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联盟
（1885~1906年）
现在，（阿尔弗雷德）正在遭受狂妄症的折磨，德国皇帝因为他在建立英国和德国的良好关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而给他颁发了一个很高的荣誉勋章。
肖伯格·麦克唐纳致索尔兹伯里爵士的信
1899年1月
毫无疑问，政治与经济常常是手拉着手前进……
纳蒂·罗斯柴尔德勋爵
1870~1914年的欧洲历史通常被描绘成帝国主义竞争导致多极联盟体系，并最终爆发灾难性战争的历史。然而，也有很多理由可以质疑这样的说法，因为如果说帝国主义必然引发战争的话，那么最应该爆发的是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和俄国之间那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但是却一直没能打起来；或者说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与法国之间引而未发的战争。这3个大国总体来说是真正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相互之间冲突频繁，从君士坦丁堡到喀布尔（英国和俄国之间），或者从苏丹到泰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当时的人们很少会想到它们居然能够站在同一条战线来参加一场世界大战。
也没有人会认为居然会有无法回避的力量产生绝对致命的“英国——德国对抗”。事实上，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来看，完全相反的结果似乎不仅是值得期待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英国与德国的相互理解（如果不能做到完全联盟的话），似乎是对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差异最符合逻辑的反应。历史学家中总是有这么一种倾向，总是通过假设或者寻找理由来证明它们注定得这样做，并以此来附会那些失败了的外交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为确保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理解而做出的努力通常都是这类牵强附会的目标。阿尔弗雷德·德·罗斯柴尔德在力求帮助达成英德联盟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只是更加鼓励了那些无视这些努力的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阿尔弗雷德并没有得到当时人们应有的尊重，而且说他很业余的那些评论也使后来的作家们认为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不够严肃——似乎他天真地认为“通过简单地邀请张伯伦和哈茨菲尔德（或者伊卡斯坦）一起坐下来吃餐饭，联盟就可以一蹴而就。”德国大使的首席秘书赫尔曼·冯·伊卡斯坦男爵的作用也通常被历史学家大打折扣，原因是当时的人诋毁他的那些说法，比如爱德华·汉密尔顿就说他是“听命于罗斯柴尔德公司召唤，奔走于英国——德国事务的那一类非正式的中间人”。最常见的情况是英国——德国联盟的想法被很狭隘地定位在伦敦金融城银行家们的要求上，特别是那些有德国和犹太人渊源的银行家——这种想法当然就被当时的那些仇恨德国的人进行了理所当然的解读。
然而，英国和德国间的关系最终跌落到1914~1918年灾难性的战争之中不应该被过分地追溯为“理所应当”。在很多方面看，它们对某一类问题的认识，就算不是完全的同盟，也都找到了共同的国际利益。这并不是重提过去说过的在英国和德国关系中“丧失了机会”，而这些机会有可能改变厮杀双方战壕中的战友，这样的说法实在太过于倚重那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智慧以及靠不住的记忆；这只是说明未能达成英国与德国间的协定，更多的是意外事件，而不是来自人们所期盼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可能用1914年以前那段时期内那些纷繁的外交事件的交织融合来解释。
未能打起来的战争
自从占领埃及的那一刻起，英国就发现自己在外交上谴责它的帝国主义竞争者进行类似扩张的时候显得底气不足。在针对德国的一件事情上，它甚至根本就没有这样去做的想法；但是在针对俄国和法国的时候，英国的外交政策则并非如此的温和。
德国总理的非洲版图，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从属于他的欧洲版图的；无论如何，他很乐意谎称（按他儿子告诉格拉德斯通的）“如果殖民地问题能够友好解决，没有也不会有关于埃及的争端发生。”纳蒂在1886年9月也转告了来自德国大使保罗·冯·哈茨菲尔德公爵的类似口信。能够找到殖民地补偿的最显而易见的地方就是在次撒哈拉非洲地区，但这一地区已经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通过他的刚果国际协会建立起了广袤的私人王国。英国的属地在更南的地方，但它似乎也在谨慎地通过亲英国的葡萄牙要求获得刚果的土地，来建立某种类型的间接战略据点：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个战略的默认使它们不太愿意帮助利奥波德进行他的扩张。从1884年开始，俾斯麦用埃及作为德国在该地区进行一系列野蛮干预的借口，以一个法国——德国“中立联盟”来威胁英国在非洲的利益，声称德国在西南非洲控制了安哥拉——佩克，并要求获得开普殖民地和葡萄牙西非洲中间的全部土地。英国的反应是用接受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殖民地要求，并撤回对喀麦隆和东部非洲的更多的土地要求来安抚德国。由哈茨菲尔德在1886年引发的桑给巴尔事件是非常典型的：德国在桑给巴尔并没有值得一提的经济利益（而且事实上在1890年用它交换了北海的黑尔戈兰岛），但是只要英国仍然被它在埃及的地位所困扰，那么对这片土地的要求就是值得的。
至少对两个地区俄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类似的要求：中亚和巴尔干地区。这两种情况都让英国完全无言以对。出于这样的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迫切要求英国的调和政策与让步——尽管他们自己对仇视犹太人的沙皇政权的敌意不断地增长。
在1885年4月，在格拉德斯通的第二任期将要届满的日子里，一次，英国——俄国之间的冲突在俄国取得了对阿富汗军队的平狄地区的胜利之后，眼看着就要爆发。纳蒂马上（接受雷金纳德·布雷特的建议）通过试探俄国大使德·斯塔尔公爵来寻求化解战争的办法。当斯塔尔问到英国能够“同意的”外交妥协的底线的时候，纳蒂认为是“马上从那些有争议的国家撤出俄国的军队，”但是补充说，“这样做，你们将会得到的边界线会与你们自己画的有所不同”。斯塔尔适时地向布雷特回复了这种方式的建议，布雷特则将它转给了格拉德斯通。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纳蒂的动机无法理解，甚至爱德华·汉密尔顿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为了从俄国大使馆获取信息的努力，然而只是非官方提出的参考”。按照传统的罗斯柴尔德方式，纳蒂试图通过邀请斯塔尔与一些自由党和托利党人政治家共进晚餐来加速和平的进程，这些政治家中有时任内务部长的哈考特以及布雷特、德拉蒙德·沃尔夫以及冉冉升起的保守党新星阿瑟·贝尔福。当丘吉尔在1885年夏出掌印度办公室的时候，纳蒂很快告诉斯坦尔这个好消息：俄国人希望解决阿富汗边界问题，而且丘吉尔能够于9月3日在谢菲尔德的一个特别隆重的讲话中公布一份协定。然而，这显然操之过急了。自由党在1886年一赢得政权，阿尔弗雷德就不得不警告罗斯伯里说：
阿富汗的问题对于英国来说看起来相当糟糕。俄国人已经完全控制了阿富汗，而且……英国划界委员会的地位处于实实在在的危险当中。阿富汗人公开对我们表现出了敌意，而且我们的委员会几乎没有保卫，而俄国人有3万人在附近可以调用，而且可以沿他们的铁路线很快地运动。
危机再一次得以缓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密切监视着那里的西北边界。事实上，在1888年，埃德蒙在俄国人的护卫下去了撒马尔罕，表面上是去调研“商业条件”，但更有可能的是去评估俄国对喀布尔军事威胁的程度。
在1885年保加利亚爆发危机的时候，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在外交孤立不断增加的这个时期，英国似乎没有什么太好的理由卷入到保加利亚事务中。如果英国有权去管理埃及的事务，那么俄国也就有权利不让保加利亚国王亚历山大在他的任期内统一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这是他在1885年9月所想要做的。反对俄国干预的唯一理由来自于世袭王朝（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之一嫁给了亚历山大的兄弟亨利）和道义（自从格拉德斯通发起反暴行运动以来，保加利亚人的命运就一直是一件很值得人同情的事情，而且俄国人对亚历山大的绑架更是激起了义愤）。尽管纳蒂接受了“保留保加利亚王子的君主地位，以及不让那些小国家，比如塞尔维亚帮助他们”的要求，但是他马上察觉了俄国人的意图是“把巴尔干的水搅浑”。从本质上说，他的态度是英国应该忍受这种情况。
从这一点上看，纳蒂与俾斯麦是一致的；而且从很多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德国亲善计划中的兴趣基本上都源自于这个时期。在他1886年9月写给伦道夫·丘吉尔的信中，他直接转达了德国大使哈茨菲尔德对英国的保加利亚政策的反对意见：
他说，你这样做显然不合逻辑，而且你对逻辑的追求要冒很大的风险。你们的政治家和你们的报纸说你们在多瑙河或者巴尔干半岛没有直接利益，你们承认俄国的权利，你们要求他们不要干预埃及，而且留在它的亚洲版图之内，但是今天，我们在索菲亚的代表发来补充电报说，弗兰克·拉塞尔斯爵士（驻保加利亚总领事）正在持续不断地密谋筹划反对俄国，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你会惊诧地发现你的手被迫伸向世界的四面八方。你们在保加利亚的所作所为让人无法理解，我们不会也不能支持这样一种政策，而且如果要麻烦你们俄国听从法国的意见，你也不应该觉得诧异。
纳蒂显然是希望丘吉尔能够比外交部长伊兹利更多地采取俾斯麦式的路线（就像斯塔福德·诺思科特所变成的那样）。当后者——被纳蒂鄙视为“老山羊”以及“咯咯叫的老母鸡”——派亚历山大·康迪·史蒂芬到新亭请求为在索菲亚的反俄国政权提供40万英镑贷款的时候，纳蒂很是怀疑。“我很自然地拒绝了，”他告诉丘吉尔，“真会有这样的傻瓜吗？”丘吉尔的反应是阻止了让史蒂芬作为索菲亚特使的任命（甚至以“伊兹利”的名义给外交部的索尔兹伯里发了一份加密电报）。为了增强这个说法的消极效果，纳蒂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他（通过贝尔福给索尔兹伯里）转达了哈茨菲尔德对可能出现的德国对法国进行攻击的警告——暗示的是同时发生的英国——俄国冲突存在着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纳蒂在自由党人回到同一条战线后，给雷金纳德·布雷特和罗斯伯里的信中说：应该对俄国在保加利亚的政策给以容忍——而且纳蒂越来越多地把这个说法看成是德国的愿望。他在11月份的时候告诉罗斯伯里，俾斯麦“被法国人拖着一起去做俄国在保加利亚的保护人”。一个月之后，他报告说，俾斯麦已经“孤立了法国，而且如果他使英国和俄国成为了可靠的朋友，我根本一点儿都不会感到惊奇。”他在接下来的2月得出了结论：“我自己的信念是不会发生战争……法国已经开始与俄国眉来眼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结果就是俾斯麦将会让俄国在巴尔干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
这也不是最后一次罗斯柴尔德希望英国和德国能够携手合作的想法没有实现。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情况更适合让索尔兹伯里去与意大利和奥地利组建一个新的铁三角，以维持地中海和黑海的现状。尽管这对英国来说似乎不是一个最令人满意的组合，但是在新的保加利亚国王选出，而且也是英国皇室的远房亲戚（他就是费迪南德，阿尔伯特王子一个表兄弟的儿子）的时候，它也足以阻止俄国做出太激烈的反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合有着一个奥匈帝国军事联盟的背景。与此同时，索尔兹伯里这样认为，三国同通过德国的三国同盟与柏林建立了间接的联系，因为在三国同盟中，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也是成员国。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均衡，从逻辑上说暗藏着（虽然俾斯麦尽了全部的努力去维持三皇联盟的遗产）一个俄法合作的可能，尽管仍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要实现它是多么的不容易，另外，它的存在是会加强还是削弱英德的合作局面，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在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中，对英国接管埃及作出最激烈反应的是法国。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正是英法的对抗成为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外交形势的主要特点。与过去一样，这种局面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比任何其他的国际纷争更令人尴尬，原因很显然，是两家仍然合作很紧密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分别位于伦敦和巴黎。但是要想在这个中间做点儿什么努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886年，当法国向位于印度支那的越南北部进军的时候，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担心地告诉赫伯特·冯·俾斯麦“下一次欧洲战争将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爆发”。他们暂时的希望是罗斯伯里在1892年重新担任外交部长的决定能够改善这种局面；但是局势马上变得明朗起来，尽管罗斯伯里不太愿意承认英国反对法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地中海协定，但他还是倾向于坚持上届政府的反法国政策。他对一些流言感到很紧张（法国罗斯柴尔德对这些流言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流言说，继1893年7月在湄公河上发生了军事对抗后，法国打算以某种方式接管泰国。在第二年的1月份，罗斯伯里对于奥匈帝国对俄国在海峡上的图谋的担心所做出的反应是向奥匈帝国大使保证，他“不会从放手让英国卷入到与俄国的战争这样的危险中退缩，”并且补充道，如果法国与俄国站在一边，“我们会要求三国同盟的帮助以牵制法国”。
可以预料的是，埃及以及它的南方邻居苏丹最终证明是导致英国——法国对抗的主要原因——对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似乎在1895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真实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斯伯里在1893年1月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泄露了政府打算加强埃及防务的秘密。在1894年1月和2月，阿尔弗雷德通过向罗斯伯里转送他们收到的关于开罗对英国统治不断增长的敌视的警示报告来作为报答。此时，已经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法国政府打算为控制上尼罗河流域的法绍达而做出一些表示。由于担心法国对法绍达的控制可能会危及英国在埃及的地位，罗斯伯里在3月份当上首相之后，很快与比利时国王达成了一项协议，将法绍达南部的地区租借给比属刚果，作为交换英国获得西部刚果的一条带状地，其意图显然是为了阻止法国对法绍达的染指。在随后的艰难谈判过程中，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进行调解，他们向他们的英国兄弟们保证，法国政府并不是“完全地敌视英国”，但是警告说，英国的非洲政策在巴黎似乎是无法容忍的“挑衅”。这没有任何用处：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多想就法绍达达成某种妥协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而且当由法国探险家马钱德带领的远征军向上尼罗河进发的时候，罗斯伯里在外交部的副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谴责这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1895年6月），罗斯伯里辞职，把英国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的位置上。
幸运之神眷顾了刚上台的索尔兹伯里政府，意大利在阿多瓦被阿比西尼亚军队击败的消息同时也借走了法国战舰的东风，原因正好是纳蒂告诉麦克唐纳让索尔兹伯里考虑的那些问题。纳蒂说，“法国处于极度的震惊之中，他们唯恐意大利的战败会引发三皇联盟的复兴，法国政府（因此）没有实力成为我们真正的威胁。”但是他提醒索尔兹伯里，“如果几个大国联合起来重提（埃及）撤军的问题，政府将没有办法再拒绝。”这是对迅速行动的一种鼓励。正好在一周之后，重新征服苏丹的命令就下达了。当阿诺多的继任者特欧菲尔·德尔卡塞对基奇纳在恩图曼击败在苏丹的伊斯兰教军队做出反应，占领法绍达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怂恿索尔兹伯里让法国人彻底亮出底牌。基奇纳应该被派去“占领法马钱德监狱”，纳蒂在9月份时告诉麦克唐纳。在两个月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阿尔弗雷德向他保证“法国军队将会放弃，因而不会发生战争”。麦克唐纳补充说，“他认为法国军队处于一个非常腐败的状态；但是对法国海军却有很高的评价……（这是出于好心的一个意见，但是内桑尼尔·罗斯柴尔德勋爵认为是一派胡言）。德·斯塔尔先生（俄国大使）今天早上也告诉罗斯柴尔德勋爵，他也认为战争打不起来。”
纳蒂是否有意识地将英国在埃及的战略利益置于他的巴黎兄弟的感受之前？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一个更为可靠的解释是，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在1882年时候的情况一样，满足于看到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能够得到维护，甚至就算以法国的骄傲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没有证据表明阿方斯支持德尔卡塞的对抗政策。在任何情况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认识法国的弱势地位方面都有非常足够的自知之明。正如俄国大使在法绍达危机期间对纳蒂所指出的，圣彼得堡永远不会在非洲问题上支持巴黎——一点儿都不会超过巴黎可能会在黑海海峡问题上对圣彼得堡的支持。
法绍达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记住一场应该爆发但是没有爆发的大国间的战争。类似地，我们应该记住在1895~1896年，英国和俄国都出现过用他们的海军占领海峡并宣布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直接控制的想法。在实际的情况下，双方对他们的海军实力都没有足够的自信去冒险迈出这一步；但是如果一旦尝试，一场像1878年一样严重的外交危机将几乎根本无法避免。此外，还存在一场没有爆发的战争，这一次是在英国和俄国之间。起码来说，所有这些都表明，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一场爆发的战争居然会以英国、法国和俄国作为一方，那么帝国主义这一解释显然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答案。
法俄同盟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所有外交组合中，法俄同盟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经济上，无疑都是最符合逻辑的。法国和俄国有共同的敌人：处于它们中间的德国，以及包围着它们的英国。另外，法国是资本输出国，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俄国对外国贷款的需求也非常之大。事实上，法国的外籍人士和银行家早在1880年就在开始讨论以法国贷款为基础建立法俄同盟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意识到这一个结盟面临多少障碍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首先从金融问题入手。巴黎市场存在周期性的不稳定——1882年的兴业银行危机之后是1889年的贴现银行破产，以及1893年的巴拿马运河危机——使人们对法国应付大规模的俄国项目的基本能力产生了怀疑。在俄国方面也存在问题。一直到了1894~1897年，卢布才最终建立起金本位体系，因此汇率波动牵涉到了非常复杂的谈判。债券市场对俄国债券也一直表现得很谨慎。5%利率的俄国债券价格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异常的波动速率，在1886年底快速下跌，1887年上半年恢复，然后又在1888年初跌到了最低的89.75，但是在1889年5月又跳回到104.25的高点，但是在1891年又出现了另一次急剧的下跌。在3~11月，新发行的4%利率的俄国债券从100.25跌到只有90，跌幅超过了10%。在这次危机之后，才出现了一个稳步的上涨，到1898年8月达到了顶峰（105）（见图7.1）。
图7.1 俄罗斯5%票面利率债券周收盘价（1860~1900年）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
在法俄同盟的道路上还存在严重的外交困难。首先，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明确提出（最起码表面上是这样）要牢牢保持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联系，这种联系最终出自于由他所缔造的三皇同盟。布朗热将军的崛起重燃了法国——德国的仇恨，但是这并没有让俄国站到法国一边：俄国驻柏林大使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只是表示，如果德国和法国之间发生战争，俄国将保持中立。俄国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目标是离间德国与奥匈帝国，而并不想为了法国的利益去疏远俾斯麦。德国和俄国之间于1887年6月所签订的秘密协定似乎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它只是保证俄国中立，除非德国进攻法国，以及德国保持中立，除非俄国进攻奥地利）；但是它至少表明了柏林和圣彼得堡双方都有维持某种外交联系的愿望。另外，按照已经说过的，对法国和俄国之间可以相互提供的东西有着重要的限制。法国从来不愿意支持俄国与土耳其有关的任何政策；俄国也从不愿意支持法国在苏丹的政策。
最后，还存在政治障碍，而且不仅是因为共和体制的法国与沙皇体制的俄国之间明显的体制差异。1881年3月对“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以及他反动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的继位导致了帝国内部400万犹太人生存状态的恶化，这些犹太人中的大多数继续被限制在波兰和俄国西部的所谓永久定居隔离区内。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对犹太人的居住和职业的限制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但是1881年到1882年间的屠杀浪潮让沙皇以及他的新政权相信需要保护“人民”不受这些从“很多方面看都有危害的”犹太人的“邪恶活动”的伤害。1882年的“五月法令”对犹太人的居住地以及所能从事的职业进行了新的界定，在此之后，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持续迫害。教育的机会、拥有土地的权利、对职业的选择、在村庄里或者隔离区之外的地方居住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受到了挤压。犹太人的反应是多方面的：大约有200万人选择了移民，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了；在那些留下来的人当中，大多数都进行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也有些人被革命的政治组织，比如社会主义革命党、社会民主党，特别是犹太人联盟所蛊惑：这足以让沙皇的政府相信他们把这些犹太人看成是危险分子是完全正确的。当1903年在基什尼奥夫出现新的大屠杀，而且在1905年波及更广的时候——并伴随有祭祀性屠杀指控，这种情况在6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大马士革事件——存在着太多官方的麻木不仁，如果不能说是同谋的话。这种情况证实了海外对沙皇政权是世界上迫害犹太人最为严重的政权印象的可信度。
所有这一切很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到不安。早在1881年5月，奥地利、法国和英国合伙人之间就开始讨论可以“代表我们的同教兄弟姐妹”采取一点什么样的实际行动。阿方斯的女儿与俄国犹太银行家莫里斯·伊弗鲁西的婚姻也许可以被看成是增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在外交官的圈子里有传言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求撤换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珀特，因为他通知新娘子伊弗鲁西夫人，说她不能在沙皇的宫廷上出现。令罗斯柴尔德厌恶俄国的事情是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一直被其他的法兰西银行（而且事实上是被俄国财政部长）看成是俄国政府在巴黎的首选代理商，如果没有他们，就无法保证俄国重大的金融活动能够取得成功。当舒瓦洛夫非正式地在1882年代表财政大臣邦奇与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接触的时候，居斯塔夫并没有遮遮掩掩：“我们只能回答说我们希望的只是与俄国政府达成一项金融的行动，然而，考虑到对我们同教兄弟姊妹的迫害，我们无法这样做。”在后面的岁月里，这也基本上是来自伦敦合伙人的永恒不变的答复。
这解释了伊利德·赛恩别名伊利亚·法德耶维奇·蒂恩取得有限成功的原因，他作为一名强烈仇视德国的俄国犹太人，在德国将要攻打法国的流言正盛的时候，试图在法国和俄国政府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他的目标，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是为了将俄国的“经济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将俄国债券市场转移到巴黎”。尽管他在1887年2月拜访沙皇的顾问迈克尔·卡特科夫的时候，发现卡特科夫不太相信存在战争的危险（卡特科夫认为俾斯麦的耀武扬威只是一种大选策略），赛恩还是通过向卡特科夫解释“这是我与好多愿意与俄国合作的巴黎高级银行的代表讨论的结果”而引起了卡特科夫的兴趣。赛恩认为他的王牌是：
我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兄弟之一针对1月底的问题进行了长谈，他再一次向我保证，他们的银行总是准备着为我们俄国的财政部服务，（而且时刻准备着）重新恢复12年前被强行中断了的关系，当时法国强迫将它的所有资本投入到它自己的内部需求之中。
赛恩后来也对新上任的俄国财政大臣I·A·维希内格拉德斯基做了同样的说明，因为后者表达了对“获得罗斯柴尔德银行合作”可能性的怀疑，而“要是没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作，巴黎市场就没有太大的价值”。维希内格拉德斯基明确表示在他获得罗斯柴尔德的善意——他建议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对转换由俄国地产信贷银行发行的抵押贷款债券做个报价——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他不会愿意直接与拉菲特大街进行正式接触。按照赛恩的说法，赛恩随后返回巴黎，而且开始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此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尽管在4月份——在布朗热危机最高潮的时候——卡特科夫通知他正在进行谈判的那些条款无法接受，赛恩急忙赶回圣彼得堡以取得政府的批准。在5月5日， 维希内格拉德斯基以及一名没有留下姓名的罗斯柴尔德代表签署了一份协议，降低总计约为1.08亿马克抵押贷款债券的利息。赛恩后来公布了一封来自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贺信，对他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而且“对我们已经感到可以从这些业务中盈利，重启与俄国财政部的直接联系表示满意”。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对赛恩这些活动的意义过分夸大。尽管他一直宣称他的动机是无私的，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本身却认为他是“一个声誉值得怀疑的人”，而且对他的评价也冷酷：“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在那边没有以我们的名义自居，就像在这边以财政大臣的名义自居一样。由于是双重委托，他其实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赛恩很可能在他的备忘录里弄错了抵押贷款债券业务的性质。我们应该记得1887年4月和5月见证了布朗热危机的高潮。很显然，甚至在赛恩自己的说法里，俾斯麦意识到了这个准备中的行动，并曾经试图干预他的谈判。另外，如果没有得到雷金纳德的同意，赛恩也不可能在柏林完成这项交易：无论如何，原本的抵押债券是由雷金纳德发行的，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说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参与了部分发行工作。考虑到这些抵押债券更多的是掌握在德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手中，因此，赛恩除了征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项在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的交易的同意之外，其实什么也没做。这个结论很容易得出，因为它没有什么意义；它并不意味着俄国金融业务向巴黎的决定性转换。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个转换于1887年9月开始发生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参与其中。
这是一次金融体系的重新定位，主要是得益于俄国债券的低价格，而且得到了俾斯麦关于禁止这些债券作为向德意志银行申请贷款时的抵押物的决定的推动。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感谢赛恩——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没有领导巴黎的市场，而且也没有加入其中。这是由竞争银行组成的一个辛迪加，包括了马利特和霍廷古尔，它们建议在圣彼得堡建立一家法兰西银行。为这个帝国政府发行的第一笔比较大的贷款——5亿法郎——是由一个由储蓄银行包括法国巴黎银行、里昂信贷银行、贴现银行和英国的布朗与席普利公司所属的赫尔曼·霍斯基尔等组成的辛迪加包销。这些都发生在1888年秋，在这个时候看，俄国债券价格的复苏似乎是确定无疑的。
是什么使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改变了他们对俄国的态度？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承认对于应对俄国的反犹太主义，比起他们的英国兄弟来，他们更难采取正面的行动（除了帮助俄国犹太人移民国外），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按照居斯塔夫的解释，宗教“宽容”在法国是一个远比在英国敏感的话题，因为共和国政府为限制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做了很大的努力；然而，除此之外，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得不考虑“我们的政府与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许也更容易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俄国人自己通常这样认为，“对于俄国国内的犹太人这个问题或许会有些合理的改进……我们认为与俄国政府有关的金融活动的态度可能会对这个改进作出一些贡献。”其次，1887年5月布朗热政府的垮台以及1889年选举中共和党的胜利似乎是法国政治将进入一个更为稳定时期的先兆。再次，阿方斯早在1888年初就已经天才般地发出了警告，认为俾斯麦企图（用他自己的话说）建立一座“通向俄国的金桥，目的是为了打破如果不算是联盟的话，至少也是在我们国家与俄国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现有的友谊”。如果一定要找出改变他对俄国态度的事情的话，就是“一个由英国、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四国同盟”，这将把法国冷落在一边。最后，政策的改变还有严格的经济原因。由贴现银行的倒闭引起的法国市场危机增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俄国的名气：显然是阿方斯对法兰西银行进行干预才避免了一场完全崩溃。于是俄国政府当时建议把要发行的债券转换成4%利率的债券，即那种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70年代所发行的债券。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同意在1889年承担两次总面值大约为7 700万英镑的大型的俄国债券发行就不是那么太令人惊奇了。人们并不是太容易接受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居然早已准备好了加入到这些行动中，而且在1890年的发行中承担了1 200万英镑中的1/3的份额。
透过表面看真相，这次新的罗斯柴尔德与俄国关系最终被证明是高度不稳定的。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圣彼得堡对于第一批贷款的条款是有矛盾的：维希内格拉德斯基是否为了在业务中获得私人的好处同意了过多优惠的条件？按照吉罗所证明的，1889年贷款的成本对于俄国财政部来说确实略高于上年度的非罗斯柴尔德贷款。从另外的角度说，通过缩小他们购买债券的价格与他们向公众出售的价格之间的差距，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认购者。类似地，维希内格拉德斯基的“削价”事实上是为霍斯基尔打算，因为后者安排了1888年的贷款，而且坚持要再次参与。另外还值得牢记在心的是，一些德国银行家，比如布雷希罗德和汉森曼，都以基本上平等的伙伴身份加入了那个辛迪加，因此，那种认为俄国的借款完全从柏林转到了巴黎的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1889年的第二批贷款似乎是由德国人打头阵——这在阿方斯的眼里显得太过于仓促——而且到1891年，布雷希罗德还在热切地期待着另一批大规模贷款（大约2 400万英镑），他希望在这次贷款中能占到大头。
在重新与圣彼得堡建立起了经济联系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试图对俄国政府施加压力，以重新开始对俄国反犹太人政策的批评。在1891年5月，罗斯柴尔德法兰西银行出人意料地退出了布雷希罗德期待已久的关于发行新的贷款的谈判。当时，俄国媒体推测，这是因为“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俄国政府提出了某种与俄国犹太人有关的要求”，于是在遭到拒绝后就退出了。按照一份报纸的说法，阿方斯受到了“来自英国以色列人以及亲犹太人党派”的“强大压力”，“看起来他们主要是被俄国对一部分以色列人所采取的某种管制方式所激怒”。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不是逼迫俄国政府改善对俄国犹太人的态度，而是要俄国政府同意一个比圣彼得堡当时正在谋划的方案更有军事约束力的与法国的同盟关系。另外一种可能是法国总理里博认为罗斯柴尔德辛迪加太“德国化”，具体说就是因为有布雷希罗德的参与。如果这些解释中的某一条是对的，那么都将是罗斯柴尔德金融势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持续发挥影响力的经典展示。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没有一条是有绝对的说服力的。
首先，对于紧密的法俄关系，其存在着很多非经济方面的因素，而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德国政府在1888年威廉二世加冕之后表现出的越来越过分的不友好态度，而且两年之后俾斯麦又被免职。威廉二世和新的总理卡普里维公开保证德国在奥地利与俄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将会支持奥地利，再加上他们在秘密协定到期之后很生硬地拒绝续约，这就使得经济方面的动机显得多余：从逻辑上说，法国和俄国似乎相互之间更有吸引力，尽管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对于签订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协定比沙皇自己还更不积极。
其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俄国政府继续执行反犹太主义政策的愤怒之情似乎也是一如既往的强烈。在1890年8月，纳蒂的儿子沃尔特给布雷希罗德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应用您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让俄国政府停止过去的那些残酷而且愚昧的法律……这些法律是如此野蛮和暴虐，以至于成为很多犹太人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分子的直接原因”。或许是维希内格拉德斯基曾经做过某种承诺，说俄国可能会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他最终没有能实现这个承诺，确实是因为什么出现了差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方面看来，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觉得对于已经犯下的这些“中世纪的暴行”，“阿方斯能做到的就已经是这样了”。当埃德蒙谴责“我们同教的兄弟姐妹们在俄国所遭受的那些永无止境的恐惧”，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来怀疑他的诚意。在阿方斯写给他的伦敦兄弟们的另外一封私人信件中，阿方斯将亚历山大三世的宗教迫害与路易十四和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提并论，而且对由大反动分子康斯坦丁波伯特诺斯莱夫在1892年9月所发出的调子更为缓和言论的动机表达了深深的怀疑。我们很难相信，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俄国和法国的报纸会忽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1891年的贷款中退出所具有的外交意义，而基本上都认同宗教问题是这次破裂的原因的说法。
最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向俄国吹热风还是吹冷风有着严格的经济理由。比如在1890年巴林危机期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内大量的俄国短期黄金存款迫使英国合伙人们在他们提出政治批评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到1891年，这个限制不存在了。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俄国石油产业中不断增加的投资也需要他们小心行事。事实上，格拉卡特已经证明，主要是出于对俄国贸易政策的不满意——特别是它对通过铁路进口征收的保护性关税，以及对石油出口的新税种——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撤出了1891年的贷款。1891年俄国灾难性的大饥荒也有一定的影响，而这次饥荒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维希内格拉德斯基的政策所激化的。总结起来说，应该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俄国债券价格上重新出现的暴跌使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前1个月从贷款辛迪加中撤出。这个事件本身对这个决定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1891年的“事件”有政治方面的潜在因素的话，那就是它与法国国内政治以及巴拿马运河公司面临的困难有关，这些问题对1年之后推翻里博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拿马问题之间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距离，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看到了；但是有些证据表明，他们也不怀好意地冷眼旁观着里博那些远不能算是大公无私的努力，让它自己随波逐流。法国出现的这次政府危机的外交意义在于，它推迟了法国——俄国军事协定的签署，使其一直延迟到了1894年年初，就是在这个协议中，俄国同意在遇到德国侵略法国的时候帮助法国。法国持续的政治动荡成为取得任何外交成果的阻碍。阿方斯自己向威特的代表拉法罗维奇表达了对于法国市场能力的悲观看法，他认为如果俄国政府继续推行它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不停地加税，那么法国市场就不足以持续支撑俄国的需求。
正是威特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才说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重新开始与俄国的金融关系。再一次，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又成为了关键的问题。在1892年10月，德国驻巴黎大使马斯特伯爵作出了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应该不算是太离谱：
过去我总是认为俄国沙皇陛下永远也不会将自己绑在民主共和上，或者达成一个同盟协议，我现在也不再十分肯定是否已经达成了某些协议。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一直宣称并不存在任何这样的事情，他们现在不再十分坚决地否认；而且他们已经突然地改变了自己对俄国的态度，并正在谈判一份5亿（法郎）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属于保皇党人，现在已经开始接近共和党人，并跟政府穿一条裤子，因而重新赢得了他们的影响力。按照阿方斯的说法，为了盈利，以及为了俄国的犹太人得到更好的条件，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份贷款的谈判……在这里的俄国夫人告诉我说，新财政大臣威特的太太是一位聪明而且非常阴险的犹太女人，她可以很好地帮助他与犹太银行家们进行沟通，对我来说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巴黎的市场担心生活在柏林市场的阴影里，而且那些有头有脸的犹太人相信，如果他们能赚到钱，那么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帮助那些弱势的犹太人，其结果是尽管法国市场已经充斥着俄国债券，法国人还在用他们的好法郎换俄国的卢布。
罗斯柴尔德家族私下里暗示威特妻子的犹太人背景这个事实，对这个说法提供了可信的依据。然而，我们再一次需要对那些发挥着作用的经济条件进行考虑。马斯特在1892年听到的正在讨论中的贷款事实上最终并没有谈成，而且，一直到了1894年，由罗斯柴尔德牵头的辛迪加才发行了价值大约1 600万英镑（4亿法郎）3.5%年利率的筹款券。后来在1896年又发行了同样金额3%年利率的筹款券，为此，阿方斯获得了十字勋章。到了这个时候，俄国基金的上涨开始出现了可持续的势头，尽管第二批筹款券只是逐步缓慢地放给投资人——甚至还伴随着由沙皇对巴黎进行访问的适时帮助。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也被威特公开提出的将俄国纳入金本位体系的目标所吸引，因为这与他们对黄金开采和精炼的全球性的战略不谋而合。事实上，在1891年的时候，新亭曾经有过一次谈话，讨论试图接近冈兹伯格男爵，因为他是莱纳金矿的所有人。
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保密信件显示，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参与了1894年的贷款，而且也没有反对1896年的贷款。然而，马斯特以及其他人却得到了一个强烈的印象，“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一点都没有参与”俄国的融资活动，而且这种印象在5年之后再次得到了强烈的印证。对于马斯特来说，这只是说明了“这些犹太大人物是多么狡诈。他们总是有黑门打开着”。最近以来，历史学家开始倾向于认为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与他们同教的兄弟姐妹们的权利问题的感觉要比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强烈。无论如何，档案证据表明，这牵涉到了更多的敏感问题。从本质上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他们支持的法国——俄国亲善，以及他们反对的英国——俄国亲善之间找到了差异。这看起来或许是矛盾的，但是从很多方面看却是权力平衡原则的合理应用。在纳蒂看来，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同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英国和德国之间某种形式的谅解。这就解释了当威特考虑在伦敦发行筹款券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和他的兄弟们所表达出的对俄国的敌视态度。
这个动机源自于巴黎市场的倦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俄国债券在1898年8月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而且当威特在那年夏末访问巴黎的时候，阿方斯指出，他不愿意在面对着整个市场收益增长的时候推出新的俄国贷款。他的这一表态是在征询了纳蒂的意见后做出的，而纳蒂又在询问了索尔兹伯里后评论说：“鼓励德·威特先生做这个决定，这既不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也不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想法，除非阁下认为需要这样做。”在一份完美地说明了债券市场是怎样与外交政策相互影响的答复中，索尔兹伯里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