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1874~1885年）
如果投资者的特殊利益无法与公众利益调和，就会引发破坏性的政策，然而更加危险的是金融家们的那些特殊利益……这些重大的生意——银行、经纪、票据贴现、贷款的浮动利率、公司创办——形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经营这些生意的机构坐落在每个国家的商业中心，通过最强大的组织联系紧密团结在一起，只要他们还对欧洲有兴趣，就总是能够通过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些业务主要通过一个人和一个奇特的家族进行操控，而他所代表的是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金融经验，他们居于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对国家的政策进行操纵……是否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未经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及其关联的企业的同意，有哪个欧洲国家有能力发动一场大战，或者是进行一份巨额的国家贷款认购？
每一个大的政治行动都牵涉着新的资本流动，或者引起现有投资的价值出现波动，因此必须取得这一小部分金融之王的批准和实际的支持……作为投机者或者金融交易商，他们控制帝国主义经济体系中最关键的那些单个因素……他们那些很大的生意中的每一个条件……都把他们抛向帝国主义一边……没有哪一场战争、哪一次革命，甚至哪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或任何其他公共恐慌，没有让这些人赚得盆满钵满；他们贪婪而残酷，从每一次突然的公共信用的骚乱中充分地榨取他们的收益……这些银行的财富、他们的业务规模以及他们世界性的组织，使他们成为了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制定者。他们在帝国主义世界里的生意拥有最大、最明确的赌注，把他们的意愿强加到国家政策之中的最合适的方式……金融是……帝国主义引擎的调节器，它引导着动力的方向，决定着工作……
J·A·霍布森， 《帝国主义：一项研究》
1902年
衰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1880年前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比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在此之后出现了衰退。与那些竞争的银行相比，他们的利润相对较低而且发展不够快。然而，如表4–1所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就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是绝对的一支强大的金融力量。N·M·罗斯柴尔德公司从资本金方面看仍然是伦敦金融城里无可匹敌的最大的私人银行。如果人们能记得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只是四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之一的话，那么对这种统治地位所留下的印象就应该更加深刻了。图4.1显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按照后续的合伙合同计算出的合并资本金。1874~1887年，合并资本金从3 440万英镑上涨到了3 800万英镑，而在1899年则达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 150万英镑。在1904年，合并数据取消的前一年，这个数字仍然高达3 710万英镑。如果资本金没有在1898年后被提走，总资本应该已经超过了4 500万英镑。这使得N·M·罗斯柴尔德公司不仅是伦敦最大的私人银行，而且也是世界上各类银行中的翘楚。在1881年，有71家不同的信托企业在巴黎交易所报价，总的实缴资本金为14.9亿法郎；合并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自己拥有的资本金差不多有10亿法郎，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5.9亿法郎的资本金——仍然是法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在1913年，5家德国最大金融机构（达姆斯塔德、贴现公司、德意志银行、德雷斯德纳尔银行以及柏林亨德尔银行）的总资本为8 700万马克（4 300万英镑）——并不比10年前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并资本金多多少。
图4.1 特选年份罗斯柴尔德合并资本数（单位：千英镑）
当然，罗斯柴尔德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值远远小于那些大型的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报表。最大的英国清算银行米德兰银行拥有的存款总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为1.25亿英镑，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相应数据（资产减去资本）只是1 400万英镑。对于德意志银行——1914年时德国最大的银行来说，这个数字是7 400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其实比较缺乏可比性。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对吸收存款表现过兴趣，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以他们的资本为基础承接大型的债券发行，以吸引外面的资金直接进入新的证券领域，而不是吸引存款。
表4–1 N·M·罗斯柴尔德公司与其他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及承兑金额，1870~1914年
（单位：百万英镑）
资本金 资本金 资本金 承兑金额 承兑金额 承兑金额
N·M·罗斯柴尔德公司 5.90 7.07 6.37 0.91 3.44 1.31
巴林兄弟公司 1.63 1.02 1.02 6.70 3.89 3.72
Wm Brandt父子公司 0.18 1.00 0.10 0.70 0.72
布朗与席普利公司 1.20 0.78 4.50 5.10
A.Gibbs父子公司 1.22 0.88 1.17
C·J·哈穆布罗 0.63 0.04 1.00 0.98 0.84 1.34
Fr. Huth公司 0.50 0.60 0.75 3.30
克林威兹父子公司 0.84 1.19 4.42 2.10 5.40 8.50
拉扎德兄弟公司 0.60* 1.20 1.00
J·H·施罗德公司 1.69 1.24 3.54 3.22 4.00 5.82
J·S·摩根公司+ 1.80* 1.00 4.20
Seligman兄弟公司 1.35 3.00
*估计数值
+1910年来自Morgan,Grenfell & Co.
资料来源：RAL，RFamFD/13F; Gassis,City, p.33; idem, City bankers, pp.31f; Kynaston, City, vol.Ⅰ, pp. 312f; vol.Ⅱ, p.9;Chapman, Mercbant banking, pp.44, 55, 121f., 200f., 208f.; Roberts, Scbroders, pp. 44, 57, 527-35; Ziegler, sixtb great power, pp.372-8; Wake,kleinwort Benson, pp.472f.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另一个不太引人关注的差异，是他们的盈利水平相对来说显得较低。表4–2给出了金融城里6家主要银行数据的比较。结果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平均盈利水平从19世纪70年代的9.8%下降到了1900~1909年的3.9%。罗斯柴尔德家族看上去经营得非常稳健：凭借他们从上一辈人手里继承下来的巨额资本积累，纳蒂和他的兄弟们显然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要去获取像巴林银行或者施罗德那样的高额利润，更不用说是像米德兰银行那样的股份合作制银行。1890~1914年承兑业务的数据也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落在了克林威兹、施罗德银行和摩根·格伦菲尔后面，而且，在1910年之后，甚至被布罗涅德兹和哈穆布罗赶超。1890~1914年，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平均年承兑金额为270万英镑，而巴林银行是560万英镑，施罗德公司是720万英镑，克林威兹父子公司是市场的领导者——900万英镑。资产方面，目前可以找到的资产负债表的数据表明，巴林银行和施罗德公司在1914年前的10年间快速赶超了N·M·罗斯柴尔德公司。在1903年，纽考特的资产总额是2 500万英镑，而施罗德公司是1 030万英镑，巴林银行是990万英镑。10年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总资产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施罗德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增加到了1 910万英镑，巴林银行的数据也上升到了1 580万英镑。
说明出现相对衰落的另一个指标是这样一些事实：从个人财富的角度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不再是特例。纳蒂在他那一辈的英国罗斯柴尔德成员中是最富有的（在他于1915年去世后留下了250万英镑），但是在1890~1915年，至少有13名英国百万富翁留下的财富跟他一样多，甚至比他的还要多。在大洋的彼岸，小摩根在1890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财富已经达到了那个数字；当他的儿子皮尔庞特在1913年去世的时候，其资产的净值估计已经达到6 830万美元（1 400万英镑），这些还不包括他的艺术藏品，如果把这部分包括进去，其财富应该接近2 400万英镑。可以想象，在1901年的时候，摩根的合伙人克林顿·道金斯感觉有点不可想象：
老皮尔庞特·摩根及其公司在美国所处的位置远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的位置更为突出……合并起来看，摩根在美国和伦敦的资本总和大概不会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差太多，但是比后者更有扩张性，也更活跃，而且融入了这个世界的伟大发展进程之中。老摩根已经是60岁的高龄……他的后面有……年轻的摩根——还不到40岁，正在做着成为伟大人物的准备；还有我自己。罗斯柴尔德家族除了经验和老纳蒂的声望外，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并能有一到两名优秀的人才来帮助我们，在随后的20年间就有可能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陷入衰退，而摩根集团则鹤立鸡群。
然而，上面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有一些条件。首先，如果考虑1830~1869年的数据，N·M·罗斯柴尔德公司1879年后的表现事实上并没有明显比之前的时期差。19世纪7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之前和之后的那段期间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通过跟过去的情况比较来说衰退就存在误导的嫌疑。第二，通过继续采用稳健的手段，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安全，而这段时间巴林的做法代表了完全不同的风格。表4–2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个时期内由于1890年的危机导致的竞争对手的收缩情况。巴林的高利润部分原因是由于它那种高风险、相对狭窄的投资策略。
罗斯柴尔德银行合并后相对较低的利润率和它的经久不衰，让人不由得想到弗雷德里希·根兹早在1827年就给出的解释，他认为罗斯柴尔德经营理念中的两个根本原则是：
他们从不追求过分的利润，在所有业务中他们都限定了明确的范围，无论人们多么聪明和谨慎，他们从不心存侥幸。这其中深藏着他们力量的一个主要秘密。毫无疑问的是，在那些他们说了算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在这个或那个项目上获取远高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而且，就算这样做不至于影响到他们业务的安全，他们也会通过把他们的资源分散到大量能持续进行的交易中使他们最后的所得减少，但是这些分散出去的交易无论在什么（经济）条件下都能够不断地重复。
表4–2 6家主要伦敦银行的资本利润率，1830~1909年（10年平均数，%）
罗斯柴尔德 巴林 施罗德 克林威兹 摩根 米德兰
1830~1839 5.9 15.5
1840~1849 1.8 13.3 16.3
1850~1859 4.9 21.3 17.9
1860~1869 7.0 27.6 10.6 22.2
1870~1879 9.8 11.9 11.6 15.1 21.9
1880~1889 7.5 13.6 6.3 4.0 5.2 19.8
1890~1899 4.6 13.6 7.5 4.1 7.8 24.3
1900~1909 3.9 27.1 10.5 3.6 4.7 22.8
注：不同公司对资本和利润的定义有所不同
资料来源：RAL,RFamFD/13F;Roberts,Schroders,pp.44,57,99,527-535;Ziegler,Sixth great power,pp.372-378;Wake,Kleinwort Benson,pp.472f.;Burk,Morgan Grenfeu,pp.260-270,278-281;Holmes and Green,Midland,pp.331-333.
另外，罗斯柴尔德在承兑市场上落后于施罗德和克林威兹这样的事情也不能说成是衰败的迹象：就算这些数据准确无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从来没有像其他的伦敦商业银行那样对承兑业务产生出的利润如此依赖。与过去的情况一样，他们把自己的资源主要集中于债券市场，而在这个领域他们依然无人可敌。最后，不应该孤立地看待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利润，因为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要在各家合伙人之间分享。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并利润并不容易计算，因为当某一个合伙人死后，会有巨大的金额被提走，但是图4.2给出了一个合理的修正数据。我们再次说明，总的来说罗斯柴尔德银行并不是衰落：虽然1874~1879年中那些萧条的年份每年平均年利润都下滑——幅度大概达到一半（比1852~1874年多下滑100万英镑），但是1879~1882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上利润最为丰盈的时期（平均年利润达到了400万英镑），尽管这似乎不能持续，然而在1888年到1904年间的总体趋势是向上的（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每年78.5万英镑到1898~1904年的160万英镑）。
图4.2 罗斯柴尔德家族平均年利润（合并分行报表），选择性时段（单位：千英镑）
这在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英国的整体经济之间引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类比。很多年以来，经济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大约在1870年以后，英国的经济遭遇了相对的衰退，主要的表现是这期间美国或者德国的经济出现了更快速的增长，而英国作为重要的产品出口国的统治地位在下降。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相对下降是因为“企业家的失败”，或者甚至是由文化决定的“产业精神的衰落”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伦敦金融界是一个集体罪人，他们在19世纪末期通过鼓励过度水平的资本输出阻碍了英国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在整个19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在鼓励这种资本输出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而且一直到1914年都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因此，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纳蒂不仅应该为他自己的公司的衰落承担责任，还应该为英国的整体经济的衰落承担责任。
现实的情况是，英国经济的衰落，与1914年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衰落一样，被夸大了。如果能够证明出现了资本短缺造成英国公司无法对其生产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话，资本输出的本身也只是使英国的工业投入出现缺口的一个原因；而实际上，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事实上，英国的高水平资本输出，是英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使然，英国是工业产品的出口者，食品和其他初级产品的进口者，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最终债主，技艺娴熟的殖民者输出国，适用于绝大部分海域及陆地（在1860年为950万平方英里，1909年为1 270万平方英里）的法律和法令的帝国捍卫者。如果太狭隘地来测算这个体系的成本和收益——只看那些仍然生活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的利益，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根本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有4.44亿人生活在某种形式的英国统治之下：与那些反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的宣传相反，英国的政治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可能也不会只考虑那10%正好生活在联合王国里的人。当海外扩张的利润毋庸置疑地流入了相对较少的投资精英的口袋里时，英国投资的乘数效应和贸易就让人感觉不只是英国自己了。统治和保卫帝国的成本也不应该被夸大，由英国所导致的税收和债务的负担相对于英国统治的巨大范围和由稳定的、基本上能保证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移民的强势英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来说，事实上很小。
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海外投资总计已经达到了2亿英镑，而在19世纪的下半叶，出现了资本输出的三波浪潮。1861~1872年，对外投资的净额从占GNP的1.4%上升到7.7%，而1877年又下降到0.8%。之后，在1890年的时候稳固上升到了7.3%，但是1901年又再次降回到了一个百分点以下。在第三波升浪中，于1913年达到了最高峰的9.1%——这个水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突破。按照绝对的条件看，这导致了巨额的海外资产累积，从1860年的3.7亿英镑上涨到了1913年的39亿英镑——大约是英国股票总市值的1/3，上涨了10倍还多。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外国投资能接近这个水平：最接近的法国，拥有的海外资产价值总额不到英国总额的一半，德国只是1/4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占了全部外国投资的差不多44%的份额。尽管在对外投资和国内固定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的情况，然而，这个高水平的资本输出不应该按简单的概念被理解为是把资本从英国经济中“抽掉”。把资本输出看成是某种“引发”英国贸易赤字扩大的原因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这些投资中所赚取的收入远高于新增的资本输出，也就是（算上来自“隐形”收入的总收入）它总是高于贸易赤字。在19世纪90年代，国外投资净值达到了GNP的3.3%，而海外净资产收入达到了5.6%。在随后的10年中，这两组数据分别是5.1%和5.9%。
为什么英国的经济会有这种表现方式？海外投资从性质上来看，是“组合”而不是“直接投资”，换句话说，它是通过出售代表外国政府和公司发行债券和股份的方式进行的股票交易。按照艾德尔斯坦对外国证券的“拉动”作用的解释，尽管外国证券也许涉及更高程度的风险，但其收益比国内债券的收益更高（大约高1.5个百分点），这个结论来自对1870~1913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后的结果。然而，这个平均的过程隐藏了巨大的波动。在对482家公司的报表进行分析后，戴维斯和哈藤拜克证明了美国国内债券的回报率有时候高于国外的——以19世纪90年代为代表。他们的工作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证明了帝国主义投资人眼里所看到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帝国内部投资的回报率与在英国有实际的政治控制以外的国外投资的回报率有明显的差异：在1884年之前的那段时期高于67%，但是之后低于40%。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说英国的海外投资是帝国主义经济方面的不理性产品——一个资本紧跟旗手，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的案例？很多现代的史学家倾向于强调大英帝国快速扩张的非经济动机。从另一方面看，戴维斯和哈藤拜克证明，从英国投资的总体情况来看，帝国控制的领地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地：因为在1865~1914年，只有大约25%的投资投向了帝国内部，而投向英国本土经济的占了30%，另外的45%投向了外国经济体。他们的努力方向是让已有的对帝国有着实际利益的投资精英成为稳定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中坚。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是伴随着一种类似20世纪末期的“全球化”经济进程的政治附庸。
作为帝国投资者精英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帝国主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1865~1914年在伦敦公开发行的外国债券总额为40.82亿英镑。N·M·罗斯柴尔德公司以独家或者是合作的方式负责了总额的1/4还多（10.85亿英镑）。没有任何其他的银行可以与之比肩，尽管巴林银行在1860~1890年期间做过尝试，而且皮尔庞特·摩根之后也逼近过这个目标。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塞利曼兄弟和厄内斯特·卡塞尔齐头并进，形成了非常强有力的竞争态势。表4–3给出了1852年之后那段时间罗斯柴尔德所发行的贷款的类型以及地理分布情况。
表4–3 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所发行的贷款，1852~1914年
总额（英镑） 百分比（%） 其中公共部分 总计百分比（%）
英国 11 941 582 8.7 96 266 582 86.0
欧洲 90 034 413 45.6 54 929 413 94.1
中东 78 677 640 6.1 78 677 640 100.0
拉丁美洲 189 003 610 14.6 175 898 990 93.1
北美洲 291 700 448 22.5 284 900 448 97.7
澳大拉西亚 5 000 000 0.4 5 000 000 100.0
亚洲 20 200 000 1.6 11 500 000 56.9
非洲 7 200 000 0.5 3 700 000 51.4
其中帝国内部 77 547 580 6.0 65 347 580 84.3
总计 1 293 757 693 100.0 1 210 873 072 93.6
资料来源：阿耶尔，《金融的世纪》
用戴维斯和哈藤拜克的资料（见表4–4）与罗斯柴尔德的数据进行比较后，我们会发现，N·M·罗斯柴尔德公司对政府财政的兴趣远胜于对私营部门事务的兴趣。1865~1914年，在所有的“募集”资本中只有大约36%为政府所用，而在同期由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提供的贷款（同样的数据，大约数）超过了90%为政府所用（余下部分几乎全部被外国铁路公司所占有）。罗斯柴尔德在政府债券发行中的支配地位是相当惊人的。对于整个伦敦市场来说，1865~1914 年所发行的外国公共部门债券总额为14.8亿英镑，其中接近3/4主要由罗斯柴尔德银行单独或者以合伙的方式负责。与伦敦的总体市场比起来，纽考特仍然是对欧洲非常感兴趣，而在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债券发行方面没有能够充分表现。或许，所有情况之中的最大不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对来说基本没有涉及英国以外的帝国债券发行，这一块只占他们总体业务的6%，而在整体的英国资本市场占到了26%。考虑到纳蒂和阿尔弗雷德在帝国主义政治中的作用，这个发现让人高度惊奇，它说明他们在自己的私人金融活动中没有把英国以外的帝国放到一个相对重要的领域的位置。更准确一点说，他们对那些通过英国金融控制的国家（比如巴西）和担保的国家（比如埃及）所发行的债券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那些担保国家在政治上仍然是独立的。因此，像厄内斯特·卡塞尔说阿尔弗雷德的，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不会从事没有英国政府担保的任何业务”是十分错误的。
表4–4 英国资本募集的地理分布，1865~1914年
千英镑 百分比（%）
英国 1 487 519 31.8
欧洲 349 974 7.5
北美 1 059 797 22.7
南美和加勒比 631 235 13.5
非洲 310 198 6.6
亚洲 442 518 9.5
澳大利亚和太平洋 374 404 8.0
不详 22 800 0.4
总计 4 678 445 100.0
资料来源：Davis and Huttenback,Ma mmon,p.46.
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两方面“代表着整个”金融界。北美和南美的债券发行在其为整个市场所做的业务中占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比例。而且，罗斯柴尔德也同其他同仁一样对国内私营部门的金融相对来说缺乏兴趣，这部分只占所有罗斯柴尔德发行债券的1%多一点的份额（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有对国内产业缺乏热情的名声）。当爱德华·基尼斯爵士试图于1886年在股票市场发行他的爱尔兰酿酒公司股票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拒绝处理这项600万英镑的业务，后被巴林银行接了过去。这些股份和债券最终大受欢迎（认购数额超出了将近20倍），而巴林银行在这次发行中赚了大约50万英镑。然而，当纳蒂被一名记者问到他是否后悔回绝了这笔生意时，纳蒂回答说：“我并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每天早上我去银行，当我对每一个提交给我的项目方案和计划说‘不’后，我晚上回到家里都非常轻松和满足。但是当我同意了任何建议之后，我马上就会陷入焦虑之中。说‘是’就像是把自己的手指放到了一台机器上，飞转的轮子可能会卷住你的手指，然后把你整个人都拽进去。”这通常被看成是第四代罗斯柴尔德小心谨慎的典型例子。因此，当其他人在为伦敦地铁网络的建设提供融资服务而大赚其钱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对此是敬而远之。甚至连海峡隧道的想法，由于可能提高北方铁路的通达能力而深受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青睐，也没有能让纳蒂动心。“你完全可以不用有什么顾虑，放心地从我这里拿走它。”他在1906年告诉他的堂兄弟们，“这个意见（海峡隧道提案）在上院将会遭到绝大多数的反对，因而，你根本不值得在这方面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
得承认，这种节制的规则也有一些例外。或许是有意与巴林银行和基尼斯的成功合作一比高下，纳蒂在1886~1891年，先后4次为曼彻斯特轮船航道公司发行了股票和债券，总值达1 300万英镑。但是正如爱德华·汉密尔顿评论的，这种发行的首次失利导致金融城内出现了“罗斯柴尔德的水”与“巴林的啤酒”这样的“恶意对比”。甚至在有巴林银行的合作支持之下，也未能让第二次发行获得成功。类似的情况还有，由于成为了19世纪早期发展迅速的通信行业的先锋，罗斯柴尔德家族本应在抓住重要的创新方面（比如电话的推广等）有所作为。事实上，他们自己早在1891年就开始试验使用电话作为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一种联系手段。但是在次年为新电话公司发行价值48.8万英镑的股票的工作在他们眼里却变成了一桩可有可无的小事，而且很让人诧异的是伦敦和巴黎合伙人之间的相互联络继续采用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以及曾祖父辈那样的手写书信方式。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这一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对金融的认知相当“保守”的原因（明显的反面是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仍然是像北方铁路这样的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不过，这些批评家仍然停留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模式以及他们在19世纪末期全球化进程的作用方面的错误理解上。举例来说，有一个国内的行业，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或许，大家可能会猜到这是一个与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行业——国防。与参与到国内产业和运输业方面比较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外的矿业、国际金属和宝石市场的兴趣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不应该被歪曲成含义更为广泛的衰败论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帝国主义并不代表与他们过去的辉煌成就一刀两断。外国公共部门的投资仍然是他们的首选，而“自家”政府的借贷位居其次，因为法国、奥匈帝国和情况稍好的英国都不得不靠继续发行新的债券来资助自己不断攀升的保卫自己的帝国所需的费用。从这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即使不能说没有对手，起码也是少有对手。他们在外国私营领域的融资（特别是铁路方面）是比较适度的，在承兑业务方面的策略也差不多。而他们在国际矿业领域的兴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相当的不同凡响。
与过去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使资本、货物和人员事实上能够以尽可能自由和安全的方式进行流动。如果可以不通过政治干预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非常满意。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巴西事务中的长期历史表明，他们并没有把帝国对目标国的正式控制看成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输出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重要的债券面临由于贷款国政治不稳定导致的危险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会支持直接的政治干预。他们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矿业方面的兴趣不需要外国干预，尽管这些国家时常面临政治不稳定的情况；反之，很难想象他们在缅甸红宝石矿或者新苏格兰镍矿完全没有欧洲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南非的情况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以塞西尔·罗德斯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充满着矛盾：尽管黄金和钻石矿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罗德斯更为广泛的将英国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开普殖民地北部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这些帝国领地上的铁路有什么兴趣。
一般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只会在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肯定不会引发与欧洲其他大国的冲突，或者是（但不很常见）他们觉得如果英国不作为，另一个竞争对手会建立一个经济上限制更为严格的殖民地统治（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和德国的政权比英国的更加趋于保护主义模式，尽管事实上法国和德国的关税并没有很明显地高过英国）的时候，才会支持英国的帝国建设。这种对避免国际争端的追求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偏向于被称为多国帝国主义的体系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经济方面的利益受到了一个以上的欧洲大国的保护。典型的例子是埃及的情况，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通过两个国家的债券持有人分享利益的方式来协调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利益冲突（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希腊和土耳其基本没有什么利益，但是类似的多国金融保护的模式也在这些地方采用）。在中国，他们也支持在欧洲各个大国之间进行合作。
应该强调的是，对于所有这一切来说，有某种程度的本能在里面，而当批评家（像霍布森）提出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帝国主义者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纳蒂在1906年5月写给巴黎的信中说，“如果他们生活在欧洲，这些投资人和资本家怎么具体考虑他们本国的股票？”他有一种模糊的概念，认为投资者被较高的收益所“迷惑”，因此，这说明海外投资风险较高，而他自己对具体地区和领域的偏好看起来也是基于大部分都无法言明的假设之上。然而，他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假设远不是用“无法言明”就可以解释的：在此之前以及自此之后，没有家族成员在政治上这么活跃过。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透过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来看待政治：詹姆斯对外交事务的所有干预几乎都是基于他的商业方面的算计。而这种说法无法适用于第四代成员。自身的经济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有时候纳蒂和阿尔弗雷德的立场是基于“纯粹”意识形态或者是政党政治的原因，与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业务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在他们拥有私人利益的某些地区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帝国控制力的可能性一样。具体来说，纳蒂认为他自己“戴着不同的帽子”：一顶是为纽考特戴的，一顶是为威斯敏斯特戴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顶是为东区戴的，一顶是为西区戴的。那些职业政治家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尽管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界限都能够进行完满的划分。
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对于经济的优先考虑通常还要胜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所意识到的。尽管他们从高水平的资本输出获得利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具体的项目中，第四代通常都会让国家的政治考虑优先于罗斯柴尔德各银行之间集体的经济利益。事实是，英国金融重点不再放在欧洲的重新定位，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连接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被荒废了。同时，法国和英国之间出现的殖民地利益纷争使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两难的选择。正是在此期间，各家银行更加独立地各自为政。这些英——法之间的不和，以及奥匈帝国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麻木，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
罗斯柴尔德家族卷入英国的帝国事业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埃及的例子。众所周知，是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875年给迪斯雷利政府提供了400万英镑的无抵押贷款，使英国皇室得以收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大量股票。撇开围绕着这场交易的那些罗曼蒂克的光辉，这件事通常被看做是1882年后迈向英国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的第一步，而整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都提供了便利。然而，走向苏伊士股票购买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很多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埃及的作用都说明了在像“帝国主义”这样的历史概念后面所隐藏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为了能理解1875年那些狂热事件的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对中东地区的金融情况做个大致的了解。在克里米亚战争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中，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在开罗的总督都开始欠下了巨额的而且可以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国内和国外债务。1855~1875年，土耳其债务从大约900万土耳其里拉上升到了大约2.51亿。考虑到土耳其政府的金融资源，这些债务是完全不可持续的：以现金收入来计算，债务负担从130%上升到了1 500%；以支出计算，利息和到期本金从1860年的15%上升到了1875年最高时的50%。埃及的情况也类似：在1862年借了第一批外国贷款之后，到1976年，总体的公共债务从330万埃及镑上升到7 600万，大概10倍于税收总收入；此外，伊斯迈尔总督的私人户头上还欠了大约1 100万镑。1876年的预算表明债务费用占了所有全部支出的一半还多（55.5%）。
很值得把这些数据进行某种程度的比较分析，我们只需要对那些在19世纪构成的可持续借款确定一个大概的概念。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1873年），英国的国家债务一直都10倍于总的公共税收；与此同时，债务费用从1818年到1855年大约为总支出的50%。而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到1914年，英国债务总的趋势在持续不断地下降，以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总债务只是总收入的3倍多一点，而债务支出只占总费用的10%。另外，英国经济以史无前例、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在增长。在土耳其和埃及，债务连续20年膨胀，到1875年几乎接近政府的预算，然而经济活动却几乎停滞了。与其他几个也在国际市场借钱的主要国家（比如巴西和俄国）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土耳其和埃及完全失控了。巴西和俄国的债务从来没有超出过总税收的3倍，而债务支出基本上也都在总费用支出的15%以下。与中东这个教训最接近的例子是西班牙，这个国家也在19世纪70年代面临破产（见表4–5和表4–6）。在1873年困扰所有欧洲市场的全面经济危机这个大背景下，中东债务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表4–5 选择性年份及一些国家的债务情况，1869~1913年
英国 法国 土耳其 埃及 西班牙 巴西 俄国
1869年 1 060.7 587.1 608.1 1 033.4 205.2
1879年 905.5 1 758.5 1 074.5 1 628.2 167.4
1889年 693.2 871.3 976.5 784.4 177.3
1899年 501.5 1 044.7 883.2 398.7
1909年 438.5 1 015.8 599.5 282.9
1913年 331.0 650.8 532.1 258.3
资料来源：Mitchell,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pp.396-9,402f.;Crouchley,Economic devedlpment,pp.274ff.;Shaw,“Ottoman expenditures and budgets,”pp.374ff.;Issawi,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p.100f.,104ff.;Levy,“Brazilian public debt,”pp.248-52;Mitchell,European hisorical statistics,pp.370-85,789;Martin,Rothschild;Carreras,Industrializacion Espanola,pp.185-7;Gatrell,Rovernment,industry and rearmament,pp.140,150;Apostol,Bernatzky and Michelson,Russian public finances,pp.234,239;Hobson,“Wary Titan,”pp.505f.
表4–6 选择性年份及国家的债务费用百分比，1860~1910年（%）
英国 土耳其 埃及 西班牙 巴西 俄国
1860年 41.2 15.2 60.1 9.3
1865年 39.3 48.4 6.7
1870年 40.4 29.0 8.0
1875年 37.1 55.5 31.3 9.9
1880年 34.5 28.8 50.7 10.2
1885年 32.8 72.4 10.7
1890年 27.0 11.9 77.6 6.2
1895年 23.1 19.7 37.5 12.2
1900年 16.1 19.3 38.9 15.8 14.2
1905年 16.6 40.5 17.9 9.6
1910年 13.3 33.4 56.2 21.8 15.7
资料来源：同表4–5
从战略高度考虑，英国准备让负债这个球滚动起来。为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土耳其的军事地位，英国在1854年和1855年给坡特提供了首批英国贷款（这些贷款的第二批通过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来运作），而土耳其银行（土耳其帝国银行）在1856年设立。这两批贷款以土耳其政府从埃及获得的全部税收作为正式担保。然而，1860年以后欧洲贷给中东地区的款项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在土耳其的这种局势下，欧洲的铁路推广者（由赫希率领）提出了一个奥匈帝国铁路网的扩张计划，希望通过巴尔干连接到博斯普鲁斯，并因此为新型的欧洲商业打开土耳其市场。而当法国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费迪南德·德·勒塞普斯看到，如果实现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古老梦想，可以为国际贸易开辟出一条重要的交通生命线，使伦敦到孟买的海上运输距离缩短将近40%。美国内战对埃及棉花出口的人为刺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苏伊士运河对英国与印度贸易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英国支持土耳其帝国也具有传统性的外交意义，然而，为土耳其和埃及的赤字提供资助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却并不是英国投资人。在土耳其，1875年以前的主要资助银行由法国人担当（著名的有国民银行）；在埃及，主要是法兰克福的金融家赫尔曼和亨利·奥本海姆，以及法国兄弟爱都尔德和安德雷·德维沃。从短期来看，这项业务对发行的银行来说应该是利润不菲的业务。到1877年，土耳其的债务达到了2.51亿里拉，其中，扣除佣金和折扣后，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财政部仅拿到了1.35亿。然而，这不仅未能推动中东的经济发展，那些倒霉的债券持有人还只得年复一年地为这个挥霍无度的政府不断提供资金。阿普杜拉·阿齐兹苏丹在他1867年的欧洲之行中就挥霍了数百万；而他的继任者阿普杜拉·马吉德花得还更多，建造了新的朵尔玛巴赫宫，这是一座处于皇宫与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火车站之间的宫殿。而那些私人业务，比如赫希的铁路和勒塞普斯的运河，最终也没有达到先前所预计的那么好的效果。事实上，在授予赫希和勒塞普斯特许权的问题上，两个政府所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