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约翰·F·肯尼迪还活着会怎样？
黛安娜·孔兹
请不要遗忘
曾有一个地方
在短暂辉煌的那一刻
它被叫做卡梅洛特
——《卡梅洛特》[1]
“冷战”结束了，列宁的塑像轰然倒地，而约翰·F·肯尼迪的形象（尽管不乏污点）却仍然完好如初。在他死后，一个关于波托马克河上卡梅洛特王朝的传说就在人们心里生了根。这个神话在很大程度上从肯尼迪家族和肯尼迪政府传播出来，约翰·F·肯尼迪在其中俨然就是一个身着现代服装的亚瑟王，而他的顾问团就是现代的圆桌骑士，而杰奎琳·肯尼迪则是他高贵的圭尼维尔王后。最近人们发现，肯尼迪的私人生活绝不是亚瑟王式的，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声望——一位年富力强却遭到枪杀的伟大总统——并没有遭到什么质疑。
有关肯尼迪的传说中，最持久的一种说法是：假如他还健在，美国绝不会陷入越战的泥淖。这种想法并不令人吃惊。那场发生在美国人丝毫不了解的陌生国度里的战争，严重削弱了民主党的力量，也让很多美国人开始质疑民主的价值。这并不仅是因为在战争中美国第一次成为显而易见的输家，还因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十分丢脸，1975年春天最后一批美国人不光彩地从西贡（今胡志明市）撤离。这一切引发了一场强烈反对现行体制的运动，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深刻分裂。如果人们能相信越南战争惨败不是因为美国的计划不合时宜、构思欠妥，而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个人错误导致的，那生活就美好多了。
许多看似体面的人都很支持肯尼迪神话。比如，前任总统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等人都认为，肯尼迪会在1964年总统大选后终止美国的军事承诺。不如他们体面但名气更大的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在电影《刺杀肯尼迪》（1991年）中提出，正是因为肯尼迪打算命令美国军队撤离越南，一群军火制造商和军官联合密谋（或许还得到了林登·约翰逊的支持）安排人刺杀他。
肯尼迪神话的形成还有一个国内的因素，即美国社会内部在种族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分歧。肯尼迪及其弟弟罗伯特对美国黑人持有一种独特的同情。毕竟，是杰克[2]让民权运动得以开始。1963年8月那场激动人心的华盛顿游行在美国人心里还记忆犹新，至今各个种族的美国人仍然怀念着肯尼迪兄弟。人们认为，如果杰克还活着，美国南部的第二次重建也许会硕果累累，而不是像过去30年那样充斥着鲜血和种族隔阂。
童话故事是用来满足孩子们的。历史学家应该了解真相。事实上，约翰·肯尼迪是一位平庸的总统。如果他再次连任，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民权政策不会有多大成效，而美国在越南的境遇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他悲剧性的被刺身亡对于美国历史进程来说，并不是一个悲剧。
[1] 《卡梅洛特》，1967年上映的电影，讲述了英国历史中著名传奇人物亚瑟王的故事。卡梅洛特是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地，象征了繁华灿烂的境地。——译者注
[2] 美国人对约翰·肯尼迪的昵称。——译者注
肯尼迪神话的起源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生于1917年5月29日，他的名字显示他拥有双重的爱尔兰血统。他的祖父也叫约翰·菲茨杰拉德，是从新教徒后裔的上层美国人夺得政治权力的第一代爱尔兰政治家之一。哈尼·菲茨（约翰·肯尼迪的曾外祖父）曾于1906~1908年、1910~1914年两度担任世界上最爱尔兰化的城市波士顿的市长。他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但由于与一个叫图多斯的23岁香烟女郎传出丑闻，被迫退出公共生活，他的女儿罗丝则在天主教妇女崇尚家庭生活和奉献精神的世界里，成长为一个家庭主妇。
在波士顿爱尔兰移民社会阶层中，肯尼迪家族处于较低的地位。帕特里克·肯尼迪是酒吧老板的儿子，后来成为当地的政治家和权力掮客。他的儿子约瑟夫·P·肯尼迪进了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但约瑟夫·肯尼迪在剑桥市的求学生涯与新教徒后裔出身的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完全不同。这两位罗斯福在回忆光辉的学校生活时，精英学生俱乐部占据了重要地位，而这些俱乐部对约瑟夫·肯尼迪来说是大门紧闭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这些地方不受欢迎。两位罗斯福在早年就已经将政治作为自己未来的事业。相形之下，尽管约瑟夫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政治家，但他更想去挣大钱。1912年毕业后的20年里，约瑟夫在经济上的发展是不断向上的：银行家、钢铁商人、电影大亨、私酒贩子和股票市场上的投机家。1929年春夏之交，他明智地抛售了手里大多数的华尔街股票，因此在经济崩溃时全身而退，拥有的财产足够让他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20世纪20年代，约瑟夫还对波士顿和纽约社会嗤之以鼻。1932年，他在民主党总统提名时力挺富兰克林·罗斯福，希望能够因此有所回报。作为当时新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约瑟夫从“偷猎者”摇身一变成为“警察”，规定禁止他人用他曾用过的欺诈手段来挣钱。尽管接下来的海事委员会主席职位让他不甚满意，但他还是尽量地运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力。他在重建官僚政治方面取得的成功，外加他“做得好不如让人家觉得好”的行事观念，为他在公众中赢得了稳定支持。
为了奖励约瑟夫·肯尼迪的突出业绩（同时也为了让他远离华盛顿），罗斯福在1938年任命他为驻英大使。由于从小就生活在新教徒后裔美国人对爱尔兰人的歧视里，约瑟夫对于成为第一任被派驻圣詹姆斯宫的爱尔兰裔美国驻英大使颇感得意。和他一起去伦敦的还有罗丝和他们的9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小乔自然被父亲选中来实现下一阶段的政治成就——小乔也会踏入政界，而且会不顾一切地往上攀爬。而与兄长相比，显得孱弱多病的杰克成了家里人取笑的对象。但肯尼迪家族的孩子都是在一个原则下长大成人的：成功就是成功本身，不代表任何一切；为了成功要不惜任何代价；不要有任何偶像，除了家族自己（即肯尼迪家族）。对于为什么这个家族如此渴望政治权力，这里不进行讨论；只是我要指出，对于他们来说，权力的回报就是权力本身。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1960年杰克发现埃莉诺·罗斯福（富兰克林遗孀）并不喜欢他时，就认为其原因在于“她不喜欢我父亲，而且无法忍受事实证明他的孩子比她的孩子要优秀得多”。他从没想过，埃莉诺有可能是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不喜欢他。毫无疑问，这个家族的自我崇拜就道德而言是还不错的优点，但民主原则的基础在于为思想而献身，并非拘泥于血缘之情。尽管肯尼迪家族成员们认为自己是华盛顿、杰弗逊和罗斯福的继承者，但他们显然更接近美第奇家族。
杰克的事业反映出他所接受的教育和培养。哥哥小乔死于战争，他因此难以推卸地成为了继任者。他照着小乔的轨迹，遵从父亲的安排，在1946年成功进入了国会，1952年成为参议员，1960年当上了总统。至今仍然有谣言坚称肯尼迪势力在大选中的成功是通过“窃取”得来的。据说，库克县庞大的民主党势力首领、芝加哥市长戴利截留了芝加哥对民主党的大量投票，直到伊利诺伊州对共和党投票数清点完毕才公布。结果，芝加哥票选中对肯尼迪的支持使得这个州转而支持起民主党候选人。另外，也有人注意到，得克萨斯州的票选结果也让该州稍稍偏向肯尼迪和约翰逊，副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的盟友们也进行了暗箱操作。但表面上看，每场选举都是家族努力的结果，包括罗丝为民主党女士们举办的茶会，弟弟博比出色的协调指挥，还有最重要的——约瑟夫的资金。有其父必有其子，杰克的激情平均分摊给了权力和女人。约瑟夫征服的女人不仅有名人（如影星葛洛丽亚·斯旺森），还有他子女的那些普通朋友。他儿子则范围更广，包括玛丽莲·梦露，传说中的纳粹分子、东德间谍，黑手党情妇，他朋友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
第二次解放
美国的民权运动在肯尼迪时代达到了顶峰。运动的发起者——非洲裔美国人希望获得在一个世纪前南北战争时期被否定的法律和宪法权利。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判决宣布隔离设施不合法，由此在美国南部诸州掀起了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激烈争论。在这个判决的支持下，非洲裔美国人前所未有地团结组织起来，摧毁了学校、公园、公共汽车、住房和公共场所体现双重制度的种族隔离设施——这些设施曾经是美国梅森–狄克森线（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的分界线）以南诸州的特征。同时，南部的白人也紧密团结，决定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受任何威胁。时任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个人并不希望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国家原本支持的隔离政策。1957年，他极不情愿地向阿肯色州小石城派出联邦军队，以便在解除中央高中校园中的隔离设施时维持治安秩序。当时已经是参议员的肯尼迪批评了总统派兵的做法。当时拍摄的联邦军队用枪指着愤怒父母的照片，为苏联的宣传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1960年的竞选中，肯尼迪一方极力避免让民权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但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在试图解除亚特兰大里奇斯百货的种族隔离时，遭到地方警察的逮捕。金后来很快成为了民权运动最杰出的人物。其他示威者被保释出狱，但6天后金却被宣判处以4个月监禁。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金会在监禁期间被杀害。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相信金“是被冤枉的”，但由于从法律角度看这个问题过于微妙，他拒绝对此进行干预。罗伯特·肯尼迪当时是他兄长杰克的竞选主管，他作了些努力让杰克给金的妻子打电话表示慰问。结果，1956年投票支持共和党的金以及他的父亲、支持尼克松的老马丁·路德·金牧师都改变了立场。老路德·金牧师宣布：“我有一箱子宣判，现在要全部带给肯尼迪先生，倒在他的衣兜里！”鉴于非洲裔美国人一直对林肯的党派心怀感激，尼克松原本指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1月20日，在不同寻常的寒冷天气里，肯尼迪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他号召美国人“为迎接黎明肩负起漫长斗争的重任”，“不要问国家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尽管马丁·路德·金并没收到就职仪式的邀请，但他上百万的追随者认为肯尼迪的激昂言论是在号召他们的行动。1961年春天，种族平等协会成员发起了所谓的“自由之行”运动，目的是要考察联邦法院在1960年12月裁决（即无条件对州际旅行者解除种族隔离设施）的实施情况。当他们到达南卡罗来纳州的岩石丘时，一群白人暴徒暴打了“自由之行”队伍中一名55岁的白人。随后，在亚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形势一片混乱。一群白人伏击了两辆巴士，在“自由之行”成员绝望地试图避开着火巴士时，这些白人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攻击。5月15日，有关这些暴行的照片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肯尼迪遭遇了他的第一次民权危机。他气恼自己没能控制住“自由之行”，同时也由于他们给共产主义宣传攻势创造了机会而大动肝火。肯尼迪与弟弟罗伯特（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商谈后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这整个事件和涉及到的人都是烫手山芋”；其次，尽管不情愿，但联邦政府还是得站在“自由之行”一边。肯尼迪按照一贯的做法，试图在他认为的两个极端（民权示威者和否认民权者）之间寻找中间道路。总统最希望的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任何对峙——无论是和非洲裔美国人还是和南部的白种人。
尽管身负政治责任，肯尼迪仍然不愿意介入这个问题。国会中最有势力的就是南部的民主党人。由于南部实行的是根深蒂固的一党制，因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足以影响到手握实权的国会委员。南部这些所谓的“迪克西民主党人”有能力阻碍肯尼迪想要实行的任何一项法令。他的办法不是与之争论，而是收买他们。比如，他按照南部参议员提议的，将最坚持种族隔离主义的律师派往亚拉巴马州联邦法院。总统力图避免的就是对道义的呼吁。他认为美国尚未准备好处理民权运动领袖提出的日程，希望黑人们能采用更为坚忍和低调的方式。美国的黑人在为平等权利等待了一个世纪后渐渐不耐烦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愿接受总统的日程安排，而是不断地迫使肯尼迪面对民权问题。1962年，空军退伍军人詹姆斯·梅雷迪思提议废除密西西比大学里的隔离措施。第二年，一些志愿者试图废除亚拉巴马大学里的隔离措施。在这两个事件中，对于哗众取宠地主张隔离主义的州长们（比如密西西比州的罗斯·巴涅特和阿拉巴马州的乔治·华莱士），总统最初都是迎合态度，而没有派出联邦军队。他左闪右挡，试图避免像以往总统那样向人们发出总统的号召。他自己并无什么道义，也就不会为了美国而发出什么召唤。
但民权问题是不会消失的。正当肯尼迪兄弟思考怎样选择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应该提交一份新的联邦民权议案争取国会的通过），他们用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情报收集系统。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在调查民权运动中是否有共产主义的涉入时，窃听了金的律师、法律顾问斯坦利·利维森德的电话。当胡佛首次向他名义上的上司司法部长提议继续监听时，罗伯特除了同意别无他法。联邦调查局局长手里握有关于杰克性生活的资料，这让总统和司法部长只能对其言听计从。尽管肯尼迪兄弟没有利用金的性生活情报（其实肯尼迪的癖好也和他差不多），但这让他们更不愿意与金打交道。最后，亚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的戏剧化举动迫使肯尼迪在电视上发表关于民权问题的讲话，而这个主题是他一直以来想方设法回避的主题。针对华莱士在位于塔斯卡鲁萨县的亚拉巴马大学校门前表明的姿态，总统不得不在全国性的节目上作出回应。1963年5月21日，他发表了18分钟的讲话，呼吁林肯精神，最后他还发出了白人不可能忽视的一个道义号召。一周之后，肯尼迪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主张废除公共住房种族隔离制度的民权法案，其中还包括了联邦实施条款。电视讲话的代价立刻显现了：6月22日，政府为《地区开发法案》提出的无关痛痒的拨款法案在众议院以209对204的差额被推翻。差额的产生来自19名南部民主党人和20名共和党人，他们在肯尼迪的民权演讲后都对议案投了反对票。
事实上，肯尼迪提出的立法议案在国会也被长期拖延，直到1964年才成为法律。而且是肯尼迪的去世才使其得以通过。因为暗杀事件的发生使得一个热衷并重视民权问题的总统取代了一个不关心这个问题的总统。约翰逊来自得克萨斯一个贫困的家庭，他对各种族的贫困人群都怀有一种本能的责任感。他相信1964年民权法案、1965年选举权法案中体现的理念和原则。此外，在立法方面，他也很有手段促使这些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约翰逊并不是个幼稚天真的人，他知道对法案的推动将使自己失去“坚固的南部”的支持——民主党将在美国南部地区失势。然而他使出浑身解数，将肯尼迪最初的民权提议变成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他毫无疑问是当时同辈中最富天分的参议员。他轮番应付参议员，软磨硬泡，终于将持续了80天的阻挠势力击垮。1964年总统选举时赢得多数派支持让约翰逊坚持到了最后。在那场竞选中，约翰逊发动了“消灭贫困之战”，目的是“通过向每个人提供体面、有尊严的生活的机会”，赶走贫困和匮乏。第二年，他的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计划变成了现实。同时，他还引入和实现了选举权法案。这位来自得克萨斯的总统对美国贫穷的下层人民表示了同情，而富有家庭出身的约翰·肯尼迪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只有这样一个经历过贫穷和歧视并愿意付出巨大政治代价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总统，才有可能让美国社会中出现权利和财富的再分配革命。
肯尼迪永远不会像约翰逊一样为了民权问题用自己的政治未来冒风险。我们可以想见，假如他还活着，在1964年很可能会遭遇一场比约翰逊面临的更为艰苦的战斗。即使最后他获得了胜利，他也不会像约翰逊那样不顾政治筹码地去推动民权法案的通过。肯尼迪会按一贯的作风，对各种选择的利弊仔细衡量，这样一来，非洲裔美国人将无法从法律、道德和经济上获得支持。而正是由于他们获得了这些支持，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才有可能发生那样巨大的变化。
美国最漫长的战争
美国对越南的介入开始于1945年。此时，英国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统治实际上采取了赞成的态度，而华盛顿方面决定对此不表示反对。美国这场介入持续了30年，直到共产党军队占领了西贡，最后一批美国人才很不光彩地撤离。
这场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与共产主义的第三次交锋。1949年，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许多美国人长期以来都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将中国提到与苏联、英国、美国一样的地位，认为它是控制战后世界的“四大国际警察”之一。在此后的20年里，民主党都因为“谁丢了中国”这个问题备感困扰。随后，在1950年，美国在亚洲自此遭遇了共产主义。朝鲜战争让杜鲁门政府卷入了一场美国人难以想象的战争中。在一场残酷的持久战中，美国决定向法国提供重要的援助，因为法国为维持对印度支那的控制已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阵亡的美国人达50000名，而朝鲜的局势却仍然维持原状，这成了民主党政府的又一个污点，杜鲁门关于扭转战争局势的豪言壮语随之销声匿迹。
1954年，英国和苏联共同主持召开了日内瓦会议，宣布老挝为独立、中立的君主制国家。日内瓦会议还试图就越南战争达成某种协议。法国放弃了对越南的控制权。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已经击垮了帝国主义军队，获得了北部地区的临时控制权。南部地区拒绝接受越南保大皇帝的领导，转而支持1955年10月26日建立的一个共和国，其领导人为吴庭艳。日内瓦协议号召1956年夏天在全越范围内进行选举。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考虑到胡志明作为民族主义领袖的威望以及北方地区人口较多，必然会导致共产党赢得选举，因此极力鼓动吴庭艳取消这次选举。艾森豪威尔没有向越南派兵，但他在任期间的美国政府延续了原属法国的责任：训练越南军队，向越南提供资助。1961年，吴庭艳政府在美国对外援助对象中已经名列第五，位于南越的美国大使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使馆。美国提供的资金被部分用于难民的安置。在美国的鼓励下，约有100万人从越南北部逃到南部。这一大批逃难者都是天主教徒，因此对与他们有共同信仰的吴庭艳表示支持。而在吴庭艳的庇护下，这些人在当地享有的地位高于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佛教徒。
吴庭艳也求助于美国的天主教团体以及“中国游说团”，这个团体在蒋介石1949年逃往中国台湾后，狂热地促使美国对他提供支持。需要注意的是，杰克·肯尼迪是美越友好协会组织者之一，他在1956年解释道，“越南是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基石、中流砥柱，意义举足轻重”。吴庭艳是顺化皇宫里一名官员的后裔，和肯尼迪一样对家族有着至高无上的信仰。他的兄弟之一吴庭儒极端偏执，是个瘾君子，掌管着国内安全部门，其中还包括人人惧怕的国家警察部队；另一个兄弟吴庭俶是顺化天主教会的大主教；还有一个兄弟吴庭练是驻英大使。他的嫂子吴庭儒夫人成为了政府的主要发言人，但令美国人大感失望。
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反共产主义思想，让公认的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总统职位时不得不与外交政策领域的右翼势力发生争执。肯尼迪对艾森豪威尔的外交与国防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位年轻的马萨诸塞参议员指出，曾经当过将军的老迈总统正在让美国的声望衰退、国防力量变弱。他总结道，这很有可能让苏联在“冷战”取得胜利。同时，在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中，肯尼迪也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中国金门和马祖岛的问题上对中国共产党过于软弱，而且还让古巴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这种军事态度在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中也有所体现：
让每个民族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会承担一切代价和重负，不畏任何艰难，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从而保证自由的存在和胜利。我们宣誓要做到这些，并且还要做得更多。
刚赢得选举，肯尼迪就得知艾森豪威尔的确曾制订过一项反对卡斯特罗的计划，即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策划政变。肯尼迪对这份计划秘而不宣，不过他将为此后悔不已。1961年4月17日发动的“古巴入侵计划”失败，成为了肯尼迪政府遭受的最严重的挫败，导致美国及其领导人显得软弱无能。6个月后，柏林危机似乎更加表现出美国的虚弱。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赫鲁晓夫与民主德国领导人瓦尔特·乌布里希决定围绕西柏林修建一圈高墙，这个挑战让西方世界无言以对。赫鲁晓夫显然在维也纳峰会上已经掂量过对手，认为它不足为惧。历史学家现在认为，柏林墙的修建实际上表示苏联承认了美国的力量；但在当时，它象征的却是美国的软弱，就像肯尼迪决定接受老挝停火谈判一样。
在美国人看来，老挝问题的处理让越南的处境岌岌可危，同时对于美国来说，它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对抗也因此显得更有价值。1961年1月19日最后一次会晤时，艾森豪威尔提醒肯尼迪，老挝的局势已经严重恶化，恐怕会导致危机。但正如肯尼迪对他的官员们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得不在东南亚进行战争，那就让我们在越南开火”。自1959年以来，南部局势就在持续恶化，在当地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已经得到了胡志明政府的许可，开始对吴庭艳政府加大进攻的力度。1960年，越南北部党代表大会再次重申了这个决定。两个月之后，西贡爆发了一场军事起义。吴庭艳的决策让这场起义变得更加简单。他对农民加强了控制，这迅速导致许多人直接倒戈投向南越共产党；而他的“专制手段以及通讯不畅”，也让那些愿意反共的人离他而去。吴庭艳引进了北部的官员来治理乡村，但这些官员很快就将农民贬至近乎农奴的地位，这让他们又想起了法国人的统治，引发了仇恨情绪。在宣传失败后，南越共产党决定在劝说中软硬兼施，西贡政府很快就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
慌乱的肯尼迪政府作出了两个步骤的回应。由于被《时代》等权威杂志指责在共产主义问题上态度软弱，所以总统明白自己必须在越南问题上立场明确——与其说是因为这个国家非常重要，不如说是因为美国无法接受在与国际共产主义的较量中再输一次。总统建立了一支越南特别工作组，由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开赴越南南部。1961年5月3日，工作组提交报告，建议美国政府“进行军事上的安排，明确地表明支持越南反对共产主义进攻的决心”，同时，工作组还督促美国政府从经济和政治上全力支持吴庭艳政府。一周之后，肯尼迪批准了第52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重申美国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彼此支持的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和政府方面的行动”，防止共产主义者统治越南南部。备忘录还指出，国防部要对“随时有可能开赴越南的军队的规模与结构进行充分全面的考察”。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要“尝试增强吴庭艳总统及其政府对美国的信心”。这些行动中的关键在于约翰逊的访越之旅。这位副总统并不属于肯尼迪的小圈子，他于5月11日到达越南，对之进行了36个小时的访问。约翰逊被造访的达官贵人簇拥着，听吴庭艳滔滔不绝地讲述越南南部的历史、艰辛和困难，完全插不上话。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这位盟友对华盛顿方面的想法并不感兴趣，仅仅关心美国不断增加的援助。尽管约翰逊在西贡公开地称赞吴庭艳是越南的温斯顿·丘吉尔，但其实他并没抱什么幻想。在飞离西贡的途中，有记者问约翰逊，他的评价是否是真心的，约翰逊答道：“吴庭艳是我们在越南唯一的同伴。”他的报告表达出支持该政府的态度，同时还强调，美国有必要帮助南越建立一个军事与经济改革的大型网络。
他的建议是在春天提出的，夏天到来时就已经成了政策。美国政府要员对西方国家处境的不断恶化感到惊恐，更急切地推行这些政策。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罗伯特·科默对同僚沃尔特·罗斯托所说的，“老挝之后，柏林问题又迫在眉睫，此时我们只能全力以赴，彻底清理南越”。
然而，种种建议在其一致目标背后有着各自对战略的不同看法。肯尼迪为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在10月向越南派出了一个专门的实地调查团，由马科斯韦尔·泰勒带队，成员还包括罗斯托和反恐怖主义专家爱德华·兰斯代尔。总统特别交代泰勒，“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军队或美军进入越南后产生的可能后果进行评估”。调查报告于11月3日呈交总统，报告极其乐观地建议美国将军事行动升级。总统的使节们都相信一场“赫鲁晓夫所谓的‘自由之战’”一触即发，局势虽然“严峻”，但也“绝非毫无希望”。因此，报告中还建议“美国应调整与越南的关系，由建议转为部分参与……在各个层次上，美国都应该作为朋友和伙伴（而非像有所顾忌的建议者那样）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行动”。接下来的12天里，总统及其高级助手、属下一直在讨论美国在越南将要实行的政策。泰勒希望美国士兵能在越南得到部署，罗斯托也持相同意见。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则是政府内部的强硬派人物之一，认为“南越一旦陷入共产主义，就会导致共产主义控制势力迅速扩张到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区，直到印度尼西亚”。不过在督促总统升级军事行动的同时，国防部长也告诫总统：“我们必须明白军事承诺的最大限度……我相信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美国地面军队最多不会超过6~8个师，约22万人……”
肯尼迪仍然一如既往地就所有可能的选择征求不同来访者的意见，其中包括11月7日抵达白宫的印度总理尼赫鲁。8天后，总统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重要会议。显然，总统对于美国进军越南南部仍然存在疑虑。他在会上提到“他甚至会强烈地反对在一万英里以外的地区用20万人的美国军队，来对付1.6万人的游击队员。美国已经在那里投入了上百万美元，却看不到任何成效”。肯尼迪还问莱姆尼策将军，在古巴仍然存在共产党政府的同时，如何为越南的扩大军事行动正名。莱姆尼策“很快地补充道，参谋长联席会议即使在此时也仍然认为应该进军古巴”。但正是部分因为美国还没打算进军古巴，1961年11月22日，肯尼迪批准了第111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在征询过国务院法律顾问，确定国际法允许美国向越南派兵之后，肯尼迪同意了泰勒在报告中提出的增加兵力的部分要求。同时，他还批准增加美国对越南南部共和军的后勤供应、人员及设备上的支援，以求改善“军事政治情报系统”，同时增加特定的经济援助“以支持越南南部政府有效进行洪涝地区的赈灾工作与人员的重新安置”。总统拒绝了两种极端做法——要么谈判，要么直接部署美国战斗部队。肯尼迪习惯性地选择了中间路线，将美国的身份由建议者转换为合作者。如此一来，他就将战争进行了美国化，让美国承诺进行军事介入成为了既定事实。未来争论的焦点不是美国是否应该放弃这个盟友。让美国官员备受困扰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承认自己在应对一场共产主义暴乱时遭遇失败。而转折点已经出现：肯尼迪已经不能回头，此后他和他的继任者都无法全身而退了。
美国向越南派出的顾问在1961年12月时还是3205人，一年之后已经增加到9000多人。随着装甲运兵车和300多架美制军用飞机的抵达，一个经过扩充的反暴动计划“比弗亚普计划”展开了。不过，美国提供的人力与物资都没能扭转局势。到1962年底时，越共已经获得了主动权。12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最多只能说：“我们看不到隧道的尽头，但我必须说我认为这条隧道不会比一年前更黑，在有些方面它甚至开始有些光亮了。”考虑到古巴导弹危机已让美国人再没机会在离美国海岸91英里的古巴军事基地上消灭卡斯特罗，总统的这些话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不久，1963年1月2日，亚普贝克战役彻底粉碎了美国人的幻想。多年来，美国军队高层始终认为，假如越共放弃游击战术转而进行阵地战，南越政府军就能够获胜。在美国顾问约翰·保罗·范恩的召集下，1200多人的南越精锐部队被美国直升机送到亚普坦泰村，试图俘获一台越南共产党无线电发报机。在那天，3名美国顾问和61名南越政府军士兵战死。而越南共产党在击落5架、击伤9架直升飞机后，带着毫发无伤的发报机顺利撤离。更糟糕的是，南越政府军将军拒绝下令让手下人进攻。正如《纽约时报》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写到的，西贡的美国官员对局势的这种突变感到迷惑不解。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原因归为吴庭艳政府的失败。吴庭艳认为，假如南越政府军指挥官听从美国顾问的意见，对越南共产党采取密集猛烈的进攻，他的政府无法承担这样做产生的政治后果。相反，南越领导人命令前线指挥官避免扩大遭遇战，结果就造成了在亚普贝克的溃败。而且，虽然吴庭艳口头上答应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但1962年里他反而开始镇压他的批评者。他听从了那个形迹诡秘、日益癫狂的兄弟吴庭儒提出的建议，驱逐了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NBC（国家广播公司）的记者，禁止销售《新闻周刊》。这暴露出美国在与这个盟友打交道时的挫败和无奈。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常常不幸地遇到腐败的盟友。
越南南部政治形势在1963年5月也决定性地恶化了。吴庭艳的天主教少数派政府和占总人口80%的、满怀仇恨的佛教徒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终于在5月8日爆发为公开的对抗。佛诞日当天，当地警察使用了催泪弹，拿起棍棒和枪械，试图阻止佛教徒升起有宗教象征的旗帜，以致庆祝活动演化成了一场血腥的骚乱。据美国官员报告，有6名儿童和2名成人在骚乱中死亡。警察的镇压引发了进一步的抗议。佛教徒原本只是想争取与天主教徒同等的宗教自由权利，但吴庭艳坚持认为“越南南部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共产党正在利用这种局势”，拒绝作出让步。双方的对峙在6月11日达到了顶峰。73岁的和尚释广德在西贡的一个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自焚身亡。突然间，地方冲突转变成美国的危机。肯尼迪自己也认为“历史上没有别的照片能像这张照片一样让整个世界震惊”。在华盛顿方面看来，更糟糕的是，吴庭艳拒绝接受美国建议对抗议者作出让步。与佛教徒的谈判毫无结果，又有一名和尚自焚。吴庭儒夫人在8月1日对CBS新闻频道表示，佛教徒只是“用进口汽油拿这个和尚做了烧烤”。国务院指示美国大使弗里德里克·诺尔廷建议吴庭艳把他嫂子逐出越南，因为白宫对现行南越政府的改变不抱任何希望，而在美国顾问看来，这个政府只有作出关键性的改变才能赢得战争。
美国的答案很明确：再建一个政府。正如国务院所得出的结论，“我们不知道吴庭艳是否真的会做那些为了维持他的政权而应该做的事情”。华盛顿方面断绝了与这个它长期援助的家族的关系。美国外交官告知南越副总统，美国将在吴庭艳失势后对他加以支持。美国总统此时签署了第249号令，再次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既不同意美军从越南全部撤离，也不主张全力进行军事斗争，仅仅是建议增加军事援助与顾问的数量。肯尼迪还选择了强硬派人物、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二世担任美国大使和总统特使，并在8月15日与他会面时提到“吴庭艳政府显然已经走向末路了”。肯尼迪的决定将他的预测变成了现实。当然，吴庭艳政府长期以来始终处于一次次未遂政变带来的无尽烦恼中。但到8月，当最严肃的一次请求遭到拒绝后，南越的将军们耐性尽失，洛奇提前同意发动政变。
肯尼迪试图从战场传回的混乱报告中理出头绪，于是他在9月向南越派出了两个调查代表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再次出现在代表团里，随同他的还有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他们情绪乐观地回到美国，向总统报告说，如果进展顺利，数量已达1.6万人的美国顾问也许就能在1965年全部撤回美国。泰勒和麦克纳马拉还建议到年底时先撤回一个1000人的工程营。10月11日，肯尼迪同意实施两人的建议，但下令不得公开宣布部队在实行撤离。美国与吴庭艳的关系仍在继续恶化。吴庭儒已经在公开抨击美国，认为美国对援助的削减已经“让越南开始出现瓦解”。华盛顿方面不断地听到谣言，暗示吴庭儒正在与共产党接触。南越政府军再次试探美国，希望美国能明确对可能的政变的态度。同时，在南越，认为自己的地位相当于总督而不仅仅是总统特使的洛奇，一方面对南越政府军中持不同政见者表示着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私人电报不断地向总统汇报情况。10月末，肯尼迪最关心的就是“控制和停止”，即保持对政变局势的控制，如果事态恶化还可以矢口否认。最终，11月1日万圣节时，事情按照预期的那样发生了。南越政府军按照美国编写的“脚本”，占领了西贡政府。“脚本”里并没要求他们处死吴庭艳、吴庭儒，他们拙劣地谎称二人是自杀。总统因为他们的死颇为不安，尤其在得知美国原本可以保住他们的生命时。然而，在准备1963年11月22日下午进行的一次演讲时，总统打算警告美国人，他们“不能厌倦”支持南越这项任务，不管这个决定会是多么“冒险和昂贵”。
假如肯尼迪还活着会怎样？
当肯尼迪在演讲那一天身亡后，这个国家决心要在这位总统墓前表示格外的崇敬；而实际上这位总统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尊敬。将约翰·F·肯尼迪当做神话般的人物，受到肯尼迪家族的大肆鼓励，因为他们要让借助杰克的死来开拓他弟弟的事业。尽管罗伯特在兄长死后一段时间里仍然支持战争，但1968年初林登·约翰逊对战争的升级，让罗伯特随时都可能遭到质疑，于是肯尼迪家族的宣传机器开始掩盖他过去的表现记录。在6月罗伯特遭刺杀以后，神话已经形成了：假如肯尼迪还活着，他就会从越南撤军。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并没有真正严肃的历史证据来支持这个假设。比如，大多数资料都来自肯尼迪在1963年9月与美国最受尊敬的电视记者克朗凯特的会谈（这段会谈还专门被安排在30分钟晚间新闻前的时段播出）。肯尼迪决定用这段会谈向吴庭艳及其兄弟施压，他解释道：“总之这是他们的战争。胜利还是失败都是他们的事。”总统随后在全美直播的电视上明确地告诉吴庭艳他应该怎样处理国内的事务：停止镇压性质的反佛教徒行为，改换政策与人事，否则将失去美国的支持。同样，11月14日，肯尼迪在他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将“我们的目标”规定为“把美国人带回家，并允许南越作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国家继续存在”。但就在两个月前，他曾在另一个广播节目上说，“我们不应该撤离”。这个声明更符合他一直实行的政策。这类矛盾的言论只是反映出肯尼迪在面对错综复杂的选择时感到了焦虑。艾森豪威尔此前面临过，后来的约翰逊和尼克松也不例外。这4位总统都发现，要抽身而退并彻底抛弃南越是不可能的。
肯尼迪留给约翰逊的是一个有毒的酒杯。政变领导人已经证明自己比吴庭艳更无能；1月29日，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第二次政变推翻了原来的政变者。泰勒促使麦克纳马拉“撇开强加给自己的、已对我们形成限制的那些约束条件，大胆地采取那些可能会冒更大风险的行动”。尽管约翰逊已觉察到美国在不断增加投入时有可能面对的风险，但他还是发现被卷入了自己所担心的战争扩大化。战争一旦失败，美国国内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抗反应，出于这种恐惧，加上对多米诺理论的相信，约翰逊选择了将战争升级：1964年，国会通过了总统的《北部湾决议》，决定不再限制战争投入；1965年，第一批美国战斗部队抵达；截至1967年，美国在越南的军队已经超过100万人。
然而，假如杰克·肯尼迪还活着，他就发现自己喝的几乎是同一个毒酒杯里的酒。是他的两项决定使得这场战争被美国化。1961年，他大幅增加运往南越的人员和物资，将美国的身份转变成了合作伙伴。两年后，他又决定积极推翻吴庭艳政府，这显然再度加深了对南越的介入，并有可能继续深入。吴庭艳的愚蠢在于他没有遵从美国为他开出的获胜妙方，为此还丧了命。这是一场肯尼迪输不起的战争。吴庭艳的死让美国注定要对南越负责到底：肯尼迪的手已经沾染了鲜血，他不可能从这场战争中脱身了。1963年他决定不撤出军队也暗示了战争不可避免地将要升级。作为一个根基尚不牢靠而且想保证自己和兄弟政治前途的总统，肯尼迪绝不敢走一步连尼克松都不会走的棋——后者在其他的决策上都曾有过态度上的逆转。
如此，我们就面临了一个重要的反事实问题，它是肯尼迪神话的拥趸们很少能想到的：假如肯尼迪还活着并参加1964年总统大选，他能否胜出？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尽管他相对约翰逊的胜出优势并不明显），但前提是他维持了他对越南的军事承诺。因为反共产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国内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政治家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我们很容易遗忘这样一个事实，截至1968年，已经有3.6万美国人战死在越南，大学校园的反战游行一浪高过一浪。但在民意测验中，仍然有一半美国人认为应该增加对越南的投入。如果再早4年，肯尼迪很有可能遭遇共和党右翼势力的领导者巴里·戈德华特。（尼克松在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后大发雷霆，因此受到了排挤；东部集团的候选人纳尔逊·洛克菲勒因为离婚和轻率再婚，也不再为共和党所接纳。）如果旁边有戈德华特的密切关注，肯尼迪只要对共产主义有一点心慈手软，就会被戈德华特察觉，因此肯尼迪必须不断重申自己的承诺，不论他是否愿意。
即使在1964年以后，肯尼迪似乎也不太可能减少美国对南越的支持。他会作出约翰逊在选举年作出的那个决定（而且是根据手下的建议），所以同样将面临约翰逊在1965年面临的压力。他必然也会像约翰逊那样在每个环节都采取中间路线。他会拒绝军方要求的升级规模，但不会寻求达成和平条约。对于战斗部队，他的领导和约翰逊的领导并不会产生什么不同。如果的确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肯尼迪会许下更可观的承诺。因为肯尼迪骨子里更倾向成为一个外交方面的总统，和约翰逊相比，他在国内事务处理上表现平平。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用说他兄弟的政治事业了），他绝不会冒政治上的风险，作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
肯尼迪偶尔会考虑反对向越南派遣美国战斗部队，这种说法也并不能说明肯尼迪或许根本就不会派兵。和许多高层官员一样，总统会将进出自己办公室的人作为征询不同意见的渠道。可以说，肯尼迪的决策几乎算是全面而完美的。但事实是一旦越南的矛盾激化，他也看不到什么出路。所有人中，肯尼迪最不可能放弃当时在美国的主导信念——美国必须进行“冷战”。这是他自己培育出的一个信念。简而言之，他将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