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会怎样？
马克·阿尔蒙德
伟人时常被埋怨
他们尽责不够。
他们则回答：我们原本可以
大肆作恶，但我们却没有。
——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
我们应该记住，没有任何专家事先预料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或者1991年克里姆林宫永久性地降下红旗，这是现代历史上鲜有发生的。伟大革命与帝国崩塌后留下的废墟总是让人震撼，其规模之巨开始引诱人们去寻找这背后根本的、长期的原因。不过，寻找历史变化的深层原因是职业历史学家的通病。有时候，发生的事情也不必然如此；或者说，只有到了发展晚期，它才变得不可避免。
1989年秋天发生的戏剧化事件离我们还很近，以致我们还无法对之作出恰当的分析，但有一点已经很明确：西方注定会在与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对抗中胜利这个神话完全站不住脚。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西方未来所有的敌人都注定会因其内部矛盾而遭受羞辱性的失败；但这种观念太过一相情愿，难以服人。不管怎样，自从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信心满满地发表《历史的终结》以来，反复无常的命运已经好几次戳中了这种自我满足感的痛处。现在谁还能自信地说民主终于取得了胜利？对当时很多观察家来说，1989年东欧剧变的突然与彻底似乎证实了分布在其体系内部的溃疡已经侵蚀了它的关键器官，令它奄奄一息。
普遍产生的不满情绪并不能解释东欧政权的瓦解。这种情绪一直都存在，只是被遏制了。问题在于，当公开抗议活动开始时，为什么形势有所松动却没有得到迅速的遏制？人民或许是历史中值得同情的角色，但1989年他们就像是一大批临时演员（这是经常出现的情况而不仅限于革命时期），其乖张的表演转移了历史学家与其他观察家的注意力，没能关注到真正的形势。毕竟，如果1989年中欧发生的事件让人们想到了1848年短暂的“人民的春天”，1849年的发展自然也是不难想象的。从很多方面讲，20世纪90年代在中东欧第二轮自由选举中，其共产主义政党重新掌权潜在地说明了事态的进程恰如1849年那样，不同的只是在于没有采取暴力形式，而且速度也放缓了很多。1989年的巨变严重缺乏组织性，各国的不满分子都没有足以撼动整个社会的手段——只有波兰的团结工会是个例外。
关于1989年，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政权的警察、士兵和民兵一枪未发？它的“利剑与盾牌”这次出了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克里姆林宫消极地放弃了社会主义政权，并对数十年的对手北约打开了大门，任其社会经济制度或许还包括军事力量进入这个地盘？为什么苏联上层放弃了中欧？即便是在1989年，平息公众抗议并不需要太大军力。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1981年用来对付团结工会的最强武器也不过是高压水枪。8年后在东德，蔓延至全国的示威游行者们是手无寸铁的。
这让我们注意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的改革是否真的有必要？如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领导人不是他，会实施根本不同的政策吗？是不是除了改革就别无出路？只有武断的决定论才会坚称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是因为他不得不出现。哪怕戈尔巴乔夫自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结果也可能有重大变化。戈尔巴乔夫取消了审查制度，西方学者因此不得不面对自己长久以来对苏联社会问题及其供需矛盾形成的谬见与自圆其说；而在此之前，学术界与当时政府对于苏联体制的意见又有多大的不同？“开放”与“改革”10余年后，我们已经很难再回忆起当时的看法。然而，如果像一些西方人最初所担心的，戈尔巴乔夫能够随意地操纵公众舆论（在见到戈尔巴乔夫之前，科尔总理将他的宣传手段和戈培尔相提并论），那么大多数西方的决策者与评论家都无法看到这些问题，它们将会被继续掩盖下去。狂热的里根派“冷战”主义者曾试图让人们注意到这些问题，但这反而削弱了它们在“公道的”学者与政治家眼中的重要性。与此相反，1980年塞韦林·比亚莱什等专家则在《时代》杂志上正告广大读者，苏联是第一个能同时提供“枪炮与黄油”的国家，它在生活水平与军事实力上都将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1984年，J·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以其经济学家权威的身份深信不疑地宣布，苏联的人均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一年后，社会主义者戴维·莱恩指出：
如果对公民而言，合法性在于心理上的认同……那么苏联的体制与西方的体制一样是“合法的”。对它的理解必须考虑到它自身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真正的”民主的。苏联政权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也不再需要用高压手段来维系自己……我们不应指望戈尔巴乔夫或苏联其他领导人作出激进的改变……这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府：它的决策没有受到（公开）质疑……它是一个被接纳的政府，它的程序和结构都为民众“理所当然地接受”，因此是合法的。有组织的政治异议分子很少公开露面，英美的共产主义者也是如此。
直到1990年，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杰里·霍夫也仍否定“苏联正在失控”的看法。他认为：
这种看法仅仅反映了1989年政治发展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并不是一种严肃的判断……这个国家将要四分五裂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人并没有经历过以语言为基础的种族骚乱，因此对苏联出现的现象有过度的反应……比较来看，在多民族国家中苏联是比较稳定的……1989年的动荡局势对戈尔巴乔夫很有利……也从经济上给他带来了好处。
这里采用以上引述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高见（事实正好相反），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西方那些可能的知情者共同采用的一种语言套路。
意识形态（及其理论专家）的末路
从某个角度来说，戈尔巴乔夫的举动让共产党内部大多数人都丧失了信仰，但用宗教信仰的类比来解释苏联共产党的失败其实是有误导性的。毕竟，共产党是一个由上百万平凡人构成的政党。
支持对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巨大的错误。鉴于西方长期以来都呼喊着口号，要求苏联解除对西方知识界意识形态的武装，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嘴上谈谈“趋同共存”是有利的，但如果付诸实施则无异于自杀。然而戈尔巴乔夫却将这作为其主要的政治论调。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言时提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70周年和即将到来的攻占巴士底狱200周年，他这样说道：
在很大程度上，这两场革命形成了目前仍然在社会意识领域中流行的思维方式……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因此必须制定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只有在人类的普遍利益下，进步才有可能实现……引导世界政治的也应该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观。
事实上，苏联体制的稳定从本质上要求与西方世界断绝接触。由于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相信苏联必须在西方标准下与之进行竞争，但又试图维持其固有的控制力，他们错误地实行了一系列的灾难性举措，动摇了原本停滞而稳定的基础，结果没有任何真正的收获。当然，列宁多次提到过，在重压之下，革命者最好的路线就是撤退到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但戈尔巴乔夫日益增长的压力却是自我施加的。苏联内部司空见惯的冷漠氛围或许会让政府觉得沮丧，但很少会导致政府垮台。
毫无疑问，1989年变化的真正动力来自体制的内部，尤其是来自秘密警察。戈尔巴乔夫与克格勃的关系已有详细的档案记载，而他欣赏的东欧改革者们都与克格勃有来往，或者直接沟通，或者通过自己的安全部门进行联络。比如，罗马尼亚的伊利埃斯库20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求学时期，就曾被招入克格勃，尽管他极力否认那时曾见过戈尔巴乔夫。另一位改革派共产党领袖汉斯·莫德罗，既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也是隐蔽在东德秘密警察中的大改革家马库斯·沃尔夫的密友。此外，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1989年11月17日在布拉格发生的关键性事件涉及到了一种典型的挑衅。由于不满分子无力挑起足够的不满情绪劝说共产党领导作出改变，秘密警察只能自己组织游行抗议。当然，许多学生受到临近民主德国事态的影响而参加了游行（这让人想起50年前那场反纳粹抗议游行）。但最主要的事件即所谓的“大屠杀”，其实是刻意上演的。学生马丁·施密德实际上并没死，而且他还是一名秘密警察便衣。他所谓的“被殴打致死”引发了后来布拉格的群众大游行和强硬派的倒台。
不过，多党民主制在操作上是有难度的。这也是斯大林偏爱人民民主的原因，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党派都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角色”，甚至连波兰和民主德国名义上独立的党派也不例外。不过在1989年，当突然有机会真正发挥作用时，这些“阵线党”就像匹诺曹一样活了过来。实际上，在多党选举的条件下，这些党派此前懒散消极的领袖们完全有理由扮演独立的角色，与共产党保持距离——从1989年3月苏联第一次差额选举、6月波兰大选，到第二年有争议的民意调查引发的骚动，也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到1989年秋天，事态已经很明显，仅仅将昂纳克及其亲密同伴撤职已经无法平息民主德国民众新发起的抗议活动。随着政府一步步退让，游行规模扩展至全国。昂纳克的倒台并没有促生一个成功的共产党改革派政府，而是令民众受到鼓舞最终推倒了柏林墙，连同这个国家。当改革进程威胁到沃尔夫·莫德罗集团实施伪民主体系的计划时，莫德罗开始设法将其他与秘密警察有关联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安排进政治决策层。律师、暗探格雷戈尔·居西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11月21日，莫德罗对秘密警察头子们说：“居西就属于等着我们调动的那种聪明人。”
不幸的是，所谓的这些“聪明人”无法胜任工作，至少民主德国的情况是这样。一旦政府产生动摇并开始玩起权谋政治，伪装和操纵就失去了作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沃尔夫都低估了民族主义与德国马克对民主德国人的双重吸引力。为了私利，这些想要操控大权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误，被接下来的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勃列日涅夫这只精明的老狐狸绝不会天真或过于自信地认为，克格勃在让人们获得自由后还能让他们对自己俯首帖耳。玩弄帝国命运最后却一无所获——这实在是种非常特别的政治智慧。
关于戈尔巴乔夫，公平而论，他的失策主要归因于他缺乏与现实的接触。最高领导人的光环与特权（尤以他在克里米亚半岛弗洛斯镇的豪华宅邸为代表），让他对苏联的现实一无所知，因此与西方领导人的接触并不能让他产生对自己的质疑。在他们的赞美与吹捧中，戈尔巴乔夫相信了自己的宣传——这是一个他之前的领导人从未犯过的错误。在几代领导人将苏联安全地领至超级大国的地位后，跃跃欲试的戈尔巴乔夫掌管了船舵，让苏联径直撞向了岩礁。
经济危机的政治
这么看来，部分原因或可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理想主义，但从来没有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能爬上中央政治局的最高位置。戈尔巴乔夫再三宣称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不仅表达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信念，而且也反映出他相信苏联必须继续扮演超级大国的角色。他一相情愿地认为苏联可以在技术能力上与美国竞争，这种想法促使他改变了自斯大林时期以来已被公认可靠的国内政权结构。西方仿马克思主义（Marxoid）学者坚持认为国内政策是政治的基本要素，但作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出于对国际地位的迷恋，公开指责国内的停滞状态对体制造成了威胁。克格勃里掌握了西方技术先进程度的顾问和专家也都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至少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会出现试图直接和苏联进行军事对抗的美国政府。事实上正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愿意看到苏联及其体制以一种不具威胁性的形式继续存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打破了停滞状态，却也让苏联失去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原本苏联可以不作什么努力就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获得有利位置。他对经济改革的狂热尝试实际上破坏与扭曲了苏联本身的经济结构，情况变得比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烂摊子更糟糕。
民主德国的经济在1989年崩溃了吗？简单地说，是，但这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回答的。当然，在损益的意义上，数年来民主德国一直在走下坡路。它努力获得硬通货来支付对西方债务的利息，经济方面日益艰难，但为应付西方银行承受的真正压力并非来自苏黎世或德雷斯顿的那些银行家，而是来自克里姆林宫。民主德国要从西方获得新的贷款并不困难。凯恩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假如一个人欠银行1000英镑无力偿还，他会有麻烦；而假如他欠银行100万英镑无力偿还，就轮到银行着急了。设想假如民主德国在硬通货债务上持一种“还不了，也不想还”的态度，西方的银行难道还会派出法警吗？显然，他们很可能会重新调整还贷计划并提供新的贷款，最坏的情况也就是把债务一笔勾销。实际上，民主德国在经济上感到的压力来自东方。戈尔巴乔夫想要终止数十年来对“小兄弟们”的慷慨资助。在1973年欧佩克第一次上涨油价后，苏联调整了对东欧阵营的能源价格，但仍然大大低于世界水平。跟东欧阵营内部贸易完全市场化的价格相比，苏联能源价格的上涨并没有让东欧国家过于为难。1989年之后，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发生了崩溃，这也展示了假如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他们会遭到的命运。
波兰和匈牙利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在1989年以前就已尝试了自由化经济改革的一些措施。1989年以后，它们就分道扬镳了。波兰采用了最为激进的休克疗法（尽管它并不像其推崇者所认为的那样无所不能），而匈牙利的私有化进程则相对平缓。1989年夏天，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赢得了选举，在此之前，尽管雅鲁泽尔斯基及其部长们想方设法奖励和刺激合作制企业和事实上的小型私有企业，但波兰经济仍然停滞不前。为了解除对波兰企业家的束缚，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尽管那些带头下海的人往往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已经拥有积累多年的资本和广大的人脉）。
不过在匈牙利，巨额的债务并没有随着1990年非共产党政府的当选而消失。1994年匈牙利共和党改革派重新执政后，债务仍然没有消失。匈牙利经济的人均负担仍然比墨西哥还要沉重；政府急于支付债务利息，无暇对少数几个盈利的国有部门进行私有化。但无论如何，匈牙利挺了过来。
市场希望苏联也能挺过来。尽管资本主义市场有其吸引力，但它会犯错，也的确出现过问题。不幸的是（在这里不太恰当地引用拉杰克的党“绝对正确”的声明），错误地顺应市场往往会比正确地反对它获利更大。当然，直到1988年，克里姆林宫首次发行的欧洲债券（10年后到期，利息仅为5%）还被全世界资本家争相收购。瑞士的金融规范机构对这个新商业伙伴相当有信心，竟没有按照惯例要求它公布债务和外汇储备的状况。而正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不顾稳定而发起的政治改革，引发了西方借贷者与潜在资助者对苏联的信心危机。
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坚持认为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不应再从苏联以廉价价格进口能源与原材料，而应在内部交易中实行硬通货结账体制。1989年之前，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在用可转换的卢布体系进行支付时，仍然能够不可思议地避免或消除讨厌的贸易不平衡。苏联领导人随即决定强行用美元取代卢布作为成员国之间的结账货币。这个决定的迅速和残酷让华沙条约组织各成员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事实上，在市场强令对各国造成全面影响之前，它们的政治体制已经瓦解了。新当选的民主政府不得不接手这个糟糕的局面。
苏联有必要执行这项措施吗？如果再次从纯粹的市场角度来看，这当然是有意义的。苏联对兄弟国家的资助，的确影响到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它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社会甚至经济的需要，而是有政治意图。由于经济资助和军事统治，东欧国家不得不紧密地依附苏联。实际上，它们的贫穷让苏联得以成功地维持其统治地位。假如它们成为市场化导向的国家，以世界通行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和能源，那么它们没有理由一定要从苏联那里购买。出于经济方面的许多考虑，它们会转向西方的供货商。
因此，苏联对苏维埃阵营国家经济实行改革的尝试将大大动摇现有的政权。东欧那些曾是苏联附属国的国家抵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让他愤恨不平。而实际上，对于是什么在维系着苏维埃阵营这个问题，昂纳克和齐奥赛斯库的认识远比这个斯塔夫罗波尔新贵清醒。苏维埃阵营中一些小成员国的领导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还是小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了，所以论事理，他们更明白。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激怒了戈尔巴乔夫。而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直系继承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的阐释者，而他实际上正在一一清除他们留下的遗产。
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集团已造成政权出现瓦解的危险，当他的一些同志试图阻止它陷入混乱局面时，为时已晚。在被监禁释放后，戈尔巴乔夫的举止表现出他本人的幼稚。他没有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样通过大肆进攻已奄奄一息的苏联共产党来挽回自己的地位，而是大谈共产党在社会重建中的作用。这些尴尬的言论只是证明了他是多么不切实际，而只有西方才把他当回事。
改革加速了苏联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衰退。戈尔巴乔夫的“破坏”效应使得苏联那些原本还能自行发展的经济领域也遭到破坏，至于提高苏联经济能力以便在高科技方面进行竞争就更不用提了。苏联经济原有的能源与原材料基地在1985年令人惋惜地遭遇了管理不善、浪费和偷窃的命运。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破裂（人为因素和生态灾难共同导致）在那几年屡见不鲜。即使是曾经的苏联体制对于这些方面也不可能如此漫不经心。（斯大林的确不关心计划与工程的人力成本，但他并不喜欢浪费物质资源。只有在社会失序时，才会灾难性地大量出现对基础设施的漠视。）
尤其从1991年开始，苏联的原材料（比如有色金属）及石油、天然气资源遭到了大肆开采，从前的国家管理者在一场对资产史无前例的大肆倒卖中，中饱私囊，贿赂自己的政治后台。这种行为导致世界市场上这类产品的价格直线下跌，而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们无暇填写纳税申报单，国家的生存面临危机。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税基不稳，而被大肆倒卖的又都是不可恢复性的资产，生存危机的出现是必然的。尽管人们常常把前苏联资产倒卖的资本主义阶段与美国一个世纪前的“强盗式资本主义”阶段进行比较，但实际上前苏联对资产的廉价售卖与19世纪晚期石油大亨与铁路巨头们对管道、铁路和钢厂的全面建设有着明显的差别。后苏联时期的原材料商人其实是在自掘坟墓。
改革与“休克疗法”只是毁了苏联的资产基底和基础设施。它们是否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仍待商榷。但是，与斯大林经济模式导致的贫穷经济不同，改革后的经济甚至不足以产生支持政权的力量。僵化的体制也许并不理想，但对于苏联而言确实比改革更有好处。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它的致命性被夸大了。作为一个足以支持政治与军事实力发展的体制，它仍然在发挥作用。当然，它是否能够让苏联在高端武器方面与西方进行长期的竞争，这还很值得怀疑；但即使在中期，西方国家也不太可能考验苏联的防御能力。不管怎么说，国家控制下的原材料及能源出口将为苏联非法购买技术、保证特权阶层的奢侈生活等传统的做法提供资金。假如每年都有17亿美元流入西方的银行账户和房地产而不会再回到苏联，即便不那么大规模地抛售流动资产，也能提供足够资金来维持苏联内部的稳定。
苏联的瓦解并不是因为客观的经济规范，而是由于苏联领导人的错误分析与期望。国外引发的狂热无疑滋长了这位总书记的自大情绪：假如资本家们能被我感动，集体农庄的农民当然也会被我说服！
西方对苏联瓦解的反应
西方对南斯拉夫解体、俄罗斯进攻车臣的反应说明，苏维埃集团如果仍然存在，欧洲或美国的政府未必会觉得有多遗憾。
正如1991年夏天布什总统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蹩脚演讲《基辅鸡》中指出的，美国并不希望苏联消失。他在演讲中用了“苏维埃民族”一词，还反复抨击“自杀式民族主义”对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造成的威胁，连乌克兰共产党代表也感到莫名其妙。同时，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三世也一如既往地声明美国绝不会承认脱离后的斯洛文尼亚或克罗地亚。可以说，布什就像共产主义终结时期的梅特涅。他和19世纪的梅特涅一样，努力地维护一个遭到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攻击围攻的旧秩序；也像梅特涅一样，这番努力以失败告终。
撇开撒切尔时期的英国不谈（此后的首相梅杰在政策上有所变化），布什的欧洲盟友同样希望看到欧洲能继续保持“冷战”时期的秩序。1989年10月，据说是科尔（联邦德国总理）最亲密盟友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仍然坚持认为：“那些讨论重新统一德国的人其实一无所知。苏联绝不会接受德国的统一，因为这会导致华沙条约的终结。你们能想象那种局面吗？民主德国就和普鲁士一样。它绝不接受巴伐利亚的玩笑。”在11月27日，即柏林墙倒18天后，科尔对于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发表了言辞谨慎的演讲，此时密特朗仍然希望克里姆林宫能阻止德国统一：“戈尔巴乔夫会非常愤怒。他绝不会接受。不可能！我不需要亲自反对，苏联人会替我做到这一点的。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德国……”密特朗对于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同样也持有敌意。1991年，以他为首的法国政府仍然拒绝承认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在访问欧洲议会时还遭到了让–皮埃尔·科特的训斥，而欧洲议会主席巴龙·克雷斯波则郑重告诉他：“我们宁愿要戈尔巴乔夫。”当然，这些都发生在无武装立陶宛人在维尔纽斯电视塔被屠杀之后，俄罗斯军队在巴库杀死几十个平民的不久之前。1991年8月爆发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此后密特朗在电视上表示，“暴动在第一阶段取得了成功”。他继续提到了“新苏维埃当局”。（当然，后来当叶利钦主使坦克攻击国家杜马或车臣时，西方对他十分关注，急切希望道义上的反击不会削弱他的地位。）
和密特朗一样，欧洲其他的政府首脑都希望由苏联来阻止德国的重新统一，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武力。比如，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就反对两德重新统一，并主张将坦克开上街道（“有时它们是必要的”）以碾碎维尔纽斯和别的地方那些反苏维埃的游行者。只有撒切尔夫人表现出一定的民主原则，对重新统一表示遗憾，但对柏林墙的垮塌表示欢迎。
科尔总理或许会发现，就在自己家门口发生了难以处理的大屠杀，不过他的反对者无疑会被驳斥得哑口无言——民主德国示威者正威胁着原已缓和的局面，而且正唤醒新纳粹主义对统一德国的怀念情绪。科尔在重建柏林墙之前也许不得不说点大话来应付局面。当然，社会民主党和西德上层知识分子会支持一切镇压莱比锡示威者的行为，将已习以为常的、不可打破的缓和局面维持下去。毕竟直到1989年，由于民主德国成立了自己的（非法的）社会民主党，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才开始表示支持，并且开始小心翼翼地与他们在民主德国的“同志”联合办报和举行会议。
在联邦德国，并不存在严肃的政治势力鼓吹重新统一。绿党反对统一。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口头上也不会提及这个理想。自由民主党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他们的联合伙伴基督教民主党，因为抢先诱使昂纳克在1987年9月访问联邦德国而扬扬得意，这是勃兰特和施密特没做到也没有勇气去做的事。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世界报》在1989年夏天不再坚持拒不承认民主德国的态度（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并终于放弃了在提到民主德国时总是加上引号的做法。无论是谁在努力推动德国的统一，都不会是联邦德国。
联邦德国是一个彻底“被渗透”的社会。马库斯·沃尔夫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不仅遍布波恩，而且还渗入到了联邦德国经济和文化的核心部门。从总理办公大楼里的秘书到媒体的舆论制造者，四处都是国家安全局的耳目，有必要时还会出动喉舌。如果将安全局在联邦德国的内线全部列出来，其厚度不亚于波恩的电话号码簿，其中有不少是值得一提的。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后来的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的床头电话，就被装上了窃听器。20世纪80年代伊始，弗利克丑闻给联邦德国政治带来一场巨震：据发现，当时政界的许多重要政治家都从弗利克公司商行收取了现金，而发放现金的核心人物是阿道夫·坎特，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同时还为国家安全局工作。
维利·勃兰特直到1989年9月仍然对德国重新统一不予考虑，认为这是联邦德国“活生生的谎言”。1989年1月，西柏林新市长瓦尔特·蒙佩尔声称，重新统一的问题不再重要。他在与民主德国官员私下会谈时认为，西柏林人对柏林墙最大的不满是禁止他们带着宠物狗去参观民主德国的首都。总是亲切待人的昂纳克删除了他所谓“反法西斯防护壁垒”中的这条太让人讨厌的规定。一个月后，昂纳克的边防卫兵射杀了克里斯·格弗罗伊，就像射杀一条狗一样——这是柏林墙的最后一个牺牲品。
在德国，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对波兰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情绪。1985年，勃兰特拒绝会见瓦文萨（尽管他邀请了波兰共产党总理拉克夫斯基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由于稳定的局势让联邦德国人日益心宽体胖，德国总理科尔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这种稳定的波兰民众运动。1985年，他告诉密特朗：“我们将不得不帮助雅鲁泽尔斯基。如果他下台，事情会更糟糕。波兰人总是眼大胃口小，抱着不切实际的野心。”
如果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纳兹真的认为“德国问题不解决”欧洲就无法建立任何正常关系，并由此设想德国重新得到统一，那么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扇联邦德国政府中大多数人希望永久关闭的大门。尽管1990年科尔很高兴地接受了戈尔巴乔夫奉送的统一，但他一直以来都认为统一是无法实现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科尔在谈判时很注重与对方有个人感情的交流与接触。撇开他的大块头身材不提的话，他的确与德国主张统一的第一人很不一样：俾斯麦对于国外的政治家绝不会有科尔那样的小资产阶级情绪。1994年12月，在叶利钦向车臣发起进攻后，科尔对叶利钦面临国内危机表示出真实的同情。我们无法想象俾斯麦（或阿登纳）也这样做。此后，科尔对联邦议会说：“对于能和叶利钦建立友好关系，我很骄傲。如果在朋友遭受危难时我拒绝帮助他，我这个人会多么可悲……即使叶利钦犯了错，我也不会现在与他断交。”如果昂纳克的部队在几个月后打垮了反对者，这位1989年6月造访联邦德国并让许多西德人不安的“戈尔比”[1]还会遭到彻底反对吗？当然戈尔巴乔夫到时候可以“装聋作哑”。（很奇怪的是，里根在危机出现时的困倦状态被视为不称职，但1989年4月9日，当戈尔巴乔夫的特种部队在第比利斯杀人时，他的昏昏欲睡却被认为更加体现出他的仁慈。）而且，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应付桀骜不驯的臣民时遇到了“麻烦”，科尔会不会拒绝像1994年12月支持（派出坦克和战略轰炸机的）叶利钦那样向他表示支持？我们只需想到，当1993年10月叶利钦猛烈炮轰国家杜马中（尽管是左翼）的对手时，西方别国对此表现十分欣喜。炮轰刚一结束，克林顿就致电叶利钦表示热情的赞誉：“你变得更强更厉害了。”
西方人接受了这个观点：只有专制政府的改革才能在苏联人的社会中取得成效。苏联人注意到了他们观念改变的速度。当1991年8月爆发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时，苏联议员加林娜·斯塔洛维托娃正在英国。正如她看到的，“第一天，密特朗和科尔乃至整个西方的反应都是见风使舵的。政变一开始我就受到劝告（不过不是来自撒切尔夫人），应该再观望一阵，看看苏联人民是否接受这场政变”。斯塔洛维托娃感觉到西方领导人无法想象一个民主的俄罗斯，更不必提一个解体的苏联：
他们也希望苏联出现一种强势的统治。他们认为，西方需要稳定，害怕苏联的瓦解。
除了里根和撒切尔，西方其他国家的统治阶层并非由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产主义者构成。正好相反，1989年，里根已不再是总统。而如果1987年戈尔巴乔夫没有出于同情地邀请撒切尔夫人访问莫斯科，或许她的执政生涯也不会延续至1990年。或许尼尔·金诺克会就此上台。他在1989年11月仍然急切地希望，“如果有必要，应该秘密地”与继昂纳克之后担任民主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埃贡·克伦兹达成协议。克伦兹在政治态度上更为温和，很有张伯伦式托利党人的风格（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1] 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的昵称。——译者注
最后的石油危机
苏联危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石油价格的猛跌。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旨在安抚人心，并鼓舞油价的下跌。然而，苏联的石油收入也因此大幅减少。这种政策背离了苏联大国利益的要求，也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局势中的各种可能。
设想一下：假如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时得到了坐拥核武器且仍然好战的克里姆林宫的默许，情况会怎样？如果戈尔巴乔夫支持联合国对巴格达的制裁，要让科林·鲍威尔将军去支持一场针对伊拉克的常规战争就会相当困难。美国是否会冒着核战争风险将萨巴赫王室从被强制退隐的危机中拯救出来送往它在西方的豪宅？即便里根1988年连任到期后美国仍然维持其军事上的开支，布什（或杜卡基斯）会冒核灾难的风险阻止萨达姆控制中东石油储备的最大份额吗？这是极不可能的。我们要记得，1991年1月参议院在对沙漠风暴行动进行投票时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多么接近。在战略条件不利的情况下，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这样的灾难先知一定会至少再投出三票，从而坚持制裁决议。
即便作如此的推断，也不能充分揭示这个可能性背后的意义。假如里根政府执政8年来的万亿美元赤字没有导致苏联在裁军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会怎样？事实上，通过在坦克和SS-20中程导弹上大把投入资源，苏联的军工企业原本可以度过20世纪80年代——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苏联解体后，大量的资本流出说明它仍然拥有充足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从此都变成现金流入了西方的银行。如果联邦赤字和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同时又没有任何地缘政治成果加以平衡，我们很难想象公众会支持布什或另一个共和党人成为里根的继任者。或许到1990年夏季中旬，美国军事会开始经历一轮后里根时代的国防开支削减。由于苏联仍然存在的威胁，美国不会冒险将军队、坦克和飞机从西德调往海湾（它在1990年就是这么做的）。美国军队很可能没有充分的物资储备在与萨达姆作战的同时保护北约。对以色列介入的反对声至少会像在1991年时那样强烈。谁会想此时再对阿拉伯世界全面宣战呢？
海湾战争有可能会被拖得更久一些。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高涨则会有利于苏联经济的稳定。为了开采传闻中苏联拥有的石油、天然气，西方的一些石油公司很有可能会毕恭毕敬地请求克里姆林宫允许在里海或哈萨克斯坦地区建立合资企业。而为了避开萨达姆在中东地区对石油资源的钳制，西方也许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苏联的能源——甚至还要提供管道技术。尽管1981年波兰颁布的军事管制法引起了美国的抗议，但德国人因已达成协议的缘故，必须通过一条从西伯利亚经过波兰的、由苏联共青团志愿者与其他劳动者铺设的管道进口天然气。为什么石油的输送不能使用这同一个管道？谁会拒绝这样一个既能在欧洲建立合作关系，又能避开中东紧张局势的机会呢？
苏联的普通公民们自然会穷困潦倒，甚至人均寿命也会下降。不过，他们虽然没从1985年或1991年开始的改革中获得什么好处，但也没有反抗的意图。财政收入的增加至少可以让克里姆林宫满足上流社会对西方消费品的渴求。特权阶层的几百万成员可以获得来自西方的新型录像机、微波炉和汽车，甚至还有一些时髦的服装。更高级的酒（清教徒式的戈尔巴乔夫试图在招待会上全面禁止的东西）则会给苏联的每一处国有别墅增光添彩。事实上从经济角度看，一个新苏联政府更有可能站住脚，这恰恰是因为世界各地局势如它所希望的正日益紧张。石油、天然气和黄金价格会飞速上涨，苏联的外汇收入也会水涨船高。如此一来，它就能充分保证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间谍活动与对兄弟国家的资助。
戈尔巴乔夫认为紧张局势趋缓是符合苏联利益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只有在“两个阵营”的世界格局下，苏联经济这个奇特的生物才可能生存下来。一旦外部压力（这种压力有可能是自发产生的）消失，苏联的新陈代谢就会受到致命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走得更远，并且，在80年代中期当西方舆论与大学中盛行单边主义时，他事实上是减轻了西方统治阶层的压力。下一代西方领导者长期以来都受反里根、反撒切尔思想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和平主义与核恐慌情绪，终于要达到它们的目的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内部变化而走向了瓦解，使得西方知识界大多数人承认，右翼势力对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大都是正确的。假如柏林墙没有倒塌，至少还要再过30年，西方领导人才会注意到苏联在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衰落。
假如苏联共产主义能一直存活到20世纪90年代，就能正好碰上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再次出现的经济低迷，或者还会碰上萨达姆·侯赛因在这些年里可能赢取的胜利。事实上，当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突然衰弱乃至消亡时，人们已经预料到了西方的成功。假如苏联维系住了那种长久以来迷惑和欺骗西方决策者的强力外表，在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纠纷是苏联不能挑起的呢？谁又能自信地认为它的策略不会成功？
苏联的瓦解并不是由那只操纵历史经济力量的幕后黑手预先决定的。这是一场教科书绝不会提及的激烈竞争。假如苏联还在，各种各样的苏联问题专家和历史学家仍可能会说：“我们告诉过你会这样。”
后记
虚拟的历史：1646~1996年
尼尔·弗格森
在詹姆斯三世1701年9月登位的3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很容易为此后的现代历史而沾沾自喜。用“事后诸葛”这面透镜来回观过去，我们常常会禁不住假设斯图亚特王朝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在17世纪，它成功地抵挡了在欧洲其他地区造成许多动乱的宗教、政治风暴。我们也许可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詹姆斯三世，或许更多的归功于他的祖父查理一世。但历史决定论认为他们的功绩都已预先注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绝不应该低估偶然性与机遇（亦即数学家们所说的“随机行为”）的作用。
比如，假如我们再回溯得久远一点——1639年6月查理一世在邓斯洛战役中战胜了苏格兰誓约派，我们会明显看到斯图亚特胜利的偶然性。事后诸葛的聪明再加上对历史的研究，我们知道查理的军队比特维德河对岸的苏格兰军队规模更大，装备供应也更充分。我们也知道国王在邓斯洛的胜利对于誓约派、苏格兰议会和苏格兰教会都意味着致命的打击。然而，查理的指挥官们并不像现在的我们这样对此了解得如此清楚。正如约翰·亚当森指出的，在初次面对莱斯利的苏格兰军队时，霍兰伯爵强烈地希望撤退。
当然，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提反事实假设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们不妨冒险一试。假如查理在关键时刻退缩并和苏格兰达成某种协议会怎样？似乎很明显的一点是，他因此将陷入一个多世纪以来王权所面临的最尖锐的政治危机。他不仅将受制于一个好战的教会与顽固的爱丁堡教会，还会让他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反对者暗中叫好。
当然，在对历史的回溯中，我们知道在查理父亲统治时期制造不少麻烦的那些老清教徒到了17世纪40年代已经所剩无几。曾在17世纪30年代反对查理财政政策的法官们也已经70多岁。但假如查理在1639年没有战胜而归，（我们还可以合理地假设）并贬黜了那些应对这次远征负责的人，或许那些老人们还有时间对他进行最后一次责难。对“教皇的阴谋”的恐惧实际上是危言耸听，并且很快就在三十年战争于1648年接近尾声时消失了。但这种恐惧的顶峰出现在1639~1640年，当时天主教看上去在欧洲大陆很有可能赢得胜利。而且，反对征收造船费的律师们会抓住查理撤军的机会，再次发起抗议，反对不经议会同意提高税收的做法。即使一枪未发，远征苏格兰的耗费也会超过财政部的预期。当然，假如查理能够依靠伦敦的贷款来支付这次失败的远征所耗费的额外成本，问题可能就不那么棘手了。不过，如果在苏格兰失败了，查理与伦敦的关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他只有两条路：要么重新召集议会，要么放弃个人统治。
对任何一个持历史决定论观点的人来说，这种退让的结果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早已习惯地认为斯图亚特王朝成功地压制了清教徒与柯克在法律上的保守主义。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查理能安然渡过苏格兰危机，使自己的统治又延续了20年，其间维持了国内的宽容氛围和对外的和平关系（这使得人们将这个时代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正相反，假如他在苏格兰失败，就将导致爱尔兰也出现类似的统治危机。一些作者甚至提出，这也许会导致在17世纪40年代爆发一场成熟的议会反抗，并使得英国陷入血腥的内战（在此前几十年里，欧洲一直在受到这种内战的折磨）。假如个人统治的反对者能够通过议会的形式找到了表达不满的平台，查理的哪个大臣将首当其冲遭到他们的攻击不言而喻，那就是大主教劳德和斯特拉福德伯爵。我们甚至还可以想象，王室与议会目标的冲突也有可能导致彻底的反叛。
有时被误称为“斯图亚特专制主义”的结果已经引发了人们很多讨论。政府的批评者们（尤其是北美那些保守的清教徒殖民者）声称，威斯敏斯特议会的相对衰弱标志了“自由”在英国的终结，他们也不厌其烦地（错误地）预言劳德有一天会再次把“教皇制度”引入国教。不过，恰恰是因为“君临议会”这个刻板的权威教条的式微，让斯图亚特家族能够有效地处理18世纪扩张时必然出现的政治“过分扩张”问题。斯图亚特政体与哈布斯堡并无很大不同，事实上，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相比，它的体制相对松散很多。尽管17世纪40年代的老一代人满心忧虑，但查理的儿子即位后并不反对伦敦、爱丁堡和都柏林的议会渐渐增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