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的衰退
然而，如果对于1914年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经济问题只是——如果是完全地——用由战争引发的忠诚冲突来解释，也是错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力渐失的原因与战争的经济后果、1905~1918年的时代变迁以及忠义思想的分崩离析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尽管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地从战争的一两个方面有所获利——对维克斯公司的枪、新苏格兰出产的镍以及德比尔斯公司的钻石的需求增加——但是其净影响无疑是负面的。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兴旺发达的世界在1914年走到了尽头的说法有些夸张，但这种夸张其实也不算过分。起码有一点，战争最终摧毁了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与其在伦敦和巴黎的银行之间残存的最后一点联系。更为严重的是，它斩断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德国银行，比如布雷希罗德银行、沃伯格以及贴现公司之间的联系。由它们与其他承兑银行共同资助的，而且在一个世纪以来很少出现问题的海外贸易忽然中断了，首先是因为主要金融市场上出现的突发性恐慌，随后是由于封锁和潜艇战。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货币体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体系在运行——停止了运作，因为大多数主要的参战国暂停了它们的货币对金币的兑换，并且实行了汇率控制。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建造的穿越西欧的铁路被用来向战场运送士兵。另外，四年杀戮的成本使欧洲的税务体系变得更加完备，这在战前的10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第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自己为自己的收入和继承缴纳了高额的税金。
表9–1显示了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异常剧烈的紧缩。在1915年，N·M·罗斯柴尔德公司终于在资本金上被米德兰银行超过，而在之前的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一直以遥遥领先第二名的成绩位列这个国家的银行之首。到1918年，克莱沃特也冲到了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前面，而施罗德则紧随其后。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反映出巴林的资产在1915~1918年超过了N·M·罗斯柴尔德公司，而且，尽管施罗德也在战争中遭受重创，但是它的资产负债表不像罗斯柴尔德公司收缩得那样厉害。通过对罗斯柴尔德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银行对英国政府债券的持有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减少。
表9–1 六家主要英格兰银行的资本，1913~1918年（单位：英镑）
罗斯柴尔德 巴林 施罗德 克莱沃特 摩根 米德兰
1913年 7 844 642 1 025 000 3 544 000 4 406 160 1 053 201 4 349 000
1914年 6 367 906 1 025 000 3 535 000 4 423 149 924 490 4 781 000
1915年 4 618 511 1 025 000 3 095 000 4 399 534 1 127 367 4 781 000
1916年 4 521 846 1 025 000 3 054 000 4 332 986 1 185 942 4 781 000
1917年 4 720 609 1 025 000 3 104 000 4 507 339 1 413 702 5 189 000
1918年 3 614 602 1 025 000 3 159 000 4 669 483 1 454 205 7 173 000
资料来源：RAL, RFamFD/13F; RFamFD/13E; Ziegler, Sixth great power, pp. 372-8; Roberts, Schroders, pp. 527-35; Wake,Kleinwort Benson, pp. 472f.; Burk, Morgan Grenfell,pp. 260-70,278-81; Holmes and Green, Midland, pp.331-3
表9–2证实了对这种紧缩的解释主要——但不是全部——在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13~1915年遭遇的重大损失。巴林和米德兰银行做得要好很多。如果用利润所占资本的百分比来表示的话，差距就更大了（尽管总的来看施罗德做得更糟糕）。银行在资本方面缩水的其他解释应该是3个合伙人去世所带来的影响；具体来说，阿尔弗雷德决定将其资产中的大部分在家族以外传承解释了1918年的资本减值超过100万英镑的原因，尽管第三年的经营产生了相当不错的利润。
表9–2 五家英国最大银行的利润，1913~1918年（单位：英镑）
罗斯柴尔德 巴林 施罗德 摩根 米德兰
1913年 –92 962 359 673 428 000 –108 917 1 311 000
1914年 –1 476 737 78 813 379 000 –229 742 1 192 000
1915年 –117 195 1 094 436 69 000 438 782 1 211 000
1916年 213 320 764 192 77 000 185 942 1 637 000
1917年 230 123 589 913 35 000 177 508 1 968 000
1918年 208 673 413 008 36 000 191 748 3 314 000
资料来源：同表9–1
然而，仍然存在着让人不解的问题。因为在很多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金来源方式与19世纪的那些战争的筹资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事实上，从严格的金融意义上说，与可用经济资源相关的战争规模并不比拿破仑时期的战争成本大，尽管后者的激烈程度稍轻，而持续时间更长。各国政府通过开设新的税种来筹集部分资金，但是大多还是要靠借。例如，德国国家债务在1914~1919年增长了大约190亿美元，法国是250亿美元，英国是320亿美元，以至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每个国家的债务都接近GNP的200%。当债券收益变得惊人的高的时候，所有参战国的政府都要求它们的中央银行大量印制钞票换回国库券。大规模地这样做是可能的，因为这与拿破仑时代一样，为防止银行危机，纸币对黄金的兑换暂停；因此，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价格翻番甚至翻两番。那么，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丧失了这次金融投资的机会呢？不论怎么说，是一个世纪前的拿破仑战争给了迈耶·A·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儿子们极其重要的商业机会。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明了。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向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提供贷款和补贴来进行资助。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他们设在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的机构在这些款项的汇兑中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的那些中央集权国家也有从英国到她的盟国之间的汇兑（金额达到97亿美元）；但只是在法国的转款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才真正有优势，起到了部分作用，而且也只是很小的一点儿。曾经，他们是盟国间进行国际汇兑的首要代理；但随着英国的战争作用非常依赖于美国的信贷，J·P·摩根取代了N·M·罗斯柴尔德公司成为了战争金融的核心——这证明没有在大西洋彼岸设立一家罗斯柴尔德银行是一个多么大的战略性错误。
1815年与1918年战后的时间段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两段时间之内，战胜国都试图让战败国支付部分的战争开销；而且战时的通货膨胀都极大地减少了战败国的内债，使得这些赔款的支付比通常情况下所想象的要容易很多。在1815年之后，资本充裕的英国可以为欧洲大陆政权的恢复提供资助；1918年之后，变成美国为中部欧洲的各“继任国家”——不仅是德国，还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提供资金。然而，在这两段时间里，战败国内的新政权也都很不稳定，如魏玛共和国像当时的波旁法兰西一样，仅仅存在了15年。因为英国像19世纪20年代的奥地利一样，缺乏金融资源来“监管”战后的欧洲；而美国像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一样，渐渐从欧洲大陆的义务中脱身，尽管这种义务对它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在19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是，英国在19世纪20年代免除了她的盟友所欠的战争债务的大部分，而美国在1918年后却并没有这样做；1815年强加在法国头上的战争赔款从所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看（大约7%），远少于1921年对德国提出的要求（大约300%）；最后，20世纪20年代那些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政府是民主政权。这就意味着银行家、债券持有人和直接的纳税人不会再像19世纪20年代时那样出现政治上的过度代表现象。部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摩根家族在20世纪30年代不可能扮演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30年代时所扮演的角色，应用金融影响力通过债券市场来劝阻侵略性的外交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暴露出了经济势力所遭遇的局限，这种情况与19世纪时候的情况根本无法相比。
所有这些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次战争之间所遭遇的麻烦提供了说辞。然而，即使这段时间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来说是很顺利的一段经营时间，它可能会取得多大的成功也是很难确定的。罗纳德·佩林在1925年以年轻职员的身份加入的罗斯柴尔德银行似乎与狄更斯小说中的董贝父子公司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只有在午餐时间，当绿色屏风被拉离玻璃门时，人们才可以看到合伙人坐在配置完备、装饰豪华的“议事室”里他们自己的桌子旁。但是对佩林来说，他们似乎是“造物主更高级的作品”，与他们沟通的机会真的微乎其微。他们有自己的专用入口，有他们自己的餐厅，而且他们的办公桌上配有一排按钮，可以用来召唤员工中的任何人。在顶层甚至还设有一间特别的办公室，叫做私人会计部（员工们称之为“假账室”），用来处理合伙人之间的私人事务。用列昂内尔的儿子埃德蒙——他在1939年加入银行——的话说，“坐在议事室的家族成员占据了大办公室，与坐在前厅里的雇员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种”。
职员里的最高级别是总经理，这个位置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大多数时间里由匈牙利出生的塞缪尔·斯蒂芬尼占据，另外就是各个部门的领导以及像诺海姆兄弟这样的高级职员。新亭办公室的布置是一种随心所欲的风格：议事室上面是人事经理和总会计师的办公室，同时还有管控部以及私人会计部。“大办公室”事实上是一些狭窄的公共柜台，一直联到了一个狭窄的后厅，里面还包括了出纳和贵金属部。股票部，尽管名字是这样叫，实际上处理的是票据交换业务，并且分成了应收票据部和应付票据部。在那些高高的有坡度的办公桌上，员工们勤奋地记入或者贷出票据，然后交给“传票人”进行承兑。更加繁复的是红利办公室的运作方式，这里处理外国债券发行及利息支付的事务，同时还有持有银行的小规模不记名股票的法人客户，比如皇家土耳其银行的红利事务。用佩林的话说，这是“工作效率研究者的噩梦”，这里采用老式的机器在息票部进行息票打孔，还用到了布伦斯维加手摇式计算器以及它的精算表。于是，工作速度大打折扣。按照一个流行的说法，当某一位合伙人让未来的红利办公室主任列昂内尔·斯图尔特告诉他1个亿的1%是多少的时候，列昂内尔马上回答说：“100万。”合伙人打断他说，“不要猜，孩子，回去把它算出来。”总经理斯蒂芬尼的格言也打算倡导同样的精神。“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他总会这样说，“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也从来不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老天帮助那些在检查中发现错漏的人。”斯蒂芬尼给年轻雇员的另一条忠告是：“从来都不要照抄一个汇总的数据，一定要每次都把它算出来。”
这种对细节的强调如果不是与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散漫的工作方式混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息票部主任乔治·利特黑尔斯住在默西，而且从来没有在中午之前到达过办公室。下午1点，他去吃中午饭；2∶30他又离开办公室回家。作为一名初级职员，佩林“很少在早上10∶30之前到达办公室，而且周末总会放两天假”。新亭优先顺序的特点是，合伙人的候客室里有三部电传机：一部用于股票交易价格，一部用于一般新闻，另外一部用于体育新闻。与大学老师一样，高级职员有他们自己的餐厅和服务员，而他们的下级员工永远都是一种小型公立学校的氛围，每个人都有诨名（利特黑尔斯被叫做“鸡蛋”），开着一些与现实有关的玩笑，而且总是期待着午餐休息时间的到来。长期服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雇员，像乔治·泰特以及雪莉·斯内尔生活得就像佩勒姆·格伦维尔·沃德豪斯小说里的人物，他们受到了所继承的财产无法支持他们在金融城里所享受的舒适生活的困扰。泰特在跟佩林谈话的时候，无意中很全面地总结了两次战争期间的氛围：“孩子，这是伦敦最好的俱乐部。我们真的应该交年费，而不应该来领工资。”事实上，佩林和他的同事们所领到的还不仅仅是工资。在他基本收入按季度支付的每年100英镑之外，佩林还领到了每年48英镑的“午餐费”；“税贴”（顾名思义，税务局对征收国外红利的所得税这一工作的报酬）；生日和周年纪念时来自老板的“红包”；介绍客户购买债券和股票所得中介费的1/8；另外，还有过节费。
这种相对很慷慨的薪水或许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能够招到像迈克尔·巴克斯（后来的总经理）以及彼特·霍布斯（后来的投资经理）这样有天赋的人才的原因。这两人都在与佩林相近的时期进入公司。然而，总的说来，招募体系在形式上是封建的。如一名高级雇员开始是以守门人的身份进入公司，而其后来的高升却是得益于其母亲为罗斯伯里家族做了多年的家庭服务员。佩林自己也是因为他的父亲认识英格兰银行的一名董事而被介绍进入公司的。他面试的内容包括由人事部经理要求他拼写“parallel”和“acknowledgement”这样的单词。很多雇员也都是来自已经为新亭工作了几代人的家庭：比如威廉斯家族和默瑟家族（很典型的是厄内斯特·默瑟被称为是 “默瑟的儿子的兄弟的儿子”），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则是雇用福克斯通家族的人，而这个家族曾经为内森工作。第一批进入新亭的女员工是两名拉比的未婚女儿。她们被安排在公司顶层单独隔开的办公室里，并在地下室单独的房间吃饭（这种做法与在星期六不营业一样，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佩林的判断似乎并不过分尖锐：罗斯柴尔德家族变成了“一个组织……主要是由一群和蔼可亲的怪人管理，他们自己做的工作很少，也并不认真，而且采用的是过时的方式”，并且似乎开始陷入到“上流社会的慵懒中”。
暮气沉沉的气氛也不是专门针对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当爱德华的儿子盖伊在1931年加入到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时候，他被“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墨守成规”的方式所深深震动。他参加的培训是学习用分数而不是小数来报利率，并有一名职员来专门教他，这名职员的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在早上给他读选自报纸上的新闻。盖伊在后来回忆道，“这些员工被‘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的荣耀以及名字所赋予的责任所感染。上一个世纪的遗迹每时每刻在每个角落都会碰见，甚至那些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存在的遗迹也有，”如那些为梵蒂冈保留的可以追溯到詹姆斯男爵时代的微不足道的账户。跟伦敦合伙人在议事室里把自己与日常的业务管理完全隔离的做法几乎一样，爱德华和罗伯特在巨大的“大办公室”里度过自己的工作时间，采用同样的按钮呼叫系统来保持与他们雇员的联系。员工们那“光光的墙壁……昏暗的灯光……沉闷而单调的”办公室让人不难想到他们过去随心所欲的布置，以及空气中陈腐的烟草味和霉味。在被雇用了几十年之后，每个人工作起来都是慢吞吞的，没有监督也没有纪律。盖伊马上就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更像是一个家族的秘书处，而不是一家正在运行的银行”，它的主要活动是“轻轻地延续19世纪”。
然而，这种表面之词低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活动的范围。把这种“静止”的记忆看成是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出现的两次大规模经济损失的后果，而不是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那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更符合历史的原貌。
在某些方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公司与在之前的20年一样活跃。如果我们把这个银行所承销的债券和股票的面值相加起来看，1920~1939年的总量只比1900~1919年低了5%。差别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两次大战之间的业务大量地是与金融城里的其他企业，主要是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的竞争者的巴林银行和施罗德合伙银行，而不是与罗斯柴尔德巴黎和维也纳银行联手。另外的合作例子还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19年参与了对华贷款银团（这个领域由香港汇丰银行主导）以及它们与施罗德、劳埃德、威斯敏斯特银行以及国民地区银行一起参与了购买德国拥有的土耳其铁路公司（通过瑞士作为中介）的活动。由于现在还不完全清楚的原因，战后恢复三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之间的传统合作关系似乎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这也就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仍然存在的与巴黎和维也纳之间的联系最终被证明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的原因。第二个区别是20世纪20年代的债券发行最终被证明是当代最具灾难性的投资，因为随后发生了很多折磨着借款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表9–3给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次大战之间主要的贷款和股票发行的地区分解，这份表格显示，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发行占了主要的部分，紧随其后的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主要是日本（由于在亚洲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由威斯敏斯特银行领导的大型集团的成员之一，因此这个表里的数据极大地夸大了他们的作用）。
表9–3 N·M·罗斯柴尔德公司参与的主要的债券和股票发行，1921~1937年
地区 发行证券总值（英镑） 所占总额的百分比（%）
英国 38 112 921 21.3
欧洲大陆 38 607 700 21.5
拉丁美洲 55 438 251 30.9
日本 43 500 000 24.3
其他 3 500 000 2.0
总计 179 158 872 100
资料来源：RAL
然而，仔细研究后可以看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参与了一些向最不稳定的地区贷款的活动。这是他们不加区别地恢复战前业务活动模式无意间造成的后果。
当然，这对于一个与中部欧洲在历史上有着紧密联系的公司来说，在对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帝国覆灭之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提供金融支持方面起带头作用是再符合逻辑不过的事了。遗憾的是，甚至在这些国家中最稳定的地方，做起生意来也非常的困难。在1922年和1923年，一个由巴林领头，包括N·M·罗斯柴尔德、施罗德和一家叫基德尔·皮博迪的纽约企业组成的银团发行了价值大约1 000万英镑的捷克斯洛伐克债券；但是第一批债券的价格就低于发行价，原因是布拉格市不合时宜地发行了自己的纸币。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避开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灾难性的德国债券发行，当时因为1922年和1923年的高通胀，这些债券几乎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他们又被拉回到德国市场（部分原因是马克斯·沃伯格的影响力，当时他正处于权利的巅峰），为普鲁士的威斯特伐利亚省筹集了83.5万英镑，而且还与巴林和施罗德一起在1926年和1927年为汉堡市和柏林市发行了大规模的债券。另外，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也参与了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在沃伯格雄心勃勃的国际承兑银行中的持股计划，这个银行成立于1921年，目的是解决战后德国巨大的贸易赤字缺口；之后还参与了另一个沃伯格项目，一家以伦敦为基地的工业融资与投资有限公司。匈牙利或许是这个时期中欧国家中最重要的客户：在那里是由新亭领导了债券的发行，在1924年发行了790万英镑，1925~1926年发行了225万英镑，1936年是160万英镑。
最后，还有奥地利。除了1930年300万英镑的政府贷款——这笔贷款与巴林、施罗德和摩根·格伦费尔合作办理——之外，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还通过其在维也纳的兄弟银行表现出了对奥地利经济的间接兴趣——程度上或许远远超过他们自己在1931年之前所意识到的。路易斯或许在他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欧经济过度乐观的评价中更多地持有与马克斯·沃伯格类似的观点。他在维特科威兹钢铁厂成为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之后（而如果这个厂归波兰，他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动作），马上选择继续持有。更为重要的是，他提高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由他的祖父在60年前建立的信贷银行的参与程度。在1921年7月，他同意成为信贷银行董事会主席，而且正是与信贷银行携手，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才参与了像国际承兑银行和以荷兰为基地的阿姆斯特尔银行这样的事务中。正是一位前信贷银行的董事及监督委员会委员威廉·雷根丹茨说服了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为一家位于布雷根茨名叫沃拉尔伯格·伊尔威克的奥地利公司发行了200万英镑的债券，而这次发行的失败是对于中欧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的早期警示。
当地产信贷银行在1929年10月陷入困境的时候，奥地利政府找到了路易斯。他同意将两家银行进行合并。在10月18日星期三，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对他的做法发来了贺信。“感谢你毅然决然的无畏态度，”爱德华写道，“你拯救了维也纳的金融，避免了可能对你的国家带来极大伤害的事件的发生，而且在其他金融资本市场肯定也会引起反响。”如果爱德华知道下一个星期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不会发来什么祝贺了。路易斯和他两人都不知道，历史将会重复自己：正如路易斯的曾祖父萨洛蒙在1848年危机前夕对阿恩斯坦与艾斯克勒斯进行救助时的情况一样，路易斯对救助地产信贷银行的决策只会把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带到破产的边缘。
对于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继续其与拉丁美洲，特别是与巴西和智利的传统亲密关系似乎也是很合逻辑的。在战争期间，美国驻巴西大使曾经评论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西经济的未来上已经押上了如此大的赌注……他们将会对巴西与任何其他非罗斯柴尔德银行以及任何非英国的国家建立银行联系的道路上设置一切可能的障碍。”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夸张。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间段内为巴西联邦政府发行了面值超过2 800万英镑的债券，还有额外的1 750万英镑巴西国家级铁路债券(为智利发行的总额大约在1 000万英镑)。在巴西的问题上，金融（和政治）的稳定性很大部分与国际市场对咖啡的需求相关联；1922年900万英镑的贷款——再次与巴林和施罗德合作——就是特别为资助政府的咖啡价格支持计划而设计，并将对咖啡出口的控制权交到了金融城的一个银行委员会手上（尽管罗斯柴尔德持保留意见，再次重复了1908年曾经做过的尝试）。
然而，对巴西银行可靠性的怀疑还在持续，而且当巴西政府在1923年找到新亭申请新的2 500万英镑贷款“以清算流动债务，恢复巴西的金融秩序”的时候，小列昂内尔派遣埃德温·蒙塔古到巴西去了一趟，希望对巴西银行施加“一些形式上令人愉快的外国金融控制”。遗憾的是，蒙塔古以及他的同事能够提出的最好建议，是伦敦的银行可以考虑购买巴西政府在巴西银行的股份，这个提议遭到了小列昂内尔的反对，理由是这个“国家银行由外国人所拥有的想法在巴西是最不受欢迎的”。无论如何，英格兰银行临时禁止对外贷款的政策使这次贷款计划夭折，而且3年之后——在关于是否允许德国进入国际联盟的问题上，巴西和英国产生了一次争吵之后——巴西政府把眼光转向了华尔街。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还是继续执行对咖啡支持计划的控制，这个计划在1924年由巴西联邦政府转给了圣保罗州政府，并且当巴西在1927年回到了金本位体制上后，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又恢复了它在巴西联邦债券发行中的统治地位。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在巴西的代理人亨利·林奇（当地人称“林奇爵士”，主要因为他的骑士身份），在整个这个时期之中都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在智利，政府的经济稳定性也与稳定的出口紧密相关，它的主要出口产品是芒硝，主要用于肥料和炸药的生产。
除了这种传统的债券市场业务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保持着他们在战前对矿业的兴趣。他们作为力拓公司主要股东的影响力随着公司的业务从铜、黄铁矿扩展到包括硫黄回收、炉渣处理以及硅胶的生产，而且其地理范围也从西班牙扩展到比利时、罗得西亚和美洲。主要的董事会成员像米尔纳勋爵、阿瑟·斯蒂尔·梅特兰爵士（1920年时公司的执行董事）以及奥克兰·格迪斯爵士（他在1925年继任米尔纳的董事长职务）都与新亭保持着紧密联系，因为公司正努力应对着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原材料市场的剧烈波动。在南非，罗斯柴尔德的伦敦和巴黎银行仍然是德比尔斯公司主要的股东，尽管其经营方向越来越多地由厄内斯特·奥本海姆的英美公司（成立于1917年）所决定，因为该公司所持有的德比尔斯公司的股份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还多。唯一出现问题的地方是西班牙，在那里阿尔马登矿在1929年被国有化了；但是西班牙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的收入来源了。
所以这些业务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公司所熟悉的股票经纪人圈子——卡赞诺夫、梅塞尔斯、潘缪尔·戈登和塞巴格斯——都非常忙，律师也一样。麻烦的是这些工作并不一定都是赚钱的。因为当全球经济陷入1929~1932年的大衰退的时候，价格、产量和就业率水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最深的领域也都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
当然，下面这种是有疑义的，即导致这次资本主义体系大危机的是“结构性”因素，这种情况远非银行家和政治家所能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就是一个大量大宗农产品和工业产品过剩和扭曲的市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错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上无法理清国际战争债务以及军备义务——激化而且延续了这次暴跌。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太多的国家试图通过过度的公共部门赤字来逃避那些困难的政治选择，用大量加印钞票来帮助解决赤字问题。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而且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不稳定，因为投资人（特别是债券持有人）要求更高的收益来补偿他们可能面临的更严重通货膨胀的风险。奥地利是那些经历了战后高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其结果是，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在稳定新先令方面提供了帮助，阻击了像金融实业家卡米洛·卡斯蒂廖内这样的通胀狂热分子的阴谋；但是，本质上与20世纪20年代所有的中欧银行一样，其通胀后的资产负债表上存款是盈，而资本储备是亏。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较为普遍的政策性错误是用不可持续的汇率来进行定值计算，因为政府未能成功仿效1914年之前的金本位体制，忽略了缺乏其先前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所具备的很多根本性的先决条件这一现实。结果是，特别是在1929年之后，各国政治家试图平衡预算，而不顾衰退的现实，因此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所有的其他政策目标都放到了维持黄金等值的目标下面。
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里插了一手，尽管这个错误流传得如此之广，几乎到了成为一种接近普遍真理的“常规知识”的地步。或许，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一直在国际黄金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事实是一个因素。当战时禁止黄金从伦敦出口的禁令一开闸，N·M·罗斯柴尔德公司便在贵金属市场和英格兰银行之间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南非的矿业公司同意将他们所有的黄金（大约全球产量的一半）运交给英格兰银行。所采用的交易方式是，N·M·罗斯柴尔德公司在收到交来的精炼黄金后，按每标准盎司3英镑17先令9便士的价格付款给厂家，然后“按最好的价格，给伦敦市场和贵金属经纪人一个进行竞价的机会”出售，共享所有的升值，并按每六个月一次的方法把矿山应得的部分汇回矿山。这就诞生了一个所谓的“固定价，”由此，从1919年9月12日开始，在新亭进行的拍卖后，每天上午的11点确定国际市场的黄金价格。因此，这种方式在战后为稳定印度和英国的货币体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然而，人们很难相信这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坚持重建黄金汇率标准的唯一理由。从根本上说，他们喜欢黄金的理由与金融城内其他银行喜欢黄金的理由别无二致：他们担心，如果允许英镑自由流动， 伦敦将会无奈地看着自己的所扮演的世界金融资本中心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旁落纽约。他们对金本位的信心也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1931年，沃尔特辩称——其实他是对的——在大萧条中崩溃的体系“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对或错根本没有丝毫关系，而是……由于（某些）国家对黄金的贪得无厌。他们已经成功地做到通过从世界其他地方的易货贸易方式中撤出而损害他们自己的贸易。”这是一个中肯的评论：1914年前的金本位与20世纪20年代的黄金交易体系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最重要的两个玩家——美国和法国倾向于采用“封存”额外的黄金的规定，目的是为了避免国内的通货膨胀。如果没有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这种体系是无法持续的。
与英国相比，法国妥协了。只要法国的纳税人还在相信他们的预算可以与德国并不打算支付的战争赔款进行平衡，他们就没有机会把法郎重新恢复到战前的汇率水平。事实上，只是在经过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后，法郎汇率才在1928年被固定在其过去对外价格的20%的水平上。这是一个妥协，对此，爱德华以他作为12名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之一的权限进行了激烈然而却是徒劳的反对。在1924年的夏天，他成为了由爱德华·赫里欧领导的左翼联盟政府的公开批评者，因为他看到了政府在处理铁路工人罢工方面表现出来的软弱，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由于他们的北方铁路主要股东的身份，这是他们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次年初，随着法郎的快速贬值，他带领法兰西银行的一个代表团去找赫里欧讨论货币问题。尽管爱德华很巧妙地把法郎疲软的部分责任归到“教会中的右翼人士与社会主义的极端分子”身上，他还是同时也批评了过度的公共部门支出，而且呼吁左翼联盟与被他们取代的右翼的国家集团合作，共同实现平衡预算的目标。然而，随着1926年6月埃米尔·莫罗出任法兰西银行总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下降了，因为尽管爱德华继续梦想着返回到战前的汇率水平，莫罗则更为现实，他为在接近现有汇率的水平稳定货币进行着辩解。这种分歧在1927年的春天几乎全面升级为冲突。爱德华获得了实业家弗朗索瓦·德·温德尔的有力支持，而且在法国政府于1927年寻求在伦敦筹集资金的时候，又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但是他所追求的这些目标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甚至由庞加莱领导的新政府在获得平衡预算的授权后所做的，也只是把法郎兑美元的汇率固定在25.52。在庞加莱的领导下，3%利率的国债的价格从48.25上涨到了67.6；但是与此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下降了。
爱德华的地位也没有因为他的堂兄弟莫里斯（埃德蒙的二儿子）多姿多彩的政治生涯而得到加强。在1919年，莫里斯以克里孟梭领导的国家集团在上比利牛斯省的代表这一身份被选入下院。从一开始，莫里斯就充分利用了他的家庭背景，在宣传画上使用了“我的名字就是我的纲领”的口号。为了确保教会的选票，他甚至不顾廉耻在卢尔德向教会保证他会“为朝圣者组织专列，而且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强烈要求在教会学校布道的自由，恢复教职修女”。一位教士被告知：“没有他的家族的支持，政府将一事无成。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他们的银行，是事实上的财政部，没有它，我们将会抓瞎。”这些伎俩在1919年显然是奏效了，但是5年之后，他们无法摆脱被赫里欧的左翼联盟击败的命运。莫里斯以大无畏的精神改变了他的政治诉求，接受了来自社会主义报纸拥有人路易斯·克鲁泽的邀请，在一次辅选中参加了上阿尔卑斯省的选举。他成功了；但是这一次，他的竞选方式受到了挑战。在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他被指控为确保选举胜利花了160万法郎（大约15 000英镑），给一个小镇5 000法郎，以为镇上的消防队购买制服，甚至发出了200封信，每封信里有给每个投票人的20法郎。一个要求取消选举结果的动议有惊无险地以180票对178票被否决，但是当调查委员会认定莫里斯的捐赠具有慈善性质时，该报告的合法性以高票被否决（209票对86票）。选举不得不重新进行，而且尽管莫里斯获胜（与他在1928年4月再次做的几乎如出一辙），但他的名声——同时也累及他的家族——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改善。腐败的国会以及进行黄金投机倒把的中央银行的说法至少在1929~1932年的世界危机中不绝于耳；而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项指责中都有份儿。
大崩溃
把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4日作为大萧条开始的时间尽管有些牵强，但是大家通常都这样做。事实上，在这之前的整整一年中，欧洲就出现了很多经济活动下滑的迹象。从另一方面说，对美国股票市场前所未有的崩盘所带来的冲击效应怎么说都不为过，这次崩盘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将总值800亿美元的市值蒸发掉了300亿美元，而且使道琼斯工业指数从其1929年9月最高时的381点掉到了1932年5月底部的50点。这种资产价格的紧缩导致美国资本大量流出欧洲。这又导致了普遍性的货币紧缩，而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试图坚持黄金汇率的努力又让紧缩更趋恶化。解决的办法之一是提高利率；第二种办法缩减公共开支或者加税；第三种是提高关税以减少进口。这些政策的主要结果是使失业率增加到一个无法想象的高度，因为公司解雇工人，投资人加速撤资清算，消费者捂紧钱袋，而国际贸易枯竭。随之，这又产生出一个政治反应——有时候非常强烈——反对整个制度体系，似乎所有责任都在它。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大萧条的第一个大危机出现在巴西。由于商品价格在全球紧缩中下滑得更加厉害，巴西政府再次向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求助。拿着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条件清单，斯蒂芬尼和佩林在1930年3月被派往里约，但是他们的谈判由于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政变而夭折——这个政变是很多由大萧条引发的向独裁统治转变事例中的第一个。在1931年，英国财政部派遣奥托·尼迈耶爵士，期望能对新政权施加某种类型影响，使它采取一些稳定的措施，但是到9月，瓦加斯循1898年和1914年的先例，停止了外债的偿付。现在能做的最多是谈判达成某种新的偿付计划协议。在与外资债券持有人委员会举行了冗长的会议之后，1932年3月瓦加斯与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确保对历史最久而且担保条件最好的贷款优先对待。然而，一直到了1934年，巴西债务完整的重组计划才与主要的外国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狄龙·里德）安排完毕。通过发行新的债券，政府有能力在1932~1937年每年偿付大约600万~800万英镑，然而一直到1962年，所有的英镑债券才最终结清。在智利，情况也基本类似，那里在1931年新成立了智利芒硝公司，在由N·M·罗斯柴尔德、巴林、施罗德和摩根·格伦费尔联合发行价值200万英镑的债券基础上对芒硝产业进行合理化改造。这个计划注定不可能成功，因为出口持续下滑。1933年，智利芒硝公司破产清算，并宣布对债务进行延期偿付。债券持有人与新的智利芒硝与碘销售公司经过了20年的谈判，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然而，最大的打击出现在欧洲。1931年5月11日，奥地利的信贷银行的官员向奥地利政府提交了银行1930年的年度资产负债表，按计划这份资料将在几天之后公布。该表显示银行亏损1.4亿先令（大约400万英镑），而其实收资本是1.25亿先令。就算这份资产负债表与中央政府全部支出一样大，这些也都是非常可怕的数字；而且，由于这些数据已经是4个月前的了，实际的亏损有可能接近1.6亿先令。按照奥地利法律，一家银行的亏损超过其资本的一半就必须关闭。因此，持有信贷银行大约1 670万先令资本的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的前景非常黯淡。对于130家外国银行（包括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来说情况也很糟糕，因为信贷银行大约1/3的负债属于这些银行。然而，奥地利政府担心信贷银行的倒闭可能会摧毁60%~80%的奥地利工业（一个夸大的数字——从资本项来看，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奥地利有限公司大约不超过14%）。该表同时指出的是，亏损中的大部分是由于与地产信贷银行的合并，而这是政府自己一直力主的。相应地，奥地利政府决定给信贷银行追加1亿的资本金，把所持股份相应增加33%。作为整个救助计划的组成部分，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再借1.36亿法郎给信贷银行，借期6年。
然而，这些措施还不足以避免一场金融恐慌，这场恐慌迅速从维也纳向匈牙利、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经济体蔓延。奥地利的国家银行尽其最大的努力，通过票据贴现来保持奥地利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但是它没有迅速提高其贴现率，于是公众的信心呈螺旋形下降：对10年前恶性通货膨胀的记忆使奥地利人相信，先令将会步以前克朗的后尘，而且已经出现了外国货币和商品价格的普遍飞涨。由于外交的复杂性，从国际清算银行筹集300万英镑给国家银行花了3周时间，而且在这笔钱用光之后，奥地利只能依靠英格兰银行430万英镑的短期贷款。在7月份，一场类似的危机在德国袭击了达姆施塔特与国家银行。在9月，英格兰银行发生的挤兑结束了英镑对金本位的短暂回归。
信贷银行危机因而很快成为一场普遍的战后货币体系崩溃的一部分。然而，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角度看，这代表了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与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之间联系的最后终结。当小列昂内尔成为匆忙组建的代表外国储户和股票持有者利益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他宣称给一家仍然在出血的银行投钱是“不适宜的”。由于信贷银行与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的紧密联系，这无疑是拒绝对路易斯进行救助。到了1933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埃德蒙告诉爱德华甚至看一眼维也纳银行的户头都非常“危险，因为这要求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参与或者支持”。他的说法表明，1848年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