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保皇派的起义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但彼此关联的反应。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准军事武装组织——爱尔兰志愿军，它具有激进的分离主义倾向，这使它在1914年春天迅速壮大，尤其在大多数人拥护地方自治的阿尔斯特省西部得到了热烈支持。1914年5月，爱尔兰志愿军从全国征募到129000人，其中41000来自阿尔斯特省。这些阿尔斯特人武器落后，但热情高涨，他们的指挥官（曾经是科那特突击队的军官）在6月声称“任何政府，只要企图将支持民族主义的地区不公平地划出爱尔兰，都必须对我们有个交代”。而实际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不那么热衷，其手里控制的爱尔兰皇家警察队和爱尔兰卫戍部队虽是阿尔斯特联合党人潜在的对手，但却没有什么交战的热情。
1914年地方自治的实行很有可能造成阿尔斯特志愿军与爱尔兰志愿军之间的冲突。在阿尔斯特的西部和南部（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贝尔法斯特），联合党人和民族主义者都在为各自的事业奔走，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阿尔斯特志愿军一旦想要实施任何战争计划（比如在大都支持民族主义的南部地区夺取战略要地），无疑都将引发冲突。阿尔斯特志愿军的优良装备和（至少在北部地区的）人数优势可以暂时击退民族主义者，但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造成流血事件和宗派动乱。联合党试图和平解除皇家警察队武装的粗略计划显然是过于自大的表现。大多数警察都是天主教徒，而志愿军则为新教徒，解除武装的举动很可能造成双方的冲突。不管阿尔斯特志愿军是与警察队还是与爱尔兰志愿军发生冲突，都有可能破坏不列颠对联合党人的支持；如果发生宗派流血冲突或皇家警察队遭到突袭甚至出现伤亡，很难想象不列颠的保守党会继续支持阿尔斯特联合党人。
如果上述冲突发生，阿斯奎思政府会公开表示遗憾和谴责，私下里却会暗自窃喜。此外，不列颠的军队对阿尔斯特联合党活动的态度有可能因这些冲突变得过于简单化。1914年3月基尔代尔郡卡勒军营有一位准将和60名军官集体辞职，拒绝进军北部在阿尔斯特强行实施自治，这在当时（也仅仅是当时）被认为是“事变”或“兵变”。但导致这场危机的不是当局想要用武力威胁阿尔斯特联合党，而是由于军队司令阿瑟·佩吉特对国防部多少不太明确的命令理解有误。提前在阿尔斯特部署军队在他看来很可能是要大战一场的征兆，于是他单方面允许手下军官提出辞职。此事件常常被用于说明军队明显的联合党倾向，不可能反对阿尔斯特志愿军。当然，1914年7月4日，陆军委员会表示绝不会在军事上向阿尔斯特施压。对皇家海军中类似事件的解释同样如此。但这次备受指责的事件很容易被误读。它反映的不是军队里的反抗情绪（他们并没有违抗命令），而是军队对联合党的普遍同情；如果可能的话，军队一定会避免与阿尔斯特发生流血冲突。不过，一切证据都表明，假如别无选择，军官们仍然会服从命令开赴北方。主要“反抗者”、准将高夫曾明确表示：“如果总指挥官下令让部队向贝尔法斯特进军，我一定服从，绝无异议。”
卡勒军营事件说明，出动军事力量强行实施地方自治比想象中要困难，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困难。时间的流逝显然会淡化这次事件的影响；尤其是1914年11月，极有影响的反高压政治者、野战军司令罗伯茨勋爵的去世对阿尔斯特联合党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不过，如前文所述，更重要的在于，如果阿尔斯特志愿军造成天主教倾向的爱尔兰志愿军或皇家警察出现伤亡，内阁对联合党人的支持将会面临极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命令更为明确，佩吉特脑子更清醒些，类似的“兵变”很可能不会再发生。
阿尔斯特志愿军能否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在与皇家警察队和爱尔兰志愿军的对抗中，阿尔斯特志愿军的军事行动多少都会取得一些个别的成功，但如前文指出的，这些成功给政府和军队的介入提供了借口，这显然有悖于阿尔斯特联合党的初衷，政治和军事的原定目标也很难实现。
阿尔斯特志愿军人数众多（约10万人），全副武装，熟悉当地情况。但在战争打响之前，可能会有部分人临阵脱逃，而数量庞大的武器实际上掩盖了其后勤力量的严重不足。有些武器过于陈旧；他们有大量型号各异的步枪，但手枪数量很少，机关枪和野战炮等有威力的武器就更是屈指可数。而且，志愿军的武器显然不足以用于训练，更不用说消耗军力的持久战了。因此，“如果战争全面爆发，志愿军的武器显然会严重短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阿尔斯特志愿军或许能克服这些困难，还能凭借对当地情况的熟悉了解展开游击战，但这种战斗形式恰恰是他们想要回避的。他们宣称想要“堂堂正正地战斗”，志愿军的训练和组织就表明他们是在为迎接一场常规战作准备。毫无疑问，志愿军就像他们在索姆河与梅西纳和德国人作战那样，在与不列颠军队交战时会十分英勇；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为此牺牲的人数也会和对方的伤亡不相上下。联合党的政治领袖和不列颠的公众舆论都不希望发生杀戮进一步扩大，就像小说《燃烧的北方》里的描写那样，冲突持续几周后双方完全有可能进行谈判以求和解；当然，和解过程也会考虑到1914年春天阿斯奎思和劳埃德·乔治提出的择取北爱尔兰个别郡实行分治。
一切既有的证据都表明，如果军队介入阿尔斯特，阿尔斯特志愿军将遭受重挫。自由党政府和阿尔斯特联合党间也有可能达成妥协。不过，要评价由此导致的长期结果会更为困难。在当时的人看来，北方保皇派激烈的联合主义很难逃过联合王国政府（即使是自由党政府）及其军队的羞辱；由于不列颠军队在阿尔斯特遭遇伤亡，保守党原本对保皇派的支持不太可能再维持下去。卡森和克雷格等领导人可能会因军事上的失败遭到谴责，就像雷蒙德曾在一系列政治挫败后被民族主义选民抛弃一样。根据当时的一些预测，针对地方自治有可能出现一些消极抵抗。本土作战失败，又失去了不列颠的同情，北方联合党人可能不得不逐渐加入都柏林的地方自治议会，就像1927年北方的民族主义者不情不愿地加入贝尔法斯特议会以及爱尔兰共和党进入下院一样。至于这些联合党人在议会的出现会促成瑞士那种多元文化的民主，或加拿大那样松散而有效的联邦制度，抑或导致像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那样在政治上的失败和分裂，就不得而知了。不管结果如何，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关系都未必比现实中的关系好多少。只有在同仇敌忾地面对不列颠的压迫时，联合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才有可能团结起来。
和谐的乐土？
地方自治没有成功，爱尔兰通过1919~1921年的战争和1921年12月的和约，勉强获得了某种形式的独立。1920年《爱尔兰政府法案》通过分治计划解决了阿尔斯特问题。但新爱尔兰政府的成立导致盎格鲁–爱尔兰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北爱尔兰内部的宗派关系也因分治方案的性质和范围遭到了永久性破坏。用回溯的眼光来看，倘若爱尔兰实行了地方自治，就会走向稳定，都柏林和伦敦的关系也会大大改善，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并没被把握住。
然而，认为地方自治可以避免北爱尔兰“难题”的观点有一个内在矛盾——阿尔斯特问题的尴尬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地方自治的失败，而恰恰是因为地方自治的措施得到了成功的推行。北爱尔兰存在的宪法根据（《爱尔兰政府法案》）在于从法律上融合了权力下放和地区分治，而且尽管未能满足南部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但阿尔斯特联合党人却懊丧地接受了。1920年的《爱尔兰政府法案》促使成立了地方自治议会和贝尔法斯特的执行政府，二者一直到1972年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直接统治时才解散。北爱尔兰的地方自治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财政困难（贝尔法斯特和伦敦的经济关系始终非常糟糕，不得不在四五年后就进行修正）；同时由于联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北方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遭到了边缘化。反对自治的联合党人在北部地方自治政府中掌权，人们常常对此大加嘲讽。但或许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20年达成的妥协竟让联合党人对地方自治最悲观的那些预测应验了。斯多蒙特自治议会统治下的现实的爱尔兰，正印证了此前的想象。
然而，第三次地方自治法案未能成功通过并不是注定的。现在来看，1912年春天，自由党政府和联合党人原本有可能达成妥协但却错失良机。爱尔兰的分治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不见得会让北方六郡被永久性地从自治方案中排除。尤其是在1914年爱尔兰承诺全国统一加入战备的背景下，阿尔斯特联合党人与都柏林政府更有可能实现暂时性的和解。
但是，地方自治议会的成立不代表它能成功地推行政策。同样，爱尔兰避免了永久性地区分治也不见得会走向和平稳定。地方自治危机要得到和平解决，唯一可能的条件就是在1912年北方要有4个或6个郡被暂时排除在自治区域外。最乐观的估计认为这些地区可能会在时限期满后勉强接受地方自治。但即使我们假设爱尔兰和平地实现统一，也会有100万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爱尔兰人内心是不情愿的。并且，爱尔兰要成为一个成熟稳定的民主国家，必然要求对天主教和盖尔文化的广泛认同和尊重，而北部新教的大规模防御性组织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爱尔兰人来说，统一相较分治，代价很可能会更大：统一意味着一个拥有32个郡但局势不稳的爱尔兰，而分治则意味着一个动荡的但只拥有6个郡的北爱尔兰。
不管怎么样，地方自治的失败都不意味着英属爱尔兰有所损失，因为在1912年之前早就不存在英属爱尔兰了。19世纪，爱尔兰民族认同感增强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有意识地拒斥“不列颠化”（苏格兰的情形正好相反，民族意识与不列颠化之间表现的是互补关系）。1914年后，爱尔兰议会有可能很快就会重新解释地方自治的意义，就像20世纪20年代对自治领地位的重新解释一样。事实上，地方自治可能会成为自治领的先兆。由于激进分离主义者的高压，在都柏林可能会成立一个有防卫心理的民族主义地方自治政府；自治议案中的条款有可能让这个新政府与威斯敏斯特方面结怨；再加上阿尔斯特联合党人很有可能会因遭到军事镇压被迫服从新政府，以上种种都说明地方自治并不意味着英格兰和爱尔兰关系从此走向和平，反而极有可能陷入长期的流血冲突和艰苦谈判。如果1916年的起义和爱尔兰独立战争没有发生，那北方的战争和牺牲也在所难免，政治局势不会有所缓和。认为实行地方自治就能让爱尔兰变成和谐乐土的想法并没完全依照1914年的政治现实，基本上属于格拉德斯通式的盲目乐观。
因此，即使实现了地方自治，其中的政治风险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很有可能成为现实。通过地方自治议案的唯一条件——地区的暂时（可能变成永久性的）分治在宪法上获得的结果将和目前大同小异。如果阿尔斯特联合党人接受了地方自治，一个稳定而多元化的民主国家很可能会迅速形成。但自由党政府为此所冒的风险是巨大的，短期的政治胜利背后可能隐藏着一场迟早会到来的大动乱。联合王国统治下的北爱尔兰可以被比做波斯尼亚，但地方自治下的爱尔兰对于英国，与其说是一个安定民主的同伴，不如说是另一个南斯拉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