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约国……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发动无端进攻，不得参与以侵略另一方为目的的组织或计划……如果任何一方……被卷入战争并且不是侵略方，另一方起码应对其保持善意的中立。
格雷最多只能承诺英国“不发起或参与任何对德国的无端攻击”，因为用他的话说，“‘中立’这个词……会让人感觉我们力不从心”。
同样，英国此后声明海军问题升级是德国单方面造成的错误，这也很值得怀疑。事实上在霍尔丹访德期间，德国已表示了真正的让步；会谈受阻的原因在于中立问题而非海军问题。而且，态度强硬的恐怕是英国——这并不奇怪，因为英国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有恃无恐。尽管1909年在英国一度出现“恐慌”，但德国仍然很难有机会缩小两国在海军实力上的差距。海军部也从未怀疑过，一旦爆发战争英国能够有效封锁德国的进攻。英国也的确设想过从海上进攻德国，其残酷程度是蒂尔皮茨的草拟计划难以匹敌的。依据费希尔在1906年的预测，与德国开战几周后，皇家海军会彻底“清理”全世界海域的德国商船，随后完全无视海牙会议达成的《伦敦协约》，对德国实行严厉封锁。英国的优势如此明显，以至海军高级将领费希尔、伊舍和威尔逊等人很难想象德国敢于冒险与英国交战。因此，格雷的态度非常强硬：任何海军协议都必须保证英国处于“永久性”的优势地位。正如丘吉尔在进入海军部后发现的，1913年德国政府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一点。他作为第一海事大臣，首要关心的就是保证英国海军的力量“始终占据60%的优势地位……这个比例不仅是相对德国，也是相对全世界而言”。他对此直言不讳：“为什么会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击败德国？研究一下参战舰队的力量对比就足以打消他的疑虑。”1914年，丘吉尔回忆道：“海军力量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导致摩擦冲突的原因……我们的领先地位无疑将永远保持下去……谁也不可能取代我们。”甚至连阿斯奎思后来也承认：“海军军备竞争本身不会立刻造成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而且也有能力维护我们在海上的主导地位。”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格雷立刻拒绝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提议——接受英国海军的主导地位，但条件是英国对大陆国家的中立态度。很简单，因为英国即使不答应这个条件，也可以保持它在海上的霸权。而难以理解的是，格雷认为基本上任何有关英、德交好的想法都是不可行的。既然在殖民地和海上德国都没有对英国构成威胁，为什么格雷还要如此坚决地反对德国？很简单，格雷比其前任保守党人更加看重与法国和俄国的友好关系——如前所述，格雷的不同在于更倾向安抚法、俄（自然就会不那么看重与德国的关系）。1905年10月，他声明：“在德国问题上，我们的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损害与法国既有的良好关系。”第二年1月他又写道：“对德国以礼相待的危险在于有可能让法国认为我们对友好协议缺乏诚意。”1910年4月，他向驻德大使爱德华·戈申明确指示：“我们不能和德国在政治上达成协议，这会损害我们和法国、俄国的关系。”当格雷提出与德国建立的任何关系都“不得影响我们与其他国家既有的关系和友谊”时，他事实上已排除了与德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的可能。在这一点上，他与常务次官尼科尔森的意见是一致的。1912年，尼科尔森反对与德国签订协约，主要是因为这会“严重损害我们与法国的关系，而这种损害会立刻对我们与俄国的关系产生影响”。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就会发现，格雷的逻辑实际上有很多漏洞。他认为与法、俄关系的恶化会导致战争，这种看法没有什么根据。格雷当时所处的形势与其前任有很大不同。格雷自己也承认，俄国需要10年才能从日俄战争的失败与1905年革命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在他来看，法国也不构成威胁：正如1906年他对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法国“很平和，并没有什么好战情绪”。与法、俄签订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处理海外的争端，而这些争端一旦得到解决，英国与这两个国家任何一个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有趣的是，1912年9月，格雷在与《曼彻斯特卫报》编辑C·P·斯科特会谈时指出：“如果法国在对抗德国时没有得到我们的支持，就会转而与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我们发起攻击。”至于对法国或俄国“投靠同盟国”的担忧，也是无稽之谈，但这都是外交部常常关注的问题。早在1905年，格雷就担心“失去法国又没有争取到德国，因为后者一旦成功地离间了我们和法国，也不会再想与我们交好”。伯蒂则警告，如果法国对阿尔赫西拉斯的表态没有得到英国的回应，“我们将……被法国人看成叛徒，并……遭到德国人的蔑视”。尼科尔森则呼吁法国和俄国正式结盟，“以防止俄国倒向德国……并阻止法国投靠同盟国”。格雷及其部下都过分地担心英国在别国看来没有“结盟的价值”，在“四面楚歌”（“缺朋少友”）中亡国。他们经常会设想的可怕场景，就是俄国或法国投入“日耳曼人的怀抱”。因此，德国的一切政策在他们看来都以“破坏……三国协约”为目的。特别是格雷还认为，“假如……由于不幸或错误，我们与法国的协约遭到了破坏，法国将不得不与德国达成协议。德国则能够继续破坏我们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从而在欧洲大陆取得支配性的地位。那么，我们和德国之间迟早会发生战争”。然而，格雷决心为了维护与法国的协约而作出军事上的承诺，这其实加大了与德国交战的可能性。这完全是种循环论证：他希望英国与德国开战，否则英国与德国可能会爆发战争。
当然，他的论证中最有力的部分在于指出德国自大狂妄、野心勃勃，对法国乃至英国都会构成威胁。我们已经看到，保守党派记者和有反德倾向的外交家普遍持有这种看法。然而，外交部在战争期间从柏林获取的许多情报信息实际上与这种焦虑担忧是矛盾的，这一点历来都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的确，1914年前由于现代谍报系统尚未出现，关于德国的准确情报并不多。但驻德英国外交官与领事们作出的报告质量非常高。丘吉尔在1909年11月的报告中，作出了比1907年克罗的报告更为精彩的分析。丘吉尔并不是个亲德主义者，但他认为（显然是基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情报），“资金方面的日益紧张”正极为有效地“阻碍德国海军的扩张”：
德意志帝国过度的开支让这个帝国负担沉重，社会和政治上的统一受到了威胁……关税收入的主要来源——食品税的繁重已经造成农民和工业家之间出现严重裂痕。国家和地区早就忙于进行大量的直接征税。而帝国议会在投票通过后即将再次侵袭已枯竭的征税领域，这使得有产阶级因共同的忧虑而彼此团结……另一方面，对流行的各种嗜好进行新的征税或是提高既有税收，大大增强了左翼党派的势力，他们原本就反对军备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开支。同时，帝国背负的债务在过去13年的和平时期里增加了一倍多……帝国信誉已经掉至意大利的水平……以上种种都表明，德国国内即将出现一段时期的紧张局势。
察觉到德国经济弱点的不只是丘吉尔。早在1908年4月，格雷自己就指出“未来几年内德国会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而在发展上受到限制”。事实上第二年德国大使梅特涅就让格雷注意到了德国国内针对海军开支的政治“反抗”。1911年，戈申也评论了德国的经济问题，而且就威廉二世对经济问题的否认表示质疑。1913年军队议案引发争议期间，戈申注意到“每个阶层都……乐意看到财政的重担被硬推给其他阶层”。1914年3月，尼科尔森甚至预测“除非德国已经准备在经济上作出更大牺牲以追求军事上的目标，否则它在欧洲的霸权（原文如此）将时日无多”。德国与奥地利、意大利的同盟被普遍认为是脆弱而不堪一击的。简而言之，英国观察家们认为德国是弱者而非强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困难使之无法赢得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也无法在与法国和俄国的陆军军备竞赛中胜出。而在丘吉尔看来，唯一的危险是德国政府可能放弃“平息国内局势”，“转而向外扩张以摆脱所处的窘境”。格雷在1914年7月再度（从德国的角度）提出了在军事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之前，先发制人地进攻俄国和法国的推论。
事实上，既然德国政府原本就有过侵略意图……现在自然会对俄国的军备活动及其军队规模潜在的扩张感到焦虑，尤其是俄国还在法国政府的坚持和资助下即将在德国边界修筑铁路……德国并没有害怕，因为它相信自己的军队是无懈可击的，但它担心的是几年后自己也许会开始害怕……让德国畏惧的，是未来。
尽管如此，格雷及外交部里的大多数高级官员、总参谋部仍然还在想象德国企图建立一个拿破仑式的帝国，进而对英国形成直接威胁。如果他们不是在编瞎话，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希望对法国作出军事承诺，而为了让这种承诺有充分的依据，就很有必要强调甚至是夸大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准确地讲，他们希望英国和法、俄结盟，因此把称霸欧洲的野心强加给了德国。
德国的要求：建立欧盟
关键的问题出现了：1914年德国的“战争目标”是什么？按照弗里茨·费希尔的说法，这些目标像英国反德人士所担心的那样极端。发动战争的企图是“实现德国的政治野心，一言以蔽之，就是称霸欧洲”，方式则是吞并法国、比利时也许还有俄国，成立中欧关税联盟，实现对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直接或间接控制。另外，德国还会在非洲建立新的殖民地，从而使其中非地区的殖民地连为一体，实力大大增强。同时德国还会通过煽动革命来分解英、俄两国的力量。然而，太多的历史学家都放过了费希尔推论中的一个根本漏洞。他作出了一个具有典型决定论色彩的假设：德国在战后宣称的战争目标等同于其战前设定的目标。因此贝特曼·霍尔维格的“9月计划”可以被看做是德国在战前对战争目标的第一次公开声明：要以德国在西线的迅速胜利为前提，草拟出与法国达成单方和平的“临时政策方针”。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就说不通了。英国政府显然不会接受“9月计划”向法国和比利时提出的领土和政治条件，因为德国会从中获得对比利时海岸线的控制，从而重现“拿破仑时代的恐怖景象”。然而有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费希尔和他的学生并没有证据说明德国在英国参战前就已经确定了这些目标。也许德国人没有就这些目标建立书面档案，或者相关文件已丢失或被摧毁，也许知情者后来没有遵从《凡尔赛和约》中有关“战争罪”的条款隐瞒了实情，但这似乎并不可能。费希尔只是为我们展现了战前一些泛德主义者和商人（特别是瓦尔特·拉特瑙）没有官方依据的无稽想象，以及威廉二世偶尔鼓动战争的言论。这位德国皇帝对政策的影响并不像他自认的那么持久和重要。
为了找出德国在战前制定的目标，首先需要认识到丘吉尔对德国弱势的分析相当精准。德国在海军军备竞赛中输给英国，在陆军军备竞赛中输给俄国和法国，主要原因的确是经济方面的落后。它的主要盟国奥地利其实并不可靠，而它一直在拉拢的国家（主要是意大利和土耳其）就更不值得信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关于英、俄海军会谈的传言，似乎证实了协约国（英、法、俄）的强大。在这种形势下，德国会在军力衰竭前抢先对俄国和法国发动进攻——德国总参谋长毛奇历来持有的这个信念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就开始赢得广泛的认同。可以肯定的是，最初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914年7月提出的目标其实是要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他希望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突袭会巩固法、俄两国同盟，瓦解英、法、俄的协约同盟，因为他认为英国未必会支持俄国代表塞尔维亚对战争加以干涉。不过，对于德国与法、俄交战，他从一开始就满怀信心。假如俄国成为侵略国，德国就将准备参与大陆战争，而英国在这种情况下多半不会干涉——至少不是“立刻”干涉。
有一点很重要，如果英国没有立刻干涉，那么德国的战争目标则会与“9月计划”中所设定的大大不同。1914年7月29日，贝特曼·霍尔维格对戈申表达的意见清楚地表明，德国将保证法国和比利时（还有荷兰）的领土完整，以此来换取英国的中立态度。如果英国真的没有介入，打破这项约定就很不明智。因此，德国当时的目标极有可能没有包括“9月计划”中提到的领土交易（有关卢森堡的建议或许除外，这也没有涉及到英国的利益），也不包括控制比利时海岸线的目标（这是英国绝不能容忍的）。因此，“9月计划”中的以下提议或许才是德国的原定目标：
1.法国……以分期方式支付战争赔款，数额足以使之在此后15到20年里无法在军备方面进行较大的支出。此外，制定一项商业条约，使法国在经济上对德国产生依赖性，确保德国产品的法国市场……这份条约必须保证德国在法国的金融自由和工业自由，使德国企业与法国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2.德国必须通过签订共同的关税条约来建立一个中欧经济联盟，成员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奥匈帝国，有可能还会吸收意大利、瑞典和挪威。这个联盟不具备宪法式的最高权威，其全部成员彼此之间为平等关系，但实际上由德国领导，而且必须确保德国在中欧的经济主导地位。
3.关于殖民地的建立，首要目标为建立一个连为一体的中非殖民帝国。对这个问题的考虑稍后进行，有关俄国的目标亦同。
4.荷兰。以何种方式和途径让荷兰与德意志帝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是必须考虑的问题。鉴于荷兰人的性格，这种关系不能让他们感到被强迫，也不能改变荷兰人的生活方式，同时还不能让他们承担新的军事义务。因此，荷兰必须看似独立，但实际上则依赖德国。德国也可以考虑在殖民地建立攻守同盟，或至少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税同盟……
实际上，“9月计划”中没有包括吞并法国和比利时。除了以上所说的几点，还应该再附加上此后制订的一些详细计划——“在德国东部边界将俄国击退得越远越好，打破它对附属的非俄罗斯民族的统治”。这些计划设想的是建立一个新波兰（与奥属加利西亚合并），割让波罗的海省份（它们可以独立、加入新波兰，或者被德国吞并）。即使是这样一份修订过的“9月计划”，也很可能夸大了德国领导层战前的野心。比洛当然已经不再是德国总理，但他在1908年向王储表达的意见基本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意见一致：战争会增强左翼势力，削弱帝国的内部力量：
欧洲战争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好处。如果攻打强大的斯拉夫人或进攻法国领土，我们不会有什么收获。如果吞并一些小国，我们也只能增加帝国内部的离心因素，这是德国人绝对不愿意看到的……轻率地挑起战争，即使胜利了，也会对德国产生极大的副作用……每一场大战之后，自由主义都会盛行一段时间。
以上概括的有限的战争目标是否对英国造成直接威胁呢？是否表现出某种拿破仑式的野心呢？几乎没有。“9月计划”在经济方面的内容只是告诉我们，约80年前德国所提出的由它主导的欧洲关税联盟，与今天的欧盟并没有太大差别。的确，关于这个问题，当时许多官方论调都惊人得相似，比如汉斯·德尔布吕克认为“欧洲只有通过建立关税共同体，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才能与大西洋彼岸（意指美国）庞大的生产资源相抗衡”；古斯塔夫·穆勒热切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威廉二世在战前也用过这个说法），“包括瑞士、尼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利时、法国，甚至还包括西班牙、葡萄牙，经由奥匈帝国延伸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路德维希·冯·法尔肯豪森男爵也希望“为了与美国这个强大、封闭的经济体抗衡，英国和俄国应该加入由欧洲全部国家组织的经济集团……这个集团以德国为领导，有双重目的：第一，保证该集团所有成员国，尤其是德国对欧洲市场的控制；第二，让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成为一股力量，以便在市场准入条件问题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抗衡”。不同之处在于，1914年的英国不可能加入威廉二世控制下的“欧盟”。正相反，由于英国拥有海上霸权，它完全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成为超级大国。
当然，英国并没有成为超级大国：德国提出的以英国中立为条件的约定遭到了拒绝。然而，德国历史学家们草率地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提议看做不切实际的妄想，甚至认为德国人并没指望过英国的中立，这多少都有些草率，也无法在文件档案中找到相应的证明。相反，历史档案证明贝特曼·霍尔维格对于英国置身事外的希望并非没有道理。他没有料到格雷和克罗的观点会在最后一刻压倒人数上占优势的不干涉论支持者，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大陆问题上的“不承诺”
如果认为英国在战前对可能发生的法德战争制订军事计划导致战争的发生不可避免，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内阁成员中大多数人（暂且不提议会）起初都隐瞒了英法会谈的情况。桑德森曾对康邦说，在对法国进行军事承诺的问题上，“意见产生了很大分歧”，“一旦更为明确地提出来，就会立刻遭到内阁的否定”。特别是连首相坎贝尔·班纳曼一开始也并不知情。当得知有关情况后，他表达了自己的不安：“对于联合备战的强调……极似一种高调的承诺。”霍尔丹于是不得不向总参谋长利特尔顿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因为刚开始谈判就作出承诺”。既然如此，格雷也就不可能如外交部主战派马利特、尼科尔森和克罗所愿地推动英国与法国的正式结盟。在1909年3月帝国防卫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召开之前，行事风格更为谨慎的常务次官哈丁在其声明中强调：“我们并不能保证在大陆战争中支援法国，并且……对于军事援助，法国唯一抱有希望的根据只是法国武官与我国参谋部间进行的半官方会谈。”因此，小组委员会的结论是，“如果德国对法国发动攻击，是否向法国派出陆军或单纯依靠海军对之进行军事援助，则只有当这种情况出现时，由政府即时作出决定”。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及其后勤问题）只是刚刚进入讨论范围，就像“冷战”时期美国曾考虑如果苏联进攻西欧时美国有可能对之核打击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一点是必须突出的：不能简单地因为拟定了战争计划，就断定战争不可避免。1911年2月，就连反德派的艾尔·克罗也不得不承认，“其实从根本上说……协约并不是盟约。就紧急状况来说，协约可能派不上任何用场，因为协约仅仅是想法的框架，是两个国家政府在一般性政策上共同意见的表达，但过于含糊其辞让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最终作出决定的不是格雷，而是内阁；按格雷的讲法，总体上政府是“相当自由的”。对大法官劳尔伯恩来说，介入“一场纯属法国人自己的争端”，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面对“保守党与内阁中大多数人的反对……政府将骑虎难下”。1911年11月在内阁投票中，两个明确拒绝对法进行军事承诺的决议以压倒性优势（15票对5票）击败了格雷。1912年11月，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上议程，内阁中的激进派在海军至上论者汉基和伊舍的支持下，成功迫使格雷在下院否认曾向法国作出任何秘密的军事约定。霍尔丹认为自己在内阁会议中，“在任何问题上都游刃有余”，但阿斯奎思呈递给国王的内阁结论并非如此：“总参谋部在与他国参谋部的会谈中，不得直接或间接承诺对该国进行陆军或海军方面的军事干预……若涉及陆海军方面的协同行动，必须预先得到内阁的同意，方可继续就该议题进行商谈。”这也就难怪驻德法国武官认为，如果法国与德国交战，“英国几乎不可能对我们提供援助”。克罗仍然坚持要求“将我们与法国的一般性协定扩大化、具体化”，但反对结盟的意见占了上风。1912年丘吉尔关于海军责任范围划分的解释（法国海军集中于地中海区域，而英国海军则负责本土海域）便是最好的说明。丘吉尔认为，这种划分“是两国独立的决定，因为就各自的利益来说是最好的安排……它们并非来自任何海军协议或约定……如果我们决定在某种情形下置身事外，任何陆海军协议都不应该强迫我们介入”。
由于哈考特和伊舍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都反复地强调这一点，格雷别无选择，只能告诉康邦“政府并没有承诺……在战争中进行合作”。英国与俄国间的会谈则几乎没有涉及军事上的承诺。事实上，对于俄国在近东地区毫不客气的野心，英国当局的不安情绪正日益强烈。1914年5月，格雷告诉康邦：“哪怕在最宽松的条件下，我们也不能与俄国建立任何军事协定。”1914年6月11日（萨拉热窝事件前几天），他不得不再次向下院保证：“如果欧洲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对英国是否英国参战，政府或……议会的决定将不受任何未公开协议的限制或束缚。”
因此，格雷策略唯一合理的根据（英、法的军事协定可以阻止德国进攻法国）也无法成立了。他在出任外交大臣后不久就表示：“英国与俄国、法国的协约将是绝对安全的。”“如果有必要限制德国，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以上观点促使他、霍尔丹乃至国王在1912年向各界的德国代表声明，英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法国被践踏”。这些声明常常被历史学家看做是英国作出的明确承诺，只是被德国不顾后果地忽视了。但德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协约并不像格雷希望的那样“绝对安全”。实际上，在内阁同僚的压力下，格雷不得不公开否认与法、俄结成防御同盟的想法。一旦遭到德国攻击，法国唯一能找到的慰藉，只能是温切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出身的格雷作为一个英国绅士所作出的私人承诺。但格雷只有说服内阁的大多数人同意自己的意见才能兑现这个承诺，而1911年他的尝试完全失败。如果他无法说服内阁，他甚至政府官员都将辞职——德国人因此会松一口气。那么，贝特曼·霍尔维格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下赌注是否别有原因？既然1914年7月《曼彻斯特卫报》能那样自信地宣称“不存在什么同盟条约会将英国卷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的危险”，既然阿斯奎思在7月24日表示“除了旁观，我们没必要多做什么”，那么贝特曼·霍尔维格为什么会有其他想法？两相比较，英国在立场上的不确定反而会增加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因为这反而促使德国开始考虑先行出击。但可以肯定，英国的介入并不是必然的——1914年7月，形势的发展正好相反。
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之后，伦敦方面很清楚奥地利政府实际上是想要“回敬塞尔维亚，让它吃点苦头”。格雷的第一个反应是担心俄国会作出怎样的回应。由于看到奥地利和俄国可能会发生冲突，他试图通过德国间接地平息奥地利的报复行为，以期重现此前他在巴尔干外交政策上的成功。起初，格雷力劝奥地利和俄国“一起进行商谈”，希望他们能就塞尔维亚问题达成一致条款，但恰好在圣彼得堡的法国总统庞加莱否定了这个建议。由于无法肯定自己确有能力缓和俄国情绪，同时出于对德国政府会借机“怂恿”奥地利人的担心，格雷改变了策略。他向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提出警告，俄国会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并且预言一旦爆发大陆战争就同时会爆发第二次1848年革命，建议其他四个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对奥地利和俄国进行调停。
从一开始，格雷就极不愿意透露英国会对这场冲突的升级作何反应。他知道如果奥地利在德国的支持下向贝尔格莱德提出过分的要求，同时俄国为保护塞尔维亚而进入备战，法国很有可能会介入这场战争——法、俄间的协约对此有所规定，而且这也非常符合德国的军事战略。英国与法、俄签订协约，就是为了阻止这样的法德战争。不过，格雷也担心，英国将对法、俄施以军事援助的过强信号（如克罗和尼科尔森所预言的），也许会鼓励俄国冒险发动战争。他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怎样才能既不鼓励法、俄的军事协定，又能阻止德奥同盟？不幸的是，他给人造成的印象却和他的想法正好相反：7月26日（周日），法国认为可以指望英国的军事援助，而德国则很“肯定”英国会采取中立立场。正如雅戈对康邦所说的，“你有你的消息来源，我们也有我们的”。不过，他们获取情报的来源其实都一样。德国政府仍然毫无顾忌，表面上对格雷的调停建议感兴趣，实际却并没打算采纳。
公平地讲，格雷精心打造的含糊性策略几乎成功了。塞尔维亚政府认为自身不堪一击，于是接受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尽管其中的条款在格雷看来“极为可怕”），仅仅要求稍稍作些改动。而且，让贝特曼·霍尔维格和毛奇不安的是，尽管他们一直在极力劝说奥地利不要把格雷的调停建议当回事，但威廉二世却认为塞尔维亚的回应是德国在外交上的胜利，督促维也纳“在贝尔格莱德停止前进”，即暂时据守塞尔维亚首都（和1870年普鲁士占据巴黎一样），以确保奥地利的要求得到落实。雅戈曾提到，如果俄国只在南部备战（这就意味着俄国要对付的是奥地利不是德国），德国将不会有所行动。这番声明很令人困惑，而威廉二世的举措则加深了这种困惑。格雷在意识到德国政府并非真心支持四国会议的计划时，曾再次提出俄国与奥地利之间进行双方会谈；此时，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一度看来，大陆战争是可能避免的。然而对格雷来说，不幸的是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早就存在巨大的隔阂。一方面，萨佐诺夫不打算任由奥地利占领贝尔格莱德，因为这在他看来会严重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另一方面，贝特曼·霍尔维格对奥地利最后通牒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局势发展至此，战争逻辑开始逐渐取代外交权衡。甚至在奥地利炮轰贝尔格莱德之前，萨佐诺夫及其军事部门的同僚们就已经下达了局部军事动员的命令；在得到德国正在计划进入全面战备的警告时，他们立刻试图将局部动员令改为总动员令。这正中德国下怀，有此借口，它不仅可以针对俄国，还可以针对法国下军事动员令了。没人再想起俄奥双方谈判的建议，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奇怪的“反向拉锯战”。为了避免国内舆论的压力，德国希望俄国先发起军事动员，而俄国也是这么考虑的。大陆战争一触即发。当贝特曼·霍尔维格最终明白德国一旦攻击法国，英国也许会马上参战时，他开始试图说服奥地利进行谈判，但奥地利仍然拒绝终止军事行动。英国王室从伦敦向圣彼得堡紧急要求停止动员令，同样也是徒劳无功。因为用俄国总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的话来说，他已经“砸了电话”，以免再接到沙皇的撤销令。如果俄国继续执行动员令，德国人就会坚持认为除了进入战备状态外已别无选择，这就意味着德国对比利时和法国的入侵。总而言之，当俄国决定下部分动员令时，泰勒所谓的“有计划的战争”已不可避免——这是一场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战争。而不同于战争回忆录和决定论史学观点的是，英国此时仍然可以避免参战。
法国和俄国政府此刻开始严肃地要求格雷表明英国的立场，这其实不足为怪。法国人认为，如果格雷“宣布德、法一旦开战……英国会对法国施以援手，战争就不会爆发”。格雷一直以来都向利赫诺夫斯基暗示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他知道单凭自己是无法对法国作出这个承诺的。他已争取到外交部主战派的支持，认为协约本身已经“形成”了某种“道义上的承诺”，否认这种承诺会“让我们的好名声招致怀疑和抨击”。但是，1912年的情势表明，格雷如果得不到内阁同僚和党内的支持，就无法行动——而且还不能忽略“公共舆论”这种模糊不清却又被经常引用的抽象概念。他是否能赢得这几方面的支持，从而能够公开作出对法国的军事承诺，还不得而知。前文已经提到，自由党中有大量政治家和记者对这种承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伦敦当时因战争威胁而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更是增强了这股反对力量。7月30日，外交事务委员会后座议员席的22名自由党成员通过阿瑟·庞森比透露：“任何赞成英国参与欧洲战争的决定，不仅都将遭到史无前例的反对，还将让政府大失民心。”此时，内阁也像在1912年那样意见不一，而且赞成支援法国的人也只占少数。因此最后的结论是不作任何决定，正如地方政府管理委员会主席赫伯特·塞缪尔所说的，“如果双方都不知道我们会怎么行动，那他们也不会想冒这个险”。
格雷最多只能是“为了避免自己将来被斥为背信弃义”，再次私下告诉利赫诺夫斯基，“如果德国和法国卷入战争，那么……英国政府会被迫立刻作出决定，不可能再置身事外、犹豫不决”。较之格雷在此前的声明，这番话对贝特曼·霍尔维格造成了更大的震动。因为这是格雷首次向德国暗示，一旦有必要，英国会迅速对法国进行支援。而贝特曼（在得知格雷对利赫诺夫斯基的警告之后）为争取英国中立而提出的条件，也在伦敦方面造成了同样的震动，主要原因在于这明显暴露了德国进攻法国的意图。但是，尽管德国提出的条件遭到了断然拒绝，英国也不会因此必然介入战争，而且7月30日丘吉尔在海军方面进行的有限战备工作在重要性上也不能等同于大陆军队的动员令。正相反，格雷在发出警告之后，在对德国的官方言辞上明显变得温和，试图最后再为四国斡旋计划作一次努力。实际上，在7月31日早上格雷甚至对利赫诺夫斯基说：
如果德国可以提出任何合理建议来表明德国和奥地利仍然会维持欧洲和平，同时俄国和法国也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建议，那么我一定会对德国表示支持……甚至可以说，如果俄国和法国拒绝了这样的合理建议，那么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与贵国政府无关。
格雷所说的“合理建议”，是指“如果俄国与德国发生战争，而且法国保持中立（或仅在自己的国界上部署军队），德国同意不对法国进行攻击”。就连悲观的利赫诺夫斯基也开始认为，“假如发生战争，英国很可能会持观望态度”。巴黎对此反应很冷淡。8月1日晚上，格雷坦率地告诉康邦：
即使法国无法从这种形势中（即德国提出合理建议）受益，因为该盟约并没有涉及英国，我们对其中的条款一无所知……所以法国届时必须自己作出决断，不要指望我们的援助，因为我们目前无法作出承诺。……我们此时不能向议会提议派出军队远征大陆……除非战争深刻涉及到我们的利益和责任。
正如格雷向康邦所说的，私下里警告利赫诺夫斯基“并不等于……对法国作出了某种承诺”。
在这段关键时期里，格雷的行为反映出阿斯奎思内阁中严重的意见分歧。在7月31日举行会谈的19人，因意见不同分为了三派：支持立刻宣布中立的莫利、伯恩斯、西蒙、比彻姆和霍布豪斯等人（与自由党内大多数人意见一致）；支持参战的格雷和丘吉尔（只有这两人）；犹豫不决的克罗、麦克纳、霍尔丹和塞缪尔等人。莫利强烈反对站在俄国的立场上参战，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倾向。不过，格雷提出如果内阁采纳“坚决不进行军事介入”的意见，他就辞职——这番威胁让意见各方陷入僵局。内阁达成的一致意见认为，“国内舆论让我们现在无法支持法国……我们不能作出任何承诺”。在获悉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后，8月1日晚丘吉尔说服阿斯奎思下达海军动员令，但僵局并没有打破。这只是促使莫利和西蒙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提出辞职，大多数人又再度意见一致地反对格雷多次提出的请求（明确声明英国立场）。那个关键的星期天召开的首次会议最后也仅仅是同意“如果德国舰队开入英吉利海峡或穿过北海对法国海岸线，或法国船舶发起攻击，那么英国舰队将不遗余力地对之进行保护”。即使是这一点（这根本还算不上战争宣言，因为德国海军极不可能如此行动），对商贸管理委员会主席伯恩斯来说也是难以容忍的，他因此宣布辞职。正如塞缪尔所强调的，“如果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议，阿斯奎思也许会站在格雷一边……其他三人坚持己见。而我们这些余下的人都会辞职”。当天在比彻姆家用午餐时，7位部长包括劳埃德·乔治都表示，即使是有限的海军动员，他们也对之持保留意见。如果他们知道格雷已经偷偷地撤回了向利赫诺夫斯基提出的建议（即如果俄、德开战，法国应持中立态度），而且利赫诺夫斯基当天早上在与阿斯奎思一起吃早餐时伤心落泪，他们也许已经开始实施保留意见了。结果，在格雷以辞职为要挟说服内阁向比利时作出承诺之后，莫利、西蒙、比彻姆三人也和伯恩斯一样提出了辞职。查尔斯·特里维廉这位年轻的部长也紧随其后递交了辞呈。
与托利党的斗争
如此多的官员辞职，为什么政府并没有垮台？答案正如阿斯奎思在日记里所说的，劳埃德·乔治、塞缪尔和皮斯呼吁辞职者“留下来，或者至少推迟离职时间”，因此“他们同意像往常一样坐在议会席中，但不发表意见”。但为什么这些原本犹豫不决的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会反对辞职？传统看法认为，只有一个原因——比利时。
当然，外交部向来认为，“如果德国的进攻……意味着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侵犯，出于维护比利时中立的责任（1839年签订了两项协定），英国会更容易”下决心代表法国介入战争。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劳埃德·乔治等人将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看做是促使他们乃至英国的“公共舆论”转而赞成参战最为重要的理由。乍看来这个理由是无懈可击的。1914年8月6日，阿斯奎思在下院进行了“我们为什么而战”的演讲，内容包括两个主题：在法律和荣誉的名义下，英国负有“崇高的国际义务”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维护“小国不应被践踏的……原则”。劳埃德·乔治在威尔士征兵时的演讲同样也是围绕这样的主题。如果后来像格雷夫斯和沙逊这类斗士的回忆录是可信的（暂不提当时的《笨拙》杂志），那么比利时问题的确是引发了广泛共鸣。不过，这仍然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已经知道，1905年外交部认为1839年条约并未规定英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代价”来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当1912年这个问题浮现时，只有劳埃德·乔治提出，一旦爆发战争，比利时应该“要么对这个国家表现出完全的友善，要么表现出……明确的敌意”，因为中立将破坏英国的封锁战略。值得注意的是，7月29日内阁提出这个问题时，认为如果德国进犯比利时，英国的反应应该基于“政策”而非“法律义务”；政府应该含蓄地警告德国，一旦进犯比利时，英国舆论将“有所转向”。因此，对于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搪塞态度，格雷代表意见一致的内阁向德国提出警告：“如果比利时的中立受到了侵犯……英国公众的情绪将是难以抑制的。”但这并非政府本身的承诺，毫不奇怪，因为很多部长更希望在比利时问题上逃避履行义务。
正如比弗布鲁克回忆的，劳埃德·乔治等人认为，德国人“只会从比利时的南部最远端经过”，这只是“对中立的轻微破坏”。“你知道，”劳埃德指着地图说，“这只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德国人会对造成的破坏作出赔偿。”不管怎样，人们普遍相信，比利时人不会寻求英国的援助，而只会对德国的经过发出正式抗议。德国在7月30号试图争取英国的中立，明显表现出入侵比利时的意图，但甚至在8月2日早上雅戈明确拒绝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之后，劳埃德·乔治、哈伯、比彻姆、西蒙、朗西曼和皮斯仍然坚持，只有“比利时全境遭到进犯时”，他们才会考虑军事介入。查尔斯·特里维廉持同样意见。因此，克罗最后递交给国王的内阁决定在措辞上非常谨慎——“（对比利时的）实质性侵犯会让我们面临格拉德斯通先生在1870年遇到的遭遇，即不得不介入并采取军事行动”。8月3日，德国对比利时下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到阿斯奎思那里，他因此松了一口气。用他的话说，毛奇要求畅通无阻地通过整个比利时，阿尔伯特一世随后向乔治五世发出请求以及德国次日对比利时的入侵，“让问题变得简单了”，因为这让西蒙和比彻姆撤回了辞呈。毛奇和利赫诺夫斯基为争取比利时战后的领土完整进行的最后努力，因此也是白忙一场。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戈申前痛惜地说，“就为了一纸空文”，“英国竟然为了比利时的中立向德国人进攻”，其实他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毛奇要求穿过整个比利时，这在无形中挽救了英国的自由党政府。
然而，正如威尔逊所说的，促使内阁决定进行军事介入的原因，与其说是德国对比利时的威胁，不如说是英国自身感到了危险——格雷和主战派一向认为法国沦陷后，英国就会面临德国的威胁。8月2日，阿斯奎思留给维尼夏·斯坦利的便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阿斯奎思在便条里提出了自己遵循的六条原则，只有第六条才涉及到英国“有责任阻止比利时被德国利用和同化”。第五、第六条更重要，主张尽管英国对法国没有任何义务，但“如果作为一个大国的法国被消灭了，我们的利益也会受损”，而且“我们不能允许德国将英吉利海峡作为反对我们的基地”。同样，8月3日（即德国向比利时下最后通牒的消息到来之前）格雷在下院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其主要观点就是“如果法国在一场生死较量中被击败……我相信……我们无法凭自己就能决定性地……阻止我们之外的整个西欧……落入某个国家的掌控之中”。从战略上看，对法德战争不进行干预所冒的风险（被孤立、被敌视）大于介入这场战争。正如格雷在次日的私下会谈中所提到的：“侵略比利时并不是结束。接下来是荷兰，然后是丹麦……如果德国因此得以统治欧洲，英国也岌岌可危。”他告诉内阁：“德国和拿破仑一样极富侵略性。”这种观点显然会赢得仍然举棋不定的哈考特等人的支持。因此，莫利认为比利时实际上相当于“代表法国向英国提出了干预的请求”，其实也有一定道理。
不过，关于英国为什么会在1914年8月4日晚上11点参战，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7月31日至8月3日这整个期间，内阁无一例外都担忧一件事情：托利党的乘虚而入。早在7月31日，丘吉尔就私下通过F·E·史密斯问博纳·劳，如果有8个以上的成员辞职，反对派是否会“联合起来填补政府机构中的空缺……从而挽救政府”。博纳·劳拒绝回答，但他在与鲍尔弗、兰斯道恩和朗磋商后致信阿斯奎思，明确地表达了托利党的观点：“在目前的紧要关头，如果在支持法国和俄国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将是致命的错误。”博纳·劳认为，“政府应提供一切必要的措施”进行“毫不犹豫的支持”。其中隐含着某种威胁，即如果政府不同意实行这些必要措施，保守党非常愿意接替自由党入主政府。托利党报刊，尤其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在批评政府时往往言辞激烈，这让阿斯奎思更加坚定了决心。他对内阁说，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政府中辞职现象是很平常的，但“目前国家的情况并不平常，我很难说服自己另一个党的领袖或成员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塞缪尔和皮斯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转而告诉伯恩斯：“对内阁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离开就意味着将成立一个战时政府，这其实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正如皮斯所言，“另一个政府必然不像我们这样希求和平”。3天后，他对特里维廉也是这么说的，而当时西蒙和朗西曼又正提出辞职。
初看起来，保守党比自由党更倾向参战的事实似乎让决定论观点得到了支持：如果阿斯奎思下台，博纳·劳也许会宣布参战。会这样吗？让我们设想一下：劳埃德·乔治刚提出的财政议案被否决，本人又因金融恐慌问题颇感困扰，同时还要面对《卫报》和《不列颠周报》和平主义社论的百般质问，种种因素促使他在关键的内阁会议上背弃了格雷；格雷将要提出辞职，丘吉尔也会很快转而支持博纳·劳。由于爱尔兰自治问题，阿斯奎思原本微弱的多数派优势已濒于瓦解，现在是否还能继续维持下去？看来不太可能。但一个保守党政府的形成又能有多快呢？政府的上一次更迭就用了很长时间：鲍尔弗政府早在1903年就因为关税改革问题出现了分裂迹象，1905年7月20日在下院彻底失势，1905年11月失去张伯伦派的信任，12月4日才最终宣布辞职。直到1906年2月7日，确认自由党获得国民支持的大选才最终结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阿斯奎思在1914年8月初被迫辞职，政府的变更或许会更快些。丘吉尔提出联合政府计划当然意在阻止对参战的任何拖延，但在大选前的形势下，英国有可能对德宣战吗？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王，而国王和他在柏林、圣彼得堡的表亲一样，认为战争只会将国家拖入深渊而对之毫无热情。我们有理由认为，英国远征军的派遣会因政府的更迭至少拖延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