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
迈克尔·伯利
等待我们去完成的是怎样一个任务！未来的100年，我们都将无比欢悦。
阿道夫·希特勒
1941年6月22日凌晨时分，伴随着6000门大炮的轰鸣声，德国巴巴罗萨计划展开了。到了早晨晚些时候，纳粹空军已经击毁了890架苏联飞机，其中有668架是在地面被俘获的。到7月12日，苏联有6857架飞机丧失战斗力，而德军只损失了550架飞机。超过300万人的德军及轴心国部队（包括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分为北部、中央和南部三个集团军，穿过苏联国境分别开往列宁格勒、莫斯科和乌克兰，其根本目标是摧毁德维纳河——第聂伯河以西的苏联红军。他们推进得极其迅速。早在7月3日，德军总参谋长弗伦茨·哈尔德就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将在两周后赢得对苏联的战争。”此后他转而提到从苏联人手里夺走其赖以恢复国力的经济资源，来自英国的不断牵制，以及穿过高加索地区直攻伊朗的可能性。这种自信还反映在装备政策上。1941年7月14日，希特勒下令将对陆军的优先待遇转移给海军和空军。
众所周知，实际的情形越来越不符合哈尔德的乐观判断。地图上的道路实际上要么在烈日下尘土飞扬，要么在大雨中泥泞难行。装甲车与摩托化步兵也许可以不顾机械耗损勉强前行，但步兵与载着供应物资的马车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沉重负荷的步兵们行进在景色单调的路上，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他们大汗淋漓，饱受蚊蝇的叮咬。步兵们开始愤怒，士气也开始低落。尽管德国俘虏了大量的苏联士兵（例如在斯摩棱斯克有30万人被俘，基辅有65万，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有65万，他们中大多数人后来都在恶劣的环境中死去），但苏联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苏联似乎总能很轻易地组织起新的军队，不管是从西伯利亚招募还是由民兵临时组建的义勇军。斯大林的第279号令准许逮捕逃兵的家人，或至少剥夺投降士兵的家人获得任何国家资助的权利，这让那些可能叛变的人不得不坚定作战的决心。帕夫洛夫等将军成了斯大林失误的替罪羊被枪决。民用生产被迅速转变为军事生产，自行车工厂很快开始生产火焰喷射器，同时大量工厂被拆卸，与工人一起被疏散到乌拉尔山、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比如，1941年12月末，乌克兰扎波罗日钢厂在6个星期内被转移到乌拉尔山地区的车里雅宾斯克附近，尽管当时在打地基之前必须将地面加热，而且水泥在零下45摄氏度时会冻结。对德国人来说，这番巨大的努力不亚于“一场经济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由于德国的失算，苏联的抵抗愈演愈烈。7月末，一些将军希望能集中进攻莫斯科，但希特勒却不顾他们的建议，命令中央集团军驻留斯摩棱斯克，让侧翼的装甲部队转而突袭列宁格勒，并对南部的顿涅茨盆地和高加索地区发起猛攻。8月11日，自信心大减的哈尔德注意到被德国人所忽略的几支苏联军队一直在对德军进行滋扰，他们“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武器和装备都算不上什么……但这些俄国人的确存在，而且如果我们击倒他们中的十几个，又会站出来十几个”。作为德国中央集团军攻打莫斯科的延续，台风行动于10月展开，此时危险的冬季即将来临。12月初的气温已到零下30摄氏度以下，导致润滑油和汽油开始凝固，地面也开始冻硬。衣着单薄的德军士兵将报纸或宣传册塞进外套里取暖，瑟缩在炉火旁，而这些炉火消耗的是珍贵的储备汽油。他们用斧头削砍已冻成块的马肉，聊以果腹。希特勒拒绝考虑战略撤退的可能性，反倒向提出这项建议的将军挖苦地问道：“先生，以上帝的名义，您想撤到哪里去？您想撤多远？向后撤50公里？您觉得那里会暖和一些吗？”12月下旬，当莫斯科终于只有一步之遥时，已精疲力竭、惊惶失措的德军遭到了斗志昂扬、穿着厚大衣、抱着冲锋枪的西伯利亚军队的攻击，最终在离莫斯科280公里处被全部歼灭。德国希望在冬天到来之前用闪电战术击垮苏联的战略宣告失败，随之而来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希特勒在2月19日对博尔曼说：“博尔曼，你知道，我一向讨厌雪，一向憎恨它。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这是种不祥的预感。”
在下达狂热的命令抵挡苏联的冬季攻势之后，希特勒在1942年夏季的战争（“蓝色行动”）中降低了目标，主要攻击目标定在南部的油田。他意识到闪电战的失败正导致一场消耗战，德国要对抗的是几个主要国家形成的联盟，这个区域的自然资源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的：“如果我不能获得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我将不得不了结这场战争。”他再次对军队的部署实施了决定性的干涉，以两个不同目标对之进行了划分——夺取南部的石油和与伏尔加河以西的苏联后备军决一胜负。他像斯大林那样，将斯大林格勒战役转变成一场同时具有现实与象征意义的意志之战。每一堆烧焦的砖块和每一层被摧毁的房屋，都是大炮、手榴弹、火焰喷射器和狙击火力的争夺焦点。3天内，中央火车站就在双方间易手达15次。当保卢斯的军队试图将苏联军队从废墟中赶出来时，苏联采用钳形攻势对其实行重重包围，不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这也使得德军飞机无法为他们空投供应物资，最终保卢斯及其9万士兵举手投降。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盟军开始要求希特勒和苏联进行和平谈判。但1943年7月4日，希特勒再次发动攻击。这次攻击是在相对紧缩的150公里前线上展开的，直指库尔斯克突出部。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坦克战的结果是使苏联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从而开始控制战争的进程。
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既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是在政治和种族意义上针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等“劣等人种”发动的“圣战”，因此与其在西线进行的战争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以下事实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1939~1945年，西方盟军的战俘有3.5%在德军的监禁中死去，相较之下，有31.6%或者说100万德国人在苏联的监禁中死去，而死在条件恶劣的德国集中营或死在去集中营的路上，以及直接在党卫队保安处手上丧命的苏联人竟高达57%，其中大多数死在1942年夏天之前。希特勒在3月30日对250位将军的演讲定下了对苏战争的基调：“我们必须摆脱所谓军人之间的同志友谊。共产主义者自始至终都不是我们的同志。这是一场歼灭战……这场斗争与我们在西线进行的战斗极为不同。我们现在在东线战争中的冷酷意味着将来的温和。”1941年5月13日有关军事公正的命令、6月6日军队高级指挥官在进攻之前宣布的臭名昭著的《纳粹党行政命令》，这些充满纳粹意识形态的指令和方针，都旨在模糊常规战与种族–意识形态战争之间的界限，让德国军队多少有点心甘情愿地在党卫军及其各种警察大队的劫掠中充当同谋。
这些命令也证明，纳粹事先已经对军事犯罪有所预谋。为战争预先确定的意识形态性质以及军队日益的政治化，不仅导致220万犹太人在德国战线内遭到系统的屠杀，“吉普赛人”、精神病收容所里的病人遭到杀害，而且还由于“特工”、“土匪”、“游击队员”、“破坏活动者”、“间谍”或“抵抗者”等概念的肆意滥用，使整村的居民被枪杀或被吊死在电线杆上，或在谷仓和教堂里被烧死。希特勒曾说过，游击队活动“让我们有机会除掉所有反对我们的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诡辩，因为受害者完全有可能并不“反对”任何人。正如党卫军埃里希·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将军承认的：
与游击队的战斗渐渐成了别的行动的借口，比如消灭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行动、系统削减约3000万斯拉夫人（从而保证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的行动，以及对平民采取枪杀和劫掠等恐怖手段。
每当一个民兵在平斯克被枪毙，就有4500个犹太人被杀害，源于对这样一个公式的遵从：“有游击队员的地方，就有犹太人；而有犹太人的地方，也会有游击队员。”稍微有点脑子的德军军官开始担心“6000/480”的问题，即从6000名死去的游击队员身上只搜出了480支步枪，这是一个谜样的问题。其实游击队员的存在既是德国实行严苛占领政策的产物，也是斯大林要求在敌占区继续保持战斗的结果。暂且不提那一小部分富有牺牲精神的核心队员，对大多数游击队员来说，成为“志愿者”（这是委婉地指那些只要开小差其家人就会被暗杀的应征入伍者）和在德国统治下生活并无二致。
对“千年德意志”的假设不断地激发着那些通俗小说作家、军事历史迷和一些专业的历史学家的灵感。比如，莱恩·戴顿、罗伯特·哈里斯和更近一些的美国政治家纽特·金里奇等人，都在不同的历史精确度上将第三帝国作为惊悚故事的背景。其他人比如最近的拉尔夫·乔达诺，则对“假如希特勒赢得战争”后可能的历史进行了比较现实的想象。不过，这些作家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纳粹内部力量存在很多矛盾，代表了意识形态倾向上的多重性，因此可能出现的结果不会只有一种。而且，这些作品都着重反映（英、美或德国）对苏联经济、政治力量的潜在焦虑，表现出人们对这个国家深深的憎恶。与此相比，军事历史学家在这个话题上的大多数贡献严格地说是“运筹学上的”，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研究的喜好在想象中调遣军队。而专业历史学家约亨·蒂斯等人则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他们从纳粹打算战后进行的建设计划中，推导出其“统治世界”的计划，专注于研究纳粹狂妄自大的象征性表现，或者探索和设想纳粹建立的伪欧盟或单一货币的计划。
不过，在东线的问题上，留存有大量关于近期与长期未来计划的历史文件档案，这让我们没有必要再对之进行假设。在3年多的时间里，德国人进攻并占领了苏联的广大地区，在有些地区战线甚至深入到2000公里。由此可以很清楚地推测出德国如果赢得战争会怎样处理解体后的苏联。我们能在留存的历史文档中查阅到大量计划，唯一需要想象的是德国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罗森伯格的反事实假设
如果希特勒听从将军们的建议，并采取军事历史学家詹姆斯·卢卡斯想象的“沃顿计划”，在1941年冬天到来前成功攻占了莫斯科，历史又会怎样发展？我们不妨有点冒险精神地大胆假设，在斯大林及红军最高指挥部撤离被困首都之前或在撤离过程中，某件事情的发生导致红军意志崩溃，无法再组织起有效反抗。在仔细阅读有关的历史记载时，我们会发现，如果当时德国没有决定将希特勒信奉的露骨的纳粹种族教条与军事–经济需要相结合，很容易想象出德国在被攻占的苏联还可能会采取其他哪些统治策略。占领者可以利用分离主义情绪，在波罗的海、白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建立一系列傀儡政府。通过解除集体化制度、恢复私有制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布尔什维克主义大厦将被颠覆。鉴于乌拉尔山地区的地形以及仍然存在的军工厂，苏联人的抵抗不可能停止，但由于认为布尔什维克大势已去，许多人会决定与德国合作，从而抵消了这种抵抗力量。
这种策略显然会是有效的。在德国进攻之前，乌克兰西部利沃夫的民族主义者在班德拉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场反苏联的暴动（和大屠杀）。在各个被占领地区，当地居民都表现出很大的合作意愿。约100万苏联人与德国军队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大多数都是无武器装备的预备军成员，而且当时还有超过25万人的武装军事力量与德国合作，包括卡明斯基旅（曾在1944年协助镇压华沙起义）、弗拉索夫的俄罗斯自由军，和来自哥萨克人、卡尔梅克人或鞑靼人的各种小编队（不过它们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的党卫军同伴们掩盖了它们的名声）。一些民族主义者在德军里的头衔比在红军中还高。
因此，那些对政治斗争有更深理解的人（比如德军宣传部里的人员）提出警告，认为不应该通过与激进的流亡分离主义者保持暧昧关系来离间大俄罗斯地区的民族，而应该以“自由，而非征服”的口号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人民之间制造分裂。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德军东部占领区首脑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和希特勒一样极其憎恶苏联，但他同时还注意到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及其战略用途。他设想建立一系列保护国，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扩张后的乌克兰、高加索联邦，以及这个包围圈之内、大大受限的新“莫斯科大公国”——德国将利用这个公国的力量转而进攻亚洲。他还草拟了在高加索或者说“莫斯科大公国”建立帝国总督区。罗森伯格及其东部专家团甚至还想象从苏联的中亚地区划出一个克里米亚区或一个广大的“泛图兰”地区，并在德国的宣传中修正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传统的“劣等人”）的描述。
正是在苏联的这一区域（准确地说，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德国在制定占领政策时，会试图通过对当地民族作出让步来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些民族都不是斯拉夫人；在德国人到来之前，车臣人和卡拉恰伊人就在摆脱苏联的控制；德国需要给邻近的土耳其留个好印象；军队仍然控制在德国人手中——以上这些事实都促使德国采取了一种明显的妥协路线，这在下列军事指令中有所体现：
1.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高加索人……
2.不得给那些想要废除集体农场的山民制造任何障碍。
3.允许所有教派的宗教场所重新开放。
4.尊重私有财产，征用物品必须付钱。
5.注意行为举止，以获取人们的信任。
6.任何对人民有所影响的严厉措施都应说明实施理由。
7.尤其要尊重高加索妇女的名誉。
德国当局认可了卡拉恰伊民族委员会，并将苏联的国有企业和森林交付给它管理。巴尔卡尔的穆斯林在其重要节日宰牲节上也欢迎德国的访客，送给他们马匹以便交换《古兰经》和武器。当党卫军保安处准备谋杀鞑靼人或山区的犹太人时，当地委员会将为他们向军队求情，军队则会要求党卫军保安处取消计划。牧群再度私有化，劳动力也很少被征用。作为回报，大量牧民加入德军作战，希特勒则为此宣称“我认为只有穆斯林是可靠的”。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这些牧民将与苏联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约350万人一起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希特勒勾画的图景
问题在于，以上与少数民族合作的建议提出者在政治上都缺乏影响力。作为对比，希特勒本人的言论很清楚地表露出，从政治上分析德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的各种可能结果，将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希特勒的《席间谈话》中收录了他对雅利安人的耶稣、恺撒军团的素食主义、史前的狗的评论，以及诸如“鞑靼人喜欢偷猎”的只言片语等。由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希特勒在被“东方”吸引的同时，又表现出厌恶之情。他称苏联为“一片荒原”，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他认为他发动的这场战争将让这个国家成为历史。大量的道路会沿山而建，这样风会吹走路上的积雪；这些道路将穿过德国的城镇和村落。克里米亚将成为德国的里维埃拉。
很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对这番图景的另一面有更清楚的认识，即将“当地人”纳入一种极为野蛮和残酷的殖民统治之下，这种统治是惨无人道的，就像他读过的某本书里所描写的那样耸人听闻。他自己更偏爱将这种统治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作一种拙劣的对比：“我们在苏联的角色和英国在印度的角色差不多……苏联就是我们的印度。我们会像英国人那样，让少数人来对这个国家进行统治。”他计划将苏联这个“空间”留给德国的“农民兵”（即服役12年的老兵）安居，虽然波罗的海地区也有很大的空间，但这些空间留给了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的移民——而这种所谓的“特殊安排”，并没有什么针对性，显得很古怪。德国殖民者将享有大片的农场、气派的官员宅邸和地方总督的“豪宅”。这个德国殖民地社会无论从实际来看还是从隐喻意义上说，都将称得上是一个“堡垒”，不容外人侵入，原因则在于“我们最不济的马夫也比任何当地人优越”。当地人“天生就是一群奴隶，他们感到需要有一个主人”。外来者（即德国人）让当地人有了组织性社会的概念，而他们原本只会像“野兔”一样违反社会法则地行动。健康和卫生问题都将成为过去：“不得给苏联人种牛痘，也不要给他们用来清洁身体的肥皂……不过，酒精和烟草就让他们尽情享用吧。”1941年10月17日，希特勒冷漠地说道：
我们不会扮演小孩的保姆，我们对这些人也绝对不需承担什么责任。消灭肮脏杂乱的住处、驱赶各种各样的虫子、提供德语教师、出版发行报纸——我们可不会做这些……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看懂公路的标志，免得他们被我们的汽车碾死！
如果苏联人发动反叛，“我们将不得不在他们的城市上空投放炸弹，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经济方面则充满了剥削的味道：
到了收获的季节，我们会在所有重要的地区中心建起市场。我们将在市场上收购所有的谷物和水果，再把我们自己生产的没什么用的东西卖出去……我们的农业机械厂、运输公司和家用品生产商，都会在那里找到巨大的市场。便宜的棉制品也会有极好的市场。这些棉制品色彩越鲜艳越好。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些人对亮丽色彩的向往呢？
至于乌克兰人，头巾、串珠“以及殖民地居民喜欢的任何东西”，都将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
希特勒这样的情绪（他的将军们也同样如此）为德国在苏联的占领政策确定了基本方向，完全没有利用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不满（尤其是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规定斯大林掌控的地区），也没有利用苏维埃内部潜在而深刻的民族宗教裂隙。希特勒不愿意仅仅为了赢得当地人的支持而撇开纳粹专横的意识形态。他关于德意志种族的优越性意识，使得对任何民族自治区的让步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纳粹不愿意移居的地方，或该区域居住有大量穆斯林或土耳其人。
这对罗森伯格及其支持者来说，有着直接的政治影响。罗森伯格在他那广大（只是概念上）的封地上，对高级官员的任免竟没有决定权，因此他不得不容忍埃里希·科赫被任命为乌克兰行政长官（他和希特勒一样蔑视斯拉夫农奴）、欣里希·洛泽被任命为奥斯兰行政长官（为向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下放极有限的自由权，罗森伯格百般努力，但不出我们所料，都被他否定了）。实际上，分离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地理的重新划分）的活动受到德国严格控制，而且不允许出现丝毫的自决因素。各种各样的法西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或宗教流亡者，都狂热地想要利用德国人的入侵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但大多数都计划落空。他们被拉拢、被忽视，有时甚至被监禁、被杀掉，他们中很多人后来在伺机报复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那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查姆莱的反事实假设
不过，反对罗森伯格政策的不仅仅是希特勒。罗森伯格和洛泽都发现，他们在当地的权力都受到了经济特工的威胁，这些特工直接由柏林独立部门调遣，罗森伯格对之无权利干涉；更重要的是，希姆莱的党卫军高级官员和秘密警察头子也插手地方事务。
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让任何企图通过改革布尔什维克社会经济秩序来迎合当地的想法都无法实现。正如前文所述，希特勒对未来德俄经济关系的构想完全以赤裸裸的剥削为基础。出于现实需要，他会对集体农庄作一些徒有其表的改变。取消集体化制度必然会带来混乱，这就会大大增加军队粮食供应的难度。对党卫军来说，将集体农庄转变成领地比农场私有化后的“合理化改革”要简单得多。正如尽职尽责的农业部长巴克所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建立集体农庄制，德国人自己也会发明出来。德国宣传海报声称：“集体农庄被消灭了！农民重获自由，重获自己的土地！”同时还用漫画表现了德国士兵用步枪枪托将苏联农民肩上正在豪饮伏特加的官僚推翻的场景。而事实正好相反。罗森伯格在1942年2月15日的《农业法令》原本可以以个人农场为基础建立“公社经济”，但半封建的“工作日制”和什一税式的上缴义务和之前几乎没什么不同。在工业经济中，所有权之争在德国人之间进行，涉及各类行政部门、个人派系等，而诸如弗利克、克鲁帕和曼内斯曼等公司则充当起其在苏联分公司的“养父母”。
有一点是很有趣的，我们可以想想，如果这种经济剥削也像德国在西欧的政策那么有效，又会怎样。然而，现实情况是它并不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对被占领地区的政策决定权逐渐被揽到纳粹最邪恶的继任者党卫军首领希姆莱手里，而他最先考虑的不是经济，而是种族问题。实际上，希姆莱对东欧的计划或许能让我们推断出德国人一旦取胜，最有可能实行怎样的统治。
希姆莱相信东方“属于”党卫军，党卫军可以将那里所有人驱逐出境、遣返回国，甚至是尽数消灭。在巴巴罗萨计划之前，党卫军已经在被占领的波兰赢得了这种特权。1939年10月24日，在获得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帝国委员的头衔后不久，希姆莱就对波森省的党卫军头脑们作了有关德国人在波兰如何安顿的演讲。每个安顿区域都要有一个由士兵–农民构成的领导核心（从党卫军中挑选），围绕它的是从“旧帝国”过来的移民者的农庄，外围是一圈德国人，而波兰人会成为他们农场中的雇工和劳工。这位党卫军元首还颇卖弄学问地制定了农场砖墙的厚度，坚持要求“为了那些汗流浃背地从农场回来的农民”在地下室安装浴缸和淋浴器，还禁止在农舍内“看低级趣味的作品或出现城市里那种喧哗”，因为农舍应该“既不奢华也不粗俗”。
1940年5月，希姆莱在一份重要的备忘录《关于如何对待东方异民的一些想法》中，概括了当地波兰人此后的命运。根据当地的确存在的或者被想象存在的那些种族，波兰将被分解为相应的几个部分。他还带着恶意地、故作庄重地说道，如果“一个人认为物理上消灭一个民族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是非德国的、不可行的”，那么一些被认为不适合被重新德国化的（亦即那些在“这个大杂烩”里“被剔除出”的）人将被贬低为农奴。农奴会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即“最多到500的简单算术，怎样写自己的名字，还会明白对德国人的顺从是上帝的命令，要诚实、勤劳、循规蹈矩。我认为没有必要教他们阅读”。在占领地区的“总政府”里也会存在这样“残存的下等人”，属于没有领导者的劳动阶层，为德国的大型工程（比如采石场、公共建筑和公路）提供劳动力。1940年6月24日，希姆莱提到了波兰农民劳动力的问题。波兰人可以被用来建立城镇、乡村，改善基础建设，此后他们中有“7/8”的人会被转移到占领区的政府，在那里他们会成为一支季节性的后备劳动力队伍，进入采石场工作或是在收获季节进行劳动。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不会有任何深交，关系则“无异于我们与黑奴之间的关系”。波兰人如果与德国女人发生性关系，将“受到折磨并被处以绞刑”；德国人如果结交波兰人，将被送到集中营。希姆莱“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规划人员（尤其是39岁的康拉德·迈耶教授，一个野心勃勃的农学家和党卫军区队长）将这些零散的想法整理成为冰冷、现实、专横的政治计划，比如1940年2月的“东方地区重建计划要点”，其中提出要“毫不迟疑”地放逐340万波兰人和犹太人。迈耶只是一个小团体中最著名的一个，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多少有些古怪的学者，从种族关系、种族生物学到适合寒冷天气的农作物，他们为党卫军提供各种各样的专家建议。很明显，希姆莱认为和这些人在深夜里交谈是繁忙事务之余的一种放松形式。
1940年10月22日，希姆莱在马德里宣称，在波兰的重新安置工作正以“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向前推进，将带来革命性的成果”。2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整个地区都将得到彻底的重建——这个“总计划”将在1941年上半年开始实施。实际上，当时很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计划，但四处宣扬这样一个概念是很有用的，它能够帮助希姆莱在竞争对手之前进行整个人口的迁居工作，而这些人的确也被迁移了。到1940年底，瓦尔特兰地区驱逐波兰人约261517人，上西里西亚驱逐17413人，但泽——西普鲁士地区驱逐31000人，泽西瑙驱逐15000人，总数近325000人。只有由于巴巴罗萨计划规定的运输优先，在1941年才没出现更大规模的驱逐行动。1945年以前，在被吞并地区有超过40万波兰人被迫不断改变居住地，以便为德国人腾出空间。而在地理分界线的另一边，苏联人的命运也同样如此。
入侵苏联将使希姆莱的活动获得一个潜在的巨大区域。因此，入侵苏联的两天里，他让迈耶教授在3周内提交一份德国在这片占领地区的安置计划大纲。即使在党卫军内部，对于该如何计划也是众说纷纭。1941年10月2日，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新任长官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对占领军政府高级官员发表就职演讲时，也概述了自己关于东方安置工作的计划。他的计划以两种不同的道德体系为基础。第一种体系中，德国人将对与自己同源的民族，比如荷兰人、佛兰芒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相对宽容。而远在东方，（“如果极端地说”）“农奴们”将受到德国上流军事阶层的管理，他们将成为主要工程的劳动力。随后将形成某种由人构成的圩田。最外围一层是农垦兵，他们会“永远”阻挡住“亚洲洪水般的”人潮。在这第一道防线之后，是起于但泽——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兰的一大圈辅助性“堤坝”，它将确保在一个又一个“空间”里德国人能够安全地定居下来。
1941年下半年，党卫队中央保安局制订了自己的“东方总计划”。在罗森伯格东部占领区政府中负责种族政策的官员埃哈德·韦策尔，在1942年4月对这个计划提出了重要批评，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该计划的内容。如果从战争结束后就开始实施该计划，到计划全部完成需要30年。它涉及到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部分地区、“英约尔曼兰”（列宁格勒周边地区）以及“哥德高”（克里米亚）。制订计划的党卫军成员设想让1000万德国人在被占领的东方定居下来；当地4500万居民中将有3100万人被驱逐至西伯利亚。韦策尔在这一点上的数字作出了仔细的纠正。这4500万人中似乎还包括有五六百万的犹太人，在驱逐前就应该将这些人“清除掉”。而且，如果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当地人口实际上应该在6000万到6500万之间，其中应该“被重新安置”的则是4600万到5000万人。计划建议按照不同比例对目标人群进行驱逐。因此“80%~85%”的波兰人（或者说2000万到2400万人）应该“被撤出”。韦策尔认为这只会让波兰人在流放中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波兰，因此并不赞成这种做法。尤其是波兰人的出现会与西伯利亚人发生冲突，而韦策尔希望能拉拢西伯利亚人对抗大俄罗斯地区的民族。至于如何处理波兰人（既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不能像清除犹太人那样清除波兰人”），韦策尔提出了另一种策略，即“鼓励”波兰人中的知识分子阶层移民至巴西南部，以便让当地的德国人回国。波兰的下等阶层可以被迁至西伯利亚，在其他民族也“被推到”那里之后，他们可以形成一个非天然形成的、“美国式”的大杂烩，与他们的俄罗斯邻居有着显著区别。65%的乌克兰人与75%的白俄罗斯人将与波兰人一起向东迁移。韦策尔严厉地批评党卫军计划中没有提到俄罗斯人。相比之下，他提供了大量有关如何抑制俄罗斯人口繁衍的建议；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未来战争可能的诱因。除了要求工厂大量生产避孕用具以外，他还建议将助产士重新培养成堕胎医生和训练不足的儿科医生。此外，他还提出自愿节育、终止一切避免新生儿死亡的公共卫生措施等建议。在评论的最后，他提到该计划中涉及地区的某些气候并不适合让日耳曼民族定居，建议在乌克兰干草原上种植树木以改善气候。
中央保安局计划中明显的数据错误和逻辑缺陷使得希姆莱（他负责向希特勒面呈计划）将这项任务委派给了更为专业的迈耶。1942年5月，迈耶交出了备忘录《东方大计划：东方发展的法律、经济和空间基础》，这项计划只是一个概要，提出要建立三个广大的“边界定居地”（英约尔曼兰、梅梅尔–纳雷夫、哥德高），其中将包括50%的德国殖民地和36个“定居据点”，这36个据点的居民有25%是德国人，彼此相隔100公里；“边界定居地”就通过这些据点与德意志第三帝国连接起来。计划从实施到完成需要25年的时间，将涉及500万德国拓殖者，将耗费660亿马克。“边界定居地”将是党卫军的控制范围，东部占领区行政长官无法在这里发号施令。希姆莱对整个计划的大方向非常满意，尽管他希望完成时间能缩减到20年，将阿尔萨斯和洛林或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等地区也纳入计划，并且加速“总政府”、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德国化进程。于是迈耶开始着手制订一个“大安置计划”，吸收以上希姆莱提到的意见对之前的计划进行修正。
早些时候，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计划不过是学者在书斋里的胡思乱想，不过现在很多德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些计划的制订都是严肃认真的。纳粹在占领区东南部的扎莫希奇的活动证明了这种看法。1941年，希姆莱命令地方党卫军和秘密警察头子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开始实行该地区的“德国化”。希姆莱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除了作为“莱因哈特行动”背后的组织者格洛博奇尼克能够有效忠实地执行他的命令之外，还有很多理由。首先，扎莫希奇是通往乌克兰和黑海地区的门户之地，同时，德国人定居地从波罗的海到特兰西瓦尼亚环环相扣，而扎莫希奇是其中第一个环节。当地土壤肥沃，德国人众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利于对“当地人”分而治之。其次，对武装党卫军来说，卢布林是通往苏联东南部的交通要道和重要补给点。关于党卫军控制的城镇，其发展计划中包括了建设可供三个武装党卫军团的营房和党卫军控制下的各种工厂（这些工厂将由附近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的劳动力修建和运转）。
1941年11月，格洛博奇尼克同意先安置8个村庄的人口以试验计划的可行性。东线的局势使得试验行动被推迟，直到1942年11月才再度开始。当年秋天，党卫军制定出“挑选”标准，将安置人口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第二等级由5%被认为拥有日耳曼血统的人组成。第三等级为14到60岁的波兰人，他们将被驱逐并成为第三帝国的劳动力，而他们那些“无法被雇佣的依附者”（即他们年幼或年长的亲属）则将被集中到附近犹太人腾出的村庄里慢慢死去。第四等级（包括扎莫希奇21%的人口）将被直接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乌克兰人则会被集中到赫鲁别舒夫，然后被重新发配到新的德国定居地，作为“减震器”转移当地波兰人对德国人的憎恶。扎莫希奇地区的重新安置还有一个最终目的。1943年冬天，火车在把第三等级的人从扎莫希奇运至柏林后，又在柏林装载上他们的家属和所谓的“武装犹太人”，这些人随即被用船运到奥斯威辛杀害。然后，火车返回扎莫希奇，再将第四等级的波兰人送往奥斯威辛。新来的德国定居者坐的不是这样的运畜车，他们坐的是正常的客车。
1942年11月28日到1943年8月，两次大的清扫行动从300多个村庄驱赶出超过10万波兰人。天刚破晓，村庄就被包围了，村民只有几分钟时间收拾行李。关于这种做法的传言很快传播开，造成许多人产生恐慌而逃走，因此第一次清扫行动中，德国人“仅仅”搜到了1/3的人，其中许多都是老人、病人和孩子。约有4500名儿童被从父母身边夺走并送往德国以供领养。年轻点的男女都逃进树林，参加了游击队，这意味着1943年夏天的第二次清扫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平定”行动——摧毁整个村庄，杀掉所有的居民。因此，尽管扎莫希奇驱逐计划在执行上有一定缺陷，但证明了大面积的“种族清洗”是可行的。
明天的世界会怎样？
战争局势的恶化让迈耶教授的计划不得不在1943年春天终止，然而在红军穿过东普鲁士前线之后很长时间里，希姆莱仍在幻想东部安置计划。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最终，同盟国在道德与物质上的力量让党卫军无法实现这些可怕的计划。无数德国人从东欧逃走或被驱逐，此后45年里德国都处于分裂状态。但有一点很重要，德国在东线胜利的结果原本不只是会对苏联人造成重大影响。
历史学家一直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希特勒最终只是征服东欧的“生存空间”，还是这“仅仅”是他征服整个世界的一个前提（最终与英国和美国决一胜负）。有些历史学家，比如休·特雷弗–罗珀和埃伯哈德·雅克尔，坚持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大陆主义者”，他的最终目标是在东方获得“生存空间”并解决“犹太人问题”。其他历史学家尤其是京特·莫尔特曼、米兰·豪纳和迈尔·米夏埃里斯等人，认为希特勒的野心是“全球性的”。其实这两种看法并不是矛盾的，只是它们强调的重点不同。前一种观点关注的是希特勒在东方进行扩张的频率，将他更多关于扩张的言论归为某种臆想；而后一种观点则拼合了希特勒关于殖民地或与美国交战等主题的零散谈话，并严肃地对之进行思考。有些历史学家，比如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已将希特勒的言论系统地整理为了一份侵略“计划”：
征服苏联后我们就可以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一个帝国。帝国扩张的第二个阶段应征服中非的其他地区，并建立一个基地体系，以便支持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的强大舰队。德国将与日本结盟，如果可能的话，也将与英国结盟，随后首先孤立美国，将其势力限制在西半球。此后，下一代人会发起“大陆间的战争”，“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他此后的研究虽然没有对这个“计划”的设想提供什么论据和支持，但的确进一步强调了希特勒的目标在于全球。希尔格鲁伯注意到，赫尔曼·劳施宁对1933~1934年希特勒言论的记录（其内容比较随便，并不那么忠实原话）的初衷，原本是为了防止他的保守党同伴和纳粹主义发展出危险的关系。在“执掌大权”后不久，希特勒宣布他将要在巴西“创立一个新德国”，并接管荷兰殖民地国、中非和“整个新几内亚”。号称在北美占据主要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势力将被颠覆，“成为德意志世界帝国吞并美国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他还发布了一些声明，自视如救世主般地提出要“重塑世界”或让人类摆脱理性、自由和道德的束缚“获得解放”。
希特勒及其属下在取得最初的一波波胜利时，曾重提这些话题。1940年，里宾特洛甫与外交官们在思考用一个“补充殖民区域”来扩大“大欧洲经济半球”，这个区域包括英国和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比属刚果、乌干达、肯尼亚、桑给巴尔和北罗德西亚，马达加斯加则用来“重新安置”犹太人。纳粹党种族政治办公室开始草拟详细计划，为在非洲建立殖民政府、调整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作准备。而在欧洲，宣布中立（不管是否出于善意）都无法保证自己不受到攻击。“冷杉行动”的目的在于征服瑞士，它将被它的邻国瓜分；“北极狐行动”是为了攫取瑞典的铁矿资源；而“伊莎贝拉计划”和“费利克斯计划”则是要分别夺取葡萄牙和直布罗陀，对于后者，德国不会在意佛朗哥是否同意。
在取得东线上的胜利后，希特勒就能够趾高气扬地和英国谈条件了。如果英国再次拒绝他提出的和平共处建议，那么他将与英国来一场持久的空战，其间东部占领地区的资源将被全部调用来保证德军的战斗。假如德国赢得这场战争，那么“海狮行动”（见前一章）最终将得以实施。到那时，战争也许会因此一直拖到20世纪40年代末。也许只有等到苏联人在乌拉尔山后重振旗鼓、美国携原子弹参战，纳粹在欧洲大陆及苏联被占领地区的统治才可能无法得到巩固——但如果英国被击败，上述假设的两个前提就很难实现。事实上，如果德国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与日本结盟的作用（日本于1940年9月加入了德意轴心国联盟），一起对付苏联或英国，那么以上所说的情景就近乎不可能了。比如，希特勒同意合力将英国人赶出埃及和中东，让日本军队对付新加坡和印度的英国势力。或者，他也可以让德国和日本协调一致，共同进攻苏联。无论什么情况下，德国和日本都会产生钳形效应，这是极难对付的。而美国人也将继续观战，因为珍珠港不会遭到袭击。
当然，事实正好相反。就在巴巴罗萨计划实行前两个半月，德国允许日本与斯大林签订了中立协议，并且在1941年日本袭击美国时，希特勒也表示了支持。随后就在12月6日，苏联人发动了反攻；两天后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宣布参战。而希特勒则错上加错地在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这个决定常常被人们认为是短视而致命的错误。然而希特勒似乎早就预想到与美国的战争了。他曾一度幻想，英国会认可德国在欧洲“复兴”后的领导地位，并与德国一起与美国对抗：“我将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我代表德国人民感到高兴：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英国与德国一起进军美国。”但如果德、英有可能结盟、经济封锁的威胁都不能让美国屈服，他似乎也考虑过跨大西洋进攻的可能。他想象着从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的基地对美国发起空袭，下令研制发展梅塞施米特式四马达轰炸机——这种飞机能在8吨有效载荷下飞行11000~15000公里。1939年1月27日，在海军特别命令“Z计划”中，也表露出他的野心：建立一支舰队，目标是在1944~1946年能够从其位于特隆赫姆的大型基地向公海上任何国家的海上力量提出挑战。这支舰队将拥有800艘船，其中包括长达300多米、装备有53厘米口径大炮的10万吨级战舰。
总之，希特勒的野心看上去似乎是没有止境的。他在规划未来时似乎也不受成本、人力或别的什么因素的妨碍，因为在他看来，战争对于种族和民族的“健康”而言具有积极、再生的价值。他曾这样说道：“我们也许还要再战斗100年；如果的确如此，那再好不过了——这会让我们不至于整日昏昏欲睡。”
如果希特勒至少实现了其计划的一部分即成功地打败了苏联，纳粹帝国会维持多长时间？会如他自己所说的存在100年吗？当然，他这么说是基于对战后德国城市进行重建的宏伟计划。希特勒，这个不及格的建筑学学生、小镇艺术家，对建筑规划极为痴迷。在战争最后几周时间里，苏联士兵已经在柏林的废墟之中疾行，希特勒却仍然花费大量时间重新摆弄在模拟日光的聚光灯下的那些建筑模型。他的建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庞大的规模产生威慑力，并且通过人类在建筑面前的渺小来为他的政权营造出强大与永恒的光环。希特勒在1941年的讲话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建筑功能的看法：“那些走进帝国总理府的人应该感觉到，他们正面对着的是世界之王。”然后他以其特有的方式猛然转换了话题，又谈起了苏联被征服地区的幸存者：“……每一年都应该带一群吉尔吉斯人从德意志首都穿行而过，让他们充分领略它那些石碑强大的力量和气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