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雷利在这里……我们的朋友精神状态非常好，根本就没有对在议会遭到的暴力袭击有任何抱怨。你能对我在写东西时与亲爱的妈妈在一起的来访者说什么呢——这个情况我刚听说，赫赫有名的格莱德斯通先生正在跟她一起喝茶、吃面包和黄油，我怀疑他是否会来看我。
列昂内尔给里奥和莉奥诺拉的信
1876年3月
可以肯定的是，19世纪70年代关于埃及和土耳其的争论并没有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格莱德斯通造成太大的隔阂。然而，如果据此认为他们与自由党的关系完全破裂或者对保守党无条件接受，都是错误的。对这个事实最好的证明就是迪斯雷利在1876年的某一天拜访列昂内尔，而就在同一天，格莱德斯通与夏洛特在一起喝茶。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现象。4年之后，费迪南德给他的朋友以及罗斯伯里伯爵家的姻亲写信，描述了一个类似的场景：“贝肯斯菲尔德爵士正与阿尔弗雷德在一起——而另一天，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到纳蒂那里去吃饭，因为格莱德斯通要来吃饭，并与剑桥公爵会面（私事）。”一直到1905年，罗斯柴尔德的政治立场总是有点像“旋转门的性质”：尽管家族的成员（具体来说就是纳蒂）越来越认同保守主义——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党的联合主义——但是与格莱德斯通党人的联系渠道却从未关闭过。与迪斯雷利之后的保守党领导人的关系也并不完全和谐。1900年之后，犹太移民问题的政治化为这个家族为什么变成了自由党人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说法。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相比，对政治的看法变得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最明显的是在对待爱尔兰的问题上，但是与此同时也针对欧洲城市人满为患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是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让他们与格莱德斯通的分歧越来越大。然而，一直到世纪之交，纳蒂才完全放弃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与他父亲和祖父之前所做的一样，他仍然相信，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保证无论哪个政党掌权都应该受到重视。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他与不同的政治取向的政治家，比如罗斯伯里、伦道夫·丘吉尔爵士以及阿瑟·贝尔福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在维多利亚晚期私下的政治生活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碰到这一类人，在金融城里（在纽考特的午宴上讨论金融问题）以及在西区（在俱乐部或者匹克迪利大街家里的晚宴上讨论政治问题），这些访客与其他数不胜数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都是罗斯柴尔德乡间庄园（特别是都灵、瓦德斯顿和霍尔顿）的常客。很多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的。而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无法对他们政治界的朋友亲口说的时候，他们就写信——这对于历史学界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然而纳蒂决定在他死后把他的所有信件全部销毁，因此在罗斯柴尔德自己的档案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尽管来自巴黎的信件仍然可以使我们推断出很多发生在纽考特的事情，但是我们依据的主要还是政治家们自己的文件，因此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很多让人无法解释的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作用的悬念。
自由主义追求
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部分成员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自由主义追求。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迈耶和安东尼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坚定的纯粹的自由党人。迈耶击退了托利党人乡绅的进攻，保卫自己的海斯席位，争取到了来自福克斯通地区渔民的支持，而安东尼继续依靠党内的科博德耐特派的支持。人们听到安东尼在1866年9月宣布“我们摆脱殖民地越快，对英国的好处也就越大”——这是一个很令人吃惊的鼓动，对于这一时期的罗斯柴尔德来说，这句话可能会被理解成一句对毫不妥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表述。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安妮仍然通过她们的生活活动与自由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迈耶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将继格莱德斯通之后出任首相的自由党人。
甚至列昂内尔的儿子们也是以公开的自由党人身份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的。当他们的堂兄里奥在1865年首次参与议员竞选时，他明确问投票人：“你们到底喜欢谁来领导，是帕尔梅斯顿、罗素和格莱德斯通，还是德比和迪斯雷利？”明显前一组得到了他的支持。在同一年代表艾勒斯贝利以自由党人身份参选的时候，纳蒂“一直驶到密森顿，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迎接，他们一直伴着我穿过城市，来到一片丘陵地区，像驯服的熊一样走了很长的路”。有非国教投票人问他是否支持废除教会规费，他很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支持。”这个立场让人们回想起当初他还在剑桥上学时所表现出来的教条式的自由主义。
还应该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到格莱德斯通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之前，一直都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与他继续保持着联系。他在1868年12月首次获得首相职位后并没有改变他们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交往模式。格兰威尔爵士在他于次年住在门特摩尔期间向格莱德斯通转述了罗斯柴尔德对1868年选举的看法，而格莱德斯通也于1869年和1870年在匹克迪利148号与列昂内尔和夏洛特一起吃饭；也经常与列昂内尔举行“业务”会谈。比如在1869年4月，两人碰面讨论预算，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格莱德斯通在1870年和1871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期间，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会谈。他也在1874年7月到纽考特拜访过列昂内尔，而且一年之后又再次来访（尽管他的日记并没有透露拜访的原因）。只是在苏伊士运河股份矛盾爆发之后，这些会面表面上看起来才停止了——尽管列昂内尔仍然通过格兰威尔偶尔传过一些不很重要的话。
甚至在苏伊士问题之后，格莱德斯通仍与列昂内尔的妻子夏洛特保持了一种超越熟人的关系。在1874年，他把自己的肖像画送给了她，一年之后，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与她“关于信仰状况”的一段对话。这引发了双方不断的信件往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8月份，夏洛特送给他一套由犹太作家写的《圣经》评述，显然是为了帮助他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夏洛特在丈夫死后对此表现得兴致不高，但是格莱德斯通继续到加奈斯贝里去拜访她——这些拜访被她的儿子描述成是“我最敬爱的母亲在病倒之前最后的乐趣”。夏洛特在1884年辞世。尽管他们的政治信念各异，他和纳蒂在1884年和1885年还是经常一起吃饭，并且在他的第三次任期内，也经常在其他的很多场合碰面（主要是讨论埃及问题）。走出办公室之后，他在晚宴上依然很受欢迎，并且在1891年2月访问了都灵。
格莱德斯通在与纳蒂的妻子艾玛恢复了他早先与她的婆母所进行的学术性通信上也没有感到有任何不便。比如在1888年8月，他写信给她，要求她帮助探讨“关于《摩西法典》与其他同时代或古代体系就其道德和社会层面领域进行比较这样一个很流行而且也能有很多理由进行说明的话题——而比较之后得出的结果很显然对《摩西法典》非常有利。”艾玛对神学没有兴趣（她喜欢讨论英国和德国文学），但是她显然很高兴能被这样一位大人物所青睐，并且尽她的所能帮助他找到共同的立场。为了感谢格莱德思通送给她的一本有他签名的他的《圣经》研究的专著，她评论说：“尽管我们的需求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但基督徒和犹太人对那些神圣的《圣经》教义的忠诚都是一样的，对此，正如您说的，‘它们用中立的方式武装我们，把那些争斗带来的相互伤害从我们的身上清除！’”两人对歌德的热情也为通信提供了新的话题。格莱德斯通同时也与费迪南德和他的妹妹艾丽斯，以及康斯坦丝和她的丈夫塞瑞尔·弗劳尔保持着社交联系，他还在他的第四个以及最后一个任期内为塞瑞尔·弗劳尔争取了贵族身份和新南威尔士总督的位置。在1893年，安妮也高兴看到这位大人物。在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她很高兴地描述了“当他说到那些可耻的土耳其人的时候，他的那张老脸被愤怒和火光点亮”。让那些激进的报纸错愕的是，格莱德斯通尽管这一时期与纳蒂在政治见解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他还是在同一年接受了访问都灵的邀请。而纳蒂和艾玛在1896年对哈沃登的回访表明，政治问题在当时被回避了。这次访问之后，艾玛和格莱德斯通的通信中讨论的话题是一棵白桦树最大的树围。似乎格莱德斯通先生和她的丈夫最后终于找到了两人共同的热情所在——树木。
然而，这些持续不断的个人接触也无法掩盖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格莱德斯通的政治信念的不同。简单地说，这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迪斯雷利之间独特的亲密关系不无联系。在他早年的日子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迪斯雷利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浪漫关系，而且经过长期的培养，让列昂内尔获得了对法国铁路进行投机的一次良机。这些并不成功，而且迪斯雷利的财务状况——一大堆混乱的债务以及高利贷利息的支付——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达到了最糟糕的状况。应该强调的是，与当时的传言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给他任何救助。1862~1863年，一位名叫安德鲁·蒙塔古的有钱的地主给他提供了帮助，而且还安排购买了迪斯雷利所有的债务，获得了5.7万英镑，以哈根登的3%做抵押，这就很显著地减少了迪斯雷利每年的支出。在此后不久，他从布莱基斯·威廉斯夫人处继承了3万英镑，这是一位虔诚的年迈女士，他赢得了她的信任和青睐；另外，他还从他的小说中获得了大约2万英镑。有人声称在迪斯雷利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他的侄子科宁斯比继承之前付清了哈根登的按揭款，但是我们找不出他们这样做的明显的原因。
在早前的日子里，与迪斯雷利过分的熟悉曾经导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蔑视——不只是因为他对他的父辈信仰的特异态度。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的政治立场高尚到足够使不敬让位给钦佩。夏洛特在改革法案期间的信函反复对他的政治能力进行称颂。“迪斯雷利先生让人觉得非常和蔼可亲。”她在1866年很有特点地这样写道：“我们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敬爱的爸爸和我……听他讲话真的是一种享受，甚至迪斯雷利太太的出现也不会破坏这种愉悦。”列昂内尔也明显地对迪斯雷利热情了起来，因为他已经距离顶峰不远了。在1867年进行的改革辩论的过程中，两个人明显地走得很近，议会结束后也经常一起吃饭，并交换相互的政治信念。这些信件中的语气表明了几乎完全没有政党政治那样的摩擦存在：迪斯雷利肯定没有拿财政部长对待反对党议员的那种态度来对待列昂内尔，而与此同时，列昂内尔在他幸存的信件中的政治评论也是如此中立，以至于如果仅从这些评论来看，很难推断他的政党倾向。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迪斯雷利才会显得含糊其辞。例如，在1867年8月，他“在星期六的内阁会议结束后来访，但是，”夏洛特很失望地注意到，“爸爸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无法突破这位大人物的冠冕堂皇——他就是不跟爸爸透露一个字，而且改革法案的命运仍然很不明确”。迈耶也对这一时期迪斯雷利勇猛的领导风格印象深刻，其程度与他的侄子纳蒂几乎别无二致。
当迪斯雷利最终获得了可贵的首相职位的时候，玛丽·安娜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写信表达他们对这位“非凡人物”的胜利感到高兴。尽管面临少数派政权存活机会不大的现实，列昂内尔对德棱给予了严厉批评，因为后者在《时报》上攻击新当选的首相。迪斯雷利很坦诚地告诉列昂内尔他有关于内阁组成计划的打算，尽管他的立法计划仍然使他颇费思量。对于爱尔兰教会问题，列昂内尔在1868年3月的时候这样说道：“我怀疑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而且改革法案将会因势利导。”“还没有人知道，”他在两天后又补充道，“迪斯雷利将要怎么来保证获得胜利。”列昂内尔非常积极地通过“泄露”反对党的打算的消息来尽力协助迪斯雷利。“昨天，迪斯雷利是我们唯一的访客。”他在3月9日告诉他的妻子，“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想要知道所有的报告。当我告诉他，他们（他的自由党资源）说他的很多支持者可能会在爱尔兰问题上反对他时，他说他提出的任何提案都会得到每个人的支持。我建议他组织一些有趣的晚会。”当迪斯雷利在1868年的选举中被击败的时候，列昂内尔仍然给予了支持。“在那个伟大的议会斗争中，您干得非常漂亮。”他在次年的3月写道，“如果趋势稍有更改，就会为您提供更多展示您的雄辩和才能的机会，而我们将会永远分享您的成功，感受您珍贵的个人友谊，这种感情无论在什么场合下您都向我们展示。”作为一种标志性的举动，他以迪斯雷利的小说《罗泰尔》中一个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一匹赛马，这部小说是在他的选举失败之后匆匆收的尾，而安东尼则提供了“大量的野鸡，还有一些兔子”。
在迪斯雷利成为反对党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仍然维持着原来的状况。迪斯雷利在1870年的时候，至少三次被邀请到匹克迪利148号，而且还有其他类型的社会接触。他为康斯坦丝的一本书提供了关键的构思，而当他自己的房子无法居住的时候，阿尔弗雷德为他在伦敦提供了住房。“请您同意在这间屋子里待些时间。”夏洛特于1873年9月在加奈斯贝里写道，“希望您尽早到来，尽量留下来多待一些时间，起码要待到10月1日之后，因为这是我们盛大的斋戒日以及赎罪日，这样我们所有人才会更加高兴，而且也备感荣幸。”除了热情好客，列昂内尔总是能提供来自其他政治渠道的有价值的新闻。比如，内部关于《自由法案》内容的信息，或者德棱计划在《时报》上发表的社论。“罗斯柴尔德男爵……是自由党人，”迪斯雷利在一次内部通气会上对布莱德福德爵士说道，“而且……知道所有的事情。”迪斯雷利在1874年重新掌权之后，自由党人担心迪斯雷利会抢在他们之前授予列昂内尔贵族爵位就不足为奇了。
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在那些年间的亲密友情怎么评价都不会夸张。有种说法（尽管不是十分准确）认为他被看做是家族里的一员，特别是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在1872年去世之后。当汉娜在1878年嫁给罗斯伯里的时候，是迪斯雷利送走了她；而当首相在12月份立遗嘱的时候，他指明纳蒂与他的律师菲利普·罗斯爵士一道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在列昂内尔去世后一年的6月，他的儿子们在回复迪斯雷利的吊唁的时候告诉他，他们的父亲“把你看成是‘他最亲爱的朋友’”。很难想象出在晚年的日子里，还有谁会比他走得更近了。
列昂内尔的儿子们继续了他们的父亲的“贝肯斯菲尔德主义”的倾向，尽管也像他一样继续坐在下院的自由党一边。在迪斯雷利对东方问题的“沙文主义”政策1878年放到下院来表决的时候，自由党领导层多多少少对纳蒂有些不放心。格莱德斯通的皇室副官威廉姆·哈科特认为，与很多其他“商业人士”一样，“他们发现他们的金钱利益被目前这种局面极大地损害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投入了托利党的怀抱”。与威廉姆·哈科特所设想的非常类似，纳蒂在政府2月份寻求紧急信贷支持的时候，挑战了自由党制定的以弃权作为底线的官方态度，而且两个月之后，当威尔弗雷德·罗森爵士在4月份提出修正案来反对使用储备的时候，他在两次投票中均投了政府的支持票。他还反对亨廷顿爵士关于印度军队调动的两次决议案（5月23日）以及《柏林协定》（8月2日）。这些就像有时候人们所争论的那样，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富有的犹太人来说，就是他们政治的十字路口，他们在争取犹太人权利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对自由主义的忠诚，最终屈从于迪斯雷利式的帝国主义诉求。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把这看成是19世纪40年代前后，大量的贵族或以乡村为基础的辉格集团脱离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公开迈出的第一步。
随着迪斯雷利的政府招架不住格莱德斯通对“贝肯斯菲尔德主义”（历史书上记录为米德罗锡安运动，这是在格莱德斯通被说服去竞选苏格兰国家席位之后所发动的）的猛烈攻击，而在1879~1880年下台。纳蒂越来越像是穿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托利党人。就像他显然觉得很尴尬地告诉门提·克瑞的那样，有一次，他“正好在准备投票的环节走进议会，而且因为没有任何人给我任何提示，我发现我跟多数派的人投了同样的票，而这个议案是谴责政府的。我写信把这些情况告诉你，尽管你知道，以后就算把我的双手砍掉我也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他在1879年3月做了些补偿，当时他提醒迪斯雷利说，查尔斯·迪尔克打算推动一次谴责政府南非政策的自由党人投票，这个政策是在伊桑德尔瓦纳取得祖鲁胜利之后做出的，而且“很多保守党人将被禁止投票”。这类信息，用纳蒂的话说，是“通过在西区的俱乐部里以及在金融城里的各种谈话”收集得出的，用现在的眼光看显得有些琐碎，但他确实是这位维多利亚式的首相“倾听大家（指政治精英）心声”的唯一途径。到1879年12月，纳蒂拐弯抹角地通过把自由党领袖说成是“那个魔头格莱德斯通”来表达自己新的政治立场，这句话出现在他给迪斯雷利的新年祝词的结尾处，而且他还提出希望“他（格莱德斯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给您提供帮助”。费迪南德也附和了这种情绪，他这样告诉罗斯伯里：“我希望您的格莱德斯通大人深陷海底。”
在自由党人获得了1880年的选举胜利之后，阿尔弗雷德在他自己位于希莫尔区1号的宅子里给迪斯雷利提供了一套住房，而纳蒂仍然继续给他提供自由党内部纷争的最新消息——尽管有人怀疑他现在的目的更多的应该是让一位老人感到高兴，而不只是想煽动他进行有效的反击。当另一部以纽萨泰尔的形式来表现戏剧化的罗斯柴尔德的小说《恩底弥翁》发行的时候，纳蒂的赞誉显得很虚假（或许从中可以看出希东尼亚与阿德廉·纽萨泰尔的一个不同点正好是他自己与他父亲之间的差异）：
在那些“圣乔治的大旗飘扬在拉瑟拉斯平原上”，而塞浦路斯是一片富饶的殖民地的日子里，“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上遭遇惨败的人”不会再像一位诗人或者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那样谈论您的作品，但是他们将像我一样一如既往地把您看成是一位伟大的英国政治家。
他宣称，这是“对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贡献”。这位风烛残年的作者继续与阿尔弗雷德——“这位世界上最好、最有爱心的东主”——住在一起，一直到1881年1月，当时他搬进了他用《恩底弥翁》的稿费购买的位于科赞大街19号的房子里；而且当他首次以及最后一次于1881年3月10日在那里宴客的时候，阿尔弗雷德都是到场的客人之一。当迪斯雷利4月19日凌晨去世时，轮到纳蒂去履行他的最后愿望，把他送到哈根登与他的妻子葬在一起，而且他的葬礼“与她的一样非常简单”。也就是说他们委婉地拒绝了格莱德斯通提出的公共葬礼的建议。
政治斗争
用阿方斯的话说，迪斯雷利曾经是“我们家族最好、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但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自由党那边争取过来，并不只是靠这份友谊。同等重要的是在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当中有的人非常激进——与具有非常明显保守倾向的辉格党人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在选举过程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首次以一股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现在白金汉郡的时候，在艾勒斯贝利及其周边已经建立起来的辉格党人的领导地位所形成的大环境非常不友好。卡林顿爵士提到他们的时候，很刻薄地说他们是“红海”，而艾克顿·丁达尔则大谈拒“割礼”于党门之外。在1865年，纳蒂以无可争议的选举结果回到他的席位，但是他与丁达尔的政见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对于教会费的废止问题）。然而，三年之后，似乎忽然之间变成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党内站对了路线。激进派联盟秘书长乔治·豪威尔有点死缠烂打地在艾勒斯贝利硬缠着他们，结束了那种简单的局面，并由此让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和一名托利党人没有悬念地退回到了这个有两名成员的选区。在金融城里，列昂内尔发现他自己很尴尬地与一名自由党候选人在哈姆莱兹大厦竞争，这名候选人是一位名叫约塞弗·德阿吉拉·萨姆达的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这很可能是他失去他的这个席位的原因之一——在总体上自由党人票数领先的选举中出现这样的失败显得很不寻常。6年之后，列昂内尔又再次遭遇失败。然而，这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他和格莱德斯通之间对于财政政策的分歧被公布了出来。按照《时报》后来所回忆的，列昂内尔（“在或许是他参加过的唯一一场重要的选举会议上”）指出：
格莱德斯通先生提出的废止所得税提议将会让国家每年失去900万英镑，而且盈余可能达不到那个数额的一半。对于另外的一半，必须征收更多的新税种。当他的听众大喊“反对”和“经济”的时候，他回答说经济并没有走得这么远，可以每年节约400万。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意见是，新税种必须开征，而且必须针对财产来征。他提出了执照税，比如在奥地利由商人支付的那种情况。
提倡高税收会对选举产生负面影响的发现并不是现代的事情。列昂内尔的说法被诺斯科特尔1874年的预算所验证，他们仍然征收所得税，尽管对于年收入在400镑以下的提高了起征点，并采用了较低的税率。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格莱德斯通之间的党内政治紧张局面在1876年终于彻底地爆发了，当时迪斯雷利升到了上院后，需要在他的白金汉郡选区进行一次补选，而此时恰逢格莱德斯通的“残酷”运动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格莱德斯通非常急需一场自由党的胜利，而且他显然看到了保加利亚问题可以作为实现那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他送给了自由党候选人鲁波特·卡林顿“250份小本”（他写的小册子的副本），而且以热切的兴趣追踪着这场运动。当格兰威尔的一个朋友在投票前5天试探列昂内尔的口风的时候，他发现：
他很狂热地支持迪斯雷利和德比——但说起话来似乎他在支持卡林顿[3]。但是在当下的投票体系中又没有可能去了解选票的流向。举个例子说，对于他的三个佃户，他也不可能说出他们是跟随着他的方向投票，还是跟随着教区长的方向投票。他的看法是，弗雷门特尔（托利党候选人）可能会以5票胜出，总得票数为600票。
最后的结果证明这个预测相当准确。
两年之后，当艾勒斯贝利的第二个席位被自由党候选人乔治·W·E·罗素——约翰爵士的侄子——赢得的时候，他们的分歧更加严重。在反犹太人运动的暗流中，在打倒“贝肯斯菲尔德主义”的一个完美的例子中，罗素就像格兰威尔对格莱德斯通所承认的那样，“攻击迪斯雷利是犹太人、沙文主义者和阴谋家”。当这在当地的保守派报纸《白金汉郡信使报》上进行报道（尽管罗素努力取消了“犹太人”这个字眼）的时候，纳蒂顿时火冒三丈，马上在他再次见到格莱德斯通的时候，抓住“一切机会给罗素扣尿盆子”。那些带头的自由派人士愿意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事实，使得人们很难再只把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向迪斯雷利偏移的理由仅仅说成是与格莱德斯通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合。
外交因素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当自由党人赢得1880年大选的时候，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是一件有些“遗憾”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保守派政府似乎会有更多的“古老英格兰的威望和影响”。而“格莱德斯通先生对外交政策的轻视”，是他们热忱地希望萨里斯伯利能够留在权力位置上直到1885年年底的主要原因。真实的情况是，当费迪南德在1885年决定进入政治领域的时候，他坚持声称他希望以自由党人的立场出现。但是，他对有偏激倾向的迪尔克明确表示，他对这个党的对外政策有疑虑，并且暗示他的政治信念可能会建立在坚持帝国主义路线的自由派人士的条件之上。这封信注定要被大量地引用来说明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观念的矛盾性：
我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天生就是一个保守派。保守主义已经毁了好几个海外的国家，而自由主义政治一直是英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自由主义，我们（包括你）都应该心存感激。无论对任何形式的托利主义，我都没有任何理由和方式去倾慕。从另外的角度看，尽管我没有能力来对这个问题表达决定性的意见，我为生我养我同时也是我所衷心热爱的祖国，为它对现任政府的限制政策而感到难过，而政府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就算牺牲的不是利益，而是英国的旗帜和名称对于那些刻板的国会改革问题所具有的神奇魔力。我或许“比教皇更像一名天主教徒”，但是我会为英国国旗插遍波利尼西亚的各个岛屿、东方的每一个尖塔而欢欣鼓舞。您（我指的是政府）在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之后，还是得回到这条道路上（帝国主义）。看看现在对喀土木的远征，以及为您的殖民地理论提供的论据……
如果我能成功进入到下院，我会支持现在的自由党政府……（但是）如果我最终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现他们自己的风格逐渐成形，而且如果这种风格让我感到不安（我有意使用了强调），我将退出这场游戏，退回到平常的低调生活状态之中。
这封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人们能记得费迪南德成为新设立的白金汉郡中区单人选区议会候选人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堂兄纳蒂已经被授予了贵族身份。现在已经证实，格莱德斯通选择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提升纳蒂的原因之一，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替换他在下院的位置，而且现在应该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想这样做。1884年10月29日，亨廷顿的秘书勒景诺德·布雷特就这个问题给自由党总督导和机要秘书理查德·格罗斯维诺爵士写的信上，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布雷特的信开门见山地提出：“您和格莱德斯通先生应该对纳蒂·罗斯柴尔德特别客气。他并不是一名很死硬的自由党人，但是我认为让他自己放任自流可能不会有太多人反对，而且如果把他推向托利党人阵营的话，反对就更少。”这是一个拐弯抹角的提议，一个罗斯柴尔德贵族身份的想法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他随之警告格罗斯维诺在下院用费迪南德替换纳蒂可能不会产生自由党领导层所期望的结果：
如果期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会相互倾轧，期望费迪南德更容易相处或者是更听话，是可以用纳蒂作为代价来替换，实际上这将会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团结已经有了几代人的历史了，如果自由党与纳蒂分道扬镳，就意味着与他们的整个家族决裂，而在我的想象里，这样的做法对我们来说一无所得。
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充分地证实了这个判断：如果他取代了纳蒂的位子，罗斯柴尔德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仍然会与之前一样。正如收信人酸溜溜的评论所说的：“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想进入国会，而我告诉他他是托利党人，而且应该站在托利党人的立场上……他永远不会以现在这样的自由党人的身份进入，这一点我很确定。”这最终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费迪南德开始的时候是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参选（为争取那些非国教人士的选票，他甚至对戒酒也表示了支持），到1890年，他在议院里描述自己是“萨利斯伯利政府坚定和狂热的支持者”。
保存在费迪南德的瓦德斯顿的访客签到簿上的那些名字，为辨析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在1881~1898年经常出现的政治访客名单中，自由党人士略占优势：爱德华·汉密尔顿以不少于52次的到访数领先于其他人，然后是自由党领导人亨廷顿（10次）、自由党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哈尔科特（9次）、罗斯伯里（9次）以及迪尔克（2次）。其他的自由党人访客包括格莱德斯通、勒景诺德·布雷特、历史学家艾克顿爵士以及他的同事詹姆斯·布莱斯（后来的兰喀斯特公国的首相以及商会的主席），该党未来的领导人赫尔伯特·阿斯奎斯、卡林顿爵士（后来当上了新的南威尔士总督）以及达尔豪斯伯爵（后来当上了苏格兰的国务卿）。两位最常见的访客是自由统一党人士：总检察长亨利·詹姆斯，他到过17次，以及约瑟夫·张伯伦，他曾12次做过瓦德斯顿的客人，而且通常由他的儿子奥藤陪同前来。同时，几乎有与自由党人同样多的托利党人：哈瑞·查普林（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后来的地方自治政府的主席），他在瓦德斯顿停留过26次；萨利斯伯利爵士的侄子和继承人阿瑟·贝尔福（8次来访）；萨利斯伯利的助理私人秘书兼印度副国务卿乔治·科赞（也是8次）；农业委员会主席沃尔特·龙（5次）；伦道夫·丘吉尔爵士（2次）；战争部副部长布朗罗伯爵（也是2次）；以及外交部副部长詹姆斯·弗格森爵士。
就像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中所指出的，促使罗斯柴尔德家族脱离自由主义的并不只是帝国问题。他们对以城镇为根据地的激进的自由党人，比如张伯伦和德勒科本所倡导的社会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我不称自己是激进分子，”费迪南德解释道：
是由于我认为那些伟大的领导人，像张伯伦和您本人为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推行那些琐碎的措施根本就不值得，比如说废除那些可能会激发不健康的对社会和金钱贪欲的狩猎规则，而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已经在法国有了很好的例证；你们应该做的正事是在广泛的原则下管理好人民，并把他们带入到广阔的天地中。
甚至张伯伦关于由地方当局强制购买土地分配给工人阶级的说法都让纳蒂大为震惊。罗斯柴尔德脱离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所反映的不仅仅只是对他那不温不火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不满，同时也是对他的政党的国内政策走向的不信任。为什么爱尔兰问题会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如此决定性的角色的一个原因，正是提高爱尔兰佃户的土地份额的提议唤醒了英国地主们心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的对保护自己土地财产的担心。
统一主义
尽管在那个时代有些人总是先入为主地把爱尔兰想成是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其实从17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联合王国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800年起，爱尔兰的下院就一直在威斯敏斯特的下院里。那里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很熟悉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事实上家族中有的成员根本就没有涉足过这个地方。安东尼与他的女儿们在1865年的时候到那里度过假，并且对他参观过的有些地方的自然风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费迪南德在三年之后去了那里，他对“特别荒蛮”的风光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但是发现了那里人民“最好客”——尽管他对于在都柏林被错误地当成天主教徒而倍感茫然。对于大多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来说，那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夏洛特在写于186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它描绘成与最偏远的殖民地一样偏僻和奇异：一个当地政府“管理不善”的国家，世风粗俗，到处是醉汉以及无意间的暴力。如果纳蒂去过那里，现在似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保留下来。
然而，这个问题却是那个时期影响他的政治操守的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有两个。不仅是那些巩固爱尔兰佃户在与地主关系当中的地位的企图似乎威胁到了所有财产所有人的权利，授予爱尔兰“地方自治”——也就是某种形式的下放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想法似乎也威胁到了联合王国的统一，而且会为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出现大范围的分权化情况开启不好的先例。正是爱尔兰问题这两个双重的重要性造就了这种非常规的政治联盟，有“年轻的辉格党人”纳蒂·德·罗斯柴尔德、“托利民主党人”伦道夫·丘吉尔爵士以及激进自由党人约瑟夫·张伯伦，并因此破坏了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重振了后迪斯雷利时代的保守主义。
罗斯柴尔德在爱尔兰问题上反水的最初迹象出现在1880年，当时纳蒂在投票反对格莱德斯通的《爱尔兰土地法案》的过程中，参与了主要由贵族中的“年轻辉格党人”组成的群体，这个法案试图为那些不缴租的要求遭到地主拒绝的佃农提供补偿。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一种很原则性的说法，也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合同的神圣性。正如纳蒂告诉迪斯雷利的，他所关心的是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果比“征用”还要坏。纳蒂是反对自由党领导层所制定的政策的人中最坚定的6人之一，两次投票反对《干扰补偿法案》，两次投票反对对方提出的修正案。这使他与辉格党中的显贵比如J·C·敦达斯、C·W·菲兹威廉姆和阿尔伯特·H·G·格雷（后来的格雷伯爵四世）处于同一战线。在1885年12月的选举结束后（这次选举给了帕奈尔的爱尔兰国民党在威斯敏斯特得到了同等的权力），当格莱德斯通开始考虑更为激进的地方自治解决方案时，很显然纳蒂将会按提案反对者的原则来调整自己。
事后我们可以知道，格莱德斯通的想法——“通过爱尔兰人的立法机构进行管理来作为与帝国事务的区别”——还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应该能在反对“罗马统治”的倾向在乌尔斯特冒头的这一敏感时刻令人信服地让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满意。设计中的爱尔兰议会只拥有有限的权力，而把国防、外交和海关留在了“帝国政府”的手中，同时取消或者说至少是减少了爱尔兰在威斯敏斯特的代表权。如果托利党人的眼光能够放得更远一点，他们应该给帕奈尔提供一些与他们自己类似的东西（就像事实上他们想要去做的）。然而，对地方自治的反对与英国政党政治的内部动力的关联，远胜于爱尔兰自身的追求；至少，这是纳蒂幸存下来的信件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
格莱德斯通重新恢复对自由党的领导一度让纳蒂十分沮丧，因为他希望看到的是由亨廷顿（一位继承了德文郡公爵爵位的辉格党人精英）来坐镇。在一封写于11月29日的晦涩的信里，他告诉亨廷顿：“格莱德斯通的名字应该改成爱查波德”，并随附了摘自《旧约》的一份解释性的说明：“埃里的孙子被叫做爱查波德，或者‘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击败后出生。”在格莱德斯通的儿子暗示过他父亲对爱尔兰的决定5天之后（1885年12月17日），纳蒂与伦道夫·丘吉尔举行了一次会谈，纳蒂在会上告诉他，为了萨利斯伯利的利益，应该考虑自由党分离的可能性，并解释说“约翰·莫雷和张伯伦已经被分开，前者没钱，只能依靠国家的工资，自然对G·O·M表示完全服从……帕奈尔已经牢牢控制了格莱德斯通，而且后者已经把自己交了出去。”这次会谈的目的非常明显。丘吉尔和杜鲁蒙德·沃尔夫爵士（丘吉尔自诩的“第四党”中另一个关键人物）两人都已经在考虑“通过罗斯柴尔德为（与辉格党人）联合进行谈判”，尽管丘吉尔对爱尔兰与大陆进行进一步的政治“融合”或者一体化的想法，让很多辉格党人觉得令人吃惊的激进。
还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是：辉格党中的哪一派愿意舍弃格莱德斯通分裂分子？与保守党人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保守党人的政府一直要执政到1月30日。在《地方自治法案》于6月8日遭受致命失败前非常关键的几个月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做法就像是政治上的骑墙派。比如在1月8日，丘吉尔可以为萨利斯伯利提供来自自由党阵营塞瑞尔·弗劳尔出于礼节性考虑所提供的情报，塞瑞尔·弗劳尔刚好听到格莱德斯通谴责丘吉尔是“一个没有原则性的小流氓，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而从纳蒂那里得到消息是，他曾经告诉过布雷特“哈尔科特和迪尔克的看法是……格莱德斯通先生会放弃《地方自治法案》，并且考虑他的同事们的意见”。为了鼓励持不同政见者，阿尔弗雷德告诉亨廷顿说萨利斯伯利愿意在由他领导的联合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长，他可以向丘吉尔保证：“关于亨廷顿投降的说法没有丝毫的证据；事情完全是相反的。”
到了3月份，注意力转移到了张伯伦的身上，他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渴望与格莱德斯通断绝关系。在勒景诺德·布雷特的一次晚宴上，贝尔福遇到了张伯伦，同行的还有两名重要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格雷和纳蒂。按照贝尔福告诉萨利斯伯利的说法，所有在场的人都“公开表示，张伯伦将会离开政府”，格莱德斯通给大家讲了很多他的爱尔兰计划，“让约瑟夫相信他至少是不会食言的”。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纳蒂和格雷确认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在金融城里举行“一次大型的反对地方自治的大会”，尽管无论是纳蒂还是张伯伦都觉得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然而，大会还是于4月2日在吉尔德厅召开了，而且纳蒂自己公开宣布次月在威斯敏斯特宫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进自由统一党总务委员会，这标志着他与格莱德斯通最终的政治决裂。与他一起加入的其他有名的犹太人议员还包括他的堂弟费迪南德和弗兰西斯·戈尔德施密特，但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们的犹太人身份，金融城的企业——包括乔治·高森、勒维尔斯托克和很多的其他人——都是绝对的统一党人。
按照阿方斯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期待的事实上是“一个亨廷顿——萨利斯伯利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换句话说，就是自由统一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达成。丘吉尔和纳蒂说服哈尔科特加入他们计划的尝试没有成功；而6月13日——《地方自治法案》在下院被否决后的第5天——在瓦德斯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张伯伦告诉贝尔福，他认为一个自由统一党–保守党联合政府“没有可能”。他能提供的至多是“对亨廷顿肯定的而且完全的理解，以及足够尽管不是完全的对我的理解，并通过在发言席后的各种咨询”确保“行动中有足够的团结性”。当纳蒂在三天之后见到他的时候，这从本质上说其实应该是亨廷顿的意见。
“摆脱格莱德斯通”的共同目标在一种报复的心态中实现了。那年7月份的大选结果对于格莱德斯通和《地方自治法案》来说是“毁灭性”的：选出的代表中保守党人316名，自由统一党人78名，而格莱德斯通派有191名，爱尔兰国民党人85名。苏格兰地区的失败特别惨重——“老头子……屁滚尿流”——这里由纳蒂督促着丘吉尔和张伯伦竞选。脱离G·O·M在乡村选区的说法与费迪南德在艾勒斯贝利的一样。但是统一党内的和谐——反映在布雷特的记忆中的丘吉尔、纳蒂和张伯伦“三人齐心协力领导帝国的事务”——并不长久。召集“大量的自由统一党人”一起到门特摩尔打猎很简单，但是要让他们一起在政府里工作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早在12月份，萨里斯伯里、丘吉尔和张伯伦对政府的《县级议会法案》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而且丘吉尔因为自作主张在同一个月讨论国防预算而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在次年的2月份，纳蒂对政府的爱尔兰政策彻底失望——一个他认为“非常腐朽的”胁迫和《新土地法案》简单混合的政策。“你会发现你的老同事被那些无休止的熬夜和越来越强烈的对一个强硬爱尔兰政府的要求弄得精疲力竭。”他这样对丘吉尔说。他预言，如果政府再不“小心，那种以某种形式出现的，认为地方自治更适合目前的混乱和不满情绪的想法将会反弹”。
纳蒂在这个时期真正的政治忠诚似乎只是对亨廷顿。布雷特告诉亨廷顿，纳蒂、丘吉尔和张伯伦达成一致的，是“维护好（自由）统一党，而且您的愿望和意见似乎是他们全部考虑中最优先的因素……因而根本的问题是，借用伦道夫的说法，‘不让格莱德斯通那帮人掌权’”。塔迪在3月份使用了一个真正的地主才会采用的隐喻，建议丘吉尔说，如果由统一党人发起或者支持的措施通过的话，他们应该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