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在预算案提出后不久，他策划了一封提交给阿斯奎斯的联名信，上面签名的人有金融城里21个顶级人物（代表了家金融城内的14个家族，包括巴林、吉布斯、汉布罗以及J·S·摩根）。这封信警告说，新的税收——特别是“急剧增加以及实行累进制的继承税”——不仅会通过蚕食资本金“对国家的商业和工业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还会“阻碍私有企业的发展，并且不鼓励节俭的生活方式，因此，从长远来看，会减少雇用率，降低工资”。随后，他于6月23日在坎农街宾馆召集并主持了一场由“金融城所有利益方代表以及独立的政治协会代表出席的”抗议集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一致认为“预算里主要的提案内容打压了所有的私营资产的证券价格，阻碍企业的发展，并且不鼓励节俭的生活方式，将会对国家的商业和工业造成严重的伤害”。他自己在这次集会上的讲话则选择了另外的角度，认为财政大臣没有被赋予这种历史权利去为不确定的目的提高盈余，而且对土地征税是用一种卑鄙的手段来“构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原则”。但是，在他稍后于上院的讲话中，纳蒂又回到了他最初的经济批评的立场上，对他的贵族同僚们保证说，在建筑业出现的抽逃资本以及失业率上升都是源于劳合·乔治对“信用”和“信心”所造成的破坏。当保守党在1910年的选举中未能保住多数席位的事实得到确认的时候，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些同样的话语。
正如他深信金融城里的银行业精英们的力量一样，纳蒂也确信上院能够对任何过分激进的方法“进行必要的改变，或者予以否决”。早在1906年1月，他就以 “下院发生什么问题都不要紧，因为上院将会把它矫正过来”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参议员们所玩的是灌铅的骰子”，里奥在1907年初自由党的第二次大会召开不久之前宣称，因此如果“太过分的提案被提出来的时候……提案能否按其原本的面目通过，很令人怀疑”。就算这些提案中包括了首相所期待的“废除上院，《爱尔兰自治条例》，许可法案，带有其他很多社会主义方式的加税等内容”，首相也不得不“在他的酒里加上大量的水”。而纳蒂他们也没有对参议员的否决权会被挑战的可能性进行过认真对待。“我根本不认为，”纳蒂在那年的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很轻松地宣称，“上院会面临任何的危险。”在议会下院谈论“从现实中消灭参议院的权力以及影响”完全“就像是一场闹剧，而且大概在几天之后就会被人遗忘”；他这样对他的兄弟们说，“如果我们的政府严肃认真地提出一个根本不可能最终成功的计划，只会向人们展示他们是多么的无能，而且这将把他们暴露在所有人讥笑的目光中，唯一的例外只会是那些他们最紧密的追随者”。纳蒂因此在1908年11月与其他保守党贵族们一道投票否决政府的许可法案时没有任何的担心；而且他和他的兄弟们在他们的亲戚和朋友罗斯伯里加入到反对人民预算的运动中时觉得非常高兴，罗斯伯里抨击这个预算案是“一切的终结，对信念、家庭、财产、君主制、帝国的否定”——一句话，就是一场“革命”。金融城的反对与上院的反对之间的联系在纳蒂出席预算案抗议联盟在11月22日向上院的请愿活动——带着14 000人的签名——的时候，被有意地赋予了象征性的意义。
然而，纳蒂高估了金融界和上院的实力。一个问题就是，责怪政府的“社会主义教条”造成了“英国债券的低价格”这根本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李普曼通过对照1859~1914年这个时期的债券情况发现，在保守党政府治下统一公债的平均收益与自由党治下的平均收益确实存在差异，但是差异很小（不足10个基点），而这种差异采用通胀的变化以及国际局势来进行解释似乎更能够说明问题。统一公债的价格在坎贝尔·班纳曼和阿斯奎斯的领导下确实下跌了，从1906年2月高峰时候的90.4跌到了战前1913年底71.8的低点。但是很难把这个下滑归咎为自由党的财政政策，而且这个下滑也没有对限制阿斯奎斯或者是他的更为激进的继任者劳合·乔治产生任何的效果。“政治，”正如纳蒂不得不偶尔承认的，“对我们股票交易所的影响其实很小。”很可能的情况是，市场上部分的“熊”是“出于对立法预期以及各种不同的谈论中与老年退休金相关联的狂热方案的担心”；但是，“金融城与股票交易所最为关切的总是资金市场”，而且这个市场更多的是受到黄金储备状态、英格兰银行的贴现利率政策以及以全球经济为整体的新债务的累积的影响。
反反复复地，市场拒绝通过按照所预期的下跌来支持纳蒂对自由党财政政策的指责。对于阿斯奎斯的1907年预算案，市场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负面反应，尽管纳蒂抨击它是“不道德的”，而且准备走向“逐渐消灭所有的私有财产”的方向。事实上，他后来不得不承认：“市场是否从根本上即时地受到政治新闻的影响，是很令人生疑的事情。价格的上涨和下跌是受到来自当天的财经新闻，资金市场的状况以及来自于其他金融中心的新闻的影响。”在1908年初市场再一次拒绝了来自于许可法案的影响时，他承认：“从长期来看，资本讲出来的话总是非常简单。”1908年的预算案也遭到了纳蒂的迎头痛击，但是在预算来提出以后，“所有的市场（都）表现良好”，而且股票交易似乎根本没有理会新任财政大臣明确的“对他称之为游手好闲的富人更进一步而且更为沉重地增加税负”的警告。那年夏天，统一债券价格出现了微小的下跌，而且在当年的下半年出现了持续的下探，这为纳蒂的说法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是这也不是仅仅由劳合·乔治的“清扫鸡窝”的说法所引发。事实上，劳合·乔治的想法越明确，债券市场受到的影响就小：1909年的头5个月，价格实实在在地涨起来了。这种情况最能说明的问题是金融城在“人民预算”公布前的6个月对它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而且甚至就在那个时候，预算案的影响也是和缓而且短暂的。《威斯敏斯特公报》以漫画的形式毫不留情地总结了纳蒂的荒谬处境，这幅漫画描绘他“化装成企鹅逃到了大西洋里”以躲避乔治征税（见图8.1）。
图8.1 《装进罐子里的贵族：罗斯柴尔德勋爵》，“预测革命的结果使全英国的资本输出到南极，罗斯柴尔德勋爵从圣斯威辛大街逃离，并装扮成企鹅成功逃到了大西洋地区。”《威斯敏斯特公报》（1909年）
资料来源：罗斯柴尔德，《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插图21
只有在税收措施对金融交易产生直接的悲观预期这一威胁的时候，这个说法才有一定的可能性，即财政政策会打压股票市场。因此，纳蒂在与很多金融城的代表一起接受乔治咨询的时候，表示反对增加国内及外国的交换票据的印花税，认为这有可能导致“业务总体规模的大量萎缩”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收入的萎缩。他的这一立场是有坚实的基础支撑的。他的这个意见最终被财政大臣所接受，而且对原先的关税规模进行了调整以减少“平均量级的交易”（定义为超过1 000英镑）应缴纳的费用。在这里，银行家有真正的杠杆作用。但是乔治更为重要的建议显然引起了“公众（意思是把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心理的动摇”：尽管纳蒂不遗余力地发起了这个运动，整体的市场在1909年的预算案出来之后还是“很稳固”。事实上，由伦敦郡议会在预算案公布后马上发行的一笔贷款出现了严重的超买。而纳蒂声称市场将在得到上院否决预算案的消息后上涨的说法也没有引起别人认真对待。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股票交易所“现在已经说服了自己相信其本身的利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价格因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仅受到市场的影响。”只要市场表现得还比较中性，政府支出者就有理由认为上院的否决会引发金融危机。
纳蒂反对自由党金融政策最终遭遇失败的关键在这里：尽管自由党的税收政策是前所未有地激进，但是它增税的目的是平衡预算和事实上减少国债，从这方面看其性质是保守的。乔治在成为财政大臣的时候继承了前任的财政赤字，主要的原因是1907年的经济低迷、新的养老金计划以及增加防务支出。“人民预算”根本的目标是减少赤字；而且由于绝大多数的投资者感兴趣的是统一公债，减少赤字也是最至关紧要的事情。怎样筹集资金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纳蒂声称所有的盈余都会被浪费在“可能迎合下层阶级的社会主义式支出”方面的说法更是荒谬可笑。在同一封信中写到“资本的毁灭”以及“稳固而且光明的市场”是对同一个论据概括矛盾的表现。
纳蒂也过分高估了上院对财政问题的处理能力。正如他自己本人承认的：“上院不能修改（一份金融提案），只可以全部否决，而这么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一份预算由于对某一在上院有过多的代表的社会集团——财富精英——增加税收而被原则性否决的话，那么一个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提出修改宪法。早在1906年12月，兰斯多恩指出他不希望在辩论《贸易争端法案》是“在上一次选举中的测试性问题”的时候，出现与政府面对面的对抗场面。当“上院与下院之间的纷争”在贵族对《教育提案》提出的修正案上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纳蒂很正确地感觉到惶恐，但是又很错误地认为所导致的“骚动”可能“给政府造成很大的破坏”。正如他在1907年2月所预计的，如果政府希望激怒上院否决“非常常见的方法”，以便在宪法问题上打一场新的选战的话，赌注可能会很大。过去，人们可以嘲笑“过分纵欲而且并没有过度工作的英国工人”；但是现在有足够多的低收入选举人有权利把“那些既得利益者”——这是纳蒂对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士的非常典型的委婉说法——放到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脆弱的位置上。
还应该补充的一点是纳蒂反对高额所得税以及继承税的论点根本经不起推敲。他辩解说：“减少了的收入意味着用于支付的金钱的减少以及雇用率的减少；增加了的继承税意味着资本的减少，因而是所得税的减少；增加的所得税意味着用于存款的金钱的减少，因而就是用于计算继承税的资本减少。”作为一个让这些富人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他们巨额的非劳动所得及继承财富变得合理合法的理由，这个辩解显得有些勉强。在一个民主程度不断提高的体系中，一项“让资本家和富人感觉更加难受的……所得税”政策无疑具有不太容易被驳倒的魅力。就算纳蒂认为继承税相对适度的提高也是一种昭然若揭的狼子野心的看法，也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他也注定要在这场论战中失败，特别是当他采用了“税收的重担应该落到那些最有能力承担这些重担的人的肩上”这样的论据的时候。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罗斯柴尔德家族反对通过土地改革在英伦三岛上增加小业主数量的论点从经济方面看是合理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听起来，这就像完全是在为大地主说话。这是过度延伸实质代表权这种残缺不全的原则来使上院寄希望于通过以反对派的身份发起辅选，并通过辅选的成功来使否决政府提案的做法合理化。可以肯定的是，自由党人发现在1910年选举之后，他们在下院的绝对多数的席位减少了。但是最终却是上院失去了否决经济提案的权力。自然地，劳合·乔治的税收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我无法想象，”纳蒂在1910年1月在思索，“……广大的群众……对于那些要被征税的富人会有丁点儿的同情。”就好像他此时刚刚想到这个问题。
似乎为了让自由党人过得更惬意一些，纳蒂还很不明智地递给了政府一根十分完美的棍子，让政府甚至在“人民预算”公布之前就可以用来鞭挞他自己。毫无疑问，如果在自由党当政的头两年中出现的盈余一直持续，政府就很难给新的税收找到正当的理由。而且，如果预算由于“老年补助金以及政府的民主支持者吵嚷着要求的其他各种福利”而无法平衡，那么就有理由反对提高直接税。但是，事实上劳合·乔治想要填补的那些窟窿是因为不断增长的防务开支而造成的；而且这是纳蒂以及他在金融城里的下属们一直狂热地支持的。纳蒂曾经公开支持理查德·霍尔丹的军队改革计划（尽管他私下里反对将以前的民兵转变成特别预备军）。他和里奥曾经为增加海军军费的决定激动了好一阵子（不仅只是因为这打乱了激进分子的计划）。但是纳蒂在1909年初参与了8艘而不是4艘无畏级战列舰的方案推介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战术错误。当他明确地承认“大量的支出已经发生，而且他认为还需要继续大量地投入”，以让海军保持“在一个最高效率的状态下”的时候，他就给劳合·乔治留下了一个完美的突破口。而且当财政大臣在霍尔本饭店的一次讲话中——紧接着纳蒂指责他是“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者”的那次反对预算集会的第二天——把球踢回给“无法回避的罗斯柴尔德勋爵”的时候，乔治也没有放掉这个机会：
确实，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中，我们面对着太多的罗斯柴尔德勋爵式的人物。在这个国家我们无法进行温和的改革。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已经给上院发去了一份这样说的函件了。（笑声）我们必须拥有更多无畏级战列舰。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在金融界的一次集会上这样说了。（笑声）我们要拥有它们，就必须为它们埋单。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在另一次集会上这样说了。（笑声和欢呼声）。你们不应该征地产税以及超额税。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代表银行家们签署了一份抗议信，说他不同意。（笑声）你们不应该对继承征税。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以一家保险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说不能这样做。（笑声）你们不应该对没有开发的土地征税。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是一家住宅产业化公司的董事长。（笑声）你们不应该有老年人津贴。为什么呢？因为罗斯柴尔德勋爵是一个据说可以做这个事情的理事会的理事。（笑声）现在的问题是，我真的非常想知道，罗斯柴尔德勋爵是不是这个国家的董事？（欢呼声）难道我们改革的所有道路真的被一块写着“禁止通行，除非有内桑尼尔·罗斯柴尔德的指令”的告示牌挡住了？（笑声与欢呼声）有这样的国度，在那里他们非常明确地规定，他们不会让他们的国家政策只是由那些金融巨鳄来解读，如果这样的事情也能出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其他的国家也会效仿。（欢呼）除了纯粹的政党理由……根本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真正理由来反对我们的预算案。
这是一份十分强有力的驳斥，更不用提其煽动性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所谓的其他国家中包括了俄国）；而且它击中了罗斯柴尔德所发起的运动的软肋。纳蒂曾经想要更多的无畏级战列舰。如果不是部分地掏他自己的腰包，那么他认为应该怎么来筹措这笔钱呢？
劳合·乔治心里非常清楚什么时候他会遇上对手。12月18日在伦敦的沃尔沃斯厅的一次讲话中，他很热心地谈到了这个主题：
是谁吵着要更多的无畏级战列舰？他（劳合·乔治）记得在金融城里曾经开过一次大会，这次大会由罗斯柴尔德勋爵主持，他要求8艘无畏级战列舰的事情必须马上敲定。然而，政府已经订购了4艘，而罗斯柴尔德勋爵却不愿意付款。（笑声）在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残暴的国王，他命令罗斯柴尔德勋爵的祖先制作土坯，但是不准用草。（狂笑）与没有钱又要造无畏级战列舰的事情比起来，这个工作简单多了。
正如曾经经常被指责的一样，在最后的这个嘲讽中蕴藏着比较明确的歧视犹太人的内容（让人回想起托马斯·卡莱尔很多年之前借用约翰国王对待犹太人以及格拉德斯通在保加利亚骚乱期间对迪斯雷利的攻击所表达出的暗喻）。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品味不大会减少攻击的有效性。当政府中的一名犹太成员——兰开斯特公国的大赫伯特·塞缪尔——提醒纳蒂在上院反对他自己的父亲进入国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的时候，纳蒂也找不出太好的答案来。纳蒂在东区一次选举集会上所做出的不太站得住脚的回应是他反对政府希望引入到这个国家的那种新的官僚体制——一种类似于俄国的那种官僚体制！随着他们在各地从一个集会发言转到下一个集会发言宣扬自己的理论，他与劳合·乔治相互间的谩骂也越来越粗野；唯一的差别只是劳合·乔治在论战中越来越占上风。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位合伙人将自己摆在了一个政治曝光度如此之高的位置上。
然而，在5年之内，风水转回来了。劳合·乔治的“破坏性的金融政策”或许给市场造成的恐惧远没有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多；但是到了1914年夏天，自由党政府在下院的多数党地位在辅选中遭到了很大的削弱，以至于财政大臣遭遇到了耻辱性的失败：他的金融议案被否决了。纳蒂在7月10日颇感自得地说：“劳合·乔治先生……甚至在他自己的支持者眼中也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另外，这位财政大臣也即将面临一场即将到来的铺天盖地的金融风暴，风暴的强度如此之大，使得他不得不向曾经遭他鄙视的罗斯柴尔德勋爵寻求帮助。
这场风暴的原因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甚至在萨拉热窝也根本没有引起任何的重视。
一场“恐怖的战争”
在1914年的时候，战争能否爆发也还不能完全确定；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联盟体系，抑或是其他非人为的力量，都不能使战争必然发生。但是当时确实有可能爆发战争。问题是这场战争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另外一场巴尔干战争吗？还是一场囊括了俄国和奥匈帝国，因而很可能也囊括了法国和德国的大陆战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第三种可能性——一场卷入了大英帝国的世界大战——是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中最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对于在伦敦的大多数观察家来说，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场发生在爱尔兰的内政似乎都显得要比这个问题更加危险。
甚至在1909年和1910年在上院与下院之间出现经济争议与宪制冲突的时候，纳蒂也没有减少对爱尔兰的土地改革和自治条例的关注。通过把爱尔兰下院议员放到威斯敏斯特的敏感位置——两大党几乎完全达成了一致——1910年的选举又再次提出了爱尔兰问题。部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纳蒂对宪政问题的态度立即变得认真起来。他非常愿意为让保守党返回权力中心做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提出如果自由党在下院拒绝提供财政资助，他愿意给贝尔福领导的少数党政府提供贷款——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提议。但是与兰斯多恩和贝尔福一样，他也担心自由党上院议员的狗急跳墙。议会辩论的大门一开启，上一年关于预算的争论就被作为一个注定失败的议题而摆到了一边；而更为久远而且更难解决的爱尔兰问题相反似乎与过去一样可以轻松取胜——原因是统一党在上院里的多数党地位得以保持。因此，需要控制好“那些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也包括老年人，他们不考虑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一个经常被问及的问题是，纳蒂是否自己在阿尔斯特问题上也头脑发热。他是否与在保守党内的那些鼓励阿尔斯特保守党员谋划对自治条例进行武装抵抗的人士有什么牵连？按照其中的一种说法，他“个人为支持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抵抗活动贡献了至少1万英镑”。这个推断主要是基于米尔纳的各家报纸上的资料，然而，这些报纸所提供的证据是有问题的：并不难想象，在一份给阿尔斯特保卫基金捐款的名单中，纳蒂是以字母“Ｄ”为代名的个人捐款人。使这个推测变得似乎不太可能的是，他给他的巴黎兄弟的信表明，纳蒂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战分子。“让人觉得非常不开心、非常难受，我甚至可以说是很痛苦”，他在1914年3月19日告诉他的兄弟们：
听到了双方正在进行战争准备，而且水手以及炮兵战士所谈论的似乎是英格兰正准备展开一场真正的而且重大的军事行动。现在看来，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双方所释出的常识性的判断以及善意已经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已经避开，而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历史是否将会在这里重复自己？我真诚地希望是这样。
几个月之后，他坚持认为“大多数的统一党员用几句话就可以召唤起来——‘尽我们所能防止内战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到了7月初，他变得乐观了，“‘和平的曙光’已经决定性地出现了”，他可以这样满怀喜悦地报告巴黎；现在的“金融界开始相信阿尔斯特的内战可以避免”，而且“阿尔斯特问题将会得到解决，暂时性地解决所有的问题”。纳蒂“诚挚地希望”情况真的一如所愿，而且“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空这么多月的（内战）乌云”能够散去。
真实的情况是，到了1914年，保守党的领导层不再与纳蒂保持紧密的联系，更不用说他已经对他自己与自由党的关系造成了伤害。贝尔福曾经是一名亲密的朋友；他的继任者格拉斯哥人博纳·劳却不是——因此纳蒂在贝尔福于1911年11月决定辞去领导职务的时候觉得很“痛苦”。纳蒂与劳只是泛泛之交，而1911年和1912年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也没有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另外，他们之间也能够找出不少个人以及政治上的差异。按照保守党主席阿瑟·斯蒂尔·梅特兰爵士的说法，这个家族的捐助是“每年12 000英镑，以及巨额的选举经费，而且也给自由统一党捐助不小的数目”，同时还控制至少一个海斯的议会席位。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喜欢的这个席位的最佳人选——菲利普·沙逊——却不再能够获得领导层的认可。当赫伯特·吉布斯找到纳蒂想要在金融城里为1911年10月的中央办公室筹措额外的经费的时候，纳蒂甚至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当吉布斯建议邀请博纳·劳到金融城里来向金融界解释他的金融政策的时候，纳蒂否决了这个建议。
这种冷漠不仅是个人性质的。在博纳·劳的领导下，保守党不仅在阿尔斯特问题上变得很强硬，而且在外交事务上也变得更有侵略性，特别是与德国有关联的时候——这种情绪更是得到了反德情绪更加高涨的保守党人支持的报纸的推波助澜。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一位在1909年的时候还鼓吹扩大无畏级战列舰项目的人会对在英国和德国之间维持和平所存在的一线希望而高兴；但纳蒂明显是这样的。（他曾经非常强调“在提倡建设强大的海军的时候他并没有打算推行侵略性政策。”）在1912年，纳蒂以一本名为《英国与德国》（England and Germany）的文集发表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披露了他长期以来的亲德情节：“我们未能与德国保持一致的方面有哪些？”他问道，“或许除了他们的陆军和我们的海军之外，找不出什么不同。而一个拥有最强大陆军的国家与一个拥有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联合确实是应该的，以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以及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宁。”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这似乎非常可悲的。然而，1912年——这一年德国完全地放弃了海军的竞赛——却出现了由保罗·施瓦巴赫所推动的英德合作新的尝试，保罗·施瓦巴赫一直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定期的通信，并一直持续到1914年8月。
甚至在1914年的时候，似乎都还很难找到理由期待在英国和德国之间爆发灾难性的战争。爱德华·霍尔德爵士或许会为位于柏林施潘道的朱丽叶大厦里的德国“战争基金”的规模而苦恼，而且敦促金融城里的银行汇集他们手里的黄金，让英格兰银行掌握足够的储备以应对战争；但是纳蒂斥责这些说法是“非常可笑的想法”。当他3月份在都灵见到德国大使的时候，“他以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据他所见以及据他所知，根本没有害怕战争的理由，而且前面的道路上也没有什么复杂的问题”。对阿尔斯特问题的担心以及巴西贷款的谈判，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14年的6月和7月间的两件大事。当时英国和德国之间出现友好经济关系的另一个表象是麦克斯·沃伯格在伦敦三个不同的场合最终确立了其公司在整个行动中的作用。
人们一直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能领会7月危机的意义——也就是说坐视它8月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卡西斯所发现的，在6月29日~7月23日期间纳蒂与法国的兄弟们之间互通的25封信中，只有5封提到了在萨拉热窝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发的外交后果—— “一个可悲的例子，” 纳蒂有些不很当回事地这样说道，“借以说明塞尔维亚人的残暴，希腊教会对那些天主教信仰的仇视，再加上无政府主义政党的道德信条。”然而，早在7月6日，纳蒂有些紧张地思索：“奥匈帝国朝廷以及其他的人会否保持克制？或者会爆发一场战争，而战争的后果有没有人能够预见？”8天之后，他报告了“在某些圈子里充斥着对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关系相当程度的忧虑”。确实，甚至在7月22日，纳蒂仍然信心满满：“十分看好那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表现出来的信心，他们认为除非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否则后者只能忍气吞声，而俄国更加倾向于保持克制，因而，那里的局势并不会继续恶化下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假设并不是毫无根据。他在第二天转达的“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将会采用非武力的手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一“总体思路”也不毫无根据的。在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细节披露之前，似乎大家都更倾向于相信塞尔维亚人会“答应任何的要求”。纳蒂并没有自鸣得意。正如他在7月27日告诉他的兄弟们的：“没有人会考虑或者谈论其他的任何事情，大家都关注于如果不采取严肃认真的步骤防止欧洲陷入灾难之中的话，欧洲会出现什么样的局势以及什么样的后果这一问题。”但是，“通常的看法是奥匈帝国应当对塞尔维亚提出要求，而且如果草率地、有欠周详地采取任何行动做出来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看成是对残忍谋杀的宽恕，并会影响一个大国的声誉”，尽管“自从有记忆以来”奥匈帝国“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外交技巧”。他坚信阿斯奎斯的政府会“不遗余力地保护欧洲的和平，而且在这个政策指导之下，尽管两个在国内竞争的政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不两立局面，阿斯奎斯先生仍然会得到整个国家的支持”。
在从6月28日~8月3日的这段非常危急的日子里，纳蒂一直希望这场危机能够找到一种外交解决的途径。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因为天真地相信德国政府不希望战争而遭到责备。“很难表达出任何肯定的意见”，他6月29日告诉他的法国亲戚，“但是我认为，我可以说我们认为你们错了，并不是指你们个人，而是说法国的意见，你们把凶手的动机以及秘密交易归咎于德国皇帝；的确，他受到了特定协定以及约定的约束，在奥匈帝国遭到俄国攻击的时候要提供援手，但是这对他来说是万不得已时才会做的事情。”确实，“沙皇和恺撒就有关和平的问题通过电报进行了直接的沟通”；纳蒂犯错误的地方是认为恺撒的部长们（更具体地说应该是他的将军们）都真诚地希望战争是“局部的”。“大国间仍然在讨论谈判问题，而且正努力将流血冲突和不幸控制在局部地区”，他在7月30日充满希望地这样报告。“奥匈帝国一直都是这么笨拙，如果为了推崇这种血债血偿——塞尔维亚人已经犯下的残忍的谋杀——的理论而搭上几百万人的生命的话，这应该是超级罪行。”从这些信件的语气当中，不难推断出来他在用这种观点说服巴黎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在次日最后的努力中，他暗示法国应该限制俄国，同时也表明他内心深处还是一名亲德分子；同时，这也注定要被作为对罗斯柴尔德经济杠杆影响力大势已去的最后表述来引用：
金融城的流言满天飞。有说法是德国皇帝正在动用他对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影响力想找出一种奥匈帝国和俄国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有人向我保证这种值得赞赏的范例也正在这里被热情地追随着。现在我斗胆借问，目前的这个时候法国政府正在做什么，他们的政策又是什么?我希望而且也相信庞加莱先生对于沙皇来说无疑是受欢迎的人，他不仅可以向俄国政府指出，甚至可以让他们深切地记住：1）无论一个国家的盟友有多么强悍，战争的结果仍然是无法预先确定的，但是无论结果怎样，它对参战者造成的伤亡和痛苦将是巨大的，而且也是难以言表的。从这个角度说，这场灾难的后果将比以往所见、所知的任何灾难都要大。2）法国是俄国最大的债权国，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条件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我们希望你们能尽你们所能地利用你们可能拥有的所有影响力，对你们的那些政治家施加影响，就算只剩最后的一点希望，也要防止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发生，而且向俄国明确指出，这是她应该报答法国的时候了。
然而，在当时，这封信的含义似乎并没有现在看起来那样显而易见。起码因为有这么一个因素，即类似的调解尝试在过去（比如对摩洛哥）通常都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改变战争的进程。与此同时，纳蒂的评论表明，起码可以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对这场战争可能延续的时间和强度并没有任何幻想。而在历史学家中广为留存的认识是，在1914年8月人们所期待的是一场短暂的战争，这一点很重要。而更为重要的是，纳蒂在金融城里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再找不出什么例子比7月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这一事实更能清楚地证明金融界所持悲观情绪的程度了。
维也纳股票交易所早在7月13日就开始出现下滑，但是一直到7月27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头一天——伦敦才有危机的迹象出现。“所有的外国银行，特别是德国的银行在今天开始将大量的资金从股票交易所内抽走，”纳蒂这样告诉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而且尽管经纪人已经拿到他们需要的大部分的钱——如果不能说全部的话，市场还是同时陷入了十分恐慌的局面，很多实力不强的投机者不惜血本大甩卖，所有的外国投机者也都抛售统一公债……”到了第二天，所有一切就清楚地表明，这仅是一个开始，因为此时——事件的发展让纳蒂都目瞪口呆——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发来了一封加密电报，要求“为法国政府和储蓄银行出售巨量的当地统一公债”。纳蒂拒绝了，他首先提到的理由是基于单纯的技术考虑，“在我们市场现在的这种状态下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因为价格已经非常接近面值，而且几乎也没有任何较大的交易发生”，然后又补充了更多的政治方面的理由，认为这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得在每个人都口口声声谈论战争的时候，向欧洲大陆上的大国运送黄金，而目的是为了扩军备战”。尽管他向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保证说他们的电报将会被严格保密，纳蒂还是就这件事情给阿斯奎斯马上发出了警告。在经过虚张声势的掩饰后，阿斯奎斯把这种情况称做“不祥的预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开始露头了，即发端于承兑银行的流动性危机有可能威胁英国经济的整个体系。
在7月29日——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求黄金后的第二天——统一公债的价格从74跳水到69.5，而且在市场重启后，跌势仍然在继续。到了30日，英格兰银行给贴现市场支付了1 400万英镑，又向银行提供了类似的金额，但是为了保证其储备，它被迫把利率从3%提高到4%。正如纳蒂报告中所说的，已经有关闭股票交易的“说法在广为流传”。那些承接了大量欧洲大陆贴现业务的公司——比如像克莱沃特和施罗德——已经陷入了绝境，有大约3.5亿英镑的应付汇票，而且无法清楚地知道其中有多大比例无法兑现。当银行利率在7月31日翻倍至8%——次日又再增加了2%的时候，局势一下变得很明朗，像布洛克、安吉尔和霍布森这些作家说的都错了：银行根本不可能制止战争，而战争可以击溃银行。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惨剧，31日英国停止了股票交易，这样的做法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最严峻的危机之中都没有采取过。第二天（就像在1847年、1857年和1866年一样），劳合·乔治给英格兰银行行长写了一封信，允许他在必要的时候超出银行章程法案所设定的限制发行货币。很幸运的是，8月1日恰好是星期六，而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又是银行休息日；通过将银行的休息日延长到周末，又赢得了一些喘息的时间。而股票交易依然关闭，“重启的时间待另行通知”。
金融危机是无法避免的；一直到8月3日之前还不能确定是英国是否会实际地参战。我们可以推断，如果英国作壁上观的话，金融城希望发生的会是什么。在7月18日和8月1日（公开报价的最后一日）之间所有主要大国的债券价格都下跌了，但是跌幅不一。俄国4%票面利率的债券跌了8.7%，法国3%利率债券跌了7.8%——但是德国3%票面利率债券仅跌了4%。在英国没有干预的时候，金融城把他们的钱放到莫尔特克，这种情况与1870年的时候是一样的。巴黎人也不会忘记1870年。在8月份，由于担心巴黎遭到第二次洗劫，爱德华·罗尔柴尔德把他的家眷送到了英国。（尽管他们很快就又回来了，他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还是非常担心，又再次把他们送走，这次是送到他的拉斐酒庄。）与此同时，他把银行的办公室暂时搬到了波尔多。
但是英国通过对法国有利的干预来打破平衡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过长时间辩论后由一个严重分裂的内阁做出的——也不是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任何其他银行家所能左右的。在7月31日，纳蒂恳求《时报》缓和其头版头条文章的语气，因为这篇文章“力主英国参战”；但是，威克姆·斯蒂德和他的老板诺思克利夫勋爵两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国际金融界肮脏的德国犹太人试图威逼我们奉守中立”，并得出结论，认为“最好的回答就是第二天再上更加强硬的头条文章”。“我们不敢旁观，”《周六》的领导人也及时地吼叫道，“我们最强烈的兴趣是采取自保的原则，”正如施瓦巴赫在8月1日对阿尔弗雷德所抱怨的，英国的干预现在似乎已经箭在弦上，“尽管在目前的这个时候，似乎还找不出任何的理由……但是你和我都清楚地知道我们都已经尽力试过改善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纳蒂甚至还以个人的名义向恺撒发出过和平的请求，他很不恰当地写道，他是“我的一位年长而且非常受人尊重的熟人。大概有75~80岁高龄。”这最终也没有效果：在回复有可能发出之前，联系就中断了。在8月3日，格雷对下院发表讲话时称面对这种情况英国不会“坐视不管”；正如纳蒂对他的兄弟们所说的，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是“英国根本不可能忍受的举动”。当然，对于政府的决定还有其他更加堂而皇之的理由：相信如果德国击败法国，英国自己的安全就面临危险；而且，或许也还有想把统一党排除在权力大门之外的考虑。当然，也还有这种显而易见的可能，即罗斯柴尔德家族由于在1839年缔结协定的那些事件中卷入的程度很深，也会强调把保持比利时的中立作为英国干预的理由。
在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并没有出现欣喜若狂的场面。他们已经很正确地预见到，用纳蒂的话说，“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惨烈的军事行动”，一场“恐怖的战争”，而且战争持续的时间没有人能够预计。“没有任何政府在此之前曾经经历过比这更严重而且更痛苦的考验”，阿尔弗雷德这样给巴黎写到。他无法想象到“我们面临的这种军事和道德的景象，满目是或隐或现的痛苦场景……而不浑身战栗”。曾经有一次，他与他的自由党人堂妹安妮达成了一致意见：“欧洲战争的可怕悲剧”让他感觉“几乎无法想象”。“人们禁不住担忧，”她惊叹道，“如果战争是唯一的裁判的话，那么外交、仲裁以及历经时日的判决等所谓的‘文明之源’还有什么用！”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方式，战争将要切断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与欧洲大陆的家族联系，因为7月底的时候，安妮和她的丈夫正在卑尔根度假，而纳蒂的儿子查尔斯陪着自己的妻子住在匈牙利——因为她就是在匈牙利出生的。
能有点什么安慰吗？在所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安妮的姐姐康斯坦丝异乎寻常地抓住了正确的宣泄方式，那种在宣战后席卷全国的反德国情绪。她也欢迎这场战争成为解决阿尔斯特危机最显而易见的方式：
8月5日：……爱德华·格雷干得不错，雷德蒙做了一场非常好的演讲。就目前的局势看，爱尔兰的危险已经结束。北方和南方都联合起来支援我们。多么好的人民啊！我们希望基奇纳勋爵能出任陆军的总指挥，负责军队的所有活动。
8月7日：基奇纳出任作战部长，感谢上帝。
8月13日：仇恨在蔓延。比利时好样的。德国人的残暴。
9月9日：……昨天晚上的消息更加鼓舞人心。但愿俄国人能够早点攻入柏林。
9月30日：地方自治条例进入了法令全书。卡森和博纳·罗真让人恶心，但是下院的情况令人佩服也很引人瞩目！希望而且祈祷提案方与国家主义者能并肩战斗。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纳蒂或者他的兄弟们有任何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无论如何，他们对爱尔兰的看法与他们那些热情洋溢的格拉德斯通派的兄弟们的观点截然相反。对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可能的慰藉是，继转移灾难的努力失败后，他们至少可以重新扮演为战争融资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传统角色。
但是他们还有能力这样做吗？当然，他们很快就被政治家们召唤去协助处理战争的金融问题，跟以前危机中的情况别无二致。比如在《战争回忆录》中，劳合·乔治用很诗意的语言回忆了战争是怎样将他与他从前的敌人拉在了一起：
他们给我提出的人选之一是内桑尼尔·罗斯柴尔德勋爵。我上一次与他的接触不是很和谐……然而，现在不是让政治的纷争扰乱我们的协商机制的时候。国际社会处于危险之中。我邀请他到财政部面谈。他很快就来了。我们握了握手。我说：“罗斯柴尔德勋爵，我们在政治上有过一些不愉快。”他打断我说：“劳合·乔治先生，现在没有时间去扯那些陈年旧账。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我告诉了他。他马上就明白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搞定了。
劳合·乔治在8月份的第一周会见了很多金融城里的银行家，但是给他留下印象的不多。爱德华·霍尔登爵士是其中之一；纳蒂似乎是另一位。“只有那些老犹太人才有这个意识，”有人听到乔治这样在给他的私人秘书说——尽管“老犹太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变成了“伟大的以色列王子”。在1915年发表在《雷诺新闻周报》上的一篇文章里，他详细记述了纳蒂的贡献：
罗斯柴尔德勋爵有着高度的国家责任感，而且尽管他对怎么做才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的理解并不总是与我们的理解一样，但当战争降临到我们的头上的时候，他早已做好了准备，而且很高兴地忘掉了过去所有的异议与冲突……他时刻准备着为他确信不疑的信念做出牺牲。因此，当人们知道他是那些建议应对战争开支加倍征收所得税，提高特别税的人中的一位的时候，没有人会感到吃惊。
多年以后，劳合·乔治的儿子要他提名他心目中的“理想内阁”的时候，他提了纳蒂出任财政大臣，同时一起被提名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和简·斯马茨。霍尔丹在乔治的记忆中也留下了一个十分相似的印象。当霍尔丹听说（当时在1915年的外交部为格雷工作）“有一艘汽船已经从南美出发，而且，尽管属于中立国的，但是有理由怀疑船上装有打算给德国人的补给”的时候，他：
驱车前往罗斯柴尔德勋爵在伦敦皮卡迪利的寓所，发现他正在床上躺着，而且明显病得不轻。但是他在我开口之前伸出了他的手，而且说道：“霍尔丹，我不知道你来这里除了看我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事，但是我已经对自己说过，如果霍尔丹要我给他写一张25 000英镑的支票，而且不提任何问题，我会当场就办。”我告诉他我不是为支票而来，我来的目的只是想要拦截一条船。他马上发出了阻拦那条船的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