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经济的复杂交错
（1906~1914年）
民主政府有一个很不幸的特征，就是每年要多花很多钱，因此需要找到新的财政收入的源泉，一直到，或者是除非地球上的各个民族都厌倦了他们所必须承担的重负，一致同意共享太平，因而进行全面的裁军。然而，这样的前景非常渺茫，而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必须要通过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税负负担。
纳蒂·罗斯柴尔德勋爵
1906年
千真万确，在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太多纳蒂·罗斯柴尔德勋爵式的人物。
劳合·乔治
1909年
霍布森在写于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信心满满地宣称：“如果罗斯柴尔德银行以及它所有关联的银行都反对的话，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发动一场大战。”这种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的银行家拥有足够的金融实力，来阻止一场可能伤害到他们物质利益的战争的说法并不新鲜。但是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5年之间，一度是一个时髦的话题。在1899年，波兰作家伊万·布洛赫——他自己本身也是个银行家——曾经预计在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成本大约是每天400万英镑；而且他认为，战争成本以及武器破坏力的上升使得一场大战变得几乎“不可能发生”。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也持类似的观点：那种认为战争可以作为理性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的看法已经成为了一种“天方夜谭”，这是他在他以此命名的书中（1912年出版）提出的一种说法，原因是“国际金融脆弱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也不仅只是用来反对战争的经济理由，更是针对政治左翼的。在1914年7月战争爆发前的最危急的关头，《泰晤士报》的国外编辑亨利·威克姆·斯蒂德是这样描绘纳蒂在避免德国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时所做出的努力的：“一个肮脏的德国犹太人国际金融家妄想恐吓我们严守中立。”
那么，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果真具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而且又如此强烈地追求和平，为什么一场威力如此前所未有而且破坏力如此之大的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呢？一个残忍的说法来自于霍布森，他认为这场战争与先前的布尔战争一样，能以某种方式使他们以及其他的银行家获益。按照列宁的说法，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大国之间由于国内经济的增长率下降而触发的抢占海外市场的竞争，只可能以一场自杀性的战争来收尾；随之而来的战乱的社会后果——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贝贝尔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众神之光”——就会促成已经长期蛰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观点在战争期间大行其道，并不仅只是在极左派之间盛行。纳蒂于1915年死后不久，美国《民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在回顾了战前的帝国主义纷争之后，哀叹“资本的民族性”：
广泛的事实是，无论在政治臣服于贸易的任何地方，资本都被迫发展一种民族的特质。金融或许本质上具有普遍性，但是现代的世界却强迫它具备民族性……在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世界，而且在为了在太阳底下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金融家们不得不把自己融入到具体的民族族群里的情况下，这种经济竞争导致帝国主义大行其道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而帝国主义本身成为寻求势力均衡的整个过程的全部基础。金融家所属的民族族群或许不期望战争；但是他们肯定而且也必须期望他们未来扩张所依赖的外交实力足够强大，以足以获取他们获得所期望的特权或者可以进行渗透的势力范围。这样的竞争有助于维持世界的军事和平，然而在适当的时候，这种军事和平就会引发世界大战。
现实基本证明了这样的判断。从很多方面看，在爱德华时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化”，而“资产阶级的军事化”一直以来被历史学家看成是战争的根本起因。在第四代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与军队无关。然而，纳蒂在1863年曾经在巴克斯义勇骑兵队服役，任旗手，并在随后升任中尉（1871年）和上尉（1884年）。他的儿子紧随他的脚步，在1903年升任少校。在作为白金汉郡治安长官的任内，纳蒂仍然表现出了对军队的浓厚兴趣，他以热情洋溢的讲话和免费的烟草隆重欢迎那些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返乡的牛津郡轻装步兵。在基奇纳领导下于埃及作战的第二内近卫骑兵团的士兵也是“罗斯柴尔德慰问烟草”的愉快的受益者。更为重要的是，纳蒂是一位军队改革的支持者，而且还是一位增加皇家海军实力的热情的倡导者。“增强海军的实力在各个阶层都是一致的看法，”他在1908年对他的法国亲戚们这样说道；一年之后，他在市政厅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公开发言支持建造8艘无畏级战列舰，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亚瑟·贝尔福[5]。
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军备中有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在1888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为海军建造与装备公司发行了价值22.5万英镑的股票，而且随后又在马克西姆枪械公司和诺登菲尔德枪械与军火公司的合并项目中发行了190万英镑的股票和债券。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厄内斯特·卡塞尔所做交易中的一项，而且标志着他们长期直接合作的开始；纳蒂持有了新马克西姆——诺登菲尔德公司的大量股份，并对公司的经营产生着直接的影响。这件事情中最为广泛的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马克沁–诺登菲尔德公司的主要产品是致命的马克沁机关枪，用于让英国在从苏丹到马塔贝莱兰的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对那些反对者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一个过程被希莱尔·贝洛克称为是破解欧洲霸权的钥匙。类似地，当卡塞尔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为维克斯公司（与海军建造与装备公司联手）在1897年的并购提供融资服务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强英国海军的建设，其根源也在于其帝国主义政策。纳蒂很早就领悟了加强海军建设的重要意义：在1888年，他就试图说服未来的海军大臣约翰·费舍尔——当时还只是一名上校，但是领导着军械与鱼雷处——脱离海军加入怀特沃斯公司。即使在很明确地知道海军建设的费用很可能导致增加税收的时候，他也仍然是狂热的支持者。
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军事工业中拥有自己的利益。在铁路事务之外，他们还持有大量的维特科威兹钢铁厂的股份，这个钢铁厂成为了奥地利海军重要的钢铁供应商，之后不久也成为了奥地利军队的弹药供应商——尽管后来的资料表明，钢铁厂的董事保罗·库佩尔威泽尔觉得阿尔伯特·罗斯柴尔德对“他的银行所拥有的工业装备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他似乎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很不情愿的义务”。当库佩尔威泽尔要求为工厂提供40万古尔登的投资，用于生产装甲板的时候，阿尔伯特回答说：“拿40万古尔登，我更愿意为自己购买一份不动产。”在与马克斯·冯·吉特曼合伙对此以及其他的产业合作进行投资，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也拥有了股份后，阿尔伯特显然很希望委派代表来为这些投资的责任负责。无论如何，他对这些项目持续参与的事实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他本人对这个行业毫无兴趣可言。如果说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有其“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其组成部分之一。
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具体说来就是军事开支的增长有其政治方面的后果，而这种后果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财富精英俱乐部成员的地位并不相称。
大约在1890年之前，领土扩张的成本相对较低，像格拉德斯通在1882年派到埃及的远征军所需的费用几乎微不足道。几个最大的大国在19世纪90年代的军事预算并不比19世纪70年代高多少。表8–1表明，这种情况在1914年前的20年间出现了变化。把英国、法国和俄国一起来看，总的军事开支（按英镑计）增加了57%。对于德国和奥地利来说，其增加的幅度更高——大约在160%。
就算考虑到这个时期大多数经济体所经历的巨大的经济增长因素，这也还是说明了一个对所有大国来说显而易见的“军事负担”的增长。按照表8–2所显示的，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及意大利等国的防务支出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率也都有所增长，从1893年之前那段时期内的2%~3%之间上升到了1913年时的3%~5%之间。奥匈帝国是个例外，因为二元君主国高度的分权体系使“共同的”奥匈帝国防务预算保持在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表8–1 大国的军事支出，1890~1913年（单位：百万英镑）
英国 法国 俄国 法俄
协约 三国
协约 德国 奥匈
帝国 意大利 德奥
同盟 三国
同盟
1894年 33.4 37.6 85.8 123.4 156.8 36.2 9.6 14.0 45.8 59.8
1913年 72.5 72.0 101.7 173.7 246.2 93.4 25.0 39.6 118.4 158.0
增加金额 39.1 34.4 15.9 50.3 89.4 57.2 15.4 25.6 72.6 98.2
百分比 117.1 91.5 18.5 40.8 57.0 158.0 160.4 182.9 158.5 164.2
资料来源：霍布森，《机警的巨人》（Wary Titan），第464页
表8–2 防务支出占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比，1873~1913年（%）
英国 法国 俄国 德国 奥匈帝国 意大利
1873年 2.0 3.1 2.4 4.8 1.9
1883年 2.6 4.0 2.7 3.6 3.6
1893年 2.5 4.2 4.4 3.4 3.1 3.6
1903年 5.9 4.0 4.1 3.2 2.8 2.9
1913年 3.2 4.8 5.1 3.9 3.2 5.1
1870~1913年 3.1 4.0 ~ 3.2 3.1 3.3
资料来源：霍布森，《机警的巨人》（Wary Titan），第464页
为这些增加的支出提供资助是这一时期最为中心的政治问题之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就是军费支出的增加导致了伦道夫·丘吉尔在1886年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而格莱德斯通在1894年辞去了首相的职务。他们只是这个新的军事——金融联合体中很多政治牺牲品中的第一批。
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问题又伴随有政府总体支出的上涨，这使得资金筹措更加困难。在国家层面以及地方层面——如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联邦体系中的地区层面——19世纪90年代见证了“守夜人国家”时期的结束，这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很典型的根据经济状况收缩国家规模的情况。不管是为了安抚各种政治势力（或者是潜在的危险），还是为了增加“国家效率”，各国政府都开始为广袤的农村地区增加基础设施、教育的投入，为病患者、穷人和老年人提供救助。尽管按照现在的标准看，其所涉及的金额仍然很小，但是总体来看增加的金额还是超过了经济增长的累积数。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些增加的支出，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有重大的政治倾向。
自然，筹集公共收入的方法之一是增加税收：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税收应该是间接税（主要以关税的方式，对从面包到啤酒的消费品都征收关税），还是直接税（比如对高收入者或者继承人征收的税）。在英国，由于对保护主义的斗争先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对进口食品的征税被选民所拒绝，尽管张伯伦以及其他人对关税给到了帝国主义式的合理解释。这就不可避免地把负担推给了富人，而且毋庸讳言，其中就包括特别富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了解纳蒂在1905年之后这段时间内的政治边缘化的关键就在这里。从一方面来看，他是增加海军军费的热情支持者；从另一方面看，他又不是很心甘情愿地为它埋单。在1909年3月，他在对伦敦商会管理者学会以及海军与军事防务委员会的一次发言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根本站不住脚的立场：
目前的情况是我们面临着税收急剧增长的威胁。他（纳蒂）不知道政府收入能否达到预期，但是巨大的支出已经发生了，而且他认为还需要增加更多，因为大家都会同意舰队必须保持在最高效率的状态（欢呼声）。这就是问题所在，更为沉重的负担将会抛给整个社会，而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学会应该有能力出来对财政大臣说几句话，目的是防止无谓的税收增加阻碍国家的商业发展（欢呼声）。
1个月之后，他在市政厅告诉一群金融界的听众，“请求他们对政府为保持我们的海军优势所需的任何经济安排提供支持”；然而，他没有能说出他心目中认为应该有什么样的安排。纳蒂很清楚地知道，“这两个吸收性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预算以及对海军的预估，”是“紧密关联的”，但是他低估了这个关联的政治和宪法含义。
在德国，情况恰恰相反，在通常情况下德意志帝国自己（而且也包括了德国陆军和海军）的资金来源被限制在只能从间接税中筹集，因而趋势是增加关税；但是工人阶级对把“亲爱的面包”与“军国主义”搅和在一起的不满被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利用了，政府因此很快就被迫计划在整个帝国的层面上引入财产税。在这里，纳蒂也误读了不断增加的“军国主义”的暗示。在1907年，他对冯·比洛在选举中击败社会民主党的解读是那种战略学家们所宣称的“社会帝国主义”：
德国上周末举行的选举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国家的感情和帝国主义倾向在击退社会主义思潮的贡献方面是怎样超越其他任何手段的。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德国皇帝和他最喜欢的追随者冯·比洛将继续推进他们的世界政治政策，将把他们的剑磨得光亮，并将大规模地增加新的军费和海军费用。这些军费毫无疑问将会使英国和法国有所感觉，而且必定会从欧洲金融的角度延缓很多社会主义梦想的实现。
事实是，1907年的选举结果是在西南非洲镇压赫雷罗人起义取得胜利之后，通过团结所谓的“资产阶级”政党而赢得的暂时胜利。到了1912年下一次大选的时候，这种团结因为对军费支出无法达成一致而完全破裂了。与绝大多数人对德国右翼的预测相反，增加军费和海军的支出似乎加强了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因为它将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国防开支的资金来源越来越困难这一问题上。
为对内和对外政策所增加的费用埋单的另外方法，当然是通过借款来解决。正如表8–3所示，这种方式在某些国家远比在另外的国家更受欢迎。德国和俄国两国在1890年以后的时期都有大量的借款，粗略计算大约是其当期至1913年间国家债务的两倍；然而，当卢布对英镑的汇率进行贬值调整之后，俄国的债务负担只是上升了2/3，很显然只是很小的增长。绝对地说，法国也借入大量的债务，尽管其起点是从比德国更高的无债水平开始（因而，其增长的百分比较低）。英国1887~1913年对国家债务的削减在几个大国间表现得异乎寻常。当我们想想其布尔战争的开销曾促使政府在1900~1903年借入了总额为1.32亿英镑的外债时，这个成果就显得尤为令人难忘。
表8–3 以本国货币与英镑表示国家债务，1887~1913年（单位：百万）
法国（法郎） 英国（英镑） 德国*（马克） 俄国（卢布）
1887年 23 723（英镑941） 655 08 566（英镑419） 4 418（英镑395）
1890年 – 618 10 540（英镑516） 4 905（英镑572）
1913年 32 976（英镑1 308） 625 21 679（英镑1 061） 8 858（英镑973）
增加百分比+ 39 –5 153 137
* 德国=德意志帝国加联邦各州
** 增加数按英镑计
资料来源：Schremmer,“Public finance,”p.398;Mitchell,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pp.402f.;Horrmann et al.,Wachstum,pp.789f.;Apostol,Bernarzky and Michelson,Russian public finances,pp.234,239.
在前所未见的经济增长时期，这些不算是难以为继的负担。事实上，在所有这四个国家中，总债务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率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如表8–4所示。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只有法国的债务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率偏高，而各国总的趋势是债务在逐渐消失。
表8–4 国家债务占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比，1887~1913年（%）
法国 英国 德国* 俄国
1887年 119.3 55.3 50.0 65.0
1890年 —— 44.6 51.2 77.1
1913年 86.5 27.6 44.4 47.3
* 德国=德意志帝国加联邦各州
资料来源：同表8–3；Hobson,“Wary Tiran”, pp.505f.
无论如何，当时的人们都对政府借款的绝对增长感到疑惑。这是因为当时债券的价格在下降——或者说是收益在增加（参见表8–5）——而这种情况在大约189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了。
表8–5 欧洲主要债券价格，1896~1914年
最高价 日期 最低价 日期 百分比
英国2.75％票面利率永续债券 113.50 1896年7月 78.96 1913年12月 –30.4
法国3％票面利率国债 105.00 1897年8月 80.00 1914年7月 –23.8
俄罗斯4％票面利率国债 105.00 1898年8月 71.50 1906年8月 –31.9
德国3％票面利率国债 99.38 1893年9月 73.00 1913年7月 –26.5
注：对于1936年2.5％债券的价格按2.75％利率重新计算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每周收盘价）
导致这种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事实上的通货膨胀加速，通货膨胀是一种由黄金产量增加所引发的货币现象，而使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的是银行中间业务的快速发展，它导致了纸币的大量使用以及非现金交易方式（特别是银行间的清算业务）的增加。然而，当时的人将债券收益的增加解释为针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市场保护形式。这种情况事实上只在公共领域的债券发行通过“挤出效应”，或者与私营领域在资本市场上筹资的要求进行竞争，进而推高借款的成本时才会真正出现。不管怎么说，在大多数国家里——甚至也包括英国——对财政支出没有节制的批评声不绝于耳，而批评者中则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都有。表8–6表明债券收益增加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其中最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不同国家的债券收益中具有显著的差异，或者说是“差价”这一情况。这些收益差价真正说明了市场的估值不只是反映财政政策，更为普遍的是反映政治稳定情况以及对外政策，而这些都基于那些传统上紧密相关的革命、战争和破产等风险之间的关系之上。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俄国才被看成是所有大国中信贷风险最大的国家，原因在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俄国更为常见的经济以及政治“倒退”的问题。更为让人吃惊的是德国的收益与英国及法国的债券收益之间存在的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有显著的类似性。这种情况无法用德国私营部门对柏林资本市场的需求更大来解释，因为这些比较使用的都是伦敦价格（而且在每个国家的情况中，投资人通常是在不同的政府债券中进行选择，而不是在不同产业的证券或者债券中进行选择）。实际的情况似乎是投资者认同当时的那些学识渊博的政治观察家们的观点，即德国在经济上远没有它的西方竞争对手强大。
表8–6 主要大国的债券收益，1911~1914年
英国统一
公债 法国年金 德国3%利率的公债 俄国4%利率的公债 德国——英国收益价差 俄国——英国收益价差
1911年3月 3.08 3.13 3.56 4.21 0.48 1.13
1914年7月 3.34 3.81 4.06 4.66 0.72 1.32
平均 3.29 3.36 3.84 4.36 0.55 1.07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伦敦月平均价）
影响经济的政治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纳蒂·罗斯柴尔德对保守党的认同基本上完结了。多萝西·平托（她后来嫁给了埃德蒙的儿子詹姆斯）回忆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以为罗斯柴尔德勋爵生活在外交部，因为从我教室的窗子里，我们老是看到他的马车每个下午都停在外面——而事实上他当然只是来与亚瑟·贝尔福进行秘密会谈。”这两个人各有风格，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例如在1901年，纳蒂写信抱怨贝尔福在下院所做的一次讲话中对德比尔斯公司做了一次并不准确的批评，而他们俩似乎对移民控制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贝尔福三年首相任期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们都是关系亲密、团结共事。
这种亲密关系存在一个风险。正如爱德华·汉密尔顿所评论的，甚至在索尔兹伯里[6]于1902年7月退休之前，纳蒂已经“成为了一名实力很强大的党棍，无论是哪一派主政，他都是‘雷打不动’”。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一直擅长于维持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热线联系。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新一代的自由党人忽然冒了出来，纳蒂和他的兄弟们与他们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社会或者政治方面的联系。要是罗斯伯里维持着自由党的领袖地位的话，这方面不应该存在问题，但是在他于1895年辞去了首相职务，并在次年辞去自由党领袖职务之后，他的影响力衰落了。在作为自由党党魁的时候，他与更加激进的党内的“新”自由派隔阂颇深，而后者在自由党于1906年重掌国家大权的时候占有了绝大多数的部长席位。到了这个时候，罗斯伯里彻底退出了自由党，并在退党前一年公开抨击了《英法协定》以及《爱尔自治法案》。作为汉纳的女儿佩吉的丈夫，罗斯伯里的义子克鲁伯爵是定义更为宽泛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圈的成员，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在政治上接近纳蒂。确实，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是，新任财政大臣赫伯特·阿斯奎斯应邀与罗斯柴尔德勋爵以及雷弗尔斯托克在市长大人的年度晚宴上共进晚餐。但无论是阿斯奎斯还是金融界的大人物们，都对他们之间很深的意见差异不抱有任何的幻想。正如纳蒂所说的：“出席的这些金融界的大鳄很容易地就可以下结论说阿斯奎斯先生并不太了解生意上的事。我认为他的讲话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冷淡，给他的某些草率而又热情洋溢的顾问迎面泼了一瓢冷水。”纳蒂和他的兄弟们并没有被全部挡在权力之门的外面；但是，他们的意见，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提出的，已经基本不起任何作用。曾经，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政治家们融合在一起，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只是为了获得最有可能的政治情报，并且对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现在，纳蒂自己成为了政治家，经常发表令人瞩目的公开讲话，而且为保守党捐出了巨额的资金。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徒，无论从智慧上还是影响力上，都与自由党的政府彻底地断绝了关系。
1906年自由党在选举中压倒多数的胜利通常被认为是由于保守党出现全线溃败再加上内部不和，同时当然也是由于胜利者的组织有方。导致保守党失去政权的中心问题是其自1899年之后由于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使支出不断增加，而之后他们又没有能力达成一种一致同意的支付这些费用的方法。这并不仅仅是打败布尔人以及建造新的战舰的问题。政府在布尔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行政管理，甚至是物质上的不足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甚至是全国性信任的危机——这种批评既来自左翼，又来自右翼。而在这个过程中，保守党缺乏一致性的反应。典型的情况是，当张伯伦要求成立一个财政委员会去分项讨论改进老年人退休金制度的时候，纳蒂几乎没有掩饰他对建立某种类型的效仿德国模式的政府扣缴体系可能性的怀疑，但是他对那种无扣缴的对老年人进行无偿救助的任何想法甚至更加敌视。随着张伯伦逐渐转向把不断提高保护性关税作为对英国国内以及帝国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立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应与整个党的反应一样也是矛盾百出。
因为在19世纪的后半叶，整个家族曾经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阿方斯在19世纪90年代对美国和法国关税政策的刻薄评论表明，就算是在世纪之交他们仍然持有这样的态度。他在1896年警告说：“法国将死于保护主义的窒息之下。社会主义理念中最好的部分是国际生产的互相交换，因而如果饶勒斯先生（社会主义领袖）不鼓吹其他东西的话，我们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意见。”但是到1903年，他的伦敦兄弟们对“自由贸易的神圣原则”的信念开始动摇。7月3日，纳蒂对爱德华·汉密尔顿承认，他“已经被张伯伦的计划所折服”。这对于一个曾经指责这位殖民大臣为“披着保守党人羊皮的激进的狼……典型的民主党人——一个败家子和沙文主义者”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当张伯伦由于这个问题于9月17日从内阁辞职的时候，纳蒂面对德文郡公爵抱怨他和贝尔福“在内阁应该听取张伯伦到底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却是要么在昏睡，要么就是心不在焉”，以为他自己和贝尔福两人开脱。在10月7日，也就是张伯伦在格拉斯哥提出“帝国特惠制”关税壁垒政策的大幕拉启后的第二天，他的忠实的追随者哈里·查普林与阿尔弗雷德以及其他的两名“金融界人士”共进晚餐：
我以一种很天真的方式问他们金融界对格拉斯哥讲话有什么反应，他们马上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只有一种意见！有些非常著名的而且是重量级的自由贸易人士，以及另外一些一直持反对态度的人士——完全站到了一起，大家都很满意，而且市场出现了上涨——统一公债涨了一个点或者3/4——金融界的准确的细节我记不住，但是这没关系。我后来私下询问了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他非常肯定地确认了这种说法。他今天整天都在城里，而且也是完全同意那种认为您毫无疑问已经在这些领域留下积极印象的说法，而且总体来说，金融界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张伯伦的建议分裂了金融界的精英。站到张伯伦与罗斯柴尔德兄弟后面的是卡塞尔、J·S·摩根的克林顿·道金斯、埃弗拉德·汉布罗（他后来成为关税改革协会名誉财务总管）、吉布斯家族、罗伯特·本森、爱德华·斯特恩以及菲利普·沙逊。这些名字都很抢眼，这没有一点疑问。但是反对者中不仅仅包括费利克斯·舒斯特，这位威望正日益上升的伦敦联合银行的行长及金融城里最坚定的自由党人，还有保守党中的自由贸易者，比如埃夫伯里勋爵和詹姆斯·麦凯爵士（后来的英奇凯普勋爵）。这些都是令人生畏的反对者，而且或许正是他们对张伯伦的反对才说服了纳蒂回到了他最初的立足点上。在这个时候，约瑟夫在市政厅于1904年1月举行的一次公共聚会上发表演说，形势越来越明朗，正如道金斯在张伯伦讲话以后所说的，“银行界的意见总体上来看（是）反对他的”——或许这很容易理解，当时他口无遮拦地告诉他的听众说：“银行业不是我们的繁荣的创造者，它的产生……不是我们的财富的因，而是果。”很重要的是，当德文郡公爵两周以后在同一个地点举行的自由贸易聚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纳蒂坐在台上。这似乎驳斥了汉密尔顿的不怀好意的说法（与另一个财政问题有关），他说纳蒂现在认为“有必要咨询所有的经纪人”，而且“他自己也没有了任何的主意”。
或许纳蒂并没有疑惑；更可能的是，像贝尔福自己一样，他出于战术方面的考虑正两边讨好，目的是希望维护党内的团结。无论是哪种方式，他都无法控制张伯伦发起的运动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纳蒂“毫不怀疑”，甚至在1906年1月投票开始之前，“亨利·坎贝尔·班纳曼[7]爵士将会获得大多数的支持”。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想到的是保守党失败的规模居然会如此之大：自由党人不仅把他们得票的份额从45%提高到了49%，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下院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在670席中赢得了400席，而保守党人只得到了157席。考虑到自由党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接近工党以及爱尔兰国民党的事实，工党与爱尔兰国民党的下院议员（数量相应为30名和83名）也应该算做是支持政府的。与里奥的期望相反，甚至贝尔福都失去了自己的席位（尽管后来大家很快同意安排他替代奥尔本·吉布斯以两名金融界成员之一的身份进入下院）。就像纳蒂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就哀叹的，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想象不到的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除了认为“这个国家已经由保守党和统一党联合统治了20年，因而自然想要一种改变” 这种显而易见的看法外，纳蒂提出了一长串的原因清单：
教育问题，相关的宗教问题，极端保护主义，在某些情况下来自天主教僧侣阶层的对其信众的指令（要求他们投给激进分子，并且支持社会主义者），中国劳工问题（在南非），禁酒问题，犹太人选民对外国移民法案的不满，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对塔夫河谷罢工案的判决……判定决议……工会应该因为罢工所造成的损失而遭到起诉，而且他们的基金不应该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
但是关键肯定是保守党在关税问题上出现了分裂。甚至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也存在分歧，纳蒂的儿子沃尔特以统一党自由贸易者的身份赢得了米德·巴克斯的席位，而且甚至与自由党政府一起在1906年3月投票反对张伯伦倾向，与此同时，在伦敦的金融界的选民中，保守党的选票几乎在关税改革者吉布斯与自由贸易者爱德华·克拉克之间平均分配。在对结果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纳蒂有时会试图贬低关税问题的重要性。他坚持认为，沃尔特所赢得的压倒性多数只是当地人对他的家族“忠诚”的象征，而不是投票给自由贸易，而金融城的结果“根本不代表……对关税改革的感情，因而当然也不是支持张伯伦主义。”但是，私下里他不得不承认这种分裂是致命的，而且他对这个问题的评论也表明了他真正支持的是什么。“然而，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他苦涩地评论，“那就是绝大多数吃白食的人，以及自由贸易者，比如像德文郡公爵，是不可能对他们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这种环境感到满意的。”纳蒂也间接地批评了张伯伦，将他“建立一个新党以及新的政策”的野心与贝尔福简单的“即刻提高反对派实力”的现实期望进行了对照。他和里奥都认为“前首相”[8]应该继续留任保守党的领袖，“因为他关于财政问题的观点比张伯伦先生的观点更加切合这个国家的实际”。但是他们觉得在原则问题上，与德文郡公爵相比，他们则更加接近张伯伦。纳蒂对“坐观其变”而不忙于“提出政策”这一战略的支持则更多地出于战术考虑，而与意识形态基本无关；他显然是希望在贝尔福的领导之下，在关税问题上表现出的团结最终能够实现。因此，在1910年——此时贝尔福已经脱离了支持保护主义的藩篱——纳蒂可以更为公开地谈论“关税改革的好处”。他告诉他的法国兄弟们“现在这个问题是最受关注的话题，而且可能会改变选举的结果”。
这样的政治误判成为了纳蒂在自由党执政时期的信件中最为常见的特征。大家应该记住，他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他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已经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但是相信保守党可以在保护主义的平台上赢得选举并不是他最大的政治误判。在很多问题上，的确可以很有信心地期待自由党人出现内讧。在南非的中国劳工问题上，让他幸灾乐祸的是这个期待几乎马上就应验了。对于教育问题，正如纳蒂所说的，想找出“一种能让反对者、教会以及国教徒都能接受的方式”事实上非常困难。有些自由党人中的商业人士，注定要反对将工会“置于与社会其他组织不同的法律之下”的工会法案。总的来说，几乎找不出理由来期待《爱尔兰自治条例》的问题对于坎贝尔·班纳曼来说会比格拉德斯通所面临的困境要容易。然而，纳蒂过分乐观地认为这样的分裂可能会使政府变成“一个非常短命的政府，而且统一党会再次恢复元气与实力，速度远远快于预期”。当然，保守党只可能通过合理地获得地方以及辅选的成功来鼓舞士气，才有可能从1906年的低谷中真正地恢复过来。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可以团结自由党人，其中之一就是税收问题。
纳蒂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甚至在1906年投票开始前就预言：“除了教育问题之外，争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预算，这将会具有非常激进的特点。”从早期开始，他就注意到部分喧闹的劳工下院议员——“这些戴着红领结的绅士们，因为不能废除高顶礼帽而感觉非常遗憾”——将会对政府施压，要求制订诸如“大规模的综合性养老金计划，以及为学校的所有孩子提供每天一次的营养餐”。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做任何草率而激进的事情”，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意味着增加政府支出的方法都意味着直接税收负担的增加：总的来说，自由党是以一个毫不含糊的自由贸易者的身份上台的，因此很难期望它会大规模增加间接税的规模。
开始的时候，财政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政府继承了一份盈余，而且纳蒂并不期待“任何在金融方面的草率实验……与一个累进所得税有关的麻烦是它可能意味着对正在讨论的地产价值征税，但是或许所有的问题都将按同样单调的方式继续推进”。他很轻描淡写地告诉他在巴黎的兄弟：“毫无疑问，对于征税或者征用的形式会有很多原始的想法。我不敢说政府不希望采用这些方法，如果他们认为这些方法是可行的，或者认为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话。”但是他们确实不会，因为这些方法“除了会造成大量的伤害之外，还可能击毁他们自己的目标，因而只能算是虚幻的收入来源”。纳蒂对阿斯奎斯的第一份预算基本上很不以为然，同时也让很多评论家大跌眼镜，因为他们曾经希望有更多激进的开支削减计划。起先，舒斯特和霍尔登这样的人曾经寄希望于“阿斯奎斯先生能推出特别税收，以便能够结清国家债务；而现在他们把烧得通红的木炭堆到了财政大臣的头上”，因为他的预算减少了税收。纳蒂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储蓄银行大量持有了统一公债，后者希望看到债券价格上涨的情况；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使他更为吃惊的是阿斯奎斯关于成立下院委员会“讨论所得税的税负标准，以及累进税制的各分级计税依据”。但是，甚至这种累进税制以及对高收入进行特别征税所预示的前景，在这个阶段也没有让他觉得有多么害怕，“因为百万富翁的数量相当少，他们已经支付了很重的遗产税，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有可能把他们的财富送到美国，或者其他不会对他们征税的任何地方。”
考虑到政府在下院中所拥有席位的规模，纳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镇定让人觉得很奇怪。对此，有两个解释。首先，他秉持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古老信念，相信一个过分激进的财政政策将会受到金融市场的惩罚：资本将逃往海外以避开高额税负，而统一公债的价格就会下跌，从而迫使一个激进的财政大臣做必要的妥协。在自由党人入阁以来已经低迷的统一公债价格似乎也支持了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在当年夏季公债价格又跌了2个百分点的时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纳蒂在他给巴黎的一系列有关这个问题的信件中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归纳：
英国的证券市场很沉闷，我希望这能够为财政大臣提供反省的契机，而且使他确信政府激进计划中的很大部分是愚蠢的……现在的87.2（是）自从战争以来最低的统一债券价格。这……对劳合·乔治头一天在曼彻斯特大言不惭地所说的债券价格的上涨，证明了国家对女王陛下的政府所拥有的信心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现在的这种局面对于财政以及地方政府当局应该都有警示的作用。因为，无论他们是否喜欢，县级以及各城市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借到钱，而如果没有钱，他们就没有办法实施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来摧毁私有企业。我认为，财政大臣也会明白，他曾经大谈特谈的社会主义式的税收对于公共的信贷来说，是没有可操作性的……再也找不出有什么比国内的证券贬值更好的办法来打破这种社会主义立法了。
纳蒂也没有把这种情况看成是英国政治生活的特异现象。他在这个时期给巴黎的信中，或明或暗地把英国出现的事件与中间偏左的法国政府引入所得税或者提高国家对铁路的控制程度的企图进行相提并论。他把这看成是民主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普遍规律：金融“由于现代立法机构的社会主义倾向而出现的神经过敏……是令人非常难受的，但是这或许是对社会主义倾向最好的治疗手段。”他又说道：“对社会主义立法的担心是两个半球出现衰退的真正原因。”纳蒂一直希望“那些真正持有英国证券的中小户……正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帮助把一个激进的政府捧上台”，能够转过身来一致反对政府的财政政策。事实上，他是如此投入，甚至把他的观点通过一次与偏左的《每日新闻》的访谈总结性地发表在该报1907年10月的一期报纸上。这是他首次接受记者采访，而且文章经过了精心的安排期望能够拥有一个更多的受众。这篇文章采用的是直切主题的方式：“‘股票走低’，纳蒂·罗斯柴尔德说，‘因为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打击资本。’”
这标志着一场不断升级的公众反对政府的财政政策运动的开始。当政府提议对许可法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对禁酒游说团的抚慰性表示——的时候，纳蒂主持了一场由酿酒行业债券持有人参与的会议，抗议其将产生的负面的经济后果。当劳合·乔治当上了财政大臣，并且暗示需要“清扫鸡窝”，为新推出的无扣缴养老金埋单的时候，他又老调重弹。他发起的运动的高峰出现在劳合·乔治1909年的所谓“人民预算”曝光的时候，这份预算的关键点是对“非劳动所得的收入”的所得税增加到每英镑收1先令2便士；引入特别税，对收入超过5 000英镑的部分征收超额附加税；增加继承税；并按土地价值纳捐。除了最后一条（这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将首次对土地的价值进行系统地评估），这些所有的变革中并没有什么真正是前所未有的：差别税已经于1907年由阿斯奎斯引入，分级的原则在现有的所得税门槛规定中一直都是明确的，而戈申——一名保守党财政大臣——早在188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征收继承税。然而，这份预算总体来看，其显而易见的激进目的刺激了纳蒂进入一种高度亢奋的政治热情之中，其程度甚至远远超出了他父亲当年为争取犹太人能够进入下院所投身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