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家族危机
（1915~1945年）
这确实是一个充满恐怖和磨难的时代。
巴特西夫人康斯坦丝致其妹妹安妮·约克
1916年
丘吉尔称之为“世界危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的严重危机。在从1905年阿方斯去世到1918年阿尔弗雷德去世的这十几年里，从大约1875年以来一直主导着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事务的那一代人消失了。在巴黎，居斯塔夫在他的哥哥去世后仅6年也走了，只留下埃德蒙这位詹姆斯的几个儿子里最小的，而且也是最没有生意头脑的儿子；而且尽管他一直活到了1934年，但是其实在191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69岁高龄了。在维也纳，安塞尔姆最小的儿子阿尔伯特死于1911年。列昂内尔的三个儿子纳蒂、里奥和阿尔弗雷德在1915年、1917年和1918年短短的几年间相继去世。对于很多的观察家来说，这些人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纳蒂·罗斯柴尔德勋爵之死是一件甚至连战争都无法抢去其风头的大事件，”《西方早报》这样宣称——
这位金融界的亲王、爱德华国王的朋友所知道的欧洲战争和外交的幕后历史从总体上说或许远远超过我们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政治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这个国家的每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都以一个简单但又意义非凡的通告“昨天，罗斯柴尔德勋爵拜会了首相”开始。这是重大决策正在酝酿的幕后活动的众多迹象之一。
套用《金融家与金银通货主义者》（Financier and Bullionist）上的话来说：“一个公开的秘密……他是众多国王与大臣的心腹密友，而且他的无价的建议永远都被趋之若鹜，永远都被奉为圣旨。”在伦敦威尔斯登举行的葬礼上出现了众多的资深政治家，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对纳蒂影响力的这种说法。有三名内阁大臣出席了葬礼，他们分别为：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赫伯特·塞缪尔以及高等法院王座庭庭长雷丁勋爵，此外还有前保守党领袖（以及未来的外交部长）阿瑟·贝尔福。“对我来说，”贝尔福对威姆斯夫人说道，“纳蒂的死对人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种打击的程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我真的喜欢他，而且真的钦佩他那种沉默寡言，甚至某种程度上不苟言笑的性格。他对公共责任有一种崇高的理想，而且对于世俗的浮华与虚荣完完全全无动于衷。”总拉比于几周之后在他的追思弥撒上说得更直接：纳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犹太人”。
然而，所有这些对纳蒂赞美有加的人都不会说他是个伟大的银行家。《新见证》的金融城编辑几乎是在用一种虚幻的赞誉谴责纳蒂：
他与年纪和他相仿的金融家比起来，所犯的错误是最少的。他的本能反应总是正确的。他对荣誉的感觉是敏锐的，他不会做任何他不愿意的事，而不愿意的原因只是他的公司好像能够赚钱……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业务圈里最大公司的领导人；是经常为很多国王以及统治者出谋划策，并控制着帝国政策的人，且做到了无敌而终。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这是可能的；但是下面这个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即罗斯柴尔德公司在纳蒂的领导下，与其在金融城里的竞争对手相比，运作情况开始差强人意——或许，这是他自己过分专注于政治事务，以及他与他的兄弟们所共同具有的对待生意的那种自满态度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对于某些观察家来说，纳蒂之死使人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金融势力的未来产生了悲观的看法。“在英国，”《每日新闻》（Daily News）这样认为：
股份合作制银行已经渐入佳境，不再有罗斯柴尔德占主导地位的任何问题存在，而罗斯柴尔德垄断就更不可能。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公债占全部业务的比重开始下降。现代金融机构在赚取最大利润的同时，也发挥它们对金融产业以及商业的最大的影响力。罗斯柴尔德银行也没有忽视这样的企业形式，但是它未能像美国和德国的那些大的金融企业或者公司那样充满激情地投身其中。这种情况再加上其他的趋势所导致的结果就相应地减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界的作用。
自由党人的《国家》（Nation）说得就更加生硬。它用侮辱性的语气评论到，纳蒂的品位“很大程度上跟那些英国乡村绅士一样……这位后来习惯上的保守主义者难道与世界上出现的新业务没有进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没有任何关系吗？当然了，人们不可能从英国的分行成员里挑出伟大的金融家。他们里面多的是伟大的农场主、伟大的收藏家、伟大的社交生活的组织者，但是基本上没有现代金融之王。”
第五代
如果是打算与纳蒂的祖父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个评价说得很对。纳蒂的祖父在上一次几乎正好一个世纪前的世界大战中使出了最为人称道（而且被神化了）的妙招。纳蒂不可能是内森。在纳蒂去世的时候，银行也出现了更加僵化的症状，其表现是银行的一名资深职员约瑟夫·诺海姆在银行引入由一个委员会推荐的复式计账法的时候站出来表示反对。这个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深入到会计系统进行考察……必要时考虑可以采用什么样办法来加快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以及是否可以以更加高效并与时俱进的标准来改进账务监管体系。”因为令人十分诧异的是一个拥有N·M·罗斯柴尔德这样资源的企业居然在1915年的时候仍然采用单式计账系统。然而，诺海姆对委员会的建议——范围相当广泛，从会计科目系统的合理化设置到小刀橡皮的弃用以及账簿尺寸的标准化——反对的理由是变革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从另一个方面看，委员会的建议是异乎寻常的：这份建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文件中最早的采用打印而不是手写的文件之一。事实上，在1915年的时候，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内只有一台打字机。
然而，真正的问题留给了下一代。沃尔特·白芝浩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文章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提出了“大型的私营银行”在应对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挑战时能够坚持多长时间的问题：
我很确定，我得很遗憾地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不能对他们必须要克服的那些巨大障碍视而不见。首先一点，大规模的业务采用这种世袭的模式是很危险的。对于这类业务的管理，只靠一般的勤勉以及一般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一点并不是在每一代人里面都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如果）打算扩展银行的规模，对人的能力要求就会更高，那么就会出现世袭的政府所面临的同样的困难。“父亲拥有不凡的大脑，并且开创了这个事业：但是儿子的脑袋不如父亲好使，就失掉部分或者全部的事业。”这是所有君王统治的伟大历史，这也会成为大型私营银行的历史。
这在表面看起来当然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五代的历史。在1901年，克林顿·道金斯很直接地说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即将走到历史舞台的下一代，令人相当沮丧。”
纳蒂的大儿子沃尔特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集动物了，无论是标本还是活体，而且当他去波恩大学开始学习自然科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知名的动物学家，随后他又转学去了剑桥。从这点来看，他并没有受到父母的限制；他的父亲在他21岁生日的时候，作为生日礼物，在都灵为他建了一座博物馆以存放他的收藏。但是人们对他仍然心存希望，希望他能步他祖父的后尘进入银行工作，这种念头在1908年终于打消了，因为当时有人发现“可怜的胖子沃尔特”曾经在股票交易上进行了非常放任而且灾难性的投机。当人们发现他徒劳地想给过去的一位情人支付她敲诈他的款项——这还只是几个与他笨拙的性格以及与熊一样的外表不太相符的私通丑闻之一——对他金融无能的认知也就更加肯定了。尽管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科学家，他在超过1 000本的出版物上描绘了5 000多种过去还没有被人提到过的物种，沃尔特也是最后一名有能力领导家族企业走出前方道路上越来越逼近的狂风暴雨的人，但是他在银行里的感觉与他的那些斑马被用来拉着他的四轮马车来到皮卡迪利时的感觉一样怪异。甚至当上国会议员之后，他还做出了在一次讲话中同时惹恼亚瑟·贝尔福和赫伯特·格拉德斯通的事情。
他的兄弟查尔斯在接受金融城的生活重担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而且尽职尽责地准备着继承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伙人身份；而且是他领导了一个对银行会计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委员会。但是查尔斯从内心来看，他也是一名科学家。他以一名非常投入的业余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的身份发表了150篇论文，而且描述了500种新的跳蚤种类；他还是英国第一位现代环保主义者，在阿什顿周围的林地里感觉非常开心，并在那里为他自己建起了一座风景优美的休养所。在纳蒂死后，家族做出了一个决定，由查尔斯继承他的父亲出任高级合伙人；但是仅仅两年之后，他得了西班牙流感，这场流感在1917~1919年肆虐了整个欧洲，随后又感染了流行性甲型脑炎（一种由病毒引起的神经疾病），在经过长期卧床之后，病魔终于在1923年夺去了他的生命。
这种将聪明才智从生意上移开而重新转向科学（或者艺术，比如阿比·瓦尔巴格的例子）是“世纪末”的商业家族中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犹太人家庭，这说明了那个阶层的那一代犹太人的受教育机会大大地增加了。在沃尔特和查尔斯的情况里，似乎还有遗传方面的解释。在整个19世纪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很多成员身上就表现出了对收藏和园艺的痴迷。到了沃尔特和查尔斯的身上，这种倾向产生出了对动物和植物分类学的异常的天资。他们的堂兄弟小列昂内尔——里奥的大儿子也有类似的倾向，他将他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奉献给了园艺（尽管他对飙车和快艇也非常感兴趣）。小列昂内尔的弟弟安东尼也表现出了对学术方面的爱好，但是朝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剑桥，他在历史科目上获得了双优（尽管据说他在7天当中有5天在打猎），而且在后来的时间里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说如果他做大学老师而不是做银行家的话，应该会感觉更加幸福。
罗斯柴尔德法兰西银行在老一辈给新一代让位后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埃德蒙的儿子吉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定居英国并在英国结了婚；他对银行业务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他将他的时间分配在帮助他父亲的巴勒斯坦计划、后座自由党国会议员的免税权以及赛马上。另一个人似乎甚至更没有希望——按照当时的情况看——他是埃德蒙的二儿子莫里斯，他在26岁的时候就已经从他的二堂姐朱莉（阿道夫的寡妻）处继承了巨额的财富，包括在瑞士佩尼的酒庄。他表现出很满足于将他的财富投入到收集现代艺术品上，比如像毕加索、布拉克和夏加尔的作品——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被看不起的投资战略。因而在1913年吉米决定（为他的伦敦餐厅）委托佳吉列夫的布景师利昂·巴克斯特以《睡美人》为主题布置一系列油画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尖刻的嘲讽。家族成员中成为了这些画作的模特的，包括吉米的妻子多萝西、他的妹妹米里亚姆、爱德华的妻子杰曼、罗伯特的妻子内利和埃德蒙的妻子阿德尔莱德——甚至还包括克鲁侯爵以及他的妻子，汉纳·罗斯伯里的女儿佩吉。这个主题的选择只是怪异的念头吗？很多情况表明这是一个合适的主题；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人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沉沉的梦乡里。
这个家族居住在法国的其他分支——英国出生的内特的后人——全部都停止了在银行中的任何的工作。尽管仍然是一名正式的合伙人，内特的孙子亨利还是第五代中的另一名科学家。作为一名合格但是有点愤世嫉俗的医生，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实验室，在婴儿营养方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而且还对居里夫人对镭在医疗上的应用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还涉足戏剧舞台，成为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1909年著名巡演的发起人，还以“安德烈·帕斯卡尔”的笔名客串戏剧写作。从他拥有的巴黎木埃特酒庄、在多维尔的仿都铎别墅以及暗示性地叫爱神厄洛斯的游艇这些情况看，亨利生活的目的并不是去赚钱，而是去花钱。他办企业的很多次尝试（他在不同的时期尝试过生产汽车、芥末、肥皂和野鸡罐头）从商业的角度看都是失败的。
这就意味着1905年之后管理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大部分责任只能交给阿方斯唯一的儿子爱德华。然而他在通向商业之路上很少有虚张声势之举。在苛刻而夸张的老传统下——他在北线铁路的年度大会上仍然穿着长礼服——他为反对给客户提供投资建议进行辩解：“如果他们赚了钱，他们会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如果他们亏了钱，他们就会说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给害惨了。”爱德华也有他自己特别的消遣方式，尽管与亨利比起来要传统得多：在城里的时候打桥牌，在法国费里耶尔的时候打猎，而在珑骧则是赛马。
在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五代同样也出现了忽视“账房”而追求高级文化或者高级生活的倾向。在阿尔伯特于1911年去世后，对银行的控制几乎全部传给了他的二儿子路易斯，尽管当时路易斯还不到30岁；与先前安塞尔姆向阿尔伯特移交权力时候的情况很类似，阿尔伯特移交权力时把另外两个儿子彻底排除了。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认为路易斯将现代化的精神带进了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使它参与到了像纽约跨区快速地铁公司这样完全不熟悉的领域中。但是他并不是工作的奴隶：他是一位典型的花花公子类型的“钻石王老五”（他在60多岁的时候才结婚），是一名技艺娴熟的骑手以及登山家，而且还能挤出时间涉足解剖、植物和艺术。由于几乎完全解脱了生意责任的束缚，他的其他兄弟有条件更深地沉迷于他们的兴趣当中。哥哥小阿方斯成了一名律师，但是在战后过起了绅士型学者的生活，主要研究古典文学；弟弟尤金最大的成就是写出了关于提香的专论。
战争的影响
欧洲大陆的家族中有没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吗？这很令人怀疑。在那些年的大屠杀中，欧洲大陆上甚至那些最富有的家族也无法避免牺牲生命、时间和金钱。
从表面上看，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感染了爱国热情，历史学家通常把这种情况看成是1914年的典型“表情”。尽管战争爆发的时候，里奥的三个儿子都是30多岁，但他们（作为巴克斯义勇骑兵队的军官）摩拳擦掌地盼望着去为他们的国家战斗。老二伊文利参加了西线早期的行动，而且在1915年11月因病退伍回家。经过几个月的调养后，他又回到了战壕，而且在1916年3月出现在派遣军的名单里。之后他被派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遇到了弟弟安东尼；安东尼在战争初期的加利波利战斗中负伤，战争结束的时候是总参谋部的少校。让小列昂内尔很难过的是，他必须留在新亭，但是在这里，他也为他的战斗激情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窗口，那就是负责组织金融城里犹太人士兵的招募工作。在法国，至少有4名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还身穿军装。吉米被抽调到英军第三军做翻译，而且像他的英国亲戚一样，一直在巴勒斯坦服役到战争结束；亨利隐瞒了他的慢性蛋白尿的病情，因而成为了野战医院的一名军官，但是由于感染斑疹伤寒而病退；他的哥哥詹姆斯在巴尔干的后方当飞行员，而居斯塔夫的儿子罗伯特在西线当翻译。小阿方斯和尤金在意大利前线的龙骑兵中做军官。因此，在实际的情况中，罗斯柴尔德人并没有与罗斯柴尔德人作战：在英国和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中，他们参与的只是西线和中东的战役，尽管詹姆斯有可能在他的奥地利兄弟们向更靠西的地方布防的时候，让人很有理由相信他会从他们的头上飞过。只有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战死——里奥的儿子伊文利在1917年11月，死于一次对位于埃尔玛加的土耳其据点的骑兵突袭所负的伤——尽管战争还夺去了两名近亲的生命：汉纳·罗斯伯里的儿子尼尔·普里姆罗斯，他也是战死在巴勒斯坦，以及查尔斯的匈牙利小姑子的儿子。
甚至对那些远离战场的家族成员来说，这场战争也是一次伤痛的经历。阿尔弗雷德和他的堂姐妹康斯坦丝及安妮——内森最小的孙子——生活在德国空袭的恐怖阴影之下。在他的坚持之下，新亭的股息办公室的走廊堆满了沙包，以保护下面的金库，而且还在债券发行部的角落处修建了专用的掩体，还专门设计了一套特殊的系统，将官方的空袭警报从皇家铸币精炼厂（临时转为军需品生产厂）转到新亭；而且阿尔弗雷德甚至还在他自己房子的房顶上支起了一张线网，希望能阻拦落下来的炸弹。康斯坦丝在战争期间给她的姐妹的信中也充满了对同样危险的忧虑。她在1915年1月时写道：“我在想附近是不是有柏林飞艇在游弋，空军可能（被大雪）造成雪盲或者冻僵……地铁已经为我们开放……我的珠宝总是不离我的左右（因为我不想在动乱中丢失），到了夜里，我会在床脚摆一袭皮披风、一条围巾和暖和的拖鞋，在我的身旁会摆上蜡烛和火柴。”甚至当她离开伦敦之后，也总是“沉浸在担惊受怕的不祥之中……有人会认为在整个下午和夜晚的时间内都听到了飞艇的声音，而且海面上永远都在传来爆炸声和枪声。”这些担忧当然有某种程度的夸张成分，因为空袭在当时还只是刚刚出现。阿尔弗雷德是病逝的——当时战争已经结束了一个多月了。康斯坦丝则一直活到了1931年。
当然，那些留在家里的人也在尽自己的能力履行着战争义务。早在1914年9月，康斯坦丝就将她在阿斯顿·克林顿的房子提供给比利时难民（她认为他们是德国邪恶战争目标的牺牲品，而且还代表了克制的美德），同时帮助红十字会管理一所小型医院。“仆人全部都符合这个一切从简时期的特别要求”，她有些自夸地说，显然对外界说她将牺牲转嫁到佣人头上的讥讽充耳不闻。“莱斯特没有男仆服侍他。由一名聪明伶俐、整洁可爱的小女仆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我的熨衣室变成了小卖部……板球棚派上了很大的用场，用做台球室和阅览室——网球室用做供村民使用的图书馆。”在模糊的自我意识的影响下，她甚至在1917年欢迎引入食物定量配给制。“我想在那些大型的机构以及公众的地方比如餐馆等地，可能会有困难，”她回应道，“但是在像我这样的小家庭，这种实验可能会非常有趣。啊，天哪！我们将经历多么奇异的事情啊！”
查尔斯继续在银行工作的同时，还为志愿军需队工作，而且以金融专家的身份为劳合·乔治新成立的军需部服务。怀着同样的热情，阿尔弗雷德向劳合·乔治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对棉花实行禁运，以防落入德国人之手。他在霍尔顿的房产成了军营，而且在1917年，在他的建议下，其树林被砍伐来提供所需的木材。在所有这些中，一种对劳合·乔治所发布的战争动员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历历在目。在1915年10月——在他当上首相的前一年——康斯坦丝已经指责他的前任阿斯奎斯“轻易地失败了，局势一丁点儿都没有改善……我认为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在增长。如果A先生考虑辞职的话，只有一个人可以接替他的位置，他就是劳合·乔治”。“噢，天哪！”她在两个月后惊呼道，“我们想要一名完全不一样的首相。”阿尔弗雷德也似乎成为了她的一名追随者。相反，吉米仍然是一名忠诚的阿斯奎斯信徒，而且也是在他下台一年之后仍然还给他提供帮助的朋友之一。
然而，家族成员现在在对立的阵营里战斗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将过去首次在德国统一战争中引发的关于忠诚和身份认同的老问题再次提了出来。迈耶·卡尔的7个女儿——她们全都在法兰克福长大——有5个嫁给了法国或者是英国公民：阿德勒嫁给了詹姆斯的儿子萨洛蒙、埃玛嫁给了纳蒂、劳拉·特里斯嫁给内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玛格丽塔嫁给了格拉蒙特公爵，而伯莎嫁给了瓦格拉姆王子。威廉·卡尔的女儿阿德尔莱德嫁给了她的法国二堂兄埃德蒙；而维也纳的阿尔伯特娶的是阿方斯的女儿贝蒂纳。在所有上述的这些婚姻中，夫妇双方的国家忠诚——至少是他们的出生地——在战争中是完全对立的。这个问题在这些婚姻所产生的三个孩子中的情况就更加复杂。在1907年，纳蒂的儿子查尔斯娶了匈牙利人罗西卡·冯沃特海姆斯坦；三年后，埃德蒙的女儿米里亚姆嫁给了一个德国亲戚阿尔伯特·冯·戈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而且在1912年，阿尔伯特的儿子阿方斯娶了一名英国女士（也是远亲）克拉丽斯·西巴格·蒙蒂菲奥里。当时，所有的这些婚姻都有一种欧洲犹太人的“表姻亲情谊”概念——事实上，米里亚姆和阿尔伯特是表亲（他的母亲是明娜·冯·罗斯柴尔德）。然而，在1914年，祖国的召唤战胜了这种表亲情谊。战争爆发后，阿尔伯特离开了他在巴黎的妻子，返回了德国。
另外，由于公众对“敌国”的敌视情绪，连德国的姓氏和口音在伦敦和巴黎都会招致怀疑（而英国和法国的姓名在柏林和维也纳同样也招致怀疑）。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追随英国皇族对他们完全德国化的姓氏进行英国化处理，他们的雇员之一——一个名叫舍恩费尔德尔的人——选择把名字改成“费尔菲尔德”，这可能是迫于其他的那些“爱国的”雇员们压力。在一幅标注有“把他们全部拘留”的宣传画公布之后（发表在《每日邮报》上），他们也不再可能在新亭午休时候再用德语交谈。沃尔特辞去了他在都灵议会的职务，因为在他未到场的情况下，议员们通过了一个具有类似精神的决议。在法国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下院遭到了谴责，被指责他们从法国军队的失利中赚钱，而且还通过走私苏格兰的镍来帮助德国。
信仰问题使局面进一步复杂化。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信奉社会同化论已经有三代了，他们加快推进在英国犹太人社区强化爱国主义的宣传，并在这个活动中起到了带头的作用。一张由英国犹太人征兵委员会制作的海报内容给当时的形势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来自所有阶层的犹太人都自豪地响应着国家对勇士的召唤。你还在犹豫吗？盟国的胜利取决于对自由与宽容的追求，而这正是英国的追求。请到设立在新亭大街斯威辛道罗斯柴尔德先生家里的征兵办公室向罗斯柴尔德先生申请，国会议员小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少校将会招募你。这里不要犹太懒虫。犹太青年们，为了你的信仰和你的国家尽你的职责吧。所有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现在都来参加吧。不要忘了——向犹太征兵委员会的国会议员小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少校咨询。
然而，正像我们可以从这种语调中推断出的，总有那么一些人倾向于质疑犹太人对战争的贡献。因此，战争中很多苦涩的自嘲之一是：那些居住在英国或者美国的德国出生的犹太人由于他们的出生地而被怀疑；而那些仍然留在德国的也被怀疑，但是，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对于像小列昂内尔和他的父亲这样的社会同化论者所面临的尴尬，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自由党领导的英国与沙皇俄国并肩战斗，而俄国是罗斯柴尔德领导的对其虐待犹太人政策做了很多次批评的目标。当犹太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给《时报》的一封信中批判英国与俄国的协定的时候，纳蒂公开将自己和理事会拉开了距离。他甚至否认了美国犹太人领袖奥斯卡·S·斯特劳斯提出的建议，斯特劳斯认为英国应该强迫它的盟国授予犹太人公民和政治权利，理由是他们的命运在战后应该得到不可置疑的改善，因为（用《犹太纪事报》的话来说）“俄国隔壁邻居的穷兵黩武……应该为俄国出现的反动精神负主要的责任”。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被新近来自俄国隔离区的犹太移民所认同，而且也不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所有人认同。在1915年初，里奥是那些在俄国财政大臣P·L· 巴克来访前就俄国犹太人问题游说基奇纳和其他部长的说客之一。那些说法适时地传到了彼得格勒那里：
在巴克给内阁的报告里，他把基奇纳“老是反复强调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犹太人的命运在俄国得到改善”这件事的原因归结为“强大的利奥波德·德·罗斯柴尔德”。在巴黎，埃德蒙似乎对沙皇政府的上一任内政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做出了类似的交涉。
这种努力与其他的措施对于俄国的罗曼诺夫政府对自身改革的压力事实上没有任何的作用；但是一个新的共和议会在俄国的出现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新亭存在着一种乐观的想法，他们认为俄国临时政府的财政大臣，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名叫米哈伊尔·特勒西琴科（他曾经有一次写信“要求我们继续……并发展……我们的商业关系”）的乌克兰商人，可能会是“犹太人的朋友”。后来，罗斯柴尔德家族认购了由克伦斯基为保证俄国继续留在战场上而发行的“自由贷款”中的100万卢布。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打破了这些希望。由于列宁拒付帝国主义外债，法国的债券持有人被完全剥夺了债权，与此同时，俄国的犹太人发现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因为这个国家陷入了残暴的内战中。一直到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苏维埃俄国的看法仍然相当敌视，以至于对来自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存款都不予接受。
对于很多评论家来说，无法自圆其说的是，在1917~1919年从彼得格勒向西蔓延的革命似乎很大部分是犹太人的杰作，尽管犹太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数量有被夸大的倾向。罗斯柴尔德家族里确实有一些成员事实上对那些中欧地区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君主政治的倒台持欢迎的态度。在1918年11月7日写给她姐妹的信中，随着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在积蓄力量，骨子里就是乐天派的自由党人康斯坦丝坦诚：
当我阅读早报上那些捷报的时候，真的是眼花缭乱。所有的事情都翻了个个儿，简直就是翻天覆地，而不是“爱丽丝漫游仙境”或者是看哈哈镜的效果。我似乎总是能看到皇帝们和国王们以及他们的后妃们正拼命逃命，而他们的王座被推翻在地。这难道不精彩吗！
但是对于那些仍然紧紧与家族公司联系在一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来说，这样的乐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面对着这样一种明白无误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甚至康斯坦丝也不得不承认，“从金融的角度看”革命对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来说“可能会是一场灾难”。而且也存在模糊但是可以看出来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国家革命的元素”可能会从大陆汲取灵感。沃尔特很恐怖地警告他的8岁大的侄子（未来的继承人）维克多说，当战争结束以后，他可能会被迫“举手靠墙站着，并被枪杀”。少数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对被推翻的霍亨索伦王朝的认同感远远超过对新的魏玛共和国的认同感，这可以从汉纳·马蒂尔德与被废黜的德国皇室成员之间一直维持着友谊得到证明。
《贝尔福宣言》
然而，战争所激化的最严重的认同冲突或许与巴勒斯坦的未来，具体来说，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那里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冲动有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并没有谁完全认同赫泽尔和魏兹曼的计划，尽管埃德蒙的殖民计划在某种方式上与犹太复国主义是相容的。通过使英国、法国和俄国反对土耳其帝国——一个在现代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混合体战争似乎削弱了埃德蒙有关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正如他在1917年的时候说过的，他曾经一直期待着：
巴勒斯坦的命运进入均衡状态的时候能够来临，而且我期待着在这样的时候，世界会认真对待那里的犹太人。在过去的10~15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想在即将到来的这些年里能够做得更多；目前的这场危机把我们的这些活动给卡在了中间，但是，人们仍然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而且现在我们得利用好这些很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机会。
同样，战争使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走向犹太复国主义，尽管这种转换的程度通常都会因为沃尔特在1917年贝尔福发表宣言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被过分夸大。在伦敦的积极分子是吉米和查尔斯的妻子罗希卡，她经吉米介绍在1915年7月认识了魏兹曼。通过她，魏兹曼则认识了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包括克鲁夫人、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外交部的副部长）以及艾伦比将军，后者是耶路撒冷的解放者。查尔斯自己在外交部长格雷于1916年3月建议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人社团后就直接参与了进来。然而，坦白地说，（用魏兹曼的话说）“通过授予犹太人解放的基本宪法把犹太人中间那些最大的企业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最好方法是获得沃尔特的支持；因为作为“罗斯柴尔德勋爵”，他是纳蒂那种在英国犹太人中准君主地位的继承人。正是怀有这种目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目标宣言在11月15日至1月26日间历经千辛万苦起草出来，并且数易其稿。
沃尔特参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的父亲在临死之前进一步改变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可以从赫伯特·塞缪尔关于“巴勒斯坦的未来”的内阁备忘录（1915年１月）看出来。赫伯特在这份文件中认为，巴勒斯坦应该变成英国的保护国，“散落各地的犹太人可以随时地从地球的各个角落蜂拥而回，并按照一定的手续获得住宅管制权”。这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关系跟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牵涉的同样多；而且，总体来说，沃尔特遵从他的父亲的意见，认为这两者现在是互为补充的。在与马克·赛克斯在外交部的一次重要会面马上就要开始之前，沃尔特给魏兹曼写了一封信，反对那种认为巴勒斯坦的权利可以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分享的想法。“英国必须独家控制，”他认为，而且他所谋划的经营管理巴勒斯坦经济的开发公司将被牢牢地“置于英国行政机构的监管和控制之下”。这种想法与《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C·P·斯科特所设想的不谋而合：他认为，那种对战后由英国和法国对巴勒斯坦进行双重控制的讨论必须被坚决抵制，否则又会重蹈在埃及进行双重控制的不愉快经历的覆辙。我们可以推测，这些辩论吸引了沃尔特的堂兄弟小列昂内尔。按照康斯坦丝的说法，那年的3月，他甚至“相信我们将向耶路撒冷进发，去寻找我们在那里的保护国。当时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即将到头，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俄国的新的而且精彩的运动（革命），他却说当然不会……”至少，小列昂内尔意识到革命不大可能给在俄国的犹太人带来实际的利益，尽管布尔什维克有反宗教的说法。
然而，伦敦和巴黎的犹太人组织的其他成员都更加小心翼翼；而小列昂内尔自己不久也改变了语气。在伦敦，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运动由卢西恩·沃尔夫领导，他是英国犹太人协会联合外侨委员会（1918年后改为外侨联合委员会）的秘书长，以及理事会“特别支部”的领导人，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会对反犹太主义火上浇油，而且会危及在西欧已经归化了的犹太人的地位。沃尔夫拥有非常有影响的支持者，包括自由党大臣埃德温·蒙塔古（他在1917年重返内阁）以及联合委员会总裁克劳德·蒙蒂菲奥里和戴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1917年5月24日给《时报》写了一封措辞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声称表达“英国犹太人的观点”。里奥临死之前，公开宣称他同意蒙蒂菲奥里和亚历山大的观点，认为“在保持我们自己立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我们不同时提出任何暗示，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提供国籍或者授予可能会对其他居民产生危害的特区的同时，对犹太复国主义采用抚慰的手段是明智的做法”。在里奥死后，他的寡妻玛丽继续着这样的观点，小列昂内尔对此也越来越多地认同。在巴黎，以色列联盟秘书长雅克·比加特也持类似的观点。
最后，正如米里亚姆·罗斯柴尔德曾经说明的，沃尔特成功了——而且通过这件事情，证明他并不像当初被大家认为的那样不谙世事。沃尔特在1917年5月为回应蒙蒂菲奥里和亚历山大给《时报》写了一封回信，否认犹太国家的建立会破坏犹太人对他们出生地和居住地国家的忠诚。他还在理事会中赢得了一次反对蒙蒂菲奥里和亚历山大的投票（以微弱优势），这次投票结果致使后者辞职，而使他自己在７月20日当选为理事会的副理事长。
最后的结果自然取决于国会内部势力的平衡，但是沃尔特也可以对此发生影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有蒙塔古，当时已经升职到印度办公室；而另一位是老印度事务主管，前总督寇仁伯爵，他的观点是巴勒斯坦的经济资源太有限，无法支撑一个犹太国家，而且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任何一步都会激怒该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获得更多强有力的支持，因而，沃尔特就一直向劳合·乔治——当时的首相——以及外交部长贝尔福不停地灌输，其中后者建议他们提交一份声明给内阁进行考虑。在认真斟酌并几易其稿后，这份声明在7月18日完成了。事情的进展很慢：紧急的军事问题不可避免地在战后的计划里总是占有优先的位置，而且，也是在这个时候，英国意识到了有必要试探一下华盛顿的态度。甚至在1917年10月的关键会议上，巴勒斯坦的未来也还排在内阁庞杂的日程最后面。然而，最后劳合·乔治的态度改变成了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这一想法上；他和两名战争办公室的内阁成员——南非的简·斯玛茨和米尔纳开始担心（正如沃尔特曾经很有说服力地警告的）德国可能会率先推出他们自己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目的是为了赢得美国和俄国的犹太人的支持。沃尔特在得到了贝尔福关于蒙塔古仍然在负隅顽抗的告诫后，沃尔特在10月3日给外交部发去了另一份备忘录，而贝尔福第二天在内阁进行了追踪。
三周之后，国会最终授权贝尔福“寻找合适的机会宣布对犹太复国热情表示同情的宣言”：
英国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且将尽其所能帮助实现这个目标。所有人都非常明确，不得做任何可能对已经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非犹太社区人民的公民与宗教权利造成损害的事情，也不得做任何有损犹太人在其他任何国家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政治地位的事情。
这些内容——由内阁战争办公室副秘书长里奥·艾默里起草——由贝尔福在11月2日送交给沃尔特。因此，以色列国家的起源事实上可以追溯到致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信。为了强调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个重大历史突破的贡献，12月2日在科文特花园歌剧院举行了大型的庆祝会，会上沃尔特和吉米都发表了讲话。沃尔特告诉群情激昂的与会者，这是“最近1 800年以来犹太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事件”。“英国政府，”吉米宣布，“已经批准了犹太复国计划”：
现在需要来自犹太人民的不再是计划，而是行动，而且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现代化军队就可以沿朱迪亚的崇山峻岭打出一条前进的道路。犹太人的诉求是寻求公正，而这也是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诉求的基础，对于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诉求犹太人完全赞同，而且希望得到支持。英国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一样培养新生的犹太国家，而且她期待着那一天，一个久遭磨难的磨砺，但是一直以希望为傲的民族，能够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证明自己是不辜负母望的好女儿。
然而，这些预示性的说辞对于家族的其他成员来说并不受用。里奥的寡妻玛丽愤怒地谴责沃尔特是家族所信奉的社会同化论的叛徒。在宣言发表后的一周之内，小列昂内尔则领导建立了一个英国犹太人联盟，“支持信仰犹太教的个人的社会地位；反对犹太人组建独立的政治国家的主张”，并反对“这种潮流……让犹太人决定承认一种国籍，而不是，或者是作为补充的，我们出生的国家或者我们生活和工作着的国家”。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菲利普·马格努斯爵士和斯韦斯林勋爵加入进来，他们分别是犹太联合公会、改革公会以及公会联合会的会长和当选会长，另外还有另一个颇具影响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罗伯特·韦利·科恩。正如韦利·科恩在一次针对犹太复主义所进行的激烈辩论中所说的，他们的目标是促使“英国公民中的犹太人，那些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家里而且为自己的英国国籍而自豪的犹太人，能够独立地发表他们对那些出生在外国而现在居住在这个国家，但是对他们的英国国籍没有太强烈感觉的人的看法。”
在同样的精神下，联合外侨委员会也只是在明确保留“该信的任何表述不得暗示犹太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组建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国家，或者巴勒斯坦以外国家中的犹太公民必须在政治上效忠那个国家的政府”这样的表述条件下，才接受《贝尔福宣言》。有证据表明，在这个时期，韦利·科恩和斯韦斯林写信给小列昂内尔，建议建立一所犹太大学，作为“永久的战争纪念……纪念那些陷入战争中的大英帝国的犹太人”，以便“坚持并阐释犹太人与英国的传统，而且在今后大英帝国的犹太公民的生命中，给他们保留永恒的崇高力量”。甚至埃德蒙都出现了暂时的疑虑，担心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控制巴勒斯坦可能会“把民族家园的控制权交给了欧洲的布尔什维克”。
这些纷争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期间变得越来越激烈。当沃尔特试图把蒙蒂菲奥里排除在犹太人代表团之外的时候，魏兹曼坚决反对社会同化论者的说法，他警告如果犹太复国主义遭到了阻碍，“在犹太人聚居区的颠覆分子和反社会的势力”将会赢得上风。在巴黎，社会同化论者的立场则稳固得多。在沃尔特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因为他被看成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英籍犹太人的代表——沃尔夫成功地对到场的各种犹太人团体发挥了主导性的协调影响力，特别是针对犹太人的权力和在新政府上台后的中欧及东欧的各个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地位问题。
事实上，《贝尔福宣言》的革命成分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追求的以及社会同化论者所担心的都要少。倒是贝尔福自己“希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取得成功，并最终建立起一个犹太人国家”。与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一样，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几乎具有与迪斯雷利一样的性质：正如他在1917年时所说的，犹太人是“自15世纪的希腊人以来人类出现的最聪明的民族。”但是他把这份宣言看成是规划“某种类型的英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保护国”；“并没有必要涉及草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这应该是按照政治进化演变的一般规律逐渐发展的一个问题。”他在1919年1月时向寇仁保证，任何关于“巴勒斯坦犹太人政府”的想法，都是“肯定无法同意的”。另外，寇仁对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摩擦的担忧最终证明并不是杞人忧天。尽管1918年12月在沃尔特为埃米尔·费萨尔举行的宴会（同时出席的还有魏兹曼、米尔纳、塞西尔、克鲁以及T·E·劳伦斯）上表达了期望，并且随后的一个月里在魏兹曼与费萨尔间达成并签署了协议，麻烦还是接踵而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早在1921年开始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导致英国政府开始限制移民），1929年又再次大规模爆发。沃尔特倾向于把这些问题归咎于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因为他对塞缪尔任命哈吉·阿明·艾尔·胡塞尼为耶路撒冷大法官的决定特别耿耿于怀。从另一方面说，他协调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同化论冲突的努力在激进分子于1921年7月举行的世界犹太复国大会上提出对巴勒斯坦的所有土地进行国有化之后，大大地削弱了。
到1924年，沃尔特开始厌倦这些一团乱麻一样的问题。尽管他是1920年巴勒斯坦基金会基金的第一个签字人，但是他在1925年拒绝了主持希伯来大学开学典礼的邀请。吉米仍然表现得很活跃，向劳合·乔治和他的保守党继任领导人博纳·劳汇报的问题不仅是关于巴勒斯坦的，也有关于叙利亚的。比如在1919年的时候，他敦促劳合·乔治不要让财政部削减海法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因为他担心这可能会疏远阿拉伯人。他在1922年10月一听到劳合·乔治下台的消息，马上将自己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专长贡献给博纳·劳。吉米的父亲埃德蒙也继续参与到巴勒斯坦事务中，将过去的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委员会重组为巴勒斯坦犹太人殖民联合会——一个由他领导（后来由吉米领导）的自治组织。然而，埃德蒙担心英国的政策会遭遇“疏远法国的公共舆论的风险，因为英国用法国的牺牲来就有关叙利亚的问题支持阿拉伯……而他唯一的期望是保持英法同盟联系，因为非常强势的天主教影响力正竭尽所能想要破坏它”。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父子之间也存在不和：这对巴勒斯坦的未来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造成分裂这一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