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有这些对家族的企业来说都没有任何直接意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施展他们传统作用的空间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小很多。战争的力量不再是由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来控制；一个新的凯恩斯的时代已经到来，政府可以更加直接地干预经济生活，控制生产要素的分配，操纵总需求的水平，而货币只是一种国家账务中方便的单位。在这个年代，安东尼在战争期间所主持的公司似乎完全是时空的错乱。新亭自己在那里几乎就是在唱空城计。大概一半以上的员工和所有的现金凭证都被转移，跳出了闪电战的范围之外。其他的——比如像佩林这样的年轻人——被召集起来进入部队。只是留下了一些老手，像菲利普·霍伊兰，使用地下室作为防空洞坚持工作。当1941年5月10日夜间，金融城遭遇了规模空前的空袭时，罗斯柴尔德办公大楼被燃烧弹击中，但仍能保持运转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这只能说是太走运，而紧邻的索特斯大楼却被摧毁，当时的文章描述称“大火笼罩了新亭的四周”。罗斯柴尔德的其他财产也被征用为战争服务。皇家铸币精炼厂转产大炮的部件。埃克斯伯里被海军征用（并被临时重新命名为HMS马斯托顿）。而查尔斯和罗茨卡在阿什顿-沃尔德的院子被红十字会和军械局征用。不可避免地，这些建筑也都受到了一些损伤，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敌人所为。在伊文利·沃的《重访桥头》中，这种战争的创伤似乎预示着一个老旧的天主教贵族社会的解体。当她回想在她去布莱奇利为战争工作而离开之前，阿什顿的花园里留下了些什么的时候，维克多的姐妹米里亚姆也感觉到自己的家族正在衰败：“大屠杀；战争；我父母的死亡；花园的消失。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再有意义了。”
家族中有两名成员直接死于纳粹的种族清洗政策。维克多在他1946年参议院的发言中提到的婶婶，是他母亲的大姐阿兰卡，她死于布痕瓦尔德。另一位受害人是菲利普一直疏远的妻子莉莉。“德国人为什么要害我？”她曾经在1940年时问他，“我来自一个古老的法国天主教家庭。”尽管她恢复了她原来的称谓，查姆布尔伯爵夫人，她还是在1944年7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最后一趟火车送到了拉文斯布吕克，也是在那里，有人后来告诉她的丈夫，她被残忍地杀害了。因此，这个最黑色的幽默就是，唯一被纳粹杀害的叫罗斯柴尔德名字的人不是一名犹太人，而且她早就否认了这个家族的名字。
只在几个月之后，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少校带领他的200人的（犹太人）野战团——1944年11月组建的犹太人步兵旅团的一部——“通过一个上面仍然还有令人厌恶的反犹太人口号的牌坊”，进入到曼海姆镇。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城镇的时候，有人开始高喊：“犹太人回来了！犹太人回来了！”几个月之后，他造访了希特勒的山顶掩蔽所“鹰巢”。“看到很多打破的塞弗勒瓷碎片，”他后来回忆道，“我怀疑这些可能偷自我某个堂兄弟的家里。”这真的很有可能。
后记
家族中最重要的力量是团结。
伊维莱恩·德·罗斯柴尔德爵士
1996年
今天到新亭的访问者走进的是一座用黑白大理石修建的现代风格的建筑。然而，入口处的大厅里挂的是威廉斯·阿姆菲尔德·霍布迪1820年所画的内森·罗斯柴尔德及其家人的肖像画。如果N·M·罗斯柴尔德公司不重视自己的历史，而且不对自己的历史引以为傲的话，这幅肖像就不会挂在那里。那么，这部书也就不会面世了。然而，很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银行的过去与它的现在和未来到底有着什么样切实的联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N·M·罗斯柴尔德公司是一家世界上最大的而且主宰着国际债券市场的银行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来看，19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稳定多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把美林、摩根士丹利、J·P·摩根，或许还应该加上高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合并在一起所能产生的作用。相反，在今天，该银行在国际金融服务的业务中只是占有了一个很小的专业领域，被那些像汇丰银行、劳埃德银行这样过度扩张的企业集团以及花旗集团这样庞大的银行远远地比了下去。那么，我们在这儿回首往事，除了抚今追昔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这就是本篇后记想要回答的问题。从1945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应该把它当成银行的历史来看，而是应该看成是一篇关于历史在保证其战后的复生以及现在的成功中所起作用的论文。
延续性
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历史或许可以在20世纪40年代画上记号。这并不是因为安东尼·德·罗斯柴尔德的原因。在他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度过了他灿烂的青春年华，并在大战中留下了辉煌的记录后，他开始投身于维护自己的罗斯柴尔德继承物的事业中。与他众多的祖先一样，他是一名热心的收藏者，特别热衷于中国的陶瓷，同时还狂热地陶醉于葡萄酒的酿制中。1925年，他入选了赛马俱乐部，并继续经营着他父亲在纽马基特的马房和宅院。1926年，他娶了伊冯娜·卡恩·德安维尔丝，而新娘的家族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与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有业务联系（他甚至曾经在他的亲戚克鲁侯爵的家里遇见过她，当时克鲁侯爵出任驻巴黎的大使）。他在犹太人社区事务中的作用也与上几代的前辈一样：像他的叔叔纳蒂，他是百分之四住房产业化公司的董事长；像他的父亲与他的叔祖父老安东尼一样，他是犹太人免费学校的总裁。然而，安东尼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保持他的家族最根本的作用：银行家。
对于这项工作，他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近乎苛刻的勤奋。每天，他都乘火车从莱顿巴泽德（离他在阿斯科特的住所最近的车站）到尤斯顿，之后继续前往新亭。在合伙人餐厅吃过午餐后，按照哈罗德·尼科尔森的描述，在下午两点半“匆忙离开”，“因为此时工作重新开始，罗斯柴尔德企业的巨大轮子开始旋转”。然而，事实上，战争极大地缩小了N·M·罗斯柴尔德的“轮子”尺寸——而且安东尼加入到业务中时并没有想要加快轮子旋转的速度。“他们知道我们生活在哪里，”罗纳德·佩林记得他这样说过，“如果他们想与我们做生意，那就让他们过来跟我们谈。”作为战后世界的一句格言，听天由命的味道或许太浓了一点。埃德蒙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发现新亭的生活出奇的安定：合伙人在10点至10点半之间来到办公室，认真阅读送来的邮件，“看看是否有什么可能带来生意的消息”：
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做法是所有的信件、支票、债券、汇票和其他类似的文件要由合伙人签署……结果就是总是有一大堆的文件等着我们签字……在文件上签上我的名字之前，如果我硬着头皮对托尼说，“我对这个事情好像不是很清楚”，他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的：“对，你当然不清楚。”
除了在担保信托公司以及库恩——洛布公司短暂又不太愉快的纽约学徒生涯（在那里，他“老是有一种被看成穷亲戚的感觉”），埃德蒙在成为合伙人之前所受到的金融训练非常有限。他的弟弟利奥波德——他在1956年成为了合伙人——也在库恩——洛布，以及摩根士丹利和格林米尔斯进行过轮训；但是安东尼曾经告诉过他不要在剑桥很认真地学经济课程，原因是他应该成为一个合伙人。劳埃德银行的前财务主管戴维·科尔维尔——他当时以事实上的合伙人身份加入了新亭——也不能说成是新鲜血液：他的后祖母是克鲁侯爵夫人，汉纳·罗斯伯里的女儿。业务的日常管理工作大部分留给了休·戴维斯，他继任了塞缪尔·斯蒂芬尼的总经理的职务，以及他的助理迈克尔·巴克斯——这两人都是在N·M·罗斯柴尔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并不是所有这一切使得这个公司在那些年代金融城里俱乐部式的，甚至是那种令人昏昏欲睡的氛围下显得鹤立鸡群。当然，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战后的英国仍然保持着战时经济的很多管制，其中就有对罗斯柴尔德一直以来的基础业务——资本输出的管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传统的国际债券的发行空间非常有限。另外，这个时期正好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达到巅峰的时期，而且尽管艾德礼政府对贝弗里奇和凯恩斯的推崇远甚于对马克思的推崇，他们也很难给金融城以好脸色看。参阅下面来自1948年1月采访中的一个工人党支持者的看法：
我不认为一个人应该有权拥有太多的财富，除非这些财富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自己的父亲是个有钱人不是一个太好的理由……我们已经与保守党就下面的条件产生了共鸣：失业、缺乏营养、没有规划、国际形象不好、缺乏公平正义……教育和机会、未开发的资源以及没有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些错误得到改正的唯一时机是在战争期间，局势和内阁中的工人党成员迫使国家将基础产业和商品交由政府来控制……战争无情揭示了过去托利党人思想的愚蠢性，他们认为人们只能为私人老板打工赚钱，因而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我希望那种肆意妄为的为私人谋利的私营企业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再复返……拥有大量的金钱并不能就让你自动地获得幸福……在社会主义政府里，富人不再拥有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像他们以前所拥有的那么多钱和特权的事实，对于富人来说确实可能会感觉不方便；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而且我认为你将会发现，很多有钱的人……将不会不合时宜地为这样的前景杞人忧天。
这些话不是出自于安奈林·贝文之口，而是出自于罗斯柴尔德勋爵三世之口的事实，可以让我们了解他为什么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保持着与新亭的距离的原因。当他最终在1959年离开学术界进入到私营领域的时候，他所做的是在皇家荷兰壳牌（不可否认，这是一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历史渊源的公司）领导科学研究工作。
自1941年开始，对老的合伙关系进行重组的工作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当时成立了一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有限公司，作为在出现当时合伙人有一人或者两人在战争中战死的情况时的公司法定的继承人：新公司以其自有的权益成为一个合伙方。在1947年，N·M·罗斯柴尔德在它原来的基础形式上又更进了一步，推出了100万英镑无投票权的优先股以及50万英镑的有投票权普通股。安东尼持有了60%的普通股，确保他是控股的合伙人；在他之后的层级是埃德蒙和维克多，他们每人持有20%（尽管维克多获得了无投票权优先股更大的份额）。这次安排是家族内部力量均衡的一次变化，这种变化在下一辈中将会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公司资本的缩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资本接近800万英镑。缩水150万英镑——特别是考虑到英镑的购买力在调整期间损失了40%——意味着一个急剧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业务萎缩和前所未有的高税收。当列昂内尔去世的时候，他留下了50万英镑的透支，而且他的儿子也还得支付总额为20万英镑的遗产税。
安东尼的战略是重建企业传统的海外业务。这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战后的资本流向主要是从美国到欧洲。确实，爱德华和罗伯特这个时候已经建立了阿姆斯特丹海外公司（与荷兰皮尔森公司的彼得·弗莱克联合），作为罗斯柴尔德业务的纽约基地；但是，这似乎并没有为新亭带来太多的业务。一开始的时候，大量的人力投入到了清理各种战前已经出现拖欠的债务上，比如像智利和匈牙利的情况。新的债券发行——像1951年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通常称世界银行）提交的500万英镑3.5%利率的债券——非常少见，而且还必须与金融城内的其他银行分享。罗斯柴尔德过去在南非黄金市场的主导作用也已经在3年之前重新开始，当时国际黄金市场重新开张：又一次，世界的黄金价格在新亭的“定价室”里正式定价。然而，由于国际黄金界的目标是把黄金的价格稳定在每盎司35美元，新亭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不得不更多地关注于信用业务和承兑业务。这些业务不能说不挣钱，只是这些业务以前只是银行第二或者第三线的业务。
战后那些年里最有野心的——而且同时也是最传统的项目在加拿大，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基本上还是一块未知的大陆。约瑟夫·斯莫尔伍德开发纽芬兰资源丰富地区的规划（他是这个规划的最高负责人）或许是因为银行一直保持与温斯顿·丘吉尔的联系而出现的最重要的金融机遇——这种联系因为丘吉尔的私人秘书是戴维·科尔维尔的兄弟乔克而得到了加强。丘吉尔在1951年10月返回了唐宁街，而且马上被斯莫尔伍德的计划所吸引，他高度赞赏这个计划为“一个伟大的没有帝国主义恶名的帝国主义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英国纽芬兰有限公司就像是昔日辉煌的回声，N·M·罗斯柴尔德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所扮演角色的纪念物。事实上，丘吉尔政府的运输燃料与动力部部长莱瑟斯勋爵甚至问出了这样的话：“你们做成了苏伊士，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做纽芬兰？”然而，尽管如此，安东尼还是显得很踌躇——他的这种犹豫不决甚至几乎使银团里的成员转向了德国的银行。主要得益于埃德蒙的努力，N·M·罗斯柴尔德还得以留在船上，而且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引入金融城里的其他企业，包括施罗德、汉布罗和摩根·格伦费尔。最终的协议在1953年达成，租让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给布林科银团，为期20年，而且经过勘测调查后，划定了矿产和木材资源开发的区域，做出了在汉密尔顿瀑布建设一座水电站的决定。按照19世纪后期的企业通常的做法，当银团内部私下分配200万股纽芬兰有限公司的股票的时候，丘吉尔自己买了1万股。
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间，他们发现无法维持这种“帝国”联系，部分原因是英格兰银行必须通过限制海外投资来支撑战后长期存在的英镑弱势，同时，也是因为加拿大政府希望减少“外国”对布林科的控制。没有人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商议过首次公开发行“丘吉尔瀑布”股票的事宜，而且，尽管他们还是会同意认购所发股份中的700万英镑，但是遭到了来自加拿大银行的劝阻。魁北克政府的阻碍特别具有破坏力，因为他们控制着通往纽约的跨境电缆线路，因而是电站潜在的最大客户。尽管N·M·罗斯柴尔德参与了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1963年的债券发行，而且8年后还是纽芬兰主要的贷款人，这个项目却一直没有能够从这种政治纷争中真正解脱出来。丘吉尔式的战略最终被证明在这个反殖民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是一种倒行逆施。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亭出现了转向的迹象。在1955年，安东尼患了一场中风，这场病痛使他丧失了工作能力，不得不提前退休；6年之后，他去世了。合伙权因此得到了双倍的加强。他的儿子伊文利在经过了剑桥、海军和力拓纽约公司、多伦多仲裁公司、R·D·史密斯公司轮训的历练后，在1957年加入了银行；另外，维克多的大儿子雅各布也在6年后经过牛津以及在库贝尔兄弟财务公司、摩根士丹利以及赫尔曼·罗宾诺与克利福德·巴克利的见习后加入了进来。“由于战争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岁月，”利奥波德想起了安东尼说过的话，“现在得靠你们年轻人去闯，去寻找新的业务。”
现在，开始迈出了缩小佩林所说的“将合伙人分隔开，甚至是产生于最高层成员之间的巨大鸿沟”的第一步。1960年7月，一个半世纪的传统结束了，这时戴维·科尔维尔成为了第一位进入合伙人行列的非家族成员（尽管此前的一段时间，他已经在合伙人办公室里拥有了一张办公桌）。1961年9月，总经理迈克尔·巴克斯也得到了类似的提升，随后在1962年4月轮到了经验丰富的税务律师菲利普·谢尔本，因为他帮助建立了新的财务部（负责公司业务）。由于雅各布的到来使合伙人的总数达到了法定限额最高的10名，其他那些服务多年的资深经理人员不得不屈就于“伙伴”的身份，一直到1967年的《公司法案》将合伙人的限制提高到了20名。这次转型在1970年9月结束，当时合伙制变成了公司制，结束了无限责任的时代。当时建立起来的董事会由4名非执行董事和20名执行董事组成，而且决策权也从合伙人转给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
在管理结构上出现的“新亭革命”也在物质上有了切实的反应。1962年10月，在伊文利的提议下，位于新亭的老办公室最终被放弃了。因为现在已经有必要进行扩建，穿过圣斯威辛大街直抵切特温德大厦；在当时的六层大楼建造的过程中，公司不得不在偏远的芬斯伯里广场南边的城门大厦度过将近3年的时光。新建筑业象征着新一辈想要使银行现代化的决心。外界仍然对这家银行的重要性存在一种典型的夸张，一家日本的报纸报道了建造这座六层新楼的消息。实际上，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相对来说还是很小的。当它进行公司改制的时候，所发行的股本仅仅只有1 000万英镑（储备大约在200万英镑），而且其资产负债表显示总资产也只是1.68亿英镑。至于存款，N·M·罗斯柴尔德也比其在金融城里的其他对手要少，而且它也不像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一样，有很多外面的股权投资。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解释了雅各布在1965年时所做的声明：“我们必须尽力使我们自己像过去成为金钱的银行一样成为大脑的银行。”
在第一种情况下面，这意味着向投资银行转变。在1961年7月，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RIT）以300万英镑的资金组建，2/3的资金筹集自外面的投资人。在雅各布的领导下，这个公司茁壮成长起来：开始时的税前利润就超过了本金的20%。到1970年，又出现了4个公开认购的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基金。此后，RIT在1974年并购了3只埃勒曼拥有的投资信托基金后，开始自己独立运作，广泛投资于几乎所有行业，从石油和天然气到旅馆和拍卖行。尽管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恐慌，它的毛收入在70年代末还是达到了接近700万英镑，净资产接近1亿英镑，而在1970年的时候净资产还只是600万英镑。对于雅各布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1976年的时候，他刚过了40岁。然而，很重要的一点必须强调，从它诞生之日起，RIT就与其母公司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早在1975年，N·M·罗斯柴尔德就将其所持有的股份减到了9.4%。当索尔·斯坦伯格的信托集团在1979年以1 600万英镑收购了RIT 25%的股权之后，它与新亭的联系似乎完全断绝了。
第二步是迈向了资产管理业务。在1959年，在紧随菲利普·希尔、希金森和罗伯特·弗莱明之后，银行成为全国性集团的防御型单位基金的托管人，这只基金是最早的单位信托基金之一。不久之后，银行又介入了直接的资产管理业务，所有这些业务（为满足1986年金融服务法案的要求）后来全部移交给了一家新成立的子公司，N·M·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
第三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公司金融业务。除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发行了少量的股票，安东尼主政期间在这方面的作为很少。在考察银行后来在私有化过程中的作用时颇具讽刺意味地发现，当丘吉尔政府在1953年建议他们参与到钢铁行业的“去国有化”过程中的时候，安东尼和科尔维尔居然拒绝了，理由是认为这个想法是一种危险的政治游戏。N·M·罗斯柴尔德也没有参与1958~1959年的英国铝业公司的争夺，这次事件通常被看成是开启了企业并购新时代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变化，银行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改进与企业界关系的努力，在1964年，甚至在曼彻斯特开设了一个分公司，这是自1811年以来出现在这座城市里的第一个罗斯柴尔德办公室——两年之后，在利兹又设立一个。必须得承认，银行对公司金融业务的第一次尝试严格意义上说是很令人失望的。在1961年2月，N·M·罗斯柴尔德为奥达姆斯出版社抵御来自《每日镜报》的收购竞价提供咨询服务。《镜报》方的咨询机构是S·G·沃伯格，而且《镜报》最终赢得了收购战的胜利。但是两年之后，一个新亭的团队在为一家国有的南威尔士钢铁集团理查德·托马斯与鲍德温公司做咨询顾问的竞标中，成功击败对手，拿到了怀海德钢铁公司。到1968年，N·M·罗斯柴尔德可以排在金融城内并购联盟中第八的位置，总共组织了5项交易，交易总值3.7亿英镑。两年之后，在证券发行企业名单中排在第五，在一年之间为其客户企业筹集了总额2 000万英镑的资金。
然而，这些海域是危险的，时常有鲨鱼出没。在1969年，N·M·罗斯柴尔德第一次遭遇了热情的骗子金融家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当时他们给索尔·斯坦伯格的利斯科在施泰因贝格以2 500万英镑竞价购买马克斯韦尔的帕加马出版社的过程中提供咨询。这次交易失败了，因为竞标人在派格蒙发现大量不规范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贸易委员会派出了一个调查组进驻马克斯韦尔。塞姆·德比在20世纪70年代“虚幻繁荣”期间购买克莱夫控股的交易同样也是问题多多，当时，塞姆·德比的董事长丹尼斯被指控有内部交易，而且在1973年11月被逮捕。然而，当吉姆·斯莱特在1975年10月从病入膏肓的斯莱特·沃克银行辞职的时候，英格兰银行向N·M·罗斯柴尔德寻求帮助，以避免一场新的全面银行业危机——这是爱德华·希思首相对银行新任董事长维克多的肯定和赞扬，维克多终于在那年的4月深孚众望，在家族的银行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不久之后，对老旧的管理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合理化改造。
在这个烦乱时期的国内活动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领域，其中之一是N·M·罗斯柴尔德密切关注着自己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像传媒和电信这类成长性的领域。银行投资了ATV，它是第一批独立电视台之一；另外还投资了不太成功的英国计费家庭视讯公司，这是一次失败的早期“收费电视”的探索。另外，伊文利坐镇比弗尔布鲁克报业公司、《经济学人》和后来的电报公司的董事会。与安联保险的传统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因为太阳安联购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公司的股份，而且1973年又以690万英镑并购了格雷斯沙姆人寿保险（6年后以1 500万英镑出售）。
到了这个时候，很显然，N·M·罗斯柴尔德的资产负债表上大部分项目都是国内的内容。无论如何，它的内心深处仍然是一家国际银行。它继续保持着在黄金方面的长期兴趣，甚至在越南战争给美元带来巨大压力并造成黄金总库的瓦解之后也乐此不疲。尽管黄金铸币精炼厂被出售，银行仍然是主要的贵金属交易商，它不仅在伦敦市场进行交易，同时也在纽约、香港和新加坡进行交易，而且为其目前在澳大利亚自然资源市场所占有的卓越地位打下了基础（在本书写作的时候，罗斯柴尔德澳大利亚公司为N·M·罗斯柴尔德集团的利润贡献了大约1/3）。与此同时，其传统的将英国资本输入海外市场投资的业务，在1963年取消利息调节税并在欧洲债券市场得到发展后，也得到了恢复。在这里，过去的关系是一种资产。比如，当葡萄牙在1964年发行价值1 500万美元的债券的时候，可以找出的葡萄牙寻求N·M·罗斯柴尔德帮助的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在拉丁美洲，在利奥波德的领导下，银行1965年帮助泛美开发银行募集了300万英镑，帮助智利募集了300万英镑；而在3年之后，又为其老客户巴西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贷款，所募集的资金投向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智利的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以及里约——尼泰罗伊大桥。1966年，N·M·罗斯柴尔德领导了一个大型的辛迪加为在的里雅斯特与因戈尔施塔特之间铺设穿越阿尔卑斯山的管道筹措第一批款项，而这一地区过去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盘。当1968年匈牙利开了东方阵营经济体向西方银行借款先例的时候，他们找新亭的决定也可以找到无数的历史先例。银行1914年之前与日本的联系也由埃德蒙重新承续下来，他在1962~1969年多次访问日本，为多家日本公司，包括日立和先锋安排了“欧洲美元”债券的发行（与野村证券合作）。
总的来说——这些在决定罗斯柴尔德态度中所具有的意义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这个银行所关注的是那些发展中的欧洲经济体。也是大概在此期间，盖伊作为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领导，被某些人吹捧为“欧共体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同样的头衔可能也被授予了他的伦敦亲戚。
沿着这个方向尝试性的第一步在1960年迈出，当时N·M·罗斯柴尔德与沃伯格一起在伦敦市场投放了34万英镑的奥古斯特·蒂森钢铁公司的股票——战争以来在伦敦交易的第一支德国股票。一年之后，英国一签署了罗马协定，N·M·罗斯柴尔德银行就加入了共同市场银行辛迪加（成立于1958年的布鲁塞尔）。想法很清楚，就是这个事情宜早不宜迟。1967年9月，隧道研究集团成立（与摩根·格伦费尔、拉扎德和巴林联手），目的是重新启动在英吉利海峡之下修建一条海底隧道的维多利亚之梦。尽管这次几乎遭遇了与先辈们一样的失败，N·M·罗斯柴尔德一直保持着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并且成为在1981年启动现在这条隧道的欧洲隧道集团的顾问。另一个由欧洲所激发的项目是1972年成立的2 000万英镑的新亭欧洲投资信托——此时，欧洲联盟法案刚得到了议会的批准——目的是吸引英国投资人投资欧洲大陆债券。所有这一切中最有远见的当数罗斯柴尔德计划的一种称为“欧币”（欧洲复合单位）的新货币，这种设想的货币是以9种主要的欧洲货币值为计价基础。这种为后来的欧洲货币单位和欧元开路的先驱，本质上说是对于英镑兑德国马克相对贬值问题所做出的积极反应：这个想法是向投资人提供15年期的面值为3 000万欧币（大约1 500万英镑）以及年息8.5%的债券。这次试验是成功的：当为大都会地产发行了价值2 000万欧币的债券时，出现了严重的超买。在随后的争论中，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如《每日电讯》赞同并认为它是“一种令人鼓舞、朝货币联盟迈进的草根举动”。
推进英国金融与欧洲大陆一体化最符合逻辑的方式是建立某种跨海峡的机构性联系。比如在1966年，N·M·罗斯柴尔德与国民地区银行联合创立了一新的欧洲银行，投入资本金100万英镑，并且在两年后与制造商汉诺威信托公司以及斯科达亚得利亚再保险公司也做了类似的尝试。然而，他们明显的战略是重建过去英国与法国之间跨海峡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老的伙伴关系的两边是否还能够契合。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战后的经历与他们的英国亲戚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而老一辈的合伙人都没有能够挨到战争结束：罗伯特在1946年去世，爱德华3年之后也走了。尽管1940年之后出现了这么多的动荡，但是新的执政三人组——盖伊和他的堂兄弟艾伦和伊利——他们自己还是继承了巨额的资产。1946年6月，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的资产进行了重新评估（考虑了法郎的贬值），最终为2.5亿法郎（大约100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家族在北方公司的股权，以及他们在跨国公司比如力拓、庞纳罗亚和镍业中的投资。当新的法规允许盖伊和他的合伙人将他们所有的资产装入一个单独的投资基金，北方投资信托（1953年）的时候，总资本达到了40亿法郎（大约400万英镑）。他们的金融兴趣相当广泛——到1964年的时候，北方公司拥有了116家不同的企业，行业范围从冷藏到建筑都有——但是，与过去一样，采矿和资源行业仍然是他们的最爱。尽管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去殖民化使他们也遇到了麻烦，但是盖伊在这个地区雄心勃勃的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还是结出了果实，镍业合并了庞纳罗亚以及其他多个不同的矿业公司。但是一家从事铝业的公司亨利–恺撒在规划镍业的扩张计划时被分置，盖伊出售了恺撒公司一半的股权给一家政府公司，同时又创立了一家新的综合性的罗斯柴尔德矿业机构IMETAL。不久之后，这个公司也开始扩张，（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收购了一家位于匹兹堡的铜线厂2/3的股份，以及英国铅业集团的部分股权。
盖伊在这个时期的其他主要目标是与法国的股份合作制银行竞争，这些银行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通过吸收存款、增加投资人股权以及发展分行网点等手段，已经超过了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尽管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在战后的头20年存款增加了7倍，它的资产负债表的总数在1965年第一次公布时还是只有4.215亿（新）法郎（3 100万英镑），而里昂信贷的数字是200亿法郎。随着1967年从法律上消除了事务性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区别，缩小这个差距成为可能。于是在经过整整150年之后，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终于变身为罗斯柴尔德银行，一个资本金大约在350亿英镑的有限责任制企业，而且在位于拉斐特大街的历史建筑里新设立了现代化的办公室。银行的目标，用盖伊的话说，是“从最广泛地区、最广大的潜在客户处募集越来越多的流动资金”。正式地来看，新的结构要求稀释家族的控制权：三个合伙人只持有30%的股份，而剩余的部分由北方公司持有（而这个公司本身有大约2万名股东）。但是，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控制着北方公司，这个“民主化”就只是概念性的。在1973年，伊利很诚恳地对一个采访者说：“你不可能比较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50年和1972年时的实力差异。在那时……我们是第一。今天，我们不会愚蠢地认为我们是什么超出自己本身实际的东西，我们是第十五。”但是，这仍然是过分保守的说法，我们不应该忘了北方公司的规模，而现在的北方公司已经实实在在地是银行的母公司了：1966~1968年，公司的资本金从5 280万迅速增加到3.35亿法郎（大约2 500万英镑）。罗斯柴尔德银行还可以借力于它与詹姆斯·戈德施密特的关系（詹姆斯·戈德施密特参与了它的董事会），以500万英镑获得它的贴现银行72%的股权，而且通过继续并购其他的三家银行后，将它的分行总数增加到21个，雇员大约2 000人。当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978年整体吸收了北方公司之后，它的资产总额达到了130亿法郎（大约13亿英镑）。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不在20世纪30年代把莫里斯排除在外，而且一直坚持分裂的话，应该还要大很多。这位曾经被看成是害群之马的人在战争期间的纽约混得很不错，在商品投机方面非常成功——而且又继承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当他在1957年去世的时候，他可能是所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最富有的。尽管他的儿子埃德蒙曾经在罗斯柴尔德兄弟公司中做过金融方面的学徒，替跨洋公司打过工，但他很快就决定建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并资助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地中海俱乐部假日公司（旗下也还有其他公司）。
罗斯柴尔德在法国的复活不仅是表现在金融方面。尽管（与英国的情况一样）战后很多的房产如果不是被迫出售，就是被迫捐赠给国家，盖伊和他的堂兄弟们没有花多长时间就恢复了罗斯柴尔德传统的在巴黎社交界的最高地位。盖伊与他的第二位妻子出现在花边专栏和赛马专栏的频率几乎与出现在金融版的频率一样高：是她敦促他重开了费里耶尔，并推出了奢华的主题化装晚会，比如普劳斯特舞会（1971年）和超现实主义舞会（1972年）。家族中的其他法国分支在这个时候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木桐的葡萄园里，这是菲利普于他的父亲亨利在1947年去世之后继承下来的，另外还有附近的阿尔梅亚酒庄（1933年购得）。 更老一些的拉斐特葡萄园仍然由詹姆斯的男性继承人共同拥有，尽管主要的经营管理由伊利以及后来艾伦的儿子埃瑞克负责（家族中的木桐和拉斐特分支之间就前者产品的分级所爆发的经久不息的战争在吸引公众注意力方面与费里耶尔舞会的魅力几乎难分伯仲）。
对于罗斯柴尔德的立场分歧，还存在着政治方面的界限。1954年雇用前公务员乔治·蓬皮杜执掌状况不佳的下属企业跨洋公司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作为旅游事务副专员，蓬皮杜只是一个低位卑微的小公务员。然而，蓬皮杜将自己总经理职务的升迁与戴高乐精心的培养结合在了一起，当时的戴高乐正处于自我放逐的政治反思之中。当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危机把戴高乐送回到一个新组建的第五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宝座上时，蓬皮杜离开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去做戴高乐政府办公厅的主任，当六个月后宪法修改完毕后，他又回到了银行。1962~1968年，他以戴高乐政府第二任总理的身份重返政治舞台。尽管或许是意义有限，蓬皮杜过去与拉斐特大街的关系为在左翼和右翼之间维系罗斯柴尔德势力的神话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令人感觉到讽刺意味的是，他做总统——1969年戴高乐离职后继任——期间，恰巧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危机深化的时候。
尽管罗斯柴尔德银行和N·M·罗斯柴尔德存在结构上的不同，恢复巴黎和伦敦罗斯柴尔德之间联系的程序早在1962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罗斯柴尔德法国方面投资了60万英镑在由盖伊任董事长的新公司里，而且这个新公司明显是为了大力促进罗斯柴尔德的团结：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延续公司。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合资项目。为了管理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加拿大采矿业中的权益，设立了一个名为“五箭”的控股公司，巴黎方面在其中占60%的股份。另外，罗斯柴尔德伦敦方面以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辛迪加成员的身份加入了沃伯格以及另外的两家公司。在次年，伦敦方面与法国方面在设立欧洲资产公司的过程中携手合作，而且在1968年盖伊·德·罗斯柴尔德成为了N·M·罗斯柴尔德的合伙人，而伊文利被任命为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董事。在这个大背景下，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将纽约的分支机构阿姆斯特丹海外银行转型成新亭证券公司，股东中不仅只是包括了法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还包括了埃德蒙在日内瓦创建的私立银行。当国民地方银行在1969年降低了对他们的参与程度（在被并入到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后），他们又采用类似的方法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实体：罗斯柴尔德泛大陆银行，在这个银行中，不仅有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28%的股份）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占6.5%），而且还有埃德蒙的私立银行（占2.5%），甚至还有皮尔森，以及两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历史渊源的欧洲大陆企业：布鲁塞尔的兰伯特银行以及科隆的小萨尔·奥本海姆。
罗斯柴尔德泛大陆银行是更为广阔的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在1971年，它参与了为墨西哥融资1亿的项目；同时还努力恢复罗斯柴尔德与亚洲的联系。比如，在1970年，N·M·罗斯柴尔德与美林和野村共同建立了东京资本控股公司，为菲律宾和韩国融资。然而，在1975年，罗斯柴尔德泛大陆银行被（以1 30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国的金融巨人美国运通。全球化战略出现了停摆。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环境的变化，其特征是西方经济体出现了通货膨胀，而这个问题因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11月决定把油价提高四倍而更加恶化。石油危机对于银行来说有它的优势，因为石油出口方会把他们巨额增长的收入存放在西方的银行，这些银行可以通过把这些钱借给那些在拼命挣扎的石油进口方，让这些钱转起来。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些业务中却没有任何优势。在1963年，阿拉伯联盟——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主要成员——正式把所有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列入了黑名单，原因是这个家族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个禁令在1975年公布。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以色列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他们在运转阿拉伯“石油美元”的过程中不能扮演主要的角色（尽管他们有可能间接地参与）。
在很多方面，阿拉伯联盟的黑名单反映了罗斯柴尔德神话般的影响力还在继续。事实上——与过去一样——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并不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每个分支中都是一样的强烈。吉米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英国和以色列政治家之间达成和解，因为以色列推翻了巴勒斯坦托管政府（因为后者在1955年提议吸收以色列进入联邦），他在遗嘱里留下了600万英镑资助在特拉维夫建设一座新的以色列议会大楼，以及魏兹曼科学院，而他的寡妻多萝西建立了雅德–哈纳迪夫教育基金会，雅各布和其他人对这个基金会一直都给予支持。有一名罗斯柴尔德 ——盖伊的姐妹贝萨碧——确实定居在以色列。与他同名的祖父一样，埃德蒙对这个新国家奉献精神特别强烈。他在1958年访问了以色列，讨论为从红海过来的输油管融资的问题，而且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甚至还飞到了耶路撒冷，对以色列政府公开表示支持。相比较而言，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表现得更加节制，尽管有报道说，他们在1967年的犹太人巴勒斯坦请愿活动中捐了钱。
从另一方面看，有越来越多的罗斯柴尔德——包括家族男性成员的第一次婚姻——现在开始与信仰不同的人结婚。盖伊的第一个妻子是按照罗斯柴尔德传统娶的：阿利克斯·谢尔·冯·克罗姆拉的母亲是一名戈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也就是表亲中的第三代），而且两人在战前的法国犹太人社区中的表现都很活跃。然而在1957年，他离婚了，再婚则娶了玛丽·海伦·冯·珠伊兰·德·尼耶维尔特，一位离得更远一点的表亲（她的祖母海伦是詹姆斯的儿子萨洛蒙的女儿），但是是一名天主教徒。他不久之后辞去了犹太人宗教法院院长的职务，尽管他一直到1982年都还是犹太人统一社会基金的总裁。家族中其他在法国和英国的成员先后学着他的榜样与非犹太人结婚，尽管当时埃德蒙娶了一名天主教徒（内丁·罗彼塔丽娅），但是她皈依了犹太教；而且在玛丽亚·比阿特里斯·卡拉乔洛·迪·弗伦诺在1983年嫁给埃里克的时候，她也皈依了犹太教。当盖伊的儿子戴维也娶了一名天主教徒奥利姆匹雅·阿尔多郎迪尼的时候，他们达成了妥协：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按照犹太人来培养，但是他们的三个女儿却不这样。戴维自己并不认为在娶一个非犹太教的妻子与将自己大量的时间奉献给犹太人机构，比如法国与以色列联合运动以及法国犹太教基金会之间，有什么矛盾。但是从这个方面说，至少家族传统的影响力无疑在下降。
N·M·罗斯柴尔德集团
到20世纪70年代末，N·M·罗斯柴尔德与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走到了非常不同的交叉路口。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在选举中上台，这个政府强烈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因此带来了伦敦金融城的巨大变化，最著名的是在1979年放弃了汇率管制，而且在1986年结束了对股票交易的限制性规定（所谓的“大变革”）。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最好地回应这些变化。对雅各布来说，罗斯柴尔德派生机构，比如像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和罗斯柴尔德泛大陆银行的成功表现，意味着一个完全新式的银行模式，而与内森所创建的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在他的眼里，传统的伦敦商业银行现在都显得太小，连银行自己都维持不了。一边是像Amex这样的庞然大物，他后来辩解道，与之相比，甚至最大的英国清算银行都显得太小。而另一边，就是金融城里的商业银行：克兰沃茨·本森（市值为2.35亿英镑）、希尔·塞缪尔、汉布罗与施罗德。他应该还可以再加上——在靠近他的名单尾巴的地方——N·M·罗斯柴尔德父子有限公司。因为当雅各布在银行以660万英镑出售他的股份的时候，那意味着总市值只是6 000万英镑（年度报告显示的是一个更小的数字4 000万英镑）。到这个时候，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已经完全地超过了他的母公司：它的市值大约在8 000万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