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日本事务在开始时的犹豫不决似乎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英日同盟对于与德国友好的战略来说是一个打击，事实上，甚至可以说使得这个战略显得多余了。其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认为日本自己就可以与俄国较量：在1903年12月，里奥与德文郡公爵打了一个赌，他认为俄国和日本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让日本大使感到好笑，他告诉伊卡斯坦说，公爵会赢得这次赌局。甚至当日本大使在冲突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找到了阿尔弗雷德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不愿意做出肯定的金融承诺。再次，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他们面临着支撑俄国债券价格的压力，因为在战争出现的时候，谁都可以预计到债券价格的下跌，而且随着俄国在战役中丢盔卸甲，债券价格也是一泻千里。因此，只是在战争爆发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开始对日本表示出兴趣，参与了由库恩洛布公司和M·M·沃伯格领导的银团新发行的500万英镑的贷款。这正好符合了沃尔特告诉赫伯特·格拉德斯通的“对任何与俄国贷款有关事情的绝对”拒绝。甚至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也拒绝了对圣彼得堡的帮助，尽管他们已经很难挽回。正如阿方斯于1904年8月在巴黎告诉德国大使的：
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不再对俄国友好，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远离俄国的任何行动……俄国就以后对待他的同教兄弟姊妹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承诺，条件是钱要马上到账，但是……他认为这些都是空洞的承诺。然而，由于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很好的法国人应该多多少少都要支持俄国联盟（这也是我推断的），他的态度很可能最后会软化，并打开他的钱包。然而以目前的情况看，他会持一个不予支持的态度。
日本在旅顺港、沈阳以及于1905年5月在对马岛的决定性胜利证明了同时在经济以及宗教的基础上支持日本反对俄国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后果中，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新联系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在1906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巴黎的两家银行都参与了另一笔2 500万英镑的贷款，这次贷款同时也在法国和德国接受认购；而且在第二年他们还联手承担了另外1 150万英镑的贷款。纳蒂现在很有信心地认可“日本未来的繁荣，无论是金融还是经济”。他说服还在迟疑的巴黎亲戚：“他们稠密而聪明的人口，他们那种狂热的忠诚和才智，不久就会把他们带入一线的商业和制造的行列。”从另一方面说，他几乎无法否认“日本在融资方面的成功应归功于那些为此进行安排的中介公司”。现在“在东京最受欢迎而且最有面子的客人是雅各布·希夫”，而且他受到了“顶礼膜拜”；另外，“他心爱的在汉堡的侄子沃伯格”的日本贷款在汉堡取得成功之后，沃伯格“变成了寓言里的那只青蛙，在虚荣中膨胀，相信他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控制欧洲市场，以及所有辛迪加中的全部大银行的利率”。这些人与雷弗尔斯托克一样，在对日本潜力的认识上，远远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像纳蒂在1907年5月的时候所宣称的：“我们对日本一直抱有很大的信心，对他们的军事和海军的威猛抱有很大的信心，这在以后的战争中将会得到充分的体现。另外，还对这个国家的资源抱有信心，而且对日本统治者，更是充满了信心。”
日本的胜利所带来的更为广泛的外交意义也不完全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的。战争通过取消了俄国作为帝国主义大国的资格——而且把这个国家引入了革命之中——一下子就排除了英德友好的一个最大的理由。但是它却没有（按照德国曾经希望的那样）强迫法国“在俄国、德国和英国之间做出选择”。纳蒂自己把1907年给日本的贷款看成是在法国和日本之间打造殖民协定的一种途径。“我压根儿就不认为日本人会对法国的殖民地有任何的企图，也不会对由这些殖民地所引发的那些野心勃勃的企图有什么想法”，他在两封说明性的信件中对他的兄弟们解释：
但是同样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国政府的意见是有必要给日本政府提供一份等价交换物，你可以自鸣得意，而且最能够自鸣得意的方式是给法国的资本家介绍两笔贷款，为他们带来这个最为期待的成就……毋庸置疑，政治家和金融家通常都是一个鼻孔出气，而且如果资本家对某一个国家的股票产生了直接的兴趣，他自然非常希望这个国家繁荣昌盛，而这样的局面只会出现在和平安宁的时期。
法国和日本之间产生于英日同盟之后的这样一种亲善，预示着英国和法国的兴趣在慢慢聚合；而且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先所追求的英德友好进行调和。
事实上，这个矛盾显现得最为突出的并不是在远东地区，而是在摩洛哥，而在这里对于英德的和谐友好曾经出现过很好的苗头。“昨天罗斯柴尔德勋爵告诉我说，我们相信英国有战争打算是很愚蠢的，”德国大使梅特涅公爵在1905年1月对布罗说，“这种情况这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而且这个政府特别希望与我们维持好关系。贝尔福先生就在几天前曾经对他这样说过。”但是不得不做出这样一种保证的事实本身就是这两个国家正在快速地渐行渐远的明证。当恺撒3月31日在丹吉尔登陆，而且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确认摩洛哥的独立的时候，英国政策中新出现的挺法倾向得到了确认。兰斯多恩不仅不对德国对摩洛哥开放门户的要求给以任何支持，而且他担心的问题是这次危机可能导致德尔卡塞的下台，以法国出现倒退而结束。英国现在所关心的似乎是支持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以便断绝德国对大西洋港口的念头。在自由党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于1906年1月把亨利·坎贝尔·班纳曼推上台后，亲法的倾向就更是越来越多了。对于纳蒂来说，这等于是宣布了德国在摩洛哥的计划彻底终结：他1月3日在巴黎告诉他的侄子，“没有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会相信德国的皇帝希望否决这些有关一个属于德国的团结的欧洲的想法和感受，而且既然英国的自由党政府完全同意了英国——法国协定，他所能希望的成功也就要小很多了。”纳蒂有些暧昧地希望“一个可以取悦双方而且又不伤害任何一方的面子的妥协”，而且力图打破弥漫在拉菲特大街的对布罗或许在谋划一次军事解决的疑虑。而对于那些实质性的问题，比如摩洛哥管辖的国际化，以及一家拟议中的摩洛哥银行，他认为德国采用的是一种孤立政策：正如他在1906年2月底告诉爱德华的：
我们的政府在与摩洛哥有关联的不同问题上都支持你们的立场，而且事实上我走得如此远，居然会说他们都以为法国的建议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适度的……你们的政府会得到我们的政府的坚决支持……鲁维尔先生在爱德华·格雷特爵士的心中找到了热情的共鸣。毫无疑问，对于这份完美协定的感受将会对最终的决议提供很大的帮助，而且对这份协定的感受，对于那些在德国进行政策指导的人来说或许是最大的痛苦。
纳蒂宣称，他认为德国的政策提议是“最危险的，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不会得到英国的赞成”。然而，当梅特涅把这个消息转告柏林的时候，恺撒很直接地批示说“已然决定”，换句话说，就是“坚持这个管辖权问题”。这样一种强硬的态度打破了纳蒂对德国政府的耐心，而且尤其是对“这位日耳曼（或者说是残暴）君主”的耐心。“如果你们的政府现在所采取的这种调和态度不能产生所需要的效果，”他告诉他的法国兄弟，“他们对斯普雷河地区的银行所做出的决定只有一个唯一的理由，那就是不应该向汹涌的波涛中倒油。”“柏林所采取的路线，或者说是德国官方的调子，”在14天之后写道，“就是一种官腔——他们是说德国做出了很多的牺牲，而且表示了如此多的善意，给法国伸出了橄榄枝，并且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是最后也没有说清楚德国到底做了哪些牺牲。”他又补充说，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种“暂时的妥协方式”，那么可能得是“既能满足日耳曼人的傲慢自大，又不妨碍高卢人的权利”。最后，纳蒂热情地为阿尔赫西拉斯大会的成果欢呼，他认为“既满足了法国的政治利益，同时也满足了你们国家的经济利益”。他的结论是，这个成果除了避免了战争，同时还“证明了英法协定的价值，而且……表明了法国俄国同盟成员之间的团结；而且我个人认为德国皇帝对法国发动战争根本找不出任何理由。”这些语言与10年前在新亭所通行的说法完全不同。
然而，法国外交地位的改进并不仅仅是外交现象。正如纳蒂所多次重复的，它是牢牢地植根于经济实力的。上面所述的与日本的协定，并不是绝无仅有的通过在法国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才得以巩固的法国外交举动。在日俄战争之后，曾经有那么一小段短暂的时间，似乎君主制国家联盟式的外交将毁掉法国外交政策10年以来的成就。这就是在威廉二世与尼古拉二世1905年7月在比约克岛的会晤中达成的一个欧洲防务联盟——这个提议一旦得到正式的批准，将会彻底改变国际格局。但是，正如A·J·P·泰勒所指出的：“巴黎的交易所表现出了比君主制国家的团结更有吸引力的诉求。”俄国在对马岛争端之后陷入了可怕的金融困境之中，非常急迫地需要获得新的贷款来帮助重建它的军事实力，而且巴黎市场仍然有能力为外国的债券发行提供比柏林更为深厚的资源基础，因为在柏林，满足德国工业以及德国政府的巨大需求是至高无上的首要义务。
意大利也会被这种方式所吸引。1906年夏天的意大利债券的变换是由一个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所领导的银团负责，而且尽管有7家柏林银行也是这个辛迪加的成员，但是德国在10亿法郎中所占的份额要比法国小，而巴黎和柏林两地的外交人士都认为这代表着法国的成功。这份协议于6月26日签署，是在阿尔赫西拉斯大会结束之后；在整个债券变换的过程中，意大利一直与法国站在一边，这代表着三国同盟中的它所承担的对德国和奥地利的义务对它的束缚的事实上的终结。
战前金融外交的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金融在英法协定中所起基础性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档案表明了在1905年期间伦敦和巴黎之间的合作是多么紧密，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与过去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扮演了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非官方合作者的角色，推动着这两大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这对战前的金本位体系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有些时候，他们的作用有着直接的政治意义，比如当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中间人在1906~1907年帮助英格兰银行购买君士坦丁堡码头公司的股份（这是英国——法国联合获取对所关切的地区进行势力控制的一部分）。对于纳蒂来说，不言而喻的是，就算是在他们看来，这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属于外交方面的事务，如此复杂的交易也不可能留给外交部的那些官僚去处理。“尽管他们也许是外交官，”他有些不太高兴地评论道，“但他们肯定不是商业界的人士。”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常见的横跨海峡的作用是平衡这两大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确保英国和法国的货币政策不会发生冲突。比如在1906年11月，当银行的利率站上6%，而且大量的黄金被巴西、印度和其他持有大量英镑的国家从伦敦提走的时候，纳蒂和爱德华从法兰西银行安排了大量价值60万英镑的黄金短期借款。这个“善意而且是施以援手的政策”在伦敦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正如纳蒂评论的：“尤为重要的是知道了以后无论任何时候，只要认为是必要的而且是紧急的情况，海峡对岸总是准备好施以援手来拯救英格兰银行。”这封信发出后不久，纳蒂就接到了银行的要求，需要再提供40万英镑的金币。这笔资金也马上被备好，而且在当月之内又增加了另外的60万英镑。这些用黄金对票据进行的交换——总数达到了140万英镑——很好地控制了银行利率的进一步上涨，而且事实上让银行逐步地把利率调回了1907年4月份的4% 的水平。需要强调的重点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丧失了在中央银行之间直接协调的作用很长时间之后，他们又开始插手这项事务。
英国——法国货币政策合作的伟大试验出现在1907的下半年，当时美国的资金短缺终于酿成了一场危机，并波及到整个国际经济体系。早在3月份的时候，纳蒂与爱德华在法国决定提高自己的贴现率的时候发生了争执：直接的起因是爱德华对他的亲戚要求再提供“200万或者300万”法国的黄金给英格兰银行的请求没有响应。“我非常遗憾，”纳蒂急切地写信回复，“你居然把我们当成了这样的傻瓜，认为法兰西银行能够挺身而出，阻止美国过分投机而引发的大萧条。”纳蒂知道什么时候他会面临困境：在4月和5月间，他默默地向法国的要求低头，把上一年12月份借的金币归还了巴黎。但是在8月份，伦敦的局面又开始恶化。纳蒂提前得到了警告（而且因而也可以警告他的兄弟们），英格兰银行决定将利率调回到4.5%，但是他随后抱怨说他的紧缩政策的建议仍然没有得到重视。到了10月份，随着美国危机的全面爆发，银行的利率不得不再一次提高，纳蒂也再一次接到了向法国借入黄金来补充英镑储备的委托。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心情去做那种兄弟之间的推诿：罗伯特重复了上一年的借款行动的反对，于是纳蒂很不耐烦地写道，这是“非常让人失望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觉得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罗斯福总统所误导的对华尔街攻击，这对于法兰西银行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种狡辩，”纳蒂反驳道，“就像是制定一种规则说，消防队只扑救那些不是纵火犯所引发的火灾一样。”
在11月4日，威廉斯·坎贝尔行长将银行的利率提高到了6%，并且通报了纳蒂——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在货币市场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证明。纳蒂告诉他的兄弟们说，他们“一致同意请求我给你们发电报，请求你们尽你们的所有努力，重新启动去年法兰西银行的支持行动，而且你们的支持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次的请求很快就有了结果，法国提供了300万英镑，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40万英镑。尽管英格兰银行的利率在11月7日又调高了1个百分点——并且这个水平一直保持到了元旦——但是这次救援行动对稳定伦敦的市场仍然贡献良多：按照坎贝尔写给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信中所说，他们的帮助“避免了我采取更为紧缩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黄金储备”。这进一步证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跨海峡联系所具备的经久不衰的价值，而同样在这个时候，J·P·摩根直接向法兰西银行请求对美国市场进行帮助的要求被拒绝——这是对纳蒂观点的一种支持，因为纳蒂在一封于11月6日给摩根的一份电报中很直接地说到，美国人应该先把自己的银行秩序整理清楚。作为对比的是，坎贝尔却可以指望能够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巴黎借到更多的黄金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黄金储备的进一步下降。相反地，他在巴黎的同行正在谨慎地暗示，一旦1908年1月危机能够结束，英国利率的下调是很受欢迎的；而他可以在出现这种下调之前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预先给他提供警告。
1907年的危机是1914年危机之前出现的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它显示出了与英法协定相对应的经济规模。这样的合作也没有随市场问题的结束而终止。比如在1908年7月，法兰西银行通过新亭购买了价值100万英镑的统一公债。同年的晚些时候，英格兰银行咨询了纳蒂关于由法兰西银行从伦敦大规模撤回黄金的可能性。这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当伦敦的资金市场在1909年末再一次吃紧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讨论了用票据兑换法国黄金的可能性。
在1907年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纳蒂异乎寻常地写了一封很长而且很有见地的信给他的巴黎亲戚，在信中很清楚地阐明了他所理解的金本位的功能，以及英法关系所扮演的关键作用。他认为，关键是“整个世界的贸易都是通过伦敦的票据在运行”。通常都有“3亿~4亿的本票在伦敦流通，其中大约一半以上都是外国户头的”。按照经典理论，“当英格兰银行必须提高它的贴现率来应对黄金的流出的时候……汇率就会自动上涨，而且黄金就流回到英格兰银行”。但是这对于其他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法兰西银行。纳蒂得出的结论是现代金本位历史学家都会赞同的——也就是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对于货币体系的稳定是最基本的原则：
我们优秀的姐夫阿方斯过去多次就这个问题与我进行过交流……他总是担心，除非法兰西银行以及其他银行在这些时候能够表现得足够大度，伦敦的汇率才可能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才能让大量流通中的黄金找到其流回伦敦的通路，也才能避免产生出比在危机出现的那一刻法兰西银行或者其他的大型机构认为应该采取的举措所能造成的更大不便，甚至更糟的情况。我曾经用这些琐事麻烦过你，因为我希望能尽我的一切所能让你们了解，让所有的国家都捆绑在一起是多么的必要。
换句话说，世界主要的债权经济体法国和英国是被稳定货币的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个体系的贡献是最大的，如果按照纳蒂所深信的，由于英格兰银行没有能够将其黄金储备建立到与其全球作用相称的水平上，他以及他的法国兄弟们因而继续将自己看成是他们相应的中央银行的附属机构，尽管他们自己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放债人的债权人。
英俄对抗
然而，得出1914年英法协定的最终政治和军事的圆满成就是由某种经济问题决定的结论是十分错误的。这些金融考虑毫无疑问在英国人看来确实是帮助把英法关系提升到超过英德关系的层面之上；但是，这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确保英国在出现大陆战争的时候必须进行干预的防务联盟的水平。事实上，在1914年8月2日之前，英国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去支持法国（尽管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个人做过保证，使法国人对这样的支持充满了期待）。1908年6月，纳蒂自己觉得有义务给巴黎的兄弟们指出“同盟没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使用这个词并没有任何不明智。”可以肯定，他“同样确定，一场德国对法国的没有任何理由的攻击激起的同情和感情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压制”；但是他坚持认为“德国没有任何无理攻击的企图”。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学家总是认为德国在1914年之前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意味着德国国际实力的同等增长。那些了解情况的同时代的人应该知道得更为清楚。一个分权的联邦体系与一个相对民主的帝国议会的混合意味着德意志帝国在1897年之后很难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其军备支出。这就帮助解释了德国政府在战前那段时期相对较高水平的举债，尽管事实上这些举债的大部分是由其联邦的各个政府所为，而且地方政府资助的是非军事支出。公共行业自身高水平的借款使德国的资本市场更加吃紧；而这碰巧与非常高水平的私营行业投资（主要是投向了快速增长的电器和化工行业）遭遇，更是使得资本市场雪上加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对德国利率水平上涨的压力——最明显的是德国债券不断增加的收益——被当时的人们看成是德国金融衰弱的迹象。
到了这个时候，纳蒂不再对德国心存同情。他在1907年4月告诉他的兄弟们，他“不是德国政治才能的仰慕者，而且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们的政策，我也没有相信过他们所选择的所谓的世界政策。”他对德国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缩小英国和德国海军之间差距的努力特别反感。然而，他很快就洞悉德国实力的限制。他评论说：“毫无疑问，德国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它的孤立，而且通过一种被委婉地称之为商业企业或者产业企业政治方式的保障也遭遇了相对的失败，也许用金融特许权（海外）的说法应该能说得更清楚些。”另外，他非常清楚，德国无法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海军竞赛，而且这种金融方面的劣势使得那种危言耸听的德国对英国产生安全威胁的说法似乎根本上就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德国政府非常缺钱”，纳蒂在1906年4月的时候注意到，当时德意志的又一笔贷款正在准备推出。他当然也没有忽视德意志银行在1907年间所经历的困难，这些在很多方面都远比伦敦所遭遇的要更严重。“德国在所有事情上都追求科学和对称，”他写道（这远远不只是一种讥讽的暗示），“而且他们银行的所作所为被那些投机者所唾弃，他们抱怨他们这里的高利率就像是科学的简洁和弹性一样让人惊叹。”但是尽管“弹性条件使他们的货币可以进入通胀……但是其空间却在德国政府发行国库券和财政债券的时候就用完了”。纳蒂最为吃惊的是德国居然需要在国外市场出售债券，这种情况在和平时期的英国和法国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看到了金融条件的限制可能会鼓励德国政府采取一种强硬的外交政策，因为“剑在鞘中不安分地跳动”，恺撒和布罗希望“推迟很多社会主义的梦想的实现”。然而，这种炫耀武力的做法只会“导致新增大量的军事和海军开支”，而且因此使内部的局势更加恶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阿尔弗雷德在恺撒于1907年访问英国的时候，重启了他与德国朝廷间业已存在的联系。正如纳蒂所精明地看到的：“当他得全力以赴应付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相信德国皇帝会想找麻烦……”一个过度扩张的德意志的印象马上在1908年4月大规模的普鲁士债券发行时得到了证实；另一个证据来自于德意志帝国的预算，这个预算出现了“巨额的赤字……原因是雄心勃勃的海军计划，以及需要增加所有公务员的工资，还有就是他们声称‘计算错误’的养老金计划”。就像在汉堡的沃伯格 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期望德国政府找到某种方式来接受对海军建设的节制。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当时德国政府派出了豹号战舰到摩洛哥的港口阿加迪尔——充分说明了柏林市场对外国资本撤出的敏感。对于银行家来说，德国似乎是虚弱的，根本说不上强大。
这也不能说一个自由党政府就会在一场战争中将自己摆在俄国一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里也试图以通过反对英国——俄国同盟的名义，抵制将欧洲分裂成各种“武装集团”的趋势。或许，如果1905年的革命导致了俄国出现持久的自由主义化，他们的态度会有所不同。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饶勒斯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应用他们的金融实力迫使俄国走向议会制，这使人不由想到了“在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普鲁士国王的债权人，控制了议会的预算，为了保证他们的贷款的命运通过了一部宪法”的做法。纳蒂确实在1906年1月表达了他的愿望，期望着“明智的想法能够在圣彼得堡占得上风，而且自由党的政权能够被创立”。但是在革命后的俄国，政府找到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得到他们的金融支持，作为交换，他们承诺进行改革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满腹的疑虑。怀着打消英国合伙人敌意的想法，一个名叫布兰特博士的人非正式地拜访了他们。这位布兰特博士是伦敦俄国大使馆的一名小人物（纳蒂把他描述为“一个长相丑陋的驼背俄国犹太人，看上去满脸的自以为是”），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向我们解释俄国犹太人的境况，而且他们的命运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善”：
布兰特博士说，犹太人对于每一个俄国人来说都是恐怖的，而且是令人厌恶的目标。皇帝和朝廷憎恨他们，这种憎恶也得到了威特以及部长们的支持，俄国民众也厌恶他们，而且即将选举出的杜马也将会反映朝廷以及俄国民众的意见。你无法把所有500百万人口的俄国犹太人全部移民，而且如果你不做点儿什么事情，你或许，而且将有很大的可能在周六的时候收到一封“红信”，这会是第二次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而且几乎全部俄国犹太人都会成为神圣的俄国人民的愤怒以及东正教的牺牲品。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需要做的补救其实很简单。只需要给俄国提供一笔巨额的贷款，那么就有可能为犹太人做些事情。
但是，纳蒂在以前已经太多次地听到过这个故事，“我告诉他的不是我在这里对你使用的完完全全的词汇，但是其效果是一致的：他本末倒置了，具体说来就是当俄国犹太人得到了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时，俄国的金融就会改善，而且财政困难就会明显地减少。”
当另一位某种程度上说更为重要一点的人士阿瑟·拉夫洛维奇在此月拜访阿尔弗雷德的时候，发生的是同样的故事：
他说在6个月之前，他的老板德·威特先生以及沙皇都很急切，而最为紧急的是改善俄国犹太人的命运，但是现在俄国的公众舆论很激烈，而且沙皇以及皇室，也包括部长们都很伤心，而且很悲痛地面对这个事实，即俄国犹太人曾经试图挑战一个公正的而且慈父般的政府；另外，希伯来人群是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温床，当俄国的所有问题都平静下来以后，他们的各种主观思想使他们无法向朝廷表达他们的忠诚和奉献，而且也无法表达他们对这个待他们如此之好的国家的热爱之情！他很自然地提出如果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同教兄弟姐妹的命运，那么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达到目的，也就是我们领头组织一个国际辛迪加，目的是为帮助沙皇发行未定数量（据说在6 000万英镑至1.2亿英镑之间）的债权做准备。如果我们同意这个提议，他向我们保证，那些已经深藏我们心里多时的改革马上就会推行，我们同教兄弟姐妹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的回答，责任在我们一边，而不是在圣彼得堡统治政权的那一边。
纳蒂再一次表现得很坚决。当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为维希内格拉德斯基安排巨额贷款的时候，俄国也曾经做出了类似的承诺，但是根本没有兑现。而且威特在最后一次在巴黎见到埃德蒙和爱德华的时候，也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理由，使他们相信圣彼得堡的政策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综合考虑所有的这些问题，”纳蒂回复道，“我们不能也不会帮助俄国满足他们的需要，除非它能做些让我们的同教兄弟姐妹们高兴的事情，而且心甘情愿地成为沙皇臣民，以及俄国帝国富足的公民。”他补充说“认为犹太人仇恨沙皇是荒谬的。大量的外国移民只是期望能回家，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安居乐业……而且我也告诉过他，当沙皇的长子出生的时候，说起来很奇怪，在伦敦和纽约的犹太人社区，大家为沙皇的健康干杯，而且都给新生的婴儿送去了祝福。”这是拉夫洛维奇暗示向俄国发回的口信，说纳蒂“有一点改变，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他只是强调犹太人问题”。一次俄国人提出的为“我们的同教兄弟姐妹”说话的最后尝试，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在我们的同教兄弟姐妹们在那个国家的命运得到保障之前，我们自己不应该考虑与他们有任何的牵连。我们从我们自己非常可信的渠道了解到他们目前的境况与过去一直以来同样的糟糕，而且也许还更糟。犹太人生活在面对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迫害之中，而且特别是在我们的逾越节节日期间。俄国的自由党人很迫切地期望在巴黎或者柏林筹措一笔巨额贷款的想法也落空了。他们认为这些通常被称为“战争的力量之源”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是压迫的崭新象征。
“我们可以不在俄国贷款中有直接的或者经济上的利益”是纳蒂的结束语。
或许纳蒂是在拉斐特大街为他的做法提供更加有力的依据，他同时还补充了一条经济方面的反对理由：他怀疑俄国正在走向一场金融危机，而且可能甚至会放弃卢布的可兑换性。这方面存在的困难是，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世界上有相当多的人在看待俄国金融的时候，是站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角度。我们的一位朋友周日的时候跟我在一起，他在这个国家是一位有名的激进分子……他在周日告诉我说，俄国政府正在快速地滑向更为严重的麻烦与混乱之中。他确认说他们目前的金融状况非常糟糕；但是，他笑了笑又说，时间和这个国家的资源将会带他们渡过这个难关。”雷弗尔斯托克和摩根两家银行在1905年革命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圣彼得堡经营多年，而且可以想见的是，一旦秩序恢复了，他们就会重新开始与俄国的贷款谈判。在阿斯奎斯和格雷两人的支持下，他们安排了在伦敦市场投放巨额的8 900万英镑俄国债券中的1 300万英镑。当然，对俄国最主要的金融支持还是来自法国：正如纳蒂可能已经意识到的，法国的银行以及债券持有人已经向俄国投入得太多，他们面临着这个货币体系的崩溃以及自己投资的缩水。但是在柏林也有迫不及待的买家，他们由门德尔松领头。让情况更为糟糕的是，金融报纸大量报道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悄悄地认购了这些贷款。
纳蒂有时候会坚称说他反对给俄国贷款是基于“单纯的金融”原因，根本不是因为信仰方面的原因。他非常坚定地相信新的俄国贷款会遭到彻底的失败，或者那些认购这些贷款的人很快就会输得一败涂地，原因是“在不同的地方零星再次出现的不满（和）骚乱将会变得非常地普遍。”他警告说，俄国的政治局势仍然“处于非常危急和险峻的状态”，并且预言了“暴乱、爆炸以及暗杀的间隙性的爆发”。他甚至将第一次杜马的选举与法国1789年对三级会议的呼唤相提并论。尽管从中期看，纳蒂的预言兑现了，出现了另一次更大规模的俄国革命，但是也有人会认为，至少从短期看，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尚存一缕希望的曙光；尽管他提出了最为悲观的说法，纳蒂也无法掩盖他对他认为的巴林银行将会获取的“非常丰厚的利润”的嫉妒。然而，局势不久就变得明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参与对俄国的贷款仅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正确的：尽管开头表现得相对还比较稳固，到７月份，新债券的价格开始滑坡，而且雷弗尔斯托克手上留下了大量的亏损债券。“由于我们足够明智，在相当的时间内没有碰俄国的金融，”纳蒂可以感到幸灾乐祸，“而且足够幸运地没有受到那些谎言的诱惑而参与到任何的俄国贷款中，俄国债券的覆灭对我们的影响只是间接的，而且目前看来只是它可能对其他的债券价格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自然更关切我们那些不幸的俄国同教兄弟姐妹的命运，以及那些再次施行的暴行。”
然而，俄国持续的政治动荡并不意味着纳蒂所热切地盼望着的“所有这些报纸上的美丽辞藻，赞美着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的说法都是神化和捏造出来的”。在1906年6月，当对俄国犹太人更加“骇人听闻的屠杀”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纳蒂去拜访外交大臣，“询问他是否可以采取国际行动，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这个残暴的政策持续下去，将会给其他并不愿意接受的国家带来成千上万的难民，而那些先期抵达的人都已经很难找到一份工作了”。但是格雷显然没有被这个说法所打动；他认为如果在德国的野心需要谨慎对待的情况下，加强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外交联系更具战略意义。他准备提供给纳蒂的最多是“非官方的而且是口头的交流，告诉对方这些暴行的再次出现将会疏远公众的舆论，而且影响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感情”。尽管纳蒂很高兴看到“我的朋友”似乎“对俄国的未来非常担忧”，但是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象。格雷已经非常坚定地坚持英国——俄国同盟的政策，不可能被俄国犹太人的遭遇所干扰。
随着政府对俄国的承诺逐渐浮上水面，纳蒂和他的兄弟们不时地爆发出他们的反俄国情绪。但他们依然给雷弗尔斯托克在1907年建立的拯救俄国基金会捐献了大量的资金，并没有限定他们的捐献只能用于犹太人；他们也没有做任何让俄国的金融局势更加恶化的事情。因为，按照里奥的说法：“无论我们对这个北方大国有多么不喜欢，没有人愿意看到灾难降临在涅瓦河畔的这些银行头上。”有几次，纳蒂甚至开始发话，就仿佛他认为革命后的改革是可以持久的。当英国——俄国协定在1907年9月正式宣布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冷淡，但是他担心在激进派的报纸上出现的过度的批评或许会让俄国人更加深信报纸都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因此可能“对我们的俄国同教兄弟姐妹非常不利”。他在几周之后承认，“我们同教兄弟姐妹中有些人对这种亲善关系不会非常高兴，但是我总是告诉他们，如果犹太人被认为是在英国和俄国之间煽动敌意的人的话，我们在俄国的同教兄弟姐妹的命运不可能得到改善”。他甚至似乎准备支持在伦敦市场发行俄国贷款的想法（尽管最后1907年和1909年的贷款留给了雷弗尔斯托克和卡塞尔）。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摇摆。充分利用在1908年6月的埃普瑟姆赛马会上会面的便利，里奥在英国国王访问圣彼得堡的前夕硬是跟他进行了交流。他们会面的结果是一封长长的，而且是精心措词的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有的三名英国兄弟签署的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信中对十月党人和俄国人民联盟这些组织就最近的屠犹行动进行谴责——尽管没有否认“某一些犹太人参与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抱怨对那些罪犯放任自流，而且自然地：
还会再次发生掩藏在法律设计后面的人为的对犹太人人的迫害情况。犹太人将会再次遭受到威胁，而且很自然地担心不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会出现规模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移民浪潮，这种情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使俄国失去勤劳而且朴实的工人，而且这个特别的移民潮肯定会扰乱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那些工人的地位和条件。
国王通过他的私人秘书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承诺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征询查尔斯·哈丁爵士的意见，看看能采取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而查尔斯·哈丁爵士将会与英国大使一起陪同他访问圣彼得堡。”最后，大家决定由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向新任的俄国首相斯托雷平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纳蒂认为后者的反应“让人非常不满意”：
确实，他承诺在一到两年之内进行立法，但是这种立法肯定是无关痛痒的，而且事实上斯托雷平先生不仅就已经发生的所有事情责怪犹太人，而且他很肯定地宣称——这让人觉得非常可笑——如果犹太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他们将会马上掌握俄国所有的土地，进而上升成为国家的问题。另外就是他认为所谓的屠犹事件事实上是不幸的债务人起来反对现代的夏洛克。
国王（或者是“美拉客”，纳蒂喜欢这样称呼他，这令人想起希伯来古老的密码字）对这个回应做了更多的肯定性注释，他坚持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为犹太人做些事情，而且肯定地认为今年不会有俄国贷款，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是，当宗教谋杀的指控于1912年在基辅的一场审判中被再次启用时，对“犹太人问题”有任何进展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纳蒂只好重新发起他的运动，他在与红衣主教梅里·德·瓦尔的通信中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封正式的抗议信，还得到了很多政治领域的大人物的联署，这些人中包括罗斯伯里和克罗默。纳蒂继续希望英俄协定可以达成——只要在对待犹太人上不存在问题，那么就可以建立在一些传统议题的框架之内，比如海峡问题——但是他低估了格雷想要安抚沙皇政权的意愿，以及金融城想要吸收新的俄国债券的急迫心情。从这些债券价格在1906年最低的71.5开始，俄国的4%票面利率的债券在1910年12月涨到了最高时候的96.25，以可观的利润补偿了雷弗尔斯托克以及其他的亲俄分子在首批革命后的贷款中所遭受的损失。
奥匈帝国
当时，人们得出的结论似乎是1914年之前的资本流动方向使三国同盟与法国、俄国成为最有可能在外交上联合起来一致对付英国的局面。从这个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帮助达成某种类型的英德间的谅解，或者试图分开英国和俄国。然而，他们并不气馁。这里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而且自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尝试——具体说来，就是重新建立伦敦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当然，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大力参与了匈牙利的金融活动，所以，曾经是伦敦资本市场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那种生命攸关的联系的记忆并没有完全地褪去。但是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奥匈帝国金融开始闭关自守，这反映了1867年之后哈布斯堡经济的独裁特性——本质上说是保护主义性质的中欧海关以及货币联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与其他罗斯柴尔德银行之间的联系在安塞尔姆去世之后趋于衰落：事实上，奥地利银行流传下来的记录中有证据表明，到1900年的时候，这样的联系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另外，高度分权化的奥匈帝国金融系统意味着军费开支与其他大国相比仍然相对较低，以至于从理论上说，他们对国外贷款的需求远低于俄国。无论如何，税源收入的萧条、海军建设所增加的军费成本以及吞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以及统治一个有分裂倾向的多民族联合体，都成为导致当时奥匈帝国出现赤字的原因。“虽然新增了很多的税种，”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报送给霍尔施泰因的一份报告中说，“但是预算的平衡大家都知道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因而他们很高兴地继续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
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以及到20世纪的初期，新发行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国债基本上都由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银团所垄断，银团成员包括商工银行、地产信贷银行以及昂加利希信贷银行。事实上，甚至就在1900年之后，这个集团也还以独自或者合作的方式参与了奥匈帝国价值28亿克朗（相当于1.2亿英镑）的债券发行。这个所谓的“罗斯柴尔德集团”提供了奥匈帝国进入外国资本市场的途径，就算他们并不总是能够确保自己的地位。欧洲政治的多极化进程难道不会被英国和法国所持有的奥匈帝国国债的不断增长所阻碍吗？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臆测。在1907年和1910年，在巴黎筹集一份大型的匈牙利贷款的想法被很严肃地提了出来，尽管最后由于面临政治上的反对而铩羽。1914年，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施罗德合作，成功地安排了两笔由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发行的贷款，总价值达1 950万英镑。
为什么1914年的贷款对把奥匈帝国从与德国的双重联盟中解脱出来所起的作用甚小，而且来的也太晚？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尽管反复努力为奥匈帝国的国债扩展国际市场，巴黎和伦敦的投资人明显地比柏林的那些投资人对这些债券的兴趣要小。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对这种外部融资需求的满足主要来自于德国，特别是门德尔松、达姆施塔特以及德意志银行。事实上，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这些柏林银行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1910年，英国驻布达佩斯总领事把罗斯柴尔德集团看成是“一条把这个双重君主制国家……不论是否情愿都与德国捆绑在一起的锁链”。第二，罗斯柴尔德集团开始解体。早前的时候，阿尔伯特的主宰地位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挑战的：根据商工银行的亚历山大史皮茨穆勒的回忆，尽管他有 “不曾明确定义的绝对影响力”，但是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难被忽略。这反映了这种互相兼任董事的独特体制的特性，而这种体制是奥匈帝国商业中非常重要的特点。史皮茨穆勒后来回忆到，阿尔伯特“在董事会里代表了很多跟他很熟悉的商业界的名人……他通常让他的影响力通过在董事会里所占有的席位而变成了某种专制……而且在我看来总是一位绅士与残暴的暴君的奇异混合体”。在地产信贷银行的情况也很类似，在这里阿尔伯特“没有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但是他的话很有分量”。在朱利叶斯·布卢姆的眼里，阿尔伯特总是罗斯柴尔德集团里的主人。但是在西奥多·冯·陶西格以及他的继任者的领导下，地产信贷银行追求着一条越来越独立的路线，而商工银行在史皮茨穆勒在1910年掌权之后也是一样。到阿尔伯特于1911年去世的时候，这个集团也就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