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 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会怎样？ 迈克尔·伯利第七章 斯大林：战争还是和平 假如“冷战”被避免会怎样？ 乔纳森·哈斯拉姆第八章 “卡梅洛特”的继续 假如约翰·F·肯尼迪还活着会怎样？ 黛安娜·孔兹.4
这也适用于相对古老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认为孤立系统的熵总是会增加——也就是说，任由事物自行发展会加剧混乱和无序，甚至连创造秩序的尝试最终也只会减少已存在有序能量的数量。这对历史来说显然有着深刻的意义，尤其是因为它暗示了人类生活与宇宙历史最终会走向混乱无序的状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对历史有深刻的启示，因为它抛弃了绝对时间的概念。在爱因斯坦之后，我们意识到对于时间，每个观察者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如果我在离地面很高处俯视，由于地球引力场对光速产生的影响，一切事物的运动看上去都会显得比从前速度更慢。不过，即使是相对的时间也仅仅指向一个方向，这主要是因为熵，它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心理感受：就连我们记忆某个事件所消耗的能量也增加了宇宙的无序度。
宇宙的无序度在增加。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不过，与19世纪实证主义所期望正相反的是，自然世界中不是所有现象都能用这样明确的定律来加以概括。19世纪末最为重要的科学发展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关于自然现象间关系的大多数表述在本质上都只具有或然性。事实上美国的C·S·皮尔斯早在1892年就在其著作《审视必然性学说》（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Examined）中宣告了决定论的终结：“偶然性会通过所有的感官渠道蜂拥而至：它是所有事物中最冲动冒失的。”他声称：“偶然性第一，定律第二，习惯倾向则排在第三。”而佐证这一点的决定性证据来自1926年海森堡的论证。他发现精确预测一个粒子的未来位置与速度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测定它的目前位置只能利用光量子。光的波长越短，对粒子位置的测量就越精确，但同时对其速度的干扰也会增大。由于这项“测不准原理”，量子力学只能预测某项观察的可能结果，指出其中哪个结果是最有可能的。正如史蒂芬·霍金所说，这“把不可预测性或者随机性作为无法避免的因素引入到科学中”，而且是引入到了最基础性的科学中。而这恰恰是始终坚持拉普拉斯式宇宙概念的爱因斯坦所反对的，他在写给马克斯·波恩的信中说道：
你相信上帝是在掷骰子，而我则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着完美的法则和秩序，而且，我倾尽所能地去思考，想要理解它们。对此，我有着坚定的信念，然而我也希望有人能找到一个比我更现实的方式，或者说一个更实在的基础。即使是量子论取得的初步成功，也不能让我相信世界是场骰子游戏的说法，尽管我很清楚你那些年轻的同事们认为这是因为我老了。
但“测不准原理”比爱因斯坦在世的时间更久，而且它居然让历史决定论也感到了尴尬。因为依此类推，历史学家也绝不应该忽视他们自己的“测不准原理”——任何对历史事实的观察都不可避免地会扭曲它的意义，因为我们只能是“事后诸葛”地选择出要观察的历史事件。
另一个现代科学概念也对历史产生了重要启示，即所谓的“人择原理”，关于这种原理最强硬的说法是：“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宇宙，或者在单一宇宙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区域，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起始结构，也许还有自己的一套科学法则……（但）只有少数像我们这样的宇宙才能发展出智性存在。”这自然会引发明显的问题：我们并不清楚应该给那些我们并不置身其中的“历史”赋予怎样的意义。按霍金的话说：“我们的宇宙不仅仅是可能存在的历史，而且还是最有可能存在的历史之一……有那么一类特殊的历史，它们存在的可能性比其他历史要大得多。”这种多重宇宙（和维度）的观念在如加来道雄等物理学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我看来，历史学家似乎没必要照搬加来的某些幻想色彩浓重的概念。由于需要难以想象的庞大能量，即便只是说“穿越虫洞[6]”在时空中旅行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也很值得怀疑。（且不说别的，如果时间旅行可能的话，我们的世界早就被来自未来的“旅行者们”灌得水泄不通了——这还没算那些返回到更早的年代的人，他们想要阻止林肯被杀或掐死还是婴儿的希特勒。）尽管如此，有无限多宇宙的这种概念也是相当有启发性的。想象在别的世界里克丽奥佩特拉著名的鼻子在鼻尖上有颗令人生厌的瘊子，在某个物理学家看来近乎胡乱臆想。但这却很生动地提醒我们，历史具有不确定的本性。
这些年来，生物科学也以类似的方式离决定论越来越远。例如，理查德·道金斯的著作中尽管颇有决定论色彩地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单个有机体只是“生命期漫长的基因进行短暂的结合所制造的生存机器”，但他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表明，基因“只是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决定行为……（它们）并不能控制自己的创造”。他的达尔文式进化论“对未来是一无所知的”——自然没有预先制定一个蓝图。进化的关键其实就在于复制基因分子（比如DNA）不仅制造错误也重复错误，所以“看上去很细微的变化也会对进化产生巨大影响”。“基因没有预见性，它们并不会提前把一切规划好。”道金斯只在一种意义上算是个决定论者，因为他排除了“坏运气”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的作用：“就本身来说，运气是随机发生的，一种基因不断地遭到淘汰并不是它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它就是一种坏的基因。”因此，那些能够从命运的残酷选择中幸存下来的个体原本就被设计了这样的能力：基因必须做一项类似预测的工作……但要预测这个复杂世界中的事是相当困难的。生存机器作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赌博……有些个体的基因为他们构建了出色的大脑，让他们能够在赌局中做出更准确的决策，其直接结果就是让他们更易生存并繁衍同样的基因。我们因此拥有了对痛苦和快乐这些基本刺激的反应，能记住自己的错误，能模拟各种选择，能和别的“生存机器”进行交流。
不过其他进化论者对这种论证提出了异议，因为它仍然站在决定论的立场上认为，一个种族的发展必然是留存强大的个体[用道金斯对复制形式的其他提法来说就是“模因”（meme）或“表现型”（phenotype）]。正如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奇妙的生命》中提到的，某些偶然性事件——比如像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明显发生过的环境灾难——的确中断了自然选择进程，它们彻底改变了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条件，在一夜之间将为适应这些条件历经数千年所形成的生物属性变得毫无价值。那些得以幸存的不是因为基因为他们设计和打造了优越的“生存机器”，而常常是因为其发育不全的属性意外地发挥了作用。总而言之，研究史前史要完全抛开偶然性因素是不可能的。如古尔德所说，英属哥伦比亚省有53亿年历史之久的伯吉斯页岩揭示了多样化的生物机体类型，证明了传统进化理论已经过时、不适用了。伯吉斯页岩中保存的生物机体中究竟有哪些能够在2.25亿年前的那场危机幸存下来，并不是由达尔文自然选择法则决定的。它们只是一场灾难性“抽奖游戏”中的幸运儿。如果灾难以别的形式出现，那么地球上的生命会以不同的、难以预测的方式进化。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古尔德设想的其他可能的世界，其中生活着的不是人类，而是“海洋食草动物”以及有着侵夺性前肢、胡桃夹子般双下颚的“海洋食肉动物”（“如果蠕虫统治着海洋，我实在没有信心认为南方古猿会有机会在非洲草原上直立行走”）。但古尔德对历史偶然性作用的评论并不荒谬。由于在历史学中不能像科学一样通过重复来验证进化论，历史学家们只能建构出一种叙事模式——用他的话说，好比是重新播放一盘想象中的磁带，然后去思考如果最初条件有所不同或是一连串事件中有一个发生了变化，结果会怎样。这不仅适用于说明伯吉斯时期多毛环节动物相较于曳鳃动物的胜利，或始新世时期哺乳动物相较于大型鸟类的胜利，也适用于地球自出现人类以来这18000年的短暂历史。
古尔德的论证主要依赖的是激变事件的作用——比如外来星体对地球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将偶然性引入历史的唯一方式。因为持“混沌理论”的人已经证明，自然界是不可预知的，即使没有陨石的出现，想要精确预测自然界活动几乎不可能。
在数学家、气象学家和其他人对“混沌”的现代用法中，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混乱无序，也不是指自然界毫无法则可言。它的意义在于说明那些法则之复杂让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作出精准的预测，因此身边发生的许多事情看上去似乎都是随机或杂乱无章的。如伊安·斯图尔特所说，“上帝可以一边掷骰子，一边创造出一个有着完整法则和秩序的宇宙”，因为“即使是简单的等式，也能产生复杂得难以测算的运动，以致我们觉得这些运动是混乱的”。准确地说，混沌理论涉及的是决定论体系中的可能性（即看似随机的）行为。
这个现象在最初只吸引了法国数学先驱亨利·庞加莱的追随者们。庞加莱坚持认为，如果一个数学系统中反复不断地出现一种变化，周期性也终将出现；但斯蒂芬·斯梅尔等人逐渐意识到，有些多维度动力系统不会停留在庞加莱就两个维度所确定的四种状态里。用庞加莱的拓扑映射法有可能识别出这类系统常常会出现的大量“奇异吸引子”（比如康托尔集合）。这些系统的“奇异”就在于我们很难把握它们的行为。由于它们对初始条件极度敏感，我们要对它们作出精确的预测，必须要准确了解其起点，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换句话说，看似随机的行为实际上不完全是随机的——它们只是没有作线性运动：“即使我们的理论是种决定论，也只有那些在初始条件微变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稳定的行为才能进行复验。不是所有的预测都能做到这一点。”从理论上讲，我们掷硬币时如果准确地知道硬币下落速度和每秒的转速，就可以提前知道结果，但实际上这是相当困难的——更复杂的运动过程的计算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尽管宇宙在概念上仍旧是决定论的，但“所有决定论都难说明问题。我们最多只能做到可能性的说明……因为我们太过愚钝，无法看清它的结构”。
混沌理论的应用很广泛（派生物也相当多）。首先就是经典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两个同样大小的天体对一粒灰尘有着难以预知的引力作用。实际上，土卫七绕土星运行轨道看似随意就是天文学家发现的一个例子。混沌理论也应用于液体与气体中的湍流，米切尔·费根鲍姆对此极感兴趣。伯努瓦·曼德勃罗在其著作《自然的分形几何学》（The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中发现了其他的混沌模式。按照他的定义，一个分形体（fractal）“总是在极为广泛的尺度上展示具体的结构”——就像费根鲍姆的“无花果树”那样。爱德华·洛伦茨对于热对流和天气的研究为混沌理论提供了典型实例之一：他用“蝴蝶效应”来概括气候对于初始条件极为敏感的特点（意指一只蝴蝶现在扇动翅膀，在理论上可以决定下周是否有场飓风袭击英格兰的南部）。换句话说，大气状态的小小波动会导致重大结果——因此，即使用最先进的电脑也不可能准确地预报4天以后的天气。罗伯特·梅等人在研究昆虫与动物数量的波动中也发现了混沌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混沌理论最终证明了很久以前马可·奥勒留和亚历山大·蒲柏直觉到的事情：即使世界看上去是“偶然形成的”，它仍然具有一个“规律且美丽”的（哪怕是难以理解的）结构。“整个自然都是艺术，不过你还不知道；一切偶然都已规定，只是你无法看清。”
显而易见的是，混沌理论对社会科学也有重要意义。对经济学家来说，混沌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基于线性等式（这是大多数经济学模型的基础）的预测、预报常常出错。“简单的系统不必然拥有简单的动力属性”这一原则，大概也能用于政治领域。别的不提，至少可以提醒学者们避免用简单的理论来研究选举的决定因素。如罗杰·彭罗斯所提出的，以我们对混沌机制的理解，最多只能“模拟典型结果。预报的天气未必是实际出现的天气状况，但它作为一种天气的确是可能出现的”。还有经济、政治方面的预测，也是如此。长期预报所能做到的只是给我们提供许多可能的事态发展模式，并承认在其中作出选择只是一种猜测，而不是预测。
走向混沌
对历史学家来说，什么是混沌？历史学家关心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理解过去。仅仅说人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必须服从自然界的混沌行为是不够的，尽管直到19世纪末天气预报都应该算得上是人们健康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在现代史中，有部分人的行为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明显。20世纪许多人的寿命都因他们（而非自然）而缩减了，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混沌理论的哲学意义在于它调和了因果性与偶然性，不仅让我们从奥克肖特等观念论者完全不提因果关系的荒谬世界中脱离出来，也可以防止我们落入决定论者基于法则且预先存在的因果链主导下的同样荒谬的世界。混沌——决定论系统中看似随机的行为——意味着即使是一连串事件存在因果关系，也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
其实在混沌理论问世之前，20世纪四五十年代哲学家对于因果关系的论述就涉及到了这样的中立理论。决定论从根本上认为因果关系只能通过法则得到建立。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根本观念可以追溯至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论证了要假定X1和Y1两个现象间存在因果关系必须要具备以下条件：在一连串事件中，事件X1X2X3X4……后都接着发生了事件Y1Y2Y3Y4……即这一系列事件长到足以证明事件X的发生总是（或者很有可能）会导致事件Y的发生。亨普尔对此作了改进，形成了关于因果关系的覆盖律模型，声称只有基于观察经验归纳推导出的法则（或者说“预先存在”的普遍规律的具体命题），才能说明因果关系是否成立。
然而，如果说“法则”是指与经典物理学定律类似的预测性主张，卡尔·波普尔对于历史学建立此类法则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他认为科学的方法论都是通过实验对假设进行系统的检验，这并不适用于历史研究。但波普尔对决定论（他含糊地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的拒斥并不意味着他像奥克肖特那样彻底拒斥因果性的概念。他承认，事件或趋势的确是由“初始条件”造成的。关键在于我们不依赖一种普遍的命题或是推导出的确定性，也可能对历史问题作出因果关系的解释。科林伍德早就区分了亨普尔（或法则性）的因果解释模型与“实践科学”的因果解释模型，在后者中原因是“一个事件或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制造或消除它来制造或消除它本应产生的结果”。在这里，建立因果关系的最佳标准不是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而是所谓的“若不是……就”或“必要条件”检验，即运用“如果原因不发生或不存在，结果也就不会发生或不会存在”这一原则。波普尔同样也指出：“可能性条件总是无穷尽的，为了在探究某个趋势的真正条件时检验这些可能性条件，我们总是会试着想象在这些条件下不会出现这种趋势。”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者最有力的指责是他们无法提出上述问题，无法“想象造成变化的条件也能产生某种变化”（我们已经知道，奥克肖特之类的观念论者也有这样的问题）。
弗兰克尔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更详尽的探讨，他引用了历史解释的一些例子，这些例子都只是简单地说明“没有这些条件，问题中的事件就不会发生”：
如果卢梭没写出《社会契约论》，法国大革命会有所不同吗？如果布思像大多数没成功的暗杀者那样没击中目标，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会有所不同吗？坦白讲，当我们将某种因果关系的影响施加给卢梭或林肯，我们就假定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再如“克丽奥佩特拉的美貌让安东尼在埃及流连忘返”此类对历史的因果关系表述，其背后的普遍规律到底是什么？
用加利的话来说，“历史学家……指出从前发生过但至今没被注意到或没得到重视的事件，从而告诉我们某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很大胆地认为若没发生这些事件，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形。”科学和历史之间有个不同之处就在于，历史学家常常只能依靠这样的解释，而科学家可以将它们作为假设，通过实验对之进行检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讨论过去的因果问题时不想求助覆盖律，就只能采取反事实条件来检验因果性假设。
研究因果关系的法律理论家也和历史学家一样关心对过去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正如哈特和奥诺雷所论证的，穆勒虽然将原因定义为“肯定与否定双方面条件的综合，一定会导致结果发生的、在实现过程中的……全部偶然性”，但这个定义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问题。因为律师寻求责任、义务、赔偿和处罚时，必须确定（一场火灾或死亡事故中的）众多原因中哪些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这也同样只能通过提出“若不是……那么”的问题或必要条件才能确定：如果被告没有做出被指控的不当行为，伤害是否成立，通过这个推理过程来说明该行为是否是造成伤害的原因。用R·B·布雷斯韦特的话来说，存在因果性关联的事件——
不仅可以论证那些关于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推论，而且也可以论证“反事实推论”，即如果某个实际发生的事件没有发生会导致什么结果……律师要在因果关系中寻找普遍性的因素……方法就在于提出A是B的原因……A如果没有发生，B会发生吗？
哈特和奥诺雷承认必要条件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在两个人同时开枪打死了第三个人的假设情形下），但他们无疑都认为，这显然比“现实主义者”对立法者意图的主观假设更为可取。
反事实的哲学思考复杂繁多。如加尔迪内指出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事实问题的形式，因为它们常常是不完备的：
“林荫路上的枪击事件是1848年法国革命的原因吗？”这么问的意思是指：“这些事件如果没有发生，革命是否还能在其原本爆发的准确时间里爆发？”还是指：“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件，革命是否迟早都会发生？”在后一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如果我们问：“那么什么才是革命的真正原因？”此时又会需要更详尽的答案。因为有太多可能的原因……不存在那么一个绝对真实的原因在等着历史学家去发现。
这类形式问题此后在逻辑学家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也许是决定首先应该提出哪些反事实问题。因为针对可能性的最有力反驳之一，就在于指出了这种选择上的可能性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分岔的花园”一样。克罗齐认为这正是反事实方法的主要缺陷。
不过，大多数可能的反事实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比如，没有哪个理智健全的人想知道，如果1848年在巴黎的所有人都突然长上了翅膀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假设。以赛亚·柏林最先对反事实问题的合理性提出了要求，他对决定论的批评与门内克基于同样的起点，即历史学家需对“个体的性格、目的和动机”进行价值判断，而决定论与这种需求格格不入。但他对已发生事件、可能发生的事件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了重要区分（这种区分最早是内米尔提出的）：
没人会否认，我们常常在小说和梦里去思考人类现在、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可能性中，哪一个才是最佳选择；也没有人会否认，历史学家（以及法官、陪审团）总是会尽其所能地尝试确定这些可能性是什么；而论证的方式便决定了哪些是可靠的历史，哪些是不可靠的历史。所谓的现实主义（其反面则是对生活的无知、臆想或做白日梦）恰恰在于：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置于原本有各种可能性的背景中，并将它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作出区分，这……正是历史最终的意义，历史的和法律的公平都取决于这种能力……
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合理推断下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进行区分是十分重要的：
当历史学家在尝试确定某事件的发生及其原因时，会拒绝符合逻辑的若干可能性（其中大多数很明显是荒谬的），而且历史学家会像侦探一样只研究至少有一定合理性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对合理性的判断——人作为人会做的事情或会有的状态——构成了与生活方式一致的判断。
换个方式来说，我们关心的是在过去被认为比较合理的可能性。马克·布洛赫对此清楚地阐述道：
判断一个事件是否可能，其实就是判断它的发生概率有多大。那么，去探讨一个事件在过去有没有可能发生合理吗？显然不。只有未来才有偶然性。过去没有给可能性留下任何空间。在投出骰子之前，1到6这6个数字都有可能出现。而如果没有骰子，问题当然就不复存在了……但在一种正确的分析中，历史研究对可能性概念的利用并不会形成矛盾。当历史学家寻思过去某个事件是否可能时，他其实是在让大脑作大胆的尝试，把自己移送到过去，在该事件发生前夕去估测其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可能性仍然在于未来。但既然现在被想象以某种方式送回到过去，那么现在就成了建立在时间碎片上的过去，而对我们来说，时间碎片其实就是过去。
特雷弗·罗珀同样也指出：
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时刻都的确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只看到已发生的事情而不考虑别的可能性，又怎么“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只有将我们自己送回到过去，去面对那些选择……只有当我们像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不确定的环境且面对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时，只有当我们看到那么多问题一起袭来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吸取到真正的教训。
总之，缩小历史可能性的范围可以让我们去思考那些合理的可能，这样就用可能性评估取代了“偶然性”这个谜团，让我们得以摆脱了单一决定论和无限可能性的两难处境。所以我们要进行的反事实设想不能只是幻想，而应该是以混乱世界中合理可能性的估测为基础对过去进行的模拟性设想（也就是“虚拟历史”的由来）。
这自然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可能性有所理解。比如，我们要避免像赌徒那样推理，认为如果轮盘连续5次出红，下一次就很有可能出黑——但事实并非如此。掷硬币或骰子也是同一个道理。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关心的是人类，人类有记忆和意识，和骰子是不同的。对骰子来说，现在不会受到过去的影响；重要的是掷出后多种因素对骰子平衡的控制。而对人类来说，现在的确会受到过去的影响。举个（博弈论中的）简单例子：一个曾做了两次逃兵的政客，第三次遇到同样情形时却有胆子拿起武器参战，恰恰是因为他此前的屈辱记忆的刺激作用。要对他是否参战的可能性作出估测，必须参考他过去的行为以及现在对战斗的态度。因此，历史的可能性比数学的可能性复杂得多。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而人类也不是骰子。我们回到科林伍德对因果关系真正的“历史形式”的论述，在他看来，“被造成的”事件就是负有责任的、清醒的主体所发出的自由且蓄意的行为。如德雷所说，主体在过去的“行为原则”在我们看来并不总是那么理性的。
尽管如此，还有一个问题有待回答。我们究竟怎样去区别有可能实现却没有实现的选择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选择？针对反事实方法，最常出现的质疑就是认为它依赖于“那些很明显从未存在过的事实”。因此，我们没有可以用来回答反事实问题的相关知识。但情况并非如此，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只有经历史考证证明当时的人的确考虑过的那些可能性，我们才应该将其看成是合理的或可能发生的。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但似乎被奥克肖特忽略了。我们常说，过去曾经也是未来；就未来而言，过去的人们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去思考未来可能怎样、合理的结果应该怎样。过去有些人或许对未来根本就漠不关心。也可能过去很多人非常肯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有时候历史甚至真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发展。但过去大多数人所考虑的不只是一种可能。虽然最终只有一种可能性实现，但在发生之前的那一刻它并不比其他可能性更现实（尽管现在看来它似乎更有可能发生）。现在，如果一切历史都是（有记载的）思想的历史，我们自然应该对人们曾思考过的一切可能的结果给予同等的重视。如果历史学家根据实际发生的那个结果抹杀了人们认为合理的其他结果，他就别指望能“真实地”再现过去。因为仅仅考虑已经实现的可能性实际上犯了最基本的目的论错误。要理解过去的真实面目，我们就需要了解那些并没发生但对当时的人来说有可能发生的那些事件。当实际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人们事先根本就没考虑到，之前的那些可能甚至会显得更真实。
反事实分析的范围因此被大大缩小了。此外，我们能合理思考的反事实问题必须是当时的人考虑过的问题，它们还被记载在存世的文本（或其他形式的记录）中，被历史学家认可为有效的历史资料。这自然就将偶然性因素引入了历史，因为哪些文本留存、哪些文本散失是没有必然性可言的。但同时这说明反事实历史也是行得通的。
反事实分析因此就有了双重的合理依据。首先，讨论因果关系问题时，在逻辑上就有必要提出“若非……”开头的问题，去想象如果没有我们设定的原因，会发生什么。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在判断可能性的基础上去建构合理的、可能发生的过去；前提是要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其次，在兰克看来，想弄清过去“真实的面目”究竟如何，这样做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我们必须同等地看待和重视事件发生前当时人们所考虑的一切可能性，比起他们始料未及的结果来，这些可能性更为重要。
因此，本书对方法论所作的重要限定除了已提到的首要前提，即清晰明确的必要条件论证之外，还要求反事实假设必须是当时人们所考虑的那些可能性。每一章所进行的论证，其出发点都是当时被看做有充分现实考虑的那些可能性。
考虑这些可能性时会引出很多重要问题。首先，实际发生的事件在当时大多数的智者看来，常常不是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反事实设想的场景对关键时刻的决策者来说，比实际发生的事件更为“真实”。
其次，我们会发现当人们相信了决定论也相信自己受到决定论的主宰时，决定论就会在历史中真正地发挥作用。正如前文所说的，自然界的混乱与历史的混乱之不同，就在于人类不像气体、液体或低等生物，人类是有意识的。决定人类生存下去的不仅仅是基因，他本人也会努力活下去，因此他会先试图理解过去，并以此理解为基础对未来有所期许，然后当下才会有所行动。麻烦的是他用来作为预测基础的理论常常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理论总是假定有一个超凡的存在、一个理念、阶级斗争、种族斗争或别的决定性因素，夸大了人类精确预测的能力，也因此误导了人类。托克维尔曾经说过：“过多的记忆往往让人湮灭在政治里。”其实他想说的应该是“受决定论过度影响的历史”。英国内战、北美独立战争、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对决定论的信仰增加而非削弱了这些大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最后，正如这本书想要论证的，死于这些战争的人们都成了混乱而不可预知的事件的牺牲品，而这些事件原本是可以改变的。或许，死于决定论预言的意外结果的人，与死于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一样多。但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杀人者总是打着决定论（不管是宗教还是种族主义）的名号。从这个角度看，“何必要去问反事实问题”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就是：如果我们不问会怎样？虚拟历史是对决定论的必要矫正。
所以，虽然本书实际上集结了一系列各个不同的“想象的时空”之旅，但我想也没必要对此表示歉意。它也许很有点科幻味道地带读者穿过一个个“虫洞”，到达8个不同的世界。但每一章假设的出发点都不只是简单的想象或幻想。世界的秩序并非神授，也不由绝对理性、阶级斗争或其他任何决定论“法则”主宰。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熵的作用下，世界的无序会不断地增加。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更加地不确定，因为：一方面他们所认为是证据的东西常常是出于偶然才得以保存；另一方面，在将一件人工制品看做是历史资料的同时，历史学家已经扭曲了它的意义。他们努力从历史资料中推论而得的事件原本就是“或然性的”，换言之，也就是混乱的，因为控制物质世界行为的不是只有线性的等式，还有非线性的方程。人类意识的行为（无法用等式方程来表达）只会加剧世界的混乱。故而在历史中寻找普遍法则是徒劳的。历史学家最多只能是基于可能性判断来构建合理的反事实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来推测因果关系。最终，不同的可能性只能从留存下的当时人们对于未来的说法中推导出来。这些都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混沌故事”（一种混乱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宣言，但在很多方面也只是将许多历史学家多年来私下里在想象中进行的工作公之于世。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本书没有出版，会不会有一部类似的（也许更好的）著作很快问世？我忍不住要说是的，而这不只是出于谦逊。十多年来，科学中的因果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历史学家迟早也会受到影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这一代历史学家能像关注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学理论那样关注数学、物理学乃至古生物学，这本书或许10年前就出现了。不过，历史的前进和科学并不一样。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具有突发性的特质——被淘汰的“范式”还将持续作用一段时间。这种看法或许是对的。但至少范式最终还是会彻底改换的，特别是由于科学进入现代以来，研究资源日益向人们重视的那些问题集中。（即使问题被证明不重要，这个过程也是随着回报的日益减少而逐渐显露的。）历史的范式变换方式则是毫无规则可言的。现代历史学不是在周期性的更替中前行，而是一种进展缓慢的“修正主义”。后辈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去证明和完善前辈历史学家的学说，只有极少的人去挑战这些学说中的假定（这样做对他们自身的事业来说是有风险的）。如果史学史间或看上去似乎有某种循环性（从普遍意义上讲，本书是反对这种循环性的），那只是反映了这门学科本身的局限。像“叙事的复兴”的一时流行，的确也说明了历史学家在寻求新的方法论时，更倾向回头而非向前开拓。因此，本书在可能主义的强音中结尾似乎也是对的。本书的出现毫无必然性可言。或者说，如果不是一群志趣相投的历史学家的一连串见面会谈（这是很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这样一本书也不会出现。我们也因此能够去关注日常生活实则混乱的本性，本书的序言便是从由此开始的。接下来，本书作为实际出现的结果是否优于其他那些没有实现但却合理的可能（像书中每一章所讨论的反事实假设一样），就要留待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1]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其想象力和宗教思想是很多杰出作家灵感的源泉。——译者注
[2] 柏勒洛丰，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者注
[3] 《笨拙》（PUNCH），幽默漫画杂志，1841年创刊于伦敦。1867年，中国香港有人模仿创办了《中国笨拙》。——译者注
[4] 埃德蒙·伯克（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辉格党中保守派主要人物。——译者注
[5] 1英担等于50.802千克。——编者注
[6] “虫洞”指连接宇宙遥远区域间的时空细管。——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