有人打算去麻烦女王陛下。”宫里的另一个敌人就是斯宾塞爵士，他建议王子和公主不要出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舞会，因为“王子只应该驾临那些社会地位没有任何问题的家庭”。“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非常富有的家族，”他补充道，“但他们只是因为财富的缘故，或者是他们生养的第一个女儿很偶然的美貌才获得了他们的地位。”王子的私人秘书弗朗西斯·科诺里爵士也持否定态度，他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主子的亲密关系也给出了不合适的说法，而女王的侍从武官阿瑟·哈丁觉得有必要安排俄罗斯皇室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为对罗斯柴尔德“用希伯来黄金打造的金碧辉煌”的晚宴“的更正”。威尔士王子很显然顶住了这些压力。当纳蒂和阿尔弗雷德在1865年出席了一次皇家招待会后，夏洛特用胜利的语调报告：
王子非常亲切，与通常的时候一样，满面笑容并与我们一一握手——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和善和热情。让他们觉得脸上有光的是他对悉尼爵士的斥责，后者是一位优雅的绅士，却是一位仇恨犹太人的人，他称呼纳蒂为罗希尔先生——“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从他的金口里说出来的正确叫法。
另一位在此期间友好的同盟是艾丽夫人，她在1865年邀请纳蒂、阿尔弗雷德、费迪南德和伊夫琳娜参加威尔士王子和公主所举办的精英舞会。
但无论是她还是朝廷未来的继位者，都没有处在可以影响女王的皇家爵位事务的位置。维多利亚还不情愿“将一个封号和荣誉正式授予犹太人”，这个消息早在1867年就由迪斯雷利转告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应该强调，列昂内尔并不想从迪斯雷利那里接受一个爵位。“我们的朋友（查尔斯·维利耶尔，代表沃尔汉普顿的自由党下院议员）很好地在报告里设计了一段有关我升任贵族的段落。”他在1868年3月给他妻子的信中这样说道，
一切如常，自由党想自己把一切都揽下来……他不可能理解——甚至他们所有人都不能——帕默斯顿夫人说的，我不会接受现任政府的任何恩惠。他们所有人都认为迪斯雷利对我们怀有很大的感恩戴德之心——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闭嘴，随他们怎么去想——听到他们的一派胡言我只会觉得很有趣。
这有很准确的预见性，因为迪斯雷利取代格莱德斯通成为了首相后不久，就提出了一份他希望女王提升为贵族的11人名单，而列昂内尔就位列其中。提升他的理由，按照上院自由党领导人格兰威尔伯爵的说法，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表了“这样一个阶层，他们通过他们的财富、聪明才智、他们与文学圈的联系以及在下院众多的席位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因此，将他们与贵族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推向民主阵营，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女王却一个都没有批。格兰威尔不得不满怀遗憾地报告说，女王“对这个议题带有很强的个人情绪”。“给一个犹太人贵族的头衔，”女王告诉他说，“是她根本不会考虑的一件事。”格兰威尔建议格莱德斯通接受失败，不要强行推进这件事：“她会让步，但是会很勉强，而且会有很多的批评意见呈递给她，肯定她的意见，说她比她的政府看得更准，这将使得她在其他的场合变得更加难缠。”格莱德斯通觉得非常苦恼，这似乎是一个矛盾，而且他拒绝重新找一名（基督徒的）“商人”来替换。“罗斯柴尔德的优势是他的地位定位得非常准，而且是完全独立的，”他用他惯常的理性和严谨辩解道，“她的说法空泛乏力。如果照这样的说法，她当初同意解放犹太人的时候就已经错了。”他继续辩解道，列昂内尔现在的地位“非常适合提升，比任何可能提出来的人都更适合提升到那个位置”。把他排除在外就好像是“通过特权恢复了过去存在于法律中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做法，而这种做法是王室和议会都认为应该废止的”。首相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比如授予列昂内尔爱尔兰爵位——但是最终都被迫放弃了。他在1873年曾试图重提旧事，但是再次遭到了否决。最终，列昂内尔至死都只是一介平民。
女王是反犹人士吗？她确实承认“她不会放弃反对授予一个犹太教人士贵族身份的立场”。但是，对她种族歧视的指控似乎又没有道理，因为她对迪斯雷利宠信有加，而迪斯雷利又不避讳自己的犹太血统。事实上，她反对的原因从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看与宗教层面同等重要。正如她在日记中所记述的：“我将不得不以他的宗教为借口来拒绝，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财富，这些财富事实上大部分均来自金融合同，诸如此类，而这些愚蠢的辉格党人居然想制造出如此众多的贵族来。”她在1869年11月1日给格莱德斯通的信中详细解释了第二个观点，她不认为一个人通过为外国政府提供贷款服务，或者通过股票市场成功投机等方式获得巨额财富，就有资格申请大不列颠的贵族身份。高贵的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阁下可以站到公众面前让他们来评价，这似乎对她来说并不是抽掉了一份赌注那么简单，因为这份赌资是规模空前的，这与她所愿意嘉奖的正统贸易风马牛不相及，在这种贸易中，人们从那些需要足够耐心的行业积累财富，而且坚定不移地以崇高的德行去定位财富和影响力——这种人以过去的托马斯·丘比特（建筑商），或者乔治·斯蒂芬森为代表，他们足以为贵族们的任何门庭增光。
然而，这完全可以被看成是纯粹的托词，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三位财富源自于银行业的贵族。对于她的反对，一个更为可信的原因可以从格兰威尔对“目前上院与下院的不幸对抗”的暗示中推断出来。上院是反对犹太人进入国会的主要力量，而且只是在1858年做出了遮遮掩掩的妥协，同意下院有权修改自己新成员的入职誓言。女王可能担心一旦同意授予列昂内尔贵族身份，可能会导致19世纪50年代的《宪法》争议再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格莱德斯通在提出罗马天主教贵族（具体的个人就是约翰·艾克顿爵士）的可能性的同时，已经有意识地提出了“犹太人贵族”的可能性。正如格兰威尔在这个事情于1873年再次提出的时候所说的，罗斯柴尔德贵族身份的目的“是对天主教贵族的补充”。这才是问题真正的关键所在，而不是说只是对一位忠心耿耿的自由党下院议员所做工作的奖赏。
还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本身并没有出什么力。在很多年以前，列昂内尔就拒绝了准男爵的提议，因为他认为与他的身份不匹配。到19世纪60年代，他明显根本没有去角逐贵族身份的意愿。“罗斯柴尔德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资格的，”格莱德斯通于1873年在波尔莫罗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这样评论道，“而且，如果我能得到他的一份备忘录，说明他的父亲在战争期间提供了怎样的金融服务，我认为这件议案的通过将毫无问题。但是，尽管我一直在请求，而且他们也已经答应了4年了，我还是没有以任何方式拿到这份材料。”甚至也不能说列昂内尔的儿子在父亲去世后是自己去要求获得贵族身份的；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的政治观点正越来越与格莱德斯通不和（他们的争议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以至于阿方斯推测是萨利斯伯利在1885年为他争取的贵族身份）。在女王与她的首相的长期争论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那么，在1873年到1875年间发生了什么事，让女王的心里“克服了强烈的踌躇”？按照格莱德斯通的秘书汉密尔顿所关注的，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贵族身份意义的重要性没有变化：“它消除了宗教资格审议的最后藩篱。”纳蒂在感谢“第一次对我们这种信仰的人授予贵族身份”代表了“人权及宗教自由的最大胜利”的时候，也回应了类似的情绪；而且，毫无疑问，当他于1885年7月9日戴着帽子，把手放到《希伯来旧约》上宣誓的时候，他再一次重复了他父亲在下院的胜利。格莱德斯通对“真正的无法估量的公共服务”的暗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女王不再坚持她的反对立场的原因。事实上，格莱德斯通是在暗示内森在拿破仑战争中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直接而且热情地介入到英国的帝国财政事务可以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迪斯雷利执政时期算起，而且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女王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尽管把这个贵族身份说成是对他们在埃及提供的金融服务的直接奖励可能有点过。正如我们看到的，提升纳蒂到上院甚至有可能是格莱德斯通将对他的对外政策批评日甚的惹麻烦的后排议员“踢到楼上去”的有意安排。
罗斯柴尔德的贵族身份的授予还需要作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来看。其目的（用爱德华·汉密尔顿的说法）是“给上院增加了一点商业的活力”，而且纳蒂的升迁碰巧与爱德华·巴林成为勒维尔斯托克勋爵同时发生。卡西斯也证明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5年间，金融界的银行家被授予头衔的比例很高，而且几乎有接近1/5的人是在1890年后的这段时期获得的贵族身份。大多数可以继承的贵族身份都是在更早一些的时间获得的。（爱丁顿勋爵、爱尔登海姆勋爵、艾芜贝利勋爵、彼得达尔弗勋爵和希尔林顿勋爵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拥有可以继承的贵族身份的。）因此，1885年所授予的这些头衔是金融界贵族身份真正繁荣的一部分。另外，纳蒂不久之后就迎来了大批的其他犹太人终身贵族：望兹维斯勋爵（悉尼·詹姆斯·史丹）、斯威斯林勋爵（塞缪尔·梦特娇）和普瑞布莱特勋爵（亨利·德·沃尔姆斯，他本身是老迈耶的大女儿珍妮特的后人）。
这并不意味着纳蒂的提升一定就受到了像格莱德斯通所预言的“社会广泛的欢迎”。按照汉密尔顿所观察到的，有些人“对罗斯柴尔德的贵族身份嗤之以鼻”。这种世俗的偏见一直持续着，从前面引述的很多对阿尔弗雷德和其他家族成员的负面评论中可以看出当时比较典型的一些说法。然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是一个重塑家族荣耀的时刻。不像绝大多数的商业贵族，纳蒂仍然保持着他的姓，他采用的称呼是“都灵地区的罗斯柴尔德男爵”，这让他的亲戚们很高兴。1885年后，来自皇室的所有歧视似乎都没有了踪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出现在女王的金婚纪念活动等各种场合。1890年5月，女王亲自到瓦德斯顿参观了费迪南德的宅院。事实上，年迈而讲究的“费迪”在他的晚年成了皇室最感兴趣的话题。1891年当他的妹妹艾丽斯在法国南方度假的时候，女王还数次参观了她位于伽塞的别墅。
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段时期正式加入到贵族的行列，而且进入到宫廷社会的这些事例，不应该被看成是简单的“封建回潮”，或者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欧洲精英价值观的驯服同化。甚至那些把自己藏到金碧辉煌的宫殿及修剪整齐的花园中的第四代，也都继续保持着对他们家族的犹太身份的认同和自豪。费迪南德在这方面就很典型，他“为自己的种族和家族而备感自豪，喜欢谈论他的先辈，似乎他是最嫡系的传人，拥有最纯正的血统”（再一次引用爱德华·汉密尔顿的说法）。他、阿尔弗雷德和内桑尼尔不再艰辛地努力工作，但是在成为“世纪末”的唯美主义者后，他们并没有选择不做犹太人，正如汉娜在嫁给一位苏格兰伯爵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犹太信仰一样。“同化”对于描绘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他们自己的地位认识——按照夏洛特用自己的特有的词汇所描述的“高加索皇族”来说是完全错误的用词。在19世纪40年代，乔治·德尔姆威尔评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在萨克森——科堡年代之后，“在欧洲分布得最为广泛的王朝”；而且这两个不断扩张的世界性家族之间的相似性，在随后的几年中越来越多。当阿尔弗雷德1892年在布鲁塞尔拜访利奥波德二世的时候，至少他们中有一人把这次会面看成是平等的：“国王只是对我说‘你的家族老是把我给宠坏了’，对于这个说法，我只能回答说，‘请原谅，陛下您的眷顾才是我们家族的荣幸。’这次谈话，简短而又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