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 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 迈克尔·伯利第七章 斯大林：战争还是和平 假如“冷战”被避免会怎样？ 乔纳森·哈斯拉姆第八章 “卡梅洛特”的继续 假如约翰·F·肯尼迪还活着会怎样？ 黛安娜·孔兹.3
然而，要彻底地推翻19世纪的决定论还有重要的理论条件限制。有两位英国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的工作在英国的背景下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他们是科林伍德和奥克肖特，这两位观念论者的工作多要归功于布拉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科林伍德最著名的是他基于简单的实证主义立场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贬低。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思想”的反映：“历史思考是……思想向自己呈现一个半确定性的事实世界的过程。”历史学家因此最可能做的是“重构”或“重现”过去的思想，而这种重构或重现必然会受到他个体经验的影响。毫不奇怪的是，科林伍德根本不去理会决定论者的因果论模型：“历史所揭示的计划并非预先就已经存在；历史是一场戏，一场即兴发挥的戏，由它自己的演员彼此合作表演而成。”“历史的情节”不像小说的构思，它只是“一组被赋予了特别重要性的事件”。历史学家之所以与小说家不同，是因为他们试图建构“真实”的叙事，尽管每种历史叙事都只是“暂时性地报告了我们历史研究的进程”。
科林伍德对时间的思考十分深刻，而且还预先论及了此后现代物理学家对这个主题的说法：
我们总是……用某种比喻的方式来想象时间，即把它想象成像河流那样或以持续流动、始终不断的方式进行运动……（但）河流的比喻毫无意义，除非它意指的是河流会受到堤岸的约束……未来的事件并不像剧院售票处排队的人群那样，按部就班地等待着发生的那一刻：它们尚未存在，因此也就无法以任何秩序来归类。只有当下是实实在在的，过去与未来仅仅只是观念。坚持和强调这一点很必要，因为我们习惯了将时间“空间化”，或者干脆用空间的术语来描述它，导致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去想象过去和未来……这就好比当我们走上牛津大街，穿过王后巷时，抹大拉与万灵无时无刻都存在着一样。
然而，他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学家的目标只能是“认识现在”，尤其是“现在是怎样形成的”：“现在是真实的，过去是必然的，未来则蕴于可能之中。”所有历史都是在尝试理解现在，重现它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他简单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历史只能是目的论的，因为历史学家只能从其自身的角度、难以避免成见地来进行写作。“此时此刻”是唯一可能的参考角度。这是一种决定论色彩较弱的新理论，但很明显还是对任何有关反事实假设的讨论持拒绝的态度。
当然，我们还是有可能拒绝“现在有其决定性的条件”这种说法——方法就是抛弃因果关系的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观念论者与语言哲学家那里，存在一种普遍的趋向。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将“对因果关系的信仰”作为“迷信”排除了出去。伯特兰·罗素对此表示赞同：“因果法则……是过去留传至今的遗风，就像君主制一样，被人们以为是无甚坏处的东西。”克罗齐也是如此，他认为“原因的概念”从根本上讲是“外在于历史”的。
乍看下这似乎是一个很深刻的反决定论问题。但正如站在观念论立场上的奥克肖特明确表示的那样，这个问题“和决定论一样直截了当地排除了反事实主义”：
每当我们……从历史中抽取一个时期，将其作为历史整体或其他部分历史的原因时，我们都舍弃了历史经验。因此，每个历史事件都是必然事件，我们不可能去区分必然性的不同重要性。没有历史事件是纯然负面的，任何事件都对历史会产生促进作用。如果将单个事件不恰当地抽离出来（因为没有历史事件可以安然无忧地与其特定环境相脱离），称其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促生与解释的意义上来看，整个事件的过程……不是劣史或疑点不断的历史，而是根本不存在历史了……历史思考的前提是，杜绝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将整个事件过程归结于先于它发生的某个特定事件……严格的因果概念似乎与历史解释不相干……原因的概念……被世界上层出不穷的事件所取代，它们天然地与彼此有所关联，不允许任何缺漏的存在。
这或许秉承了某种哲学的逻辑，但其实际意义远不尽如人意。在奥克肖特的阐述中，“历史中的变化本身就已带有相应的解释”：
事件的过程完整而充实，并不探究或需要任何外在的原因……历史的统一性或连续性……是……可与其他经验性的历史假说产生共鸣的唯一原则……事件之间的关系总是会表现为其他事件，并总是通过事件的全部关系得以确立其在历史中的位置。
因此，历史学家可以完善对事件的解释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更全面的细节”。如奥克肖特表明的，这不是一个可以用于“整体历史”的秘方。我们还是必须在“重要的关系”和“偶然的关系”中作出某种选择，因为就好比我们承诺了要构建出……一系列彼此有重要关联的事件来回应某个历史问题，“历史探究没有给无意义的事件关系留有空间”。但是，是什么让一个事件变得“重要”？奥克肖特在这里只给出了一个隐晦的回答，大意是历史学家对特定问题的答案必须有内在的逻辑，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以过去遗存至今的人工制品与言论为凭据，推导出与之相关却未能发生的事件，形成一段历史，为某个历史问题提供答案。”这似乎是在暗指科林伍德所设想的那种叙事结构，但事实上任何一种结构只要能被人们所理解，在逻辑上也就满足这样的要求。
观念论者向19世纪决定论的挑战对于时下的很多历史学家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巴特菲尔德与内米尔。这两位对外交史与政治“结构”的研究也都体现有一种针对决定论（特别是其唯物论变种）的深重敌意。莫里斯·考林也传承发扬了同样的观念论传统，他对高层政治与19、20世纪“公共学说”的准宗教性质的关注，实际上使他不同于同时代的牛津学者。我们在杰弗里·埃尔顿的著作中也能找到观念论的反决定论痕迹，只是不那么明显。
奥克肖特提出的理论观念仍然是不完备的。他驳倒了从自然科学衍生出的因果决定论模式，事实上却是用另一种决定论替代了它，而且其约束性依然很强。他的这个定义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限制在重要历史事件的关系中，就好像他们实实在在地站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然而历史学家用以区分事件重要、不重要或“偶然”的过程，完全没有得到过清晰的阐述。很明显，这是个主观的过程。在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答案的追索中，历史学家找到了过去留存到现在的一些残迹，他将自己的意义附在了这些残迹上。还有一点同样很明显，历史学家发表他的答案时，这个答案必须也对其他人有意义。但谁选择了最初的问题？谁拥有发言权来判断读者对已有文本的诠释是否与作者意图一致？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应该排斥反事实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奥克肖特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科学的历史学——续篇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持观念论的英国历史学家都以其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而闻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学院派的争论也的确表明，历史哲学中的反决定论与政治中的反社会主义有着紧密联系。不幸的是——从观念论角度来看——这些争论都是对方获胜。
正如人们心里所期待的那样，19世纪的决定论没有因1917年之后那些打着它的旗号肆虐的罪恶而失去其说服力。马克思主义能够保持其生命力主要归因于人们普遍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是其反面的极端表现。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复兴也应归功于意大利、法国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想要脱离与斯大林、列宁乃至马克思本人的关系。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太过关注萨特和阿尔都塞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不同修正，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让马克思摆脱历史的困窘与复杂，安然地回到黑格尔哲学。我们也不用过多地提及葛兰西的有关理论，尽管从历史角度来看，他的理论更实用。葛兰西试图解释无产阶级为何未能如马克思以统治集团、错误意识等术语所预言的那样行动。这些思想帮助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思想焕发了新的生机。大陆国家的影响扩至英国的过程十分缓慢，不过即便如此，英国特有的“贵族义务”精神——一种社会上层对下层激进主义的故作多情——也刺激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在英国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中，E·H·卡尔可能是最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思想家了。卡尔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年谱的记录者，但他对决定论的辩护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会持续下去，直到有人以与《历史是什么？》一样诱人的书名写出一本更好的书。卡尔试图将自己与黑格尔或马克思严格的因果决定论拉开距离。他声称相信“一切既已发生的事件都有一个或多个原因，要想某个事件不发生，除非其原因产生变化”。他自认在这个意义上是个决定论者。当然，这个定义弹性很大，意味着他对非决定论是认可的：
历史学家其实并不会在事件发生前就假设它注定不可避免。他们常常会假设存在多种选择，讨论事件参与者可能的不同命运……历史上没有什么是必然发生的，除非我们从形式上讲，如果一个事件以其他方式发生，那么它的原因也必定有所改变。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说得通。但卡尔又加了一句，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是“解释为什么历史最终选择了这条路而非另一条”，“解释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他不耐烦地提到：“研究当代历史的困难，在于人们都还记得所有选择都摆在面前的那个时刻，因此很难像历史学家那样接受既定事实不作任何他想。”卡尔的老派决定论也不仅表现在这个方面，他还提问：如果“历史的偶然……的确存在”（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我们怎样才能在历史中发现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序列？我们怎样才能在历史中找到意义”？在勉强附和了一下观念论（“这是哲学里模棱两可之处，这里不需赘述”）之后，卡尔和奥克肖特一样断定，我们必须根据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历史重要性”来进行选择：
（历史学家）从多种因果关系序列中仅抽取出其中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那些因果关系，而判断的标准是他有多大能耐将它们嵌入自己的理性解释与理论模式。其余的因果关系则作为历史的偶然被丢弃，这并不是因为因果关系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它们与主题不相关。历史学家用不到它们，它们无法得到理性的阐释，对过去或未来都没有什么意义。
卡尔的这种观点只不过是另一种黑格尔历史观，即仍然把历史看做是一个理性的、目的论的过程。他最后的结论是：“历史学家工作的实质即把胜利者推到显赫的台前，将失败者拉入阴暗的幕后。”因为“历史的本质就是……进步”。这很明显是种情绪化的观点。在《历史是什么？》第二版的注释中，卡尔先验地反对“宇宙以一次随意的大撞击为开端，并将终结于黑洞之中”，认为这种理论“反映的是当代的文化悲观主义”。作为一个彻底的决定论者，他将这种理论中不确定的“随机性”，看做是“对无知的推崇”。
E·P·汤普森也以类似的方式回到了决定论立场。他与卡尔一样尝试在波普尔严格的反理论的经验主义与阿尔都塞严格的非经验主义理论间寻找中间道路，这源于他对意义的渴求——渴求“理解社会现象与因果关系间的联系”。和卡尔（以及克里斯托弗·希尔）一样，汤普森本能地反对一切偶然性概念。他想要找到“对历史过程（因果关系方面）合理性的解释……一种客观知识，一种拥有确凿证据、在对话中得到揭示的知识”。但汤普森提出的“历史的逻辑”——“一方面是概念与证据在若干连续性假设引导下的对话，另一方面是经验主义式的研究”——并不比卡尔所谓的“理性”因果选择论更令人满意。从根本上说，它只是重温了一番黑格尔哲学。
如此一来，卡尔和汤普森二人对反事实论证嗤之以鼻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即便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发现要完全舍弃反事实分析是很困难的。当卡尔在思考斯大林主义的灾难时，他也免不了会问，这是否就是布尔什维克最初的计划所导致的？或者“如果列宁一直活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仍然拥有强大的掌控力”，他是否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卡尔在第二版的注释中提出，列宁如果在世时间更长一些，也许能够“减轻高压政治的成分……在列宁当政期间，局势不一定会更平稳，但也不会发生已有历史上的那些事情。列宁不会允许斯大林常常纵容对指标记录的歪曲”。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类似的论证完成了他1789年以来的四卷本世界史《极端的年代》——被看做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最伟大的成果。《极端的年代》在很多方面都论及一个隐含反事实推论的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处于充分工业化时期，打败德国并“拯救”了资本主义，假如没有出现这样一个苏联，会发生什么？不管卡尔和霍布斯鲍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怎么样，有一点很明显，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都自称是决定论者，但最终都不得不提出反事实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年青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像他们这样对严格目的论证的脱离很难再见到。在葛兰西的激发下，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工人阶级受压迫或受控制等问题，同时包括因女权主义兴起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以性别取代马克思斗争学说中的阶级）。新左派的“底层历史”也许的确颠覆了卡尔“历史就是赢家的历史”的观点（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正将过去的输家作为现在或未来的赢家进行研究），但这只是体现了他们比以往更加坚持历史发展的决定论模式。
当然，不是所有的现代决定论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使得许多不那么刻板的理论得以发展，历史学家很快开始利用这些理论。和马克思一样，社会学思想之“父”托克维尔和韦伯仍然相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他们还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作出了细致的区分。但他们不主张简单地认为因果关系将某事件引向其他事件，并必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因此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行政变化、阶级结构和启蒙思想的作用，却没有特别强调其中某个因素可以作为旧制度的出路。此外，他对地区行政管理记录的开拓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基本结构并没有因为革命有重大变化。他所感兴趣的历史过程（比如政府集权化和经济调控等），在他看来是对自由的潜在威胁，而且将长期存在；这些过程早在18世纪90年代之前就存在，而且在1815年以后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韦伯的工作则更进一步，在某些方面，他的社会学思想就是不考虑因果关系的世界史：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社会现象类型学。当他进行历史思考时，往往会有选择地举例，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比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教派的特定文化（而非神学）进行了联结。这里要注意的是“联结”——韦伯想方设法地避免在宗教与经济行为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我的目标不是……用一种同样片面的精神因果关系取代物质因果关系来解释文化和历史。这两者都是可用的……”韦伯感兴趣的历史发展趋向——生活各个方面的理性化和去魅过程——似乎是自行展开的。
提升出结构而不只关注事件本身，专注研究长期发展而不仅盯着短暂的变化——这种对因果论的贬黜，对于20世纪的历史编纂有着重要启示。在法国或许是最为明显的，这里的历史学家首先系统地采用了社会学方法。著名的年鉴学派的目标就是书写“整体历史”，也就是将特定社会的所有（尽可能多的）方面考虑进去：经济、社会形态、文化、政治制度等。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认为的，历史将成为一个不同科学学科的混合物：从气象学到法理学，每一种学科都会发挥自身的作用，而理想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位全才，通晓各种专业技术。但这种整体论也适用于历史学家不得不考虑的历史时期：用布罗代尔特有的豪迈口吻来说，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总是希望抓住整体，抓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不同水平和时间跨度，不同种类的时间、结构、事态和事件，都统统放到一起”。
当然，如果没有某种建构原则或对重要性等级的区分，是无法写出这样的历史的（麦考利在一个世纪前就说明了原因）。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实际上都会优先考虑地理学和长期的变化，布罗代尔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自称“农民出身的历史学家”，凭直觉认为“任何社会现实被还原到它最初层面”时，都必然意味着“地理学或生态学”。“当我们说人时，是指他所归属的群体：个体离开、其他人又加入，但群体总会依附于某个特定的空间和熟悉的地方，在那里扎根。”从这种地理决定论出发，布罗代尔更倾向对长期发展而非短期事件的研究——这与法国启蒙时期的唯物论很是相似。在《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他明确区分了三种水平的历史：首先是“关于人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其推移的发生很难让人觉察，变化缓慢，是不断循环往复的历史”；其次是“群体及其形成的历史……关于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乃至……战争等激流涌动的历史”，发展虽然“缓慢却有明显可感的节奏”；最后是关于“个体”、“事件”的“传统历史”，是“历史巨浪带来的白沫四溅的浪峰与激荡难平的水面，是走马灯般波动不断的历史”。最后一种是最微不足道的。“我们必须学着去怀疑这种描绘事件的历史。”布罗代尔警告说，“因为它只是为当时人所感、所说、所经历。”它就“像萤火虫一样，只是短暂地略过历史舞台，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常常被人们遗忘”。某个事件的假象也许会“迷惑当时的人，但不会持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对布罗代尔来说，社会学影响下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历史，它的使命在于把“（传统历史中）那种轻率、戏剧性、让人难以喘息的叙事从高位上拽下来”。“短时期”仅仅是“记者……所要处理的时间跨度”，“它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可信度”：
漫长的时期才能最终说明问题。时间够长，那些因无法融入历史主流被无情地扫到一边的无数事件才会湮灭，这显然限制了个人自由乃至偶然性的作用。
很明显，把“过去的琐事”（一些王公贵族的行为）贬至“历史缓慢有力的行进”之下，是一种新的决定论。布罗代尔不自知地落入了19世纪决定论者的窠臼：就像托尔斯泰所认为的那样，单纯的个体被“无情地扫到一边”，被超人的历史力量肆意践踏。对于这种观点有两种明确的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布罗代尔在舍弃那些记录当下人经历与感受的历史的同时，也舍弃了大量的历史证据，甚至包括作为他研究基础的经济学统计数据。如凯恩斯所说，“从长远来看，人都是会死的”；因此，也许我们可以将布罗代尔对历史等级的划分作个颠倒。毕竟，如果我们的前人最关心的是短时期的历史，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把他们最关心的看成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第二种反对意见针对的是布罗代尔关于环境变化性质的看法，因为他认为长期生态变化难以觉察、气候变化规律可预测，完全是对自然世界的严重误解。
公平而论，布罗代尔后来也修正了这种对“长时期”的教条式坚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理因素和自然力的主导作用显然已经大大减弱：“资本主义的主要特权……在于它的选择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确定优先次序更为困难。布罗代尔在《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中问道：物质财富、国家权力和文化，究竟哪个更重要？“答案就是，得看时间、地点、谁在说话。”因此，主观因素至少暂时摆脱了长时期历史的客观限制：“社会时间的流逝并不是匀速运动，而是时快时慢。”这使得“在刻板的结构限制之外，自由、散乱的社会现实”至少在某些领域得以存在。
马克·布洛赫如果在世时间更长一些，也许会将这种观点发掘得更深。从他为没有写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第六章、第七章所做的笔记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因果关系、偶然性及他所谓的“先见”而言，布洛赫的理解胜于布罗代尔。这本书中已完成的内容可以表明，他根本无暇论及“伪地理学的决定论”：“不管是面对一个物理现象还是一个社会事实，人类的反应都不会像时钟指针一样总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反事实问题：假如布洛赫从战争中幸免于难会发生什么？法国史学或许不会受到布罗代尔及其后年鉴学派的摆布。
法国以外的社会学历史从未如此关注过环境的决定性因素（或许是因为其他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见证了更为浩大的移民潮以及土地的自然变化）。不过，还是能找到类似的决定论。在德国，这部分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复兴。“社会历史学派”的先行者、“唱反调的”埃卡特·克尔基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倒退的错位的观念，设想了一种关于德国历史异常的模式。一方面，19世纪的德国经济成功地进入了现代工业化阶段。另一方面，它的社会、政治制度仍然由传统的容克贵族把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一种失败的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德国像英国一样走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民主制才是真正的进步）。对这种失败的解释有时是葛兰西式的，1968年后的德国史学因满篇的贵族霸权政治变得极其乏味。最近，人们对韦伯思想重又有了兴趣，由此产生了不那么明显的决定论，比如社会历史学派的元老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然而，尽管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百般质疑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与议会民主之间理想关系的合法性，德国历史学家仍然极不愿意考虑除此之外的其他可能选择。社会历史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德国的浩劫”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甚至他们中最为保守者也对历史偶然性不怎么感兴趣：有一些坚持兰克学派原则，只研究业已发生的事情；其他人像迈克尔·施蒂默尔，退入了更古旧的地理决定论，认为德国位于欧洲中央这个事实就算不能为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但也已能解释大多数问题。
英美史学也吸收了一些由社会学启发的决定论，一些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些则更有韦伯的影子。劳伦斯·斯通的《英国革命的起因》之所以颇受关注，是因为依赖了另一种三重解释模式，即前提条件、积累沉淀与导火索。斯通没有像布罗代尔那样将三者的重要性进行明显的排序——他也的确想要回避去“判定革命爆发的更重要原因是查理一世的顽固还是清教主义的蔓延”。但整本书都在表明：这些事件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使得内战的爆发不可避免。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态度同样谨慎，认为“生产力与税收的提高与军事实力增强”之间“在很长时期内都保持有重要关联”。当然，细读这本书之后会发现，作者并不是大而化之的决定论者。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书中仍然认为在经济因素与国际力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似乎是种微弱的经济决定论，但终究还是决定论。其他人则尝试着基于某种社会学模式提出重大的理论，比如从瓦勒斯泰因所作的马克思式《现代世界体系》到米歇尔·曼更细致的《社会力量之源》、格鲁与比恩的《政治发展的危机》以及昂格尔的《权力的可塑性》。最有伪科学特点的大理论要数关于七种“基本自然灾难”的还原拓扑学式的“灾难论”了。毫无疑问，人们还会继续寻找一种统一的关于权力的社会学理论。至于说这种努力是像炼金术士寻找点金石一样无果而最终被放弃，还是像对秃顶疗方的研究那样延续下去，目前还很难有结论。
除了这类极度简单化的理论之外，近几年来许多历史学家更偏爱的是一种更为狭隘的专门化。当然，布洛赫原本希望历史尽可能从其他许多科学学科中吸取灵感。但实际上，这么做的代价是放弃他与布罗代尔所追求的整体论方法。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科学的历史学已经令人不解地四分五裂，混杂着各种学科，彼此间或多或少都不太相干。
将心理分析引入历史学的尝试就是如此。弗洛伊德当然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的主要目标是揭示个人潜意识的活动规律——因此他提倡“在精神生活方面运用严格而普遍的决定论”。不过，如果将他的理论严格地用于历史学，就有传记文学的意味了。即使要撰写社会群体的“心理历史”，也严重依赖个体表白的分析，但这样的表白与弗洛伊德用以分析病人的表白并不同（弗洛伊德向病人提出诱导性问题，有时甚至会对病人实施催眠）。因此，弗洛伊德对历史写作的真正影响并不是直接的：他学说中的术语（如“无意识”、“压抑”、“自卑情结”等）被普遍随意地运用，而不是严格的仿效。更新近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也有类似的问题，同样也体现了一种决定论的倾向，尤其是在试图将博弈论和理性选择论引入历史时，这种倾向体现得更加明显。其中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及其衍生理论中推想的人类行为，常常比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更为清楚明白。但它们同样没脱离决定论——因此当心理学家遇到这些模式难以解释的现时意识表白时，他们倾向于套用葛兰西的老说法，称之为“错误的意识”而不予理睬。博弈论和心理分析一样也必然是个体化的。如果历史学家希望将博弈论运用于社会群体，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它研究外交史，因为在外交史领域长久以来就有着将国家拟人化的传统。
因为这种个体化倾向，集团心理学或集体“心理”的人类学模式一直最受历史学家的欢迎。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深描法”——旨在将一套“表意符号”纳入一个容易理解的结构——吸引了许多仿效者。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史，在这种文化史里，（广义上的）文化多少从传统的物质基础决定论中摆脱了出来。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因为人类学学者作田野调查的方式，部分因为“国民性格”概念已经臭名昭著，还有部分则是因为政治术语“团体”（一般指的是地方性的通俗文化而不是更高层面的民族文化）的风行。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可能是所谓的“微观史学”的经典范例了。但也有人将同样的技巧运用于国家乃至国际等更高层面的文化，最为成功的则要数西蒙·沙玛。
不过，对于这种新的文化史也有不少反对声。首先，“微观史学”以如此琐碎的主题为研究对象，导致又陷入了好古癖（尽管历史学家对主题的选择通常由他自身、出版商和阅读市场来决定）。一个更有力的反对则是针对因果关系问题。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历来更关心结构而非变化的过程。因此，采用人类学模式的历史学家在解释诸如巫术信仰的没落之类的问题时，往往会被迫诉诸自身学科的传统资源。最终，最为严重的是对“集体心理”的“深描”很有可能沦为过分的主观主义，即仅偶尔联系经验事实的自由叙述。在任何意义上声称这种历史具有科学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叙事决定论：何不虚构历史？
近些年人们再度关注起叙事形式，其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偷偷摸摸的主观主义，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历史学家始终对变化而非结构保持着强烈的兴趣。当然，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作用是在某种秩序中整理和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卡莱尔和麦考利以他们不同的方式体现了这一点。路易斯·明克在将“历史知识的目标”归结为“发现事件背后的规律”和“将事件有序关联起来”时，实际上是重新表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一种观念。这解释了为什么海登·怀特及其他人对19世纪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又重新燃起了热情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叙事形式的复兴受到了某些传统主义者的欢迎，特别是那些（简单地）把科学化的历史等同于计量历史学中的数字运算的人，对此尤其热衷。巴赞在对“新”历史的批评中，欢欣鼓舞于历史写作中的主观主义，并附和卡莱尔，认为过去的事件其本性就是混乱不堪的：
自然科学是一体的，而历史却五花八门，交叉重叠，相互抵牾，不断争执，各自为战，态度偏颇，观点又含糊不清。每个观察历史的人都会根据自己思考与想象的能力来重构过去，这样做的缺点很容易体现在其作品中：谁也不会上当。但历史版本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错误的。我们毋宁说它们反映了人类的心灵……历史的主要效用就是展示过去不可预测的、“毫无条理”的无序状态（这源于人类对于表达的渴求以及为表达而进行的努力）……在写作时想要克服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人类的实践、信仰、文化和行为无法用同一标准来衡量……
对巴赞来说，这完全是种“常识”：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成为一个社会科学家，而是应该“将读者”与“历史事件”、“感觉”“产生某种联系”——让他获得“故事带来的原始愉悦”。另一方面，历史叙事的复兴和赶时髦差不多，喜欢在基本“文本”（即对过去自身的书面记录）的解释中运用文学批评的技巧。因此，历史叙事的复兴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历史写作中传统的文学模式开始复兴；另一方面，对历史的解读中也涌入了大量的流行术语（文本解构、符号学等）。尽管后现代主义在声称历史“是一种解释过程，而非客观中立的科学”时只是套用了观念论者的话，但仍然指出了问题所在。乔伊斯写道：“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从来都只是散漫的”，而“要从文献记载……以及构成过去事件、结构和过程的历史话语中辨识出这些事件、结构和过程是极为困难的”。这只不过重复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科林伍德（表达得更为精到）的论述。
叙事的复兴产生的唯一问题，就是将文学形式运用于历史这个永恒的难题。文学多少还是可预测的：这也恰恰是其一部分的魅力。我们常常在阅读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或看一部“经典”电影时很清楚会有怎样的结局。即使是一部新的文艺作品——在没有看到故事梗概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从它的类型大致猜到它结果如何。如果一场戏开始是喜剧，我们会潜意识地排除最后一幕出现血腥场面的可能；如果很明显是场悲剧，我们则有相反的猜测。甚至在作者想要向读者“卖关子”的作品中——比如一部悬念小说或电影——结局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可预测的：根据其作品类型，犯人终将落网，疑案得以解决。职业作家在写作时常常会为了讽刺或别的效果向读者暗示已设定的结局。正如加利所认为的：“要跟上一个故事的讲述，就要……大致了解故事进展或走向……还要明白后文是如何受前情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不是为了后文中的情节，前面的故事也不会如此铺陈。”斯克里文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一场好戏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将其过程看做必然的、有合理解释的。”马丁·埃米斯的小说《时间之箭》（Time’s Arrow）表明了所有叙述中暗含的意义：结局实际上已经先于开始存在了。埃米斯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纳粹医生的人生故事，他作为叙述者以这个医生的身份出现。这个医生“知道一些自己似乎无法面对的事情……未来总是会实现的”，因此这个从美国医院临终床中“幸存”下来的老人，“注定”要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中拿犯人作实验，并像一个无邪的婴孩一样“离开”世界。套用恩斯特·布洛赫的话说，在文学中“真正的开始并不在故事的起初，而是在结尾”：时间之箭总是模糊地瞄上错误的方向。埃米斯在对国际象棋比赛的反向描述时有颇为精彩的论述：开始是一片“混乱”，然后“曲折回环、冲突不断。但总算调和一致……尽管其间麻烦不断——但一切还是圆满地结束。白棋卒子的最后一收，完美的秩序得以恢复”。
因此，根据小说或戏剧的惯例来写作历史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新的决定论：传统叙事形式的目的论。当吉本思考特定历史事件时，他会充分考虑偶然性，但他却把1500年的欧洲历史置于一个庞大的目的论标题下。如果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以《公元100~1400年：欧洲及中东史》为题，他的叙述将失去它统一的主题。麦考利也是如此：《英国史》中有种倾向不可否认，即将17世纪的事件看做是19世纪《宪法》制定的序曲。这种形式的目的论在后来的科林伍德看来，是历史必不可少的要素：即假定现在永远是历史学家所选择的那段叙事的最终（且唯一的）结果。但以这种方式写作的历史（和小说一样），完全可能倒着写，就像1914年乔治·威廉·拉塞尔倒着想象爱尔兰历史那样：
19世纪和20世纪的私有财产逐渐落入大业主手里。进入18世纪后，社会不断进步，开始隐约出现独立自治，宗教冲突和战争随着最后一个英国“强弓手”的离开而消失。文化开始兴盛，约在公元400年，宗教不宽容因为圣帕特里克的消失而停息。此后我们进入了英雄与神的伟大时代。
正如拉塞尔对历史的这番“戏谑”，这只不过是民族主义者错误地颠倒时代的“神话历史”。
小径分岔的花园
过去就像一场真实的棋局或游戏一样，它是不同于小说或戏剧的，它没有一个预定的结局。它不是某个出色或平庸作者的作品；存在的只有人物，而且不像在游戏里那样，它的人物数量众多。没有情节、没有所谓必然的“完美秩序”，只有结局，各种各样的事件同时展开，有些瞬间即逝，有些则贯穿一个人的人生。关于这一点，罗伯特·穆齐尔再次明确指出了严格的历史与故事之间的不同。在《没有个性的人》“何不虚构历史”一章中，乌尔里希搭乘有轨电车时有这样一段颇具象征意味的思考：
数学问题上并不承认存在任何一般解，但允许有特定解。特定解的结合能让我们离一般解更近一步……他将人生问题也看做这样此类数学问题之一。所谓的时代……涉及如此广泛、如此无序、如此多变的条件，差不多相当于做数学题时为寻求解答而进行的一连串乱七八糟的尝试。这些尝试不尽如人意而且（单个看）完全是错误的，人类也许能通过它们找到正确和完整的解答，但前提是学会把它们整合起来……想想看，历史是多么奇怪啊……凑近了观察我们的历史，它看上去可靠而令人生厌，就好像一片半凝固的沼泽；而相当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出现了一条可以穿过它的路，没人知道这条“历史之路”起于何方。这种“身为历史的材料”的想法让乌尔里希很愤怒。他置身的这个发亮的、晃晃悠悠的大箱子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机器，把好几英担[5]重的人摇来摇去，造出所谓的“未来”……念于此，他开始厌恶起这种对变化与条件的软弱接受，厌恶起这些无助的同胞，厌恶起若干世纪以来的零散凌乱、逆来顺受、无人类尊严可言的随波逐流。他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起身，下车步行走到目的地。
乌尔里希不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故事……发生、发展都如同其他故事一样”，因为“作者的写作毫无新意，不过互相抄袭而已”。相反，“历史……的发生通常没有所谓的作者。它的发展不是从中心点而是从外围即次要原因开始的”。而且，历史的展开方式从根本上就是混乱的，就好像一列士兵悄声耳语地传达“军士长站至列首”的命令，到最后却变成了“立刻枪毙8个骑兵”。
如果这一代欧洲人在幼年时被移送到公元前5000年的埃及，留在那里生活，公元前5000年的世界历史又会从头开始，起初没什么变化，然后由于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原因，逐渐有了变化。
所以，世界历史的法则就是“渐进发展”：
历史的过程……不像打台球，一旦被击中就会朝一个确定的方向滚动；正相反，它如同浮云掠过或街上闲逛的人——因为某处阴影绕到这里又因见到人群拐到那里……——最终到达一个自己没听说过也没打算去的地方。历史的过程天生就有某种偏离的倾向。
这段论证让乌尔里希很困惑——困惑之深竟让他为此（而且，似乎是为了证明这点）迷了路。
总而言之，历史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一场电车之旅；历史学家如果坚持想要把历史当成故事来写，也许可以像埃米斯或拉塞尔那样倒着来。如穆齐尔提到的，历史的现实就是在旅行之初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我们看不到肯定会驶向未来的轨道，也没有明确的列车时刻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作者笔下虚构了一个中国哲人崔朋，以崔朋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情节复杂曲折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时间永远在不停地分岔，指向无数个未来”：
我很自然地注意到这句话：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给不同的未来（而非所有的未来）。我恍然大悟：《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不同的未来（而非所有的未来）对我来说意味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的分岔……在所有的虚构作品里，每当面对不同选择，人只能选择其一而舍弃其他；在崔朋的小说里，他同时选择了所有可能性。他用这种方式创造了不同的未来、不同的时间，不断地衍生、分岔……在崔朋的小说里，有各种可能的结局；而这些结局各自又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
书中假托的翻译者继续说道：
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寓言，谜底就是时间……它呈现的是一个不完整却并非错误的宇宙形象……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崔朋认为时间不是统一而绝对的。他相信时间是一个无限的序列，时间序列之间不断地背离、会聚和并行，形成了一张不断增长的、错综复杂的网。这张网里的时间相互靠拢、分岔、交错或彼此互不干扰，其中包含了所有关于时间的可能性……
这个主题的变体经常地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出现。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观念论者想象的世界中，“虚构作品包括单一情节及其所有可想象的变种”。在《巴比伦的抽签游戏》中，一个虚构的古代抽签游戏发展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方式；它“开始只是让机遇更为集中，对宇宙进行定期破坏”，此后则变成一个无休无止的过程，“没有决定是最终的决定，一切都在分岔产生出别的东西”。“巴比伦就是一个关于偶然性的永无止境的游戏。”《巴别塔图书馆》和《查希尔》里隐喻虽然变了，但还是同一个主题。马拉梅的诗《骰子的一掷》或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未选择的路》中也有类似的喻象：
多年前，在某个地方
忆及此我就不禁轻叹：
站在林中那个岔路口，我——
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个方向，
从此，人生的一切不同便开始出现
对历史学家来说，这首诗的意义显而易见。就连斯克里文也承认：
在历史学中，根据与既定问题有关的资料可以推出某个事件的许多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对我们来说似乎没有哪个是不可理喻的……只有在反思时会出现必然性……决定论的必然性是用于解释而非用于预测的。因此，选择不同未来的自由并非与事件的因果关联水火不容……如果我们试图消除所有意外，就不得不……放弃历史。
混沌与科学决定论的终结
穆齐尔和博尔赫斯等作家对叙事决定论的质疑与20世纪科学家对拉普拉斯式古典决定论的质疑极为相似（这远非偶然）。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对此往往视而不见（就像E·H·卡尔忽视黑洞理论那样），或只是曲解其意。因此，20世纪就历史是否是“科学”而争论不断的许多历史哲学家似乎并没有明白，他们对科学的概念完全停留在19世纪的过时理解上。而且，如果他们好好关注一下同时代科学家们真正从事的工作，一定会很吃惊——也许甚至是高兴地发现自己连问题都问错了。自然科学在现代所取得的大量进步的突出特征，就体现在从根本上它们都是历史性的，因为它们都涉及到时间推移所产生的诸种变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老问题颠倒过来，不去问“历史是不是科学”，而是问“科学是历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