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不团结，奥匈帝国政府通过引入新的国内金融资源而成功地将自己从罗斯柴尔德集团的控制之下解放了出来。在1897年之后，所有新的国债发行都必须分配给邮政储蓄银行一定的份额。6年之后，奥地利财政部长博姆·巴维克允许大型的非罗斯柴尔德银行，比如维也纳银行参与到主要的债券转换工作中；而且在1908年，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最终都对新发行的债券采取了公开申购的体系，这种做法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标准做法。罗斯柴尔德集团垄断的最后一点残迹在1910年1月份被彻底清除干净，当时新的奥地利国债只独家出售给邮政储蓄银行，这直接产生了新的而且基础更为广泛的银团。尽管阿尔伯特试图制裁这个新的体系，但是地产信贷银行却自乱了阵脚；而且尽管他的儿子以及继承人路易斯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由罗斯柴尔德主导的，包括了商工银行、维也纳银行和土地银行的集团，但是再也不可能重新恢复集团以前在公共金融领域里所起到的作用。
第四，为什么不会再有重新恢复过去的那种以金融为基础的英国与奥地利之间的伙伴关系的可能原因纯粹是政治上的。“不用说，”纳蒂在1906年4月在给巴黎的信中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亲爱的兄弟萨尔伯特（阿尔伯特）与新的匈牙利政府是否只是泛泛之交。”这是在一个走向分裂而且不稳定的像奥匈帝国这样的政治体系中进行运作所面临的极端困难的一种体现。纳蒂在1907年访问了维也纳，但是访问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在危机四伏的这一年里，阿尔伯特随后的通信也是无关痛痒——有时甚至会漏报了重要的金融消息。尽管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希望罗斯柴尔德对《时报》和《每日电讯》的影响能够缓和英国对其1908年10月吞并波斯尼亚的反映，但是他也过分地高估了纳蒂对激发支持奥地利的情绪的影响力以及影响范围。事实是，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在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衰落。“我公开承认，”阿尔伯特在1910年告诉西格哈特，“我高估了弗朗茨·费迪南德大公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明确的承认，说明阿尔伯特赞同弗朗茨·费迪南德在巴尔干政策上对俄国做出妥协让步的敌视，而这个政策是奥地利外交部长埃伦塔尔大公在1906~1912年所支持的。事实上，对维也纳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政策越是敌视俄国而对德国有益，奥匈帝国就越接近大国针对巴尔干的大战的危险边缘。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喧闹的地区，也无力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此，在最后的分析中，有一些在起作用的经济力量至少看起来比其他的那些因素更加有效地造成了某些大国间的联合。简单来说，在那些净债权国家（英国和法国）、那些金融自给但是没有资本输出的国家（奥匈帝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德国），以及那些不得不从国外借入大量资金的国家（俄国和意大利）之间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这些金融因素影响到了外交政策。在所有的大国中，俄国在1914年之前非常严重地依赖于外国的借款；而法国作为俄国主要的外部金融来源的优势必然导致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亲善，尽管事实上从他们的内部政治来看，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要少于所有的其他两强联合组合，尽管事实上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外交政策一直纷争不断。这个法国——俄国协定是19世纪90年代公认的外交成果之一；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其间起到了中心作用——尽管他们对沙皇政府的反犹太人政策怀有强烈的憎恶。类似的金融引力把意大利和土耳其吸引向了德国（尽管这种引力在1914年还没有大到足以保证意大利的忠诚）。
然而，没有类似的金融关系能把英国和德国吸引到一起，尽管阿尔弗雷德特别强烈地想要建立某种程度的英国——德国协定。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可能在英国和奥地利之间恢复过去的金融联系。事实上，无论是德国，还是奥匈帝国，都不太需要国外的资本。他们可以共同努力，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相反，尽管英国和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有争执，伦敦和巴黎在1900年之后还是逐渐走到了一起，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共同拥有了对德国的厌恶，也由于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货币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这里也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中间人在英格兰银行与法兰西银行之间进行调和与支撑所扮演的关键作用。在这里仍然没有确定的只是英国对法国在军事方面承诺的程度，另外就是它对俄国所做的外交方面承诺的程度。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有可能看到的一个理想化的外交格局应该是英国和法国共同反对俄国的克里米亚联盟，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相对中立，但是倾向于西方；但这种局面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基本上都不可能出现，因为世界处于完全不同的冷战局势之下。最终，1914年最终出现的格局，几乎是所有可能的情况中最坏的那一种。
[4] 原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