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个说法所指出的，罗德斯最初的想法应该是，通过建立起他们自己连接南部的铁路，布尔人就有可能对金矿指手画脚。纳蒂显然想向他保证，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我们不太好指令政府当铁路建成后，应该征收什么样的税收”。按照查普曼所证明的，布尔人并不想被他们的新银行所牵制。当纽考特在它的客户警示中写到所筹集的资金“应以最大的谨慎及经济考虑进行使用”，而且“每一笔支出……都必须进行严格而且足够的控制”的时候，比勒陀利亚很坚决地回复说，“不接受任何控制，政府在支取这些钱之前不会就钱的用途进行说明，而且政府不会同意在使用之前把钱一直存在你们银行”。汤斯维尔债券在伦敦市场上的成功因此是打在罗德斯身上的一记重拳。在开普顿布尔人已经预言了这个问题，因为1895年晚期的那些计划开始在开普敦着手准备以非布尔人的“外籍人”的名义推翻克鲁格政府在汤斯维尔的统治。
詹姆森突袭（一场事实上是由罗德斯的私人军队在贝克华纳兰德发起的未遂入侵）震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对这个政变计划事前居然一无所知。尽管罗德斯已经与约瑟夫·张伯伦——他在1895年夏天加入了萨利斯伯利的政府，出任殖民地大臣——讨论过煽动外籍人士暴动的想法，但是他对此只字未对纳蒂提起过，而且他与张伯伦的关系也没有亲近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与《时报》驻非洲通讯员无法同日而语）。在政变失败之后，纳蒂试图修补伦敦与比勒陀利亚之间的关系，为了让詹姆森无法抵赖，他力促克鲁格来伦敦。“如果无条件接受邀请，”他向克鲁格保证，“你能得到共和国的独立。我们不希望让这里的那些反对汤斯维尔政府的势力得到加强，也绝对有必要防止敌视布尔政府的情绪增长，因为迄今为止，公众的舆论还是站在你的一边，而且我们会竭尽全力让你的任务很容易完成。”霍布森声称“金融家们”从詹姆森的闹剧中获得了利润的说法是错误的，反过来说才是事实。
官方帝国主义的陷阱：布尔战争
然而，詹姆森突袭的失败只是推迟了与布尔共和国之间纷争的出现。在1897年到达南非出任高级专员不到一年的时间，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就确信英国影响这些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战争。他已经找到了维护外侨合法权益的借口，而且张伯伦也觉得出于政党的政治考虑应该支持他。两人联手足以劝阻纳蒂不在1898年11月发行第二次汤斯维尔贷款；但是从米尔纳的观点来看，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官方外交的目标就是缓和与比勒陀利亚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很是叫人感觉尴尬。在1899年6月，阿尔弗雷德直接给克鲁格发去了电报，告诉他殖民地办公室无法言明的条件，而且之前已经请示了张伯伦：
国家和政府都不想发生战争，但是没有人能预知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公共的舆论会强迫政府去做什么……局势的症结在于外侨应该在沃尔克斯特拉德国会里有一些直接而且是能参与决策的代表，原因是阁下施政中出现的过失使所有的变化都被推迟得太久，因此一点儿都无法影响目前的局势。
克鲁格对这些诉求并不是充耳不闻。在7月6日，张伯伦接到了纽考特转来的克鲁格妥协的消息：外侨将会获得“溯及既往以及提前7年的特权”，这个方案“获得了那些非英国籍的外侨的喝彩，而之前曾经担心他们会期待萨利斯伯利爵士发动战争”。纳蒂在12天之后向迈克坦纳证实了这个说法，催促张伯伦宣布危机“结束”。一直到8月25日，迈耶·卡尔还“坚决声称临时停战协定这次一定能够达成——尽管我承认克鲁格正在考验政府的耐心而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火药的味道，这有些危险”。这种观点也是塞西尔·罗德斯的观点，他一直到最后一刻都充满了信心，认为“布尔人会在最后的时刻让步”。当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克鲁格并不打算放弃，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达成和平解决方案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根据亨廷顿（他当时是德文郡公爵）的建议，给驻在比勒陀利亚的商务代表塞缪尔·马科斯发了一封电报，在未得到张伯伦和萨利斯伯利的授权的前提下，明确地形成了英国的政策：
大英帝国政府期待和平。如果能无条件同意5年的特权，汤斯维尔的政府没有理由担心友好谈判并随后安排相关的细节。肯定不会再提出更多的要求……现在发生战争是他（克鲁格）的错误，不能怪罪于大英帝国政府……我们以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名义担保大英帝国以及英格兰或者说英国政府并不想干预汤斯维尔的统一……最强烈地敦促你尽最大的努力保证特权不要附加任何条件，我们认为这是防止战争的唯一办法。
这个建议不仅被布尔人拒绝，而且也有可能被萨里斯伯里批评。他担心这样的“地下谈判”会导致“严重的混乱”，因此要求纳蒂“非常真诚地停止与比勒陀利亚这种方式的所有联系”。
罗斯柴尔德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对布尔自治政府的深厚同情基础上，用纳蒂告诉迈克坦纳的话说，塞缪尔·马科斯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和平能够保持，“用15年的时间，汤斯维尔将会是另一个英国”。马科斯的合作伙伴路易斯这样说，“克鲁格是最后的老布尔托利党人”，而且“他也将会是汤斯维尔历史上这种形式的最后一任总统”。另外，战争一爆发，纳蒂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投入到战争的进程中，建议马上切断布尔人通过德拉果阿海湾的补给线。当士兵们从战场返回白金汉郡的时候，到处都洋溢着那种义不容辞的爱国热情，而阿尔弗雷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科文特花园组织了一场蔚为壮观的庆祝晚会。纳蒂与米尔纳的关系一直很好，而且给他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尽管是“以我妻子的名义”——祝贺他“稳固地在非洲南部为女王陛下建立起了完全的主权”。然而，私下里，他为英国军队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游击战”之中而感到悲哀。在和平到来后的两个月之内，阿尔弗雷德在他的饭桌上力促英国和布尔将军之间的和解。
纳蒂特别对那些激进作家，比如霍布森等人所认为的，发动战争是为了在黄金矿和钻石矿上有经济利益的那些人的利益这种说法感到紧张，他建议罗德斯：
对有关发动战争以及你与军事当局的关系的任何说法都要相当谨慎。这个国家与这场战争有关联的所有问题目前都处于高度敏感之中，而且现在议会的朝野两方面都非常倾向于把已经发生的一切归罪于资本主义者，以及那些在南非的矿产业中有利益的人的身上。火上浇油将会是一件非常大的憾事，而且这只会给你的对手提供更多攻击你的机会，而我敢肯定你一定不想这样。因此，我希望你对你的言辞一定要相当小心，而且如果你要对战争部的下属有什么微词的话，你一定要找到适当的机会私下里说。
这就帮助我们解释了纳蒂两个月后给贝尔福的信中私下敦促他说“一个好的战争部长……给他的将军们的是他们要求的两倍”：
前几天《每日新闻》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在结尾说道，如果陛下的大臣们没有能力缔造和平，也就没有能力进行战争……从长远来看，现在进行大量的努力所花的代价远比让战争被拖入另外一年要小得多……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你应该知道公众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情绪，以及某些没有身处欧洲的人有什么样的忧虑，总的来说都是希望省钱，因此（我们或许）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份巨额的支出账单。
总结起来说，纳蒂同意罗德斯对战争发起方式的批评，但是他认为这样的批评由任何在金伯利和朗德矿山拥有巨大私人利益的人在公开场合做出是相当不合适的。
对罗斯柴尔德做出的针对战争时期经济假象的警告也有一定的讽刺，因为布尔战争正好出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该地区的英国政策影响力下降的过程日渐明朗的时期，而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则是无人能敌的。布尔战争是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英国首次被迫依靠提高国家净债务水平来资助的战争。鉴于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有过授权，财政部可以向N·M·罗斯柴尔德公司请求借贷支援，但是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借贷已经无法再得到保障。纳蒂从战争一开始就在设想，正如他告诉爱德华·汉密尔顿的，财政部长米盖尔·西克斯·毕希爵士“在他准备好后会派人来找我”。 但是他提出的以罗斯柴尔德担保发行永续债券的建议遭到了拒绝，得到认同的是厄内斯特·卡塞尔提出的一个“更为权威的”以98.5的价格在公开市场销售国库券的建议。“卡基贷款”严重超卖，而且汉密尔顿很高兴地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卡塞尔的嫉妒”。当7月份再次出现对新贷款的需求的时候，纳蒂同意了卡塞尔的方式（而且还要与英格兰银行竞争），力争第二批贷款的发行，这一次是1 000万英镑。但是汉密尔顿又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记重拳，他与J·P·摩根的克林顿·道金斯以及重新恢复了元气的巴林银行的勒维尔斯托克爵士达成了协议，由他们预付款，投放了一半的金额到美国市场。这大大地激怒了纳蒂，他已经早就开始着手招徕认购，并且推测伦敦市场完全可以满足要求。确实，第三次1 100万英镑的债券没有再假手美国市场，但是当政府强硬地准备推出更高金额的6 000万英镑的永续公债时，它再次叫来了摩根。摩根拿走了一半，N·M·罗斯柴尔德以及英格兰银行（每家1 000万）得到的是一个固定价格94.5。令人更加无法接受的是，摩根得到的佣金是伦敦银行的两倍。留给较小的银行的那一小部分在“金融城里的英国人圈子”引发了很大的怨气，他们觉得，按照霍拉斯·法古阿的兄弟格兰威尔的说法：“恼怒于把那些肮脏的德国犹太人找来，而把他们自己排挤出去。”但是事实是，最大的赢家是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的皮尔庞特·摩根：因为在一个世纪以来，英国政府被迫从一个国外的机构借巨额的资金来在自己的帝国内部发动战争。这是一个金融重心跨越大西洋转移的早期信号，这一次转移将是新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则是致命的。
摩根在1902年春天再次亮出了肌肉，当时决定筹措一笔3 200万英镑的新贷款。纳蒂当时被道金斯怀疑仍然还有“大量上次发行的永续公债沾在手上，而且出现了亏损”，因而才提出了发行新的由汤斯维尔担保的贷款，但是道金斯在摩根亲自到访伦敦的重大利好支持下，成功地说服西克斯·毕希坚持发行永续债券。尽管美国人同意只拿走500万英镑——留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700万英镑以及卡塞尔和英格兰银行各200万——他们发现自己仍然有能力来确定发行的价格（93.5）。这是这个新的美国竞争者令人厌恶的迹象，纳蒂则有意识地拒绝摩根的伦敦银行参与到他的份额的发行中。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罗斯柴尔德讨价还价的地位看起来仍然很弱。尽管1903年的汤斯维尔3 000万英镑贷款券的销售没有要美国人的任何帮助，但是纳蒂提出的2.75%利息券的要求被财政部否决，理由是定得过低，而且还决定不接受低于2 000英镑的认购——这种政策方面的变化被纳蒂气愤地指责为“最没有英国味”。
布尔战争的胜利也没有在南非推出一个绝对的宗主国政权。尽管布尔人最终被迫接受停火条件，其实是开普敦（和金伯利）而不是伦敦从英国的胜利中得利。在德比尔斯公司中，伦敦董事会和罗德斯之间最后的冲突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微缩版。甚至就在汤斯维尔的战争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罗德斯就接到了纳蒂用电报发来的忠告：“无红利清算还未偿还的贷款以及无抵押永续债券，就算是受益人可以在此之前支付也不要……我们因此建议充分利用有利的机会再推出5万股，这肯定会被现有的股东吃进。”纳蒂8个月之后继续跟进这件事情，并对罗德斯的会计方式从细节上进行了批评——具体来说，就是他累积大量盈余的习惯，他和其他的终身总裁“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与矿山有关，有的与外面的投资及股权有关”。而且，纳蒂继续反对罗德斯要打破位于伦敦的钻石市场辛迪加的权力的野心。无论如何，罗德斯想给他在德比尔斯的继任者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地位。从1896~1901年每年的红利大约为160万（每股40%）涨到了1902~1904年的每年200万英镑。甚至纳蒂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另外，对在南非矿山使用中国劳工的政治攻击——自由党在1906年的选举中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选战问题——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扩大了伦敦和开普敦之间的裂痕。最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德比尔斯的控制在国内税务局考虑将公司的纳税义务从英国投资人的红利延伸到整个公司的净利润的时候，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这个情况对伦敦董事会的正式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确立了金伯利对欧洲股东最高的管理责任。正如处于惊诧之中的纳蒂所说的：“如果伦敦办公室只是很简单地关闭，德比尔斯公司就会变成威恩希尔柏特公司，而且最终他会取得控制权，你现在绝对不会知道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恰恰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布尔战争的金融支持方面的作用在下降，成为了最不吉利的预兆。仅在10年之前，在高森转债和巴林危机的时候，N·M·罗斯柴尔德似乎仍然与从前一样处于金融界的领导地位。现在，新世纪的曙光带来了第一个明确的信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主导地位终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是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个明确的证据说明他们或许意识到了。在1900年12月结束的新年前夜，按照爱德华·汉密尔顿在日记里所记述的：
在门特摩尔有一个罗斯柴尔德的聚会，为19世纪最后送行。我认为我们总共集聚了24人——罗斯伯里和他3个未结婚的孩子、克鲁维斯、纳蒂和他两个儿子、里奥与他们的3个男孩、阿瑟·萨逊……晚饭后罗斯伯里在一个充满柔情的简短讲话中提到了“罗斯柴尔德银行永远繁荣昌盛”，这句话让纳蒂和里奥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