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联合党看来，这些条款还有一个方面是有争议的，即让爱尔兰在经济上进一步获得自治的机制。很明显，塞缪尔提出的立法框架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假象，掩盖了经济方面权力下放的薄弱。但他也为爱尔兰经济的发展留有余地。如果财政部联合管理委员会裁定认为爱尔兰连续3年收支平衡或收大于支，那么委员会可以为地方自治议会向威斯敏斯特争取更完整的经济权力。爱尔兰民族主义尽管反对塞缪尔的提案，但仍寄希望于此后该提案得到更大的修订。爱尔兰联合党则预言经济将发生一场大的动荡，认为财政条款的模棱两可将是这场动荡的罪魁祸首。
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概括这个提案的命运。阿斯奎思的策略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抨击，他迟迟不修正对阿尔斯特问题的处理方式，以致反对声与妥协的呼声日渐强烈。从卡文迪什·斯夸里或萨顿·考特尼相对冷静的观点来看，或者从高级政治伎俩的角度来看，这是个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但它更加激怒了本来就暴躁的阿尔斯特联合党。实际上，阿斯奎思给阿尔斯特联合党的领导集团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或许是他早就打算好的，但这种战术施压也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真正引起内阁关注并变通政策的是财政问题，而非阿尔斯特问题。自由党下院议员发出抗议后，在委员会审议下，政府修正了自治议案，规定新政府无权削减关税。议案中除了无关紧要的保证条款外（这些条款被视为形同虚设，错漏百出），没有针对阿尔斯特联合党提出任何明确的调解条款；直到1914年1月，当时的首相才提出“建议”，即“地方自治中的地方自治”计划。尽管1914年3月又推出了一项增强提议（结合了在阿尔斯特省择取个别郡实行分治的建议），而且该项提议被纳入了5月的修正议案，但仍然没能满足阿尔斯特联合党想永远被排除在地方自治之外的要求。此外，阿尔斯特联合党高涨的斗志已不需要其领袖卡森和克雷格的鼓动，那些在1912年原本可以成功促成和解的提议此时完全得不到支持。1914年7月30日，双方仍然陷在僵局里，当时欧洲大战已经逼近。在阿尔斯特联合党的建议下，也为了维护这看似统一的国家利益，双方都同意暂时搁置爱尔兰问题上的冲突。阿斯奎思对这次党派间的休战表示赞成，目的是为了将地方自治议案收入法令全书，尽管当时他同时还提出在战争期间暂缓建立爱尔兰议会。
当时的人在分析议案细节或研究它在议会的曲折经历时，对爱尔兰的未来作了无数推测。这些当时人所作的反事实论证都带有明显的党派偏见的特点：联合党和民族主义者对地方自治下的爱尔兰各自得出了其特有的却常常彼此矛盾的看法。这些思考偶尔也会以讽刺或戏剧的形式出现，但即使最富有想象力或最夸张骇人的文学，也以某种政治现实（或虚拟现实）为核心。爱尔兰新教徒后裔、高产作家弗兰克·法兰克福·穆尔在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时期发表了大量作品[如《阿尔斯特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Ulster，1914）、《阿尔斯特人》（The Ulsterman，1914）]，而他对地方自治的完整评述则出现在几十年前第二次地方自治议案时期发表的两篇小品文里。在《一个爱尔兰内阁大臣的日记》（Diary of an Irish Cabinet Minister，1893）中，穆尔根据保皇派的许多观点与成见，以哑剧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独立的爱尔兰政府，这个新政府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北爱尔兰地区的强取豪夺（不仅大幅提高收入税，还对贝尔法斯特造船业的利润另行征税），以及对天主教会的俯首帖耳（都柏林的大主教对立法有否决权、官员的任命权，他还通过刚出现的新发明——电话与内阁会议保持直接的联系）；此外，联合党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以及《爱尔兰时报》都遭到压制，经济形势仍然惨淡无望——国家贷款计划流产，官员薪水被拖欠，股市暴跌。继《一个爱尔兰内阁大臣的日记》出版数周后，穆尔的《马尔登总督》（The Viceroy Muldoon）面世，和前一本书一样假设了新的爱尔兰自治政府得以建立，并提出了种种猜想。在两本书里，阿尔斯特联合党都因为饱受盘剥而反抗都柏林政府（在《马尔登总督》里，北爱尔兰负担了整个爱尔兰税收的15/16）。《马尔登总督》想象政府机构中教权主义泛滥，而且公共生活与政治领域的混乱无序以及官员的挥霍无度，导致了商业停滞不前。两部作品都设想了水平低下的政治道德与政治辩论，并都以新统治阶层内部的混战告终，都认定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者将迅速突破地方自治的限制（在《马尔登总督》一书里，爱尔兰议会很快就获得了总督的任命权）。
当然，过多地去解读这两部作品并不合适（比如，两个故事都以联合王国的胜利重建为结尾）。但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联合党已预先认定未来地方自治政府将充斥教权主义、贪婪和残暴，而穆尔的作品正是着眼于这些看法。即使在联合党对地方自治的最严肃的评论中，也同样体现了这类观点（下文将对此作出阐述）。
其余作家的写作前提则是和解不可能达成，比穆尔更直接地描写了北爱尔兰联合党可能出现的好战情绪。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期间，至少有两个小说家思考了北爱尔兰的态度，（从完全不同的政治、民族角度）详尽地描述了北爱尔兰联合党好战情绪可能导致的与个人相关的更多结果。这二位就是乔治·伯明翰和英国小说家W·道格拉斯·牛顿。前者在《阿尔斯特的红手》[1]（The Red Hand of Ulster，1912）中以一个自由党新教徒的身份进行写作，后者所著的《燃烧的北部》（The North Afire，1914）也以爆发于北爱尔兰的内战为主题。两人都是在1914年8月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写作的，都没有认真考虑过不列颠的爱尔兰政策背后更宏观的外交背景。不过，他们还是值得一定的关注，因为他们抛开了战争背景对爱尔兰地方自治进行了思考，为本文最后部分中的反事实假设之一提供了主题。
乔治·伯明翰在半喜剧半讽刺的想象中，明确地预测了联合党即将采取的某些军事政策，也对局势可能的其他发展提供了有充分根据的猜测。比如，书中设想，爱尔兰裔的美国富翁、芬尼亚兄弟会[2]同情者约瑟夫·康罗伊感到阿尔斯特联合党是爱尔兰最可能发起叛乱的暴力因素，因此决定资助他们对地方自治的反抗（这看起来很不切实际，但实际上预见到了共和派里某些主战者对北方保皇派反抗斗争难掩的钦佩之情）。在康罗伊的资助下，与不列颠军队乃至皇家海军交战（与后者交战简直是异想天开）的联合党在许多小型战役中赢得胜利，为整个爱尔兰岛赢得了彻底的独立。道格拉斯·牛顿的创作虽然明显缺乏对爱尔兰第一手背景的了解，而且小说风格华丽浪漫，但他对阿尔斯特联合党反抗形式及其反响的推想也不是无稽之谈。小说中，英国军官科明斯·劳登在阿尔斯特起义期间发现针锋相对的是自己的同僚（他对联合党持同情立场），同时劳登还因爱上起义军中的一个女人而擅离职守。伯明翰笔下，联合党起义的高潮则是建立了一个具有奥兰治色彩的爱尔兰共和国；牛顿描写的反抗在短时间内爆发，激烈而血腥，但只持续了两个星期，对此作者没作任何具体解释。
伯明翰的猜想之所以引发了特别的关注，原因在于他强调了联合党对暴力斗争的复杂态度，以及从政治的角度预言了驱使阿尔斯特联合党反抗地方自治的某些因素。在起义的早期阶段，领导联合党反抗的莫因勋爵及其夫人（对应的是伦敦德里勋爵及其夫人）以及天才演说家巴布雷（与卡森很相似），受到了主战派的排挤，而主战派依靠的是美国的资助和德国提供的武器（现实中保皇派的主战势力的确从北美获得了一些资助，但并不一定来自共和派的资源；同时他们还从德国秘密进口武器）。巴布雷和卡森很相像，在公开场合激烈主战，私下场合却态度温和；他强调阿尔斯特联合党的暴力倾向对其在不列颠潜在的支持者有一定的影响：“我知道，如果我们目无法纪、诉诸暴力，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和同情。”另外，小说在其矛盾的结局中阐明了爱尔兰保皇派的高度局限性：保皇派的反抗更希望让爱尔兰取得彻底的独立，而不是重建联合王国或是实行某种地方自治。尽管这个结尾颇具自嘲意味，看起来也不现实，但的确也反映了当时爱尔兰联合党里更为严肃的其他观点及其对地方自治可能有怎样的态度，比如持重稳健的南部联合党人、律师A·W·塞缪尔斯以散文的笔调警告英国民众：“如果抛弃了自己在爱尔兰的同胞盟友，那么毫无疑问，此后英格兰最棘手的敌人将是这些遭到背叛的人们及其后代，无论他们的命运如何。”
牛顿想象的则是地方自治法案通过几周后的情景。一名奥兰治社[3]成员在警察袭击中被杀，促使保皇派发动了一场血腥的起义。新的北爱尔兰临时政府“建议”民族主义者抛下家庭和财产，同时整个阿尔斯特地区不管是联合党还是民族主义者，都出现了少数派被攻击的党派混战现象，导致大量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破坏。派别斗争的同时还不时发生经济原因引发的暴力冲突（比如工人放火烧毁工厂等）。不列颠政府的大臣们最初不知所措、一团混乱（“政府举棋不定，放任事态恶性发展”），后来达成共识宣布戒严；王室军队和起义者之间发生了几次流血冲突后，双方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妥协。尽管这番设想在某些细节上欠妥（比如作者想象阿尔斯特地区拥有众多煤矿，又给奥兰治社的一个英雄取了个爱尔兰基督教式的盖尔语名字），但对保皇派叛乱的可能发展与直接后果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推测。反应迟缓但最终举措有力的不列颠政府正是阿斯奎思政府的写照：拖沓却又机敏，但行动不够谨慎。整个冲突被设想成历时短暂、激烈血腥最后又无果而终，也十分合理，表现出联合党领导层并不好战的特点，以及自由党政府并不愿意卷入国内的骚乱。
不管是在政治、历史话题的讨论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民族主义者都远远不像英国和阿尔斯特的新教徒时事观察家们那样关心北爱尔兰；联合党政治辞令与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的灾难预言，在民族主义者那里却极少出现。关于地方自治，当时出现的最有启发性的反事实思考来自乔治·萧伯纳，他在为喜剧《英国佬的另一个岛》（John Bull’s Other Island）所作的《给政客们的序言》（Preface for Politicians，1907）中认为，一个主张“保皇”的爱尔兰人是“不自然的”（共和派的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康诺利也同样认为阿尔斯特联合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萧伯纳着重指出了爱尔兰新教中潜在的激进精神。他认为，爱尔兰的保皇主义与新教优越的社会地位唇齿相依，如果爱尔兰的英国统治者及其上流阶层不复存在，保皇主义也将消失。在对阿尔斯特联合党的好战性作进一步阐述之前，身为都柏林新教徒的萧伯纳并没有把他的信仰同伴们看做地方自治政府的顽固反对者，而是把他们视为新政权下一股潜在的富有活力的激进力量。在萧伯纳看来，爱尔兰新教徒对国家生活的干预将使爱尔兰人更加认同“民族主义与民主的先锋力量，而不是天主教和祭祀制度”；在这方面，一些急于实现民族自由、摆脱教会权威的天主教徒也会对新教表示支持。尽管这些假设多少是将南部新教徒的一些看法强加给了北部新教徒，而且这些看法总体上归因于新教徒的民族自负心理，但有意思的是，萧伯纳和乔治·伯明翰等其他作家一样强调，激烈的阿尔斯特保皇主义和激进的爱尔兰分离主义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两位作家都认为北部新教徒主战派所坚持的联合主义实际上不堪一击，地方自治下的爱尔兰很有可能会由主张独立的新教势力主导。
关于地方自治下的爱尔兰天主教，萧伯纳的描述同样很有意思。鉴于教会是在政治和宗教上引发天主教民众不满的主要机构之一，他将教权主义盛行的原因归结于不列颠与爱尔兰王国的合并。如果撤销王国的合并实行爱尔兰自治，爱尔兰天主教徒就可以摆脱罗马教会的束缚，建立自主的天主教会：“地方自治预示着梵蒂冈教会将从都柏林堡消失，圣徒之岛[4]将获得自己教会的领导权。”萧伯纳在他的悖论中颇为兴奋地认为，地方自治意味着奥兰治社成员将转化为激进的分离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则转化为激进的教权限制主义者。
最后，我们再看看分离主义者对地方自治的代表性设想。新芬党[5]成员特伦斯·麦克斯温利在1916年起义中被“驱逐”；1920年10月，在长达74天的绝食斗争后死于监狱。他曾在1914年出版了一部戏剧《革命者》（The Revolutionist），描写了残暴的地方自治政府统治下分离主义者的凄惨处境。与前述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这部戏剧也以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成功通过为背景。主人公休·奥尼尔（可能暗指16世纪晚期的盖尔领主及其起义者）在所处的进步民族主义者圈子里面临外强中干的恐吓，同时还招致了天主教会内部有权势者的强烈敌意。和爱尔兰其他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的一些亲密朋友对帝国的态度逐渐软化。奥尼尔被教会指斥为无神论革命家（实际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注意到，自己认识的人都为了个人的前途在政治信仰上作出了让步。整部戏剧都贯穿了“帝国狂欢节”，这个公众活动表面上是庆祝地方自治的实现，实际却是为了引诱那些善良的民族主义者加入支持帝国的行列。奥尼尔为分离主义原则的奋争显得孤单可悲，但在一场残酷的改宗战斗之后奥尼尔死去，此时全剧达到高潮，表现出唯美的英雄主义色彩。
尽管文学作品中对地方自治下的爱尔兰的幻想有时在细节上显得怪诞甚至滑稽，但却与那些看似更严肃的政论极为相似。和文学的想象一样，这些政论显然要受到党派倾向的影响，但有些观点还是超出了党派的限制。例如像持联合主义立场的法兰克福·穆尔这样的讽刺作家，也许的确希望地方自治议案的通过在民族主义者内部造成混乱和分裂，但这样说其实夸大了约翰·雷德蒙的预言。雷德蒙（和农民激进分子迈尔克·达维特一样）希望地方自治运动的政党在“履行职责”、完成目标以后自行瓦解。事实上，雷德蒙通常都会很熟练地将对手的嘲弄转化为政治资本：当联合党预言地方自治会动摇英国宪法时（杰出的法学家A·V·戴西声称“地方自治没有终止争议——它开启了一场革命”），雷德蒙则接受了普遍观点，但同时也认为地方自治会促使英国对王国联合形式进行有益的修正。和联合党一样，他也认为议案在一些方面的措施极难让人满意。尽管和联合党的出发点不同，但他同样也指责了财政条款，认为它们最多只能算临时性的规定。另外，他很可能也察觉到了，议案中拖欠土地年税金将从“转账金”里扣除的规定是不合理的。
当然，民族主义者和自由党评论家们所提供的大体图景（用历史学家理查德·巴格韦尔的话来说）是一个“未来的和谐乐土”，与保守党和联合党设想的残酷场景形成了极大反差。地方自治运动的倡导者和联合党（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想要突出新的爱尔兰政府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但雷德蒙认为自治议案是英国和爱尔兰长久以来冲突的最终解决方式（尽管他承认在细节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而联合党则只是将之看做实现更大程度自治的跳板。一些自由党评论家设想都柏林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威斯敏斯特议会减少爱尔兰代表的席位，将此作为“提高帝国行政效率的第一步”，而联合党认为这只会在制度上造成更大的混乱（卡森的私人秘书彭布罗克·威克斯曾表示，“以为通过地方自治议案就能缓解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拥挤程度，显然是错误的想法”）。雷德蒙相信议案预示着都柏林将成立一个更出色的国民议会（爱尔兰的政治力量将得以保留，而不是大量流入威斯敏斯特）；而联合党认为，所谓的国民议会只会为了私利钩心斗角甚至残杀同胞（戴西评论道，“委员会15号房间里的景象预演了地方自治下都柏林的议会生活”）。雷蒙德相信爱尔兰和不列颠、爱尔兰侨民与不列颠之间的关系都会因自治议案而得到改善。他特别强调，如果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列颠将从中受益。而联合党则认为，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地方自治议案仅仅是让民族仇恨情绪得到进一步发泄的空间，尤其是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将因为这种轻率盲目的乐观付出沉重的代价。
J·H·摩根的作品《爱尔兰新宪法》（The New Irish Constitution，1912）或许体现了自由党或地方自治主义者对自治政府最为完整的描述。在书中，议案完美地结合了权力的大量下放以及帝国对自治政府的必要约束。评论家承认宗教冲突仍然有可能存在，但（在用萧伯纳式的华丽措辞进行论证后）他们宣称“完整而自由的政治生活是宗教上互不宽容最好的，也许还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著名的长老会信徒J·B·阿穆尔牧师针对普遍存在的忧虑提出（其论证也不乏萧伯纳的影子），地方自治对爱尔兰新教有利无害，因为它会让新教摆脱在人们心中的反民主、反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形象：地方自治让“人们有机会切切实实地对新教进行评断”。
关注经济问题的作家韦尔比勋爵同样也对联合党的忧虑不屑一顾，认为地方自治不会（像联合党所说的）导致一个地方保护主义的爱尔兰政府，因为对爱尔兰来说，英国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联合党设想的挥霍无度的政府也没有什么根据。最敏锐的地方自治主义评论家之一乔纳森·皮姆认为，新爱尔兰可能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铺张浪费，而是来自过分的吝啬：“由于大量的农民成为选民，政府开始变得过分节俭，不愿为土地所有者增加额外的负担，政治事务因此也无法推进。”这与法兰克福·穆尔对自治政府腐败和挥霍的辛辣讽刺大相径庭，但实际上却预见到了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独立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情形。联合党预言爱尔兰将一片混乱，皇家警察队丢尽颜面、士气低落，文章对此反驳道，执行机构并不能干预立法进程，而且在民主机构面前，那些对农民骚乱的臆想都会不攻自破。
多年来早已习惯保皇派大呼小叫的民族主义者对于阿尔斯特联合党的武力威胁嗤之以鼻。有人（再次高明地偷换概念）提出，在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下，阿尔斯特联合党都能够保存一定势力，不会受到迫害。雷蒙德预测，地方自治主义政党在达成目标后会自行解散，爱尔兰联合党从而成为都柏林下院的强大势力（约占1/4的席位）；民族主义者团体的分裂、联合党内部的凝聚，将使联合党在地方自治的爱尔兰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此外，民族主义者还相信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充分关注了联合党的敏感问题，比如前文提到的，议案条款规定爱尔兰议会不能立法对任何形式的宗教加以庇护或损害，尤其不允许立法对婚姻的宗教信仰进行限定，后者（1912年议案较前两次的新加内容）的根据是教皇关于异教通婚的谕令，意在消除保皇派中预言天主教即将占上风的激进情绪。
联合党评论家们对于自己在地方自治下的命运很感悲观。前文已介绍了联合党对爱尔兰自治的许多设想，但联合党和民族主义者一样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作出了详细的预测。联合党里无论是讽刺作家法兰克福·穆尔，还是稳健持重的爱尔兰前任副总检察长J·H·M·坎贝尔，都认为未来会出现混乱和动荡。穆尔笔下的地方自治议会派出代表赴美国坦慕尼协会学习政治管理，而坎贝尔（很严肃地）预测实现地方自治后“爱尔兰政治形态将效仿坦慕尼协会，而非英国议院”。戴西、皮特·克尔–斯迈利（阿尔斯特联合党在下院的知名议员）等人认为，民族主义者在内部争端中表现得冷酷无情，就这方面地方自治议会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雷蒙德预言未来的爱尔兰和不列颠将像兄弟般友好，但大多数联合党作家与评论家却认为冲突仍将继续存在。许多人都相信议案中复杂的制衡条款实际上会滋生怨怼与怀疑。彭布罗克·威克斯提出，议案对权力及其限制的规定将使新的爱尔兰政府与帝国当局不断发生冲突，尤其像前文提到的财政问题，“财政收入只有一小部分属于爱尔兰，大部分都上缴给了不列颠财政部”。出于维系和平目的而创建的、由不列颠主导的财政部联合委员会，则进一步地刺激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发展。
联合党承认这样持续存在的摩擦会威胁到地方自治的稳定，也会给爱尔兰分离主义的激进分子火上浇油。他们并不像雷蒙德那样认为地方自治可以真正地、甚至是一劳永逸地解决爱尔兰的宪政问题（戴西曾哀叹道，“我们的新宪法不可能长久”）。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自治议案中详尽的制衡机制若真正实施，就是对民族主义者感情的嘲弄，而若束之高阁又毫无意义。皮特·克尔–斯迈利就认为总督的否决权是“一纸空文”，对不列颠枢密院的司法上诉权也“毫无意义”。有些联合党作家预言土地购买年金将造成不列颠与爱尔兰关系紧张。像理查德·巴格韦尔等联合党人的看法则和特伦斯·麦克斯温利在《革命者》中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激进分离主义的不断施压将使自治政府选择中庸的执政路线。许多人还认为不列颠与爱尔兰的紧张关系以及地方自治不断恶化的动荡局势，都会激怒分离主义者。
政治的不稳定对经济会造成负面影响。法兰克福·穆尔对于地方自治下经济将混乱无序的预测，在本质上与北部一些刻板的联合党商人的看法很相近。穆尔指出，地方自治议会将对北方人和北方商人进行惩罚性的征税，联合党中一些更安分的人担心这种猜测会成为现实。不过，更敏锐的评论对于这种忧虑并不那么关注，而是注意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像联合党所想的，地方自治威胁到了政局的稳定，那么也必然会殃及股市与爱尔兰的信誉。地方自治引发的争议已经造成爱尔兰股市的下跌，假如真的实行了地方自治，联合党中有许多人认为股市的下跌将万劫不复。北部对议案最有力的抨击来自持联合立场的自由党商人托马斯·辛克莱，他认为地方自治将严重破坏北方经济——包括工业、商业和农业，其“罪魁祸首”就是无力稳住经济局势的未来爱尔兰政府。新的地方自治政府负债累累，摇摇欲坠，难以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赢得信誉，这必然会对整个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辛克莱的分析是严肃审慎的，但还是不禁让人想到了法兰克福·穆尔笔下的爱尔兰，穆尔的喜剧中曾假想由于1000万英镑的国家贷款计划流产，爱尔兰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这些对可怕未来的想象猜测地方自治下的爱尔兰局势会极为动荡，但动荡不仅是因为激进民族主义者的频频施压，还因为阿尔斯特联合党自身的反对。1911~1914年，联合党的许多严肃评论都认为地方自治至少会导致阿尔斯特地区发生骚乱，甚至有许多人认为内战即将爆发。皮特·克尔–斯迈利将可能的经济动荡和北部骚乱联系在一起，提出新政府会因为维稳开销过大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彭布罗克·威克斯则用不同的方式阐述了这种联系：假如强行实施议案，“内战将在阿尔斯特爆发，爱尔兰其他地区的公众信心、社会治安乃至信贷都将遭到毁灭性破坏”。1912年，诺森伯兰公爵七世之子、联合党预言家之一、军官珀西伯爵颇有先见之明地认为欧洲即将迎来一场灾难，并基于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勾勒出了爱尔兰政治的发展趋势。珀西最初关注的是地方自治政府在军事上的薄弱，但随后提出两个假设（本章最后一部分将对此稍加阐述）：假如爱尔兰实现除阿尔斯特以外的地方自治，就会像（南非的）德兰士瓦省和奥兰治自由邦那样不可避免地走向独立。而联合党也会和布尔战争爆发前南非的英国侨民一样遭到粗暴对待。此外，珀西也想象了由地方自治政府统一的爱尔兰，最糟的情形是内战爆发、国家分裂，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原来的宗教势力抬头，曾经的敌对情绪被重新挑起，国内混乱不堪”。基于对北方早期好战情绪的判断，珀西认为反抗（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政府的暴动“极有可能”发生，并确信政府将调动大量军队来平息骚乱，重建都柏林政权的权威。
珀西设想的“走向末日的决战”在1914年部分地实现了。不过，按照他的设想发展的欧洲局势，至少暂时解除了他对爱尔兰发生动荡的忧虑。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保皇派自相矛盾的武装反抗自行消退，大批反抗者转而加入国王的军队作战。民族主义者和联合党对未来的种种预测和想象，都没有提及地方自治在欧洲大战的背景下会如何发展。即使是珀西，也未敢想象战壕中的血腥屠杀可能会对爱尔兰造成怎样的影响。实际上，只有珀西对国际形势有过认真思考，但关于他隐约感到即将爆发的这场战争，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其后果的影响如此深远。尽管如此，若不考虑欧洲历史与英爱历史中这个重要事件，这些预言家们也至少是准确地预测了1921年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内部的各种势力：一个节俭朴素的天主教政体，以达到完全自治为目标。是这场战争而非阿尔斯特导致了格拉德斯通自治议案的流产，而这些有党派偏向却不乏敏锐和明智的设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由党失去的“乐土”——一个在不列颠的约束下实现自治的爱尔兰，一个宗教、文化多样但却因爱国情感而统一的爱尔兰。
[1] “阿尔斯特的红手”指红色手掌图案，该图案是爱尔兰阿尔斯特省的象征，植根于爱尔兰盖尔人（尤其是阿尔斯特省的盖尔人以及17世纪以前阿尔斯特地区的盖尔人部落）的文化传统。——译者注
[2] 芬尼亚兄弟会是爱尔兰民族主义团体，建立于1858年，旨在推翻英国人对爱尔兰的统治。——译者注
[3] 奥兰治社：1795年在爱尔兰北部成立的秘密社团，支持当时政治和宗教中的新教势力。——译者注
[4] 爱尔兰的别称。——译者注
[5] 新芬党，北爱尔兰社会主义政党，1905年建立，主张通过武力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译者注
地方组织下的爱尔兰
我们已经就当时的历史情形介绍和讨论了地方自治下爱尔兰政府的可能形态，描述了地方自治骚动的背景、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的具体内容，也考察了一些对地方自治政府的猜测和设想。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线索贯穿起来形成几条反事实的假设：首先，前文提到的，地方自治议案在1912年原本可以得到通过；其次，假设欧洲战争延缓到来或者被避免，自由党政府和阿尔斯特联合党不得不直面自己行为的后果（1914年战争的爆发让它们转危为安）。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1912年自治议案得到通过，并且北方六郡被排除在地方自治之外。1912年2月6日在内阁会议上，劳埃德和丘吉尔提出了要排除阿尔斯特，与会者意见不一，但由于要求先行让步的呼声十分强烈，阿斯奎思意识到有必要进行和谈与妥协，加入了排除主义者的行列。爱尔兰事务大臣比勒尔有可能在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的敦促下，游说雷蒙德及其爱尔兰议会党接受让步。看似意见统一、铁腕强力的内阁，结合计划的暂时性，最终扭转了爱尔兰领导人（尤其是德夫林）长久以来对不完整爱尔兰政体的厌恶感。不过，如果和解未能达成，结果可能导致政府解散、联合党在选举中获胜。
于是1912年4月，地方自治议案以及附带的临时分治方案被正式提出。如劳埃德·乔治所预见的，保守党和阿尔斯特联合党惊慌失措，出现了分裂。议会中的保守党议员派意见出现了分歧：兰斯道恩勋爵等同情南部联合党的权势人物对议案极为不满，而相对冷静的如奥斯汀·张伯伦或休·塞西尔勋爵等人，认为自由党的提议就算不能解决争端，至少也为协商解决提供了基础。博纳·劳此时出人意料地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他意识到自由党的提议从根本上破坏了北爱尔兰以武力讨伐不列颠的计划。他能以保卫困境中的阿尔斯特为由集结政党的力量，但如果只是分治方案的细节引发争议，他无法以此为依据左右政党或全国，因此他决定与自由党合作。
尽管如此，博纳·劳仍然需要爱尔兰联合党领导人的支持。此时自由党让步政策的分化作用再次体现。南部联合党和北爱尔兰分治地区以外的联合党都感到恐慌。联合党的中心地带、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更为谨慎，其中的主战派（尤其是参加过布尔战争的退役军人）并没有被阿斯奎思的慷慨打动。卡森曾在1886年和1893年参与反对自治议案，但也承认阿斯奎思的此次议案和格拉德斯通的议案相比有所进步。出于政治上的老练与敏锐，他意识到从战略上看，自由党的提议会给联合党的事业制造不少难题。尽管满心怀疑，但他还是决定与自由党合作。卡森征求了不少北爱尔兰军官的意见；詹姆斯·克雷格的意见尤其受到重视，因为他始终以阿尔斯特东部的政治利益为其政治生命的出发点。由于自由党的提议中承诺要保护阿尔斯特东部地区，在不列颠和下院有丰富竞选经验的克雷格意识到坚持反对意见可能会相当困难，于是建议卡森谨慎地接受提议。
双方在同意分治方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议案也就此通过。依照新的地方自治法案，新的爱尔兰议会于1913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召开会议。尽管面临巨大压力和不利的猜测，前爱尔兰议会党仍然维持了团结，并成为了新的都柏林下院和爱尔兰政府的主要势力：约翰·雷德蒙被选为第一任爱尔兰首相。下院的164个席位中分布有南部联合党和新芬党的代表，但联合党在上院的情形要好得多——总督不合比例地给了他们40个席位。属于少数派的立宪派民族主义者（比如对中间派威廉姆·奥布赖恩的支持者）在上下院也都有一席之地。
新的爱尔兰政府会不会像1911~1912年联合党评论家所预测的那样，让天主教和教权主义获得优势地位？地方自治法案正式禁止了大多数有宗派偏向的立法行为，但还是存在某些方法可以绕过禁令（一些联合党人认为地方自治政府在征税时会对教会有所偏袒）。而不少重要的民族主义者的家庭都与新教有一定关联，比如雷德蒙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新教徒。新议会中的新教徒数量相对增加，爱尔兰议会党在威斯敏斯特议会的代表中也有了更多的新教徒。尽管在政治上他们被普遍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但如果教权主义肆无忌惮，他们很可能抗议。不过，任何宗派势力都无法取得主导地位，主要还是由于分治方案的压力，新政府当然会向仍然蠢蠢欲动的北方显示自己对自由的维护。毫无疑问，在议会中仍然存在强大的宗派势力，尤以德夫林的政党组织古爱尔兰修道会为典型代表。但这些势力也受到了同样强大的力量——仍然广有影响的宪法中立传统以及尚未受大战影响的南部联合党——的制衡。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尽管地方自治是在宗派纷争的情形下进行的，但比起1920~1921年实际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新的爱尔兰政府（至少在初期）在宗教信仰的分歧问题上更为敏感。
新政权与北方的关系仍然脆弱而微妙。尽管就地方自治达成了协议，但协议的临时性质意味着阿尔斯特联合党仍然会保持高度警惕，并保留了自己的自卫组织（比如所谓的阿尔斯特临时政府）。他们的态度以及分治方案的命运都是难以预测的。不过，如许多自由党人预言的，分治方案多少缓和了阿尔斯特联合党日益增强的好战情绪。毕竟要在6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维持有效的反抗也不那么容易，况且分治方案很有可能会延续下去。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地方组织政府的态度。由于雷德蒙对自由党政府在地方自治问题上的让步多少有些感激，他很可能支持英国在1914年8月进行的战备工作，并鼓励招募爱尔兰志愿兵加入英国军队作战。鉴于宪法问题得到临时的妥协，阿尔斯特联合党也会被雷德蒙的“忠诚”所感染；联合党与民族主义因战争形成的一致态度也有利于巩固国内政治势力间的纽带关系。分治方案的实施、战争的爆发显然将使联合党在阿尔斯特问题上的狂热大大消减，如果新的地方组织政府在这期间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一点很有可能），则会对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阿尔斯特联合党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让分治政策继续执行，逐渐失去不列颠对他们的同情；要么加入新的地方自治政体。后一点并非不可能：1920年以后处境不太顺利的阿尔斯特联合党中许多人（包括詹姆斯·克雷格）都相信，分治政策只是暂时的，战争促成的团结会在宪法上得到进一步巩固。不过，这种共识及其促成的政治团结是否能长久维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么，在阿尔斯特联合党的怀疑与不列颠的歧视中，新的都柏林政府是否能证明自己的称职？鉴于雷德蒙、德夫林或约翰·狄龙等民族主义领袖出色的政治才能以及地方自治法案推行的政府规章制度，人们对这个问题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而且，参照此后的历史来看，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自由邦的大臣们在才能与经验上都不如上述这些人，但他们运作的政府非常称职（尽管也很刻板）。地方自治政府中的宪政民族主义者曾在长期以来的抵抗运动中饱受磨炼，因此很可能会相当谨慎和周全地行使权力。
对宪政的可能威胁，并非来自爱尔兰的新统治者，而是来自他们的权力工具——地方自治法案。尽管法案中的许多制衡条款意在避免与北部发生冲突，但其中有些内容也可能导致与不列颠议会的矛盾。法案中对权力的分配以及对威斯敏斯特议会主导地位的承认，都可能引发争端，比如总督对爱尔兰法律的否决权以及不列颠议会对爱尔兰法律的轻率干预，都是会引发争议的难题。尽管威斯敏斯特议会中的爱尔兰议员席位减少，但其影响力仍然很大，（就像1910年时那样）当不列颠的两个主要政党势均力敌时尤其如此。如果地方自治政府与帝国政府间的冲突次数增多、程度加剧，爱尔兰就更可以利用在伦敦的这种平衡作用，在宪法上争取更多对自己有利的规定。
这些冲突对于分离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也十分有利。都柏林和伦敦哪怕发生一点小冲突，都会激怒宪政民族主义者，同时作为少数派的新芬党也对都柏林和伦敦施压，大声疾呼要实现更加彻底的独立。此外，人们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也对政府亲不列颠的立场愈加不满，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得到了更多支持。地方自治政府对此完全可以不予理会，但至少应该明白某些分离主义者提出的原因：大战结束后，人们会要求在宪法上的更多让步。考虑到战争中爱尔兰人的伤亡达到50000人，这个要求有可能被满足。
在这种反事实推导下，20世纪20年代的爱尔兰在某些方面与历史上的爱尔兰没有什么差别：真实出现的爱尔兰也好，虚拟的爱尔兰也好，都是一个与不列颠保持松散关系的自治领。是否将阿尔斯特地区排除在地方自治之外，对这个推论都不会有影响。地方自治这种“背叛”真正完成后，联合党人不再会热衷于重建联合王国；我们也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如果北部加入了都柏林政府，联合党不仅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还会想方设法巩固和增强自己的力量。都柏林政府中阿尔斯特联合党人的出现有可能（并非一定会）维系住爱尔兰与不列颠王室仅剩的那点关系，但即使如此，爱尔兰直到1949年才成为共和国。还需要强调的是，一个由联合党人主导的独立爱尔兰（在较长时期内）未必会在政治和文化上趋于稳定。实际上，形势很有可能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如果1912年实现了地方自治，爱尔兰独立战争就不太可能发生；另一方面，（用麦克斯温利的比喻来说）成立的地方自治政府似乎正日益沉浸在“帝国的狂欢”中，这有可能引发激进的分离主义者对政府的大力反抗。因此，即使实现了地方自治，爱尔兰的革命民族主义传统也不可能消亡；但其斗争目标有可能变得不如从前明确，从而失去一部分支持。不过，革命民族主义者还是能够促使地方自治政府采取更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主义立场。国内一些骚乱将难以避免，但也主要是源于阿尔斯特问题引发的争议，而不是像1922~1923年那样在不同形式的激进民族主义之间产生矛盾。
这引发了另一套反事实推论。如果地方自治议案在1912年得到通过，由于自由党的温和风格和保守党的冷淡态度，阿尔斯特联合党的好战情绪刚有苗头就会被抑制。现在我们暂且搁置这种设想，回到历史就会发现，调和自由党政府和阿尔斯特联合党人的严肃方案直到1914年才被提出，而此时北方的战斗情绪已经非常激烈。1913年末到1914年7月，双方在外交上的不甚往来证明谈判陷入了僵局，这种紧张关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有所缓解。但假如没有爆发战争会是怎样的情况？或者，如前文谈到的，假如欧洲其他地区都加入战争，而英国保持中立会怎样？阿斯奎思政府是否会发动一场爱尔兰内战？
联合党领袖和自由党的大臣们显然会利用大战的爆发摆脱阿尔斯特问题带来的危机；当时以及后来的人们也的确认为，（至少从维护不列颠宪法稳定的角度来看）这场世界大战让英国避免了一场较小的但也许更有破坏性的战争。这些当时的反事实设想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如果欧洲没有发生战争，北爱尔兰地区是否会爆发内战？如果确实如此，现代爱尔兰的宪法进程会有怎样的改变？
1914年7月白金汉宫会议失败后，地方自治原本应在整个爱尔兰得到推行。阿斯奎思在1914年6月提出的修正案以及在阿尔斯特实行分治的提议让各方都不满意，结果未能通过。假如大战爆发后党派间争斗没有停止，英国同时持中立立场，地方自治法案或许就已经实施，新的爱尔兰下院经选举后诞生，新政府的权力行使也开始逐渐脱离伦敦方面的束缚。
地方自治在北爱尔兰的实行使得成立于1911年的阿尔斯特临时政府再度恢复，成为自治政府有力的对手。临时政府此前制订的粗略计划此时可以付诸实施：切断铁路和通信线路，占领军火库和供给站，关闭通往北部的主要道路并严加看管。阿尔斯特志愿军及其政治领袖一直以来都认为爱尔兰皇家警察队是保皇派政变的直接反对势力，因此还制订了对警察的逮捕及武装解除计划。地方自治机制（比如新下院的选举）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起义者利用。北部的选举很可能会产生一名起义者领袖（新芬党在1918年和1921年都曾这样利用选举）。几乎可以肯定，政府不会直接去镇压起义，这或许是因为阿斯奎思的确担心和平抗议演化成血腥暴动，但他也有可能是在等待更恰当的时机。
阿尔斯特临时政府计划以最小的代价夺取和控制政权（出于战略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卡森强调阿尔斯特志愿军不会开第一枪）；同样，不列颠政府迫切希望尽可能避免与联合党的反抗发生任何流血冲突。而至少早在1914年3月，上述双方都已经筹划在爱尔兰发动内战。在阿尔斯特联合党人构想政变时，不列颠政府的主战派（丘吉尔和国防大臣西利）很可能就在讨论武力镇压的可能性。1914年4月，联合党人已全副武装——他们成功（且非法）地进口了25000支步枪和300万发子弹。除了这些武器，他们也许还有12000~15000支不同型号和年代的步枪：据估算，1914年7月他们大约拥有步枪37000支，而且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保皇派自1910年末就已开始接受军事训练，1913~1914年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训练营（比如1913年10月蒂龙郡的巴朗士阁训练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