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 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 迈克尔·伯利第七章 斯大林：战争还是和平 假如“冷战”被避免会怎样？ 乔纳森·哈斯拉姆第八章 “卡梅洛特”的继续 假如约翰·F·肯尼迪还活着会怎样？ 黛安娜·孔兹
第九章 没有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 假如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瓦解会怎样？ 马克·阿尔蒙德
后记
致谢
撰稿人简介
导言
虚拟的历史：有关过去的一种“混沌”理论
尼尔·弗格森
过去的历史……是一种“存在的混沌”，永远鲜活，永远在运动。从它那不计其数的结构要素中，浮现出一个个朦胧的形状。……历史学家所要描述并加以科学测量的……就是这样的“混沌”！
——托马斯·卡莱尔
没有哪段历史享有特权……历史有无数的可能性，它们都是有根有据的……每时每刻，不管你认为是多么短暂的一瞬，事件的进展都会像一棵生出两根树枝的树一样在分叉。
——安德烈·莫鲁瓦
历史研究的不朽成就在于一种历史感——敏锐地洞察出事情怎样才不会发生。
——刘易斯·内米尔
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将自己置于过去的某个点——在这个点上，已知的各种因素似乎会导致多种不同的结果。如果他谈及萨拉米斯，就应该想到波斯人原本会赢得这场战役；如果他谈及雾月政变，波拿巴是否会遭受耻辱的失败对他来说就应该还是个未知数。
——约翰·赫伊津哈
假如没有爆发英国内战，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革命，假如爱尔兰没有分裂，假如英国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如希特勒没有进攻英国，假如希特勒战胜了苏联，假如苏联赢了冷战，假如肯尼迪没有遇刺，假如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反对这类假设（或者说“反事实”提问）的理由很简单：何必要问这种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那些压根儿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懊恼，“事后诸葛”不过空谈而已（至于杞人忧天则更没有意义了）。
针对这种质问的回答之一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会不停地这样提问。假如我注意限速或者没有醉驾会怎样？假如我没有邂逅现在的妻子（或丈夫）会怎样？假如我下注的不是这匹马而是获胜的“红朗姆”会怎样？我们似乎很难不去想象另外一种场景：要是这样做了或没这样做，会有怎样不同的结局……我们会去想象，假如自己没有犯这个错会怎样，或者假如自己未能避免某个险些出现的错误又会怎样。其实，不能简单地认为有这些想法是做白日梦。我们当然知道时间不可能倒退，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但反事实地设想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学习。因为在作出有关未来的决定时，想象不同行为的可能结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的基础。所以，分析和比较已发生事件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确是有意义的。
好莱坞不厌其烦地用语法学家们所说的“虚拟条件”（没有X，就不可能有Y）来吸引观众。在弗兰克·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中，吉米·斯图瓦特的守卫天使在他接近死亡的边缘时拉住他，让他看看如果自己没有出现，这个世界（至少他的家乡）会是多么糟糕。《时光倒流未嫁时》（Peggy Sue Got Married）以凯瑟琳·特纳步入中年后对婚姻对象选择的懊悔为中心展开故事的叙述；而在《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迈克尔·J·福克斯难以抵抗回到过去的诱惑，差点儿糊里糊涂地让未来会成为自己母亲的洛莲爱上自己而离开父亲乔治。克里斯托夫·里夫版的《超人》里，在地震中痛失女友的超人让时间逆转，将她从“未来”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而就在前一秒他和观众才刚刚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发生。科幻小说作家们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样的幻想。例如，在约翰·温德汉姆的《随机寻找》（Random Quest）一书中，物理学家科林·特拉福德被投入与现实世界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身处其中的特拉福德发现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娘娘腔，喜欢虐待妻子。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在雷·布莱佩利的笔下，一个时间旅行者返回史前时代不慎踩死一只蝴蝶，结果导致整个世界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当然，就学术研究来看，好莱坞和科幻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不过，这类主题也吸引了一些相当有名的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其德文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中，对人类的反事实思考倾向有大段思考：
如果存在所谓的现实性（谁都不会怀疑这一点），那么就必然存在可能性。任何一个能够感知到可能性的人都不会说某事已发生、将要发生或必然发生。他会略作思索，然后说某件事可能会或应该会发生。如果有人告诉他某件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他会想：嗯，好吧，不过这事也大有其他可能。所以，对可能性的感知完全可以定义为思考事情发展的潜在可能、平等看待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能力……（因为）可能性还包括……上帝未曾显露的意图。一种可能的经验或真理并不等同于现实的经验或真理减去其“真实值”……在推崇可能性的人看来，可能性是一种神性的体现，饱含激情与崇高的精神，是对乌托邦式理想的执著，从不在现实面前屈服，现实反而……更像是一种虚构。
不过，正如穆齐尔提到的，总还是有人质疑这种对可能性的推崇：
很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倾向的结果常常会让别人的喜好与禁忌都显得不合理，甚至连是非判断都显得不重要了。据说这些可能论者活在一个更精致的网络里，朦胧的幻想、想象、假设无处不在。一旦这种倾向在孩子身上有所表现，人们立刻就会想方设法地去消除它。当具有这种倾向的人出现时，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疯子、胆小鬼、自大狂、吹毛求疵者或者幻想成癖。当需要对这些可怜的傻瓜表示赞赏时，人们有时候会管他们叫理想主义者。
这番话可以说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几代历史学家的态度，用E·H·卡尔（英国史学家）充满轻蔑口吻的话来说，“反事实”的历史不过是种无关痛痒的室内游戏、海阔天空的侃大山而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那些以“如果……”开头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去思考“可能会发生什么”就等同于认可“坏国王约翰”或“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之类的历史理论，而且表现的是一种失败者的心态：
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遭受了这样那样的痛苦……他们希望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对；当他们阅读历史时，这种情绪表现为恣意想象那些更合他们心意的事件的发生……这纯然只是情绪化与非历史的反应……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如果正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低谷而非高峰，强调历史偶然性的理论就会盛行。这好比在成绩不好的学生看来，考试就是一场赌博，得分全凭运气……历史……是人类所作所为的记录，它并不会浪费笔墨在人类没有做或未做到的事情上……历史学家关心的是那些成就了某件事的人。
在职业历史学家那里，仍然相当普遍地弥漫着对“反事实”观点的敌意。E·P·汤普森甚至将“反事实虚构”看做是“非历史的废话”而不予理会。
可以肯定，即使像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与汤普森等人那样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决定论”，也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称自己为“决定论者”。持历史决定论的人认为一切事件都以某种方式被预先安排了，所以已经发生的事件原本就必然发生。这与相信狭义因果论有重要区别。因果论者认为因果关系呈链性或线性发展，任何事件都是其“命定”前因的唯一可能的后果。但不是所有的因果论者都像19世纪的许多决定论者那样，认为历史或者事件的发生都有一种目的或有特定意义的指向。宗教历史学家、唯物论者和观念论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不同。宗教历史学家将事件的最终原因（但不必然是唯一原因）归结到神身上；唯物论者通过类似或派生于自然科学的术语来理解历史（比如普遍法则）；而对观念论者来说，过去的“思想”通过历史学家的想象向一种可理解的（常常是目的论的）结构转化，这便是历史。尽管如此，他们超越了这些分歧达成一个共识，都从根本上拒绝以“假如……”开头的假设性问题。
贝奈戴托·克罗齐是卡尔和汤普森等唯物决定论者的老对手，但他同样也毫不含糊地攻击了反事实问题的“荒谬性”：
当我们对某个事实进行判断时，应该以既定事实为依据，不能有无端的想象……为了排除那些不合理的“假设性条件”，我们必须一再重申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要禁止……反历史和反逻辑的“假设”。这种“假设”武断地将历史进程划分为必然事实与偶然事实……它还将一个故事中的事件划为必然事件与偶然事件。人们必须在心里排除掉偶然事件，以便更清楚地了解若没有偶然事件的干扰，必然事件会怎样自行发展。这是一种游戏，我们闲来无事时总是乐此不疲，我们会思考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碰到某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在这类想象中，我们轻松愉快地把自己看成了某种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的因素，而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我们的确已经碰到这个人，经历了、遗憾了、幻想了，才让此时的思考成为可能……如果我们要认真充分地去探究这个现实，游戏很快就玩不下去了……尝试在历史领域玩这类游戏很不合适，会得出荒谬的、完全站不住脚的结论。
对反事实主义抨击最为激烈的是英国观念论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在他看来，当历史学家“通过某种思想实验、像思考确定的史实一样来思考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就已经脱离了历史的思维轨道”。
如果圣保罗在朋友们把他从大马士革的城墙上放下来之前就被抓住并杀害，很有可能基督教就无法成为我们文明的中心。这么说基督教的传播就得归功于圣保罗的逃跑了……一旦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些事件就立刻不再是历史事件，如此不仅让历史变得乱七八糟、处处疑点，而且完全是对历史的背弃……必然事件和偶然事件之间……有何区别根本不属于历史的思考范畴，这完全是科学对历史世界的野蛮介入。
奥克肖特继续说道：
历史的问题从来不去关心什么事情必然发生或什么事情原本可能会发生，而只是关心那些有事实证据证明的确发生了的事情。如果美洲殖民地问题发生时任英格兰国王的是乔治三世，或许战争压根儿就不会爆发；但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乔治三世有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改变事件的“自然”进程，就是企图罔顾历史以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人们从未要求历史学家去思考在不同情境下会发生怎样不同的事情。
因此，用奥克肖特的话来说，想象事件可能会怎样发展是“一个纯粹的神话，一种肆意过度的想象”。这应该是他与卡尔、汤普森能达成共识的少数观点之一。
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都对反事实主义怀有强烈的敌意，这部分说明了为什么通常是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来回答我在开始列出的反事实问题。比如，罗伯特·哈里斯出版的侦探小说《祖国》就将故事背景设想为纳粹胜利20年以后的欧洲。随着这类书的流行，反事实问题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研究。但这本小说遵从的仍然是传统的惊险故事模式，无法摆脱虚构性，也就自然削弱了故事背景的历史可信度。在作者笔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胜利并非一场险些成为现实的、多亏无数人牺牲才得以避免的灾难，而是作为一种华丽的背景刺激人们的神经，以便打发候车室里无聊的时光。还有很多小说都基于此类反事实的历史假设：金斯利·埃米斯的《变化》（Alteration）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小说中抹掉了英国的宗教改革。但此类书和那些“未来学”的著作一样和历史没有太大关系。伦敦图书馆在收录与未来学相关的书籍时，礼貌地将其归为“想象的历史”。未来学家们会猜想我们目前面对的诸多可能究竟有哪些在未来会实现，而他们的猜想与预测是基于对过去事件走向的推演。不过，就这些著作的准确性来说，真需要有所判断时，他们可能还会去参考占星术或塔罗牌。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严肃的历史学家敢于去解决（或者至少是提出）反事实问题。吉本总是会着迷于某段历史发展的细节处，偶尔也允许自己以明显的反事实方式来写作。例如，他曾假设公元733年查理·马特尔没有战胜萨拉森人会发生什么，并有这样一段简短的描述：
胜利的行军路线从直布罗陀巨岩延至卢瓦尔河岸，增加了1000多英里；同样的距离也能把萨拉森人带到波兰的边界和苏格兰高地；比起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莱茵河的航运条件也不差，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不经海战就能驶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话，也许现在牛津大学的教学内容就是《古兰经》，也许还要在讲坛上向行过割礼的学生们讲解穆罕默德启示的神圣性与真理性。
当然，这只是一段有着讽刺意味的题外话，吉本以此调侃自己曾就读的大学没教给自己什么知识。相比之下，法国作家查理·勒努维耶则更有抱负。他的著作《架空历史：历史的乌托邦》（恰好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面世100年后出版）完全是一部“关于欧洲文明并未出现却极可能产生的发展的虚构历史作品”。勒努维耶称自己“好比是研究历史的斯维登堡[1]——一个总是幻想过去的空想家”，并且还称自己的作品是“事实与想象的混合物”。《架空历史》作为一位17世纪反决定论者的自白书，被后人不断地传承与补充，书中主要的反事实假设与吉本如出一辙。由于马可·奥勒留统治末期历史发展的微妙变化，基督教没能在西方确立地位，而只是在东方扎下了根。西方世界因此又延续了1000年的古典文明。当基督教最终进入西方时，它仅仅是世俗欧洲所包容的众多宗教之一。可以想见，勒努维耶如此的开明让这本书给了教权主义重重的一击。
1907年，也就是《架空历史》第二版面世6年以后，爱德华时代一位文采斐然的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应《威斯敏斯特报》编辑的建议）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中获胜”。和吉本一样，特里维廉对过去的另类假设让人更感到沮丧而非鼓舞。拿破仑获胜后，征服了欧洲，英国由此又走上了“专政与愚民主义的老路”。拜伦领导的革命被残酷镇压，一群年轻的激进分子被驱赶至南美洲潘帕斯草原，在那里为自由而战。拿破仑这位“旧制度与民主自由的敌人”最终在1836年死去。总之，没有滑铁卢战役便没有辉格党的历史。
尽管特里维廉有这样的尝试，许多严肃的历史学家还是不愿意在这种研究方式上下工夫。25年后，当J·C·斯夸尔汇编类似的反事实文章时，撰稿的11位作者也多是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斯夸尔的《假如事情并没这样发生》完全是一副自我贬低的基调，连副标题都是“堕入想象的历史”。斯夸尔在一开始就承认，作者们并非是“在同样的现实基础上写作，他们中有些人在文中融进了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臆测”；他们的有些想象让他想起了约翰逊的话：“一个人不必在墓志铭中发誓。”不幸的是，斯夸尔所写的导言自身就像是这本书的“墓志铭”。反事实历史“没什么用处，也没人想知道”，他最后的结论听上去充满了挫败感。也难怪这本书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斯夸尔的书是否让一代人不再相信反事实历史的概念了呢？对于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历史学家将反事实假设看成仅供消遣的游戏，书中个别文章也确实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菲利普·圭达拉在《假如摩尔人在西班牙赢得胜利》中反事实地假设了1491年西班牙在兰哈龙战败，此后格拉纳达这个伊斯兰王国在阿拉伯人领导的文艺复兴中成为中心，并在18世纪发展为一个帝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迪斯雷利最后成了格拉纳达的重臣。）G·K·切斯特顿的想象也很怪诞：“假如奥地利的唐·约翰（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异母兄弟）娶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会有怎样的历史？”这成了一则反宗教改革的传奇。这对王室夫妇携手合力让加尔文教在苏格兰销声匿迹，随后两人继承了英国王位，宗教改革也因此变得遥遥无期。H·A·L·费希尔在《假如拿破仑逃往美洲》一文中想象的是波拿巴横渡大西洋，会同玻利瓦尔的军队从天主教会和君主制度中解救了拉丁美洲（而不是一味地想要成为柏勒洛丰[2]）。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假如拜伦成为希腊国王》的想象则更离谱。拜伦于1824年因染热病死于米索朗基，但这篇文章却让拜伦死里逃生，最后还变成了怕老婆、日益昏庸的希腊国王——乔治一世（1830~1854），读来很是别扭。（比如，在尼科尔森的笔下，拜伦最不朽的功绩是“弄走雅典卫城顶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原地仿造了一所纽斯塔德修道院”。）米尔顿·瓦尔德曼的《假如布思没能击中林肯》相比之下要严肃一些。他把林肯刻画成一个性情古怪、“受挫的独裁者”。林肯让南北方达成了彼此宽容的和平，但双方都不满意，他因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整日在议会上与复仇心切的同党不断争论。1867年，在为最后一场注定失败的竞选耗尽心力之后，林肯终于任期届满。至于斯夸尔自己的文章《假如1930年的人们发现培根的确曾是莎士比亚作品的代笔人》，几乎可以成为当时《笨拙》[3]杂志的亮点（但这个杂志很可能更天马行空地反过来设想莎士比亚是培根的代笔人）。罗纳德·诺克斯颇具讽刺意味地设想了“1930年6月31日”当天的《泰晤士报》，大意是把一场胜利大罢工的日期填迟了。
公平地说，并不是一切假设都毫无历史价值。安德烈·莫鲁瓦的假设很有真实感，他设想了由杜尔哥领导的一场财政改革获得了成功，法国大革命因此未能爆发。在这场财政改革中，王室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1774年议会决定性的失败与巴黎警察局的改革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丘吉尔提出了一个有关美国内战中南部获胜的有趣问题，他假设的是南军赢得了葛底斯堡战役。埃米尔·路德维希在文中提出的假设在当时很流行：如果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不是死于1888年（即位99天后），德国政治此后也许能更自由化地发展。不过，假设性文章写得再好，我们也能明显地察觉作者所体现的政治立场或宗教倾向。就这点来说，作者更多地是想告诉读者，自己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怎样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去考虑19世纪当时可能的选择。因此，莫鲁瓦想象了法国永远处于英美的联合庇护（英国已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获胜），丘吉尔也同样鼓吹大西洋两岸进行联合（英国最终让美国南北达成和解），路德维希为英德联盟计划的流产唱起了古老的德国自由主义挽歌（在他的想象里，国王腓特烈的在位时间延长了许多）。换句话说，这些作者并不是完全漠视后世人的感知来讨论历史事件的，而总是以在当代颇受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怎样才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归根到底，这些讨论都成了作者对往事天马行空的想象。有趣的是，只有伊莱尔·贝洛克反事实地想象了比既有历史更坏的结果。他和莫鲁瓦一样抹掉了法国大革命，但在他的假设中，作为强国的法国国力衰退更为迅速，神圣罗马帝国也由此发展成为欧洲联盟，范围“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从柯尼斯堡到奥斯坦德”。因此当1914年与这个更强大的德国交战时，英国落败，最终沦为“欧洲联邦的一个省”。
另一部反事实论文集《假如我曾……》也有同样的缺点。其中有两位作者“绕开”了美国独立战争（一位假设自己是英国首相谢尔本，另一位假设自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位（假设自己是胡亚雷斯）在1867年赦免了墨西哥马克西米连皇帝，从而避免了墨西哥内战，还有一位（假设自己是梯也尔）则阻止了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欧文·达德利·爱德华兹想象自己是格拉德斯通，通过土地改革而非地方自治解决了爱尔兰问题；哈罗德·沙克曼笔下的克伦斯基对科尔尼洛夫的态度更为谨慎，因此避免了布尔什维克的突然袭击。路易斯·艾伦则化身东条英机，他没有攻打珍珠港，而是攻打英国、荷兰这两个帝国，日本也因此赢得了战争——不管是对美国人还是对日本人，这个想法都是很有吸引力的。除此之外，罗杰·摩根笔下的阿登纳在1952年重新统一了德国，菲利普·温莎笔下的杜布切克让布拉格的春天免于战火的摧残，哈罗德·布莱克莫尔笔下的阿连德维系了智利的民主。以上这些假设在很多人看来很明显是事后诸葛的表现。每种假设的论证主要都是事后的推导，并没有考虑到在当时的背景下历史人物能够采取哪些选择。
斯夸尔与斯诺曼这两部文集共有的另一个弱点，是不少文章都认为单一且微妙的变化通常能导致极为重大的结果，并以此作为立论前提。我们虽然在逻辑上无法反驳这个前提，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由某处细节的改变得出结论并认为它直接导致了某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这个推导太过简单化。“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最初版本是“帕斯卡的鼻子”）理论正是此类还原推导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安东尼对她那大鼻子的迷恋左右着罗马的命运。把理查德三世的失败归咎于丢失了一颗钉子也是这类推论之一：
丢了一颗铁钉，坏了一个铁蹄；
坏了一个铁蹄，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名骑士；
伤了一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吉本也基于同样的逻辑认为，14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赛特是因为痛风发作而没能占领罗马；美国南部顽固派在内战中落败是因为北部联邦的将军麦克莱伦偶然发现了李将军的第191号特别令。也是基于这种逻辑，丘吉尔认为1920年希腊国王被猴子咬伤受感染身亡导致了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一场庞大战争。这种还原论的解释可以引发反事实的假设（比如，没被猴子咬伤就不会发生战争），斯夸尔书中很多反事实假设便是由这种解释推导出来的：路易十六的优柔寡断促发了法国大革命，腓特烈三世的早逝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斯诺曼的文集也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一些大人物的错误决策导致了美洲殖民地的脱离与独立、普法战争的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等重大事件。和前文讨论过的还原论解释一样，这些假设有时也不无道理，但我们除了提出假设之外，还应该对之进行论证，否则解释会失去可信度，作为假设基础的反事实结果也很难站住脚。
此外，反事实假设还涉及一个问题——幽默效果。斯夸尔书中的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轻松有趣的风格。但越是如此，可信度就越低。大多数的还原论解释都可以通过阐述方式的改变而变得更有说服力。“如果安东尼没有拖延离开埃及的时间，他也许就能战胜恺撒。”“如果理查德三世在博斯沃思一役中获胜，约克王朝的统治或许会得以稳固。”“如果巴耶赛特从匈牙利凯旋之后选择了进攻意大利，他或许就能攻克罗马。”“要不是识破了李的意图，北部联邦完全不可能赢得安提塔姆战役。”“如果希腊国王没有死，希腊与土耳其也许不会交战。”以上叙述方式或许听上去不那么有趣，但可信度随之提高了。类似地，下面的说法也是有其意义的：如果大罢工取得成功，工党政府的执政时间也许会更长，也许还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反事实假设只是因为出现在对《泰晤士报》的滑稽模仿里才显得不可信。
不过，斯夸尔的书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确立了反事实类文章的写作风格——“想象者的游戏”。人们可以借这种“游戏”异想天开或进行还原论的解释——总之，是一种高阶的幽默。伯特兰·罗素在《自由与组织》（1934）中就带着调侃的口吻：
如果亨利八世没有爱上安妮·博林，那就不会产生现在的美国，这听上去颇为合理（原文如此）。因为正是这场爱恋使得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不承认其将美洲赐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做法。而如果英国保持天主教国家的性质，美国很可能到现在都还是西属美洲的一部分。
还是以这种诙谐的笔调，罗素“不那么严肃”地提出了“对工业革命缘起的另一种解释”：
工业制度缘自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发展缘自伽利略，伽利略的出现缘自哥白尼，哥白尼的出现缘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产生缘自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君士坦丁堡的沦陷缘自土耳其人的移民，土耳其人的移民则归因于中亚的干燥气候。因此，要找到历史事件的根本起因，还得去研究水文地理学。
约翰·梅里曼于1984年出版的文集《就因为少了匹马》继承了这样的行文传统。书中包括了三个有关美国的猜想：假如波卡洪塔斯没有救出约翰·史密斯船长？假如伏尔泰在1753年移居美国？假如哈钦森总督的女儿成功说服他不要派回达特茅斯号（正是这个事件加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发生）？还包括两个有关法国的话题：假如路易十六一行成功地从瓦伦逃脱？假如波旁家族的统治路线在1820年得以持续？另一个话题是关于英国的：假如威廉三世在海战中败给了詹姆斯二世？总体上看，这些都好比是茶余饭后闲聊的历史。全书在一开篇就确定了基调，即假想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与纽约巨人队签下一份棒球比赛的合约会发生什么。彼得·盖伊的荒诞之作也承续了这种风格，向读者暗示如果精神分析法的创始者不是犹太人，人们会更严肃认真地对待它。只有康拉德·拉塞尔关于1688年的文章《天主教之风》，才称得上有真正的历史学价值。
切斯特顿曾经在斯夸尔的文集中异想天开地提出：如果海上风向有利于詹姆斯二世而非威廉三世的舰队，英国宗教改革是否就因此不会发生？拉塞尔又重拾了这个问题。其实休·特雷弗–罗珀就曾提到过类似的话题。当时他曾对17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失败的必然性表示质疑。“如果是一个（比查理一世或詹姆斯二世）更明智的国王，是否就能像欧洲许多国家那样维系或重建英国的君主专政制？”罗珀写道，如果查理“在位时间再多几年”，议会里那些反对他的人也会因为年老力衰而不战自败。如果詹姆斯“像他兄弟那样把政治置于宗教之上”，“斯图亚特的复辟”也许会“稳当得多”：“此后，英格兰辉格党的显贵们难道就不会像法国胡格诺派那样转而崇拜升起的太阳吗？”约翰·文森特则更进一步，把勒努维耶想象的异教欧洲史与英国成为天主教国家的假设结合到了一起。他选择的起点比特雷弗–罗珀更早：
16世纪西班牙的征战中因理性的涉入而变得相对不那么血腥，但……几乎不间断的征税引发了零零星星的反抗，比如发生在诺里奇的毁像活动。更严重的是，英国被迫解除了军事武装。在三十年战争中，多达四个国家的军队为争夺英国而争斗，布里斯托尔从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文森特还设想，在这场灾难之后英国进入稳定期并延续至18世纪。但此后又发生了一场灾难：“在对法战争失败以后，英国国家信用彻底崩塌，并且对法国将‘天然国界’推至泰晤士河表示让步。”
此后，形势迅速恶化，以致英国在19世纪并未进入鼎盛时期而是滑入了低谷：
随之而来的国王退位导致伯克[4]式的公民贵族与海军激进派之间总是争战不断，直至韦尔斯利上台执政并推行法国的重商主义时才结束。尽管执政时期的英国政府十分清廉，但由于国家贸易权被剥夺，英国开始陷入人口数量下降的困境；同时，随着法国的快速工业化，英国逐渐沦为法国的产粮地。依赖于单一农作物的生产与出口使英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连年多雨引发小麦大面积患锈病，导致饿殍遍野，人口进一步大规模减少。而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国政府救济措施的无力引发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其追随者声称要解放泰晤士河南岸这个所谓“失落的”法国大省。由于辉格党逃往马德拉、格拉斯通被囚于圣赫勒拿岛，这场运动戛然而止。
但接下来的情形更糟糕：
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中，对德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英国在科学方面长期滞后，德国首先研制出原子弹也实属必然。里兹与谢菲尔德遭到原子弹的灭顶轰炸，直接促使英国迅速投降。这至少让英国免于受侵之苦。此后的确也没有什么事件在英国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了……
和斯夸尔、梅里曼文集中的许多作者不同，拉塞尔、特雷弗–罗珀和文森特的假设都不算异想天开，也都不是出于调侃的目的。三个人都站在某种严肃的历史立场来讨论“英国例外论”的偶然性。不过，他们在文中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建议及其相应的不充分论据，总算是颇具技巧地表述了反事实“问题”，但他们没有提供相应的答案。
所谓新经济历史的倡导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了反事实论证。首先尝试正式运用大量反事实论证的是R·W·福格尔，研究主题是铁路建设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他尝试构建一个没有铁路的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向“铁路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不可或缺”这个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根据他的估算，如果不建造铁路，尽管耕地会大面积减少，但1890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只会比实际数据略有下降。麦克洛斯基等人在讨论1870年后英国经济的相对衰退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他们不是在臆想，也不是在调侃历史。但这种计量历史学的论证遭到了严厉的驳斥。最常见的批评指出，19世纪的统计学基础相对薄弱，并不足以支持这种论证所需要的推断与计算。此外，还有批评针对的是福格尔关于奴隶制经济的论述，其言下之意颇具政治意味：按福格尔的观点，从经济角度看，如果没有爆发南北战争，奴隶制就可以维持下去；这个观点在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中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对于铁路问题的论述，这种批评也同样适用。福格尔只有通过“历史前后相关联”作出极其大胆的猜想，才可能描绘出一个没有铁路的美国。对他的方式有一种更严厉的指责，即他所设置的历史场景缺乏可信度——原因不在于他进行了反事实假设，也不在于假设很荒谬，而在于与时代的真实情况有出入。当时有关铁路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应该在哪里修铁路展开的，而不是应不应该修铁路。福格尔对此提出了最有力的反驳：计算铁路带来的“社会节约”不是为了推想一段可能的历史，而是为了检验铁路是否真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人打算去“想象”没有铁路的19世纪的美国。这种反事实假设的最终结果就在于通过在总体上量化铁路之于经济的（巨大）贡献，来精确地说明为什么当时要修建铁路。与此类似地，对魏玛共和国末期经济政策选择的讨论也趋于表明，从政治的角度看，1930~1932年德国总理布吕宁除了实施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使用的反事实假设有两种：一种基本上是想象的产物，（一般而言）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另一种则通过（据说是）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检验提出的假设，更倾向于计算而非想象。前者多依赖来自事后认识的灵感或是还原历史的假设性解释，常让人觉得不可信；后者则倾向于进行不同于既有历史的假设。杰弗里·霍索恩开创性地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以图克服其各自的弱点，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他声称的一个“似真似幻的世界”里，中世纪的法国免遭瘟疫之苦。然后他想象了农村人口下降，18世纪法国经济与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想象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插手朝鲜半岛的种种结果；而在第三个世界里，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意大利艺术并没有产生那些成为文艺复兴先声的革新。第二个想象也许是三者中最有可信度的，我们至少可以在美国外交文件中找到依据，但其他两种想象就很值得怀疑了。霍索恩的第一个想象在中世纪的人口统计、18世纪经济政治的发展之间建立了联系，但即使是最大胆的计量历史学家也会对此表示质疑；而他所设想的“不曾发生过文艺复兴的”艺术史几乎完全建立在有关艺术风格变化原因的假设基础上，而这个假设也并非没有问题。至于他对20世纪80年代工党复兴和20世纪摩尔人超级大国的粗略描述（实际上也是圭达拉在1932年发表的文章的引申），放到斯夸尔主编的新版《假如事情并没这样发生》里也许会很合适。
以上这些明显的反事实假设分析存在着诸多弊病，这本身就能说明反事实主义为什么无法受到欢迎。不管是提出让人难以置信的问题，还是给出让人难以置信的答案，人们都不再觉得反事实假设下的历史有什么意义。不过，历史学家之所以很少采用反事实论证或者在承认事件有其他可能的发展时只含蓄地流露这种倾向，显然还有别的原因。“修正主义”历史著作的突出特征便是这种遮遮掩掩的反事实主义——这倒也不奇怪，因为大多数修正主义都倾向于反对某种形式的决定论解释。比如，R·F·福斯特的《现代爱尔兰》就强烈质疑民族主义者所谓的必须脱离英国统治的目的论解释。不过福斯特在论及可能的选择（比如早期自治法案之一如果成功通过，或许能让爱尔兰仍然保持英联邦成员身份）时，表达却十分隐晦。约翰·查姆雷对于丘吉尔的批评也引起了争议，因为他在批评中暗示如果能够与希特勒和谈，大英帝国完全可以延续至1940年以后，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其实，这些历史学家没有解释自己书中所暗示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因为反事实假设存在种种缺点。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对反事实主义始终有着一种更深层的怀疑——这种怀疑在历史哲学中早已根深蒂固。
神的干预和预定论
历史决定论的胜利似乎是必然的。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提出，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眼中的世界或许就是决定论的。生命由各种自然力量主宰，这些力量中有些会规律地出现，具有可预测性（比如季节的变换），有些则只能诉诸超自然力量才能给出解释。
每当原因与结果看似不相称或是一般的解释力不从心时，每当发生与人们的预期相冲突的巧合或不寻常的事件时，每当其他无关因素异常地进入思考过程时……只要对故事稍加歪曲，就会有人相信以上的情况是因为有了（神的）干预。以这种诉诸神意的干预来解释未知事件说明了历史偶然性的重要，也说明了人类发展早期还认识不到事物间存在的全部联系、突发事件的灾难性质，看不到小事件发展成重大事件的可能性；人类会因为自己所处的世界中发生了不能理解的事件而产生恐惧；会认为历史并非自己的创造，而是自己遭遇到的事件；在不能理解或掌握自然的运行时，人类因无可奈何会想要去依赖什么；还有自然界中的神秘事件……所有这些都让人类感觉到很多事情背后都有着神的干预。
对于世界的解释，人类的“撒手锏”就是诉诸神力。不过，在多神教中，这常常只是为不同的自然力量命名的问题。的确，多神教的缺陷使得伊壁鸠鲁学派反对任何形式的神力作用：也许这是反决定论哲学的最早表述。卢克莱修宣称存在一个无限的宇宙，由随机运动的原子构成。
我们的世界是自然通过原子间即时随意的冲撞、多种形式偶然随机的无目的的聚集与结合而形成的……自然并不受傲慢君主的控制，它自由自主，不依赖神、完全凭自己的力量让宇宙运行。因为，谁……能统治如此庞大的无限？谁能主宰如此高深莫测的存在？……谁能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能让乌云遮天、电闪雷鸣——常常毁了它自己的庙宇神殿，或者常常在暗处冷眼旁观，让投掷物越过有罪者而砸死无辜者？
卢克莱修思想中唯一有决定论色彩的就是他关于无序状态的基本理论：“一切都在逐渐衰退，在岩礁上搁浅，随着岁月流逝耗尽自己的生命。”
于是人们开始形成关于有目的意图的超自然仲裁者的观念。比如，我们可以在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兴起》（Rise of the Roman Empire，写于公元前2世纪）一书中看到作为仲裁者的“命运”这个古典概念的演化过程：
恰恰是我笔下事件中不可预知的因素，方能挑战和激励人们……来研究我这体系化的历史……命运操纵着世上近乎所有的事件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并迫使它们朝着唯一且相同的目标前进，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以纵览全局的角度向人们展示命运圆满完成目标所经历的过程……事件进展的总体计划、何时产生、源自何处以及结果如何，都是由命运完成的……因为尽管命运总是新意迭出、在人类生活中上演新的剧目，却还从未创造出或上演过像如今这个时代我们目睹的戏码。
波里比阿认为，命运的“变化无常”其实是有目的的，即罗马的胜利。这种看法代表修史者向神性干预的决定论立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可以在塔西佗那里看到类似的观点，尽管在他书中神的目标是摧毁罗马：“罗马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苦难充分证明……神惩罚我们的急切。”对塔西佗和波里比阿来说，“事件实际过程”的“结果通常是由偶然性摆布的”，“但事件发展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原因”。
波里比阿承认的另一个超凡因素是来自斯多葛学派的历史循环概念，这种循环在周期性的自然灾难中进行：
当洪水、瘟疫或农业歉收……毁灭了大部分人时……所有的传统与艺术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但随着幸存者逐渐从灾难中恢复，人口开始增加，就像土壤里的种子萌芽成长一样，人类社会生活将开始新的一页。
当然，在《旧约·传道书》中也能找到关于循环过程的相同观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不过，来自希伯来的天启计划比希腊罗马的命运之说要复杂得多。在《旧约》中，耶和华的意图是在复杂的历史故事中展开的：创世记、亚当夏娃的堕落、拣选以色列人、先知的出现、犹太人出埃及，还有罗马的兴起。早期基督教的《新约》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一个革命性的结尾：道成肉身、耶稣受难与复活。所以，犹太人与基督教的历史结构从早期开始就比古典史学更具决定论意味：“上帝不仅主导着世上一切事务，而且对于早期的基督教徒来说，上帝的干预（以及潜在的意图）是历史唯一的意义。”在优西比乌的著作（公元300年）中，不管是人还是事，要么支持基督教得到上帝的宠爱，要么反对基督教并因此注定要走向失败。
不过，过分夸大教会史的决定论也是错误的。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上帝并非完全偏爱基督教徒，而是对他们赏罚并重；因为善人也好，恶人也好，都已沾染了原罪。奥古斯丁的上帝全能而全知，但他赋予了人自由意志——尽管这种意志已因原罪减弱并趋于作恶。用神学的术语来说，奥古斯丁介于摩尼教的绝对宿命论与贝拉基主义者之间，前者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后者则认为自由意志不会因原罪带给人的缺陷而有所让步。用历史学的术语来说，奥古斯丁结合了犹太基督宗教关于神预先安排的观念与人相对独立的自主性——这是对早期希腊罗马思想的一种独特的提炼。
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也为书写基督教历史提供了一个相对灵活的框架。我们也确实能在1000多年以后波舒哀的《论普世历史》（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1681）中找到这样的灵活性。他和奥古斯丁的看法一样，尽管神的意图最为重要，但除此之外的次要原因似乎也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