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银行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提供借款，这对维也纳的支付来说是一个信誉的问题……这个信誉问题在我们的家族里一直都是高于一切的观点。人们只需回想一下银器的出售（在1848年）。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不是我们的业务，而且一句话，作为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领导人之一，我不希望再给他们任何的钱，一个子儿也没有。
埃德蒙至少不希望第二次“出售银器”。因此路易斯除了再一次去找奥地利政府外，别无他法。在1933年9月，路易斯终于结束了他与信贷银行的关系，此时，信贷银行已经完全变成了国家控制的企业，吸收了维也纳银行以及聂德爱罗丝土地贴现公司的一部分。
可以完全放心大胆地说，信贷银行危机是战后那段时期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严重的一个打击，它蚕食到了所有三家银行的资本。然而值得补充的是，1929~1932年大崩溃的影响可能更加严重。但是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对瑞典金融家伊万·克鲁伊格——他的金融帝国事实上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之上——的参与度并不高。在1929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联合了波士顿李氏银行和希金森公司的力量为克鲁伊格发行了总额为1 000万美元的股票。3年之后，这位瑞典人自杀，他的帝国因而轰然倒塌，拉了李氏和希金森做垫背。罗斯柴尔德银行至少幸存下来了。马克斯·冯·戈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儿子阿尔伯特和埃里克在1920年购买的银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戈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公司（即以前的A.Falkenberger）在1932年被交给了德意志信贷公司——这是德国银行危机中受损害较小的一家银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寻求增加自己在国内企业金融活动中的参与度并不令人意外，特别是随着1931年的货币贬值之后英国经济开始出现缓慢然而实实在在的复苏。在1914年之前，N·M·罗斯柴尔德在参与国内的经济活动方面显得犹犹豫豫，一直到了1928年，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并与巴林和施罗德联合为不同的伦敦地铁公司发行了一系列的信用债券。两年之后，伦敦国民资产公司通过罗斯柴尔德银行筹资200万英镑为购买处于困境中的壳牌——麦克斯商行提供资金，随后转借给壳牌运输贸易公司，在一年之后，伍尔沃思零售连锁店被菲利普·希尔说服，通过新亭发行了936万英镑的股份。其他的早期企业客户还包括酿酒企业查林顿公司。
对于一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只专注于海外业务的银行来说，冒险进入不熟悉的领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磕磕碰碰的麻烦。伦敦国民资产公司发行股票的风声走漏给了报社，在斯蒂芬尼和老奸巨猾的《财经新闻》金融城编辑之间发生了一场难堪的遭遇，前者指责后者“在铁路的厕所里收集道听途说的信息”。尽管出现了严重超买，伍尔沃思的股份上市差一点因挂牌结束前的周末在金融城发生的一点很小的恐慌而功亏一篑。在确认函还未能发出时，最后一分钟的退单开始在星期一的上午涌入。员工们不得不整夜在已经关闭的办公室里工作，以便在更多的预定人撤单之前完成并发出成交确认函。当然，与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那些广泛的在铁路和电力公司中的投资相比，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在国内企业金融界仍然只是很小的力量，但是朝着1945年后的复兴方向它已经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次大战期间相应的衰落程度不应该被夸大。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一辈人在败落家族的财富：事实上，大多数财富就像在肉冻里一样被保存了起来。盖伊和他的妹妹杰奎琳每人都有一个英国保姆，尽管这两名保姆对对方都非常厌恶，甚至不愿意一起同桌吃饭。因此，两个孩子在一种奇特的孤立中成长起来，他们不仅与自己的父母隔绝——每周一起吃一次中午饭，而且还相互隔绝；他们与外面的世界也是隔绝的。在上学的时候，盖伊由他父亲的一名司机每天接送，另外还有一名男仆提供额外的保护。他大多数时间很少花在巴黎，而是家族的这栋或者那栋乡间庄园中。每年，整个家庭从费里耶尔（11到第二年1月）前往戛纳（2月或者3月），然后，前往尚蒂伊（复活节和7~9月）。类似的，埃德蒙的童年也是在他父亲租住的肯辛顿宫花园 18号的宅院与他在汉普郡埃克斯伯里的2 500英亩的庄园中度过。在这里以及家族的其他地产上，他们的父母所追求的昂贵享受与他们的祖父辈在他们之前所做的相比并不逊色。在小列昂内尔沉迷于他对园艺的热情，在埃克斯伯里拥有400名园丁作为帮手的同时，爱德华在尚蒂伊拥有他心爱的赛马。莫里斯的妻子诺艾米则因在默热沃建造了阿尔卑斯体育馆而使她那个时代的人动容。由于他们所继承的巨额财富，年轻一代的罗斯柴尔德们对这种超出常人的花钱方式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对盖伊来说，20世纪30年代意味着高尔夫、美国汽车，在比亚里茨跳舞，在多维尔玩赌纸牌。菲利普在阿卡雄为自己建造了一处海滨别墅，一个招待别人老婆的更好的处所，而且通过在皮嘉尔大街建盖他自己的剧院（一个适合放荡的场所）帮助他的父亲挥霍了更多的金钱。
然而，确实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从辉煌开始走下坡路。在1922年，吉米在费迪南德终身未婚的妹妹艾丽斯去世后非常意外地继承了沃兹登；但是当哈罗德·尼科尔森在1939年7月住在那儿的时候，却没有什么给他留下了印象（因为他抱怨）：
与老男爵（费迪南德）在世的时候相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这里有伟大的画作以及塞弗勒的瓷器，但是没有什么品位。吉米不希望改变任何事情，马桶仍然还是用往上抬的拉杆，而不是向下拉的链子。卧室里没有流水，而且尽管从食物和饮料以及花草上看非常奢华，但是住起来真的没有我们在威尔德的土坯房舒服。
这只是审美保守，还是用于豪宅的巨额管理支出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房子中有些需要完全地放弃。霍尔顿在战后以11.2万英镑被卖给了皇家空军，阿斯顿·克林顿变身成为了一家旅馆，而加奈斯贝里成了一处公园。要是自然历史博物馆愿意作为礼物接受，都灵也可能早就易主了。位于西区的第一处罗斯柴尔德住宅，皮卡迪利107号在1929年为了给一家旅馆的舞厅让路而被拆除；9年之后，阿尔弗雷德在希莫尔区1号的豪宅为了寇仁大街的延长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皮卡迪利48号的租约在1937年被放弃了，里面的藏品也进行了拍卖。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宅院中也放弃了3处。或许，这个时期最令人震撼的标志性事件是沃尔特以22.5万美元出售几乎所有他在都灵鸟类标本收藏（除了200只鸵鸟、美洲鸵鸟和鹤鸵）给美国自然博物馆的决定（每件标本还不到1美元）。
1935年，《犹太人新闻报》大胆地提出（或许是得到了某种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巅峰时期”已经“见顶”：“理性化的时代，以及连锁店时代、化工和石油的时代已经来临……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不再是绝对的金口玉言。”过去，人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奢靡的生活方式有某种勉强而恭顺的尊重。现在，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困窘的局面下，这似乎显得有点荒诞——以与小列昂内尔相关的两件奇闻轶事为证。据说他有一次在对金融城园艺社发表讲话时这样说：“无论再怎么小，花园应该至少有不小于两英亩的原始树林。”看到一个装有餐具的餐具盒（作为送给一个雇员的结婚礼物）后，他觉得非常疑惑。“嗯，这个不是太好，”他说道，“你根本无法容纳超过12个人一起吃饭。”在阿尔伯特·科恩的超现实主义喜剧小说《曼吉克劳斯》（Mangeclous）中，也有对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奢华的沐浴习惯以及他们食用梨泥的类似笑话。甚至像塞西尔·罗斯这种满怀同情心的作家也发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衰败的迹象。他的作品《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Magnificent Rothschilds）（1938年）可以被看成是一篇悼文，不仅是为第三代和第四代而作(他们中的最后一人在1937年辞世)，也是为整个家族的辉煌成就而作：“所有的一切已经过去……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罗斯柴尔德的下一代男人中最具聪明才智的人对家族的生意根本不予理会。部分原因是，他们看多了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金融城内表现出来的众所周知的“垂死、讨厌而且十分痛苦”的一面，而对银行这个行业丧失了任何的信心。但是，这也可能是由于维克多在剑桥期间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改良主义者的影响，这些改良主义者中包括安东尼·布伦特和盖伊·伯吉斯，他们的政治倾向本质上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多年以后，曾经有过怀疑说维克多与剑桥的间谍有染，并最终他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说他是“第五人”（在英国秘密部门内部掩藏的最后一名没有暴露的苏联“鼹鼠”）。他与布仑特和伯吉斯的关系在两人被前苏联内务委员会招募后仍然保持得很亲密为这些说法也提供了物证。在战争期间，两人不仅租用了维克多在本廷克大街的房子，而且维克多在1940年8月还推荐布伦特进入军情五处（在布仑特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从坎伯利的情报人员培训班辞退之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且1944年在巴黎的时候，维克多严厉地驳斥了菲尔比认为苏维埃应该遭到“坚决”抵制的言论。然而，维克多对这个期间他的朋友们的背信弃义行为似乎一无所知。尽管毫无疑问维克多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左翼，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非常没有生气”，正如他对更早一些的改良主义者凯恩斯所承认的。（他也不是同性恋者，这是俄罗斯人招募布伦特和伯格斯策略的“弱点”之一。）当他最后在1962年发现菲尔比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没有半点犹豫，马上把这个情报告诉了他以前在军情五处的同事。
不管怎么说，维克多回避进军金融的决定都给家族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鸿沟，因为他的堂兄弟们都还太小，无法替补上来。在经历了很平庸的剑桥职业生涯之后，埃德蒙，这位列昂内尔的两个儿子中的老大，在1937年10月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旅程，一直到1939年5月才结束。尽管在他的旅程表中包括了很多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重要代理商（比如在巴西和智利）的拜访，但还不能说他的旅程是金融之旅。
罗斯柴尔德法兰西银行在这个时期也失去了一位合伙人，尽管情况与英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1934年埃德蒙的辞世一夜之间改变了拉斐特大街权力的均衡。因为埃德蒙的大儿子吉米将他的股份转给他的岳父以及他的兄弟莫里斯，这位多姿多彩的政治家现在继承了所有资产的1/3，这还不包括埃德蒙在拉斐特酒庄的33%股份的一半。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活动，也或许是因为他卷入过声名狼藉的财产官司，他的堂兄弟爱德华和罗伯特决定收购他所有的股份。然而，莫里斯拒绝就这样忍气吞声地离开。在三个合伙人未能就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投资8 000万法郎的一家没有盈利的摩洛哥公司的处置达成一致之后，莫里斯提出了起诉，引用了他的祖父詹姆斯所规定的“源自于他的家族的三家分行都是相互代表的”。只是在1939年9月，经过仲裁之后，收购问题得以解决。后来的发展或许让人们对这次罗斯柴尔德法国家族资源的分裂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然而，在这个时候，莫里斯似乎并不重要，特别是现在盖伊已经坐进了合伙人办公室。当时不管怎么说，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以及其广大的商业帝国的日常事务越来越多地委托给了外人，其中著名的是前公务员及公共工程部部长勒内·迈耶。
由辱骂到政治行动
关于罗斯柴尔德权力神话的最大的讽刺当时到达了巅峰。被大萧条的苦难推进权力中心的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不论在法国、德国，还是奥地利，都在引导着前所未有的煽动性宣传来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自两个极端的、混合了人格侮辱的言辞，当然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罗斯柴尔德家族遭受这种辱骂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这一次唯一的新意在于这种言辞上的辱骂变成了政治行动。
在法国，1934年的事件对重新煽起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敌意起了很大作用。一位名叫斯塔威斯基的小党派骗子在1月份的自杀暴露了已经被公认为第三共和国重要特点的那些金融丑闻中的一个。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部分原因是政府企图对事件真相欲盖弥彰所造成的后果——出现了由一个很多“党派”组成的松散联盟领导的右翼政变，这些党派包括头发已经花白的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兰西行动党、非常年轻的战斗十字团，以及由弗朗索瓦·德·拉·罗克领导的退伍军人组织。尽管政变失败了，它还是迫使爱德华·达拉第的政府辞职。1934年的晚些时候，在激进党的年度大会上，达拉第发表了一份反对“200个家族”的长篇演讲，他宣称，这些家族是“法国经济的主人，因此也是法国政策的主人”。他以一种威胁性的暗示补充说：“这些都是压迫，一个民主的国家不应该忍受的压迫。”这种暗示一年之后被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放大了，它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拉·罗克有关联。确实，拉·罗克的名字出现在实业家厄内斯特·默西埃的雇员名单上，而且罗伯特·德·罗斯柴尔德对有人说在1936年6月14日的维克多犹太教堂看到过他与拉·罗克在一起，也没有否认。但是事实上，法国右翼的所有其他人物——包括像瑟林和皮埃尔·加克斯索特（《我无处不在》的编辑）这样的作家——是反犹太人的。在1939年1月，莫拉斯的杂志《法兰西行动》（L?action Francaise）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保护德国犹太人的地位而煽动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
左翼得到了实施其威胁的第一次机会。在1936年，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人民阵线政府，它所宣扬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把国家从金融封建主义的魔掌中解放出来，具体做法是解散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会，确立国家对法兰西银行的主权”。罗伯特很准确地预见到了“艰难的日子、星期、月份，而且所有的天空——内部的、金融的，还有外部的——都是令人窒息的黑暗。”权力一旦到手，人民阵线所做的与他们那些激进的支持者们所想要的相比要少很多。确实，通过为法兰西银行建立新的委员会，新政府试图稀释“200个家族”的势力，因为法兰西银行的委员会里“专家”的数量超过了股东。但是，它并没有对法兰西银行进行全面的合理化改造。甚至在对7条主要的铁路线路上停止私人铁路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时也很难被说成是征用。因为当政府拿走北线铁路的经营权的时候，北线铁路公司并没有被撤销；相反，它获得了新成立的国家铁路局27万股的股份，一份有保障的根据其收入计算的年金，以及董事会中的席位。可以证明的是，部分是由于勒内·迈耶坚持不懈的讨价还价，这些公司从这些领域退出来的时候都获得了一定益处，因为政府从它们的身上剥离了总计60亿法郎的债务，与此同时，公司还保留下来了他们的非铁路资产。
在德国，1933年的时候一个总体上更加残忍的联盟上台了，主导的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仇视在运动萌芽时期的纳粹宣传中就是一个特征，尽管在希特勒年仅12岁的时候，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就已经关闭。这种仇视很快就转化成了行动。开始时的攻击大多只是象征性的：在1933年12月，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大道被重新命名为卡罗琳格尔大道，而鲁伊森普拉兹和玛蒂尔登斯特拉斯失去了证明他们是家族成员的徽章。一直到1938年4月，随着《犹太人资产登记法令》的颁布，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才受到了直接的攻击。在1939年11月份风起云涌的反犹太人大游行后，几乎所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慈善及教育机构——总数大约在20家——被解散，唯一的例外是卡罗琳娜姆牙科诊所，这家诊所已经成为了法兰克福大学的一部分。这些机构中最大的是威廉·卡尔·冯·罗斯柴尔德男爵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在市政当局的压力下进行了“雅利安化”，对其创始人的所有说明都被抹去。与此同时，德国犹太人协会被迫将马蒂尔德·冯·罗斯柴尔德儿童医院，乔金·萨拉·冯·罗斯柴尔德病残外国以色列人基金会以及位于格罗斯·沃尔本26号的罗斯柴尔德居住区的资产出售给法兰克福市政府。盖世太保还征用了位于黑森地区的A·M·冯·罗斯柴尔德肺病疗养院。至少还有4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的机构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少数几位定居在德国的家族成员的私人资产通过类似的方式也被剥夺，尽管事实上到1938年的时候其中还有相对极少的一点被保留了下来。在征用的程序开始之前，马克斯·冯·戈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的儿子阿尔伯特、鲁道夫和埃里克将位于格伦贝格和柯尼希施泰因的家族房产变卖，并选择移民（阿尔伯特去瑞士，并于1941年在面临被遣返的威胁时自杀）。但是马克西米利安此时已经是95岁高龄，已经无法离开了。他留在了位于伯克海默尔——兰德斯特拉斯的住所里，这里的花园还是他妻子的曾叔祖阿姆谢尔一个多世纪前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获得解放的最初年代里买下的。可是，后来他只被允许在宅院里保留一个房间，悲剧般地应验了阿姆谢尔的噩梦——追忆到1815年的那些夜晚，当阿姆谢尔初次在花园的“自由空气”中睡着的时候——马克西米利安被迫以区区61万德国马克（已扣税）将此资产卖给法兰克福市政府。反犹太人运动爆发之后，他又被迫将他的艺术品收藏以230万德国马克（已扣税）的出售给市政当局，并且将剩余资产的25%捐给德意志帝国作为“补偿款”（戈林的典型设计，让犹太人为纳粹破坏主义者造成的财产损坏埋单）。当马克西米利安在1940年去世的时候，他剩余的资产被没收了。5年之后，当盟军的炸弹摧毁了那所他渡过生命中最后时光的房子，以及位于波恩斯特劳斯古老的法尔伽斯办公楼和老的斯塔姆豪斯的时候，他们所摧毁的那些遗迹已经不再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了。那些不合法的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他们起源城市里抹去的做法在部分实施肉体上的灭绝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
想象纳粹主义的兴起对在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意味着什么并不困难——这个城市与希特勒对犹太人引发威胁的担心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当温莎公爵在他为了沃利斯·辛普森而退位后在施洛斯·恩泽斯菲尔德与尤金待在一起的时候，据说他曾经与主人谈起过他写一本关于德国犹太人遭受迫害的书的想法。不久之后，尤金离开奥地利前往英国，随后，他的大哥阿方斯也步了他的后尘。路易斯选择待在银行，但是采取了防范措施，把维特科威兹钢铁工厂的所有权转给了安联保险公司（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仍然对该公司拥有控制性的股份）。他还把自己对所拥有的奥地利资产的处置权转给了纽约的库恩银行、洛布公司。这还不能做到足够的保险。在奥地利——德国在1938年3月11日结盟的第二天，当兴高采烈的人群欢迎希特勒的军队进入维也纳的时候，路易斯试图离开这座城市，但是他的护照被没收，而且在3月13日他被逮捕，并被带到了设在大都会饭店的盖世太保总部（他在这里发现，与自己并排而立的还有前奥地利财政大臣库尔特·冯·许坭格，因为后者迎合希特勒的努力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另外还有社会主义领导人利奥波德·孔兹查克）。没收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的程序马上开始。人们看到党卫队队员几乎从路易斯被逮捕后就开始从他的宫殿里抢夺艺术品。3月30日，S·M·冯·罗斯柴尔德的企业由一个新成立的奥地利公有企业与工厂信贷局根据维也纳当局的经济顾问沃尔特·拉费尔斯伯格的命令强制接管。沃尔特·拉费尔斯伯格后来被指控有预谋地没收所有奥地利的犹太人资产。随后，接管后的企业交由一家叫默克·芬克公司的德国企业管理，并最终于1939年10月卖给了他们。
下一个目标是维特科威兹钢铁厂，这个企业早已被戈林看成是一块能给他那开始露出冰山一角的以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为中心的实业帝国带来丰厚利润的肥肉。当然，维特科威兹仍然还是在捷克的国土上，而且戈林派去的特使奥托·韦伯很快就发现，这个企业已经不再属于罗斯柴尔德维也纳银行，而是属于安联。另外，维特科威兹的董事会已经为防止公司在瑞典弗雷亚铁矿的股份以及20万英镑的外汇被没收进行了防范性安排。路易斯因此真正占领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有利位置。当希姆莱为了亲自讨好他，给他的监室送去一些装饰华丽的法国家具的时候，他还能够让他们拿走，并抱怨说这些家具弄得他的监室像“克拉科夫的妓院”一样。尽管路易斯不得不交出他的奥地利资产的大部分来获得自己的释放，但是家族还是能够坚持为维特科威兹开出价码（尽管是一个打过折扣的价格）。但是这样的法律细节最终注定逃脱不了被纳粹的不可抗力不予理会的命运。尤金将钢铁厂以1 00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希望，在希特勒1939年3月威逼布拉格政府接受被吞并的建议时，彻底破灭了。在公司已经实际上被置于德国的掌控之下之后，戈林的代表汉斯在荷兰银行董事卡尔·拉希的协助下，加大了压力。一个新的监管委员会成立了起来，包括汉斯、拉希和保罗·普莱格（国家工厂的总裁）。与此同时，弗里茨·克朗法斯——希姆莱的副官兼德累斯顿银行监管委员会委员根据掌握的情报告诉拉希，按照货币法律的规定，维特科威兹所有权在海外的转让是违法的。最后，在1939年7月，双方达成了以290万英镑出售工厂的协议。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德国人找到了不付款的完美借口。结果就是在被纳粹政权没给任何补偿进行罚没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的长长的清单上，又加上了维特科威兹的名字。在1941年1月，当43 300股维特科威兹的股票从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金库被找到的时候，戈林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更进一步了（尽管这也不可能从技术上给他提供控制性的股份）。（一直到了1953年，建立于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才最终把工厂的补偿款付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金额是100万英镑。）
然而，希特勒及其走狗真正垂涎的还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业投资，而是他们的艺术品投资——那些早期大师们的作品、塞弗勒瓷器、路易斯·坎泽家具——这些都是这个家族金融成就的最耀眼的果实。在逃离奥地利的时候，阿方斯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最伟大的欧洲私人收藏馆；而且杜维恩勋爵想收购它的努力（很可能是代表原来的所有人进行出价）也终告失败。由于得到了如此众多的早期大师的作品，希特勒产生了在林茨建立一个新的德国艺术馆，为德意志帝国建立自己的卢浮宫的想法。为了这个目的，1939年6月，希特勒任命汉斯·波斯着手实施这个计划，将从奥地利犹太人手中掠来的精品画作放入“元首藏品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品偷盗行动的开始。
一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为止，剥夺犹太人财产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强迫他们从德国领土上移民（从这个角度说，在普林兹·尤金斯特劳斯的罗斯柴尔德宫殿由阿道夫·艾希曼的犹太人移民中央办公室占据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办公室与拉费尔斯伯格的资产交易办公室紧密协作）。很自然地，很多（尽管不能说全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都想出去，而纳粹对他们的离去并不反对，只要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对他们进行罚款。主要的德国犹太人银行家——最有名的是马克斯·沃伯格——发现他除了为这个过程提供便利外，别无选择。然而，对于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处于德国控制的领域之外，这就产生了很多尖锐的矛盾。早在1933年6月，小列昂内尔成为一个新设立的英国救助德国犹太人中央基金请愿团（后来更名为救助德国犹太人理事会）的5个总裁之一，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捐献了首笔1万英镑的捐款。5年之后，在1938年初，有报道说理事会募集了100万英镑，包括罗斯柴尔德又追加捐助的9万英镑；随后，在11月份又再追加了5万英镑。然而，人们并不清楚，怎样才能最好地使用这笔钱去帮助德国犹太人。管委会的代表们就抵制德国商品的想法发生了分歧，例如，这有可能导致沃尔特辞去副总裁的职务。当詹姆斯·G·麦克唐纳以及费利克丝·沃伯格在1934年的一次犹太商人会议上发言的时候，他们发现与会者对鼓励从德国移民的其他办法缺乏热情。在次年，麦克唐纳带着更为可行的办法回来（由马克斯·沃伯格设计），用300万英镑的资本建立一家新的银行，为德国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提供资助。尽管小列昂内尔在开始的时候“几乎热情爆棚”，但是这个计划却因为细节过早地泄露给了媒体而告失败。安东尼和小列昂内尔两人对沃伯格后来提出的一个英国——美国犹太人政治局的方案表现得更加小心谨慎，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犹太人的国际运动中表现得太抢眼，会危及到他自己的英国公民权”。
小列昂内尔的侄儿维克多也参与了英国中央基金会的工作。“只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出生，”他在1938年10月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会议上这样说，“我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难民，或者会在集中营里，或者成为维也纳大都会饭店的客人。”然而，他讲话的其他部分成为了对政府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政策的辩护。他12月份在府邸举行的鲍德温侯爵难民基金会上发表的讲话也发出了类似的矛盾声音：
我知道儿童被枪杀。我见过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而且我能告诉你们，他们的亲身经历使很多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恐怖故事完全就是小儿科。我怀着伤心的心情收到了很多孩子写给我的令人悲痛欲绝的信，很多的文献报告以及观察家的个人评论。所有发生的这一切让我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做我自己自我陶醉的、没有责任感的快乐科学家。
“这种对60万人的慢性谋杀，”他对听众讲到，“是历史上很少见到的恶行。”然而，他继续讲道：“尽管我们怀有人道主义的感情，但是或许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现在有些令人不太满意的事情，难民在蚕食着我们这个国家的隐私，就算是在相应较短的时间也会令人不快。”至于增加向巴勒斯坦移民，英国政府在那里的处境是“非常令人头痛的复杂”。1939年3月，维克多在出访美国并与美国的难民组织进行会谈后，呼吁给理事会提供16万英镑用于推动德国犹太人从德国的移民。这里他再一次提出了条件。“不管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疑虑，”他辩称，“如果我们能够有序地大批撤出，而且能从德国方面得到些微的经济让步，我们才能对这个巨大的问题有一些具体的想法”；他仍然对“数十万人的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持悲观的态度。甚至在1946年，在参议院发表演讲的时候，维克多还在为限制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政策进行辩护，尽管“他自己就有一名75岁高龄的叔叔在一处种族清洗的营地外被党卫队用棍棒打死”。
更为困难的局面困扰着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因为在纳粹政权上台的头一年，就有数千名犹太人穿过边境涌入法国。尽管罗伯特支持建立一个非正式的机构帮助这些难民——在1936年重组为难民援助委员会——他仍然一直担心新涌入的难民对法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犹太人社区可能会产生的影响。1935年5月，他在巴黎教区议会（他在两年之前当选为总裁）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而这篇讲话只可能被解读为对新移民的批评。“本质上，”他宣称，“外来的元素在以最快的速度聚集……移民过来的人应该像客人一样，应该学会怎样才能举止得当，不要过多地指责别人……而且，要是他们在这里过得不开心，那么他们最好离开。”这是老的社会同化论者对新的犹太移民的抱怨。
因此，唯一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就是找到犹太人可以容身的另外的地方。纳粹自己考虑的是马达加斯加。很有意思的是，盖伊·伯吉斯从军情六处D科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当时他还是一名自由职业的情报人员）是——引用他在1938年12月向莫斯科很诚实的报告中的说法——“煽动罗斯柴尔德勋爵”来“分裂犹太运动”，并且“建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魏兹曼博士的势力”。大约在同样的时间里，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向新亭提交了一份购买20万英亩巴西马托格罗索的土地“用于殖民”的建议；另一个方案是在苏丹的马拉卡勒和博尔之间的上尼罗河谷地区——据称这是“一个广大的地区……没有人烟，因此，犹太人可以自己组成一个重要的殖民区”——安置犹太人。另外，肯尼亚、北罗德尼西亚和圭亚那也都进行了考虑。一直到了最后关头，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才意识到有必要接受难民进入英国和法国。1939年3月，爱德华的妻子吉尔曼将费里耶尔边上的一所老房子改造成了一处可以收容大约150名儿童难民的旅馆。在德国入侵之后，难民们被撤离到南部，之后解散，有的逃到了美国。另一处更为安全的庇护所建在沃兹登，供30名在战争爆发之前从法兰克福的孤儿院被救出来的儿童使用。
到了1939年，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很多名成员自己本身也都沦为了难民。1940年5月德国对法国的入侵极大地增加了落难者的人数。甚至在巴黎沦陷之前，罗伯特就已经抵达了蒙特利尔的安全区，并且带走了他的妻子内利和两个女儿，黛安娜和赛西莉。然而，一直到7月份，他的堂兄弟以及高级合伙人爱德华——当时已经是70多岁的高龄老人——才选择离开法国，最后在经过一番颠沛流离，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才辗转到达了美国（他也是在他的妻子吉尔曼和女儿贝萨碧的陪伴下走的，他的大女儿杰奎琳已经与她的第二任丈夫定居在美国）。他们以前的合伙人莫里斯也在加拿大停留了下来，而他的前妻诺艾米和儿子埃德蒙在瑞士佩尼的房产里避难。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一代的人中另一位——亨利已经在葡萄牙定居。最后阿兰已经有孕在身的妻子辗转经过西班牙和巴西后到达美国，而盖伊的妻子阿丽克斯却选择了经过阿根廷的路线，但是最终还是与她的丈夫重逢了。
年青一代的男人们则留下来战斗。罗伯特的儿子阿兰和埃里双双被德国人逮捕，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在一个位于吕贝克的战俘营度过，一直到战争结束。爱德华的儿子盖伊要幸运些。作为一名装甲兵军官，他指挥着一个快速反应机械化排，参与过法国北方的惨烈战斗（他因此获得了十字勋章），至少有两次差一点儿就被德国人俘虏。在法国被占领后，盖伊返回到法国未被占领军控制的地方，居住在拉布尔布勒的奥弗涅温泉小镇，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的总部也移到了这里。但是在1941年，他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维希政府已经完成了呼应，甚至参与德国反犹太人的行动，他决定离开法国，在销毁了不必要的文件之后，他带着必要的文件通过摩洛哥逃离了。
亨利的两个儿子詹姆斯和菲利普也经历了几乎同样的经历。前者在经过西班牙逃到英国之前在空军服役（这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一样）。菲利普因为参加战斗而负伤染病未能走成，但是经过或许是最痛苦的磨难后最终还是逃离了法国。在他的第一次尝试中，他在摩洛哥被逮捕，他最后徒步穿越了比利牛斯山，从葡萄牙乘飞机到达英国。由于这个原因，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多数成员选择随着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返回欧洲大陆（尽管应该强调戴高乐的军队内也存在对犹太人不友好的元素）。盖伊参加戴高乐军队的决定差点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载他回来的船在横穿大西洋的时候被鱼雷击中。但是他大难不死，在戴高乐的参谋部任联络官，并在1944年随皮埃尔·凯尼格将军返回法国。詹姆斯也加入了自由法国，同时加入的还有他的兄弟菲利普、他的妻子和大女儿。
与奥地利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获胜的德国没有浪费任何时间，马上染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在法国遭到入侵之前曾尽量将一些资产转移到了海外（比如它所持有皇家荷兰银行的股份存放到了蒙特利尔的一家银行里，尽管这些在法国沦陷的时候被当成是敌人资产而遭到冻结）。另外，有些家族成员出逃时也随身携带了一些珠宝：根据一份报告提供的资料，爱德华到达纽约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宝石价值100万美元。然而，家族财富中的绝大部分对于占领者来说是很容易染指的。1940年9月27日，当德国人准备启动鉴别犹太人所拥有的公司的程序的时候，陆军元帅凯特尔签发了一份特别指令给沦陷法国的军政府，要求没收“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财产”，包括所有已经上交给法国政府的部分。在随后的一个月，德国人的命令任命了管理犹太人公司的管理者。德国空军和后来的一名德国将军占用了位于玛雷尼大街23号的罗斯柴尔德宅院。
然而，德国人很快发现自己在与他们自己指定的傀儡维希政府进行着竞争。甚至在凯特尔下达命令之前，贝当政府就签发了一份法令，宣布所有在5月10日之后离开法国大陆的所有法国人已经“散失了他们自己作为国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应地，他们的资产将被没收并出售，收益归维希政权所有。这显然适用于爱德华、罗伯特和亨利。不久之后，贝当提出了对罗斯柴尔德在拉斐特大街办公大楼的要求，打算作为政府的福利局，而且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他打算按同样的方式来处置属于这个家族的其他建筑，将它们全部纳入新成立的公共财产办公室的手中。
从某些方面看，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份财产是被德国人还是被维希政府所窃取并没有什么差别。后者也是受反犹太人思想的驱使，作为证据的是贝当政府1940年10月3日和1941年6月2日签发的法令，这些法令严格限制法国犹太人的权利，而且在亲德国的报纸，像《巴黎晚报》和《纪实》长篇累牍地满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尖刻攻击。我们也无法很肯定地说维希政府的官员在对待罗斯柴尔德的财产上会比德国人做得要仁慈些。莫里斯·贾尼科担任贝当政权的公共财产办公室，比如，据说他就曾经阻止德国人扫荡拉斐特的酒窖；但是，对于未能出售伊利的讷伊马房、艾伦在瑟克大街的房子、米里亚姆在布洛涅和巴黎的房子最有可能的解释可能还是因为缺乏买主。正如我们可以从他在1941年5月给德国当局的报告中看到的——强调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现在属于维希政府给人留下的印象——其目的是对德国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而不是为了保护罗斯柴尔德家族。贝当的犹太人问题委员会企图把埃德蒙在1927年创立的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改造成供人种改良学家亚历克西·卡雷尔使用的实验室就充分说明维希政府与第三帝国之间的臭味相投的程度。
如果说维希政府在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资产上打败了德国人的话，那么德国人在掠夺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艺术品收藏的竞赛方面击败了维希。这里部分原因是藏品实在太多，很难及时地从被占领区转移出去。在1940年5月和6月的大恐慌期间，米里亚姆匆忙将他的一些藏品埋到了迪耶普的沙丘下面（埋藏在该地的油画一直没有被找到）；而爱德华的藏品被分散藏在他在鲁克斯的地产上面，这里距离诺曼底的蓬莱韦克很近，另外也藏了一部分在他位于莫特尔的种马场。来自拉维辛以及其他地方的罗伯特的藏品，被埋藏在西南部的马尔芒德，而菲利普的画作大多藏在波尔多。所有这些隐藏点很快就都被发现了。更加被虎视眈眈盯上的是在费里耶尔的大量收藏（尽管布歇的挂毯被作了很好的掩饰，使占领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它们一直在那里挂着）：亨利在木埃特酒庄的收藏；莫里斯在德阿曼维里耶的藏品；在巴黎主居的油画（莫里斯的在法布街41号，罗伯特的在玛雷尼大街23号）。
领导寻找并掠夺这些藏品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是纳粹种族理论家和“纳粹党总体精神及哲学发展的元首代表”。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敌对的犹太人家族，因而他们保留所有这些藏品的行为不会让我们觉得感动”。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之内，他搜集了203处私人收藏点，包括上面提到的很多地方：总件数达到了21 903件。这些当时都存放在Jeu de Paume（室内老式网球博物馆），1940年11月，戈林到达了这里，并代表希特勒作为“买家”。这位帝国元帅为自己挑选了大量的珍品，包括来自于爱德华藏品中的部分荷兰和法国作品，还给他的妻子选了一幅梅姆林的圣母像；但是最为珍贵的罗斯柴尔德藏品——维米尔的《天文学家》，布歇的《蓬帕杜夫人》以及30幅其他杰作，包括哈尔斯和伦勃朗的肖像——他全部打上记号送给了希特勒。毋庸讳言，这些根本不是以任何可以理喻的方式进行的购买行为：他为自己和自己的主子所挑选的画作的估值低得令人感觉到荒谬。
戈林在1941年2月和3月又回来进行类似的疯狂采购，在购买的物件中包括了一件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理石群雕（镶嵌画）《欧罗巴的梦魇》，他把这件作品运送到了他那北欧风格的猎场别墅卡琳宫。到3月20日，罗森堡报告说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派了一列火车满载着这些偷来的奇珍异宝送到了巴伐利亚的新天鹅堡。在战后对他的档案进行详细检查的时候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被掠夺品的最重要的单个来源：来自9个不同地方的总数为3 978件的物品被证实属于家族的成员。维希政府的做法比较起来就太差劲了，尽管他们确实在塔布找到了莫里斯的藏品（价值约3.5亿法郎），以及一卡车的属于罗伯特、莫里斯和尤金的油画。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多数被盗窃的作品被盟军的先头部队发现，尽管有一些——比如华铎的作品，以及被戈林拿走的《欧罗巴的梦魇》——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梅姆林的圣母像在戈林向活捉他的美军行贿的时候被发现。但是更多的可能已经遗失了。只有在党卫队情报主管卡尔滕·布龙纳的介入后，才阻止了狂热的多瑙河上游地区的埃格鲁伯省长炸毁阿尔陶斯盐矿（位于萨尔茨堡东南部）的企图，使他们把大量油画埋在地下不还给“国际上的犹太人”的图谋没有得逞。
如果希特勒在1940年英国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成功实施了他的“海狮行动”，那么，类似的命运可能也将降临到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剩下的私人藏品的头上——命运可能将更为悲惨，因为对英国的入侵将会使对德国最终的决战更加难以实现。希特勒没做到，因而他们幸免了。然而，这种幸免也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幸免。在第五代中，只有安东尼活着看到了盟军的胜利，在国民卫队中当了一名下士；查尔斯和沃尔特在战争爆发前就去世了，而小列昂内尔在1942年1月去世。下一辈要么是忙于战争，无暇顾及考虑银行的业务，要么就是太小，比如像小列昂内尔的第二个儿子里奥（出生于1927年）以及安东尼自己的儿子伊文利（出生于1931年），他们1940~1943年在美国度过。小列昂内尔的大儿子埃德蒙拒绝像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选择的那种放弃个人的理想服从父辈安排的做法，也就是在圣斯威辛的小巷里旁观战争。他以一名巴克斯义勇骑兵队炮兵军官的身份加入了英国在法国的远征军，在瑟堡差一点被俘，之后随第77（高地）野战团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维克多在军情五处的商业科开始他的战争生涯，后来参与了撤弹工作（为此还获得了乔治勋章），并负责首相的个人安保工作。这项工作使他与丘吉尔和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乔克·科尔维尔建立了亲密的私人联系，而且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会在1943年7月被委派参与高度敏感的对波兰流亡政府首脑弗拉迪斯劳·西科尔斯基将军之死进行调查的原因。另一个与丘吉尔有联系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是吉米，他在1945年3月成为了供应部的副部长（尽管这是最短的部长任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