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冷战”被避免会怎样？
乔纳森·哈斯拉姆
假如根本就没有什么雅尔塔会议，结果也还是一样。我想历史仍会自行其是，不管有没有雅尔塔会议。
——格拉德温·杰布
什么叫“历史仍会自行其是”？为什么结果“也还是一样”？1945年或1945年之后不久有没有可能发生别的事情？
我最好在一开始就承认，我对这类问题的意义始终是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常常会武断地选择某个他偏爱的变量，改变一下它的重要性或真实的构造，而对于同一个等式中其他变量却不作任何变动。这往往体现为先选出一个失败的历史人物，再限制其他人，削弱其他更为实质的历史力量的重要性，然后重新为这个人物安排一场胜利，所有人就都心满意足了。当西方编纂苏联历史时，这种一相情愿的做法并不少见。自认为反斯大林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莫西·莱温认为，布哈林原本可以避免苏联农业的被迫集体化，从而促进工业化、确保社会主义在未来的发展。当然，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会认为，特定人物的成功或失败应该取决于更宏观的环境因素的彼此作用，而非决定于某个单一的独立变量。危险在于，历史学家对某个特定人物的偏爱（伴随而生的是对其主要对手的厌恶），会导致他忽略推动事件发展的其他因素。不过，针对反事实主义的一个更严重的批评，是由意大利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贝内代托·克罗齐提出的。他认为，由着自己的喜好选择某个点武断地切入历史，再以这个点为基础重新整理历史事件而无视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这种做法完全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选择别的点呢？
克罗齐的质疑不无道理。所以，在选择反事实假设时，一定要尽可能地清醒、谨慎，保持思路的开阔。也许，我们还不应局限于某一点，而且如果在某一个点上多取一些变量来表现可能的结果，也许就能看出每个因素的作用。因此，就“冷战”起源问题，我们现在要从三个角度提出反事实的假设：
1.假如美国没有原子弹会怎样？
2.假如苏联情报人员没能成功渗入英国和美国的上层机构会怎样？
3.假如斯大林将苏联的扩张限制在民主国家见惯不惊的程度上会怎样？
第一个问题要研究的是原子弹对莫斯科与西方的关系有怎样的影响。已有人指出，原子弹的投放不是为了打败日本人，而是为了威慑苏联人。这就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苏联人和民主国家的对抗模式究竟是由美国政策决定的，还是由苏联政策决定的。美国史学中的“修正主义”学派始终坚信，“杜鲁门在1945年早期的对苏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信念：一旦原子弹通过测试，美国的外交地位就会大大加强”；“杜鲁门掌权后不久，就采取了与此前合作政策迥然不同的策略，发动强大的外交攻势以限制或消除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整个1945年，“斯大林的试探似乎都是非常谨慎而有节制的”。
第二个问题针对的是重要的间谍问题。众所周知，苏联人在英国政府高层安插有很多间谍。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苏联人所雇佣的间谍给他们提供了原子弹制造实验进程的关键信息。美国政府透露的一些文件也显示，针对原子弹问题的间谍数量庞大。假如苏联人在1945年8月前没得到原子弹的任何消息，假如他们也无从获悉他们针对民主国家的扩张在西方世界引发了怎样的反应，斯大林还会冒险吗？
战争期间，苏联、英国和美国都曾提过建议，要在欧洲划分出苏联与西方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些提议的发出者是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E·H·卡尔和瓦尔特、李普曼，他们都设想在势力范围的划分上，采取相对温和的传统形式，这样划分区域国家的国内事务与经济结构不会受到毗邻大国的干涉，国防与外交方面的政策除外。但这并不符合斯大林对势力范围的设想。对他来说，划分后就意味着对势力范围的全盘控制，这种看法的意义及其在东欧和中欧的实施，都引发了苏联与西方的矛盾。假如他选择了利特维诺夫、卡尔和李普曼提出的形式，情况会怎样呢？“冷战”是否会因此被避免？
这些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不过，在进一步深入前，读者应该先了解作为“冷战”起源解释基础的资料其本身存在的某些问题。第一批相关著作完全基于美国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因为最先披露保密材料的是美国政府。后来，英国和法国也披露了更多有关20世纪40年代的档案。但苏联坚决拒绝这样做，只有官方历史学家才有机会进行有限查阅。因此，历史研究的结果自然是有偏向性的。自始至终，研究英、法、美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只能够对苏联的行动动机得出不确定的结论。这也就解释了保守倾向的历史学家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之间的巨大分歧——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动机，除了推理别无他法，因此意识形态上的偏向取代了基于历史文档的判断。
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莫斯科在这之前始终不予公开的一些机密文件得以面世。1992年，俄罗斯外交部同意向研究人员开放这些文件，自那时起，1945~1955年的大量资料也都不再保密。不过，由于外交部执行部门的抵制，最重要的文件（大使馆与外交部就外交工作进行联系的大量密报）没有被公开。此外，其他收存有外交事务文件的档案馆——如俄罗斯近代历史文件保存研究中心（拥有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档案）、国防部、克格勃和总统档案馆（拥有政治局关于外交事务的文件）——也都拒绝研究人员查阅这段时期的档案。因此，任何研究苏联外交政策、想要找出“冷战”根源的人从俄罗斯获得的档案，都完全无法与美国、英国和法国档案馆里提供的档案相提并论。不过，人们也不是束手无策。利用从外交部获得的一些材料（包括外交信函、备忘录、大使日志和年度报告），再结合西方档案馆中的材料，仍然能有重要收获。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目前进展中的研究，所得结论也并不完整。
因此，我们要在以上条件的限制下来讨论之前提到的三个问题。
假如美国没有原子弹会怎样？
尽管大量证据表明，杜鲁门政府决定用原子弹对付日本时，其主要是为了能抢先一步发动一场同盟国对日本的全面、血腥的进攻，不过，同样也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此举也是希望原子弹的使用能制约苏联的行为。自从苏联军队在1944年进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45年进驻波兰和中东欧其他地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太平洋战争告一段落时，苏联人没有兴趣展开全面的合作；此外，还有人认为苏联人已经超出了合法的势力范围，坚决地走上了继续扩张的道路。
在投放原子弹前，杜鲁门曾在波茨坦会议上将斯大林拉到一边，警告他美国将对日本使用一种新型的致命武器，斯大林当时不置可否。但私下场合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他们正在增加赌注。”斯大林笑着回答：“随便他们。今天我们必须和库尔恰托夫（苏维埃计划负责人）商谈怎样加快我们自己的工作。”原子弹对斯大林及其随行人员是有影响的。斯大林显然不希望美国垄断这种新的武器系统。不过，迫使斯大林加快原子弹研发进程的，与其说是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举动，不如说是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因此，杜鲁门原本希望对苏维埃计划加以遏制，但却并没有什么成效。
持有原子弹决定性地加速了东西方关系的恶化这种观点的人，还进一步认为，美国想要利用手中的原子弹威胁苏联人，却适得其反地加速了“冷战”的到来，因为它让苏联人出于恐慌而构建起抵制西方影响的壁垒，并对西方世界想要保护的对象施以打击。
不过，假如不存在原子弹，东西方的关系是否就会有另一种发展？武器系统是导致“冷战”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假设在主张核裁军的人中间十分流行。从本质上看，这种假设与1914年前后出现的看法（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源于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并无二致。要证明或反驳这个观点，我们需要研究一下能够说明苏联对原子弹态度的证据，因为认为原子弹在未来局势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人暗示，苏联的政策纯然是种条件反射，苏联人实际上是在应付美国引发的恐慌。
应该说苏联的态度是自信，而不是恐慌。有充分证据表明，斯大林并不认为在战争中原子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乃至成为外交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砝码。斯大林对美国其实有某种程度的蔑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并没具备称霸全球所必需的野心。
首先要提到的证据，是代理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的一段陈述。他坚决反对苏联政策的新动向，所以打破一切规则，不太谨慎地向西方记者和外交官透露了一些源头难寻的情况。1946年6月，美国记者霍特利特就美国垄断原子弹以及苏联对于国际核能控制的问题向利特维诺夫提问。利特维诺夫“认为苏联不会同意对核能的控制，苏联人并不认为原子弹有多么重要，也不害怕核战争”。他还补充道，苏联领导人坚信“广袤的国土、巨大的人力、充沛的资源以及广泛散布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能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9月，斯大林也告诉《星期日时报》的沃思，他“不像有些政治人物那样认为原子弹是多么严重的威胁。原子弹只能用来威吓那些神经脆弱的人，它无法决定战争的结果，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原子弹。”丘耶夫注意到，莫洛托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再度表现出这种观点：“他们（美国人）很清楚，现在没有条件发动战争。他们总共只有一两枚原子弹。”斯大林的这番断言很不寻常，因为这等于承认苏联情报机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下文）已经掌握了美国核武器库存（不用说当时根本还谈不上核武器的储备）的机密。显然，这种表现中丝毫没有虚张声势的因素。如果美国人企图凭借原子弹来威胁敲诈苏联人，那么对苏联人来说，重要的是表明这种威胁毫无分量。但利特维诺夫并没有按斯大林的指令行事——正如莫洛托夫后来所证明的，他被视为一个叛国者。“利特维诺夫对我们总是充满了敌意，”莫洛托夫回忆道，“我们截听了他与美国记者的谈话记录……他这是彻底的背叛。”
正如利特维诺夫已经指出的，对原子弹的平静态度反映了以苏联力量的强大和西方明显的弱势为认识基础的战争观。假如西方不愿意派地面部队进入苏联打败苏军，进而占领这个国家，那么它就不可能将这种威胁变为现实；假如它做不到这一点，苏联人又何必把这些威胁当真呢？1946年12月21日，斯大林在与阿利奥特·罗斯福会谈时自信地说道：
他不认为和平遭到威胁、可能发生军事冲突有什么可怕。即使某大国政府有心为之，它也不可能在现阶段发起战争对抗另一个有盟友的大国。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没有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发起战争，而人民不想打仗，他们已经对战争感到厌倦……我认为，威胁要发动新的战争是很不现实的。
最后一项证据则出现在苏联人在1949年8月末引爆第一个核装置之后，1952年7月，面对同情苏维埃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南纳，斯大林就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发出评论：“当然，美国有些人在讨论战争，但他们并没有能力发动战争。美国有技术，但没有战争所需要的潜在人力。它有空军，有原子弹，但到哪里去找到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士兵呢？”他又说：“对美国人而言，毁灭莫斯科是不够的，就好像摧毁纽约对我们也不是终点。占领莫斯科和占领纽约都需要军队。”最后，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承认，苏联人“并不在乎”原子弹。
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美国对苏联在欧洲的扩张主义动了真格。1947年7月，该计划形成。苏联的反应多少有点歇斯底里。斯大林督促东欧共产党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便在9月实施整合。此外，西欧国家的街道上出现了一波波的罢工与军事示威游行。不过，直到11月，苏联领导人仍然向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南纳表示，他们不认为战争“正在逼近或迫在眉睫。美国没有条件挑起战争。它在发动一场‘冷战’，一场神经的战争，目的是‘威胁’。苏联无法容忍自己受到威吓，仍然会坚持自己的政策”。一位苏联外交官也谈到了法国的美国人问题：“几年后，他们就会被赶出去。”
苏联对核武器威胁的自信（在斯大林去世后对原子弹的判断开始变得更为冷静清醒），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这种有些不可一世的态度现在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因为我们知道轴心国军队在苏联已经造成了大量破坏，而且苏联在战争中损失了约2800万人。但莫斯科对力量均势的估计主要还是基于所谓在生产方式上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以及认为美国缺乏战争意志的观点。此外，如果美国发生新的大萧条（莫斯科很多人都对此翘首以待），那么它必然会受到更大打击，华盛顿很有可能又陷入1928年后的孤立状态。
事实表明，斯大林及其幕僚并非不畏惧美国（尽管畏惧的程度并不像西方国家所希望和认为的那样），只不过由于他们认为美国最重要的武器的效力非常有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必然将导致其进一步崩溃，美国与国力正日益衰退的英国大多数时候关系都不太稳定，美国人终究没有斯大林在丘吉尔眼中看到的那种坚定决心，所以这种畏惧被削弱了。尽管在疏远西方国家方面明显有些轻率——在中东欧打击反共产主义势力，在民主德国驻留大批军队，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1945年），试图在伊朗北部建立维持一个共产主义政权（1945~1946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对西柏林实行封锁——但斯大林这些看似冒险的举动也是经过精打细算的，他只是在虚张声势。
假如西方情报机构没有被渗透会怎样？
斯大林对美国潜在军事力量的局限作了相对乐观的估计，这部分是因为他认为核武器并非那么有威慑力，部分是因为他参考了情报分析的结果。这些情报让他了解了核武器储备不足，1948年夏天飞往伦敦的B-29战斗机实际上无法携带核武器。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冷战”故事了。假如斯大林没有得到这些情报，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他会变得更谨慎，甚至因考虑到原子弹威力而在态度上有所保留吗？
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苏联战后的扩张动机。通常而言，有两种可能：斯大林冒着爆发战争的风险有意识地在进行扩张；或者，他是在实行防御性的计划，以便阻挡一切可能的敌人。利特维诺夫对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政策的分析或许可以认为是最准确的，因为他的视角来自苏联内部。他认为这种政策中上述两种可能兼而有之，不过假如没有提前采取行动挽救局势，这种政策足以导致一场战争。利特维诺夫向霍特利特指出，苏联又回到了“一种过时的领土安全观念——得到的越多就会越安全”，如果西方国家迫于压力作出让步，那么“西方国家很快就会因此面临一系列新的要求”。至于这个政策背后的动机，他说道：“据我所知，根本原因在于这里盛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即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这番话是在1946年6月说的。在就类似问题进行深入交谈时，英国代表团副团长罗伯茨提出，克里姆林宫也许不希望发动战争，对此“利特维诺夫表示同意，但仍然补充道，‘希特勒也不希望发动战争，但假如路线选择错误，事态就会失去控制’”。这看上去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不过，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斯大林眼中，扩张究竟有多重要，是出于防御需要还是抱有进攻的目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不管是哪种可能，原子弹对之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影响。斯大林的行动计划早在原子弹出现前就确定了。1945年7月、8月，原子弹试验以及被投放到日本或许让他产生了暂时的忧虑，但随即转变为了坚决的蔑视——假如不能说是熟视无睹。
但斯大林的沉着究竟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有关西方军事能力及其意图的准确情报呢？苏联人获取情报的方式非常惊人，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档案中，你可以看到菲丁的一份报告。菲丁是苏联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外国情报）一部的负责人。这份报告是写给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总书记迪米特罗夫的，详细列出了未来几周内苏格兰警察特别分局计划监视的英国共产主义者的姓名和地址。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是一个5人构成的间谍小组：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他们有办法获取任何国家在外交、国防和情报策略方面的核心机密。在英国，苏联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一部三处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集中研究“核研发、战争经济以及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几点的重要性排列视情况而定）。菲尔比在英国秘密情报处身份相当于副处长；伯吉斯的各种任务中包括了在情报部一段短时间的工作以及外交部的工作（后来成为国务大臣麦克尼尔的秘书）；麦克莱恩也进入了外交部（自1935年开始），最终在成为美国部负责人之后变节；布伦特在军情五处工作；凯恩克罗斯则在内阁办公室、代码暨密码部工作，后来进入了财政部。“冷战”早期，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还曾同时或分别任职于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尤里·莫金曾这样描述他们提供的情报遭遇了怎样的命运：
来自伦敦的情报大都是以密码电报的形式抵达莫斯科的。那时我们秘密情报部门的上头与政治局（也就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有密切的合作。我们的情报很少会送到外交人民委员的下属机构。实际上，莫洛托夫一人独占了我们提供的情报，对情报处置也是视喜好而定。
通过这些渠道，克里姆林宫“对原子弹研发的技术、政治情况了如指掌”。
当然，他们知道的远不只这些。10月，菲尔比被任命为反共产主义分部（英国秘密情报处第九分部）的负责人。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认为这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成就。1945年2月，菲尔比的确报告说，秘密情报处头子孟席斯发布了一道让“‘旅馆’（即秘密情报处代称）在红军占领区域对苏联机构采取积极行动”的命令。政治密报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在1945~1949年召开的同盟国会议上，莫洛托夫很清楚同盟国背后是如何议论苏联政策的。我们知道，当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6月提出他的欧洲复兴计划时，莫洛托夫强烈地感觉到，苏联应该接受他的提议。结果，莫洛托夫带着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就莫斯科的加入问题进行商谈。但很快他们就走出会场，而且还带走了东欧国家的代表。此时，关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与美国财务部部长克莱顿谈话的情报已经送达，大意是西方将利用这个计划迫使苏联在东欧作出必要的政治让步。我们也知道，当莫洛托夫最初到达巴黎时，有报道说他勃然大怒，因为当时他并没有看到“文件”（即英美秘密会谈的情报），只是听说伦敦和华盛顿方面都没听说他们的代表团已经到达巴黎！
然而，收到情报和正确地利用它们完全是两回事。似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只相信能够确证他们不能信任盟国的情报，而否定或怀疑那些从更好的角度反映英、美意图的消息。这也意味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先就一个问题达成基本的假设，随后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疲于奔命地寻找能够证明这个假设的情报。最关键的例子就是英、美矛盾程度的问题。前驻英大使麦斯基似乎就已说服领导层相信，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大英帝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当然，在莫斯科与其盟国的关系开始严重恶化后，克里姆林宫不得不修正这个假设。但对它的修正不是根本上的，苏联人仍然期待英国人和美国人迟早有一天要闹翻。苏联人越来越坚决地否认西方正形成一个牢固的集团，也否认苏联人只有通过及时让步，才不至于因为促进了这个集团的团结而损害自己的利益。莫金回忆说：“中央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英、美关系，以及英、美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各种麻烦。”对于原子弹工程的特别关注，自然也助长了对英、美产生矛盾的期待。美国人吸收了英国人的专业技术，却拒绝和英国人分享工程的好处。“我们也知道，”莫金说，“美国人每进展一步都想把英国人完全蒙在鼓里。毫无疑问，美国人在研究上是落后于英国人的，他们的策略是利用盟国的技术……然后一旦他们开始奋起直追，就立刻抛弃他们。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假如没有这类情报，斯大林有可能会更谨慎乃至避免“冷战”吗？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斯大林最终走上了他所追求的那条路，他并不真的那么畏惧美国，因此始终没有偏离自己那条路线，但他的决定并不是（像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后来那样）鲁莽轻率、只凭直觉的冒险，而是基于对风险的精打细算。如果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现存证据也对其作出了证明，那么可以认为对于他的判断，情报形成了关键的基础，所以莫洛托夫对情报非常痴迷和依赖。苏联情报部门内部的历史学家曾极少见地引用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斯大林在从情报部门获悉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后，放弃了之前的想法。这个例子的内容涉及1945年、1947年苏联两度向土耳其提出领土上的要求。尽管文件中尚未出现有关这个例子的证据，但斯大林完全有可能是在收到有关西方当局的情报后，认为自己不可能成功地切断西方国家通向苏联占领区中央这个自由之岛的所有途径，所以说服自己在1949年就西柏林问题作出了让步。因此，一旦西方国家在内部讨论中表现出坚定的决心，斯大林通过情报了解到这一点后就会谨慎行事；不过，这使得他非常了解英、美之间的不和甚至冲突，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他因此会在导致英、美不和或冲突的问题上敢于表现出目中无人的态度。假如斯大林没有掌握这些情报，那就正如利特维诺夫指出的，每件事都取决于西方国家立场的坚定程度以及斯大林对它们这种坚定的确定程度。
假如斯大林接受了西方关于“势力范围”的定义会怎样？
假定斯大林大大超乎西方的预料，很早地确定了行动的路线，那么这种假设是否必然正确呢？与极权主义理论家和简单化传记作家正好相反，斯大林一直以来所采取的决策方式，是预先对各种可能的前进道路进行讨论，而非只盯着一种可能。在战后的欧洲和远东，斯大林都制定有应对不同将来的方案，其中之一就是利特维诺夫手下一个委员会提出的。这个计划主张在战后的欧洲实行“盎格鲁–苏维埃”的共同统治，但合作基础是西方国家都已熟知的势力范围的概念，而非斯大林最终所采纳的那种。假设斯大林接受了这样一个模式，没有坚持他的决定，情况会怎样？“冷战”会因此被避免吗？
或许这么说有些幼稚，但的确是直到苏联红军解放了中东欧地区，西方国家才真正明白了斯大林所谓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更接近于人们理解的殖民地。公认的势力或利益范围是美国在美洲实行统治所遵循的门罗主义——除了美国可以间或、短暂地实行军事干预，该地区以外国家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将遭到强力阻止，以便该地区内国家根据自己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我管理。低地国家与英国的关系也遵从同样的原则。英国认为自身的安全取决于这些国家不受外力的直接干涉，而这个关键原则也是英国在1794年、1914年参战的部分原因。与刚经历了纳粹恐怖占领的国家相比，近期尚未被侵犯的大国更容易接受这种对国家安全进行最低纲领式的维护方法。不过，西方国家认为在德国被盟军击败后，莫斯科将把它的盟国看做它在欧洲一个重要的（如果不能说是主要的）安全保证。
常常有观点认为，苏联与西方在划定势力范围上未能达成共识，是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坚决拒绝作出承诺。然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1944年10月达成的协议在实行时，也改头换面成了苏联用以殖民的方式，而违背了英国签订协议时的初衷。而且让西方国家不安的不仅是苏联的野心，还有苏联的作风。因此我们没有太多根据认为假如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能更友好，苏联就能对他以礼相待。
但假如斯大林满足了西方的预期，结果会如何？在认为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转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斯大林在外交政策上一直表现出的实用主义，而经他许可而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确也推荐这种做法。对于美国政治学家R·C·塔克这样的实在论者而言，斯大林的性格注定了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将斯大林外交政策全部归因于他的性格，那又怎样解释20世纪30年代他在政策上有悖初衷的彻底转变呢？也许我们可以谨慎地假设，斯大林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狂妄的倾向，但他的决策中仍然体现出了实用主义的特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使他能够受到其他人的有效影响。
在西方，以传统方式划分势力范围的建议是由瓦尔特·李普曼（美国）和E·H·卡尔（英国）提出的。明确地提出这个主张是在1943年3月10日的《泰晤士报》上。卡尔在文中提到，“除非东欧得到安全，否则西欧也谈不上安全。而东欧的安全只有在苏联军事力量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实现”。他继续说道：“英国和苏联应该密切合作——任何一个开明而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明显而中肯的事实。”他还特别强调，如果“英国的边境在莱茵河，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苏联的边境在奥德河（尽管人们嘴上并没有这么说，但这种说法是很贴切的）”，那么伦敦方面和莫斯科方面应该由衷地达成无条件的协议。
这样一篇引发了很多争议的文章，自然也会对莫斯科有所影响。并非巧合的是，仅过了一周，1944年3月31日，在外交部副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的主持下，一个筹备和平条约和战后建设的委员会成立了。早在9月21日调查程序完成之前，利特维诺夫8月4日就开始构思他的调查报告；11月15日，他提交了报告。自从1939年5月被解除人民委员职务以来，尽管利特维诺夫在美国因珍珠港事件参战后担任了驻美大使，但斯大林仍然没有对他给予信任和尊重。假如斯大林决定和西方国家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他会再次需要利特维诺夫；因此，他活了下来。他一开始就因为信任西方国家而被开除了。莫洛托夫是绝不会有这项罪名的。不过，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斯大林不会排斥任何可能的选择，这也促使他成立了利特维诺夫委员会。诚然，这个委员会只是做了些外国剪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情报资料，其相对低下的地位也是事实。不过，利特维诺夫的敏锐和20多年的苏联外交经验仍然有其价值。利特维诺夫认为，苏联与英国之间的长期对抗，与其说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如说是围绕亚洲边界发生的帝国主义争端。换句话说，利益冲突并非无可挽回，而是可以进行协商的。在他看来，沙皇时代如此，苏维埃时期也是一样。至少从1920年开始，他就一直持有这种观点。而正是因为他处理外交事务的这种非意识形态方式，让他与苏联的主流思想发生了不一致。利特维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集体安全政策的失败，就说明了他与主流思想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鸿沟。不过，利特维诺夫希望能够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同盟的短暂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一种持久的结构。他感到战后最危险的对抗来自英国和苏联，因此认为双方应该达成一种协议，进而实现对欧洲的盎格鲁–苏维埃共同统治。
很明显，利特维诺夫所谓的势力范围与英语国家所说的有着同样的含义，因为他引用了李普曼和《泰晤士报》上卡尔的文章作为论据，来说明同盟国的行动应该采取这个方向。“这样的协议是能够实现的。”他写道，
但条件是在睦邻合作原则下对欧洲安全范围作出某种界定。苏联在其中是最大利益范围的拥有者，应该考虑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势力范围则无疑包括了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
他还建议与英国在伊朗、阿富汗等地的势力进行调解（并对其利益作出一定让步）。
这种模式符合卡尔在《泰晤士报》社论中的提议。但是，这位令人尊敬的、通常还颇具权威性的英国外交政策喉舌人物，不再代表官方意见的取向。事实上，西方国家对此都不乐意。由于重大外交决策都需要议会参与这种政治体系的束缚，美国人也坚决避免这样的做法；尽管当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时，英国似乎正在按照利特维诺夫的路线行动。不过，当时斯大林已经派兵进入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局势不可逆转。利特维诺夫在后来的谈话中暗示，他认为苏联与一次真正的良机擦肩而过；假如民主国家早一点有所行动（最好是在苏联还没强大起来时），协议也许就能实现。
假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作出了这种选择，而不是将自己的体制强加于那些被解放和占领的国家，“冷战”是否能就此避免呢？允许东欧其他国家对国内事务自行管理很可能会让西方国家相信，苏联并不打算用武力来扩张共产主义。而这也就证实了卡尔的断言：这种革命的雄心壮志在战争结束时就已经偃旗息鼓了。而且，正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西方很有可能会担忧苏联支持中欧和西欧的共产主义革命，其原因在于战争使物质资本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与经济陷入极大的混乱。这样的形势难道不正好是社会动荡因素的温床吗？这会导致希腊出现那种革命吗？在法国和意大利，对共产主义党派大量可观的投票，也清楚地表明了西欧舆论的倾向，英国的工党政府当选也是如此。此时，苏联红军占领地区展开的苏维埃化运动显然打破了人们认为革命不会再爆发的想法。
当然，事情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令人吃惊的是，利特维诺夫的建议中忽略了德国，而德国恰好是伏罗希洛夫委员会简报中的主题。在很多方面，德国都是东西方分歧的关键因素。斯大林坚信德国的命运不应该不经苏联表态就让西方国家来决定。而且，就算不是斯大林，他的拥趸中也有人怀抱十月革命后十几年的古老希望，认为红旗可以一路插到柏林。要确保莫斯科在德国问题上的决定性地位，唯一的方式就是保持军事占领的状态，而如果不能保证波兰境内通信安全，又如何确保和维持这种占领？假如波兰人可以自行选举政府或随意发动军事政变，其当权者无疑会敌视苏联在波兰的利益，那么又如何保证得了通信安全？
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不管东欧是否实现苏维埃化，同盟国内部仍然会就德国问题发生争执。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沙皇掌权，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这也说明，关键问题在于东欧的苏维埃化不仅仅是针对长期安全问题的地理政治学式的回应。许多人都曾为此百般努力（包括卡尔和利特维诺夫），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从国际关系中剔除意识形态的因素，代之以18世纪和19世纪下半叶有关力量平衡的机械论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格拉德温·杰布所说，“冷战”也许确实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