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入侵英国会怎样？
安德鲁·罗伯茨
最后，连约瑟夫爵士也看出来了：几天之内英国就已经失去常规军及其盟军的全部供给和装备，敌人离海岸已不到25英里，此时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只有几个营的兵力，它要在地中海地区与一个数量上远胜于己的敌人作战，城市成为了空袭的目标，而敌机起点甚至比它的岛屿更接近它的本土，它的海路则受到了十来个新军事基地的威胁。约瑟夫爵士说：“从某个特定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一场巨大而明确的胜利……战争已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新阶段。”
伊夫林·沃
《多插几面旗》
纳粹的铁蹄踏入伦敦，德军沿着林荫路向白金汉宫进发。电影和小说中时常出现这番情景。但现实中德国入侵并占领英国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在纳粹失败50年后，我们自然倾向于认为在1939年英国会抵抗希特勒，而且尽管在动荡的1940年，英国面临的敌人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但英国仍然会投入战斗并最终获得胜利。在1995年庆祝欧洲胜利日的活动中，没有人提到事情原本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正相反，人们都相信，盟军的胜利不仅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然而，历史事件——尤其是军事与外交领域的历史事件——几乎很难被真正地定义为不可避免会发生。当我们回到20世纪20年代初，思考英国在欧洲政治日益恶化的形势下有什么出路时，我们可以看到，向1939年占领波兰的德国宣战（更不必提丘吉尔领导下那充满“血腥、艰辛、眼泪与汗水”的漫长5年）是最不可能的选择之一。1939年通向战争的道路曲折而复杂。我们只需要想象其中一个或两个事件（不需要是那些重大的事件）发生改变，就能看出历史很容易发展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希特勒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宣称，哈利法克斯勋爵（1937年张伯伦派往德国的使者、慕尼黑协定时期的外交大臣）曾经说过，他“希望元首进入伦敦并与国王一起站在欢呼的英国民众当中，这将是我最大的成就”。当然我们知道，哈利法克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时就已经开始质疑绥靖政策，而且1939年正是他建议英国承诺支援波兰。但是如果英国的威慑手段失败，他对英、德之间战争的前景持极其悲观的态度；1940年局势恶化之后，众多有影响的人士都主张与希特勒妥协以求和平，他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尽管随着法国的迅速崩溃，英国也即将走向孤立无援，但丘吉尔仍然拒绝了妥协的请求。我们也知道，英国可以坚持战斗，一旦苏联和美国对德宣战，最终会赢得战争。但这些都绝不是预先注定的结果。
一个早先的反事实假设：非绥靖政策
关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些事件，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假如……会怎样”的问题。但是直到最近几年，历史学家才开始考虑有没有可能在更早些时候做得更多，以阻止希特勒掌权，或者有没有可能在他掌权之后做些什么迫使他下台。假如英国能早点勇敢面对第三帝国会怎样？对英国和希特勒的传统假设便以这个问题为基础。而这个问题最初是由丘吉尔提出的。正如他后来写的：“假如法国和英国能够及时勇敢地面对最后不得不冒的战争风险，明确有效地对德宣战，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的前景会有多么不同。”对丘吉尔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他和其他人都相信，如果法国、英国和苏联强烈声明抵制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德军内部的希特勒反对派就算不能推翻他下台，至少也可以迫使德国的政策有所改变。丘吉尔认为：“如果同盟国成员在希特勒掌权早期就对之实行强烈抵制……那么德国人（尤其是在高层）中的有识之士们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有可能会阻止德国陷入那个疯狂的体制。”
假如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政府没有只想着空中防御，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它不是一种威慑手段，而是能够真正抵御德国对法国的入侵，情况又会怎样？假如英国和法国在1936年抵制德国在莱茵兰再度军事化的措施，情况会怎样？希特勒自己也承认，“如果法国攻入了莱茵兰”（这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确发生过），“我们将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退”。尽管英国在陆军方面的弱点众所周知，但假如政府明确地表示（哪怕只是虚张声势），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遇袭，英国将出手援助，情况会怎样？假如1939年英国和法国说服斯大林共同抵抗德国，而不是任由里宾特洛甫在斯大林面前得寸进尺，情况会怎样？这些都是多年来历史学家针对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些能够被人们接受的反事实问题。然而，事实上就实现的可能性而言，完全可以再提出一个令人不太愉快的设想——假如德国战胜了英国？
1914年英国参战时还是个强大自傲的帝国，而战争结束后便徒有其名了。在经济方面，英国努力想要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平，但战争使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英镑大幅贬值。从1920年开始，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失业成为周期性复发的难题，出现了成百上千乃至上百万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失业人群。1929年华尔街危机和1931年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主义似乎陷入了垂死挣扎。这在政治上直接造成了两个结果，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外交政策。第一，英国在社会治安方面的开支史无前例地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缓慢发展的经济。由此导致了第二点，国防经费严重受限，达到10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1920年到1938年间，英国国防开支始终低于年均国民收入的5%——这是英国历史上的最低纪录，而当时英国需要维护的帝国区域几乎达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范围。在财政方面，英国优先执行的是战前的传统政策——保证强势的货币政策和预算的平衡。由于在战争中积欠的庞大债务以及紧缩政策导致的失业问题，使可用于国防开支的经费大大减少。然而，英国国防经费的持续缩减只是引起了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第一海事大臣）等主战派的忧虑，不幸的是，丘吉尔及其同伴并没有得到公众太多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得了个战争贩子的称号，加里波利战役惨败后又被人叫做笨蛋。他的名声不只这些污点。由于他对工会与俄国革命的敌视，他在工党中极不受欢迎。自由党人认为他是个傻子，因为他在20年代担任财政大臣时对经济管理不善，巧合的是，当时他也削减了国防开支。到了30年代，由于他反对印度政治改革措施，此后又支持爱德华八世与辛普森夫人的婚姻，保守党内部也对他十分不满。
大多数选民已经厌倦了战争。英国共产党及其来自剑桥的年轻新成员伯吉斯、菲尔比、麦克莱恩和布伦特等人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直到苏联改变了方针以后）。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承诺“关闭所有征兵站，遣散陆军，空军实行裁减”——简而言之就是要“废除整套战争设施”，在这个承诺下工党确定了和平主义的立场。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自由党人，甚至战争时期的前任首相劳埃德·乔治，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年轻生命的浪费：1914年外交决策的错误导致德国统治欧洲的野心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同时还伤害了德国民众的感情。许多保守党人都暗中对战后德国怀有同情，这从很多方面形成了绥靖政策的基础。
试图避免战争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战壕里那明显毫无意义的屠杀让人们开始深深地反感起“为祖国牺牲是无上的光荣”这种观念——曾经有一代公学背景出身的英勇（而短命的）军官都以此为座右铭。此外，还有人担心，技术革命带来的进步会制造新的战争，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取更多的生命。首相鲍德温预言：“轰炸机总是无所不能。”丘吉尔自己也预测，会有40000伦敦居民在第一周的密集轰炸下死亡或受伤。在1934~1935年进行的所谓和平投票中，多达1000万的投票证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是相当吸引人的：外交不再意味着秘密协定和盟约，而是为了维系一个新的国际联盟。不仅仅是约克大主教坦普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等神职人员出于善意拥护所谓“共同安全”这个诱人但不现实的原则。1933年，牛津大学辩论学会对此所展开的讨论和论证或许是最著名的，这令人吃惊是因为牛津人向来以保守著称。西里尔·乔德在主张“这个学院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为国王和国家作战”时提出警告：“一旦向任何欧洲国家宣战，炸弹在20分钟内就能投到英国。仅仅一枚炸弹就会让一平方英里以内3/4区域的生物全部遭到污染。”计票员的统计结果明确而惊人：275票赞成，153票反对。丘吉尔称之为“卑怯、可怜、无耻的声明……这种现象让人不安、反感”。他的儿子伦道夫虽然试图将这条主张从辩论学会的会议记录中删去，但没有成功。
在内维尔·张伯伦不走运地出任首相期间，财政的紧张与公众的和平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英国在外交上的软弱。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在受凯恩斯影响的很多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认为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过于苛刻。实际上，绥靖意味着认可德国貌似合理的要求，以便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张“自决”，在凡尔赛会议上，这个词多被用来证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中欧国家的独立是正当要求；但在德国问题上这个词被刻意回避了，德国不得不向邻国交出自己约10%的领土。问题在于，如果欧洲所有德国人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里，这个国家将比1914年的德意志更加广大——因为其中还包括了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立陶宛的部分地区。这是绥靖政策的一个根本缺陷：德国的“后院”（这个词常被用来辩护莱茵兰的再度军事化）太大，对欧洲和平是潜在的威胁。直至后来战争接近的时候，绥靖政策的提倡者（尤其是哈利法克斯和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哈利法克斯自己在谈到德国人时，也表达了许多保守党贵族的观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力量非常强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不自然或不道德的……我自己无法怀疑这些人天生就仇视共产主义！我敢说，如果我们处于他们的立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这种庇护的态度（当哈利法克斯与希特勒第一次会面时，曾一度误把将希特勒看做侍从，差点将外套递给他）相当典型。当希特勒告诉这位前任印度总督怎样处理印度的民族主义问题（“枪毙甘地”）时，哈利法克斯“注视着他，眼里满是惊愕、反感和怜悯”。同样，戈林在他眼里就像个“大孩子”。他不由自主地“很是喜欢……矮个子的”戈培尔。然而，他告诉希特勒，“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秩序或许会有变化，但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有可能就是其中的可变因素”，这就不只是递给希特勒一件大衣，他递给希特勒的似乎是整个中欧。
当然，在德国1938年急不可耐地想要发动战争时，英国在军事上并没作好准备，此时实行绥靖策略并不是不合理的。希特勒实际上已经感到张伯伦的智高一筹：希特勒想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起战争，而且从1938年春天开始就在着手筹备，但张伯伦在外交上的努力有效地制止了这场战争。在出版的戈培尔日记里，张伯伦被描述为一只“冷冷的”“英国狐狸”，使尽了手段，让希特勒与捷克速战速决的希望化为泡影。很明显，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外交策略有时有点夸张，但却成功地让德国人相信英国的干预并不是虚张声势。“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戈培尔写道，“张伯伦却突然起身离席，好像他责任已尽，没必要再继续讨论，他可以撒手不管了。”9月28日，希特勒要求张伯伦的副官霍拉斯·威尔逊“直言英国是否希望爆发世界大战”，由此可以推断他担心张伯伦可能会有这个打算。6天前戈培尔还自信地宣称“伦敦相当地害怕武力”，此时却被迫认为“我们没有战争的借口……我们不可能为了修正案而冒世界大战的风险”。
假如张伯伦没有去推动慕尼黑四国会议（这个会议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是明确作出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遭到攻击英国势必会施以援助，情况又会怎样？我们知道，在1938年8月30日的会议上，内阁一致同意“如果希特勒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应对他宣战”；但张伯伦仍然坚持不公开这个决议，因为他并不希望“对希特勒先生提出这样的威胁”。假如他公开了内阁的决议呢？这是否会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将成为对希特勒实行军事打击的信号？这看上去不太可能，不仅是因为在内阁会议召开前几天，关键人物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1]已经辞职（直到会议之后他辞职的消息才公开）。总之，张伯伦对于颠覆希特勒始终持怀疑态度。慕尼黑会议前夕，张伯伦向法国将军甘末林这样问道：“谁能保证德国以后不会变成布尔什维克国家呢？”
今天，我们认为慕尼黑会议是对捷克人彻头彻尾的背叛——这当然没错。为了阻止战争的爆发，张伯伦有效地迫使捷克人不仅放弃了苏台德地区，还放弃了自我防卫。然而当时希特勒并没将此看做自己的胜利，而是感到挫败：他原本打算速战速决，而不是外交上的妥协。他怒气冲冲地回到柏林，而德国国内民众对和平的热情更是让他大发雷霆。他下令开始进行一轮新的宣传战，鼓动德国人支持战争。而张伯伦回到英国后却被当做英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慕尼黑会议时期张伯伦的声望相当高，如果他那时（接受心腹顾问的建议）举行大选，无疑会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其优势会比1931年和1935年更为明显。
当然，结果证明张伯伦在慕尼黑所取得的成就是短暂的。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单方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这常常被看做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标志性时刻。但当时仍然存在强烈的呼声，要求在这之后继续执行绥靖政策。4月初对波兰的保证也并非必然的选择。事实上，张伯伦对布拉格被占领的第一反应是希望“有可能缓解紧张局势，恢复与独裁者的正常关系”。直到战争真正爆发后，在情报部门的推动下，英国民众才开始关注起对波兰的支援。劳埃德·乔治和许多社会主义者大肆批评波兰政府，认为它是反犹太的、不民主的政府，而且它曾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从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特申地区，正因此受到应有的惩罚。劳埃德·乔治还认为，允许波兰独立就相当于把一块精致的怀表送给一只猴子。如果希特勒又使出苏台德问题上的策略（德国有权利要求但泽以及贯穿普鲁士的“波兰长廊”实行民族“自决”），就有了充分的开战理由。毕竟在但泽，有80%的居民都表示愿意加入德国。
促使英国下决心保护波兰的关键人物实际上是怀有忏悔心理的哈利法克斯。如果不是他成功地影响了张伯伦、威尔逊、约翰·西蒙爵士、塞缪尔·霍尔爵士、R·A·巴特勒、约瑟夫·鲍尔等人结成的强大势力，英国就不可能作出保护波兰的承诺。结果，英国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作出了这个保证，同时德国即将入侵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无根据谣言还在英国国内引起了一片恐慌。英国不断收到关于纳粹德国真实意图的情报，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它们都给予了哈利法克斯以重要支持。1938年11月，所谓的“水晶之夜”（实质上是希特勒发动、戈培尔组织的由国家支持的大屠杀）进一步揭示了纳粹德国号称“种族政策”的真实面目。布拉格的沦陷、立陶宛的梅梅尔[2]被德国攫取，都表明了一年前哈利法克斯认为希特勒“并不打算像拿破仑那样大肆征战”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德国攻占了已割让苏台德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无法证明这代表的是民族“自决”的胜利。正是这种后知后觉（即“德国愚弄了我们”），促使英国下院一致反对继续实行绥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张伯伦还能像放弃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放弃波兰吗？大概不会。
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希特勒希望张伯伦能这样做。8月22日，希特勒告诉上萨尔茨堡的指挥官们：“英国在两三年内都不希望发生战争。”里宾特洛甫的高招（次日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更让希特勒有恃无恐。如果希特勒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英国又怎么可能威胁德国声称要对波兰实行干预？尽管希特勒的确因此表现出暂时的犹豫，打算推迟原定于8月26日进攻波兰的计划，但4天后他又恢复了好战的本性（“英国人认为德国很软弱。他们将看到，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次日，希特勒否定了戈林和戈培尔的看法，尽管他们都对英国的不干预声明表示“怀疑”，但“元首相信英国不会多管闲事”。
当然，希特勒错了。但既然他能在战争爆发前夕还这么想，就说明他很难想象英国会坚定地阻止战争爆发甚至推翻纳粹政权。事实上，有一个反事实的假设更为合理可信：英国对德国继续执行绥靖政策以避免战争，浑然不觉纳粹主义的本性会促使其采取不断扩张的外交政策。
[1] 路德维希·贝克（1880~1944年），德国一级上将，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出任陆军管理局军队办公室（实即陆军总参谋部）首脑。1935年德国公开宣布扩军后，正式成为陆军总参谋长。积极从事扩军工作，但坚持军官团的传统特殊地位，同希特勒发生分歧。1938年8月辞职。1944年策划“七·二〇事件”，失败后企图自尽未遂，随即被枪杀。——译者注
[2] 今天的克莱佩达。——译者注
和平共处：查姆莱的反事实假设
20世纪30年代，人们曾多次严肃讨论与德国达成正式协议（即使不是盟约）的可能性。在《我的奋斗》成书之前，希特勒就已数次表达了这样的意愿。从1933年11月开始，他试图与英国在海军方面达成某种协定，并且在1935年终于成功了一次。“英、德联合，”他当时指出，“将产生其他国家不可匹敌的强大力量。”4年以后，当希特勒开始为英国可能干预波兰感到紧张时，他再次有了这样的想法。1939年8月25日，他曾对亨德森保证，他“始终希望德国能够与英国联手”。
对于英德间的妥协，30年代的英国就算没有狂热的支持者，也不乏有人对此持积极态度。除了极端反犹分子威廉姆·乔伊斯（人称“呵呵勋爵”）、亨利·汉密尔顿·比明什和阿诺德·里斯等人（在战争期间，他们实际是站到了德国一边），还出现了英国法西斯联盟。该联盟的创始人及首脑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曾经是工党的风云人物，此后跟随墨索里尼走上了法西斯道路。但还有一些不那么极端的亲德派。一些帝国主义拥护者认为德国对英国并没造成什么威胁，保守党和天主教徒认为德国构筑了一条抵制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防线，报业的巨头们欣赏独裁者们颇具感染力的演讲辞令，商人们则认为绥靖政策有利于商贸的发展。也许更为有趣的是，英国贵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有着亲德甚至有时是亲纳粹的倾向。比如，里宾特洛甫出任驻英大使的初期，就赢得了阿思隆伯爵等同时拥有英德血统的贵族、洛西恩勋爵等亲德分子的支持。洛西恩将纳粹的反犹太主义看做是“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受外部压迫的反射作用”。在听说戈林计划访问英国时，德比勋爵邀请他逗留诺斯利以便观看全国越野障碍赛马。伦敦德里侯爵与赫特伍德的艾伦勋爵、斯坦普勋爵首次与希特勒见面时，都表现出极大的感动。
还有一个出身名门的英国人原本会对促进英、德友好作出极大的贡献，不过他为了爱情放弃了自己颇有影响的地位——或者说是因为当时的首相鲍德温出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思维担心离婚会造成公众这样那样的看法。国王爱德华八世不仅爱上了辛普森夫人，也很欣赏希特勒。还是王储威尔士亲王时，他“很强的亲德倾向”就为人所知，据说他还宣称：“我们无权干涉德国关于犹太人或其他的内部事务……独裁者现在非常受欢迎，也许不久后我们会希望英国也出现一位。”1935年，他的父亲乔治五世不得不因为他在演讲中体现出明显的亲德倾向而对他予以指责。一年后，爱德华即位，并且几乎是立刻想要说服当时的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不要反对莱茵兰地区的再度军事化。为了回应德国大使的一项诉求，他竟“派出了首相”鲍德温；根据另一个版本，他当时的说法是“告诉那个老家伙，如果希特勒发动战争我就退位。那真是可怕的景象啊，不过你不要担心。根本不会爆发战争”。当里宾特洛甫出任驻英大使后，德国大使馆同样也千方百计地拉拢辛普森夫人。
假如斯坦利·鲍德温没有劝服爱德华退位会怎样？有很多可能，比如按照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的提议，实现王室成员与庶民的通婚，允许辛普森夫人未获得正式的王室头衔就嫁给爱德华。或者他也可以放弃爱情选择王位。这似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没什么关系，但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1940年5月，挪威惨败后张伯伦在下院遭到羞辱，此后国王起了重要的作用。爱德华的弟弟、不愿意解体王位的乔治六世坚定地支持绥靖政策，不希望张伯伦辞职，在下任首相的问题上支持哈利法克斯而非丘吉尔。但除了坐视满腹牢骚的哈利法克斯靠边站，他也并没做什么。如果是爱德华八世是否会有不同的举措？他有可能更偏向丘吉尔，毕竟在退位危机时丘吉尔曾为他挺身而出（尽管这种举动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但在对德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他的亲德倾向也许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1939年9月英国因波兰战争向德国宣战，但此时仍有可能与德国进行和解。希特勒因英国的宣战感到惊慌，他告诉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他“搞不清楚”张伯伦“究竟要干什么”。“即使英国胜利了，”他指出，“真正的赢家也是美国、日本和苏联。”因此，他在10月6日又提出了和谈要求，但再次遭到了张伯伦的拒绝。但直到1940年，戈培尔的宣传部门仍然在强调以下观点：“英国有着极珍贵的日耳曼种族因素，它迟早会被诱发出来。在将来白种人与黄种人或日耳曼民族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长期对抗中，英国迟早会与德国并肩作战。”1940年5月，希特勒想要“试探一下英国是否有意愿与德国分享整个世界”。一个月后，他又谈到了是否有可能与英国达成某种“合理的和平协定”。希特勒常常对英、德之间开战表现出遗憾之情，因为（用里宾特洛甫的话来说）他并非那么“想要摧毁大英帝国”。7月，距希特勒最后一次和谈建议还有6天时，他告诉哈尔德自己“不喜欢”和英国开战，“因为如果我们摧毁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大英帝国就会瓦解。这对德国来说毫无意义……却会让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得利”。
这些年，约翰·查姆莱等持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分析相当有先见之明。他们认为，英国在1945年取得的胜利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有必要提出另一种可能。假如1939年英国先行宣战，随后向德国提出和谈会怎样？答案就是，德国会全力与苏联作战，而大英帝国完好无损，执政的仍然是保守党，英国经济也不会遭到破坏。在查姆莱看来，1940年夏天，在法国战败后通过墨索里尼展开的公开谈判，不仅对哈利法克斯和巴特勒有意义，很多人也都认为是有意义的。他认为，虽然丘吉尔认为希特勒提出的条件必然是苛刻的，但我们不能毫不置疑地接受这种看法。丘吉尔在出任首相之前，自己也力劝张伯伦对于德国“不要排斥任何真正的和平提议”。5月26日，当战时内阁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要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时，丘吉尔也无法否认，由于英国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处于危险的境地，这样的提议相当诱人。他尤其担心的是缺乏美国的实质性支持，而这被他看做是战胜德国的关键。他甚至还说道：“如果放弃马耳他、直布罗陀和非洲的一些殖民地能让我们摆脱这种困境，我会毫不犹豫这样做。”当然，他还补充道：“我们很难想象希特勒会认可我们所接受的条件”。两天后他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德国人会要求得到我们的舰队……我们的海军基地，还有别的很多东西。我们会变成一个被奴役的国家。”但查姆莱认为这是丘吉尔一己之私的想法；丘吉尔知道自己首相地位的基础就在于“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胜利”（或者说“要么胜利，要么灭亡”）的政治路线。阿兰·克拉克将这样的对比斥为“极危险的想法”。克拉克认为，直到1941年春天，英国还是有可能与德国达成某种协议的，谈判的筹码就是英军在非洲战场上的胜利、意军的败北。希特勒希望在转身对付苏联时能确保侧翼的安全。赫斯曾飞往英国，试图进行谈判，而丘吉尔对赫斯此次访英的任务秘而不宣。
假如首相不是丘吉尔，英国是有可能与德国单方面达成和平协议的，这样一来希特勒就可以放手对付斯大林。如果德国单纯针对苏联作战，有可能会获得英国右翼势力的支持。毕竟，许多保守党人都认为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有威胁性。1940年，芬兰人对斯大林的抵抗已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所以，这样一个场景是不难想象的：圣乔治军团[1]（指挥官或许是约翰·埃默里）向共产主义开战，而且还会像东线上西班牙和法国的法西斯党徒那样服从德国人的指挥。丘吉尔及其关系密切的支持者开始出现亲苏倾向，而政府内部还存在一些人对促使希特勒对抗斯大林的策略表示赞同。不过，直到1942年，托利党部长约翰·穆尔–布拉巴宗还因为公开表示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符合我们利益”而被迫辞职，事实上他只是说出了很多人私底下的想法。亨利·基辛格对两伊战争的立场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它们不能两败俱伤。”这其实是修正主义观点的一个简要概括。
但是当双方最终决出胜负（这迟早都会发生）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假如不是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分散了注意力，墨索里尼进攻希腊的失策让英军有机会在利比亚向意军发起攻击，恐怕很可能意味着德国获胜了。德国对地中海战场的介入不仅是向利比亚派兵，而且还会攻占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和克里特岛，这将使针对斯大林的巴巴罗萨计划被耽误一个月，而这一个月的时间相当关键。不过，假如希特勒与英国达成了某种协定，他就不会因地中海战场而分心，从而按计划进攻苏联，并且也可以在进攻时全面调动陆海空的军力。西边第二战线获胜无望，也没有护航队和盟军，经历了大规模清洗运动的苏联红军（连弱小的芬兰也无力攻占）很可能会被击败，被迫退回到乌拉尔山脉以东。然后德军攻入斯大林格勒，围攻列宁格勒，并抵达莫斯科外围的地铁站。假如照修正主义观点提出的，英国与德国在1940年或1941年达成了某种协议，那么德国更有可能在苏联的欧洲战场上获胜。正如迈克尔·伯利提到的，英国虽因此会陷入弱势地位，但仍然很具有威胁性。
[1] 1943年德军曾筹划建立大不列颠自由军团，最早建立的组织就叫圣·乔治军团。随后德国人开始在众多英军战俘中寻找人员来建立该组织，可是仅有极小部分人愿意加入。——译者注
更糟的想象：攻占英国
查姆莱和克拉克的论点有一个中心假设——希特勒向英国提出的和谈要求是真诚的（至少看上去是真诚的）。但在考察希特勒可能的亲英倾向时，我们必须对以下两种情况作出区分：第一，根据希特勒所认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种族亲缘关系得出一般性的推论；第二，希特勒战略中的实权政治观点最晚从1936年就开始暗示英国应该臣服于德国。希望破灭的里宾特洛甫[1]将英国看做是已走向颓败和衰落的大国；受他影响，希特勒在1936年得出结论认为，“英、德即使发展出诚实友好的关系，对德国也没有实质而积极的益处”，所以德国“对于和英国达成协议不感兴趣”。1937年11月，希特勒在一场军事首脑会议上指出，英国（和法国一样）是“满腔仇恨的敌人”，它们“不可能长期屈从于强权政治的控制”（这段话载于恶名昭著的《霍斯巴赫备忘录》）。里宾特洛甫始终在强调这个观点，认为英国“是德国最危险的对手”。
在计划进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希特勒的想法摇摆不定，有时认为英国实力弱小无法进行干涉，有时认为德国完全能够应对英国的介入。1939年5月，希特勒在和指挥官们的谈话中表示，他相信“德国不太可能会与英国达成和平协议。我们有必要作好最后摊牌的准备。我们的发展在英国看来意味着建立霸权，它的力量会被削弱。所以，英国是我们的敌人，与它的决战将是生死攸关的一战”。希特勒对英国的真实态度，在1939年1月27日制订的“Z计划”海军指令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他要求创立一支在1944~1946年足以对抗任何海上力量（也就是英国或美国）的舰队。约翰·基根曾就海军问题提过一个更大胆的反事实假设：“如果德国在战争一开始就组建一支由300艘U型潜水艇组成的海军军队（德尼茨曾建议希特勒，这对于赢得大西洋战争十分必要），那么早在太平洋战争促使美国参战之前，英国就已经被击垮了。”英国仅有一半的食品供应来自国内，并且全部石油、橡胶和有色金属都依赖进口，所以一旦遭到潜艇的海上封锁，英国只能宣布投降。
当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希特勒的确十分吃惊；不过，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他向英国抛出橄榄枝是出于真诚的想法。1939年10月，在提出和平建议两天后，希特勒对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说：“德国的战争目标……必须包括在西线上取得最终的军事胜利……出于宣传的需要，我们要时不时地对这个根本目标作一些调整……但调整不会影响目标本身……即彻底摧毁法国和英国的军队。”甚至在进攻苏联的决定里也包括了反对英国的用意。1940年7月31日，在德国提出和平建议仅12天后，希特勒称：“苏联是英国最大的依赖……如果苏联被碾碎，英国最后的希望也就破灭了。”希特勒屡次调整策略，将“生存空间”的种族目标和自己的宏观战略混合到一起，这让历史学家们很难认清他最终的意图。有一点事实是很简单的：从1936年开始，希特勒就认为英、德的最终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从种族亲缘的角度看这令人遗憾，而且这场决战的到来还提前了5年。认为可以和“那个家伙”（丘吉尔对希特勒的称呼）达成和平，从而保住大英帝国和保守党势力的地位，无疑是在想入非非。假如英国没有因波兰而参与战争，假如英国在1940年5月或巴巴罗萨计划之前试图寻求和平，假如德尼茨上将推荐的潜艇部队让英国俯首投降……不管以上哪种可能真的实现了，结果都是一样的：英国将屈从德意志第三帝国。
所以，丘吉尔是对的。1938年10月5日星期三，当人们沉浸在一片欢乐中时，丘吉尔在下院起而谴责《慕尼黑协定》，明确地指出了事实的真相：
英国的民主与纳粹势力之间绝无友谊可言。这股势力践踏基督教伦理，在野蛮的异教信仰下为自己的事业摇旗呐喊；它鼓吹好战与征服，从迫害行为中获取力量与病态的快感；并且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残忍无情地以谋杀作为威胁的手段。这股势力不可能成为英国民主值得信赖的朋友。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渐陷入纳粹德国的势力、影响和掌控，而我们的存在正开始受其意志或喜好的摆布。
然而，当丘吉尔说英国正日益陷入德国的“势力、影响和掌控”时，也没有考虑到最坏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英国被德国彻底攻陷和占领。
1940年5月24日星期五，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的第一装甲师部队抵达法国格拉沃利纳以南的阿河，在一场血战后夺取了对岸的桥头堡。此时，他们离困在佛兰德斯海滩上筋疲力尽的40万盟军士兵只有10英里。正当这位出色的坦克指挥官准备让当时最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实施20世纪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时，他收到了停止进攻的命令。尽管他提出了抗议，但3天后命令仍然被强制执行。与此同时，盟军加固了防线，此后9天里，338226名盟军士兵按照“发电机计划”撤退到英国[2]。
古德里安始终认为，希特勒不顾总参谋长弗伦茨·哈尔德与马歇尔·瓦尔特的反对下达的这个命令，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错误，因为即使是俘虏英国远征军……也可以为德国成功入侵英国创造必要的条件”。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始终在讨论发布这个命令的原因，但很少有人会问：假如英国远征军整个被俘虏会怎样？东堤那条1400码长、5英尺宽的木质栈桥曾让20多万盟军士兵得以安全撤退，假如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实施轰炸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终于击毁了它，又会怎样？
1940年5月21日，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首次和希特勒讨论向英国发动攻击，而在上一年11月15日，他已经派人研究了这种可能性。但希特勒对此并无热情。6月20日他们第二次进行讨论时，希特勒对马达加斯加重新安置犹太人的问题显得更有兴趣。尽管希特勒准备发布第16号元首令，开始“准备向英国发起登陆战争”，但已经错过了理想的攻击时间。7月末，希特勒将摧毁英国海空防御力量的目标时间随意地定在了9月15日。这个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进攻时间被三次推迟。到1940年12月，为此所做的战备工作只是成了进攻苏联的掩护（在希特勒看来，进攻苏联显然比跨英吉利海峡作战更保险）。但是，假如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对“海狮”行动作了多年准备，而非不冷不热地在最后关头才通过海军参谋部发出指令，情况会怎样呢？假如他在5月末就已划拨出一支庞大的船队（大概需要1722艘驳船、471艘拖船、1161艘摩托艇和155艘运输船），并且这支船队已经开往马斯河与斯凯尔特河的河口呢？空军元帅艾哈德·米尔希曾提出一项计划，在英国东南部皇家空军的7个重要防区空投5000名伞兵，旨在撕碎英军指挥司令部核心。假如戈林没有否定这个计划，而是付诸实施呢？假如希特勒的目标不是巴黎而是伦敦呢？
历史与文学中对德国进攻英伦三岛的分析大都认为进攻可能会发生在1940年8月或9月甚至更晚一些。但如果德国军队1940年5月末抵达英国，就不会与刚回国不久的英国远征军交战，而只是需要应付英国本土余存的少数军队。武装这些军队所需要的483924支斯普林菲尔德步枪要到1940年8月才能从美国运抵英国，而且英国南部的18000个掩体到6月中旬才刚打下水泥地基。当时伦敦南部只有48门野战炮和54门反坦克炮。正如纳粹德国最高统帅部京特·布卢门特里特将军战后所哀叹的：“假如计划及时，我们原本可以在敦刻尔克行动之后率强大的军队跨越海峡直攻英国。”而哈尔德的看法正相反，他认为进攻英国“一直是希特勒想要避免的念头”。
如果最初德国的13个精锐师能够穿过英国南部海岸的广阔前线强行登陆，英国显然会派出低空飞行的飞机，投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留存的1495吨毒气弹以阻止他们前行。不过，对于经过充分准备和训练的德国士兵来说，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障碍。如果他们最终能够通过22英里的英吉利海峡，那么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人工或天然的障碍（比如拉伊至海斯的皇家军用运河）能够长时间有效地阻挡他们北上。根据德国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1940年9月14日发表的《英国战场早期战况预测》，“首次进攻中会先行使用规模不大但装备齐全的装甲部队”。假如英国皇家空军没有及时配备雷达或德国空军的密码没被破译，抑或空降兵部队总司令库尔特·施图登特将军成功挡住了道丁指挥部关键的防御火力，那么空中的战争很可能是另一种不同的结果。
事实上，艾伦·布鲁克将军直到7月20日才接替艾恩赛德将军出任英国本土地方志愿军的总司令。他立刻下令将现有坦克调遣到离海岸较近的地带。不过，如果德国在5月末发起攻击，就会发现英国大部分装甲部队仍在内陆的防线上设法进行防御，德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占领南部海岸的桥头堡。而尽管战后所有的将军都为自己辩护，比如伦德施泰特在1945年对俘虏他的人说，海狮行动“只是某种游戏，因为很明显的是，任何进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德国人自己原本希望开战后能够尽快到达肯特郡的阿什福德。尽管他们预测在9月中旬登陆时会遭到猛烈抵抗，但如果他们在5月份就发动攻击，就会惊喜地发现进攻格外顺利。正如研究英国防御的官方历史学家巴兹尔·科利尔所指出的：“负责谢佩岛到拉伊关键防区的伦敦第一师只有24门野战炮，没有反坦克炮，没有装甲汽车，没有装甲战车，而反坦克步枪的数量只占正常装备的约1/6。”至于防御牢固的地区比如舒伯里内斯的6英寸口径火炮阵地，实际上和马其诺防线一样完全可以轻易地绕过。
首次横渡英吉利海峡至少需要12个小时，德国的空军和海军是否能在这段关键时间里成功挡住英国皇家海军？由于这个行动的风险，德国将不得不投入整个海军的兵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只需很短的时间（半天）就足以保证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而且，我们很有必要注意到，英国参与“发电机计划[3]”的55艘驱逐舰中有9艘被击沉，还有23艘遭损坏。1940年6月，英国皇家海军可用的只有68艘驱逐舰，而1919年它的舰队规模曾达到433艘。因此，874年以来德国第一次成功入侵英国的情形并非难以想象。
[1] 从1936年8月起，里宾特洛甫出任德国驻英大使，两年任期里遭到英国社交界的排挤，为此他十分恼怒，认为英、德的对立无法调和。——译者注
[2] 即史上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译者注
[3] “发电机计划”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军事行动代号。——编者注
关于合作的反事实假设
占领意味着什么？迈克尔·伯利曾就德国在东欧胜利的可怕后果作出分析。西欧国家的经历（对英国来说更切实）显然是大为不同的。在法国、荷兰和其他被占领的西欧国家，种族政策并没有像在东线那样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犹太人仍然被不论国籍地送往东部的集中营。另外，德国对西欧的盘剥主要是基于经济原因而非种族差别。特别是法国，几乎成了德国推进战争的摇钱树；而且很多法国战俘在被变成劳动力的同时，还是德国用来要挟维希政府的人质。
最近流行一种看法，即英国人对被侵略和占领的反应不会与法国人、捷克人或卢森堡人有什么差别。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英国民族认知的核心。《卫报》记者马德琳·邦廷在她论述战时海峡群岛的著作中认为，“岛上居民向侵略者表示了妥协，并愿意与之合作和友好往来，就像欧洲其他被占地区的人们一样”，因此他们的做法“直接挑战了那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英国人与其他欧洲人本质上有所不同的信念”。她认为1940年至1945年海峡群岛的经验削弱了“英国民族性格与欧洲大陆民族性格截然不同这个神话”。根据她的研究，应该走出“对战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理解”，“就欧洲这段共同的动荡历史形成一种认识”。在回顾她的著作时，剧作家约翰·莫蒂默将海峡群岛描述为“考验高压下英国人的性格与美德的理想场地”。他的结论是，“英国在这场考验中的表现与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是保守党《观察家报》撰稿记者安妮·阿普勒鲍姆也认为：“一旦被纳粹占领，英国人的表现和其他战败国的人们相比不会有太大差别。”还有作家想象了这样的英国：“英国人和德国军人的关系渐渐有所发展……医院里很多孩子会收到带着陌生口音的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另一位历史学家相信，“许多正派的普通英国人会开始和德国人合作，他们放弃抵抗，只是为了实现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