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不想鼓励威特先生的借款活动。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无法预见的事件带来转机，使情况变成这样：既然太直白地表示不愿意帮助他也不太合适，那么能带给他的最有用的条件是让他相信他仍然有获得我们帮助的机会。
这个暗示是适时发出的，而且在1899年1月，俄国提出了在伦敦贷款的想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个建议的反应，有必要将德国的作用牢记在心，因为德国在此期间对俄国的政策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尽管在威廉二世时代的早期放出了很多反俄国的信号，德国的银行仍然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正面鼓励，积极参与到了1894年和1896年的俄国贷款中，准确地说，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法国对俄国金融的垄断。事实上，在1898年，德国政府开始考虑返回到俄国——德国的这个选项上。因此，当俄国在伦敦发行贷款的想法于1899年提出来的时候，同时也提出了几乎是平行的，相互密切关联的俄国与德国间的外交交易。它所蕴涵的意思是，如果英国拒绝借钱给俄国，它可能就转向柏林。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的困境是严峻的：一方面，他们反对英俄友好，但是他们也不希望看到柏林和圣彼得堡按这样一种方式重归于好，使他们自己所推崇的英德友好的计划落空。这种境况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建议把伦敦合伙人按照由麦克唐纳、索尔兹伯里总结出来的路线分离开来：
问题就被相应地提出来：英国市场是否允许为俄国筹集大约150万英镑？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先生是一个强烈的反对俄国的人，他的回答是“否”，但没有给出理由。
罗斯柴尔德勋爵不是很坚定：他认为他的银行可以提供或者销售这样的一笔贷款，但是如果他们拿过来，可能不是特别好做：而且他的倾向是反对这个计划。
但是，如果伦敦市场仍然关闭，他担心俄国人会聚集起它自己的金融力量……作为最后一种资源[4]，俄国会自己找到钱，尽管这可能会涉及到要损耗它的战争基金。
3天之后，纳蒂听说拟议中的俄德协定签署了，感觉释然了。他声称，部分原因是因为德国“为了在中国的商业目的，渴望与英国联合（也可能与美国和日本）”。他在一周之后还在为这个计划高兴，他愉快地报告说：“德国在这个时候明显已经警醒于俄国最近的提议：它给谢菲尔德的维克斯先生发出了一份很大的马克沁机关枪和击发野战枪的大订单。”他在5月份时告诉德国大使说：“这里没有人会考虑借钱给他们（俄国），因为这些钱可能会被用于对付英国的军备，而且他很肯定地认为，威特和他在金融城里的那些代理人仍然没有成功的希望。”哈茨菲尔德把这归因为“这个家族由于犹太人问题的反俄国感情”（注意这种情绪并没有在金融城里的其他银行蔓延）；但是外交考虑就算不是更重要的原因的话，起码也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1899年8月和1901年5月之间，俄国转向巴黎，在德尔卡塞扩展了协定的条款“为维持欧洲力量的均衡”的支持下，新发行了4.25亿法郎4%年利率的贷款，这批贷款由过去罗斯柴尔德领导的银团在1901年5月推向市场。再一次，它成为了外交与金融相互依赖的联盟体系，德尔卡塞在1899年访问了圣彼得堡，而随后是埃德蒙在1901年的出访。哈茨菲尔德就这个贷款给霍尔施泰因写的报告中说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关系中持续的影响规模：“甚至是心怀世上最美好的愿望，也很不容易发现法国人是怎样找到所需要的金钱，因为他们已经在俄国债券上投资如此之多的金钱。但是如果罗斯柴尔德认为是可能的，那么它大概就是可能的。”新的德国总理伯恩哈德·冯·布罗王子在报告空白处批注了两个字——“是的”。
意大利
俄国和法国之间的同盟并不是大战爆发前10年间唯一具有金融意义的外交发展成果。意大利的情况——唯一另外一个与俄国一样靠外国资本来填补本国赤字的大国——也没有太特别之处。意大利甚至在统一之前就变得与巴黎的资本市场联系非常紧密，这要感谢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对凯沃尔和皮埃蒙特的精明支持，以及他自己雄心勃勃地利用铁轨把北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地方连通的计划。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末，法国在意大利的金融影响力相对于德国来说出现了下降。这样的趋势在意大利紧密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三国国盟，以及在地中海问题和贸易政策上与法国发生争执的时候，对巴黎和柏林两地，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比如在1889年7月，德国驻罗马大使抱怨说“所谓的罗斯柴尔德集团”（按照通常的概念，包括布雷希罗德和贴现银行）一直“以首要集团的面目出现”在意大利的商业活动中，尽管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必须被看成是法国的，而不是德国的”。他所期望的是纯粹的德国银行集团，由德意志银行和柏林汉德尔银行领导，能够控制意大利的债券发行业务。这种想法在1889年9月得到了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赞同。相反，法国政府希望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拒绝任何来自于罗马的金融帮助要求。在1890年10月，塞耶港出现了令人高兴的情况，因为阿方斯汇报了罗斯柴尔德在罗马的代理帕多阿与意大利财政部长进行交流的情况，后者显然被德国银团为支持意大利债券的价格所提出来的条件给搞得焦头烂额：
部长没有掩盖他的忧虑，这些问题都是意大利财政部自己发现的。他苦涩地说到了德国人的苛刻以及他们糟糕的信誉。他强烈要求罗斯柴尔德的代表应该自己决定从政府的退休基金中秘密购买600万里拉的5%年利率国债（也就是1.2亿里拉的面值）。德·罗斯柴尔德先生的反应是否定的……（他的信里）解释了他自己不可能牵涉到秘密交易里，而且很不幸的是在两个国家之间所发展出来的这种友好情况，还不足以推进到允许进行这样一种公开的交易。
不用说，法国的外交部长里博“鼓励德·罗斯柴尔德先生坚持他的立场。我们的政策……必须继续对意大利友好，不给它找麻烦，避免不必要地惹恼它，但是同时也不让它借助我们的证券市场，也不向它开放我们的国内市场，等到它从她目前正在学的有关三国同盟的好处中学到了该吸取的教训为止。”
随着里拉的汇率和债券的价格在1890~1894年出现急剧下滑，法国有了很好的理由对意大利人面临的困境感到幸灾乐祸。然而，事实证明，要想打破罗马和柏林之间的联系远比里博曾经认为的要困难得多。在1891年，随着克里斯皮的失势，法国罗斯柴尔德做了一个并不十分明智的举动去取悦他的继任者鲁迪尼侯爵。当后者找到帕多阿想要一份1.4亿里拉贷款的时候，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意大利朝支持法国的方向改变它对北非的政策并调整关税的话，就会有这笔钱。鲁迪尼后来回忆道，听到这个说法，他的第一反应是“卡住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脖子，把他从楼梯上踢下去”。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认为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迪–鲁迪尼侯爵的身份”。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三国同盟在3个月后得以续写，而且自此一直到1896年为止的那些年中，德国在意大利金融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以法国为代价持续不断地增加。部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阿尔弗雷德在1897年声称意大利打算脱离三国联盟的说法也遭到了麦克唐纳和索尔兹伯里的质疑。
英德友好
如果法国和俄国可以以在巴黎交易所发行沙皇的债券为基础走到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问一下什么样的经济因素可能会对英德友好作出贡献。一个正面的先例似乎在1890年英国和德国签订一个协议的时候出现了，在这个协议中，英国得到了桑给巴尔，同时交出了戈里兰德岛的北海岛屿以及一片狭长的土地，使德属西南非洲延伸到了赞比西河。这个协议与其他致力于联盟的殖民地协议一样，就算协议失败也不至于成为引发战争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问题上，似乎最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种形式的英德合作局面。自1874年开始，从为大清帝国筹集第一笔外国贷款开始的那一天起，清朝政府主要的外部金融资源就是两家位于香港的公司汇丰银行及怡和洋行，英国政府通过罗伯特·赫德爵士，也控制了大清帝国的海事海关。然而，1885年3月，阿方斯听到有传言说“世界的大总管”俾斯麦“想要插手中国问题”。随后，这个情报得到了证实。汉森曼找到了新亭，而且汇丰银行提出了在一个新的辛迪加中的英国和德国成员之间平均分配清朝政府和铁路的融资项目的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此没有表示异议：用阿方斯的话说：“大家都有这样的希望，就是德国活动能力和野心的过度增长应该被引向远东地区，我们对他们在那边的征服活动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安的感觉。”这一时期唯一让他们比较关切的，是汉森曼可能会提出超过50对50的合作要求。纳蒂在伦敦接到清朝大使访问德国的消息后，敦促外交部长伊兹利爵士采取“切实步骤，保障英国生产厂商在未来与中国政府的所有合同都能获得一个公平的份额”。让他们放心的消息马上就传来了，汉森曼邀请威廉·卡尔参与了一系列的谈判，并最终在1889年2月成立了德意志亚洲银行，这个合资银行的股东成员包括13家主要德国银行，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也位列其中。当一名年轻的奥本海姆家族成员代表这个集团到中国考察中国经济前景的时候，他此行的旅行费用确实是由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的。
1888~1893年的这段时间，柏林出现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并因此把德国的对外政策带入了混乱状态，使得英国——德国在中国进行合作的想法也暂时被搁置。第一件是威廉二世在1888年继任恺撒。而之前让人措手不及的是他祖父突然辞世，以及他的父亲在即位仅99天之后就早逝了。对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噩梦”，因为这位新恺撒喜怒无常和好战的恶名早就传开了。事实上，居斯塔夫做得很过分，并做出了一个很有名的预言：
要是弗雷德里克三世辞世而他的儿子威廉王子继位，只要冯·俾斯麦先生还活着而且继续在相位的话，这个国家的政策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而，要是俾斯麦自愿退休或者是离世，那么大家相信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威廉王子追寻他好战的理想，而且这有可能就意味着一场世界性的战争。
事实上，正如阿方斯所期待的，俾斯麦的离去是被迫的：到1890年3月，首相与新君主之间在对外和对内的政策上都无法达成一致，因此俾斯麦被迫辞职。“反复无常、喜欢冒险而且专横跋扈，对其使命过分自负”，威廉似乎对欧洲的秩序构成了威胁，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一直把俾斯麦看成是欧洲秩序的监管者。阿方斯告诉布雷希罗德：“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对他的离去深表遗憾，因为我们确信他在最后的这几年中一直致力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世界的和平。” 这种没有连续性的感觉在3年后布雷希罗德自己也去世之后变得更明显了。
人们试图把这些忧虑看成是一种先验性的，而且无可争辩的是，德国1890年后的对外政策变得非常拙劣，并通常都会弄巧成拙，而这种情况在俾斯麦执政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背景下，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阿方斯和居斯塔夫倾向于将俾斯麦理想化——就是这个人，在20年之前，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有着反复无常和喜欢冒险的性格的人——而将恺撒妖魔化。早在1891年9月，法国合伙人就承认他们对威廉二世的担心有点儿过分了；事实上，威廉二世对外政策的失败可能更多应该怪罪于十分狡猾的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施泰因——这位外交部的幕后推手——的影响力，而不是恺撒，因为他的权力其实总是受到很大的机构性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其实超出了他自己所能意识到的水平。另外，布雷希罗德的去世也不是什么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倾向于把他置于汉森曼之下，而且布雷希罗德过去所发挥的基本外交功能也由保罗·施瓦巴赫没有多少犹豫，比较顺理成章地接了过去。因此，并没有等待多久，建立英德海外合伙体系的想法就再次浮出了水面。
与通常一样，关键点是在英国作为一方而法国和俄国作为另一方之间的帝国竞争。由于担心俄国在远东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为在柏林和伦敦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而且与过去一样，主要的推动力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汉森曼。本质上说，纳蒂和汉森曼试图推进他们一直向往的汇丰银行与新德意志·亚洲银行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得到各自政府的官方支持，这样就可以防止俄国起到的对中国过度的影响力。可以肯定，银行家们所热切盼望的东西与外交家和政治家们所期待的不可能一样。比如霍尔施泰因希望德国能与俄国和法国联盟，而不是英国，而且加入到它们反对日本1895年4月根据《马关条约》对辽东半岛的吞并的阵营中。其他德国的官员错误地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他们想要把德国银行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汇丰银行的嘉谟伦也不认为有必要放弃他的企业对清政府金融的传统垄断。但是，事实证明汉森曼–罗斯柴尔德的意见是明智的。1895年5月公布的消息是中国清政府将使用俄国1 500万英镑的贷款来支付给日本的赔款——否决了由纳蒂和汉森曼提出的多国贷款——用阿方斯的话来说，这对英国和德国政府来说都是“一杯苦酒”。这笔贷款当然不可能由俄国自己来提供，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国际欠债者；实际上，这是一笔法国贷款，由法国巴黎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和霍廷古尔提供，但是，好处由俄国和法国均分，前者获得了将其西伯利亚大铁路延伸到中国东北的权利，而后者也获得了在中国的铁路特许权。甚至还出现了一家新的华俄道胜银行，这个银行由俄国银行家罗恩坦用主要来自法国的资本建立，而且在1896年5月还建立了正式的俄中同盟。英国唯一的金融成就是由印度——新金山——中国渣打银行所发行的100万英镑的黄金筹款券，具体事务由厄内斯特·卡塞尔操办。
受此刺激，汉森曼提出汇丰银行应该与德意志亚洲银行联手的建议就显得更加有吸引力，而且两家银行在1895年7月签署了一份协议。对于纳蒂来说，这个联合的主要目的是结束几个大国之间的竞争，把清政府的外债掌握在一个单独的多国银团的手中，就像以前在希腊和土耳其所做的一样，尽管是处于绝对的英国——德国主导之下。经过大量的外交斡旋之后，在第二批中国贷款（这次是1 600万英镑）于1898年募集的时候，这个目标最终实现了。不得不承认，这个理想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纳蒂无法说服索尔兹伯里为贷款提供政府担保，造成了贷款中英国所承担的部分令人难堪地难以安排。各国外交官们对对方的领土野心也仍然互不信任，特别是当英国在1898年3月似乎为了旅顺港的问题不惜与俄国一战的时候。几个月之后，在汇丰银行的嘉谟伦和汉森曼之间就山东省的铁路特许权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在阿尔弗雷德和纳蒂的努力之下，到了8月，这些紧张局面已经大为缓解。
在旅顺港危机最为严重的3月，阿尔弗雷德举行了一次晚宴，邀请了张伯伦、贝尔福、哈里·查普林、哈茨菲尔德和伊卡斯坦。晚宴上，德国获得了一次机会，以“有很多的、私下的而且是完全非官方的方式，在完全中立的土地上”述说了自身在中国的委屈。这一幕发生在国会以绝对优势否决了张伯伦对旅顺港问题所提出的议案，同意以威海卫（旅顺港的海港）进行“领土或者纸面上的抚慰”的同一天。纳蒂对汉森曼也同样发挥了类似的调和功能，嘉谟伦指责他违反了德意志亚洲银行与汇丰银行之间的合同，让他很不高兴。在9月初伦敦举行的一次银行家和政治家大会上，大家同意为了分配铁路的特许权，把中国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给英格兰银行，山东给德国，并划分天津——镇江线路。在1899年1月会见麦克唐纳的时候，纳蒂向首相保证德国的诚意，他们“非常希望就在中国的商业目的与英国联合（而且可能还有美国和日本）”。
对于铁路的争端仍在继续——汉森曼和迈耶·卡尔在1899年底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但是合作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当德国人在义和团起义后派出远征军的时候，俄国在1900年入侵了中国东北，他们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向伦敦保证“俄国不愿意引发战争”，而且在10月份，英国和德国签订了一份新的协议，维护中国大清帝国的统一，以及“门户开放”的贸易体制。毋庸置疑，这是英国与德国在中国高水准的政治合作标志；同时应该注意到，它们商业上的合作继续持续了很多年。更多的争执（由所谓的英国福公司侵入黄河流域而引发）在由纳蒂和汉森曼组织的1902年于柏林举行的另一次银行家大会上得以解决。一直到了1905年，当《时报》驻北京的通讯员攻击英国和德国银行之间狼狈为奸的安排的时候，纳蒂向其编辑进行了投诉。
1898年3月旅顺港危机期间，在阿尔弗雷德家举办的宴会充分展示了那种利用微小的帝国问题作为野心勃勃的外交提案的基础这一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很容易被说成是“业余谈判”，贝尔福的说法却表明，正是在这个场合，一个英国——德国联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而此时距俾斯麦首次提出这个设想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
在这个进程中……各类谈判进行了无数次，早已经超越了那种暧昧的友谊，而对于这种问题我想到的非常少，除了德国人对我们在山东铁路上的抗议觉得委屈之外。这件事发生在（3月）25日星期五——这一天的下午，政府在国会上鼓起了勇气进行表决（约瑟夫·张伯伦投了反对票）并通过了威海卫政策。另一个小插曲是约瑟夫通知我，他被安排了在同样的条件下去见哈茨菲尔德。我没有提出反对而且（我又一次相信了阿尔弗雷德的判断），另一次非官方而且非正式的谈话发生了。约瑟夫表现得很冲动：国会前几天的讨论将他的注意力引到了我们因为孤立并且偶然，因而困难的外交地位上。他在表述他个人倾向于与德国联盟的想法时自然走得很远；有些人认为我们国会政府的组织形式让这样一种联盟形式很不稳固（这明显是很多德国人的想法），纳蒂与这想法势不两立，而且就算是对两个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安排的组织形式抛出一种暧昧的建议，我相信也能够实现。
根据贝尔福的回忆，来自德国外交部长伯恩哈德·冯·布罗的回复是“迅速的”：
他的复电（在第二次会面的时候对约瑟夫做了解释）对国会所面临的困难做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同时也很坦白地表达了德国对英国在欧洲体系中地位的看法。他们似乎认为我们是法国的一个竞争对手，但是远不是俄国和法国联合起来的对手。这样的一种竞争并不太可能。他们不会不顾我们的死活，这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爱我们，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唇亡齿寒这样的道理。这次谈话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根据我的理解）就是想提倡各国之间更紧密地团结。
这是柏林和伦敦之间冗长反复的外交时期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不仅是说很多关键性的会谈都发生在希莫尔地区“中立的”餐厅里，而且哈茨菲尔德派他的儿子到都灵度周末，“以便能尽可能多地待在那里，探听到尽可能多的罗斯柴尔德消息”，而阿尔弗雷德和保罗·施瓦巴赫不久后就被布罗看成是外交联络的“安全和有用的……渠道”。
人们通常认为哈茨菲尔德和张伯伦总是在自说自话：当前者希望伦敦加入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三国同盟的时候，后者却怀着一个更为有限的“在德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建立有一定年限、具有防卫特点、基于双边对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政策理解的协定和安排……”但是，双方也有意识地相互靠拢，就像后来出现的英法协议所发生的情况。另一个熟悉的相反意见是到处都在发生的殖民地纷争——比如关于葡属莫桑比克和萨摩亚群岛的纷争——严重影响了英德亲善。但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也没有说服力：英国与法国的关系也遭到了同样多，甚至可能更多的殖民地问题的破坏，而且，我们也将会看到，柏林和伦敦之间的大多数问题在1903年的时候都已经得到了友好的解决。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始于1897年的海军计划是解开“发生英德对抗”的钥匙。按照这种说法，布罗希望保持“自由之手”，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他希望建立一支能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海军。当然，在伦敦看来，德国提尔皮茨的海军就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也将在后面看到，甚至连纳蒂这样最支持与德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人在此期间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癫狂。然而，人们总是对英国赢得这次海洋军备竞赛表现得非常健忘。早在1905年，在完成了海军大臣费希尔的首次海军改革后，海军情报部主任就可以秘密地描述英国对德国“压倒性的海上优势”。这个说法是非常正确的：1898~1905年，德国的战舰数量只是从13艘上升到了16艘，而英国的舰队总舰只从29艘上升到了44艘。这里没有考虑1889年的双动力标准，但是这已经足以驳斥那种单纯的德国威胁论的说法。尽管海洋“忧患”在后来也屡有提及，但是德国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能够达到由提尔皮茨所设定的目标，使海军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让西方大国担心英德的海战会危及西方世界。到了1912年，海军军备竞赛最终结束了，因为德国——经济强大但是国库空虚——无法在建设的费用上与英国抗衡。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一个英德同盟远非是异想天开的事情。
还有需要记住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英国和德国的利益可以互补的地方不仅只是在中国。在与葡萄牙就它的非洲殖民地（而且特别是德拉瓜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后，三方最终在1898年达成了一份协议，其中规定英国和德国以其殖民地财产为担保联合借钱给葡萄牙，但是根据一份秘密协议，划分了葡萄牙领地的势力范围。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没有不现实地敦促伦敦就有关德国对西非所提出的要求进行妥协，因为在那里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利益冲突。1899年4月后不断扩大的萨摩亚危机在年底的时候得以解决，由阿尔弗雷德和施瓦巴赫出任非官方的调解人。两国甚至还在1902年联手处理了委内瑞拉的外债问题。
另一个适合英德合作的、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是土耳其帝国。甚至在1889年之前，德国已经开始对土耳其的金融表示出了兴趣，当时，恺撒首次访问了君士坦丁堡。而1年之前，居斯塔夫就听到了一种传言，说德国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土耳其的公债管理机构，“与埃及的一样，只是换成由德国主导”。只要俄国似乎还在威胁着海峡——起码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的某种形式的英国——德国合作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因此，两个国家于1897年土耳其在军事上击败希腊之后就密切合作，提出了一份新的对雅典进行经济控制的详细计划。在已经披露的条件中，纳蒂敦促麦克唐纳：
英国目前的正确做法是与德国就希腊问题达成一致；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面临一个公开的法俄同盟，而且尽管埃及问题目前可能还不会被提及，但是我们必须尊重那些对这个国家在感情甚至是行动上有敌意的人。我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是一个偏爱德国的人，我也不是相信国王们的天赋神权，但是我确信现在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快地解决希腊问题，而且与老哈茨菲尔德达成一致。
一个更加为人所知的合作机会在1899年到来了——在恺撒第二次访问了博斯普鲁斯后一年——当时苏丹同意了修建一条连接帝国与巴格达的铁路的建议，这个建议由得意志银行的乔治·冯·西门子提出（因而也叫“柏林——巴格达铁路”）。西门子和他的继任者阿瑟·冯·格温纳一直都希望在这个项目中能有英国和法国的参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金融城里对这个事情没有多少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土耳其政权的未来基本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纳蒂想到了苏伊士运河的例子，他建议政府自己在这个企业里“持有一部分普通股”，但是外交大臣兰斯多恩爵士太过于谨慎，他倾向于给私人资本进行补贴。在1903年3月，把铁路延伸到巴士拉的协议起草完毕，给了银团内的英国成员25%的股份，银团由厄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和雷弗尔斯托克领导；但是，德国投资人可以拥有35%的规定在英国右翼报刊上——比如《观察家》和《国民评论》——遭到了劈头盖脸的批评，而且贝尔福——时任首相——选择退出。对于那些还能回想起19世纪70年代的事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古怪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迪斯雷利购买埃及总督的苏伊士运河股份之所以担心会被否决，是因为当时法国股东占了大多数。
应该强调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所有这一切所表现出来的是令人奇怪的漠然。他们无论是在萨摩亚、委内瑞拉，还是西非，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生意。他们在中国的参与也非常有限，而且在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就全部停止了（尽管迈耶·卡尔在汇丰银行董事会仍然是一个有作用的联系人）。这一段时间里，甚至连土耳其帝国都很少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化的关切是个例外。爱德华·汉密尔顿认为纳蒂没有进入拟议中的巴格达银团是由于“胆小”；但是纳蒂在他与巴黎的函件中所提到的“可怕的土耳其”和“土耳其乱象”反映了他对土耳其政权稳定性的一种天才的（而且是合理的）疑虑。“我总是担心又重提起什么东方问题来”，他在1906年5月声称，而且，只要有出现这种情况的任何苗头，他和大多数金融城里的银行家一样，基本上都与君士坦丁堡保持着足够安全的距离。纳蒂在一年之后给他的兄弟们解释道：“如果（英国）政府有明确的目标来召唤我们，我们会时刻准备着考察那些带到我们面前来的业务，而且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在可能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它，但是，如果无论什么情况，我们的名字都得与遍布土耳其帝国的那些各种鸡肋业务联系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非常遗憾……没有任何谨慎的人会期待领受这些土耳其鸡肋业务。”尽管纳蒂很热情地欢迎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但是他的热情在还没有达到借钱给它的地步的时候就消失了：厄内斯特·卡塞尔通过金融方式“引导土耳其帝国政策”的努力在新亭是遭严厉批评的对象。或许这个计划中英德协定最根本的弱点就是其拟议中的基础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本身就非常不可靠。
然而，英国与德国之间非常可能发生冲突，而且很肯定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攸关的地区确实存在：南非。除了对矿业股票的危害效果，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让詹姆森突袭行动显得特别糟糕的是它对英国——德国关系的破坏：威廉二世电贺克鲁格“没有向友好国家请求帮助”就击退了侵略者，这确实对英德关系造成了致命的破坏，而且，很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依靠沃伯格作为中间人，试图与克鲁格和解。当阿尔弗雷德在1897年试图参与到关于外国侨民公民权的辩论中的时候，他提议邀请德国加入到与克鲁格的谈判中——这个建议旋即被张伯伦所否决。德国在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期间所表达的对布尔人的同情，是伦敦和柏林之间关系紧张更为重要的原因。那么，这是否就是说在南非问题上，英德联盟的想法注定无法实现了呢？
或许是这样。罗斯柴尔德反对战争的理由中关键的部分是，如果布尔人被攻击，“柏林城中的某个人”——指恺撒——可能会非常乖戾。1898年与德国就关于葡萄牙莫桑比克所达成的协议的目的，部分原因就是认为这样做可以不让德国人与克鲁格站到一起，但是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为这个安排投下了阴影。阿尔弗雷德在整个危机期间与哈茨菲尔德保持着紧密的接触，这让他在9月份的时候相信，尽管金融城里的人都预料可能会有战争，然而，“对这个恐慌并没有非常肯定的理由”；但是，这只是空洞保证。德国在1899年底重新开启的反对英国的“大陆联盟”，以及英国1900年1月在南非海域对德国邮轮的拦截，毫无疑问地叫停了面向英国——德国谅解的进程。事实上，德国报纸对英国政策的攻击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阿尔弗雷德觉得必须站出来对伊卡斯坦所谓的“针刺政策”进行反击——“而且，尽管一枚针并不是非常起眼的武器，但是重复的刺戳也会出现伤口……”与此同时，阿尔弗雷德试图对《时报》施加压力，因为它的柏林通讯员桑德斯仇视德国的情绪越演越烈。阿尔弗雷德邀请报纸的经理查尔斯·莫伯利·贝尔在1902年6月与他一起吃饭，而且明确告诉他，国王本人对桑德斯报道的立场非常关切。当贝尔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转告他的通讯员的时候，桑德斯一下发作起来，指责罗斯柴尔德的亲德行为完全可以说是不爱国——甚至更为严重：
我知道德国的影响力可以深入各王朝、各人种，等等，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但它不是生意，它是吃饭、打猎、敬酒、金融、荣誉、婚姻、王朝间的友谊。它并不是坚硬如铁，像约瑟夫·张伯伦，或者甚至像兰斯多恩。它根本就不是英国式的……我很遗憾你告诉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你会把你的决定书面告诉他……你所写下的东西将会被呈递给皇帝。他想探究你的想法……英国和你他们都想支配。
然而，布尔战争对英德关系的伤害并没有阿尔弗雷德所担心的那么严重。像M·M·沃伯格这样的德国银行对申请1903年德兰士瓦贷款的份额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安。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破坏英国的自信方面，战争更加加强了结束外交孤立建议一方的力量。事实上，确实是在战争期间——1901年初期的那几个月里——阿尔弗雷德参与了一个重新建立张伯伦和新的外交部长兰斯多恩与德国代表在以（张伯伦所说的）“与德国合作并且坚持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建立联系的又一次尝试之中。
现在拿出来进行坦诚讨论的土地——最初由张伯伦在1899年提出——是摩洛哥。由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很容易想到，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就摩洛哥来说，有些问题注定无法达成一致；但是，1901年时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事实上，法国对于整个西北非洲地区的规划（通过1900年与意大利的一个秘密交易得到加强）似乎肯定会支持某一类的联合行动。英国已经对阿尔赫西拉斯的西班牙防御工事开始关注，因为这似乎对直布罗陀海峡构成了威胁，而这里是地中海的重要门户。事实上，贝尔福在1898年的时候就要求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西班牙的任何贷款申请。一个法国——西班牙联合的对摩洛哥的“清算”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可能性。最明显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将摩洛哥划分成英国和德国的势力范围，由英国控制丹吉尔，而德国控制大西洋沿岸。这是在5月份，后来又在12月份进行讨论的一个协议草案的基本要点。谈判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了1902年，由霍尔施泰因再一次使用了“安全而且实用的……施瓦巴赫——罗斯柴尔德渠道”。事实上，德国对摩洛哥兴趣不大——因为布罗和恺撒两人都在1903年初做了明确的表示——这就使得这样一种计划根本无法实现。
那么，为什么英德协定的想法最终流产了？为什么与英国在1904年达成广泛的殖民协议的居然会是法国，而不是德国？这里牵涉到了一个与世事无关而与人格有关的答案。爱德华七世的亲法情绪偶尔会被人提及，而伊卡斯坦却在对伦敦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地指责“由于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遭到了陛下（恺撒）失礼的对待，‘金融精英’拉近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这种距离”。关键的羁绊或许是索尔兹伯里根本上缺乏热情，甚至是怀有疑虑，而且得到了他的私人秘书麦克唐纳的回应。当阿尔弗雷德和纳蒂亲自开始致力于英国——德国联合反对俄国的时候，麦克唐纳有着深深的怀疑，并告诉索尔兹伯里说因为恺撒给了阿尔弗雷德一枚勋章，以表彰他对推进英德友好所作的贡献，阿尔弗雷德“患上了狂妄症”。阿尔弗雷德接受了这个荣誉（皇冠勋章，一级），尽管他觉得有必要给索尔兹伯里写一封长信，为自己解释（有些多余）说“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来自于我唯一的，而且我认为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而做的愿望，因此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在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严重的紧张状况时，在很多种场合下，促进两国之间更好地相互了解。”到了7月份，麦克唐纳用舞台幽默剧的形式来报告了阿尔弗雷德的动机：
《德国皇帝》
通常的幽默喜剧即将上演。
第一幕
伊卡斯坦这位英国的老朋友，准备告诉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说皇帝已经相信我们与德兰士瓦的战争不可避免……两天之后，伊卡斯坦重新出现在舞台上，而且告诉罗斯柴尔德说皇帝非常愤怒，因为女王没有邀请他去温莎是藐视他：皇帝陛下迫切希望与我们做朋友；但是，除非我们能够马上向他证明我们的良好愿望，而且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语言，否则他将会与俄国和法国结盟，对于这样一个行动，所有前期的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安排。
当伊卡斯坦在10月份重复这个威胁的时候，索尔兹伯里平淡地说：“我想这些话以前我都听过了。”德国人显然已经知道了首相的疑虑。阿尔弗雷德要求他们提供“一份简短的备忘录，来解释他能够提供给贝尔福的有关这个问题（萨摩亚、摩洛哥）的说法。”哈茨菲尔德告诉柏林，他怀疑“他是否能够影响外交问题，或者是否能做得如此成功。我的感觉是索尔兹伯里爵士已经下定了决心，目前不会与我们达成什么特别的安排。”一直到索尔兹伯里下台之后，霍尔施泰因才又感觉到能够“在政治事务中再一次起用阿尔弗雷德”，他在1902年7月告诉布罗：“他（阿尔弗雷德）与贝尔福和张伯伦的关系都很好；索尔兹伯里过去在压制他。”
张伯伦也对调和政策产生了暂时性的不适。在公开场合，他大谈建立一个“在日耳曼人和两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伟大分支之间的新三国同盟”；但是他似乎很明显地受制于布罗在回应时能够说的话。德国总理在他12月11日的国会讲话中，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而且很愿意“在完全互惠而且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与英国和平、和谐地共存”。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张伯伦认为这个讲话没有诚意，而且用伊卡斯坦的话说，尽管“广大人民已经看到了讲话里并没有针对英国的重话和冷言冷语，我还是不得不在好多天里面对报社老板、内阁部长、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皇室的攻击。”在陷入困境之后，张伯伦失去了耐心，他有些使性子地说：“如果他们如此短视，看不到这是一个有关世界上出现新的格局问题的话，那么根本不值得给予他们任何帮助。”结果因此比较遗憾，一个可以达成某种类型的能与1904年和法国达成的协定相媲美的英国——德国协定的机会就这样被白白地放弃了。然而，造成这个结果的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远不只是单纯的个人问题。
协定的背景
对于为什么英国与法国的协定最终能得以达成，而且似乎比与德国的更受重视，存在着很多的说法。首先是，法国可以给英国提供更大和更好的让步，而德国在这方面总是稍逊一筹：特别是对于英国在埃及地位的最终承认。经过20多年反反复复的风风雨雨之后，这成了德尔卡塞主要的外交让步，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兰斯多恩会急于将它落到纸上。从金融的观点看，卡塞现在在埃及已经是一支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重要的力量了——是他在1897年之后为阿斯旺大坝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筹集了资金，因此获得了克罗默爵士的信任。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还在为英国——法国对埃及的争议发表着自己的意见，纳蒂的儿子沃尔特有一次告诉克罗默说，“我们在巴黎的兄弟”只有“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同意”，才可能准备支持他们计划承揽一部分埃及的债务。这份协议的代价是法国获得了“在摩洛哥维护秩序以及为所有可能需要的行政、经济、金融和军事方面的改革提供帮助”的权利——这种让步在法国人看来实际上给了他们在摩洛哥与英国人在埃及自1882年以来所享有的同样的权利。在随后与摩洛哥有关的争议中，德国人通常都是占理的一方；但事实上是由于英国已经选择了法国，因此甚至在法国已经突破了正式的现状，英国也注定要支持它。
然而，英国与法国的协定能够达成的第二个（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理由，是亚洲地区的力量平衡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如果英国在远东地区一直感觉到来自俄国的威胁——比如说俄国在1904年击败了日本——那么对英德协定的支持者或许最终会取得胜利。但是日本作为一个牵制俄国对中国东北野心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出现，为这个方程式带入了新的变量。德国政府对于与英国一起所做安排的前景总是觉得不舒服，因为它让人觉得德国在欧洲反对俄国的战争是为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这就解释了布罗和恺撒在1901年所做出的保证，即如果在远东地区出现了英国——俄国的冲突，德国将保持中立。相反，日本可以为寻求欧洲的盟友找到任何的理由。当俄国政府拒绝在中国东北做出妥协的时候，东京早已做好了转向伦敦的准备，而且在1902年1月达成了防御同盟。这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标志着英国孤立主义结束的分水岭：因为在这个阶段，法国政策的假设依然是建立在亚洲对俄国进行经济和军事支持的基础上，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对抗英国。
历史学家有时候会惊异于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在抓住给日本这个最有经济活力，而且在所有亚洲国家中自我西化意识最强烈的国家的借款机会问题上反应如此迟缓。确实，N·M·罗斯柴尔德和帕尔联合为1872年在东京与横滨之间建设日本的首条铁路承担了贷款，但是联系随后终止，而且当日本在1898年回到金融城里的时候，领头的是巴林银行。在英国——日本联盟结成之后，当日本政府寻求510万英镑贷款的时候，有人向纳蒂强调说兰斯多恩把这“看成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愿的事件，日本应该在这个国家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筹集它所需要的资金……而且是基于合理的条件”。但是，他不愿意领这个头，因此这个任务就交回给了巴林银行及汇丰银行。这一次筹款很成功。就算考虑罗斯柴尔德一直对俄国很反感这个事实，纳蒂错过这个机会也是很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无论如何，1903年在基什尼奥夫（靠近罗马尼亚边境）发生了大屠杀，有45名犹太人丧命，而且德国人的判断非常正确，他们认为这次事件会增强罗斯柴尔德的反俄国情绪。1905年俄国出现的新一轮反犹浪潮促使纳蒂以俄国犹太人委员会四名成员之一的身份，在给《时报》的一封公开信中宣称：
一场难以言表的惨剧已经降临到了俄国犹太人的头上。他们再一次成为了暴行的受害人，而且这一次的暴行是空前的。在很多地方他们被惨无人道地打翻在地，而且被残忍地屠杀。恶魔般的野蛮行径成了这些凶残暴徒的标志性特征，这些暴徒得到了那些本应该是生命和财产保护人的默许，从事他们的谋杀、破坏和掠夺的工作。
为了启动为受害者举行的筹款程序，新亭为由库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在纽约已经募集到的1万英镑的捐款添加了同等的金额。另外，纳蒂向贝尔福——他此时继任了索尔兹伯里的首相职位——施压，要求贝尔福代表“在俄国的那些合法和不合法的犹太受害者”提出抗议，并且敦促俄国政府“结束对犹太人凶残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