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要求建筑能引发人们的敬畏，还近乎幼稚地迷恋着大型的尺寸和规模。1941年，希特勒在与希姆莱深谈时这样说道：
美化柏林，怎么做都不为过……人们沿着宽阔的大道走向柏林，经过凯旋门、万神殿、人民广场——它们都美得令人窒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这世上唯一的对手——罗马黯然失色。我们要把柏林建造得宏伟壮丽，让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广场相形之下只算得上是玩具！
在他重建汉堡的计划中也明显体现出这种热衷竞争、好大喜功的心理。其中包括在易北河上建造一座桥塔高达180米的巨大悬索桥。在向军队指挥官们解释这项工程时，希特勒是这么说的：
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修建一条隧道呢？我认为隧道没有什么用处。但就算我认为它们有用，我还是会在汉堡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桥。这样任何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德国人，或任何有机会将德国与其他国家作比较的人，都自然会得出结论：“美国还有它的大桥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建造与美国那些大楼一样“令人惊叹”的摩天大楼。
这些摩天大楼包括一座新的纳粹党地方总部，如果要评选最高建筑的话，它的高度将超过帝国大厦。（由于地基条件差，大楼高度不得不削减250米，我们由此大致想象出它的规模。）现代性、自大狂妄和粗鄙的象征手法，都将被糅进这座大楼的设计中——它的顶部有巨大的纳粹万字霓虹灯，在夜晚为进入易北河的船只导航。
最大的建筑当然要建在柏林。1950年工程竣工后，这个城市将被重新命名为“日耳曼尼亚”；重建后的柏林将呈现巨大的棋盘式格局，其中的街道宽达100多米。当人们从比纽约中央车站更大的火车站走出来时，放眼望去尽是宏伟的风景和大理石贴面的高楼大厦。一个高度和宽度都比巴黎凯旋门大两倍的凯旋门上面刻有阵亡者的名字，同时专门建有底座来陈列死去敌人的武器。新建的“元首宫”拥有可容纳上千人用餐的餐厅和一个私人剧院。经过“元首宫”，就到了世界上最大的礼堂，能够容纳25万人，仅穹顶上的天窗就足以绕罗马万神殿圆顶一周，其内部空气的凝结甚至导致了室内下雨的问题。离地面约290米上方是一盏灯，灯顶最初的设计是一只鹰盘踞在纳粹万字标志上，不过后来的修订方案将万字标志改成了地球模型。这些建筑及其附带的阅兵场将成为上百万人在100盏探照灯雪亮的光芒下游行、唱歌与欢呼的场所，它们将一直存在。希特勒曾经说过：“花岗岩将确保我们纪念碑能够永存。一万年以后，它们仍然矗立着，一如最开始那样，除非海水再度淹没我们这片土地。”建筑材料将来自党卫军在采石场附近新建的一批集中营。
德国以外的建筑规划主要包括了威廉·克赖斯为死去士兵建立的纪念碑，它们将成为从非洲到俄罗斯平原的一道风景。更重要的是，德国政府计划对欧洲基础设施进行重大改变。新开凿的运河河道让苏联的谷物和石油得以由多瑙河运至德国，三车道的高速公路让人们可以乘着大众汽车一路飞驰地从加来到达华沙，或从克拉根福到特隆赫姆。1942年初，希特勒及其总工程师弗里茨·托特开始计划建设一条轨距达4米的铁路，从而能够让双层火车以每小时190公里的速度开往里海和乌拉尔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失利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仍然着迷于设计配有客厅和餐厅的车厢，以便让德国殖民者在德国和苏联间往返。
当然，有些历史学家强调指出了第三帝国混乱无序、最终会走向自我毁灭的特征，他们试图说服我们，这些计划都只是纳粹的幻想，因为第三帝国在1945年必然会被摧毁。不过，有一点他们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解释：纳粹必然失败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基于对各种可能的现实性评估？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相情愿的目的论推想？纳粹计划的很多方面在我们看来的确显得很古怪，以至我们很难想象它们会实现。但这并不是全部。当希姆莱策划他的种族革命、希特勒构造他的建筑模型时，其他机构也在为普通德国人规划未来，这些规划对他们来说是十分现实的。罗伯特·莱提出了建立庞大的德国劳工阵线组织，在这个素来以压迫和恐怖闻名的政府中，这个组织当属一个更具社会“进步性”的部门。它还有“劳动的美”与“欢乐的力量”两个下属组织，着力于改善劳动条件、赋予劳动者更多的休假、组织运动，从而培养劳动者作为“德国工人”更强烈的自豪感，因此在破坏阶级团结的同时，还提高了劳动产量。甚至流亡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政策所具有的效力，哀叹这些政策在他们原本的支持者中引发了“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战争前几年里，纳粹党的科学劳动学会制订了涉及健康、保险和养老金的详细计划，因此激起并答复了当时的贫困人群对战后回报的期望。罗伯特·莱及其工作人员认为，改善公共住房条件是福利改革的一项总任务（此前由于对纪念性建筑的强调，这个问题始终未被提及），因此提出了一些建议，而这些建议从表面上看与《贝弗里奇报告》[1]有些相近之处。比如，他们建议建立一项新的全民养老金制，让65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金能够达到其最后10年工作期间平均收入的60%。这些计划还增加有一份儿童福利计划和医疗服务改革的措施。
只有在仔细考察了这些计划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过去的“表现”并不必然决定此后的收益，有许多人总会因为种族或“有反社会的”行为被彻底排斥在福利体系之外。计划中的医疗改革（包括公共诊所、厂医、可负担的疗养及疗养院），以及冰冷的口号“你的健康不属于你自己”，或者像“维护引擎”一样对德国人进行“周期性大检修”，都体现出对人类的一种集体化、机械化的态度。只有对于那些既没被监禁和绝育，也没有被当做“存在的负担”、“反社会者”或种族“外来者”杀害的德国人，这里才是一个福利国家。也许，这方面才是德国胜利这个反事实推论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正是因为其表面上具有的“现代性”，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它成为现实后的场景。
[1] 英国经济学家、福利国家理论建构者之一威廉·贝弗里奇1942年发表《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亦称《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建立“社会权利”新制度，涉及失业及无生活能力之公民权、退休金、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理念。——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