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5~1875年在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节制，看起来是一种谨慎的亡羊补牢行为。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勒塞普斯早在1854年6月，也就是在从总督处获得必要的特许权之前6个月，曾经找到詹姆斯寻求对运河项目的支持，但是被婉言谢绝。罗斯柴尔德在都灵的代理人朗道有一个兄弟在亚利桑德利亚，他与奥本海姆银行一唱一和，试图引诱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19世纪60年代中期给埃及政府筹款的活动，但是最终也没有得逞。尽管年迈的詹姆斯有些动心，但这次他的侄子奈特的风险意识取得了很少见的成功——而且，理由也很充分。尽管列昂内尔在1867年直接接见了一名带着礼物的埃及代表，他也很礼貌地回绝了。到1869年，甚至就在运河已经正式开通后，阿方斯还在预言苏伊士运河公司将会倒闭，而且伦敦的推论是埃及政府将会紧随其后。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不看好土耳其的金融前景：安塞尔姆想通过巴尔干扩展南线铁路的想法显然没有得到他的堂兄弟们的同意。当埃及财政部长伊斯迈尔·萨达克·帕萨在1874年寻求罗斯柴尔德财政支持的时候，他的请求被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他们能同意做的最多只是保证威尔第1871年在开罗歌剧院执导他的《阿依达》全球首演式的时候能够拿到他的报酬。
到1975年年初，仍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让罗斯柴尔德改变他们的看法。勒塞普斯已经濒临破产，因此自1871年开始一直在想着把这条运河卖给一个或者多个欧洲大国，但是土耳其政府一直都在阻挠把任何有关的计划拿出来讨论。格莱德斯通政府也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因此，运河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关于它的通行费的收取涉及了复杂的法律争议。迪斯雷利在1874年2月回到权力中心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送上舞台的第一个关键的变化。由于迪斯雷利总是对东方的一切事物怀有罗曼蒂克的想法——但是又很现实地洞悉了新的“东方危机”的临近，以及埃及在未来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列昂内尔重提英国购买运河的问题，而且纳蒂也因此目的被派往巴黎。对于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敏锐，他们看到了在埃及运河上复制他们早先为欧洲铁路所开创的模式——也就是为大型资产的出售进行融资——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居斯塔夫所报告的，法国政治上对英国购买想法的反对似乎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当迪斯雷利建议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总督在运河上的股份而避开直接购买的问题的时候，金融领域也表现出反对，这反映的是地产信贷银行、国民银行和英国——埃及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
由土耳其首相迈哈迈德·那蒂姆·帕萨在10月7日宣布了土耳其破产公告，通过削弱总督和他的法兰西银行家们的地位使局面出现了转机。随着土耳其的破产，埃及很难再借到什么钱，然而伊斯迈尔需要（他自己也是这样的）300万~400万镑来支付11月底到期的债务。法兰西银行和德维沃提出通过用总督的运河股份做担保给他提供短期贷款，但是他们不久就陷入了僵局，这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机会。11月10日，英国财政部请求帮助“重组并控制”埃及金融的说法，发出了总督已经准备转向英国进行最后一搏的信号。4天之后，《帕玛公告》的编辑雷德里奇·格林伍德从亨利 ·奥本海姆处（他那时恰好身处伦敦）打听到了有关英国——埃及银行和德维沃进行谈判的消息，并且告诉外交部长德比爵士（不是十分准确）苏伊士运河股份将要转到法国人的手上。事实上，地产信贷银行当时确实建议以5 000万法郎（200万英镑）购买那些股份，并且确实已经获得了这样做的选择权。但是法国外交部长德·德卡泽斯公爵的决定是在没有得到德比的同意之前不做决定，因此就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总督因此基本上没有了其他的任何选择，只能卖给英国，在11月23日，他提出要400万英镑换取他的股份，用购买价款的5%作为抵押，直到被抵押的息券交还并且重新开始分红。德比和财政部长斯泰福德·诺斯科特爵士不同意这个报价，认为这个运河可以由一个国际委员会进行控制；而当这个议案在11月18日到24日的5次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之后，迪斯雷利最终如愿以偿了。
在1875年的时候，400万英镑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相当于整个英国预算债务费用净值的8.3%。另外，正如迪斯雷利在他11月18日给女王的信中所写的，根本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总督要求在“这个月的30日”拿到钱。最大的问题是议会在休会期，因此不是很确定没有议会的授权，政府是否可以从英格兰银行里筹到这笔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1月24日（或者可能是前一天），迪斯雷利一得到内阁对购买股份的批准，就派他的首席私人秘书蒙塔古·科瑞去见列昂内尔的原因。科瑞后来在回忆中对他的主人生动描写道：
迪斯雷利安排他在内阁外面值班，当他的领导伸出头来说“行了”的时候，他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在收到这个信号后，他马上跑到纽考特，并且秘密告诉罗斯柴尔德“明天”首相要400万英镑。罗斯柴尔德拿起一粒葡萄，吃下，吐出了皮，经过深思熟虑后说：“你们用什么担保？”“英国政府。”“你们可以来拿。”
这个说法有部分的臆想成分。总的看起来，首相私下里应该已经与列昂内尔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这个决定并不是在一瞬间做出的（迪斯雷利后来告诉威尔士王子，罗斯柴尔德银行花了“4~20个小时来下这个决心”）。达成的条件是，款项付给英国政府，由埃及政府支配（12月1日付100万英镑，余下的在来年1月份支付），作为回报，他们收取2.5%的佣金；政府另外在还回款项前，支付5%的年利息（尽管这笔费用全部转嫁给了总督，由他支付5%的年息，直到所购股份可以再次分发红利为止）。11月25日，合同由英国总领事斯丹顿将军与埃及财政部长共同签署；4天之后，列昂内尔电告埃及政府他手头已备好了200万英镑，自12月1日起，埃及政府就可以调配使用（这个金额比起初计划的多了一倍），12月15日开始可以安排另外100万英镑，而最后的100万英镑从1876年1月1日起可以使用。到1月5日，N·M·罗斯柴尔德公司付清了全部的应付款额（3 976 582.26英镑），其中的大部分直接付给了埃及政府的债主。国会在2月21日投票同意支付408万英镑（这笔钱通过发行3.5%的财政债券筹集），而借款在3月份的时候从债券发行募集的款项中进行了赔付，同时还支付了99 414英镑的佣金，应付利息52 485英镑最终在6月2日支付。
对于这个非常出人意料的交易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迪斯雷利的说法，散见于他写给当时驻在波尔莫罗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他告诉她，拥有这些股份“会给持有人带来巨大的——如果不是绝对的——对运河管理的影响力。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这对陛下您的权威和势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收购大获成功之后，他大喜过望，并且十分高兴地将这个荣耀与列昂内尔分享。在给女王的信中，他说道：
事情刚刚办妥，您做到了，夫人。法国政府被我们战胜了。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提供了高利率的贷款，而且还附带有条件，实质上是要把埃及政府的权力拿过来。
总督在既绝望又厌恶的情况下，提出让陛下您的政府购买他的全部股份——以前他对这样的建议听都不爱听。
400万英镑！而且是马上就拿出来。也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得到——罗斯柴尔德。他们的做法很令人敬佩，并且以一个很低的利息借出了这笔钱（好像有“5%”的字样被划掉）。总督所有的利益都是您的了，夫人。
昨天，内阁对这个问题讨论了4个多小时，而且迪斯雷利今天没有得到一刻的休息；因此，此次汇报得请求您原谅，因为他的脑袋实在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将在明天给您讲述这整个奇妙故事。
当陛下您今天的第二个电话打来的时候，他在内阁，他为当时他给您做的太过简单而且愚蠢的回答表示道歉——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很紧急。
政府和罗斯柴尔德同意保守秘密，但是我们担心明天会从开罗走漏风声。
他给布莱德福德夫人的报告就显得更加口无遮拦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全世界所有那些组织起来反对我们、掠夺我们的赌徒、资本家、金融家的情况，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密探，已经使他们深受困扰，而且从来没有被怀疑。前天，勒塞普斯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报价，他公司拥有余下的那部分运河股票，而且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他本人实际上就是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如果他成功了，整个苏伊士运河就会归法国所有，而他们或许就会关闭这条运河……女神（维多利亚女王）对运河非常着迷……
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这场外交胜利让法国所付出的代价。迪斯雷利后来告诉威尔士王子，列昂内尔不能“向他最强大的援军——他们在巴黎的家族求援，因为阿方斯是非常法国化的人，他有可能马上就出卖整个计划”。按照约翰·曼耐斯爵士的说法，迪斯雷利对他的妙招“相当得意”，而且“期待着英国的海外影响力能因此获得伟大的复兴”。这也让俾斯麦得以描绘对法国的声望给予一击后可能出现的局面；而迪斯雷利利用罗斯柴尔德的支持骗过法国政府的这种说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后来由法国反犹太人士，比如希拉克等人所炒作出来的。
另外的相反说法——准确地说，是反对的说法——很让人疑惑，这种说法认为迪斯雷利最起码是欺骗了自由党人。格莱德斯通马上严阵以待。他给格兰威尔写信时说：“我找不到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除了有必要防止运河的关闭之外。而……关闭伦敦和西北（铁路）之间的可能性也存在。”甚至购买已经“在与其他大国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完成之后，也还被说成是“荒唐的举动，将来还会遭遇数不清的尴尬”。他所预见到的是“严重的后果”。按照格莱德斯通的看法，合理的行动过程必须经过议会的质询以及英格兰银行的参与。但是格兰威尔在11月28日给格莱德斯通的信中提到的只是一系列不很成熟的问题。“至于说我的第一印象，”他写道，“我怀疑，这看起来非常愚蠢。”但是他也不确定原因是什么。这个“没有先例……让政府成为一个私人企业的股东之一，而按通常的方式看，他们又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企业”的做法能行吗？
采用政治手段去引导并调整其他国家采取预防措施还不够有效吗？
不可能是勒塞普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以法国资本家可能购买相威胁，来欺骗政府去做推高苏伊士运河价值的事吗？
政府是否打算在公开市场上以已经被推高的价格购买另外的10万股股份，以便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些股东是否还会给他们惹来无尽的麻烦？
这是否将会引起各种国际麻烦和问题？
运河是否仍然受属于苏丹的那种自由意志所支配，而我们也是一直追求这个目的？
没有征得议会的同意，能否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
“我认为，”他在提出这些清楚明了的问题后这样总结道，“我们现在越能让苏伊士运河平静，对我们就越有利。”这种观点得到了亨廷顿爵士的附和，在格莱德斯通辞职后，他是自由党正式的领袖，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迪斯雷利这着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因此，轮到前财政部长罗伯特·罗爵士来对格莱德斯通这种本能的反对寻找支持。在迪斯雷利嘲讽地预言“一场反对一个股票经纪政府的谩骂中”，罗认为罗斯柴尔德的总收入——15万英镑，对于一项三个月期的400万英镑的贷款来说，年息达到了15%，这个数字应该更适合给埃及政府，而不是英国政府（这种观点明显得到了部分财政部官员的认同，包括财政部长W·H·史密斯）。自由党批评家也拿出了格兰威尔的说法，对这些股票的购买行动引发了“对股票交易进行的赌博”——也就是那些知道内幕的人对埃及债券的投机，这些人具体说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之后迪斯雷利的律师菲利普·罗斯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他深信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利非常丰厚”，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埃及股票”。迪斯雷利自己也听到谣传，说他们“至少赚了25万”，尽管蒙塔古·科瑞听到另外的说法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点都没有利用这个情报，因为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与政府站在一起的位置上”。另一个持反对态度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纳蒂被禁止从政府的贷款里营利；对这个说法的驳斥更容易，论据就是纳蒂并不是银行的完全合伙人，而列昂内尔在1874年就没有在议会里任职了。
真相其实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从政治上说，认为英国就此确保了控制权，而且阻止了法国的前进的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十分准确。按照沃尔夫的说法，法国政府反对任何法国人购买，因此他们对英国出手干预埃及危机是乐见其成的。持有运河公司44%的原始股份也没有让英国就能控制整条运河（特别是这些股份一直到1895年之前都没有投票权，而且之后也只有10票的表决权）。另一方面说，总督保证支付运河股份5%的红利让英国政府在埃及财政中拥有了新的直接的利益。迪斯雷利认为运河公司可能会对英国商船关闭大门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法律上说，情况根本就不会是这样。然而另一方面法律并不能保证运河一定对所有船只开放，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可能随时都被遵守。正如迪斯雷利准确地说过的，拥有这些股份能让英国拥有额外的“杠杆”——对报复行为有更强的调节能力——如对其交通出现威胁的话。这个观点得到了《时报》以及其他银行家（包括欧维尔斯通爵士）的认同，而且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也是正确的。如果法国政府对购买行为完全满意，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在11月23~25日之间如此严守秘密。居斯塔夫在12月31日的信中指出，最初想到英国可能接管埃及的时候，在巴黎引起了“恐慌”。两周之后，他的哥哥转达了来自法国政府非公开的警告：“如果英国政府现在通过另外方式的金融行动来拯救总督，进而控制这个国家的主要税收，以这样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对埃及事务的影响力的话，法官政府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从经济上看，自由党人的批评家是站不住脚的。正如迪斯雷利在下院对格莱德斯通和罗伯特·罗一次不留情面的反驳中所指出的，罗的说法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筹措如此巨额的资金所花费的机会成本，尽管这笔钱的使用时间或许只有3个月，特别是法国或者俄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的可能性还不可能完全排除（罗斯柴尔德从巴黎和法兰克福发出的信完全证实了这种外交行动的可能）。当听到股票经纪人阿瑟·瓦格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免费提供这笔钱的时候，列昂内尔只能苦笑。“阿瑟·瓦格，”他反驳道，“你太年轻了，以后你会明白的。从这项交易中我赚了10万英镑，我的希望是能赚20万英镑。”正如他在2月19日向科瑞指出的，这笔交易确确实实有风险：总督有可能坚持要用黄金支付；“不可预见的事件”有可能让市场上的资金面很紧张；另外，政府“之前很习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做生意，有可能会要求公司做一笔涉及大量备用付款的交易，如果发现罗斯柴尔德的公司无法达到要求，他们就可能会考虑把业务转到他人之手”。而且，如果没有预先的接触，没人敢保证英格兰银行能够提供这笔钱。正如科瑞在他面见列昂内尔之后告诉迪斯雷利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只有通过全体董事会议来决定，但这又明显达不到效率和保密的要求……罗斯柴尔德男爵想象，政府很有可能压着银行去找那400万（并且会要求付很低的佣金）。这必将是一件很激烈的事，在这件事情实施之前，他们必定得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去向各家公司筹钱。他也明确宣布，英格兰银行不把整个资金市场闹得人仰马翻，就不可能筹到所需的这个数目。
列昂内尔最后说道，“完全避开了这种对市场的干扰”这个理由对“所提出来的佣金是最好的解释”。
这些说法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狡辩。罗斯柴尔德的损益表也驳斥了格兰威尔和罗所提出的那种大规模投机埃及债券市场的说法：1875年的报表证明罗斯柴尔德出售了价值12 682英镑的1873年埃及债券，这些债券以55元的成本买进，而在11月26日以76元卖出，总利润只有3 505英镑。这次交易的财务意义应该是给了像地产信贷银行这样的法兰西银行以喘息之机，这些银行持有非常大量的埃及债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运河股份的购买根本就不能算是打击了法国的利益。最后，这些股份的购买最终证明是对英国纳税人非常有利的一个安排，这种有利的情况远远超出了批评家的预期。到1876年1月，股票价格就已经从22.104镑上涨到了34.126镑，差不多50%的涨幅。在1898年政府持有股票的市值是2 400万英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4 000万英镑，而到1935年是9 300万英镑（大约每股合528英镑）。1875~1895年，政府每年从开罗获得了20万英镑；这之后，按正常分红，分红的金额从1895年的69万英镑上升到了1901年的88万英镑。
其他的东方问题
正如欧维尔斯通和其他人所意识到的，运河股份的购买只是一幕英国大规模参与埃及金融事务（最根本的是参与政府事务）的序曲，它同时也发出了英国决定在东方的共性问题上重新发挥影响力的信号。早在1876年7月，柏林就到处盛传“英国政府已经用1 000万英镑购买了埃及的主权”。然而，如果将1875~1882年军事占领期间的道路描绘成一条直线的话，那就完全错了；而且如果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急不可耐地想走上这条道路，也同样是在误导。紧随苏伊士运河的这招妙棋之后，德比派出了斯蒂芬·凯伍前往埃及，作为对总督早些时候提出要求英国财政援助的回应。凯伍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起对埃及经济进行某种控制的体系，至少要保证刚购买的运河股份5%的利息能够得到持续的支付。随之而来的是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对埃及政府的多种债券进行清算和转换——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债办公室的主审计长查尔斯·雷伍尔斯·威尔逊的支持，他当时是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委员会里的代表，而他们私人间的通信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非常勉强的帝国主义者。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们就明确反对公开发表凯伍的报告，并且向迪斯雷利强调“让我们自己处理这种大规模金融事务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的勉强部分原因是基于狭隘的金融考虑：尽管对于小规模投机埃及债券非常乐意，但是列昂内尔和阿方斯仍然觉得凯伍和雷伍尔斯·威尔逊低估了在伊斯迈尔仍然留在总督的位置上的时候想稳定埃及经济所面临的那些困难。
还有就是政治上的保守。列昂内尔和阿方斯对维持大国间——在这个案例中是法国和英国——的和谐更为关注，而对埃及的金融控制则显得热情不高。事实上，正是通过阿方斯，英国政府第一次了解了法国总统麦克马洪的妥协性提议：由一个多国委员会来监督埃及的经济情况，委员会由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平等组成。阿尔弗雷德从巴黎转达了德卡兹对德比那种支支吾吾的态度的“愤怒”，并且警告政府不要对法国的建议“泼冷水”。列昂内尔转达了迪斯雷利的回应：“他们希望法国政府能做一个很好的计划，而不是只做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对总督没有任何好处的事。”困难的是在那些持有含息埃及债券的人与那些——主要是法国和埃及的银行——给总督提供了短期借款的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从本质上说，债券持有人不接受那些短期借款人有与他们同等的申索权，因此否决了对所有埃及债券总体减值20%的方案，然而这个减值方案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这次否决使5月份新建立的公共债务信托局陷入了瘫痪。如果英国和法国不能达成一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只可能拒绝重组埃及债务的任务，因此只能将待清算的大约为7 600万英镑的债务留给一个调查委员会去处理（这个数字不包括1 500万用总督的土地担保的私人债务，以及一份巨额的可能高达600万英镑浮动债务）。
在1878年之前，这些困难似乎都没有办法克服。在成立了一个由各家银行的代表、勒塞普斯、雷伍尔斯·威尔逊以及一名埃及人组成的委员会后，由他们推荐，委派了一个由努巴·帕萨领导的“国际政府”，雷伍尔斯·威尔逊出任财政部长，法国人尤金·德·布利格尼尔斯出任公共工程部部长。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意筹措850万英镑的贷款，以总督领地中的大部分土地作为担保。这次贷款筹措除了带给投资人极大的信心之外，其重要意义更在于它让人们觉得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争鸣杂志》说得更夸张，把它描绘成“相当于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据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希望看到的局面。然而，这与投资人对埃及的信心一样，同样注定是短暂的。
英国和法国的埃及政策不应该孤立起来看，这只是土耳其债务危机这部长篇小说里的一个小章节，而这次债务危机是总督出售苏伊士运河股票的前提条件。土耳其债务危机也需要放到大国外交的背景下来看，这终归是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省发生的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所引发的。这是俄国外交官梦寐以求的用于对外政治理由的借口，而且也是英国自由党人非常需要用于国内政治的口实。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在埃及的作用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那么他们在1875~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中的地位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他们对迪斯雷利的同情很自然地使他们倾向于支持他那本质上支持土耳其的政策，但是，他们对俄国的金融承诺直接与此相左。
从1870年10月开始，俄国就对土耳其施行了“进攻”政策，当时沙皇驳斥了1856年《巴黎协定》的《黑海条约》。确实，海峡结束中立状态后——海峡的中立是克里米亚战争为数不多的、实实在在的成果之一——应该在伦敦的国际会议上得到其他大国的同意。俾斯麦在“三大帝国”联盟的旗帜下联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政策，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似乎限制了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然而，发生在俄国与英国之间的针对土耳其事务的冲突极有可能实现迪斯雷利打破三大帝国联盟的梦想。1875年夏天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起义一爆发，迪斯雷利马上指责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煽动分裂土耳其帝国。事实上，无论是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安德拉希，还是其俄国的戈尔查科夫，都会满意于一个对土耳其采取“有效的手段”的六大国协议，而德比很可能会接受这个做法（与法国和意大利一致）。但是，迪斯雷利对此没有兴趣。
1876年5月26日，列昂内尔写信给迪斯雷利：“我希望很快能就一项达成的安排向您表示祝贺，这项安排将由于一项有力而坚定的政策，可以保证之后很多年的和平。”事实上，向贝斯卡湾派出舰队的举动，寻求分裂三大帝国联盟的“有力政策”的努力，几乎把英国引向了战争。苏丹在1876年5月退位，塞尔维亚和黑山随即在6月份加入到了反土耳其起义的阵营中，而“保加利亚暴行”——其间，据称有15 000名保加利亚基督徒被巴希–巴祖克斯的土耳其准军事组织杀害——给了格莱德斯通重新复出的非常完美的机会。当6月9日迪斯雷利在列昂内尔家的一次晚宴上碰到俄国大使苏瓦罗夫的时候，他对英国孤立的外交政策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当印度部长萨利斯伯利爵士到君士坦丁堡出席由德比召集的国际大会的时候，他倾向于同意俄国特命全权大使伊格奈特耶夫提出的土耳其应该授予被分割的保加利亚自治的权力。同时迪斯雷利很鲁莽地企图收买奥地利退出三大帝国联盟——“你开价多少”是他很生硬的问题——的企图无功而返。列昂内尔在9月8日给迪斯雷利的信——给首相提供鼓励和金融界情报的一系列的信中的一封——确认他正面临“一场非常困难的山头攻坚战”。如果英国和俄国之间在1877年6月发生战争，迪斯雷利和戈尔查科夫几乎应该负有同等的责任，或许还应该更多。因为事实上，他在这个问题上与两名资深的大臣（德比和卡纳万爵士）背道而驰。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样一场战争的前景是非常堪忧的，尤其是在为了一个高尚的理由的时候。1870~1875年，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手发行了总价值为6 200万英镑的俄国债券，最后终于圆了长期以来一直使他们耿耿于怀的影响俄国金融的梦想。这是一个盈利非常丰厚的生意：这只5%利率的俄国债券的价格从1870年3月的85，上涨到了1875年8月的106，上涨比例达到了24%。1875~1877年的东方危机不仅仅遏制了这个上涨的势头，而且引发了价格的节节下跌——1876年10月跌到了74，而当俄国在第二年4月向土耳其宣战的时候，又跌到了68。这种情况在所有欧洲主要市场的绝大多数政府债券上都有反映。纳蒂自己后来称这场1878年的金融危机为“有史以来英国金融史上”最大的危机，它以格拉斯哥城市银行的倒闭为开端，以英格兰西部银行的破产为顶点。列昂内尔和纳蒂（因为他正准备继承他那已经病痛缠身的父亲的财产和职责）所面临的困境是相当严峻的：他们应该支持俄国吗？眼睁睁看着土耳其帝国受辱甚至是灭亡，而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将殃及埃及和英国本身也在所不惜？
他们选择了土耳其，把1877年的俄国贷款让给了由门德尔松率领的银团，而法国的那些股份合作制银行——著名的有贴现银行和里昂信贷——在一旁虎视眈眈。迪斯雷利可以在8月份拍着胸脯向女王担保，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俄国现在的政策极端讨厌，而且已经拒绝了帮助沙皇渡过目前的难关的请求”。这是一场真正的牺牲，因为这样的举动或多或少在随后的15年间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排除在俄国的金融活动之外。这不能只用他们在土耳其帝国的经济利益来解释，因为在1877年的危机期间几乎就见不到什么利益。巴尔干地区主要的铁路特许权掌握在赫希的手里，他们仍然继续排斥来自君士坦丁堡寻求金融支持的请求，而且第一笔稍大的给埃及的贷款一年多以后才贷出来，唯一可信的解释应该是来自非经济方面的。
格莱德斯通和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苏伊士运河股份的购买过程中作用的攻击，极大地破坏了列昂内尔对政党政治的忠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一个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的胜利从他们“宗教共存”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什么必要。格莱德斯通自从1876年9月印发了他的小册子《保加利亚恐慌以及东方的问题》后，就发动了他反对迪斯雷利政策的一次宗教圣战运动。从其最根本的性质来看，这种站在巴尔干基督徒的立场上的诉求，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有钱的犹太人，像戈尔德施密特）的利益的影响有限，特别是投票人总是能记起迪斯雷利的犹太人血统——还有他的那些支持者。正如德比评论的：“格莱德斯通……指责‘犹太虔诚’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关于东方的问题是否是指迪斯雷利，还是指那些明确的犹太人，抑或指罗斯柴尔德……所有这一切完全都是模糊的。”列昂内尔对那些攻击土耳其，而对于“起义和骚乱的原因”只字未提的“所有这些工作聚会”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所关心的与他们十分不同，这可以从他写给迪斯雷利的信中看出，这封信在柏林的议会大会上被大声地读了出来，是关于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迫害的，他希望这种情况能引起大家的重视。阿方斯也试图通过布雷希罗德对俾斯麦施加同样的压力。最终定案的《柏林协定》的第44款，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明显要比七弯八扭的对于保加利亚的妥协有价值得多，而《柏林协定》目的就是保护巴尔干地区各种信仰相互依存。
列昂内尔因此对迪斯雷利的政策给予了毫不含糊的支持。“我是多么高兴看到，”他在1877年3月底的时候写道，“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成功，而且只是通过政策的调整所取得的——由于您伟大的坚毅和政治家风度，使我们终于可以充满信心地期盼不久之后就可以为一个普天同庆的和平向您表示祝贺。”纳蒂也向蒙塔古·科瑞确认了他对土耳其毫不动摇的同情。在整个危机期间，他们定期地向迪斯雷利送交他们从欧洲大陆收集来的情报的汇编，并且也作为与维也纳联系的一个非官方渠道。例如在8月份，迪斯雷利向女王报告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这个问题秘密地去征询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意见”，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俄国有关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中立给奥地利的承诺。“他们正频繁地与奥地利皇室进行接触。罗斯柴尔德男爵同意给家族在维也纳的负责人发电报，而且我们要求他在做任何推进之前，在他们收到不同于当时通行的说法的信息回复两天后，他应该从安德拉希公爵处得到对有疑问的问题所做出的明确表示……”这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首相的亲密关系，这让其他关键的外交人物——包括俄国大使和英国外交部长——都确切地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了。“苏瓦罗夫告诉德比夫人，他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德比在1877年12月抱怨道：
与那些大臣相比更是这样，他证实了他们每天都保持着与首相的联系，得到所有提交过去的信息并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通过从其他途径得来的消息，我敢肯定，我们时常抱怨的内阁机密的泄漏，主要就是就是在这个环节，因为当贝肯斯菲尔德爵士出城的时候，通常很少有那一类的流言飞语……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自己直接得到的消息。
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没有引起自由党领导层的注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行为非常讨厌。”格兰威尔这样向格莱德斯通报告，时间是1877年8月，也就是格莱德斯通在下院提出了他的《女王陛下政府已公布政策的重大或者事实变更的决议案》之后3个月。4个月之后，当“N·罗斯柴尔德听到一个盛怒的土耳其人嘲弄迪斯雷利打算开战的说法”的时候，他愤怒了。“他说土耳其人把自己置于他的掌控之下（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信任），还说俄国人将会放弃。”按照纳蒂的说法，“迪斯雷利的意思并不是为反对将海峡向所有的战舰开放而发动战争”。这跟他后来告诉历史学家J·A·弗劳德的完全不一样。纳蒂曾经试图劝说J·A·弗劳德“按照他的观点”去写一本迪斯雷利的传记，但是没有说动。纳蒂后来在回忆中说“他（贝肯斯菲尔德勋爵）决定支持战争，这对于他的政策来说是必要的：这是女王强压着他这样做的……而他面临着他碰到的那些每天在内阁进进出出的反对党人的指责”。
无论是否有诈，迪斯雷利都是幸运的。第一，俾斯麦选择的是不支持戈尔查科夫和伊格奈特耶夫，他担心俄国人太完美的成功可能会让奥匈帝国从大国的位置上降级。第二，俄国人在1877年12月在普列文的进军被察觉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军事上显得非常踌躇。第三，他们在矢口否认他们以前让奥匈帝国占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保证的同时，试图通过《桑·斯特法诺协定》建立一个新的“大保加利亚”的做法上手伸得太长了。所有这些使萨利斯伯利在取代德比于1878年春出任外交部长后，肩上的担子变得比以前轻松了很多。在结束了一系列与俄国（得到了比萨拉比亚和巴图）、土耳其（把塞浦路斯让给英国以换取英国对它的亚洲领土的保护）以及奥匈帝国（允许它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位于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的诺伍巴扎州）的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萨利斯伯利快步走向迪斯雷利在柏林的外交“胜利”。
柏林到底获得了多大的胜利？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是见仁见智：把保加利亚分成了三份的瓜分方案——获得自治的保加利亚，仍然处于土耳其宗主国统治之下的东鲁梅利亚，以及仍然作为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的马其顿——看上去似乎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而且土耳其对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并没有打算完全放弃。可以肯定的是，俄国的军队到1879年底的时候已经从巴尔干地区撤出，而迪斯雷利毫无疑问地重新建立起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外交主导地位。他也很满意地看到俄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产生了纷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迪斯雷利的热情赞扬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无论如何，这种可以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处理方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得到了柏林国会的肯定。
在1879年4月，总督解散了“国际”政府，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埃及纳税人的抵触。解散政府导致罗斯柴尔德新发行的债券的价格一落千丈。而通常的看法是，从这一刻起，纳蒂开始对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干预产生了动摇。但这其实并不正确。纳蒂接受雷伍尔斯·威尔逊关于“政府一纸诏书，马上就废除了总督，这一行动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几乎与此同时任命了他的长子图菲格”的说法。但是他反对暂停1877年的贷款，这位前大臣相信，这会使这次解散“国际”政府的后果得到加强，他宣称他和他的法国堂兄“强烈反对威尔逊取消贷款的提议，他们认为这个建议所提出的做法非常卑劣”。再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格莱德斯通不大可能有理由反对的：一次与其他列强协商一致的行动，废黜伊斯迈尔，用图菲格取而代之。然而，过去那些在不同的债权人之间存在的纷争又再次浮出了水面。很自然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要务是重建他们1877年债券的保障体系，而这个目标并不被持有早期埃及债券的投资人所认可。一直到1879年12月，他们才得到了奥地利和希腊政府的同意，并达成了一项妥协，确定了用于罗斯柴尔德贷款担保的土地范围，同时也没有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无论如何，新的政权——完全置于一个新建立的以英国和法国为主导的清算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与它的前任几乎同样短命。就在几个月之内，这种“双层控制”的体系分崩离析，再也没有恢复。
从投资到投兵
格莱德斯通在赢得了1880年春季选举的胜利之后没有浪费一秒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陷入了最糟糕的境遇之中。他紧随土耳其的另一次破产声明掌握权杖，而且几乎是马上就寻求代表规模庞大而又几乎互不相关的土耳其债权人组织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他自己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除了按照在柏林达成的协议，从土耳其撤出英国的军事领事，并迫使土耳其政府对希腊和黑山做出让步外，他老谋深算地占领了斯迈尔纳港口。这个做法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担忧，至少是因为像纳蒂对迪斯雷利指出的，斯迈尔纳的税收已经抵押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1855年贷款的担保。他提醒迪斯雷利，只有俄国或许还有意大利似乎会支持这个政策，纳蒂预言，格莱德斯通的“傲慢”将会导致很复杂的国际局势：“在股票交易所，人们都在说，欧洲音乐会的门票已经在广为发售。”“如果其他大国不同意，”他在10月8日告诉布雷希罗德：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格莱德斯通这样感情用事而又喜怒无常的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如果他继续独断专行地与俄国和意大利狼狈为奸，这将会给人造成最坏的印象，而且不会被大众所接受。只有一个人可以应付这种糟糕的局面——这个人就是俾斯麦亲王，他可以让埃及恢复秩序。因此，人们都在期待他能接手这个难题。
当格兰威尔在那天早上拜访德国大使曼斯特公爵的时候，他看到阿尔弗雷德已经在那里了。“当他和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看到对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尴尬。”格兰威尔这样告诉格莱德斯通，“我问罗斯柴尔德想知道什么。曼斯特说，他来告诉我，他知道那是斯迈尔纳。”纳蒂觉得很肯定“格莱德斯通会独断专行地继续走下去”，但是纳蒂也很有信心，认为他也做不到——“如果不征询其他公使（外国大使）的意见。英格兰没有德国的同意就不会行动，根本不会只跟俄国来往——我对我的看法有充分的理由。有最好的消息来源的人告诉过我，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前所未有的强硬”。
正如后来出现的情况，格莱德斯通不需要占领斯迈尔纳也能达到他的目的。1881年12月20日，苏丹颁布了《斋月敕令》，宣布削减土耳其的债务以及每年的收费，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土耳其公共债务管理局，这是得到了债券持有人首肯的对防止列强以柏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的相关条款为口实，进行直接干预的抢占先机的正式行动。实际运作过程中，在管理局中的不同国家的代表的任命都预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而且管理局的最高职位由英国和法国的代表轮流担任，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埃及“双层控制”体系（尽管有例外，比如像烟草垄断分派给了一个由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商工银行和布雷希罗德等共同组成的银团）。格莱德斯通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对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无法反对。尽管阿方斯在保持土耳其经济的稳定问题上一直都保持着克制，但他们还是在获得了新的特许权后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贷款，一次在1891年，金额是690万；另一次在3年之后，金额是900万（与土耳其银行合作）。很显著的特点是，与他们1855年的土耳其贷款一样，这两次也是用埃及的赋税作为担保。
为深刻理解《斋月敕令》，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一时段内欧洲各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在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之后，俾斯麦曾经努力想在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恢复三大帝国联盟，这项努力以1879年10月与奥地利建立秘密共同防务联盟为起点。接下来就是俄国，他随后即鼓励俄国寻找与奥地利的某种形式的相互谅解，最终在1881年6月达成了第二次三帝国同盟。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份“三国之中的任一国家与第四国交战时其他两国保持中立”的协定，而它有关巴尔干地区的条款是它最为重要的方面。与土耳其的冲突不包括在联盟关系的规定里，但是奥匈帝国实质上同意让俄国自由“团结”保加利亚，而与此同时，俄国接受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这个地方在柏林大会的时候就已经在它占领之下）。另外，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建立起了一个等同于保护国的体制，在1881年的时候承认了米兰国王，而在两年之后，得到了德国的承诺，保护鲁玛尼亚不受俄国的攻击。与此同时，一个十分独特的三国联盟于1881年5月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形成，部分原因是为了直接反对法国的地中海扩张战略（其信号是1881年占领了突尼斯），但是也获得了意大利在奥地利与俄国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的承诺。在三大帝国和三国联盟之间很明显存在着矛盾，但是如果奥地利和俄国之间没有战争，这个矛盾就是隐性的，而且，三帝国同盟在1884年3月的修订也没有遇到多少困难。1878年在柏林签订的协议非常快速地解体了。
这给英国和法国留下了什么呢？答案是如果他们在埃及的关系恶化，他们之间就很有可能彼此孤立——除非是支持俄国的政策被某方或者双方所接受。英国与俄国相互谅解的机会在俄国的影响力从中亚向波斯、阿富汗和拉吉西北前线扩展的时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尽管共和制与沙皇体制存在巨大的政治差异，法国——俄国的亲善关系更有现实的可能，而且对这样一种局面的担心在很多方面是了解俾斯麦精心布局的钥匙。从本质上说，他能够让德国在殖民地争端中不仅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甚至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