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风险与收益
（1885~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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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尔·罗德斯致罗斯柴尔德爵士
1888年
在1889年，财政部长乔治·高森着手将5亿英镑永续公债3%的利率转换为2.5%——这个举动牵涉了几乎全部国家债务的一半。这次转换似乎象征着长久以来在英国建立起来的超乎完美的道德体系随着帝国的扩张与财务的紧缩交织在了一起。随着国家债务的绝对水平出现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的稳步下降的趋势，维多利亚时代似乎并没有出现帝国扩张过度的问题。
高森的转换工作同时也是N·M·罗斯柴尔德公司在伦敦债券市场的持续统治地位的证明。尽管高森对他过去的主子格莱德斯通很忠诚，爱德华·汉密尔顿（供职于财政部）却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建议高森“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可以放心”，同时也可以考虑巴林家族。汉密尔顿吃惊地看到纳蒂对财政部提出的2 000万到2 500万2.5%的债券，价格略高于99的建议“看都不看一眼”，他认为“可能的利润空间”与“所承担的风险根本就不成比例”，而且说服了很好说话的勒维尔斯托克，坚持价格不能高于97.5。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在一个利率稳步下降的时期，这无疑是一种奇怪的吝啬之举。也就是仅仅一年之后，纳蒂的谨慎就成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
非官方的帝国风险：巴林家族的危机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帝国主义的“贸易跟随旗帜”能走多远，或者反过来也一样。在埃及，旗帜跟随着债务（尽管债务又跟随着贸易），但是从投资向侵略的转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海外市场，欧洲投资者的利益从来就不是强制进行外来政治控制的借口或者理由。对于这个观点最经典的说明是拉丁美洲的情况，在“门罗主义”提出之后，那里的欧洲帝国的影响力多少都显得是被界定在了“非官方”的范围内，而且因此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而不是“官方的”和政治性的（对这条规则的例外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圭亚那殖民地）。1890年发生的事件——当时出现了几乎把巴林兄弟银行拖到破产边缘的给阿根廷的贷款坏账——说明了这种非官方的方式有非常不利于帝国的一面。如果阿根廷是一个中东或者亚洲国家，它的政治不稳定或许会通过主要的债券持有人，比如巴林的利益考虑所进行的政治干预而有所改善。拉丁美洲这种奇特的中立状态排除了这种解决方式的任何可能性。
巴林银行危机的故事经常被提及。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大背景下，需要强调三个问题。首先，当时的人们宣称“犹太人染指”——意思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某种程度上促发了他们这个最老的竞争对手的衰落是否有任何的真实性可言？其次，出于怎样的算计，最终促使纳蒂参与到了对巴林银行的救助之中？最后，为什么没有类似的灾难降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头上？因为他们在紧邻的而且政治情况也不见得有多好的巴西所接受的委托从规模上完全可以与巴林银行阿根廷业务相提并论。
巴林银行对阿根廷事务的参与在185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在稳步增长，而且总体来看很成功——1880~1889年的年平均资本收益率为13%——以至于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出现了致命的过分自信。周围的人已经看到了压过来的乌云。早在1888年，《银行家杂志》就表达了对阿根廷联邦政治稳定性的怀疑，《国家主义者杂志》警告说在1889年中期将会出现“无法避免的”衰退。尽管伦道夫·丘吉尔后来声称纳蒂曾经告诉过他（可能是1889年）巴林银行“不会有事，这些问题不会困扰他们”，但这只是对一个敏感话题的简单判断；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至少在巴林银行危机爆发前两年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风险。正如阿方斯在1888年10月所评论的，阿根廷“事实上不得不快速地变得非常富裕”，以便能够应付它那不断累积的债务负担。居斯塔夫预言过一个重大的“阿根廷资金的断裂，并将对所有其他市场产生负面的效应”，并且希望——最终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这样的预见或许可能“让巴林先生冷静下来，法兰西银行和其他银行将会关注整个阿根廷的业务。”（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在阿根廷事务中做到洁身自好；在1889年，威尔海姆·卡尔被任命为驻法兰克福政府金融代理。）英格兰银行贴现率在1889年下半年从4%上升到6%，这被威廉姆·利德达尔总督看成是对拉丁美洲局势“神经过敏”的表现。事实上，由于担心在危机时出现黄金外流，促使高森建议发行1镑面值的钞票。
到1890年，巴林银行的组合里有大量的各种阿根廷债券，包括很多瑟都拉斯债券，这是一种由阿根廷银行用按揭贷款方式向土地所有者发放的贷款。而最致命的交易是巨额的 200万英镑由巴林银行代理布宜诺斯艾利斯给排水公司发行的股票，这个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对城市的供水和排水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不仅只是银行没有能向公众发售超过15万英镑的股票——尽管采取了后来受到广泛批评的“市场设计”——而且当约翰·巴林在1889年年底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新的供水系统工程进展缓慢，公司成了尖锐的政治批评的靶子，而且住户也不愿意用硬通货支付水费，而这是当时考虑给投资人相应红利的保障。就算政治条件保持稳定，巴林也会因此陷入麻烦之中，而1890年7月财政部长在米盖尔·塞勒曼总统推行通胀政策提出辞职的时候，危机忽然降临。汇率暴跌，而且由海军军官支持的革命迫使塞勒曼逃亡，“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迫近了。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一直到迫在眉睫的时候都仍然无法估量。当爱德华·汉密尔顿与纳蒂在10月8日——银行利率再次升回到6%后的第二天——一起吃饭的时候，后者“承认金融城内目前的状况非常艰难”。但是汉密尔顿补充说：“没有任何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这种艰难的感觉会蔓延，除此之外，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某些大银行目前日子不好过，或者说处于艰难的困境之中，主要的原因是阿根廷的危机，以及债券的普遍下跌……”米尔斯·格莱恩公司的贝特拉姆·居里在勒维尔斯托克10月13日找他办理直接贷款时做出的最初的分析，是巴林银行的承兑与其资产组合中的票据之间存在着100万英镑的亏空，这点亏空是很容易弥补的；居里马上提前三个季度支付了这个金额。一直到了11月2日，大多数了解这笔贷款的银行人士（包括纳蒂）的情绪都是相对乐观的。一直到最后，这个漏洞的规模才披露出来。居里和前英格兰银行行长本杰明·巴克·格林仔细检查了账册之后，他们发现应付票据（1 580万英镑）和应收票据（700万英镑）之间的差距比以前所说的超出很多。而且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巴林银行的总负债接近2 100万英镑（包括大量的从1889年晚期已经开始提款的俄国政府储蓄），而银行的资产中包括400万英镑的阿根廷债券，这部分是与塞缪尔·赫尔公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机构联合持有的。
考虑到巴林银行1890年的资本仅为290万英镑，这些数据都是灾难性的：资本与负债间的比率仅达到14%，而比较1880~1889年，N·M·罗斯柴尔德的这个数据是39%。从大的方面看，累积了高于银行总资本的阿根廷债券组合是一个荒唐的事情。用利德达尔的话说，这就是“管理的随意性，肯定会把任何公司都带入深渊”。《时报》在危机最终被公之于众的时候，对此说法表示了赞同，巴林银行已经“远远超出了谨慎的界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对纳蒂开始的时候认为应该让巴林自尝苦果不会觉得奇怪，这是他在11月8日早上回答艾维尔拉德·哈穆布罗的询问时说的；他拒绝了利德达尔的建议，利德达尔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对阿根廷政府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建议政府支持“巨量的丧失了信用的南美债券，因为他们对股票市场有着很强的影响力”；而且他也反对居里的建议，这份建议提出他们应该组织“3~4家其他的银行借给巴林400万英镑来渡过这个难关”。这个事情与好恶无关——尽管毫无疑问，在罗斯柴尔德和勒维尔斯托克之间存在着一些个人和专业方面的竞争——但也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境地。
同时那种认为（类似勒维尔斯托克的兄弟罗伯特·巴林上校所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对俄国政府大量从巴林银行提款导致危机发生的情况负有全部责任的说法，也是一派胡言。毫无疑问——按照从巴黎发往纽考特的信中所披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打算采取“最大的努力来阻止一场灾难”，前提是这些努力不会危及任何其他银行的利益。按照这样的思路，纳蒂不愿意在他得到保证说不仅英格兰银行，而且财政部都愿意为这样的救援行动提供支持之前做出任何承诺也无可非议。事实是，当纳蒂在11月29日对勒景诺德·布雷特进行解释的时候，俄国从巴林提取存款的做法已经在纽考特结束了。布雷特报告说“他们现在有大量的金额属于俄国政府”：
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对巴林银行在阿根廷的投机非常警惕，因为巴林银行之前持有大量的俄国政府债券。现在，怀着对巴林银行的疑虑，斯塔尔接到了电报命令他从巴林银行提取俄国的存款。如果纳蒂支持居里原本的建议，那项命令可能就会延伸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头上——完全可能导致他们的大逃亡，这是一次大崩溃。
这因此也就说明纳蒂算计中有自私自利的成分。
信贷通常是给到“针线街的辛巴达”——高森的继任者哈尔科特这样称呼英格兰银行总督——手里，以拯救巴林银行，使之不至于毁灭，同时也让金融城避免“一场空前范围的恐慌”。用利德达尔自己的话来说，这低估了纳蒂在说服政府采取行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高森最初的行动——得到了财政部长W·H·史密斯的支持——拒绝了利德达尔提出的100万英镑的申请，他的理由是“万能的经济”应该“能够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在11月11日告诉利德达尔，他准备提供的最多是在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外流增长太快的前提下，授权暂停《银行法案》的执行（这个提议被拒绝了）。但是，当高森告诉萨里斯伯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肯定不会坐视不管”，而且当首相在11月12日派人去找纳蒂的时候，他们被伪装的报复给骗住了。纳蒂轻蔑地告诉萨利斯伯利，巴林银行完了；最多，合伙人每人能留下每年1万英镑的收入，而且可能会“更愿意瓜分他们残留下来的资本金，退休到乡村去，每人每年靠4%的利息收入生活”。危险的是他们的损失如此巨大，以至于产生了“一场可能会让全世界都通过伦敦的票据进行所有业务交易的商业习惯可能就此寿终正寝的大灾难”。纳蒂后来对布雷特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如果巴林银行“不能得到拯救，那么大多数的伦敦大银行都会跟着它一起倒下”。他的结论是，除了政府的干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一场甚至比1866年还要严重的危机。正如1914年再次发生的情况一样，伦敦承兑市场的一场危机变成了整个金融城的危机，进而成为了整个国家的危机。
纳蒂愿意在缺少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做的最多是帮助英格兰银行寻找黄金，因为如果危机的消息蔓延的话，可能会需要大量的黄金。按照早已形成的模式，他已经向阿方斯发出了从法兰西银行用黄金的形式贷款的200万英镑，为期3个月，款项放给其在针线街的合作行的申请。在11月12日，利德达尔要求纳蒂安排另外一笔100万英镑的申请，这个要求也得以马上落实，而法兰西银行接受永续债券作为即将以恰当方式发行的财政票据的担保。其结果是释放了英格兰银行所承受的压力，并帮助它把自己的储备从11月7日最低点的1 100万英镑提升到了一个月之后的1 660万英镑。然而，正如阿方斯所指出的，这还不足以“被看成是对所有困难的根本性解决”。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怎样把萨利斯伯利救上船，这就意味着要克服高森的反对。在11月12日，纳蒂已经赢了半个点：在他与萨利斯伯利会面后，内阁同意，如果英格兰银行不得不违反其章程，就“阿根廷债券问题”向巴林银行提供借款的话，将通过一项补偿法案，“前提是他们能得到格莱德斯通的首肯”。这就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纳蒂会觉得他与萨利斯伯利的会谈“相当令人满意”，因为他感觉已经消除了政府的固执己见。第二天，对“一些严重的偶然事件”（按照银行家约翰·彼得达尔弗·马丁的说法）的担忧开始蔓延，而且“很多以前已经在流传的谣言已经越来越多地指向巴林银行”，尽管当彼得达尔弗离开金融城的时候“所有的事情仍然按其过去的规矩在运行”。只是在14日星期五的时候，才开始很危险地出现了大量巴林银行的票据被带到英格兰银行贴现，而且也正是这样的情况才决定性地强化了政府在这个问题中的直接行动。当天下午，当高森还在去苏格兰参与他早已安排好的一次讲话的路上时，萨利斯伯利和史密斯同意承担由英格兰银行在从当天下午两点开始的24小时时间内接收的巴林银行票据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的一半。
下一步的工作是建立一项担保基金，来分担任何可能的损失所导致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会在巴林银行的资产最终清算完毕后仍然无法冲抵。这个决定在英格兰银行总裁办公室内达成，与会的有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主要的商业银行家。谈判再一次获得了脆弱的平衡。利德达尔在开始投标的时候说，英格兰银行本身认下100万英镑，条件是其他金融城内的企业至少保证300万英镑。居里马上报出50万英镑，条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做同样的承诺。再一次，巴林银行的命运又被掌握在纳蒂的手里。按照汤姆·巴林的说法，他有点迟疑，而且觉得“愧对”居里，因此只好同意。居里自己的记录更加可靠一些，他说纳蒂“有些迟疑，并且希望能跟他的兄弟们商量一下”——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时间的把戏——“但是最后经过一些压力之后还是被说服了”。按照爱德华·汉密尔顿的说法，所谓的压力，就是利德达尔告诉纳蒂说，“没有你，我们照样可以干”。
情况可能真的是那样，纳蒂的同意尽管是很勉强做出的，但使得整个进展相当容易了：自此之后，保证基金快速增长，因为所有主要商业银行都参与到了捐献者的名单中，随后股份合作制银行在第二天也加入进来。在24小时的“窗口”时间结束之后，总共筹集了1 000万英镑（这个数字后来上升到了1 700万英镑，尽管真正需要的只是750万英镑）——按照阿方斯的评论，这证明了：
英国的这些企业完全清楚他们的责任，而且通过保护巴林银行免受灾难，他们也保护了自己在英国商业信贷体系中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与现在的巴林银行是同样重要的。这家银行的倒闭会给英国的商业带来可怕的灾难，并殃及全世界。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担保以及组成了这样一个辛迪加的消息，让持有由巴林背书债券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他们能够拿回自己的钱。然而，这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大结局，巴林危机的衍生结果说明当初纳蒂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犹豫。阿根廷总体破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可能会一次性吞噬掉巴林总资产1/5的价值。就算一切如常，阿根廷债券的价格到1891年7月的时候也比他们1889年3月时的价格下降了40%。纳蒂发现自己坐上了一个银行家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并担负起了保护所有英国债券投资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利益的工作。他更愿意督促政府实施一项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的货币稳定计划，这是一项分步实施计划，最终被采纳。在189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意给政府提供一项新的短期贷款，使它可以买下供水设施，并因此可以清算巴林银行最麻烦的一项负债。但是这使得阿根廷的外债达到了3 800万英镑，而且1893年的另一项新贷款更把负债总额推得更高。第二项贷款的条件——所谓的《罗麦罗协议》——是对阿根廷铁路网实行经济控制。事实上，一直到1897年，阿根廷政府才全面恢复了利息的支付。
这次延误不可避免地放慢了巴林合伙制解体的步伐，像阿方斯所指出的，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点。“这不足以防止巴林银行暂时性的关闭。”他在12月29日这样写道，“不过恶化的势头通过对那些引起麻烦的事情的清算已经得到了遏制。”1893年4月，由于巴林资产出售的进程比当初所预期的慢，银行家的担保期限不得不延长（尽管金额有所减少）到下一年的11月。尽管瑟希尔·巴林在新成立巴林资产公司来清算余下的阿根廷债券的时候，评论纳蒂“非常仁慈”，但是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巴林担保强加给他们的对他们资源无休止的占用情况感到非常恼怒。一直到1894年，新组建的巴林银行才最终赔付了由担保人支付的款项。
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纳蒂在官方圈子的地位会通过巴林危机而得到加强，而出现下降的不只是勒维尔斯托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防范潜在的恶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危机出现以前，爱德华·汉密尔顿一直都在诋毁罗斯柴尔德家族。1889年4月，在进行一次小型的财政票据方面的金融活动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尽管我总是认为要与他们在东区问题上划清界限，但我确实在纽考特吃了午饭。”然而，当自由党人回来后，纳蒂经常被新任财政部长哈尔科特咨询有关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复杂问题。10年之后，在下一届自由党政府上台的前夜，汉密尔顿任命纳蒂与厄内斯特·卡塞尔以及勒维尔斯托克勋爵二世一起，作为“首席顾问”以及“金融城代表”之一，所有的新任财政部长都必须介绍给他认识。
1890年所发生的事情是，一家按照正常的金融市场规则本来应该倒闭的银行，由英格兰银行发起的众机构进行救援，在关键的节点上通过政府承诺，以居里和罗斯柴尔德领导下的其他金融城内银行的广泛联合体共同支付相关的费用。对于政府以及因此而涉及的纳税人来说，这是一个便宜的解决方案：它比派出一艘炮艇或者一队侵略军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便宜（如果阿根廷是一个中东的破产者，这是很可能的选择）。银行所支付的成本也是低的：支付的金额略高于把资金冻结在支付给巴林的债权人的付款里，这比起让巴林银行倒闭来说要低很多。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走上巴林银行的道路？因为从很多方面看，他们也深陷于拉丁美洲的金融活动中。比较巴林的经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西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非官方帝国主义的相关成本和收益。
在1890年11月，纳蒂告诉萨里斯伯里说，他“十分不一样……他没有一点负债”。这是纯粹的虚张声势。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自己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进行搏斗已经有些日子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列昂内尔怎样在19世纪60年代恢复罗斯柴尔德与巴西的联系。在巴拉圭战争结束之后的19世纪70年代，巴西政府的借贷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期——仅有的大规模筹款发行是1875年的530万英镑——但是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多活动的苗头，在这些活动中，再一次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政府在伦敦的唯一发行代理。总结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1883~1889年为巴西政府负责发行了总计为3 700万英镑的债券，另外还为巴西亚——圣弗兰西斯科铁路公司发行了32万英镑。除了帮助合并现有的已发债务和将早期的债券转成较低利率的债券之外，这些钱还被用于已有铁路公司的利息支付，以及补贴轮船公司，因此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被用来进行开发，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当佩德罗皇帝被有军方支持的共和革命所推翻的时候，所有的一切进展似乎都非常良好——奴隶制在1888年被废除了，而且货币在次年也重新获得了黄金平价的待遇。这明显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吃惊。而在阿根廷，出现了货币贬值以及海外巴西债券报价的大幅下滑。到1893年，国家陷入了内战的泥沼，而海军和身处南方的君主制主义者都不服从新的政府。1895年出现的稳定迹象变成了一种幻象：1896~1897年，一场新的起义席卷了东北部地区的农民。
这些问题为什么没有像巴林危机一样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带入危机中？第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按照绝对条件看，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1890~1893年损失的“只是”大约74万英镑。这里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没有持有大量的巴西债券，比如在1886年，他们持有的这类债券只占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总资产的2.4%。第二，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了远较巴林家族高得多的资本负债比例：甚至就在这个时期（1890年）的最低点，这个比率仍然是19.5%。他们因此在应对1889年出现的危机时处于了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第三，而且或许最为显著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1890年的资本金是590万英镑，而巴林银行只有290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本金。相比较而言，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就要小很多。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巴林家族，巴西也不是阿根廷。尽管1889年后很多年间巴西的政治形势很不稳定，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898年，政府才宣布对其外债延期偿付。巴西政府在此之前维持债务偿还的能力使阿方斯大为吃惊，但也并非异乎寻常。与当时那些主要的债务国相比，巴西的情况并不是最糟的，甚至在其1898~1899年的债务最高峰时期，总的公共债务也只是税收的400%。外债的利息和分期赔付款总体来看只在政府的总支出里占相对较小的份额：1890~1899年平均10.5%的数字明显低于其他债务国的相应数据。事实上，1898~1900年稳定之后，真正的债务问题才开始显现。1890~191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发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8 300万英镑的巴西公共部门债券，以及另外580万英镑的私营部门债券。此外，纳蒂和他的兄弟们还深深卷入了同时进行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智利借款中，1886~1914年发行了价值3 300万英镑的智利债券。这些不断累积的债务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就算世界上对他们的原材料（巴西的咖啡和橡胶、智利的鸟粪和铜）出口的需求在持续上升，也无法满足这个缺口。1890~1913年，巴西的总债务（以英镑计）上升了3.5倍；而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了2.7倍。另外，圣保罗地区的咖啡生产快速增长——在1870年到1900年翻了4倍——导致了供应过剩的危机。
明白地说，其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巴西拥有巨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当政府在1898年暂时冻结了已有债券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马上提出重新安排时间表（这就从根本上把所有沉没资金的赔付推迟到了1911年）。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合并政府的各种负债而新发行的融资筹款券，采用土耳其模式，以海关收益作为担保，而政府不得不实行严苛的节约计划，这些都在纽考特给当选总统冈波斯·萨勒斯的一封信中进行了明确、严谨的表述，而且这封信被登在《时报》上供大家阅读。这种政策马上引起了货币（米尔雷斯）的增值，从7/4镑涨到了1913年的16镑，这种趋势加剧了咖啡产业已经很严峻的危机局面，当国际咖啡市场上的价格正在下降的时候，却推高了巴西的生产成本。
然而，通过这种非官方的帝国主义来发号施令，其控制的范围总是受到限制的。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即国际资本市场上不断增加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侵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对巴西外债的控制地位。到了190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个国家的地位都受到了挑战，其中，智利的挑战来自于斯佩耶尔斯和德意志银行，而巴西的挑战则来自于施罗德家族。当圣保罗州在1905年寻求为应对国际市场的咖啡这种当地主要产品价格下跌而准备实施的咖啡储存项目寻找金融帮助的时候，阿尔弗雷德拒绝接手这个“稳定价格”的计划，原因是“这是人为的而且疯狂的投机”，必将以灾难收场。纳蒂也对联邦政府通过建立一家新的汇兑银行来对米尔雷斯与英镑的汇率进行调整的努力深表怀疑。然而，施罗德银行和克林威兹银行建立起了一个纽约、汉堡和勒阿弗尔的咖啡贸易辛迪加，而且在1906年秋季和1908年5月之间开始买进了至少800万袋，相当于世界年消费总量的一半还多。当施罗德试图在这个辛迪加清偿给圣保罗的应付款的过程中向纳蒂寻求1 500万英镑贷款支持的时候，纳蒂马上很生硬地回答：“当然不支持这种该死的骗人伎俩。”要是他一直坚持不松口，施罗德或许就将面临生死的考验了：没有罗斯柴尔德的支持，他们就无法从巴西联邦政府得到担保；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担保，这笔贷款就只可能告吹，只能让施罗德将其已经预付的1/6留给圣保罗，而他只能拿走相应的咖啡。纳蒂选择了一种狡诈的介于直接资助稳定物价计划和借钱给巴西政府（尽管巴西政府又将这笔钱用于稳定物价计划）之间的另外一种方法。在折磨过施罗德，让他饱受焦虑之苦后，他最终同意参与贷款，而他认为这样的计划很难获得持久成功的直觉是正确的。1910年来自东印度公司的竞争造成了橡胶价格的急剧崩溃，而且根本没有办法用库存来进行缓冲，最后导致汇率危机，使得汇兑银行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这次危机的影响使已经走下坡路的巴西债券市场更加雪上加霜，将由罗斯柴尔德家族1913年发行的1 100万英镑筹款券中的94%压在了承销商的手里。正当一项新的以巴西银行接受外资控制作为先决条件的贷款计划即将达成的时候，欧洲却在1914年爆发了战争。
非官方的资本主义——按照其定义——总体上说缺乏根本的政府干预手段。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正如法国投资人1888~1889年所看到的，在反对埃及修运河的同时，却把钱投进巴拿马去修另一条，原因就是法国在当地有相当的影响力，尽管从根本上说要比英国人的影响力稍弱。拉丁美洲的选择介于美国控制或者不控制之间。例如，当巴西政府表现出准备在1895年吞并特立尼达的时候，纳蒂敦促萨利斯伯利的首席私人秘书希沃姆伯格·迈克坦纳发表了外交讲话，让巴西把他的要求提交仲裁。迈克坦纳告诉萨利斯伯利：“是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去证实……撤军的政策，而且，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仲裁道路上最主要的障碍就扫除了……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很自然地希望我们去做。”在实际情况下，这意味着要看纳蒂是否想就此问题给巴西财政部长发电报；按照政府的想法，巴西问题从严格意义上看，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务。英格兰银行影响力的限制在不仅是巴西，而且还包括阿根廷、智利，当他们都开始大把往自己的海军花钱的时候，这种情况得到了证实。尽管英国的银行不断就“经济崩溃”对他们发出警告，最终的结果还是证明他们不可能控制拉丁美洲的军备竞赛——不只是因为英国的造船公司是这些有吸引力的订单的受益者。正如纳蒂在寻找控制巴西铁道部的机会时非常坦率地说：“质问一个政府的政策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坚定的单一本位主义者”
大量从英国输出资本成为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特征，而且这种情况得到了全球货币体系某种程度的支持：首先是双本位制（白银和黄金）体系，以及后来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金本位制，这种方式把大多数主要货币按固定的汇率与黄金挂钩，因此也与英镑这种世界性储备货币挂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总体来看被低估了，而且通常也被误解了。
传统上一直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从双本位币制向金本位转换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对于美国的人民党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人格化了“国际黄金圈”，因此他们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一定站在废除白银的货币本位职能的立场上。要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并不困难。罗斯柴尔德拥有自己的精炼和经济业务，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对黄金开采的兴趣在19世纪的后20年快速增长。另外，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时期所处理的很多债券发行的业务，都与受益人采用金本位制度相关联。这在美国的业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他们与他们的代理人奥格斯特·贝尔蒙特在支持恢复金币支付（这种做法在美国内战时期停止了）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在1874年7月，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与纽约的银行家约瑟夫·斯利格曼联手，同意包销发行价值4 500万美元5%利率的美国债券，而且对另外的1.23亿美元有6个月的选择权。当发现这次发行最终不很成功之后，小摩根集团与纽约第一国民银行也加入到了这个辛迪加里，第二次发行了2 500万，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占了55%的份额。在1873年到1877年之间，N·M·罗斯柴尔德参与了总计2.67亿英镑的美国债券在伦敦和纽约的发行。这些贷款设计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美国的金融，还是为了使美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采用金本位体制。然而，当第45届国会在1877年10月召开的时候，起草了一份法案，打算恢复“自由”的白银铸币，以及其法定货币的身份——对于这种方式，贝尔蒙特强烈地指责为“公然的偷盗”和“盲目而且可耻的疯狂”。在最终的法案规定只允许白银以严格限制的数量进行流通，而且不会用于应付债券的利息支付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愤怒才有所平息。美国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随即在1877年通过贝尔蒙特安排了新的5 000万美元采用金币方式的筹款，这就让在1879年初采用金本位的安排又朝前迈出了一步。这次发行之后还有另一批债券需要发，但这一次小摩根那位雄心勃勃的公子皮尔庞特试图把罗斯柴尔德家族排除在外，这激怒了列昂内尔和纳蒂，他们（正如纳蒂告诉布朗·希普雷公司的赫尔曼·霍斯基亚的）拒绝“参与任何的美国辛迪加，去接受他们的怜悯或者命令，我们只会按我们的方式来进行，并且有一群朋友一起来干的条件下，才可能考虑”。对美国采用黄金本位制度承诺的怀疑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铁路股票和后内战时代的债券大繁荣中只扮演了这么个小角色的原因。
一直到1893年3月，这个问题在政治层面上仍然是存在的，当时格鲁维尔·克利夫兰试图筹措5 000万~6 000万美元的黄金贷款，在美国黄金储备快速减少的时候维持可兑换性。尽管摩根家族愿意联合行动，但纳蒂、阿尔弗雷德和里奥颇感踌躇：阿尔弗雷德仍然“坚决反对”，尽管克利夫兰保证撤销当时仍然在继续执行的《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协议（或许这应该是这两兄弟谈判技巧的成果，而不是摩根说的他们过度谨慎的表现）。6 230万美元利率为4%的美元债券由银行按104.5的价格接下，然后以112.25的价格（后来涨到了119）卖给那些心急的投资者。在短短22分钟的时间赚了600万美元的神话有利于打破人民党所面临的僵局，当然也帮助确保威廉姆·詹宁斯·布莱恩而不是克利夫兰作为民主党1896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胜出。然而，布莱恩被共和党人威廉姆·麦金利击败也为美国向金本位转换的进程画上了句号。
美国的稳定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868年，只有英国和它的一些经济属国——像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亚——采用了金本位制度。法国和其他拉丁货币联盟的国家、俄国、波斯以及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一直采用双本位体制；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包括中欧的大多数国家，一直采用的是银本位制。40年之后，只有中国、波斯和少数中美洲国家还采用银本位制。金本位实质上是全球的货币体系，尽管在实践操作中有不少亚洲经济体有一种黄金兑换标准（用当地的货币兑换成标准银币，而不是真正的黄金），而且很多在欧洲和美洲的“拉丁”经济体则根本就没有兑换之说。在很多主要的欧洲国家里——德国（1871~1873年）、法国（1878年）和俄国（18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在协助货币制度的转换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尽管在意大利哈穆布罗十分雄心勃勃地在1881年至1882年领先了一步。在此之后，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巴黎银行成为了他们各自的中央银行不可或缺的辅助机构，在其中某一方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另一方会将大量的金币大规模地送过海峡。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利润不菲的业务。与此同时，金本位确保了以黄金为标准的各种货币表示的外国债券可以防范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并因此可以让那些更为谨慎的投资人愿意购买，否则的话他们可能就只愿意购买那些永续债券和“国内铁路债券”。货币一体化支持了国际债券市场的成长，因为可兑换性“标志着一个国家对可靠的预算、平衡的对外支付和可持续外债规模的承诺”。因此，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主要业务是有好处的。
毋庸置疑的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重新抬头的双本位制辩论中经常要捍卫正统的金银通货理论。例如，阿尔弗雷德“强烈反对……关于英国贵金属流通过程中的任何激进的改变”，这句话出现在他于1886年写给英格兰银行总裁的私人报告里；而在4年之后，纳蒂坚决反对高森推出1英镑纸币的提议，这项提议事实上代表了对1844年建立起来的体系进行一种异想天开的现代化改造的想法，以及一种对英格兰银行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的有意识的回应。当格莱德斯通和他的财政部长哈尔科特正在考虑代表英国参加1892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货币大会、否决美国双本位计划的合适人选的时候，阿尔弗雷德似乎是理想的选择。按照哈尔科特的说法：
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所具有的分量在货币领域无人能敌。我并无法预知阿尔弗雷德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我认为他理所应当是一位坚定的单一金属本位主义者（格莱德斯通先生称之为“明智的人”），他会至死捍卫单一金本位制……
阿尔弗雷德适时地向哈尔科特保证“找不出比我更坚定的对单一金属本位体制的支持者”，而且他会“竭尽全力投身于维护我们建立在英国所拥有的那种绝对的商业霸权基础上的金融霸权”。
然而，阿尔弗雷德的行为证明他无法把分配给他的“明智的人”的角色坚持下去。在11月份，他提出了他的妥协方案，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不只是与他同去的代表贝特拉姆·居里）。尽管被他在金融城和财政部里的对手嘲弄了一番，而且大会上出现的那种严重的两极分化情绪使他的提议注定无法通过，但是这个建议在很多方面看，都是调和贵金属本位主义者和双金属本位主义者之间矛盾的切实可行的尝试，具体的做法是通过一个历时5年的国际购买协议来提高并维持白银的价格，同时又不给白银实际的与黄金平等的地位的方式。如果这个提议能被采纳，阿尔弗雷德认为，“应该给南非的金矿一定时间，来证明他们每年的产量是否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增加的额外需求，而且也应该给予印度一定的时间来引入以黄金作为货币的金本位体系”。然而，在“纯粹的单一金属本位主义者”居里看来，这与哈尔科特所要求的“单一金属本位主义者的荣耀”或者“双金属本位主义的寿终正寝”的目标相差甚远；事实上，阿尔弗雷德的计划在大会上赢得了某些双金属本位主义者有保留的支持，尽管这些支持还不足以使它变成一项实际的议案。
另外，这个问题在1897年又再次被提出来的时候，有谣传说纳蒂在阿瑟·贝尔福的影响下也软化了立场，而阿瑟·贝尔福从骨子里说是一名双金属本位主义者。纳蒂拒绝签署由居里提出，并得到大多数主要的商业银行附议的反对双金属本位体制的一份金融城的备忘录。而且，足以让新财政部长米盖尔·西克斯·毕希爵士感到尴尬的是，他再一次表示出了愿意对那些银行做出妥协让步的意愿：他重新开启了印度造币厂，将英格兰银行储备的1/5转成了白银，而且将对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的限制从2英镑提高到4英镑（同时作为对美国双金属本位主义者10英镑目标的还击）。
我们怎么解释这种对正统的温和的偏离？应该提及的是，纳蒂的祖父曾经是极端固执的贵金属本位理论的批评者之一。但是阿尔弗雷德和纳蒂所做的并不是重复过去，他们也反映了他们的法国合伙人的意见，用阿方斯的原话来说，他们是双金属本位主义“极端的”信仰者。作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阿方斯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一直在为捍卫双金属本位体制而与那些纸币倡导者以及拉丁货币联盟进行着斗争。在某些方面看，这是货币保守主义——一个银行家的“传统智慧”，也是他的英国亲戚的镜像。与纳蒂把发行1英镑面值纸币看成是对英国现状的威胁一样，阿方斯也在1870年坚决反对引入25法郎的硬币。但是，按照弗朗德罗已经证明了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的地位其实有着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关系。双金属本位主义不再继续的原因，是法国政府在1873年作出的政治决定，他们为了不给德国对白银去货币功能化的政策提供便利，便继续自由地将白银转成黄金。在1873年之前，双金属本位主义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双金属本位套利（通过私人代理在那些双金属本位国家中进行）限制了黄金——白银的汇率，反映了熔化一种金属货币与铸造另一种金属货币有关的成本”。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个体系中主要的套利者，他们依靠的是英国操作金本位，而法国是双本位。因此，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考虑，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金本位，而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双金属本位；不过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支持过在全世界进行白银的去货币功能化。甚至在保卫白银的战役失败之后，阿方斯还在喋喋不休地强调双金属本位体制与黄金本位相比为英国和法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更为灵活的体系。最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避免完全白银去货币功能化有他们自己私人的理由，也就是考虑他们在水银（其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于白银的精炼）行业的利益，即使他们私人在黄金行业的股权远比这个大。
地下帝国
那些参与拉丁美洲债券交易的银行家所遭遇的困难并不新鲜：这些问题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所碰到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很类似。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债务危机处理的手段总体来说也不新鲜。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就取得了埃尔梅登水银矿的控制权，因为他们相信，如果需要向一个像西班牙这样不稳定的国家支付款项，那么某种有形的资产是必需的。19世纪80年代发生的情况反映的也是类似的考虑，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涉足的矿业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和巴黎银行对于建立一个可以被描绘成矿业帝国的决策，是他们自决定参与19世纪30年代的铁路融资以来，业务模式最大的转变。正如詹姆斯认为对一个泛欧洲铁路网的控制与在世纪中期资助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同样重要一样，纳蒂和阿方斯也认为对矿业的投资同样与为欧洲的海外殖民地和经济卫星国发行债券同等重要。就像他们之前的铁路一样，矿山提供的投资回报比国家债券要大；而与此同时，他们的资产缩水的可能也要小很多（惩罚性税收甚至被征用的风险确实存在，但是总体来看要比政府破产的风险小得多）。那些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在1880年后走向衰败的说法，很少考虑他们这个巨大的投资方向上出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