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1914年8月英国“置身事外”会怎样？
尼尔·弗格森
当时并没有直接原因表明未来会出现可怕的危险。
爱德华·格雷爵士
《假蝇钓鱼》
在厄斯金·奇尔德斯的著名小说《沙岸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1903）中，卡拉瑟斯和戴维斯偶然发现有资料表明，德国曾经计划让“满载士兵的大批船只……在帝国海军的掩护下，组成7支舰队从7个浅水出海口出发，横跨北海在英国海岸登陆”。这番可怕的场景在1914年前几年并非异想天开。3年之后，威廉·鲁鸠在其畅销小说《1910年的入侵》（Invasion of 1910）里大肆渲染了这样一场德国人的入侵。这部小说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于诺思克利夫勋爵创办的反德倾向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鲁鸠刚崭露头角时就被人认为是“危言耸听者”，此前他更加关注俄国和法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1]。但（就像梅富根战役的英雄、童子军创始人贝登堡一样）他在比利时一群伪造者那里获得了一份德国人的进攻“计划”，从中获取灵感，生动地想象了“罗伊斯顿战役”和“伦敦保卫战”。而最为大胆的想象来自萨基（原名赫克托·休·芒罗），他的作品《当威廉二世到来时：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伦敦》（When William Came:A Story of London under the Hohenzollerns，1913）设想和描绘了被德国人以闪电战攻取的英国。萨基笔下的英雄默里·约威尔在“统治阶层的教育和培养”下长大，从政治黑暗的亚洲回国后发现被征服的英国“已经是霍亨索伦帝国的一个自治领，就像莱茵河畔的阿尔萨斯·洛林一样，成为了德国在北海海岸的领土”：在“帝国领土”上四处是柏林风味的咖啡馆，海德公园随处可见践踏草坪将罚款的公告。尽管约威尔渴望抵抗日耳曼占领者，但他发现自己势单力薄，托利党人已经随乔治五世逃往印度德里。国内只剩下一群勾结德国的可耻之徒，其中包括约威尔的妻子塞西莉和她波西米亚的朋友，以及很多地位卑微的官吏和“无孔不入”的犹太人。
1914年英德之间的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吗？当然，现代史里几乎没有别的事件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样引发如此多的决定论解释。不仅英国的通俗小说作家们预言了这场战争；在德国，人们也普遍认为战争无法避免。德意志总理贝德曼·赫尔维希在7月危机的关键时刻告诉秘书，他感到“一股远远强于人类之力的命运之势正逐渐逼近欧洲和我们的人民”。战争爆发几天后，贝德曼·赫尔维希就形成了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这种看法此后成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决定论解释之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唯物论决定了每个国家上一代的政策纲领，现在又立下新的目标，唯有通过一场大战方能实现。”德国的总参谋长、强烈的宿命论者赫尔穆特·冯·毛奇早在1905年就意识到，“战争那丑陋的嘴脸正朝自己狞笑”。1914年9月他在辞职后不久宣称：“战争展示的是文明时代怎样以一种进步的方式交接更替，以及每个民族如何在世界的发展中扮演自己命定的角色。”毛奇的决定论融合了世纪末的神秘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他曾经的同僚伯恩哈迪等作家的大加推崇；与毛奇地位相当的奥地利陆军元帅康拉德后来的言论中也有同样的决定论色彩。但是，与此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正如沃尔夫冈·莫姆森所说的，战前德国的左翼与右翼势力都认为“战争已然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学者希尔弗丁和考茨基直到战争爆发前才意识到其难以阻挡的趋势，而在1905年12月预言“资产阶级诸神的黄昏”即将到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也不是唯一持此看法的人。
英国政治家们对战争的解释有时候也会用这种预言式的口吻——尽管有必要指出，这往往更多地出现在回忆录而非战前的言论中。“各国都跌入了战争的火炉。”劳埃德·乔治在《战争回忆录》（War Memoirs）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为了表达当时推动局势那股巨大的力量远非人类所能控制，他还采用了别的比喻。战争是一场“大灾难”，一场让政治家感到无能为力的“飓风”。当8月4日伦敦大本钟敲响“命运的一刻”时，“回荡在脑海里的钟声如同命运一次又一次重重的锤击……我感到自己所处的星球猛然脱离了轨道……疯狂盲目地旋入那未知的宇宙”。温斯顿·丘吉尔在其《世界危机》（World Crisis）中也用了天体的比喻：
我们可以把那时各国之间的关系……看做力量间的异常组合……这就好比天体一旦彼此靠近，就会产生强大的磁场反应。而假如它们离得太近，就会电闪雷鸣，而超过一定的界限后，它们会在相互的引力中双双脱轨……而且必然会发生碰撞。
一场“危险的疫病”正在蔓延，“伟大人类的命运”正面临巨大的风险。“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气息……每片土地下都涌动着民族主义的烈焰。”和丘吉尔一样，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同样“痛苦、糟糕的氛围”。劳埃德·乔治也感到自己正“被席卷入一场战争的洪流”。
这些自然灾难的譬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视为现代最惨重的灾难时，这些生动的譬喻都被用来证明政治家们认为人类无力阻止这场灾难的断言。格雷在回忆录里明确表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早在1915年5月，他就表达了这种看法。当时他提到，在7月危机时“强烈地感觉自己无力做出任何决策”。1918年4月，他坦承，“我反复地问自己，如果更有远见或更为明智，是否就能阻止这场战争，并因此颇受折磨。但我逐渐意识到，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一些历史学家也继续沿用了这种意象：各个大国在巨大自然力的驱使下，跌入了深渊。霍布斯鲍姆将7月危机比做一场“雷暴”；巴尼特将英国政府比做“一个用桶穿过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人”。不过，这些人中大多数也在别处（甚至是在回忆录里）承认，在1914年8月英国决定开战之前，仍然有着斟酌、讨论和决策的余地。关于英国参战，有两个更明显的原因：首先，从道义和条约上看，英国和法律上都有义务保护比利时的中立立场。正如阿斯奎思用常见的私立学校口吻总结的那样：“有我们这样血统和历史的民族，不可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一个恶霸将一个无辜者痛打在地、百般践踏。”劳埃德·乔治对此支持：“如果德国人尊重比利时的完整……英国人的参战热情原本是可能消退的。”从此时起，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不厌其烦地强调由于比利时的中立受到侵犯，英国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争。40年前，A·J·P·泰勒写道，“英国作战是为了主权国家的独立”。直到最近，迈克尔·布罗克仍认为，这一点是阿斯奎思内阁中大多数人支持参战的关键因素。
不过，对格雷和丘吉尔而言更重要的是另一种论证，即英国“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与独立而对德国进攻乃至征服法国无动于衷”。在丘吉尔看来，这个“欧洲大陆的暴君”正意欲“征服整个世界”。格雷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两点。“我们团结一致、立刻参战，是因为比利时受到了入侵。”“尽管如此，直觉告诉我……我们应该去帮助法国。”如果英国坐视不理，“德国……有可能就会主宰整个欧洲大陆和小亚细亚，因为土耳其人会选择与胜利的德国人站到一起”。“袖手旁观意味着，德国会优势大增，法国和俄国沦为附庸。害怕英国介入与希望它参战的国家都对它产生了敌意，英国因此陷入孤立。最终，德国掌控了整个欧洲大陆。”K·M·威尔逊认为，比起前一种为比利时而战的说法，这种以英国利益为出发点的论证更重要，政府正是以此论证来平息反对声、说服犹豫不决的内阁的。总之，英国介入战争是为了保护法国和俄国，并阻止“一个潜在的军事狂热政权统一欧洲”，这是完全符合英国自身利益的。戴维·弗伦奇对此观点相近，最近大多数分析也持赞成立场，比如保罗·肯尼迪意味深长的《英德对抗发源》。
认为德国对英国形成了威胁是一种事后的合理化解释，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它。正如上文提到的例子所表明的，1900年前后至1914年，人们普遍认为德意志帝国意图对英国发动某种形式的军事进攻。当然，英国历史学家常常嘲讽萨基等人的作品出于排外情绪总是“危言耸听”，认为他们的言论只是激进的右翼分子为征兵使出的宣传伎俩。[其他人像P·G·沃德豪斯也曾对此大加嘲讽。他写了一部精彩的大杂烩式的短喜剧《突袭！——克莱伦斯拯救英国记》（The Swoop，or How Clarence Saved England），其中英国同时遭到德国、俄国、瑞士、中国、摩纳哥、摩洛哥以及索马里“疯狂穆拉[2]”的入侵。]不过，我们应该知道，不管故事的精彩程度如何，英国外交部的高官们（包括外交大臣自己）对于德国有可能威胁英国的问题，的确都持相当严肃的态度。英国外交部对反德文学的贡献，最著名的大概要数艾尔·克罗爵士在1907年11月写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里提醒人们注意，德国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比此前它在国际力量格局下更重要、更强势的角色”，这种企图可能会促使它“灭掉一切可能的对手，通过大肆扩张领土增强（自己的）力量，阻碍其他国家之间的结盟，最终令大英帝国走向破裂和孤立”。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克罗的分析实际上是将德国对英国的威胁与大革命后法国对英国的挑战作了一个历史的对比。外交部里另一个反德官员阿瑟·尼科尔森爵士在1909年给格雷的信中写道：“德国的最终目标无疑是在欧洲大陆取得主导地位，等到力量足够强大时，再与我们在海上展开竞争。”外交部的观点很清楚，德国征服世界的计划分为两步：首先，“称霸欧洲”；然后“德国的野心会无限制地膨胀”。不仅外交官们这么认为，总参谋部在建议成立大陆远征军时也做出了同样的推论。总参谋部在1909年提交给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提到：“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掌握了海上控制权就必然能在大型陆战中取得优势。拿破仑在特拉法加战役的失利并没阻止他赢得奥斯德利兹战役与耶拿战役，成功攻取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年后有人又重提这种观点：一旦控制了欧洲大陆，“某个或某些国家就将逐渐在海军和陆军方面获得优势，这显然会威胁到英国的地位以及大英帝国的统一”。就连海军至上主义者伊舍子爵有时也表现出同样的看法。他在1907年写道：“对我们来说，德国的威力要比巅峰时期的拿破仑更可怕。德国会和我们争夺海上的霸权……因此，‘德国，才是我们的敌人’。”丘吉尔说，如果没有海军，欧洲“就会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动乱后……陷入日耳曼人及其体制的铁腕统治”。劳埃德·乔治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舰队是我们独立的唯一保障……这和拿破仑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因此，总参谋长罗伯森在1916年12月作出的分析算不上太夸张：“众所周知，过去20多年来，德国一直野心勃勃地想要横跨欧洲大陆、北海和波罗的海，将领土一直扩展到黑海和爱琴海，甚至是波斯湾和印度海地区。”
相信德国会对英国形成威胁的不仅仅是上述那些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自弗里茨·弗里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夺取世界强权》（Griff nach der Weltmacht）出版以来，德国史学界也一贯这么认为。就算萨基等“危言耸听者”们在细节描述上不甚准确，并且夸大了德国入侵的可能性，但他们的猜测从根本上是对的：一个军国主义集团控制下的德国正在计划“成为世界强国”，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而最近的德文著作（尽管有值得注意的个别例外），从总体上看只是弗里舍观点的改良而非修正。目的论阐释产生的最经典例子是伊曼纽尔·盖斯的新著，其标题很值得玩味——“通向灾难的漫漫长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1815~1914）”。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认为，近半个世纪前德国的统一必然会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英德之间早已注定要爆发战争这种观点让人很不安——因为80年后，我们发现当时隐约逼近的这场战争，其代价远比带来的好处大得多。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远超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考虑到大英帝国总体的参战人数就更是如此：908371人死亡（约占参战总人数的1/10）；伤亡总人数超过了300万。这也就难怪“世界大战”的阴影在英国人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也在不断激发帕特·巴克等现代小说家们的灵感。此外，为战争付出的经济代价（英国国债由6.5亿英镑上升至74.35亿英镑），使得英国在此后10年里都背上了沉重的抵押负担，严重制约了经济萧条时代政府对经济的调整。参战时英国尚为“世界银行”，战争结束后则欠下了美国约5亿美元的债务。最近几年，有些社会历史学家试图强调战争对国内造成的副作用“一直在持续”，其中还不包括战争对人们心理的伤害。由于难以估量的心理创伤，数百万幸存者及其家属战后的生活状况都非常糟糕。
如果说为“世界大战”作出的全部牺牲都是为了阻止德国在欧洲称霸，那么这些牺牲换来的只是短暂的和平。不到20年，德国对英国乃至整个世界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而且，由于尚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中恢复，英国应对新威胁的能力大不如从前。除了英国自身的相对衰落，英国欧洲盟友的实力也不如从前：法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俄国已成为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意大利被法西斯势力控制。因此，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等认为在战壕中的4年屠杀毫无意义，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劳埃德·乔治和凯恩斯等人（他们对战争的贡献几乎为零）很快便开始相信，对德战争只是浪费了生命和财富。如果说绥靖政策多少有存在的理由，那么1914~1918年的战争就毫无意义；反之亦然。
一些历史学家意识到了英国政策内在的矛盾，对英德战争的必然性提出了质疑，并认为英国政治家实际上并非如其后来（遗憾地）宣称的那样无力回天。不过，他们所提出的其他可能性仍然没有脱离英国参战这个主题。利德尔·哈特在写作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烈阶段，他认为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是向比利时而不是向法国派出远征军，或者在攻打达达尼尔海峡时投入更多兵力，那么德国很快就会被击败，英国也就不会陷入一场大陆持久战。从本质上说，这很类似1914年后政治和军事领域中有关战略的众多流行观点中的两种意见。近日，霍布森提出，如果欧洲大陆在1914年之前就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德国对法国的进攻在一开始就会受到阻止。这仍然是当时观点的发展。法国政府始终认为，如果在战争爆发早期英国明确宣称支持法国，就足以威慑德国，使之不敢贸然行动。这个看法随后被格雷的批评者劳埃德·乔治、兰斯道恩等人所沿袭。但格雷的支持者完全有理由提出疑问：难道英国大陆远征军就足以让德国总参谋部产生顾虑吗？对于这个疑问，霍布森的回答是，英国军队完全有可能通过在大陆征兵扩大到一两百万人，所需资金则直接通过提高税收或贷款来解决。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自由党政府统治下可能的政治决策，就会发现这个反事实的假设过于脱离实际情形。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历史学家所忽略的一点：英国可以不参战。这个假设与霍布森的观点不同，它并没脱离当时的政治现实，我们甚至可以从阿斯奎思和格雷的回忆录找到它的影子。他们都曾强调，并不存在任何契约关系迫使英国必须参战。用阿斯奎思的话说，“当战争发生时，我们有着充分自由来决定是否参战……我们（和法国）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协定：我们之间的联络沟通仅限于研究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格雷也公开地反对任何“逼迫英国贸然作出决定的企图”，这也使得他没有在7月对法国作出任何承诺。如果说格雷遇到了阻碍，那也是来自他的内阁同僚，而非来自命运的力量。他自己就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的确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尽管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如果迟早都要参战，我们应该庆幸我们迅速地作出了决定——这更有利于我们的好名声，也有利于促成一个更好的结果；而如果我们试图逃避战争，就会发现自己……仍然会被迫卷入……（如果当时我们冷眼旁观）就会遭到孤立，不会有任何朋友；没有人会畏惧我们，或争取我们的支持和友谊。我们会名声扫地……被认为干了不光彩的事，遭到各方敌视。
忽略英国选择中立立场的可能性是为了让战后的情绪化解释更有说服力。我们已经开始接受下面的说法：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战略上考虑，英国都不能“冷眼旁观”。然而在更仔细地审视当时的文件（而不是只参考具有浓厚决定论色彩的战后回忆录）之后，我们会发现英国当时不参战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尽管1914年奥地利、德国、俄国和法国的大陆战争看上去注定要爆发，但实际上英国作出参战的决定却不是必然的。我们需要去理解英国冷眼旁观会导致的可能后果，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它当时的决定是否明智。
[1] 20世纪初，欧洲各国间的紧张关系促生了一种文学类型——入侵文学。萨基的这部作品就属于这类文学。——译者注
[2]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曾在1900年发起索马里反抗外国人的战争，英国人称他为“疯狂穆拉”。——译者注
反事实设想：英德协约
认为英德交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困扰大英帝国的自信危机。尽管19世纪90年代帝国内部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活跃，但布尔战争却让英国政府大失民心。而政府则因不得不维持海外殖民地的巨大开支而忧心忡忡，连关于“国家效率”的言论和民众对军国主义“联盟”的热情也不足以安抚这种焦虑情绪。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往往会夸大帝国的财政负担，而忽视了英国通过维护海外自由贸易殖民地获得的利益。1885年至1913年，年均实际国防开支只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4%，其中还包括了布尔战争的花费。1905年后，这个比例一直稳定保持在3%到3.3%之间。就1945年后的眼光来看，这个比例非常小，同时也小于俄国、法国和德国的相应数字。但人们却普遍感到英国“在过度扩张”。在日益复杂的帝国决策机制下（国防委员会和新的帝国总参谋部对此并没有进行合理的简化调整），一种共识得以达成。对英国来说，从经济和战略上同时保护本岛和整个帝国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英国必须改变孤立处境，与它的竞争对手们在外交上达成一定的协议。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再次提到一个早就出现的反事实问题（德国自由党人总是对之有无尽的思考）：如果英德两国达成某种协议（哪怕没有形成正式的联盟关系）会怎样？尽管当时德国商品开始挑战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甚至渗入了英国本土的消费市场，这引发了英国人的不安，但经济上的竞争并不代表外交上无法形成友好关系。只有对无可救药的经济决定论者来说，关税争端才预示着战争。德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招致敌意的同时也赢得了赞誉。此外，在海外许多地区，德国和英国的利益都是潜在一致的。1898年和1900年，张伯伦呼吁英德联合起来抵制俄国在中国的势力。1901年出现了建立英、德、日“三国同盟”的严肃讨论，但没有得出结论。1899年，英国虽然怨声连连，但仍然达成协议将西萨摩亚划给了德国。同一时期，英国也和德国在葡属莫桑比克和委内瑞拉的问题上有所合作（1902年）。甚至在奥斯曼帝国及其前领地埃及、摩洛哥的问题上，英德也有机会合作（尽管伦敦方面意见出现了分歧）。认为一个自认“过度扩张”的国家和一个自认“扩张不足”的国家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展开良好合作，这种看法原本就没有充分根据。而认为“每个国家其政策在本质上就彼此排斥”的看法，则可说是谬论。
1898年，张伯伦和德国人哈茨费尔特、埃卡德开始了英德结盟的讨论。这场讨论间断地持续到1901年，但最终却无果而终。为什么？历来对这个提问的回答是，德国总理比洛希望不受任何约束，从而建立一支足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海军。当然，比洛也许比英国人更夸大了英国的衰落程度，因此不愿意与英国形成正式的盟友关系（据透露，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同样也不愿意和德国正式结盟），一个原因就在于人们普遍相信和英国结盟会阻碍德国发展海军力量。但“德国的国际政策消除了英德友好建交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张伯伦的冒失行为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他将一项原本应该私下进行的外交事务变成了谈资和社论的内容。1899年12月，比洛在国会演讲中表达了“在完全互惠、彼此体谅的基础上（与英国）和平融洽地相处”的意愿。但这却被急性子的张伯伦理解成了对英国的“冷淡态度”。他后来还抱怨提出两国结盟是“自讨苦吃”。
但这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解释英德联盟未能成功建立，更重要的不在于德国的强大，而在于它的弱小。毕竟，对于联盟计划的失败，英国方面的影响哪怕不比德国更强，也和德国不相上下。而英国之所以没有与德国结盟，不是因为德国威胁到了英国，恰恰相反，是因为英国人意识到德国并没构成什么威胁。英国人对于德国海军计划的反应就是很好的说明。1900年，海军部大臣塞尔伯恩沮丧地告诉希克斯·比奇，如果不想“不断发展海军、增加海军预算”，“和德国正式结盟”是唯一的选择。但到1902年，他的看法彻底改变，认为“新的德国海军完全是出于要和我们交战的目的而建立的”。这种观点对德国人来说相当不利，因为他们很明白在海军建设过程中自己的力量仍然很薄弱。从一开始，比洛就强调，在“破茧化蝶”之前需要谨慎处理与英国的关系。但这个“蝶蛹”实在是透明可见。1905年，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提倡的海军改革结束后，海军情报处处长自信地声称英国相对德国的“海上优势”已经是“压倒性”的了。英国突然意识到德国的脆弱，导致1904年柏林爆发了害怕英国海军会先发制人的恐慌。
当然，由于海外冲突代价高昂，英国向来首先考虑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这种冲突的可能。德国人的担心虽然不无道理，但实际上英国更有可能交战的是已经拥有庞大帝国和海军的国家，而不会与那些正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国家发生太大冲突。因此，英国最终与法、俄建立了成效显著的外交关系。正如1901年11月外交部助理次官伯蒂所说的，反对英德结盟的最有力观点在于指出如果两国结盟，“我们就很难与在欧洲的邻居法国及世界上许多地区建立友好关系。而俄国在亚洲的很大部分疆界都与我们毗邻，（如果与德国结盟）我们也很难和俄国融洽相处”。在衡量法国和德国的外交价值方面，索尔兹伯里和塞尔伯恩也持有类似的观点。1901年，德国因为害怕激怒俄国而不愿意在中国问题上支持英国，更是证明了英国人的观点：德国的来势汹汹只是外强中干的表现。
英国试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是想要避免与之在任何争端上发生冲突。英国先在中国东北和中国西藏问题上对俄国采取绥靖态度，随后在黑海海峡和波斯甚至还有（令柯曾不安的）阿富汗问题上也不愿意与俄国发生任何不必要的冲突。如果不是因为俄国被日本打败（英国与日本已于1902年缔结盟约），这种发展友好关系的意愿有可能促使英俄正式达成协定。而英国在这之前优先与日本结盟，充分体现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对强国采取姑息纵容政策）。英国与法国的类似争端（主要涉及印度支那、摩洛哥和埃及）也可以用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主要是由于张伯伦在试图建立英德联盟失败后，希望通过殖民地协议建立更广泛和成熟的同盟阵线，否则上述问题仍然会维持原状。
1904年4月8日签订的英法协约就相当于一个殖民地交换协定，但它体现了三个重要意义。首先，它增强了英国进一步改善对俄关系的意愿：与法国交好预示着英国与俄国也能融洽相处。其次，如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所表明的，它进一步削减了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还意味着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军事规划员们第一次开始考虑当法国与德国交战时，英国从海军和陆军方面向法国提供援助。他们以前也讨论过出动海军封锁德国的想法，但一直到1905年，才出现了划分海军责任范围的想法：法国海军的主要目标集中于地中海地区，英国海军则仍然负责“本国领海海域”。同时，总参谋部还开始考虑征募一支大陆远征军以支援法国，这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究竟是派大陆远征军去保卫法德边境，还是向德国北部发动水陆进攻？在前一种战略上，又出现了保护比利时中立立场的老问题——尽管正如前常务次官桑德森所强调的，但1839年条约不是“一个承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不惜风险以实质性武力来维护（其中立地位）的绝对化的誓言”；如果非要这样来理解它，那“就是一种曲解，在正常合理的情况下，没有政府会作出这样的承诺”。
总而言之，托利党的外交政策就是取悦那些对英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即使这会牺牲与别的（不那么重要的）国家友好建交的机会。关键在于德国（和比利时一样）是属于后者；法国和俄国属于前者。这条原则有一个明显的例外——日本。但和日本结盟并不会在欧洲给英国造成什么麻烦，俄国在1905年之后的衰弱更是确保了这一点。而与德国结盟则不然。如果托利党同意了张伯伦提出的与德国结盟的策略，英国与法、俄帝国主义的关系很可能会因此恶化。
那么，是否有一天会爆发出另一种世界大战：英国和德国站在一起，对抗起包围英国的法国和俄国（用当时的话来说，它们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夙敌）来？这看上去完全是异想天开。但在那时的英国人看来，和法国、俄国结盟与和德国结盟似乎都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这是长久以来的观念——用张伯伦的话来说，“注定会失败”。1900~1905年，英国的外交任务似乎就是在以下两种选择中任选其一：要么与法、俄等海外国家建立友好邦交，要么就得冒和这两国的一个或两个发生战争的风险——而一旦开战，英国的战场就不只是英吉利海峡，还包括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埃及和阿富汗等更遥远的地区。
英国的战争幻想
以上就是1905年12月鲍尔弗辞职以后自由党人继承下来的外交传统。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绝不意味着英国因此注定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这个传统为英国安排好了发展外交关系的先后顺序：法国、俄国、德国（其后是奥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但英国并没有承诺在德国侵犯法国或俄国时一定会向它们提供援助。简而言之，这种外交策略并不像一些悲观主义者（尤其是罗斯伯里）所担心的那样必然导致英德之间爆发战争。
此外，初看起来，一个由坎贝尔·班纳曼领导下的自由党政府很可能和其前任政府一样，与德国发生争执或与法、俄交好。尽管英国史学界一直在尝试引入德国史学中“国内政治高于一切”的概念，但1905年鲜有观察家认为政府的变化会加大战争的可能性。不遵从英国国教的意识，科布登对自由贸易与和平的信仰，格拉德斯通对国际法而非强权政治的推崇及其对过度军事开支的厌恶，还有对庞大军队的传统反感情绪——这些只是自由党众多传统中的某些方面，都可能促使其政府采取和平政策；长期困扰自由党的爱尔兰问题和议会改革问题也会分散政府精力，从而怠于发动对外战争。此外，爱德华时期的“新自由主义”还开始关注公共资金再分配、“社会性”问题，以及各种各样关于战争的经济不合理性的有广泛影响的理论（比如诺曼·安杰尔的理论）。别的暂且不说，（用劳埃德·乔治的话说）新政府看来似乎可能会尝试“削减前任政府贸然建立的庞大军队的开支”。
然而，当自由党政府内部分歧日益严重时，“意外效应法则”更有可能起作用。早在1905年9月，阿斯奎思、格雷和霍尔丹（此时任国防大臣）成为了新政府中的“自由帝国主义者”或“自由联盟派”，以便对抗其他人尤其是国王所担忧的激进主义倾向。这个集团第一次最重大的成功就是格雷出任外交大臣。格雷远非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而且他显然相当熟悉安杰尔关于战争理论之虚幻性的观点。一方面，他同意激进派“制定不需维持庞大军队的欧洲政策”，在控制印度政府的问题上也欢迎约翰·莫利等格拉德斯通主义者的支持。另一方面，他极力主张维持并深化与法国的协约关系，并且还计划与俄国建立类似的关系，这与内阁中一部分人发生冲突，他们主张“为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厌恶与大陆国家发生任何纠葛。这种根本上的分歧原本早就该引发麻烦了，不过，（在1908年接替坎贝尔·班纳曼出任首相的）阿斯奎思巧妙地掩盖了格雷的立场。对内阁和议会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加以限制，让这二人很是满意（更不用说外交部的那些外交官了）。1906年6月，格雷抱怨自由党下院议员“现在相当明白如何提问和挑起讨论的艺术，有许多被关注的外交事务原本不应被过问”。显然只有格雷才会发这样的牢骚。当内阁同僚对外交事务表态时，格雷会尝试“说服他们，在有些问题上他们只会碰壁”。
在这方面，反对派对格雷政策的默认无疑是对他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应该牢记一点，1906~1914年自由党中的多数派一直在不断地减少。1910年，战前进行的最后一次大选中，自由党和托利党分别赢得272个席位，这使得政府中的多数派取决于42个工党议员和84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倾向。因为保守党人在下院此后的补缺选举中赢得了20个席位中的16个，到1914年7月，多数派只剩下了12个席位。这有助于解释关键时期政府为什么会在预算和地方自治问题上犹豫不定。此时，反对派的影响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格雷的外交政策像劳埃德·乔治的财政政策、阿斯奎思的爱尔兰政策那样没有得到保守党领袖的认可，他也会和这两人一样遇到重重的阻碍。但保守党没有这么做，他们相信格雷是在延续他们的政策。正如托利党领袖威普·巴尔卡雷斯在1912年5月所说的，托利党“认为格雷延续了兰斯道恩勋爵开创的英国和法、俄的友好关系，因此6年来一直对他予以支持”。鲍尔弗则不得不处处小心，以避免因为过于“亲近”政府而惹恼保守党内的右翼势力。而实际上格雷在内阁的小团体在反对派中获得的支持反而比在内阁中要多，这就意味着格雷政策的细节（其问题恰恰在于）经不起议会的仔细推敲。而且，当时原本可以对格雷政策进行审查的行政和军事部门内部一片混乱。尽管伊舍作了不少努力，但由于自由党掌权，帝国国防委员会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海军部和战争部关于战略规划的意见无法统一，而且后勤方面陷入了因技术专家管理带来的困扰，正如著名的《战争手册》的记录那样，在用语精确严密的同时，对战事动员的目标和经济意义的阐述却语焉不详。
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格雷所获得的行动自由事实上要远远大于他在回忆录中所提到的。而且，他并没有浪费机会。从他战前出版的一部不那么著名的作品《假蝇钓鱼》（1899年出版）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对于假蝇钓鱼，如果是有决定论倾向的人就很难应付得来；而从童年直至晚年，格雷都对这项活动充满热情。书中用抒情的笔调表达了其难以确定、无法预料的特点带给了他很大的愉悦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段文字描写了他钓到一条重达8磅的鲑鱼：
当时并没有直接原因表明未来会出现可怕的危险……但我突然意识到，这整件事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最难的还在最后：鱼上钩不算数，还得把它拉上岸……而只要尝试用网把它拉上岸，我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我不止一次地失败，每次失败都是可怕的……用细小的鱼竿、精细的钓具出乎意料地钓到一条大鱼，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了。
在解释1906~1914年英国的外交政策时，我们脑子浮现的应该是河岸边兴奋焦急的垂钓者格雷，而不是回忆录中忙于自我辩护的、消沉失意的格雷。虽然使用这个比喻有点过度，但我们可以说当时大多数时候（尤其是7月危机时期）格雷的确表现得如同垂钓者。他希望能钓到鱼，但也很明白有可能会遇到“可怕的危险”。无论哪种情形，都不可能提前预知有什么样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比喻有误导之嫌，因为在英国和俄、法关系的问题上，格雷似乎也是别人钓到并拖上岸的鱼。就对俄关系而言，格雷后来坚持认为自己有效地延续了前任的缓和政策，尽管激进派和国防部对此表示了不满和怀疑。但仔细考察会发现，格雷确实比兰斯道恩走得更远，这部分是因为他可以在下院议员们的支持下削减印度的防御开支，从而能更轻松地搁置“西北边疆”引发的传统情绪。而且，他在波斯问题上向俄国作出了大量让步，甚至还对俄国历来对土耳其和巴尔干的野心显露出支持的态度，以此来平衡德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这些让步也许会使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诺夫认为，战争爆发后俄国能够得到英国的支持。1914年5月就海军问题展开联合会谈的决定，自然也不会让格雷改变观念。
对于一个自由党外交大臣来说，奉行亲法政策比亲俄政策要容易得多，而格雷在任职前就已表现出了亲法的倾向。这么来看，似乎托利党的政策又得到了延续。但如格雷自己承认的，他所做的大大超出“前任政府在这方面的要求”。英、法两国在1905年末举行的军事对话，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这曾经一直被认为是格雷最大的错误——他上了法国大使保罗·康邦的钩。格雷允许军事规划员们讨论，法国和德国如果爆发战争，英、法在陆地和海上协同作战的可能性，这向法国透露出英国前所未有的防御承诺。更为重要的在于，总参谋部成功地论证如果法德战争爆发，英国要立刻向法国或比利时派出一支不少于10万人的远征军，原因在于仅动用海上力量无法阻止德国入侵法国。这些讨论还有接下来的英国陆军计划，都相当于给两国关系附加了一项秘密军事协定。外交部中的主战派当然对此求之不得。早在1906年1月，伯蒂（后出任驻巴黎大使）就谈到要提供“不局限于外交的支持”以帮助法国维护在摩洛哥的利益，意味着明确地“承诺对法国加以军事协助”。较之对地中海和北海地区进行的海军责任范围划分，这个承诺的意义更重大。我们甚至可以与弗里茨·弗里舍观点截然相反地认为，确定英德战争基调的、真正的“备战会议”，是大英帝国防卫委员会于1911年8月23日召开的会议（而不是威廉二世和军事头脑在16个月后召开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会议），此次会议确定了总参谋部的远征军策略，而没有采纳海军部提出的在德国北海岸进行海上封锁和两栖联合作战的设想。在会议室外，军事行动署署长、上将亨利·威尔逊爵士则在积极地向格雷等人（尤其还包括了劳埃德·乔治）兜售总参谋部的这番策略。因此，1914年早期格雷私下向康邦保证“如果（英国）遭到非法威胁甚至是攻击，英国政府不会拒绝（法国）陆海军的援助”，此时他非常清楚这种保证意味着什么。
前任政府建立的海外友好协议被格雷发展成了向法国作出的、几乎已十分明确的“大陆安全承诺”。为什么？传统的回答是，德国的世界政策在英国看来已经威胁到英国在非洲、亚洲和近东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德国海军已经开始对英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然而细心考察会发现，殖民地问题或海军问题都不必然会导致1914年前英、德之间开战。正如丘吉尔后来指出的，“我们并不是德国殖民扩张的敌人”。事实上英国差点就和德国达成协议，帮助其在南非的前葡属殖民地扩张势力。1911年，格雷本人也提到，“我们在非洲的邻居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并不太重要”。他想要本着“倾向德国的精神”“尽快”将“被抛弃了的”葡属殖民地予以“划分”。但他的部下拒绝公开违背13年前英国向葡萄牙作出的承诺，从而制止了英、德间公开达成协议；而有关的德国银行（主要是沃伯格家族银行）明显认为这种对承诺的固守仅仅是出于礼节。即使在格雷倾向于法国利益的地区（摩洛哥），英、德关系也没有陷入完全的僵局。1906年，格雷一直在考虑将英属大西洋海岸的一个装煤港口给德国。尽管在摩洛哥阿加迪尔危机后英国政府变得更富侵略性，以此明确警告德国“不要小看英国的内阁”，但连阿斯奎思也承认，法、德就非英属非洲地区和势力达成的协议，和英国没有太大关系。不管怎样，德国政府在阿加迪尔事件后作出了让步；而且，当转而关注土耳其时，格雷如果在海峡问题上采取反德国的方针，就正中俄国下怀。格雷对于1912~1913年巴尔干战役中德国的表现很满意，因此没有过分担心利曼·冯·桑德斯事件（即任命一名德国将军为土耳其军队教官）。并且，德国还在柏林——巴格达铁路的问题上对英国的担心作出了安抚性的回应，两国关系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如此来看，《法兰克福特报》在1913年10月的观点不无道理：英、德之间“恢复友好邦交”，“互不信任、外交无果的日子成为过去”。直至1914年6月27日（萨拉热窝事件前夕），英国外交部仍然认为德国政府“情绪平和……迫切想要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甚至到7月23日，劳埃德·乔治还在宣称英、德关系比起“几年前”已经“大大好转”。
将海军军备竞赛看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起因”，这同样也有误导性。英、德两国都有充分的理由在海军问题上达成协议。两国政府都发现，不断增长的海军花费将带来难以应付的政治难题。自由党人掌权前曾承诺要削减军备开支，因此很难让下院的普通议员和激进的新闻界接受海军预算的增加。同时，国防开支的增加使得政府在经济上实行社会政策改革时比从前更加困难。德国政府的财政压力更大。不断上升的国防开支让德国陷入极为紧张的局势，政府面临巨大威胁：失去保守党的支持；社会民主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提高税收的理由更加充分。那么，为什么英、德没有达成协议？曾出现过很多机会：1907年12月，德国提出与英、法签订北海协约；1908年2月，威廉二世否认德国旨在“挑战英国的海军优势”；6个月后，威廉二世在科伦贝格会见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哈丁；1911年3月，他又呼吁签订一份“限制海军开支的海军协议”；最为人所知的是，1912年2月，霍尔丹前往柏林，表面上是“讨论大学委员会事宜”，实际上是与贝特曼·霍尔维格、蒂尔皮茨和威廉二世讨论就海军、殖民地和互不侵犯等问题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对于协议未能达成，传统观点认为是德国不肯做出让步。更多的谴责则是针对蒂尔皮茨和威廉二世，认为他们在霍尔丹抵达德国前夕宣布再度增加海军开支，实际上破坏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只有英国无条件承诺在法、德爆发战争时保持中立，德国才会与之讨论海军问题。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阿斯奎思后来提出，德国所谓的中立是指“假如它以任何借口攻击法国，我们都不能向法国提供援助”。而实际上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手稿里是这样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