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不是乳臭未干的小孩，而且也没有失去他的羊群（意思是指他的支持者），他和约瑟夫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支持政府，都是跟稍后的《刑事法案》和《大额采购法案》有关。草场上还放养着几匹血统存疑的马，他们的老子有两匹或者三匹的种马都有可能（也就是在下院与相当数量的目的各异的赞助人有关的立法措施）。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应该说，这些……措施最早提出的人很难确定，但是其中之一肯定是约瑟夫。
当爱德华·汉密尔顿在8月份与纳蒂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亨廷顿马上就要当首相了，而且是真正的‘自由党’首相，尽管现在是所谓的保守党在做代表。亨廷顿不会再次被安排去做那些激进党人的脏活累活。他的忍辱负重已经超出了对党的忠诚感情”。而纳蒂披露了自己对张伯伦也越来越不信任，而在张伯伦自己的说法中，似乎那些自由党过去的宗派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对于张伯伦来说，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人物。他是披着托利党人羊皮的激进主义的狼。他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一个大肆挥霍的沙文主义者——与丘吉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为后者在经济和外交问题上是一名很典型的皮尔派人士。而对于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他没有任何机会——对最近两年甚至是两个月中自己心里想什么事情他从来都弄不清楚，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因此，一个像汉密尔顿那样对格莱德斯通派如此忠诚的人也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蔑视，对此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无法否认纳蒂“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所具有全面的知识”）。但是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汉密尔顿接下来的活动安排居然是与罗斯伯里在门特摩尔一起吃饭，而此时的罗斯伯里已经被看成是（最起码将会是）自由党人将来某一天在上院里的代表。
换句话说，他们所争论的话题事关自由党的命运，由亨廷顿牵着走向东，张伯伦拉着走向西，而罗斯伯里则处于两者之间，想着从格莱德斯通的沉沦中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当然，纳蒂想尽量把丘吉尔和亨廷顿调和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党的标签下面的愿望，由于前者糟糕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夭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统一党似乎还是有可能避免被保守党人一锅端的机会。还有就是为什么纳蒂要建议在1890年的大选中为亨廷顿提供自由统一党的竞选经费，而且鼓励德比爵士也这样做？不应该不切实际地像纳蒂在1888年所做的那样去推测，格莱德斯通已经被“适时地逐出了权力的舞台”，而且“随着格莱德斯通先生的离去，《地方自治法案》就会自生自灭”。甚至格莱德斯通在自由党获得1892年胜利后的政治反击，最后也都证明是短命的；而罗斯伯里的继任者也只能很谨慎地乐观，他必须时刻提醒他自己，对《地方自治法案》和上院的改革只可能是表面上的。
与政治家的关系
或许，纳蒂在19世纪80年代风云变幻的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远离作为一个银行家所应该关注的那些东西。或许我们可以说，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首次以职业政治家的身份为了自身的利益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时，在他们对爱尔兰或者是社会政策的辩论与他们自己作为富裕的地主的利益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联系。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时刻牢记在心，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纳蒂仍然还是把他大多数的工作时间花在纽考特，而且作为一个银行家，他最优先的政治考虑是对外的政策，而不是国内的政策。甚至就在我们探寻并且重建他在关于地方自治的辩论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记住其实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角度。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们的政治关系来影响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解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是考虑他们在后迪斯雷利时代与两位政治家的关系。他们与这两位的关系最为密切——伦道夫·丘吉尔和罗斯伯里。而且有必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帝国属地中最为重要的地方：印度。
在1880年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印度没有太多的兴趣，尽管他们与在那里的公司有些业务。当他们的亲戚加布里埃尔和莫里斯·沃尔姆斯在丧失音信25年之后，于1865年从塞伦回来的时候，夏洛特不仅被他们的外貌——“苍老、猥琐的英国高加索印度人”所震撼，同时也被他们描述的茶叶种植生活所迷住。那些赤身裸体的苦力，蛇、大象、豪猪、昆虫，仿佛就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球的事情；沃尔姆斯把他所拥有的一个种植园叫做“罗斯柴尔德”，只是一种赞誉，并不是说明这个家族在拉吉有经济方面的参与。然而，在1880年之后，这一切都变了。1881~1887年，夏洛特的儿子们负责为印度铁路发行股票，价值总计640万英镑。
自由党的下台以及丘吉尔被萨利斯伯利爵士在1885年夏天任命为印度国务卿，似乎预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印度的兴趣开始萌发。与他整个短暂而辉煌的政治生涯相矛盾的是，丘吉尔正紧锣密鼓地在印度事务上与纳蒂和他的兄弟们建立起一种跟他早先谴责过的格莱德斯通政府与巴林家族为埃及事务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在计划为印度中部铁路发行筹款债券的时候，丘吉尔特别告诉总督都费尔林爵士：“如果明年我还在位……当这笔贷款提出来的时候，我将会打一场针对贝特拉姆·居里的大战，把这笔贷款交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因为他们的金融知识在英格兰银行都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渊博，而且他们的委托人简直难以计数。”
丘吉尔的传记作者罗伊·弗斯特认为，发行新铁路股票确实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帮助。当时的人们也认为，丘吉尔决定吞并缅甸——在1886年元旦宣布——也与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日渐亲密有关。正如爱德华·汉密尔顿所讥讽地评论的：“沙文主义越来越流行，因为它能产生利润。”理所当然地，在宣布吞并后的一周时间里，他们要求取得“缅甸的所有铁路，并把线路延伸到边境”，丘吉尔向萨利斯伯利保证，那些说法都是“一派胡言”。事实对此作了证明：在188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负责成功发行了巨额的缅甸宝石矿的股票——当时的认购者人数是如此之多，甚至纳蒂都被盛传只能通过梯子才能爬到他的银行办公室，而且股票的升水高达300%。难道布雷特没有在1886告诉亨廷顿说“丘吉尔和纳蒂·罗斯柴尔德在张伯伦的协助下联手领导着帝国的业务”？难道汉密尔顿后来没有对罗斯伯里评论说让张伯伦“深陷困境”的是他与“某一家金融企业”的“过从甚密”？难道萨利斯伯利夫人没有在与赫尔伯特·冯·俾斯麦和罗斯伯里的谈话中大肆谴责“伦道夫，说他把所有的事情都通报给了纳蒂·罗斯柴尔德”，而且“暗示说没有人会无缘无故为那些金融大鳄提供政治消息而无所图”？过度亲密的关系的证据似乎是很令人瞩目的，特别是考虑到丘吉尔个人金融状况不是十分稳固的时候。正如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了解的——尽管丘吉尔早期的传记中掩盖了这个事实——他去世的时候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债款“高达惊人的66 902英镑”，虽然他曾经听从罗斯柴尔德的建议，投资矿业股票也赚了些钱。
然而，经过更加仔细的观察发现，丘吉尔在印度办公室和财政部中有限的能力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业务中所能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是有限的，而且同样的，他们作为丘吉尔的银行顾问对丘吉尔的重要性也是在他离职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缅甸宝石矿所发行的股票只是区区30万英镑，而且是在丘吉尔结束他短暂的印度办公室任期后4年才正式发行。一直到189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发行了200万英镑的缅甸铁路债券，他们在10年前首次接触印度金融委员会的时候则吃了闭门羹。在萨利斯伯利第二届政府的财政部，丘吉尔征询过他们对金融政策的意见（任命纳蒂进入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质询公共开支）。但是，很难说清楚丘吉尔的那种自我毁灭和极端格莱德斯通式的对军费开支的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有利于罗斯柴尔德的利益，事实上，丘吉尔对埃及和货币政策的看法很快就与纳蒂产生了分歧。罗斯柴尔德家族跟他在1886年12月份那次非常关键的辞职决定也没有关系。当勒景诺德·布雷特询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纳蒂的时候，丘吉尔说“不要，因为他正在生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的气，后者显然发表了反对他的言辞激烈的谈话。‘他抱怨说我没有征询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意见。无论如何我都很高兴把他们当朋友，但我不是雷伍尔斯·威尔逊，而且也没有领他们的工资’”。对纳蒂来说，丘吉尔的辞职只是“闹情绪”，尽管丘吉尔自己坚持说是“一次单纯的误判……他不知道萨利斯伯利已经‘早就备好了王牌’，换句话说，他早已准备好任命高森来补这个缺”。
相关的资料表明，只是在他离开了这个职位之后，他才开始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量地借钱：截至1888年，他的债务只是900英镑；但是到了1891年，就膨胀到了11 000英镑。尽管纳蒂继续鼓励丘吉尔相信自己还很可能会在某一天回到政府里，但是考虑到这位前财政部长越来越古怪的表现，他不大像是相信这样的说法。按照爱德华·汉密尔顿在1888年8月说的：“R·丘吉尔所有的东西都向罗斯柴尔德要……但是作为他的主要财务顾问，罗斯柴尔德已经把他看成是毫无希望的政治家，而把他抛弃了。”事实上，把纳蒂在1886年之后对丘吉尔的资金支持当成是一项本质上的友谊之举，就像梅毒冷酷地拿走它应得的部分一样；因为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丘吉尔现在更多的是负债而不是资产。这门锈蚀的大炮在1891年的时候再次开火，当时丘吉尔从一次由罗斯柴尔德资助的到马希侯诺尔兰德的探险中归来，但只是报告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前景——这让纳蒂大为光火，就像我们将在下文中看的一样。更多的不是出于算计，而是出于对可悲的丘吉尔的同情，促使罗斯柴尔德更多地关注他雄心勃勃的儿子，他们对年轻的温斯顿1904年时以一名代表曼彻斯特的自由党议员的身份反对《外侨法案》时无疑觉得相当满意。
罗斯伯里的情况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尽管关于罗斯柴尔德影响程度的类似问题再次冒头。这个在格莱德斯通的第三和第四个任期中出任外交部长并且在1894年接替他出任首相的人娶了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政治上是否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正如像对待丘吉尔一样，当时有些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结合不好，”自由党的机关报《正义》在格莱德斯通于1893年9月访问了都灵之后发表评论说，“当外交部长通过婚姻与同样阴险的金融企业紧密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格莱德斯通先生与罗斯柴尔德爵士推杯换盏。”
毫无疑问，几乎从他娶了汉娜的那一刻起，家族中更加政治化的成员就开始对罗斯伯里的政治生涯更加关注。在1878年9月——也就是婚礼后的第6个月——费迪南德向罗斯伯里披露了这种关切的程度：
纳蒂与往常一样跟我谈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而且竭力向我灌输你的追求和政治抱负。他希望知道，当自由党再次执政，如果给你比较低级的职务，你是否会考虑接受。我只能向他表示我对此一无所知。阿尔弗雷德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来了，而且似乎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他知道我们昨晚一起去看戏——废除宗教裁判所真的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的这些亲戚怎么都是一些喜欢刺探别人隐私的人啊！
在丘吉尔的案例中，私人的金融联系确实是发生在他离职之后，而在罗斯伯里的案例中却是发生在之前。1878年11月，费迪南德建议罗斯伯里：“如果你手头有几千英镑的闲钱（9000~1万英镑），你可考虑把它们投资在新的……埃及筹款债券上，我们的银行下周将会开始开放认购。”一封来自纳蒂的1880年的信进一步说明了罗斯伯里从他的妻兄那里得到的“有关投资的良好建议”。他带点调侃地写道：“我很高兴地说，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要听听那些部长们要做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今天为纽考特买了10万，而且我应该建议你去告诉梅先生（可能是罗斯伯里的经纪人，或者是罗斯柴尔德的一名工作人员）付款给你。”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格莱德斯通在1884年给罗斯伯里工厂专员的职务，以及在内阁里任掌玺官的位置时，他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会拒绝。他引用政府关于埃及金融问题所做出的那些紧急的决策，告诉格兰威尔：“你可以猜到我与这个问题之间那种特别脆弱的关系，尽管我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但是我与他们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既是亲情的，也是友情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进入内阁特别困难……”然而，当戈登将军被暗杀后，罗斯伯里终于被说服接受了格莱德斯通的提议，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切断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他加入政府后的两周之内，他至少在四个场合见到过家族的成员，包括与纳蒂的两次晚宴。在1885年8月，也就是格莱德斯通辞职使他再次暂时离开了这个职位后仅两个月，罗斯伯里分得了5万英镑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发行的新的埃及筹款券。有意思的是，“根据罗斯伯里的愿望，埃及的收入付到汉娜的银行户头上”。
这种模式在罗斯伯里1886年当上外交部长的时候又重复了一次。这一次，纳蒂表达了公众的疑虑，他在1月份告诉勒景诺德·布雷特说罗斯伯里作为一个可能的自由党外交部长“根本没有疑问，不会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关系而受到影响”。在1887年加奈斯贝里的一次晚宴上，他向爱德华·汉密尔顿发难——他曾经期望他吹捧一下罗斯伯里“没有为通过联姻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联系而有任何的骄傲”——针锋相对地顶撞说：“罗斯伯里是一个没有政治纲领的演讲者。他的讲话是苍白的，他作为外交部长的名声被过分高估——事实上他向巴图姆派兵这件事毁坏了他的名声，他这次的做法只是叫唤的声音很大，但是根本没有咬人的打算和实力，俾斯麦对他感觉非常失望”。但这不应该按表面的现象来看。像以前一样，罗斯伯里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在外交问题上的密切接触（特别是阿富汗问题），而且阿尔弗雷德从纽考特写来鼓励性的信函：“从所有的方面，甚至是偏远的地方，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对新外交部长任命的溢美之词。”当罗斯伯里在《地方自治法案》遭遇失败后再一次离职时，是纳蒂鼓励他担任新建立的伦敦县议会主席而保持了他的政治影响。他也在1892年回到政府之前的那几天与阿方斯讨论过产业间的关系问题——这预示了他次年将会对矿工罢工进行干预。而且似乎并不像德国大使所宣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鼓励罗斯伯里回到外交部长的位置：从这个时期保留下来的信件表明他们仍然继续给他提供金融和外交方面的消息（比如有关埃及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欢迎他继格莱德斯通辞职之后升任首相的职位，而且阿尔弗雷德采取了很不寻常的举动——在一场与英格兰银行关于据称是银行前总司库错放的保险箱的争论中，代表首相出现（他的调解最终获得了不少于2万英镑的庭外补偿赔款）。纳蒂非常遗憾罗斯伯里随后辞去首相职位的举动，不只是因为这代表了哈尔科特的胜利——“前所未有的浮夸和狂躁，而且更加奸诈”——还有就是他越来越进步的财政政策。
罗斯伯里一直坚持格莱德斯通的路线，比纳蒂更加持久，但是他在1902年组织帝国主义性质的自由党联盟表明他的立场从来没有脱离统一党太远，而且他的政治生涯在1905年与自由党彻底决裂后基本上与纳蒂的很接近，但是并没有相交（例如两人都在1909年反对罗伊德·乔治的预算，以及削弱上院权力的《国会法案》）。
然而，正如与丘吉尔的关系一样，问题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从他们与罗斯伯里的关系中得到任何物质上的好处。答案大体上可以说是没有。可以肯定，留存下来的信件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给罗斯伯里提供了经济和外交信息，但是很少有直接的回报，没有以何种形式提出的行政方面的要求，除了一些非常小的罗斯伯里偶尔提供的照顾业务。对罗斯伯里外交政策的最新的研究也没有任何可以说成是罗斯柴尔德影响的结论。因此，对由激进的自由党人提出的担心罗斯伯里与“阴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系的任何结论，都是没有根据的。然而，至少还是有那么一次，罗斯伯里确实在一项重要的外交决策之前提前给他们发出了警告。在1893年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他派勒景诺德·布雷特去通知纽考特，政府打算加强埃及游击队的力量。“我见到了纳蒂和阿尔弗雷德，”布雷特报告说，
而且告诉他们，您对他们一直给您提供的所有信息深表感激，并且因此希望他们在报纸上公布（增援的消息）之前就知道这个事情……当然他们都非常高兴，而且非常感激。纳蒂希望我告诉您，他能为您提供的任何消息和帮助完全由您自由支配。
这有可能是一次完全独立的偶然情况；从另外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也就是这种内部的信息通常都由口头转达，因而没有出现在留存下来的书信里。
法国的保守主义
毫无疑问，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活动与其法国兄弟的活动是同时平行进行的。当然，阿方斯在他的信件中对政治一直都表示出很高的关注，法国的共和国体制是一种与英国的情况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在这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采取了比英国更为极端的立场。另外，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更高程度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中立（或者说是灵活）的立场，这主要是他们在生活中经常面临频繁更换统治者的情况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阿方斯与他的兄弟们一样都继承了他们母亲的奥尔良党人的思想：在他们的信件中有足够的正面证据来说明他们的君主复辟思想。但是与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们都时刻准备着与共和党人政治家一起工作。他们的区别在于温和的和保守的共和党人，与激进的或者“赤色的”共和党人的区别。他们很平静地看待梯也尔的共和国总统位置在1873年被马歇尔·麦克马洪取代，并在4年之后为在5月16日一场流产的政变之后麦克马洪的下台而悲伤，因为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唤醒了阿方斯内心深处对公社的记忆。只是在他的老朋友莱昂·塞在12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后才让阿方斯有所释怀。尽管莱昂·塞准备直接向公众发售新的3%票面利率的公债减少了他们传统的承购佣金收入，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成为了热情的认购者。他们对1881年中期的政府贷款并没有减少支出，认购的总额超过了1亿法郎。
如果对土地资产的“尊重”是纳蒂眼中区分真假保守主义的标准，法国罗斯柴尔德对私营的法国铁路公司也有类似的情节，这当然是因为他们仍然持有大量的股份。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又出现了一波新建铁路的热潮，阿方斯担心北线铁路公司的优势会被其他公司超越。后来，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于铁路国有化——1848年时提出的目标——这是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可以很容易理解罗斯柴尔德对莱昂·甘必大这位1870年战争中的共和国英雄的态度。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支持甘必大，尽管他在1869年的贝勒威尔计划被认为相当疯狂，因为他继续致力于推动法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有一份著名的关于在甘必大短暂的总理生涯（1881~1882年）中一次晚宴的报道，其中提到了他本人和阿方斯：
他们在一个窗檐下愉快地交谈，这两位统治者——法国事实上的主人甘必大和罗斯柴尔德……甘必大想搞一次海军的武力炫耀：五艘炮艇到突尼斯港、派5个连登陆，并以适当的方式对被伊说：“接受摄政的方式，要不就滚蛋。”这个事情24小时就搞定了……之后，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开始说话，他知识非常渊博地谈到了意大利和英国的政治家。甘必大听着，带着羡慕和吃惊的混合神情：他一点都不怀疑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拥有如此令人称羡的天生及后天开发的聪明才智。他们两人谈论了德普勒迪斯、卡尔罗里、瑟拉、迪斯雷利、格莱德斯通、克瑞斯匹、亨廷顿、格兰威尔……（当祝酒的时刻来到的时候）甘必大的祝酒词是：“为复兴的法兰西！”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的祝酒词是：“为让它复辟的人！”他的声音有些含糊，只能刚好让郭里菲将军和甘必大听到。但是甘必大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因为他认为这句话指的就是他自己。他思索了一会儿，想找到一句恰当的回应，但老是想不出来，随后他就简单地回应：“好！我非常愿意。”如果贝勒威尔的选举委员会在这里目睹他们的甘必大在这些王公贵胄的前呼后拥之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这件逸事关键的地方当然是在于，它说明甘必大为了获取权力出卖了自己。然而，甘必大在此期间所追寻的国内政策远不如征服突尼斯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胃口。首先，甘必大谋划了一个大规模的行动，转换大约600万法郎5%票面利率的债券。莱昂·塞拒绝接受甘必大手下的财政部长职务，这发出了高级银行将进行抵制的信号。事实上，按照警方的报告，阿方斯在1881年12月告诉记者们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运动，有必要在甘必大推翻我们之前先推翻他。”我们已经看到了大众联合银行的倒下怎样为这个推翻行动作出了贡献。其次，甘必大似乎打算推行某种类型的铁路国有化。在他垮台之后才达成了一个协议，在国家行使回购这些铁路的权利之前，授予铁路公司另外30年的经营权。一位像甘必大这样的“左翼”政治家在追求帝国主义的政策方面，几乎会与右翼政治家一样不相上下；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出于基本的国内政治原因，更希望他们的帝国主义是保守类型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属于谨慎的法国右翼中的沙文主义流派——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他们不喜欢在鲍朗格尔将军于1887年5月被解除战争部长职务后煽动群众去支持他，因为这种行动（像之前的波拿巴主义一样）混合了国内政治极端主义和对外的强权扩张，这种情况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与法国的实力不匹配；不过在这位“无用的”而且“无能的”将军1889年下台后，他们开始为他提供私人银行业务服务。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工会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所表现出来的担忧远甚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这很可能也反映了法国更容易受革命政治影响的历史特征。在1892年的时候，埃德蒙的信中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社会主义者可能对“财阀”进行攻击的警告，并且提到了随时可能出现的“无政府”混乱状态，而与此同时，阿方斯预言说，“社会主义感染”在法国可能比在英国要更加危险。在1892年与罗斯伯里讨论产业间的关系的时候，阿方斯强调他反对在劳资纠纷中政府以任何形式介入。他显然把罗斯伯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在他们的会面之后有些讥讽地说道：“在我们国家，那些住在大庄园里而且年入10万英镑的人里没有激进主义者。”阿方斯在1897年告诉作家朱利斯·赫雷特：
站在我的角度，我不相信这些工人阶级运动，我敢肯定，通常说来，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状况是很满意的，他们根本就不会抱怨，而且他们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会有一丁点儿的兴趣。很显然有一些挑头的人，他们试图造出很多噪音而且想吸引一些跟随者，但是这类人对那些诚实、勤劳的工人不可能控制，也不可能影响。人民应该能够区分出好工人和坏工人的差别。那些要求8小时工作制的人都是懒惰、无能的人。其他的人，比如那些家庭里面稳重、严肃的父亲，希望能够工作足够长的时间来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保障。但是，如果他们所有人都被强迫去每天只工作8小时，你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做什么吗？他们会去喝酒……除此以外你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
或许是赫雷特错误地引用了阿方斯的话，但是在这封发往伦敦的信中表明，这或多或少就是他的想法：一个不妥协但不能说是鲁莽的，对劳工市场听之任之的看法，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实业家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同样司空见惯的还有阿方斯对经济不平等的辩解：
我从来就不明白“高级银行”意味着什么。“高级银行”是什么意思？有比较富裕的人和比较贫困的人，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些人今天比较富有，但是明天会比较贫困……每个人都面临这样的变化——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而且也没有人可以夸耀自己能够逃脱。至于说这些资本的积累，它所循环的是金钱……（而且）生长出果实。这是国民的财富！如果你把它吓走，或者惩罚它，它就会消失。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所有这一切都会失去。那将是国家繁荣的终点。资本是生产力！除了一些不幸的例外……每个人……都应该享受他的智力、体力和勤劳所应得的资本。
这篇洋洋洒洒的辩解充分说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新世纪临近的时候，所面临的社会和政治的孤立局面，而且在一个新的时代里，政治势力不可能再轻易地在俱乐部以及乡村庄园的餐室里做出决定。
[3] 原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