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是怎样在19世纪70年代重新确立了对埃尔梅登水银矿生产的控制的。这些矿产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都在持续不断地提供着稳定的收益：比如1871~190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从矿业上赚了大约90万英镑，占他们总收益的8%。然而，与他们对金矿业务更为活跃的参与情况相比，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埃尔梅登中的作用相对来说是被动的，这可以从他们合伙人之间的通信中得出判断。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开始对在新世界寻找黄金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促使他们1852年在伦敦拥有了自己的精炼厂。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戴维森兄弟得到鼓励，亲自积极地参与到那些最有前景的矿山的开发工作中。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们在这个地区又雇用了新的业务协调人员，其中一人是矿业咨询工程师汉密尔顿·史密斯，他在1881年编写的关于委内瑞拉埃尔·卡尔里欧黄金矿的报告，说服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到那里去做了投资。很有可能正是纳蒂在1885年鼓励史密斯定居伦敦，并与另一位矿业专家埃德蒙·德·克朗诺建立了合伙关系。一年之后，他们成为了一家名叫勘察公司的新公司的执行董事。在满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矿业野心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机构。
开始的时候，勘察公司的工作只是作为顾问，为它的股东在矿业方面的方案提供咨询；但是到1889年，它重组为一家股份制公司，名义资本为30万英镑，而且成为一家专门的发起公司（换句话说，就是它帮助矿业公司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收取名义资本20%的手续费）。本质上，这是那些备受推崇的金融城企业操作被广泛认为是高度投机业务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直接危害其良好的声誉。除了罗斯柴尔德银行之外，公司的其他20家发起股东包括勒维尔斯托克爵士、艾维尔拉德·哈穆布罗、亨利·奥本海姆和阿瑟·瓦格；由霍拉斯·法古阿出任董事长，一直任职到1896年。到了这个时候，公司的资本已经增加到了125万英镑，其市值也达到了224万英镑，使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同类公司”（银行家哈瑞·吉布斯语）。对于那些缔造者来说，在分了10%的红利以后，他们还拥有盈余的一半，而且借由他们随之增加的投票权，他们仍然控制着这个公司，所以这是一项非常赚钱的投资。1889~1903年，它为23家公司发行了名义价值高达2 070万英镑的股票。在1889年到1895年之间，它对其初始实收的3万英镑资本支付了总计为265%的红利，4倍于它的股票价值，然后在随后的10年间，红利下降到80%，而1905~1914年只是40%。开发公司由罗斯柴尔德创立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纳蒂与他的兄弟们总计持有了30%的股份（尽管随着公司的成长，他们的持股比例在下降），而且1889~1897年，公司的营业地址在圣斯威辛道。
除了投资于开发公司本身所获取的利润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从他们所发起创立的各种矿业公司获取了巨额的回报。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1886年的资产负债表表明，他们总共持有的矿业公司的股份只值27 000英镑；而在几年之间，这个数字就变得相当可观。在1891年，罗斯柴尔德持有5 000股面值为1英镑的南部非洲联合黄金矿井股票，之后他们的持股增长到了13 000股。当朱丽叶·威恩希尔和阿尔弗雷德·贝特——卓越的“朗德矿主”——在1893年2月上市朗德矿山的股票的时候，罗斯柴尔德银行分配到了10万股中的27 000股；当同一家公司在1897年再融资100万英镑的时候，他们拿到了债券中的35 000英镑。这使他们巨大的“垄断公司”集团持有了巨额的股份，占有了朗德公司1902~1913年生产的黄金产量的大约37%。从这类投资中产生出的利润是巨大的。朗德矿业的股票从1897年最低的15英镑10先令涨到了1899年最高时候的45英镑。类似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和巴黎银行在新成立的玛瑞维尔和耐吉尔黄金矿产公司的股票于1895年上市之前，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股份，上市之后马上按25%的利润卖出了这些股票。他们还获得了5万手以1英镑买入的期权，而当公司上市的时候，一手期权价值4英镑。罗斯柴尔德法兰西银行显然没有这么成功，他们在1894年初期抱怨说，他们在某些矿业股票上的利润只是略高于他们在其他股票上的损失。
黄金矿是开发公司的最爱：他们在得到了威特沃特斯登德的新勘探结果，成功地应用了深井开采技术后，急速扩大了南部非洲的黄金产量。在1892年，公司完成了联合深井公司和格尔登辉斯深井公司的上市工作；随后在1893年，完成了朗德矿业和马希侯诺尔兰德金矿的上市工作；之后在1894年又完成了江佩斯深井公司和汤斯威尔公司以及大众联合公司的上市工作。在所有这些上市公司中，罗斯柴尔德家族都保持了很高的权益。在1892年早期，迈耶·卡尔被派往汤斯威尔公司考察各种金矿山。他提交的报告的基调是很轻快的。他宣称，这些矿区“面前拥有广阔的未来”：
这个国家在之后的10~20年将为欧洲的资本提供比南美洲和其他类似国家更为广阔的天地。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国家，宜人的气候，居住着荷兰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刚刚开始开发，遍布着各种矿种并引种了各种农作物。我觉得罗斯柴尔德银行应该在这里放一个聪明的代表，他应该能够在这里做很多赚钱的生意。
尽管没有派去“聪明的代表”，但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开发公司间接参与到南部非洲的黄金繁荣过程中的贡献经常被低估。公司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南部非洲。在1894年，它进入到西澳大利亚，而且把大众联合公司作为了一个区域性的分公司，进而帮助新西兰开发公司在1896年上市——尽管这些公司的上市都没有像它们在南部非洲的那些兄弟公司那样带来那么好的收益。
在如此众多的金矿公司中拥有大量的股份是一个勇敢的举动，这些都基于对世界黄金市场未来预期的重要假设。用阿方斯的话说，朗德导致了“阿拉丁宝藏”的幻觉。最初看起来，他表达出的不害怕这种金属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说法是令人不解的（如果朗德还有未发现的水银或者铜的储备，他可能会这样）。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直截了当的：对黄金的需求似乎仍然是旺盛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它作为他们货币体系的基础。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黄金供应的增加就不会打压黄金的价格，而只会导致货币扩张以及所有其他资产价格的总体上涨。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才出现了所谓的“黑非洲的繁荣”——南部非洲的矿业股票在1893~1894年飞涨。因此，不用说，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鼓励金本位的推广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是单一本位主义者，他们是多本位主义者。在同一时间内对他们来说显得同样重要的是铜，这虽然是一种基础金属，但是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由于电气工业的快速发展，它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间接参与了19世纪70年代由金属公司和贴现银行为首的银团垄断铜市场的首次尝试，但是，他们似乎是在1889年泡沫破灭后直接进入了铜行业。在19世纪8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和巴黎银行通过购买并控制力拓公司的矿业资产，增加了他们在西班牙的权益，力拓在当时占有全世界大约10%的铜产量。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投资：到了20世纪初，力拓的价格几乎成了伦敦和巴黎之间通信中经常引用的一个基准数据，其出现的频度，完全可以与半世纪前的永续公债和债券的价格相提并论。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也在1895年成为公司的银行顾问，发行了价值360万英镑的企业债券（获得的佣金为11.05万英镑）。
这只是广泛进入铜矿业和铜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广泛进入的战略或许是受到了保护在力拓的投资不受由于很多地方都传出发现新的铜矿资源而导致价格下跌的需要所驱动。19世纪8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购买了波里欧公司——一家墨西哥铜矿公司37.5%的股权；1895年之后，勘探公司成为了位于蒙大拿的阿纳康达矿业公司主要的资金来源。这些权益使罗斯柴尔德在世界铜市场上拥有了真正的影响力，与纽约的莱昂纳德·路易松和布朗戴斯、戈尔德施密特公司一起组成了市场辛迪加，从1895年开始，通过直接购买和限制产量，把铜价又推回到了每吨50英镑的水平。当有新的资源被发现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其纳入自己的囊中。1903年，勘探公司为德属西南非洲的奥塔威矿业公司融资100万英镑。法国罗斯柴尔德也参与了铜的投资，也对类似巴黎通用公司这样的企业进行投资。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宝石开采业也同样感兴趣。他们对德比尔斯的参与——或许是他们的矿业投资中最负盛名的——将在下文进行详述。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他们在类似领域的唯一投资。他们在经过千辛万苦，终于从英国政府手里获得了7年的采矿许可之后，在1889年也对缅甸红宝石矿公司进行了上市融资，而缅甸则在那3年之前被英国吞并。这又是一种赚钱的生意：4年之后，宝石的价格仍然在强劲上涨（与钻石价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总体来说，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黄金和宝石领域不如他们的伦敦合伙人。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通过位于伦敦的勘探公司才在1895年成为了法国矿业勘探公司的股东。然而，阿方斯及其兄弟们在这个时期也有同样快速发展的矿业投资。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开始扩张他们在西班牙的含银铅矿项目，他们通过卡塔金纳的代理购买了这些矿石，并在他们的勒–哈维尔精炼厂提纯加工成商业用途的铅和银。在他们自己的工程师汉密尔顿·史密斯的指导下，阿方斯及其兄弟们投资了25万法郎在他们法国的精炼厂项目上，并将其转换成一种直接从西班牙厂家购买的体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听从阿方斯直接投资于西班牙精炼厂项目的劝告。1880~1881年，阿方斯才说服他们成立了彭纳罗亚矿冶公司，将这个矿业帝国从它的西班牙矿主手上租了过来。到1913年，公司出产的白银产量占西班牙全部产量的80%，铅产量占60%。由于拥有了彭纳罗亚矿冶公司40%的股权以及独家的销售权，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成为了国际铅市场最大的单一玩家。同时，也是同样的方式，阿方斯及其兄弟们购买了由澳大利亚实业家约翰·希金森在法属太平洋岛上的新卡勒东尼亚建立的镍矿公司25%的股权。这里表现出来的战略目的也是野心勃勃的，到1884年，公司已经收购了欧洲大部分的镍精炼厂，但是1891年在加拿大新发现的镍矿打碎了他们的垄断美梦，迫使“镍矿公司”削减其资本，并与美加国际镍业公司签署了市场分享协议。在此期间的第三大矿业投资是上面说过的墨西哥波里欧（铜业）公司。到1900年为止，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合计在这些矿业公司投资的股份名义价值为1 150万法郎（46万英镑），而市值大概是两倍，相当于银行总资本的大约4%。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俄国石油产业的参与上。这一兴趣从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开始从美洲进口石油，而且在1879年，他们就已经与炼油商梅特德意志公司合伙在西班牙生产煤油，之后在费由美建立了新的炼油厂。为了给这个工厂寻找原料，引发了罗斯柴尔德在巴库附近的俄国油井找油的首轮投资热潮。（罗斯柴尔德奥地利银行在加里线的石油产业中也有一些股份，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进行合作的考虑。）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提出与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合作的建议在1883~1884年被否决后，巴黎的合伙人决定购买另外一家公司——巴图炼油与贸易公司（通常知道的是它的俄语首字母缩写BNITO）。他们还建立了一个拥有超过2 000台油罐车的车队，以及在诺沃罗斯耶斯克的炼油厂的“巨额专项资本”，同时在敖德萨还拥有一座油库。麦克凯估计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俄国石油行业的投资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价值大约是5 800万法郎（230万英镑）。在其最高峰的时期，大约1/3的俄国石油产量由罗斯柴尔德控制。
19世纪90年代是国际市场对石油需求出现急剧增长的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俄国煤油通过他们的里海工商公司以及黑海煤油公司在欧洲进行销售（采用与西班牙的铅一样的方式）。后来，他们与俄国船运公司以及圣彼得堡国际银行合作，成立了一个叫做马佐的新公司，目的是通过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俄国国内市场来扩大他们的销售。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与诺贝尔公司竞争，还将与美国的巨头标准石油公司竞争。在亚洲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竞争局面。在1891年，公司位于伦敦的两兄弟马科斯和塞缪尔获得了BNITO的煤油在苏伊士以东地区的销售权，采用他们首创的油轮运输方式——这是成立于1897年的壳牌运输与贸易公司的前身。他们在亚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快速成长中的皇家荷兰公司，公司位于荷属东印度。
由于竞争导致了价格的下降，他们曾试图按常规的方式组成一个利润分享卡特尔（1893~1895年）来结束这场“石油战争”。然而，与标准石油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事情的发展似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了已经在逐步融合的壳牌与皇家荷兰公司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由这两家公司在1902年投资组建的亚洲石油公司的第三家股东，而且在1911年，用它们所持有的全部俄国企业换取了皇家荷兰和壳牌的股份，使它们在这两家公司中成为了最大的股东。到这个时候，这个交易看上去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罗斯柴尔德在BNITO和马佐的股权估值为290万英镑，而他们在皇家荷兰/壳牌公司里的新股份能够保证很稳定的收益。而仅仅在6年之后，罗斯柴尔德从巴库撤出的智慧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水银、黄金、铜、铅、白银、钻石、宝石以及石油——到190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有色金属市场、宝石市场以及石油市场上占据了非常显著的位置。他们不仅直接或者通过勘探公司为新矿业公司筹措资金；他们还将大量的钱投入到矿业股票，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对国际原料市场的整合甚至是控制。这很难说是一种在走下坡路的企业所采取的战略。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和巴黎银行聪明地找到了一种方式，将他们传统的业务路线发展成为适应世界经济最根本的结构变革的方式。
罗德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
除了通常的高利润以外，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所获得的矿业帝国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吸引力的部分原因还在于它显然并没有受到政治控制。一旦一项特许权授出，或者一片土地出售了，矿业公司似乎都享受了某种接近完全自治的待遇，特别是当矿山位于偏僻的地方，而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通常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的情况下。然而，这种类型的帝国主义从来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正式的处于国家引导下的真正的帝国主义；在塞西尔·罗德斯的概念里，这种情况尤其严重。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罗德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82年，当时纳蒂派公司的前旧金山代理阿尔伯特·冈索到金伯利——当时主要的钻石矿中心——去报告英——非钻石矿业公司的工作，该公司提出了一项对杜托兹旁的申请，而杜托兹旁是这个地区四个主要的区段之一[其他几个是金伯利、巴尔特方藤和德比尔斯（De Beers）]。在几个月之内，冈索就得出结论说，这些为数众多的小公司（总共超过了100家）将会由于过度生产而相继倒闭，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应该合并。然而，尽管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合并委员会，而且计划以一个合并后的公司为基础发行价值350万英镑的股票，但这个计划建立在相互竞争的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之间的相互嫉妒的基础之上。除了在现有股份的价值上很难达成一致外（在合并中，应该要换成新的股票），1882~1883年钻石价格的下跌或许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能够专注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肯定抱怨他们在英——非公司股票上的损失，而购买这些股份是他们的伦敦兄弟推荐的。
重燃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钻石的兴趣的正是开发公司，尽管是间接的，这个公司新雇了一位美国工程师加德纳·威廉斯，由他负责南部非洲的矿业前景研究。此时，合并的进程与5年前相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金伯利区实质上已经由金伯利中部公司控制，其1887年的市值大约为245万英镑，每次出矿大约可生产1.3克拉。接下来排名第二的就是德比尔斯矿业公司，市值大约为200万英镑，而生产量稍低。一直困扰在塞西尔·罗德斯——德比尔斯公司的董事和大股东，以及金伯利公司的共同发起人之一——心头的问题是，在与金伯利区块中最后的独立公司法兰西公司的合并过程中，这两家公司谁会笑到最后。
罗德斯开始意识到，在德比尔斯和中部公司有限的金融资源的条件下，在即将上演的并购大战中，能够打开通向胜利大门的钥匙要到伦敦去找，而且谁能得到金融城里金融大鳄的金融支持，谁就能够胜券在握。一意识到威廉斯（他们两人首次相遇在1885年开往伦敦的汽船上）可以成为他通向纽考特大门的引导人，他立刻给了他德比尔斯总经理的职位，并且在两个月后，动身前往伦敦开始他与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勋爵的首次会晤。纳蒂又开始艰难地讨价还价。在8月4日，罗德斯用电报向金伯利发回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这项计划为德比尔斯购买法兰西公司提供了资金，但是代价很高。具体来说，就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支付75万英镑的现金，按每股15英镑的价格购买5万股新的德比尔斯股份，外加20万英镑的企业债券。对于这次安排，他们获得了10万英镑的佣金，以及他们购买股票的价格与德比尔斯股票1887年10月5日在伦敦市场价格差异的一半。按照图雷尔的说法，这意味着他们额外多收入了15万英镑，因此，“罗斯柴尔德辛迪加从支付75万英镑的这次买卖中得到了25万英镑”。经过一直持续到9月份的在巴黎进行的多次漫长的谈判后，法国公司的董事们最终接受了合并条件，按100∶162的比例把法国公司的股票转成了德比尔斯股票。
然而，这对于罗德斯来说，距离最后的胜利还很遥远。中部公司给法兰西公司的回盘确实是过去了，但是似乎得通过以65.6万英镑的价格把法兰西公司出售给中部公司才能实现。因为这当中有10万英镑是以金伯利中部公司股票的方式支付的，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罗德斯很聪明地获得了中部公司的股权；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中部公司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得到了法兰西公司，而且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德比尔斯此时将要被中部公司吞并。罗德斯计划的是全面收购在巴尔特方藤和杜托兹旁那些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公司的股票，并完成德比尔斯——金伯利中部公司的合并，但是要这样做的话，他必须得到金伯利中部公司董事会主席弗兰西斯·巴林–高尔德以及最大的股东——热情洋溢的巴尼·巴奈图的同意。如果两人都反对——就像是传言中那样的情况——罗德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在这个事件中，只是巴林–高尔德比较难弄；巴奈图看到了大发横财的机会，而且秘密地与罗德斯结成了统一战线。在11月，德·克朗诺从金伯利给罗德斯发来电报，称需要再贷款30万英镑全额收购中部公司的股份，并且强硬地告诉罗斯柴尔德，如果他们不愿意提供所需资金，罗德斯的合作者阿尔弗雷德·柏特会提供。就是在这个时候，纳蒂为自己购买了5 754股德比尔斯的股份，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罗德斯本人只有4 000股）。这个战略一直贯穿于整个1888年，其间罗德斯和纳蒂都在寻找克服巴林–高尔德抵制的办法。1888年3月13日，罗德斯正式注册了德比尔斯联合公司，注册资本310万英镑，还有另外150万英镑的可转债，但是，巴林——高尔德和中部公司的少部分股东仍然僵持着。除了对中部公司和德比尔斯两家公司丰厚利润的预期外——两家的利润在1888年上半年都出现了高速增长——另外一个说服巴奈图的关键性因素是得到了新公司“永久总裁”地位的承诺，这个妥协显然是纳蒂非常不情愿的。尽管如此，合并的进展仍然很不顺利，首先面临的是一个来自中部公司股东方面的法律问题，他们反对关于新公司发展目标一揽子的委托条款；其次是发生在德比尔斯矿山的一场可怕的大火，火灾造成了202人丧生。一直到了1889年1月，金伯利中部公司的合并案才最终完成，此时，德比尔斯已经持有其竞争对手总资本的93%，因而对中部公司最后的购买需要再投入的已经不到其总市值530万英镑的一成。自此之后，对其他一息尚存的小公司的处置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纳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罗德斯在他的股份收购过程中筹集资金，他发行了225万英镑的一级可转换债券，使德比尔斯能够清偿到期的债务，并在杜托兹旁和巴尔特方藤继续获取新的矿权。合并的总成本很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但是与很多其他人一样，纳蒂无法抵御罗德斯的那种热情洋溢的魅力。“整个事情就看你是否对我有信心，而且是否信得过我本人。”罗德斯在1888年的某个时候就这样说道，“或许有人可以做得比我好，这我还真的不好说。你知道我的整个目标以及整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信任问题。我知道，有你的支持，我可以做到所有我说过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想法不一样，我也无话可说。”这种关系在合并完成后仍然在继续。例如，开发公司在1889年发行了175万英镑的德比尔斯联合抵押债券，其中的17.8%由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买走；1894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自己发行了价值350万英镑的德比尔斯债券。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新公司中获得了巨大的股权，因此，对罗德斯拥有强大的财务控制，让罗德斯对在整个并购过程中所受到的高度钳制感觉到非常不舒服。迈耶·卡尔被委派进入了新的德比尔斯董事会就是纳蒂打算随时监控整个事情进展最明显的迹象。到1899年为止，N·M·罗斯柴尔德公司是德比尔斯的第二大股东（拥有31 666股），略少于巴奈图的侄子乔尔兄弟（33 576股）。罗德斯只拥有13 537股；柏特11 858股。这些都证明了这是一项相当不错的投资。
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马上有人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控制了南非钻石98%产量的新德比尔斯联合公司应该怎样建立其控制国际钻石市场的机构。从1887年开始，一个建立辛迪加的计划就处于讨论当中，一直到1890年3月，德比尔斯才与由威恩希尔柏特公司牵头的5家合作公司的联合体达成了一个协议。由于这种方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维护水银的价格而采取的传统做法，而且在铜行业也是这样操作的，因此，这个辛迪加马上就受到了纳蒂的祝贺，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在里面的参与很有限。罗斯柴尔德家族坚决反对的战略之一就是德比尔斯自己囤积钻石，不论以何种方式。正如纳蒂在1891年7月对罗德斯所说，他“没有任何权力进行钻石投机，而是必须尽一切可能尽快销售”。“至于钻石的处置，”他的结论是，“我越仔细想，越觉得你最好的做法就是按照市场供需的一般原则，尽量避免任何人为的方式，比如什么组合、囤积等。”当金伯利的董事为提振他们股票低迷的价格而偷偷建立了“一个秘密储备”的丑闻曝光的时候，迈耶·卡尔谴责说这是“不道德的行为”。而这只是身处现场的那些人阳奉阴违的几个举动之一。在这个事件中，这种考虑其实纯属多余：从1896年开始，钻石市场就开始进入了上升通道，而且德比尔斯的年红利在随后5年中达到了40%（160万英镑），迅速摆脱了开始时的滞胀，而得以快速推高。按照纳蒂在1900年告诉罗德斯的说法：“德比尔斯公司的历史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神话。你建立起了一个钻石生产的垄断格局，非常成功地为你的钻石产品的销售建立了稳定的市场，而且成功地找到了能够做到这一切的机械设备。”换句话说，罗德斯还能有什么需要呢？然而，罗德斯仍然还在继续对钻石销售方面强加给他的那些限制感到恼火，在1898年，他跑到伦敦去抱怨市场辛迪加拿走了过多的利润。
尽管金伯利及其周边的土地（格瑞卡兰德维斯特）在1871年被英国吞并，但是德比尔斯在金伯利钻石业内建立起统治地位很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不过从一开始，罗德斯的野心就远远超出了英国的领土范围。刺激他向开普殖民地以北扩张英国影响力的，不仅仅是在布尔控制的威特沃特斯登德发现黄金的事实。实际上，罗德斯在朗德的投资非常不成功，而且他的公司联合金矿公司马上投入到野外作业，去寻找那些尚未发现的黄金储藏（当时公司还没有在德比尔斯进行投资）。准确地说，他想沿西北方向穿过汤斯维尔延伸到马特贝勒·金·罗贝固拉的王国里。
1888年1月，罗德斯给纳蒂写了一封长信，寻求纳蒂对他刚从罗贝固拉那里获得的新特许权的支持，他打算在里木波波河的对岸开发“永远不会枯竭”黄金矿区。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尽管他很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在这个项目中“参股”，但是与他们的金钱比起来，罗德斯显然更看中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他的报告中说，“国内有很多人对我们这个特许权的覆盖范围持反对意见”，主要来自竞争对手，由基福德爵士和乔治·科斯顿组建的贝克华纳兰德勘探公司，以及葡萄牙政府。他特别担心的是，有消息说要撤换他那位非常好说话的朋友赫居勒斯·罗宾森爵士驻开普殖民地英国最高代表的职务，因为这会让他的长远目标变得不切实际：
我感觉到政策出现一丁点儿的新变化都可能带来危险。他（罗宾森）在过去8年间管理得非常好，因为在保持非洲人的信心的同时，他稳步向北扩张，而且完全包围了（布尔）共和国，这几乎完全归功于他的努力，我们才能够从瓦尔河向赞比西发展，而且，如果你们看看地图就会发现，通过实施他的政策，他已经完全限制了汤斯维尔共和国，使它不可能再发展。如果我们现在能搁置问题，静静地工作，随着汤斯维尔黄金的开发，我们将会逐步得到一个连成一片的而且是插着英国国旗的南非。（金矿）矿主最终不会忍受纯粹的布尔政府的管理，整个事情其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新派一个人去对周边的共和国采取完全新的对抗政策，就会使所有这一切都毁于一旦；而且如果他的政策建立在麦肯齐的民族独立思想基础之上的话，将会导致无穷无尽的摩擦。现在突然发生了数不清的问题——比如斯瓦兹兰德的未来，以及与玛塔贝勒国王交往的方式，所有这些问题要是不能很好地处理的话，都会导致无穷无尽的纷争，而我认为赫居勒斯爵士凭借他8年的经验，现在看来仍然是最合适的人。
同年的晚些时候，罗德斯给纳蒂就类似的问题写来了信件，此时他已经把德比尔斯想象成了“另一个东印度公司……由于有巨大的国家支持，每天都在发展”，而且更多地提出了他的“美好愿景”：
玛塔贝勒国王……是中部非洲的唯一障碍，只要我们得到他的领土，其他的就易如反掌了，因为其他的部分是原始的村落体系，每村都有一个单独的首领，而且全部都是相互独立的……
在蒙巴萨新成立的东非公司……应该通过汤加恩伊卡向赞比西发展，从南部跟我们的扩张遥相呼应，在德国和刚果的夹缝中发展……目前我所想到的是千万不要被隔断……还有另外的一个连结方式是在康巴尼湖或者奈央扎，可以从赞比西置换出希尔，但是关键还是玛塔贝勒兰德以及它的黄金，关于这一点，那些报告并不是道听途说……幸运的是这个金矿（位于玛塔贝勒兰德）是可以买到的，2年前的价钱大约是15万英镑，现在的叫价已经超过了1 000万。我建议过柏特和罗宾森，而且文件确实都已经签署，但遗憾的是我不得不离开，而且我离开之后，整个计划就流产了。
我们很难不把这些计划与1895年12月的“詹姆森突袭”的惨败，甚至是在1899年与布尔之间战争的爆发直接联系起来看。罗德斯专注于一种让独立存在的布尔共和国无法接受的包围及扩张的计划，而且他希望纳蒂能够支持他。
他对纳蒂会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抱有极大的信心，甚至在1888年6月修改了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除了2 000股德比尔斯的股票，这些股票他留给了他的兄弟姊妹）留给了他。把几十万英镑留给世界上最富的人或许似乎有些违背常理，但是在这份遗嘱所附的信中，罗德斯向纳蒂表明希望这些钱用于寻找被他的传记作者称为“一个为了帝国的利益而挑选出来的社会”。“如果可以，请选择《耶稣教宪章》，”罗德斯潦草地写道，“并且将罗马天主教加入到英帝国中。”基本上可以肯定罗德斯（更不用说罗斯柴尔德）从来没有读过由圣伊格纳修斯在1558年所起草的《耶稣教宪章》，这里的提法只是对那些无私奉献的兄弟情义的象征，而这正是他的理想状态。让人吃惊的是——与这个时期另一位完全不同的理想主义者希奥多·赫泽尔一样——罗德斯也把神话般的罗斯柴尔德爵士看成是有能力把他的梦想变为现实的那个人。
人们通常认为，罗德斯的扩张主义热情可能也感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否则他为什么要给他讲这么多？然而，我们对此应该保留谨慎的态度。可以肯定，纳蒂和他的兄弟们并不反对扩张英属南非的想法。当罗德斯与贝克华纳兰德公司的基福德以及科斯顿合力建立一家新的中非勘探公司——将他的计划推进到玛塔贝勒兰德——的时候，纳蒂是一个主要的股东，而且当这个公司在1890年变成了联合特许权公司时，他的参与程度也提高了。当罗德斯在1889年成立英属南非公司的时候，他也是发起股东之一，并免费出任公司的投资顾问。更为重要的是，根据1892年1月一封信上所显示的，纳蒂对罗德斯的野心并没有幻想。“我们与南非事务有关的愿望中首要的，而且最为重要的，”他告诉罗德斯，“是你应该留在这个殖民地的核心事务里，这样你才能够推行你一生所致力的那些伟大的帝国政策。我认为你应该可以让我们有幸声称我们一直非常真诚地支持你推行这个政策，而且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仍将继续支持你这样去做。”
事实上，纳蒂不愿意再听到对罗德斯的批评。当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伦道夫·丘吉尔1891年从南非回国后，公开抨击马希侯诺尔兰德的发展前景，而且在媒体上宣称“再也找不出比把钱投在矿业勘探辛迪加中更不明智、更不安全的投机方式了”的时候，纳蒂发火了——特别是他资助了丘吉尔的这次南非之行。威廉斯·哈科特爵士的儿子路易斯在他的日记中描写了1893年初纳蒂与丘吉尔在都灵的一次特别遭遇：
丘吉尔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罗德斯和南非以及马希侯诺尔兰德，说这个国家已经破产，而且纳蒂知道（瑟希尔）罗德斯是一个大骗子，罗德斯不可能在金融城里筹到51 000英镑去开一座矿山……所有这些都是当着纳蒂的面说的，弄得他非常愤怒——他的怒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得不离开房间几分钟以使自己冷静下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罗德斯使用武力镇压玛塔贝勒和其他阻碍他前进的非洲部落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安。阿瑟·德·罗斯柴尔德在1893年一封发自巴黎的信中说“渣打公司的股票小幅上涨”，“与玛塔贝勒人发生了剧烈的武装冲突，对方被打死100人；而我们方面，我很高兴宣布，几乎没有一个人受伤”。在巴黎的年长的合伙人也同样表现得非常热情，重要的原因是罗德斯在1890年成为开普的首相后所采取的专制统治的方式。
然而，在罗德斯与罗斯柴尔德之间关于从开普扩张英国影响力的策略上，总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从理念上看，罗德斯总是更接近于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思想，而偏离萨利斯伯利政府的政策，他们比较倾向于让周边白人殖民者的野心从属于都市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于对纳蒂期望一直都很高，罗德斯很快就醒悟了。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能说服葡萄牙政府撤出德拉果阿海湾深感失望，因为这里是位于莫桑比克海岸主要的海港，对于汤斯维尔的未来具有非常关键的战略意义。对于这个问题的谈判一直断断续续，没有什么进展，而且尽管纳蒂很乐观地谈到了从葡萄牙购买这片土地的想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无法克服的外交障碍。罗德斯感觉萨利斯伯利“在葡萄牙事务上太不把他当回事了”，这个说法是纳蒂竭尽全力为他所进行的辩护。“你不应该忘记，”他对这位勇往直前的帝国的缔造者说：
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整个欧洲的公共舆论都非常同情葡萄牙，而且萨里斯伯里爵士去引发争议也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在那些友好的大国的看法中，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将会为了中非非常重要而又非常落后的地区击垮弱小的葡萄牙。不管怎么说，你还能从一个自由党政府身上期望更多的支持吗？
当罗德斯再一次尝试直接接触葡萄牙特使路易兹·德·索维拉尔的时候，他感觉纳蒂的支持缺乏诚意。“很显然，你要是采纳索维拉尔的观点，那么你什么也无法做。”他在1893年5月抱怨道：
我认为，你应该尽你所能，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你一直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德拉果阿对我们在南非的地位来说非常关键……我担心我们得购买德拉果阿海湾。我们想要它，而且也准备为它出钱。随着汤斯维尔的成长，我们越耽误，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而且随着德拉果阿铁路的完工，我们或许永远也没有办法得到它了。
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一样，他抛弃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速度太快了，对葡萄牙政府不打算出售有争议的领土的解释越来越不耐烦。早在1891年2月，罗德斯坦诚地告诉雷琴纳·布雷特，他认为纳蒂“是一个诚实但是脑子不够用的人”。不久之后，他修改了他的遗嘱，指定了一位与纳蒂一起共同处置他财产的人。“这个想法折磨我已经有一些时间了。”他宣称，“如果我死了，我所有的钱就会传给一个人，这个人尽管心肠很好，但是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想法。我已经尽了全力对他进行解释，但是我可以从他的脸上读出，这对他没有任何的作用……因此，我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而已。”
纳蒂被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弄得手足无措，罗德斯着手利用德比尔斯联合公司，在玛塔贝勒兰德推行他的计划。这种联系的第一个关键点是罗德斯规定德比尔斯应该是英属南非公司——在通信报道中通常称之为“渣打公司”——的大股东。纳蒂的意见是“德比尔斯不应该持有投机性如此之强的债券”，这种观点得到了迈耶·卡尔的强烈支持，他总是“对渣打公司的前景非常悲观”。在1892年1月，纳蒂以“非常坦率的”的方式说出了他的观点：
对于开普政府是否应该占领北部边疆区，你是唯一的裁判；这与我们无关，而且我们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任何看法。你应该知道你的渣打公司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女王陛下政府同意。我们想要说的是，如果那就是你的政策，而且你需要钱来推行，你应该从其他的途径去找，而不是动用德比尔斯公司的现金储备。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德比尔斯公司只是一个单纯的钻石矿开采公司……如果让别人知道德比尔斯公司借钱给渣打公司，有些德比尔斯的股东可能就会去申请强制令，进而煽动罢免董事会，并提名自己的董事，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此，考虑以这种方式使用德比尔斯的资金是对还是错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问题，而且会极大地伤害公司和其股东的信用和名声。
对于罗德斯对渣打公司需要钱的抱怨，纳蒂的回应是：
比让德比尔斯公司补贴渣打公司更为方便的办法是，我们建议你对出口钻石征点儿税；这种做法在开始的时候无疑会引来一些抱怨，但是这个行业最终还是会习惯这个做法。而且这会引发这样的考虑，就是开普政府收购全部钻石矿的股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当然，不是在几年前很高的数字基础之上，而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请思考一下这个建议，并且告诉我你的想法。
想象罗德斯对将德比尔斯和渣打公司进行这样直接的政治控制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纳蒂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惹恼性情生来就比较容易激动的罗德斯。“你知道我并不是要干预他们（德比尔斯）的内部管理，”他在1892年7月这样向他保证，“我只是希望未来能有不错的分红，而且他们可以逐步偿清自己的债务。”事实上，很多时候罗德斯根本不理来自伦敦的“指令”（比如他执意要购买普勒密尔或者西瑟尔敦矿山）。而纳蒂也不会对罗德斯讳言伦敦董事会中的大股东们掌握着钱袋子。伦敦董事会与在任总裁之间的这种摩擦在1899年再次爆发，当时罗德斯希望德比尔斯向朗德金矿和铁路投资，而这个时候，德比尔斯连分红的钱都是借来的。纳蒂对这种提议的反对以及对终身总裁制度的批判激发了罗德斯的冲天怨气，他说：“我与德比尔斯有关的所有政策、计划，自公司成立以来就一直遭到了伦敦董事会的反对。”他指责迈耶·卡尔“滥用暴力”。然而，他无可奈何的事实是纳蒂再加上“法国股东中的大多数人……代表了”公司资本中很大的部分，而且最终他们有能力坚持废除终身总裁制。另外还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罗德斯自己的账户上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大的金额：1895年中期，他任开普殖民地的首相，他欠他们的债高达16 515英镑，尽管他自己当时也拥有百万家产，但这主要来自于他所持有的德比尔斯股份。这比伦道夫·丘吉尔当年在台上的时候所欠的要多很多。
除了对德比尔斯所要扮演的角色有争议外，纳蒂对南非未来的看法也与罗德斯有着很多根本性的差异。例如，很难让人相信，罗德斯会在1891年欢迎纳蒂提出的补贴几百个从沙皇的迫害下逃出来犹太人家庭的路费和安家费的建议。一个更为严重的摩擦源是纳蒂不同意罗德斯取消与布尔共和国和平共处的计划。1892年5月，有一份简要的报告上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正在谋划为汤斯维尔政府发行250万英镑的筹款券，使它可以扩张自己的铁路网，这是年初时迈耶·卡尔访问约翰内斯堡期间，由保罗·克鲁格总统提出来的一个想法。迈耶已经向纽考特报告说，克鲁格是“一个奇怪的布尔老头，长相丑陋，穿着怪异而且举止粗鄙，但是与其他所有的大人物一样，是一名很厉害的演说家”。而且，他补充了一个政治评论：“古老的布尔人群与新近的矿业人口之间的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这些说法出现在罗德斯在伦敦的时候，肯定不是偶然的。
当然，对于1892年贷款目的是不是要对汤斯维尔进行非官方的帝国主义控制仍然存在争议，而出现官方控制的状况是罗德斯一直期待的。当纳蒂与萨利斯伯利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意地强调他已经削减了克鲁格原本更大的贷款计划，目的是购买葡萄牙的德拉果阿海湾铁路。而且当他写信给罗德斯告诉对方这件事的时候，他强调说“在起草合同的时候，我们会遵照你的建议，小心地为自己保留在未来的借贷中的话语权”，而且他打算“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提出安排开普铁路的必要性”。“我也告诉了他们，我们不会同意为建奈塔尔支线借给他们更多的钱，而且你会在以后看到，我们坚持这些钱只能花在他们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当然，我们永远也不会让他们想到我们是按你的建议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