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雅各布就开始想要将N·M·罗斯柴尔德与一个更为年轻的商业银行——S·G·沃伯格（它的创始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新亭做过银行的学徒）进行合并。这个罗斯柴尔德——沃伯格的合并就有可能将所能提供的服务扩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但是这个计划——代号“战争与和平”——不仅遭到了伊文利的反对，甚至也遭到了雅各布自己的父亲维克多的反对。另一可选的战略（内部称为“潘多拉”）是将N·M·罗斯柴尔德与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合并，以便原先的银行不再是私人的家族控制企业。这也遭到了伊文利和维克多的反对。对他们来说，维持家族的控制远比扩张更重要。
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解释了雅各布1980年离开新亭的原因。由于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仍然持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公司（当时的市值是5 700万英镑）11.4%的股份，与N·M·罗斯柴尔德持有的8.2%相比，这一定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分裂；另外还需要在两个现在已经完全独立，但是都使用罗斯柴尔德冠名的实体之间进行区分。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讨论之后，最后同意新的业务称为J·罗斯柴尔德公司，管理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的资产（此后大家都只记住了这个名字的缩写）。这在家族的英国分支中无疑是一个严重的裂痕。
伊文利在 1976年从维克多手上接过了N·M·罗斯柴尔德的大印，那么他设想的另外的战略是什么呢？有观察家甚至怀疑，是否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事实上，有人认为，雅各布的出走对N·M·罗斯柴尔德可能是致命的打击。然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战略，一个本质上牵涉发挥银行传统力量的战略。
从一开始的时候，N·M·罗斯柴尔德就专注于满足政府的金融需求，尽管过去曾经主要是与政府贷款有关；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比如当政府出售铁路公司的时候）他们才会参与到出售政府资产的工作中。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却成为了银行工作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撒切尔政府发现了这种被称为私有化的过程中的财政利益，急迫地想要“撤回”政府对经济的参与，而且用降低直接税去回报保守党的支持者。
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私有化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之前。尽管他的贡献是间接的，但是维克多在1970~1973年出任爱德华·希思的中央政策顾问班子（或者叫“智库”）的领导人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回到了那种直接与政治人物沟通的传统做法上，而这种做法与他们在19世纪所取得的成功密不可分。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1971年7月，希思政府授权N·M·罗斯柴尔德出售产业重组公司的原因。一年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个更为艰难的任务：代表托管人出售破产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公司。由于没有获得任何超过3 500万英镑的出价，银行冒险以3 840万英镑的价格向公众出售股票。由于受到工人怠工的威胁以及工会发言人托尼·本提出的重新国有化的影响，股票的上市过程是一波三折；但是他们也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教训。在后面的年月里，出现了大量的N·M·罗斯柴尔德与政治领域的联系。1976年8月，当能源部准备出售所持有的北海油田的股权的时候，要求银行派出迈尔斯·埃姆勒去给他提供顾问服务的不是别人，正是托尼·本，这次的股权转让，从次年英国石油公司的一批股票出售开始。不到12个月之后，前农业部长以及后来的枢密院大臣克里斯托弗·索姆斯以非执行董事的身份加入银行，而克劳斯·莫斯特爵士在1978年离开政府的统计局，出任副董事长。这些从公共部门进行招募的活动为新亭带来了很多无形的影响与关系，而且随着政府业务量的增长也发挥了作用。
业务的流向也改变了，变成了从新亭流向了公共部门和政府。在撒切尔政府于1979年开始掌权之后不久，执行董事彼得·拜罗姆被基思·约瑟夫委派到英国造船商理事会。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约翰·雷德伍德的作用，他从万灵学院加入N·M·罗斯柴尔德，而且他在发表于1980年的《危机中的公营企业》（Public Enterprise in Crisis）一书中，为私有化提供了理论基础。1983年8月，雷德伍德辞去了在N·M·罗斯柴尔德股权研究小组中的工作，加入了撒切尔夫人的唐宁街政策局，3年之后又回来主管海外私有化的工作。他与迈克尔·理查森——他在1981年从股票经纪公司卡赞诺夫加入N·M·罗斯柴尔德——完全有理由宣称将私有化的想法变成政治现实主要是他们的功劳，尽管说公司对这个事情的参与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然而，如果就此认为在撒切尔政府的资产出售过程中是由N·M·罗斯柴尔德主导的话，那完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在1979年10月新政府再次出售英国石油公司股份，以及在出售电信公司股权的时候，罗斯柴尔德银行没有得到任何的事情做。然而，N·M·罗斯柴尔德确实负责了1980年7月国家电力局在弗兰尼蒂公司的股份的出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在1982年2月负责处理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出售高科技公司爱默森国际——第一次把一家完全由政府拥有的公司在股票市场上流通。部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股票上市时引发了政治矛盾。作为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的决定是以每股142便士的固定价格出售股份，但是当预订超出了23倍，将股票价格推高至193便士时，工党发动了一场失策的攻击。影子政府的财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要求进行公开听证，并且非常不明智地暗示“在对托利党的捐助和从政府获得业务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释的。当最终证实N·M·罗斯柴尔德并没有给保守党人捐款后，他不得不收回了这些话。类似的攻击在BNOC（英国国家石油公司）于1982年出售的时候也一直在持续，尽管这一次股票是采用招标人最低限价的方式。而且人们没有忽略这个事实，即英国石油的领导人曾经是N·M·罗斯柴尔德的董事（菲利普–谢尔本），尽管罗斯柴尔德银行只是六家承销商之一，而且给能源部长奈杰尔·劳森做顾问的是沃伯格。一年之后的1983年12月，N·M·罗斯柴尔德购买了股票交易经纪公司史密斯兄弟29.9%的股份，迈出了建立一家合资的股票经纪公司史密斯–新亭公司的第一步。看起来，能够为大变革提前做准备的罗斯柴尔德似乎并不只是雅各布一人。
尽管N·M·罗斯柴尔德在英国电信的合同中没有作为，但是却在1985~1986年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他们在为英国天然气公司60亿英镑的资产处置提供咨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或许是保守党政府为推动其“持股民主化”的理想所进行的所有尝试中最有效的一次，这次行动被广告商拟人化地称为“希德”，而且这个称号无所不在。这个计划保证所有申请人都能得到最低250英镑的股票，并限制海外及机构投资者只能够买总数的35%，希望通过这种安排能避免一直困扰市场的超买问题。当上市工作在12月3日启动后，总共有400万投资人申购了价值56亿英镑的股票。这次活动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N·M·罗斯柴尔德以及其他参与的银行对国内买家收取的认购手续费奇低，前4亿英镑也为0.25%，而对后面的25亿英镑也只收了0.075%。普遍的看法是，银行接受如此低的费率一定是为政府作奉献；尽管作为对私有化市场份额的考虑，这种做法或许是精明的。
在如此大规模的活动中，对可能涉及的风险也不应该低估。N·M·罗斯柴尔德在1985年帮助政府以1.9亿英镑出售皇家军械公司给英国宇航系统公司的咨询过程中，就遭到了国家审计署的批评，理由是贱卖了。但是英国石油公司最终销售完毕后两年的经历显示，这种估值实在是太困难了。1987年4月，N·M·罗斯柴尔德赢得了处置政府剩余31.5%的英国石油公司股份（价值大约在57亿英镑）的合同，并且发行15亿英镑的新股。计划是将新股的大部分以固定的每股120便士的固定价格出售给普通的英国投资者，剩下的部分用拍卖的方式出售给机构投资者以及海外的买家。到9月，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认为投资人能获得20%的收益，而付给政府的认购费将微不足道。然而，在认购前夕，出现了1987年10月19日的股票市场跳水。银行认为应该停止出售，并正确地预见到股票将会再次跳水。但是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坚持按原计划进行，只是在经过艰难的劝说之后，才为股价设定了一个70便士的“底线”，如果突破这个底线，英格兰银行同意出手维持股价。这种安排也意味着重大的损失：史密斯–新亭的损失超过了850万英镑。
然而，新亭的私有化支持者们并没有被吓倒。在1987年，罗斯柴尔德银行被指定为给电力部门下属的12个区域性电力局私有化提供咨询的银行之一，并且成功地否决了能源部长塞西尔–帕金森提出的“突然死亡”或者“打包”的私有化计划，认为有可能把各个电力局作为单独的单位出售。同年，银行又领取了私有化10个水务部门的任务。次年进行的是25亿英镑的英国钢铁公司的资产出售。在1991年，矛盾再次出现，当时，N·M·罗斯柴尔德受命为英国煤炭公司的私有化提供咨询服务，由于银行的报告中提出只有14座采坑符合股票市场的上市要求，这直接导致了迈克尔·赫塞尔廷在1992年宣布，剩下的采坑不得不全部关闭，这将丧失44 000个工作岗位。此后，罗斯柴尔德银行相继参与了英国铁路公司和北爱尔兰电力公司的私有化工作，还就住房贷款和学生贷款为政府提供过咨询。
要想实施好私有化这种如此敏感的计划，如果没有政府与金融城的紧密联系，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样的合同要想躲过政府的批评家们的嘴，也同样是无法想象的。199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任期届满之后，对保守党政府的政治支持迅速地下降；而新亭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联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反对党批评的靶子。在1992年结束的大选中，保守党获得了微弱的优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仅财相诺曼·拉蒙特，甚至连内阁部长托尼·纳尔逊以及环境部长约翰·雷德伍德都是前N·M·罗斯柴尔德的雇员，另外还有前N·M·罗斯柴尔德的雇员参加了候选人选举（奥利弗·莱特文和后来的罗伯特·盖伊）。但是，更加引起公众议论的是前部长们（以及高级公务员）在新亭里的职位。彼得·沃尔克，前威尔士政府秘书长，出任罗斯柴尔德银行威尔士分行以及史密斯–新亭的非执行董事。诺曼·拉蒙特在1993年从财政大臣的职位上下来之后，加入了N·M·罗斯柴尔德的董事会。前内政部常务副部长克莱夫·惠特莫尔爵士也加入了董事会，同样情况的还有前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弗兰克·库珀勋爵；以及前能源部长韦克厄姆勋爵，他以前曾经委托N·M·罗斯柴尔德对英国煤炭公司的可持续性（以及私有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然而，私有化在政策层面取得的无可置疑的成功为让那些对这些委任持批评态度的批评家闭嘴做了很多的工作。不仅仅是工党完全放弃了对被私有化的产业重新国有化的想法，而且很多外国政府也加紧了向英国学习的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都把N·M·罗斯柴尔德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仅在1988年一年中，罗斯柴尔德银行就在8个不同的国家处理了11项私有化业务。在1996~1997年，它为巴西政府出售所持有的淡水河谷铁矿公司的股权、为赞比亚铜工业的私有化以及为德国的德意志电信60亿英镑的股票上市提供了咨询服务。从总体来看，这次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进行的巨大的资产转移是20世纪末期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展，其意义可以与19世纪创立真正意义的政府债券国际市场相媲美，而这个市场以类似的方式销售政府的债权。N·M·罗斯柴尔德对私有化革命的贡献，让人不由得想起其作为现代债券市场主要奠基人的早期作用。
无论从什么方面说，为政府的私有化提供咨询只是罗斯柴尔德银行自1979年以来所从事的公司金融业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许，对于公司总体盈利更为重要的部分还在于它在私营领域的持续的成功。在1996年，N·M·罗斯柴尔德已经连续两年位列《并购月刊》并购咨询企业龙虎榜的第五位，处理了总价值超过90亿英镑的24项交易。这距离这个市场的领头羊巴林银行差距并不是很大。7年之前，它还是位列第七。
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样，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N·M·罗斯柴尔德的新的衍生机构。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其主要的任务是集中管理罗斯柴尔德银行离岸的各类投资基金。到1987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集团总体上拥有供其管理的资金总额超过103亿英镑，其中大约有43亿英镑由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维克多的小儿子阿姆谢尔的运气非常不好，他在1990年1月接到出任首席执行官任务的时候，恰巧遇到了国际性的经济衰退的开始，这使得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业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当把母银行与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利润合并起来看的时候，N·M·罗斯柴尔德与它的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似乎在快速拉大。从另外一方面看，史密斯–新亭已经从1987年的股票市场打击中恢复过来，其利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当1995年决定把罗斯柴尔德在史密斯–新亭的股权出售给美林的时候，得到了1.35亿英镑，而当初以1 000万英镑购得的时候距今还不到10年的时间（它现在的债券销售业务由N·M·罗斯柴尔德和德国银行合资的荷兰银行合作操作）。还必须提到的，还有生物技术投资基金，这是在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的指导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专业化的风险投资基金。另一项得到他的批准的计划是在1992年参与塔特索尔领导的投标经营新成立的国家彩票公司的银团，可惜投标没有成功。作为1978年皇家博彩委员会的主席，他当时建议的正好是这样的一种彩票。
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个项目就是新亭证券——由英国和法国罗斯柴尔德在纽约成立的分支机构——转型成罗斯柴尔德股份有限公司。在其首席执行官鲍勃·皮里和他的继任者汉克·塔藤的领导下，这个公司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大串公司客户名单。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罗斯柴尔德股份有限公司所赚得的钱与它所代理的那些经济衰退的受害者比如奥林匹亚与约克以及“垃圾债券”专家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所拿回来的钱相比，只多不少。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伊文利的领导下，经过10年的持续增长，N·M·罗斯柴尔德公司给予了卡桑德拉一个响亮的耳光，后者曾经预言说罗斯柴尔德在现代的金融世界里是没有前途的。从拥有1.52亿英镑股票市值，一份44亿英镑价值的资产负债表，红利总额1 200万英镑以及净利润500万英镑的成绩单上看，这个银行不再是巨人。以600名员工、39名管理人员以及26名非执行董事的名单看，它也不应该是。另外，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就是它事实上是否有必要成为“巨人”来闯20世纪80年代的关。雅各布·罗斯柴尔德自与新亭分道扬镳后的经历似乎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从一开始，雅各布就表现出了要实现他的建立新的金融庞然大物梦想的强烈愿望。在1981年，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与大北方投资合并，成立了RIT & Northern。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他收购了新成立的早间电视公司9.6%的股份，纽约的商业银行（互不相关的）L·F·罗斯柴尔德、昂特伯格、托宾各50%的股份，以及金融城的证券经纪公司Kitcat & Aitken 29.9%的股份，而且与渣打集团合并组建J·罗斯柴尔德渣打公司，市值达到了4亿英镑——这个规模是N·M·罗斯柴尔德的两倍。在1983年——也就是他离开新亭3年后的一次讲话中，他预言，随着国际金融管制持续放开，“这两个类型迥异的巨大机构，世界范围的金融服务公司以及具备全球性贸易能力的国际商业银行将会自己交汇融合，形成最大限度的、全能的、多头金融企业集团”。他自己的帝国正开始走向那样的境况。
然而，它的分离几乎与它的合并一样快。拐点出现在1984年4月，当时雅各布公布了另一项并购计划——与马克·温伯格的保险公司汉布罗人寿保险。面对着金融界对他的公司做得太复杂的批评，他放弃了这项交易，这导致了J·罗斯柴尔德渣打公司的股价大幅跳水。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雅各布卖出了他在渣打公司和Kitcat & Aitken的股份。在1987年，轮到L·F·罗斯柴尔德（它随后申请了破产保护）；而且在一年之后，他把RIT资本合伙公司从核心企业J·罗斯柴尔德控股公司单列出来，作为投资管理机构。这个“瘦身”的过程持续到了1990年，将JRH分成两个独立公司：单位信托投资公司主教门增长基金公司以及圣詹姆斯–普莱斯资本公司。简单地说，这种流星般的业绩与经济周期有关，而且特别是1987年的股票市场暴跌（尽管雅各布与他的股东们在各种并购案中兑现了大量的利润）。但是这也同时反映了一些具体的挫折，比如他在1989年（与詹姆斯·戈德史密斯和克里·帕克一起）为烟草巨头英美烟草公司所做的130亿英镑投标的失败，极大地降低了税前的利润。尽管此后也有一些新的投资，雅各布在1990年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成为了罗斯柴尔德勋爵四世后，将他的精力更多地投向了公共事务——最有名的就是在1992~1998年担任国家遗产纪念基金会主席。
一个更为显著的对比是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历；主旨——规模并不总是一个优势——是一样的。在盖伊1979年从银行和IMETAL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及艾伦从他最后的业务职位（贴现银行主席）上离开之后的次年，新一代在伊利的领导下走上了前台，特别是盖伊的儿子戴维，他与1968年在庞纳罗亚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而且作为北方公司的董事长，指挥了公司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合并工作。但是，这次高层的变动正好发生在危机累积的时候。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利润从1976年的2 000万法郎急剧下跌到了1977年的850万法郎，而且随后的3年并没有看到什么起色：1980年的利润是1 830万法郎（190万英镑）。对于像N·M·罗斯柴尔德这种规模的公司，这些数据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对于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法国排名第十位的储蓄银行，存款大约34亿法郎（3.46亿英镑）——用失望这样的字眼都无法表达这种心情。1981年5月，社会主义党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法国总统选举中击败季斯卡·德斯坦——在次月，这个胜利得到了再现，他的党在国民大会的选举中取得了绝对的多数。这个时候，规模与弱势的复合就变得很致命了。
自从1973年与共产主义者们达成协议以来，社会主义者们就做出了“将银行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与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国有化的承诺。而对于这种政策，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只有29%的投票人表示反对。现在，密特朗处在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去履行这个承诺；事实上，他的政府中有4名共产主义者部长，他也不得不去做。慌乱之中而且明显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拆分他们的产业企业和银行股权，但是遭到了政府的拒绝，政府要求将所有存款超过10亿法郎的银行变成大众持股的企业。39家银行，包括罗斯柴尔德银行被一网打尽。这家由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创立的银行因而变成了国有的法兰西公司——欧洲银行。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纳粹式的公然掠夺。补偿依据1980年年底股票价值以及所分配的红利进行计算，并进行了通货膨胀调整。在罗斯柴尔德银行这个案例中，应付的金额只是4.5亿法郎（4 100万英镑），其中，按照他们在银行权益中的比例，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了1/3。事实上，有些观察家认为，国有化对于那些病入膏肓的公司来说，是一种掩藏在痛苦下的幸福。但是盖伊对于这种40年间的第二次政治打击感到特别悲痛。“贝当政府压制下的犹太人，密特朗政府统治下的贱民，”他在一篇发表在《世界报》头版的怒火中烧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真是受够了！”
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跌宕起伏的是，政府中负责对罗斯柴尔德银行进行国有化改造的一名部长，亨利·埃玛纽埃利，是埃德蒙在瑞士创立的与他的儿子本杰明共同经营的金融公司驻巴黎办事处的主任。尽管埃德蒙对他的父亲用非常糟糕的条件留下来的这家银行现在所面临的命运是否感觉到幸灾乐祸，我们无法确定，但不容争议的一点是，在所有的罗斯柴尔德中，他是20世纪80年代在金融领域最为成功的。在1992年，他的金融公司的资产大约有11亿英镑，而他的私人银行在1995年的时候可以控制的资产预计在108亿英镑。
如果各家不同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相互间一点联系都没有的话，那么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想从国有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可能就是天方夜谭了。然而，在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被撤销3年之后，一个新的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新的巴黎银行的母公司是一家叫做巴黎奥尔良管理公司的控股公司，这个公司由戴维和埃里克在国有化之前的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机构外面设立。与戴维同父异母的兄弟爱德华一起，这两个兄弟现在决定建立一个小型的基金公司作为巴黎奥尔良（也拥有葡萄酒业务，罗斯柴尔德男爵属地）的分支机构。前后花了3年时间，他们才说服财政部长雅克·德洛斯勉强发给了一张银行的执照，而且，甚至在这个时候，政府都还坚持禁止使用家族的名字，以至于在新的企业于1984年7月开张时只能起名为“PO银行”。银行的股东情况显示，这是一个真正的跨国罗斯柴尔德实体：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控股（见后）出资总资本的12.5%，埃德蒙的金融公司10%，罗斯柴尔德银行有限公司（苏黎世）7.5%。银行的文具上使用五个箭头的标志以及“罗斯柴尔德集团”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这个企业是成功的：在它成立的头两年里，其股票市值翻了3倍，而且到1986年，它管理着大约2.73亿英镑的客户基金，总资本金超过400万英镑。
法国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的失败，“共同家园”思潮的出现，以及戴高乐主义者雅克·希拉克在1983年3月出任总理，接受日趋保守主义的密特朗的领导，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全面复辟成为可能。学习英国的榜样，新的法兰西银行参与了私有化的进程，为政府对法国巴黎银行的上市提供咨询服务；并在1986年10月，重新申请使用家族的名称，变身为罗斯柴尔德联合银行（后来又改为过去的合伙制结构，称为罗斯柴尔德企业银行）。从那时起，新的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法国的公司金融活动中。凭借1.5亿法郎（1 900万英镑）的资本金与大约150亿法郎（19亿英镑）可以调配的资金，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成为法国最大的5家从事公司金融业务的银行之一：按照伦敦金融城的标准看像个小摊贩，但是却非常具有活力。
在巴黎的这次第二次复兴只是伊文利在力主重建那种在19世纪曾经是罗斯柴尔德最大力量源泉的国际合伙人体制广泛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他的话说，就是“重新像一个家族一样走到一起”。从这个意义看，在瑞士建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扩张“罗斯柴尔德商业银行集团”的母公司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以来，第一次采取正式的手段去团结四分五裂的家族权益，而之前造成这种分裂局面的原因是由于3/4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局势的动荡。我们可以这样说，伊文利的战略的关键点就在这里，即他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用家族企业的传统美德与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编织一个传统罗斯柴尔德体系的现代图景：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一个紧密交织的由家族控制的公司组成的集团，外面是扩展出去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组成的网络，再往外一层是各种程度不同的卫星企业。
在本文写作时，集团的结构可以简化成下面的方式。在金字塔最顶层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控股有限公司，一家在苏黎世成立的控股企业，其主要的投资是下面的19个企业，在这里按地理位置进行分组：
? N·M·罗斯柴尔德有限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有限公司、罗斯柴尔德公司金融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英国）
? N·M·罗斯柴尔德（英属群岛）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英属群岛）有限公司（英属群岛）
? 罗斯柴尔德企业银行以及罗斯柴尔德公司（法国）
? 罗斯柴尔德银行有限公司（瑞士）
? 罗斯柴尔德欧洲公司与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国际控股公司（荷兰）
? 罗斯柴尔德北美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美国）
? N·M·罗斯柴尔德（澳大利亚）有限公司、N·M·罗斯柴尔德澳大利亚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澳大利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澳大利亚）
? N·M·罗斯柴尔德（中国香港）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资产管理（中国香港）有限公司
? N·M·罗斯柴尔德（新加坡）有限公司
N·M·罗斯柴尔德集团因此是一个跨国实体（它的资产目前有一半以上在英国以外的地区）而且地理区域跨度很大——让我们禁不住再次想起了由迈耶·阿姆谢尔的儿子在1815年之后所创建的公司体系。但是，今天的这个体系还通过另外一家瑞士公司——罗斯柴尔德协和有限公司，它拥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有限公司的绝对控股权（52.4%），受到家族的控制。与这个结构紧密相连的是巴黎奥尔良控股公司，它控制了位于巴黎的罗斯柴尔德企业银行股份的37%、罗斯柴尔德北美公司的大约40%、罗斯柴尔德加拿大的22%、罗斯柴尔德欧洲的40%。金融公司的金融参与度不高；但是，委任埃德蒙的儿子本杰明进入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控股有限公司和罗斯柴尔德银行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表明以后的参与度会提高。
除了上面所列出来的公司，还有一些较小的附属机构让人无法忘怀19世纪那些老的代理机构。另外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是1989年5月宣布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将会在法兰克福开设分行：罗斯柴尔德股份有限公司。两个月之后，传来了罗斯柴尔德意大利分行开业的消息。到1990年9月，类似的举动在西班牙（罗斯柴尔德西班牙有限公司）和葡萄牙相继出现了。这个网络也不仅限于欧洲。在1997年，很多办事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阿根廷、百慕大、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印度尼西亚、马恩岛、日本、卢森堡、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新西兰、波兰、俄罗斯、南非和津巴布韦。不用说，现在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的结构与其在19世纪中叶高峰时期由5家银行共同运作的体系肯定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是在很多方面看，它们表现得很相近。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分支所起的作用与一个半世纪前罗斯柴尔德的那些代理所起的作用类似。或许，更为重要的——与大多数的大金融机构相比——是对集团的所有权和领导权都由主要的家族成员分享。在19世纪，五兄弟与他们的儿子通过偶尔更新的合伙合同把自己与银行绑在一起；今天，家族的6个成员之间在N·M·罗斯柴尔德集团的15个主要成员公司中已经有总共37个董事席位（包括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在19世纪，家族的合伙人只是名义上的平等：在资本比例方面及领导权方面总是倾向于有一名起领导作用的合伙人；今天的情况还是这样，由伊文利出任了罗斯柴尔德协和有限公司、罗斯柴尔德延续控股有限公司、罗斯柴尔德银行有限公司、N·M·罗斯柴尔德父子有限公司以及罗斯柴尔德延续有限公司这几个关键公司的董事长，此外还有很多集团内公司的董事。而且，与过去的情况一样，由于伊文利接近退休年龄，继任者的问题又再次被提了出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在1992年1月任命戴维为N·M·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副董事长。在这样一个当其他金融城里那些老的家族正在失去对自己所创立公司的控制权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却重新确立了他们的主导地位。5个月之后，伊文利在对《世界报》的一次讲话中，明确地说明了继任的问题：“如果我有什么不测，有戴维在。如果戴维有什么不测，有阿姆谢尔在。像一个家族一样工作，一直都是我们的商标。”阿姆谢尔在1996年7月一次讨论合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国际资产管理业务的会议之后的辞世，确实是一个悲剧性的打击。但是我们似乎依然有理由相信，当伊文利决定退休的时候，戴维将会在一些关键的位置上继承他：戴维现在经常往伦敦跑——这种旅行现在做起来比当初詹姆斯不得不做的时候不知道快捷和容易了多少倍。
当然，将不同的罗斯柴尔德业务一体化并不是没有一点问题，还不仅是1991~1992年苏黎世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遭遇危机打击那么简单。在对原来的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进行国有化改造之后，伊文利成为了苏黎世银行的董事长，并任命了阿尔弗雷德·哈特曼出任总经理以及后来的副董事长。麻烦的迹象最初出现在1984年，当时瑞士银行委员会正因为它卷入了一次非法的5 000万瑞士法郎的贷款活动而对它进行调查。6年之后，更加令人难堪的事出现了，当时在由罗斯柴尔德支持的一次菲利普·莫里斯对苏卡德公司竞标的前夕，苏黎世银行购买了苏卡德公司的股票。在1991年7月，为了制止腐败事件，N·M·罗斯柴尔德收购了这个公司51%的股份，而伊文利出任了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在那里的发现引发了我们对安塞尔姆在1848年到达维也纳后的经历进行比较（或者是与小列昂内尔在遭遇信贷银行危机时的情况进行比较）。起初，宣布说6 350万瑞士法郎的银行秘密公积金可能将不得不用来偿还大约1个亿瑞士法郎（4 000万英镑）的坏账损失，这些都是令人震惊的数字。然而，这只是清扫垃圾成堆的地方所挥动的第一下扫帚。在1992年9月，人们发现银行中的一名高级经理吉格·希尔批准了不少金额很大而且是非法的贷款，贷款主要流向了两家地处德国和加拿大的金融企业。这些交易总的损失最初估计是2亿瑞士法郎（8 000万英镑），但是这个数字随后不得不调整为2.7亿瑞士法郎——超过了公司全部的资本金。要是罗斯柴尔德银行有限公司是一家完全独立的实体的话，这应该就是它的末日了。然而，作为一个广泛的罗斯柴尔德机构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给它注入1.205亿瑞士法郎来拯救它，而且，所损失的资金随后也基本都被收回了。
苏黎世危机是一个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跨国组织所遇到的危险的一个警示：小的问题可能酿成大祸。然而，与发生在1995年那场吞没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上的老对手巴林银行灾难——一名“流氓”交易员在新加坡进行违规投机时致使公司倒闭——相比较，苏黎世危机真不值得一提。巴林随后被荷兰国际集团购买掉的命运，是对于一个传统的金融城里的商业银行可能出错的极端例子。然而，这并不是唯一被非英国买主买走的银行。如S·G·沃伯格已经属于瑞士银行有限公司，摩根·格伦费尔归到德意志银行名下，克兰沃茨·本森被德累斯顿银行纳入囊中，而汉布罗银行集团则已经是法国兴业银行的猎物。在曾经组成承兑银行委员会的那些金融城里的精英银行里，罗斯柴尔德成为成功保持着独立性的硕果仅存的四家银行中的一家。
再一次，我们又想到了历史上的类比。在整个19世纪中，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经受住那些吞噬了很多他们的竞争者的金融危机、革命和战争的冲击而屹立不倒的原因，单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家银行所遭遇的危机可以在其他银行的协助下被控制住并解决掉。1830年对巴黎银行以及1848年对维也纳银行的救助，是两个经典的例子。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苏黎世的重建又让人重新回忆起那些早期的故事。
因此，N·M·罗斯柴尔德集团的发展需要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在一个金融巨头越来越大的世界里，保卫好罗斯柴尔德独立自主的传统，而不是采用成为这个巨人俱乐部成员的战略。在本书写作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控股公司拥有的所有者权益（资本、储备以及累积利润）为4.6亿英镑，或者如果使用一个更宽一点的定义的话，拥有的总可用资本大约是8亿英镑。此外，巴黎奥尔良控股公司拥有资本大约1亿英镑。当然，这些数字使集团的排名远逊于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它的合计资本大约为550亿英镑；但是这样的比较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最好是与施罗德这样一家已经为数不多的金融城内仍然独立的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结果是略有超出；或者与一家和N·M·罗斯柴尔德有限公司一样在1970年重组的公司进行比较。资本和储备从1 200万英镑增加到4.6亿英镑不能说只是平常的成绩：它代表了增长，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是接近400%的增长。仍然还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伊文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打造的这种家族控制的“微型跨国”企业组织怎样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水平越来越高的这种局面下求生存，谋发展。
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的金融行业与过去的金融行业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如有人辩解说，交易的规模远远超过过去，而且得益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交易的速度也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快。公共和私人的规则体系也赶不上创新——比如金融衍生物——发展的步伐。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与天量的国际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相比也是望尘莫及。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民族本身已经过时；家族公司更是如此。未来属于巨无霸式的国际企业。然而，读过本书这段历史的读者可能会倾向于对这种武断的假设提出质疑。可以肯定的是，与1914~1945年的那段时间相比——而且或许也可以与1979年之前的那段时间相比——金融行业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0多年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看起来差别并不太大。与19世纪的世界人口统计以及经济发展相关——而且当然也与民族国家非常有限的金融资源相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在19世纪相当巨大。与过去的情况相比，19世纪的通信进步极大地加速了商业活动的速度。法规的制定远远落后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的创新步伐。市场的涨跌很剧烈；微小的失误就有可能给某个公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不仅能够兴旺发达，而且还能够存在十几二十年的最好的公司类型，就是像这个由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创立，而且由他那拿破仑式的儿子内森领导着从犹太人聚居区走出来并走向伟大的模式。这种模式植根于一种独特的理念，提倡家族团结、宗教伦理以及勤奋工作——这种理念最终证明，尽管所有的大家族都存在分离的倾向，面临社会同化的腐蚀影响以及对财富无尽的贪欲，但是却具有强大的持久性。与此同时，其跨国的结构提供了独特的灵活性，使它能够经受住甚至是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打击。
一家现代的金融企业也能够复制这种灵活性。或许，通过对各种管理职能的合理化调整派生出衍生公司，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经营管理”，而这些公司最终甚至可能超过其原本的公司。但是，却不可能复制更早期的那种结构的理念，因为没有任何公司的理念能够将其广泛分布的大量的股东、董事、经理人以及雇员变成一个家庭。弗兰西斯·福山等人认为，现代西方机构，比如股份公司的弱点之一，是它无法得到每个雇员或者投资者的信任和忠诚。或许，家族企业在这方面做得要好得多，就算是它为此付出了规模经济的代价。
作为银行家，了解自己的历史对自己是否有益？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意义。正如A·J·P·泰勒曾经说过的，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只能是教我们怎样去犯新的错误，而且对于一个职业投资人来说，太多金融史方面的知识可能导致过度的风险厌恶。至少，一名在N·M·罗斯柴尔德集团内部的高层人物曾经说过，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未来的兴趣，远甚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兴趣。他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N·M·罗斯柴尔德父子以及其他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历史对于他和他的同事来说，起码在一个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是实用性：在很多领域，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是一份与出现在罗斯柴尔德集团资产负债表上的任何数字同样大的资产。这是一个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无可匹敌的品牌；而且如果对此还有任何疑虑的话，这本书已经做了详尽的解释。
另外，历史总是对现实产生着非常微妙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为公司的宣传册提供素材的那点价值。那是一种追求的目标，一种需要维护的名声。而且，那还是业务过程中一种通常与更为普遍但是比较短视的利润动机同样有效的动机。本研究中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发现，是罗斯柴尔德的几家银行在19世纪的下半叶，取得的资本回报率相对较低，这个现象可以部分地由他们一直保持资本对负债的高比例来解释。他们在银行业取得长期成功的部分秘密，当然是不冒进；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对来说属于风险厌恶的类型，这是他们取得了更长的金融寿命的一个原因。这个解释的本源在一个家族企业的心理层面——准确地说，是更长的时间范围——要求在考虑目前股东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下一代的利益。
在1836年，随着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的去世，他的兄弟、他的儿子以及侄子通过一份新的合伙协议将他们全部绑在一条船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回想起了大约30年前，他们的父亲迈耶·阿姆谢尔曾经告诉他们的：“一致行动肯定是他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途径”；以及他曾经是如何“不断向他们提出把保持男性成员之间的和谐作为获得神佑的源泉”。作为一条原则，他们总是告诫家族的后人必须谨记：
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未来的日子里遵循同样的目标，以便通过维护家族的永久团结，使罗斯柴尔德银行永远枝繁叶茂，而且进入完全成熟的境界……也希望他们能像我们一样能够谨记住我们高贵祖先的神圣箴言，并且把这种神圣的齐心合力的亲情和工作的美好愿景传承至千秋万代。
让人觉得非同寻常的是，在内森首次到达英国的两个世纪之后，这些话听起来依然是那么意味深长。
致谢
书中引用温莎城堡皇家档案馆的文件，得到了女王陛下亲切的首肯。伊夫琳·德·罗斯柴尔德爵士、罗斯柴尔德公司总裁最初建议写作一部公司的历史，纪念他高祖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抵达英国200周年；我也要特别地向他表示感谢，因为他向我敞开了罗斯柴尔德档案馆。斯洛1996年不幸去世前，也对这一项目密切关注。罗斯柴尔德勋爵、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利奥波德·德·罗斯柴尔德和戴维·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也都十分友好地接受了访问。他们和其他人还不厌其烦地阅读以及评价了书稿中出现的大量章节。我要感谢米丽娅姆·罗斯柴尔德修改了最初版本的书稿结尾部分，也感谢盖伊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浏览了关于法兰西银行和家族最近历史的章节。埃玛·罗斯柴尔德阅读以及评价了第一个版本的全部书稿，这对于她自己的研究以及创作是一个相当大的干扰，我在此要谢谢她。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通过阅读以及事无巨细的注解，把我从数不胜数的错误中拯救了出来。我也想感谢罗斯贝里伯爵夫妇，他们让我翻阅了第五代伯爵的私人文件，而且还在达尔梅尼盛情款待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