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鷩冕既如此，那毳冕呢？“毳，兽细毛也。” “毳”既是动物细毛，则不妨推测，“毳冕”源于用动物皮毛装饰的帽子。那种帽子通行于北方民族 ，华夏族也戴。《白虎通义·绋冕》：“皮乃太古未有礼文之服。”董巴《大汉舆服志》：“上古衣毛而冒皮，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 “冒皮”就是以皮为帽。士冠礼“三加”之一的皮弁，就是一种白鹿皮制的皮帽。古书中有驱兽而战的事情，胡厚宣先生认为，那实际是将士们“头戴猛兽帽、身穿虎皮衣”以威慑敌人 。战国也有皮帽。《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蒙熊皮”就是用熊皮做帽子。《诗经·王风·大车》有“毳衣如菼”“毳衣如 ”之句，学者说“毳衣”是毛织衣服，是朝聘和助祭的礼服 。古书中有狐裘、羔裘，是毛皮礼服。金文中有“虎裘”[10]。“大裘而冕”的“大裘”，据说是黑羊皮制的，当然带毛，也是一种“毳衣”。既有“毳衣”，则“毳帽”以至“毳冕”的存在，也不在情理之外了。周代使用革制的胄 。《伯晨鼎》《中山王壶》铭文有“皋胄”，被认为是蒙有虎皮的胄。我们认为“胄”也曾在命服之列，详见本章第2节。
蔡邕：《独断》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页。
按《续汉书·舆服志下》的记载是“谓之赵惠文冠”，多了一个“赵”字。孙机先生指出“惠文”是繐布之纹，与赵惠文王无关，见其《进贤冠与武弁大冠》，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169页。查蔡邕《独断》卷下：“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后惠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页。法冠也称“惠文”，可见“惠文”的确与赵惠文王无关。但这只是说“貂尾为饰”与赵惠文王无关，却不能说“貂尾为饰”与赵武灵王无关。此冠特点不在繐纹，而在饰貂，饰貂应系胡俗。《续汉志》注引胡广：“意谓北方寒凉，本以貂皮暖额，附施于冠，因遂变成首饰。”附带说，《续汉志》“谓之赵惠文冠”一句，刘昭注云“又名鵔鸃冠”。这就把赵武灵王戴鵔鸃冠之事，与其武冠加貂之事，混为一谈了。王国维未察其误，便说以貂尾为冠饰和以鸟羽为冠饰，都出胡俗。《观堂集林·胡服考》，收入《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3册第10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9页。其实鸟羽饰冠，是华夏古俗，非胡俗。
《战国策·赵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55页。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贺“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
春秋君主有戴皮帽的。《左传》昭公十二年冬：“雨雪，王（楚灵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那“皮冠”就是皮帽。（复陶、翠被是羽衣。）又“惠文冠”。此冠本是武冠，“赵武灵王效胡服，始施貂蝉之饰” 。赵武灵王给武弁加上了貂尾 ，并在“胡服骑射”时以身率众——“王遂胡服” ，用貂尾所饰之冠做了王冠。汉代的诸侯国王、侍中、中常侍也戴“惠文冠” 。“惠文冠”既然曾是王冠，那么不妨说也是一种冕，带毛的冕。
图12 东北鄂伦春族的毛檐狍脑帽
（宋兆麟：《最后的捕猎者》，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图13 汉代画像石“二桃杀三士”帽垂貂尾
（朱锡禄编著：《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
按，《管子》“轻重”一组，王国维、罗根泽、郭沫若认为成于汉代，马非百还说是新莽作品。容肇祖则认为出自战国。近年胡家聪、赵郦生、李学勤诸先生多方举证，详论“轻重”诸篇出自战国齐国。参看胡家聪：《〈管子·轻重〉作于战国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赵郦生：《〈管子〉与齐国历史的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李学勤：《〈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钱大昕认为“冕”字作“絻”是讹字。《潜研堂文集》卷三《冕衣裳说》，《嘉定钱大昕先生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册第40-41页。
先秦君主们可能戴过很多礼帽，而后人所知无多。比如汉代画像中的周成王，戴着一顶有三峰的帽子。孙机先生说它“名称不详，只能暂称之为王冠” 。若以“冕”为王冠之称，那么它也是一种冕。冕的颜色，也不一定都是“玄冕朱里”。《管子·轻重己》就说，天子立春祭祀“服青而絻青”，秋至祭祀“服白而絻白”，立冬与冬至祭祀“服黑絻黑” 。“絻”即“冕”字 。那么早期冕的颜色也没固定下来。就算那“絻青”“絻白”“絻黑”只是《轻重》的想象，但也说明冕色尚不固定，为想象留下了空间。
图14 山东宋山汉代画像石“周公辅成王”中的王冠
（朱锡禄编著：《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鷩冕、毳冕，可能都来自先秦实有之冠，甚至来自王冠。那么对《周礼》六冕是如何建构的，我们就有了一个初步认识。第一步，《周礼》作者搜罗现行冕名，如衮冕、玄冕、 冕，再加上通用的羽冠、毳帽等，将之汇聚一处；第二步，是割断它们旧日所指，抹煞它们的本来形制，再用井然有序的章旒等级重新安排其外观，令其焕然一新；第三步就是把它们跟祭祀等级、跟王朝爵命搭配起来。那么，“原生与奠基期”的周朝礼制中根本没有六冕，它只是“断裂与建构期”的礼家想象。
然而那被想象建构出来的、历史上本不存在的六冕，此后十几个世纪中却被认作“周礼”而得到顶礼膜拜，很多经学家为之耗费心血，很多现代论著仍遵其说。这类“周礼”题材的喜剧，是否上演过很多出呢？
[1]《礼记·王制》郑玄注：“凡冕属，其服皆玄上 下。”《十三经注疏》，第1346页下栏；《说文解字》卷十三上：“ ，浅绛也。”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3页。
[2]“黻”即“ ”，又作“芾”“韨”，金文作“巿”，在西周就是礼服的重要部分。杨宽：《西周史》，第476页以下。郑玄《毛诗笺》：“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谓之‘芾’，其它服谓之‘ ’，以韦为之。”《十三经注疏》，第489页下栏。
[3]《通典》卷七二《礼三二》引《魏尚书奏》：“秦静议：按周礼，天子公卿诸侯，吉服皆玄冕朱里，玄衣 裳；有丧凶则变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蚁裳。云麻冕者，则素冕麻不加采色，又变其裳。亦非纯吉，亦不纯凶。”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79页。
[4]郭沫若先生在《释黄》一文中提出，“黄”是佩玉：“黄、珩、衡为一物。”见其《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3页；《师克 铭考释》，《文物》1962年第6期。持“黄为佩玉”之说的，还有郭宝钧、杨宽、白川静等，分见其《古玉新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第18页以下；《西周史》，第475页；《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22页。唐兰先生认为“黄”是系巿之带，见其《毛公鼎朱韨葱衡玉环玉瑹新解》，《光明日报》1961年5月9日，收入《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以下。持“黄为衣带”之说的还有陈梦家等，见其《西周铜器断代·赏赐篇·释黄》，《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以下；及吴红松，见其《西周金文赏赐物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8页以下。孙机先生详考其事，认为“黄为命服中的玉佩，至此已无可置疑”。见其《周代的组玉佩》，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124页以下。许进雄先生甚至认为，“黄”字本身就是组玉佩的象形，“黄帝”之名就是来自“璜”的。《古事杂谈》，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9页。玉璜在良渚文化中就发现了，参看吴桂兵：《长江流域龙山文化时代玉器研究》，收入《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以下。
[5]可参《春秋左传正义》： 版“其长短广狭，则经传无文。阮谌《三礼图·汉礼器制度》云：‘冕制，皆长尺六寸，广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舆服志》云广七寸，长尺二寸。应劭《汉官仪》云‘广七寸，长八寸’。沈又云广八寸，长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广七寸，长尺二寸者，诸侯之冕；广七寸，长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礼残缺，未知孰是，故备载焉”。《十三经注疏》，第1741页下栏。
[6]秦汉的通天冠、高山冠高九寸，进贤冠高七寸，樊哙冠高七寸，法冠高五寸，却敌冠高四寸。还有一种类似高山冠的巧士冠，有高七寸、高五寸两种。相对于高七寸的巧士冠，高五寸的就是巧士冠中的“小冠”了。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有“冠大小各一”之文（简268），见何介钧主编：《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陈国安先生认为，与一件漆 冠同置于一个奁盒之中的另一残破之冠（编号6685），就是遣策所记的那件“小冠”。见其《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服饰述论》，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而那顶漆 冠是武冠，则那顶“小冠”就是武冠的“小冠”。《汉旧仪》：“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皆试守，小冠，满岁为真，以次迁，奉引则大冠”；县令长丞尉“皆大冠。亡新令长为宰，皆小冠，号曰夫子”。《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82页。令长之“大冠”，当然只能是进贤冠了，所以其“小冠”，应是进贤冠的小冠，只用于试用期的官员。《续汉书·舆服志下》刘昭注引《古今注》：“建武十三年，初令令长皆小冠。”《汉书》卷六十《杜周传》记，杜钦“乃为小冠，高广财二寸”。杜钦是学者，学者可以戴进贤一梁冠，则杜钦的“小冠”应是进贤冠的“小冠”。其冠高才二寸，是相当之矮了。同书卷六八《霍光传》，汉宣帝裁抑霍氏：“更以（霍）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任命为大司马却不给印绶，只准使用“小冠”，是贬抑的意思。
[7]杨 国：《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又基诺、苗、哈尼、彝族的帽上羽饰，参看罗由沛、周鸣琦：《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服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6页；苗、哈萨克、藏、彝、瑶、高山族的帽上羽饰，参考杨阳：《中国少数民族服饰赏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彩图4及第51、74、114、156、226、235-237、246、258-265页；又瑶、藏、维吾尔、苗、哈尼、哈萨克等族的帽上羽饰，参考杨源：《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图典》，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42、102、132、136、149、170、174-178、197、198页图片。
[8]“冂”字高鸿缙释为帽。唐兰说：“此处用作盖在头上的头巾，演化为 字、冃字，冃就是冒（帽），又音转为冕字，从免声。”参看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册第72页以下。陈初生先生也释“冂”为头巾，见其《金文常用字典》卷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5页。
[9]《说文解字》卷四上，第75页下栏。马叙伦、陈梦家都释“ ”为蒙羽帽于首之舞，参看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册第75页。
[10]《大师 簋》：“王乎宰曶易大师 虎裘。”古铭、徐谷甫：《两周金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简明金文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2.
冕与胄的推测
许进雄：《古事杂谈》“王为什么戴高帽”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3页以下。“戴高帽本是庆会以外，为指挥作战的临时设施，它慢慢演变为象征权威的常服，同时它也被改良成保护头部的盔胄。甲骨文的免字就作一人戴头盔状。戴头盔本是武士的殊荣，作战的装备。后来非武士成员掌权后也可戴冠，于是再进一步改变为行礼时戴的各种冠冕了。”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转引自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7册第100页。
许进雄先生有个很有趣的意见，他认为最早的冕是高帽子，而且是军帽；其作用是使指挥官在战场上醒目易见，又能保护头部，跟头盔相似 。马叙伦先生先有其说了，他也说冕是“首铠”，认为冕做桶形，就是为了保护头部。《尚书·顾命》中所看到的冕，除了周成王、诸侯、诸臣戴“麻冕”之外，还有“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戣，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马先生因云：“此皆执兵器以宿卫者，岂有冠垂旒之冕之理乎？明是首铠也。”
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汪宁生：《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收入《古俗新析》，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以下；又其《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以下。
《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程树德：《论语集释》，第222页。
这种推测，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卫士与将士的戴冕记载还有更多。《周礼·夏官·节服氏》：“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尸，从车。”那两位送尸迎尸的人，应系卫士，他们既服冕又执戈。周代祭礼上的舞蹈，有舞者头戴冕、手执干戚的场景，如《大武》。《礼记·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在周代祭祀乐舞中地位崇高，模拟周武王伐纣场面，因有场景、情节，在追溯中国戏剧的起源时就会被人们提到 。可以推测，《大武》的“历史保真度”一定很高，重现了伐纣的真实场景。史书说周武王伐纣时有过“前歌后舞”场面，那“歌舞”也被说成军事操演 。正因为此舞有杀伐之事，孔子才说它“未尽善” 。《大武》的戴冕、舞干戚景象，多少也强化了“冕源于军帽”之说。试想，手持盾斧作生死搏杀，其时所戴之“冕”，会是典雅雍容的旒冕礼冠吗？不怕缀旒遮蔽视线，被敌兵干掉吗？周武王伐纣时如果真的戴冕，那冕不该有旒。
《续汉书·舆服志下》：“爵弁，……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礼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夏。’此之谓也。”可见《云翘》的舞具是干戚。
《续汉书·舆服志下》：“建华冠，……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乐人服之。”《文选》卷三张衡《东京赋》：“冠华秉翟，舞列八佾。”李善注引蔡邕《独断》：“大乐郊祀者冠建华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页。“华”即建华冠，“翟”即用作舞具的羽毛。又参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下册第502页注。
《大戴礼记·夏小正》：“丁亥，万用入学。……万也者，干戚舞也；入学也者，大学也。”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31页。《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龠师学戈，龠师丞赞之。……大乐正学舞干戚。”《十三经注疏》，第1405页中栏。
籥，或谓是编管，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和言》，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或谓是编管的箫，见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或谓是笙类，见高亨：《上古乐曲的探索》，收入其《文史述林》，第70页；或谓是口笛，见高德祥：《说籥》，《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2期。王子初先生别出心裁，推测籥是朝会时的手版，即笏，见其《汉籥余解——借复高德祥君》，收入《残钟录》，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此说虽很有创意，但与《周礼·春官·籥师》所记“籥师掌教国子舞羽龡籥”不合——“籥”是吹的。
《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皇览》，迎春“舞之以羽翟”，迎夏“舞之以鼓鼗”，迎秋“舞之以干戚”，迎冬“舞之以干戈”。
《宋书》卷十九《乐志一》。
又《续汉书·舆服志》记东汉乐舞，《云翘》之舞近于《大武》，舞者戴爵弁，以干戚为舞具 ；另有《育命》之舞，舞者戴建华冠，用羽翟为舞具 。按，周代王子及国子学生所习之舞，有用干戚或干戈做舞具的 ，也有用羽籥做舞具的。羽是羽毛，籥是笛子一类的乐器 。由汉朝《云翘》《育命》反推，周代与“武舞”——即干戚之舞——配套的冠，也应为爵弁；与“文舞”羽籥之舞配套的冠，则为羽冠。直到曹魏，五郊迎气所用乐舞，依然有用干戚（或干戈）的，有用羽翟的 。曹魏宗庙乐舞，《武始》的舞人戴平冕，《咸熙》的舞人戴委貌冠，《章斌》兼用二冠。太祖曹操庙用《武始》，象征武功；高祖曹丕庙用《咸熙》，象征文治；烈祖曹睿庙用《章斌》，象征文质彬彬；若奏于朝廷，则《武始》改为武冠，《咸熙》改为进贤冠 。那么我们来看：武舞执干戚，同时头上戴冕。那是不是也反映了冕曾有“武”之用途呢。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6页。
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第七：“冂，古文以为冕字。《盂鼎》。”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中册第129页。
相关各种意见，参看周法高：《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版，第4840页；周法高：《金文诂林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版，第2149页；张世超等：《金文形义通解》，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4页以下。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郭沫若释为“虎幂熏里”，见《毛公鼎之年代》，《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2页。秦永龙先生译为“虎皮做的车顶棚并饰以浅绛色的衬里”，《西周金文选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转引自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7册第100页。
关于金文中的冕、胄问题，曾与本系博士生韩巍、王珊同学讨论，特此致谢。
进而在周代册命礼的赐物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冕”的暧昧与“胄”的清晰。根据金文所见，册命之时，君主要向被册命者赐命服。有学者认为所赐命服中有冕，然而被他们认作“冕”字的金文，每每启人疑窦。《大盂鼎》《麦方尊》所见赐物有“冂衣市舄” ，那个“冂”字，有学者释“冕” 。然而也有不同意见，另释“冂衣”为“冋衣” 。有的服饰史著作引用《毛公鼎》的“虎冕练里”，来论证金文中冕的存在 ，不过那个“冕”字，更多学者是读为“幂”的，还有人说是车棚 。“虎幂练里”“虎幂熏里”是赐物中常见的物事。《鲁公伐箇鼎》《鲁公伐箇钟》也有两个字，马叙伦及容庚先生曾释之为“冕” ，但这两件铜器的真伪颇为可疑，不足为据。这样看来，册命金文中，“冕”或赐冕的事情，其实相当暧昧 。
分见孙诒让：《古籀余论》卷上《叔皮父敦》，籀经楼校本，第33页；丁弗言：《说文古籀补补》第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页。又可参看周法高：《金文诂林》，编号1036，第4848页以下；周法高：《金文诂林补》，编号1036，第2156页以下；张世超等：《金文形义通解》，编号1424，第1935页以下；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7册第100页以下。
与此同时，彝铭中的“胄”及“赐胄”的记载，却很明晰。胄字的形状是帽子加眼睛，帽顶锐枝三出。孙诒让释其字为“胄”，丁弗言亦释为胄：“今所谓兜鍪也。古兜鍪皆兼面具施之，故只露目。” 金文中的“胄”除了用作人名之外，指称头盔的，一部分是跟戎人打仗时缴获的胄[1]，另一部分就是用作赐物的胄。后者如：
《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册第60页，第4167号。
《豦簋》：锡甲、胄、干、戈。
《殷周金文集成》，第5册第248页，第2839号B；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第42页。
《小盂鼎》：王令赏□□□□□弓一、矢百、画皋一、贝胄一、金干一、 戈一……
《殷周金文集成》，第5册第176页，第2784号；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第142页。
《十五年趞曹鼎》：史趞曹锡弓矢、虎盧、九、胄、毌（干）、殳。
《殷周金文集成》，第5册第213页，第2816号；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第227页。
《伯晨鼎》：锡汝秬鬯一卣、玄衮衣、幽黼、赤舄、驹车……橹五旅、 、旅弓旅矢、戈、 胄。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第259页。
《殷周金文集成》，第15册第294页，第9735号。
那么胄之被用作赐物，在彝铭中历历在目。“贝胄”似是用贝壳装饰的胄[2]，“ 胄”即“皋胄”，被认为是蒙有虎皮的胄 。“皋胄”又见于《中山王壶》 。
进而我们还看到，胄是与兵器如干（盾）、橹（即大盾）、毌（盾）、戈、弓矢配套同赐的。《伯晨鼎》最有意思了，在赐服的“玄衮衣、幽黼、赤舄”那部分，并没有与“衮”相配套的冕或冠；而在赐兵器的部分，却出现了“ 胄”。册命金文中赐“玄衮衣”或“衮衣黹屯”的例子是很多的，但也都没有“冕”与之配套。那么能不能说那“ 胄”之类，在当时就是相当于“冕”的命服呢？
《韩诗外传》卷八，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698页；又《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颜师古注引《礼纬含文嘉》。
按照文献所记，册命赐服之时应该赐冕；而在册命金文里面，人们看到的不是赐冕，而是赐胄。中国礼制中有一种“九锡”之礼，是以周代册命赐物之制为渊源的。所谓“九锡”，就是赏给建立了大功德者的9种物事。“诸侯之有德，天子锡之。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 钺，九锡秬鬯，谓之九锡也。” “九锡”包括“衣服”，“衣服”包括冕服。西汉末权臣王莽在迈向最高权力时，曾加九锡，其时他得到的赐物如次：
绿韨衮冕衣裳，玚琫玚珌，句履，鸾路乘马，龙旂九旒，皮弁素积，戎路乘马，彤弓矢，卢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户纳陛。（《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
杨永俊：《王莽禅汉九锡礼考释》，《学海》2006年第4期。
刘师培：《西汉周官师说考》，《刘申叔遗书》，第169页。如《周礼》国野郊遂之制，刘师培先生指出：“惟畿中规划，厥名纷错……汉儒诠制，鲜克理董。然说各偭方，似以《莽传》为近正。”此说颇有卓识。
王莽九锡礼，学者已有考释 。除了学者所论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了这样一点：在王莽的赐物中，既有“绿韨衮冕衣裳”，也有与朱钺、金戚相配套的“甲胄一具”。周朝册命赐物有胄，王莽的“九锡”中也有胄，二者是什么关系呢？是源流关系吗？刘师培先生指出，新莽之制多近古，对理解《周礼》有特殊意义 。我们也觉得王莽“九锡”颇有古意：既赐衮冕，又赐甲胄。王莽所能看到的古代典籍，当然远比今人多。想来王莽是个贪大求全的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九锡中“衣服”一项被认为包括衮冕；但王莽不知在哪儿又看到了古代册命也赐甲胄，便把衮冕、甲胄二者都列入“九锡”了。
本处参考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以下；李少一、刘旭：《干戈春秋：中国古代兵器史话》，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68页；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1页；张秦洞：《铁甲征衣：军服文化漫谈》，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以下；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以下。有人推测胄可能来自面具，参看顾朴光：《中国面具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其说似不可从，青铜面具还是视为巫术用具为好。参看方辉：《商周时代的青铜面具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收入《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二十周年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页以下。
晁福林：《先秦民俗史》，第38页。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皮甲胄的清理和复原》，《考古》1979年第6期。所发现的有12套皮甲，有的戴胄。此外还有战马用的皮甲胄。
《说文解字》卷七下引《司马法》，第157页。楚系文字中也能看到从革的胄字，参看季旭升：《说文新证》所引，台湾艺文印书馆2002年版，上册第335页。
徐中舒：《殷周金文集录》，四川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殷周金文集成》，第8册第279页，第4322号；侯志义：《西周金文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诗经·大雅·文王》：“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毛传》释“冔”为“殷冠”，又曰“周曰冕”。则是以“冔”为周冕之前身的。陆景琳说“冔”“与冕名异实同”，见其《诗经服饰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章第3节“冕”部分。然而“冔”是否就是“冕”，也很暧昧。
王莽“九锡”之法的微妙之处，给了我们很强的暗示。爵弁序列的冕，即圆筒上加长版样式的冕，似乎真可能与军帽有关系。金文中的“冕”之所以显得暧昧，是否因为它跟“胄”混为一谈了呢？历史早期所谓的“冕”相当宽泛，与“胄”的区分也许不太严格，都有防护头部的功能。胄起先用皮革制成，商代又出现了青铜胄。殷墟西北冈1004号墓出土的青铜胄，多达141顶 。商周两代，用胄制度都相当发达。青铜胄太笨重了，周代更多使用的是革胄 。战国的皮胄也被发现过 。许慎说“胄”的异体字有从“革”的 ，从“革”就应由皮革制成。礼书中的“皮弁”大概就来源于皮胄。《伯晨鼎》《中山王壶》铭文中所看到的“皋胄”，学者推测是虎皮做的。《小盂鼎》赐物中所记“贝胄”，又见之于《诗经·鲁颂· 宫》：“公徒三万，贝胄朱綅。”那位君主出征时戴的不是冕，而是胄，在部下眼里那“贝胄朱綅”非常耀眼，赫赫生威。《 簋》的赐物中有“裨胄” ，而如前所见，文献中不止一次出现“裨冕”。《荀子·富国》：“大夫裨冕”；《礼记·玉藻》：诸侯“裨冕以朝”。“裨冕”与“裨胄”，曾是一回事吗？无论如何，金文中的贝胄、裨胄，都于史有征。《诗经》出现的“黻衣绣裳”“衮衣绣裳”“玄衮及黼”“玄衮赤舄”等衣物，跟金文命服“玄衮幽黼”“衮衣黹屯”颇能印证；有趣的是，金文中的“冕”很暧昧，《诗经》中恰好也没有“冕”字 。
图15 左：《小盂鼎》“贝胄”；右：《簋》“裨胄”
早期社会全民皆兵，勇悍的战士就有较大机会成为首领；首领须把持军权才能维持地位，大小首领也就是各级将帅。在这时代，君王向大小领主授予名位，往往同时授予军权。胄是军职与军权的象征物。所以，胄一类军帽成为“命服”，用作册命赐物，是可以想象的。《左传》成公二年：“公会晋师于上鄍。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此处命服是赐给将帅军校的，应含冠帽。那么，命服中的冠帽是军帽还是礼帽呢？再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
杜预注：大辂，金辂；戎辂，戎车。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25页下栏。
孔颖达疏云：《周礼·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韦弁服。”金辂。祭祀所乘，其大辂之服，当谓鷩冕之服；戎辂之服，当谓韦弁服也。
如《左传》庄公九年：“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7、1035页。
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
杨宽：《西周史》，第783页以下。
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第45页。
就《左传》所见，天子赐诸侯大路，诸侯赐卿大夫先路、次路。“先路三命之服”“次路再命之服”。又《礼记·郊特牲》：“大路繁缨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都表明春秋辂车是有等级的。
文中“大辂之服、戎辂之服”显示，“服”有跟“大辂”配套的，有跟“戎辂”配套的。“戎辂”为戎车无疑，《左传》多次出现“戎辂”，同时又有“戎服”之说 。“戎辂之服”，杨伯峻先生释为“戎车及其配备与服装” 。孔颖达释为“兵事”所用“弁服”，也有道理。古书说皮弁是征伐田猎之服。杨宽先生云：“行冠礼时再次戴上皮弁，原来的意义就是把他武装起来，以便从事田猎和战斗。” 不妨把皮弁视为皮胄或革胄，推测也在“命服”之列，与“戎辂”即战车相配。那么“大辂之服”呢？杨伯峻先生说大辂是“天子车之总名，可以赐诸侯以及国卿” ，那是就先路、次路而言的 。孔颖达从用途着眼，指出大辂及其配套的冕服用于祭祀，是礼车、礼冠，同样入情入理。
看来春秋之时，用于祭祀的冕与用于战猎的胄区别开来了，但二者仍然同为命服。反观新莽“九锡”，恰好也有二辂：“绿韨衮冕衣裳”应与“鸾路”相配，“皮弁”及“甲胄”应与“戎路”相配。我们推测那做法于古有本，除了“冕”之外，“胄”也曾在“命服”之列。
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4页。
汉献帝给魏公曹操加九锡，以及魏文帝给吴主孙权加九锡，就只有衮冕而无甲胄了[3]。以甲胄为命服的“古调”，“今人多不弹”了。我们推想，因儒者羞言王霸、反对杀伐，认为打仗戴的胄不能列入礼服，就在编排“九锡”时把它去掉了。汉初大儒董仲舒就很看不上“胄”：“夫执介胄而后能拒敌者，故非圣人之所贵也。君子显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矣。”
王莽“九锡”之礼的甲胄与朱钺、金戚等兵器配套，令人联想到册命金文中胄也与兵器配套，又联想到周代的武舞上戴冕者同时舞干戚。从册命金文看，西周时冕、胄似乎还不甚分；武舞中将士戴冕、执干戚而舞，那冕可能有胄的保护头部的功能。春秋以来礼乐日益发达，某些圆筒形军帽开始礼仪化，被加上 版，最终成为礼帽，与革胄、铜胄分化开来了。当然，以上只是猜测而已，距离定论还很遥远。
[1]如《 方鼎》中的“裨胄”，《师同鼎》和张家坡西周墓7号鼎铭中的“金胄”，都是“俘”来的。分见《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李学勤：《师同鼎试探》，《文物》1983年第6期，第58页以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9期，第447页以下；裘锡圭：《“□侯获巢”鼎铭补释》，《考古》1966年第2期，第106页以下。俘获的铜胄，可以用来熔铸器物。
[2]《诗经·鲁颂· 宫》毛传：“贝胄，贝饰也。”《十三经注疏》，第616页下栏。
[3]曹操及孙权所受九锡，都是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衮冕赤舄；轩县、六佾；朱户、纳陛；虎贲； 钺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圭瓒。分见《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卷四七《吴书·吴主传》。
3.
十二章的问题
除了冕旒，服章是六冕上的又一种等级元素。历史后期的“十二章”，是1.日；2.月；3.星辰；4.龙；5.山；6.华虫；7.火；8.宗彝；9.藻；10.粉米；11.黼；12.黻。其中龙有两只，向上的叫“升龙”，向下的叫“降龙”。天子所用为两龙，臣下只有“降龙”而无“升龙”。华虫被说成是山鸡，即雉。宗彝被画作两个饮器，一个绘虎，一个绘长尾猿，即虎和蜼。藻是水藻。粉米是米粉或米粒。黼由战斧的图形变化而来。黻是一种有点儿像汉字“亚”字的图形。
照《周礼》说法，六冕等级性的体现之一，就是衣服上的服章之数，它呈九、七、五……排列，与爵命一致，遵循“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的原则。
参看《周礼·春官·司服》郑玄注。贾公彦疏：“郑知登龙于山者，周法皆以虫兽为章首，若不登龙于山，则当以山为章首，何得犹名衮龙乎？明知登龙于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于宗彝者，宗彝则毳也，若不登火在于宗彝上，则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为五章之首，故知登火于宗彝，取其明也。”《十三经注疏》，第781页下栏。又《尚书·益稷》孔颖达疏：“是郑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为义：衮冕九章，以龙为首，龙首卷然，故以衮为名；鷩冕七章，华虫为首，华虫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为首，虎蜼毛浅，毳是乱毛，故以毳为名。如郑此解，配文甚便。”《十三经注疏》，第142页下栏。
以十二章为基础，汉代经学家进而提出“冕名章首说”。汉末郑玄认为，周朝的礼服上不再使用日、月、星辰三章了，只用其余的九章；而且周人还调整了九章的次序，把“龙”提到了“山”的前面，把“火”提到了“宗彝”的前面，叫“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那样一来就可以收到一个奇效：脑袋上的冕名，跟衣服上服章的第一章一致起来了 。列表显示，则如：
在“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之后，衮冕九章以龙为首，正好切合冕名中的“衮”字；鷩冕七章以华虫为首，正好切合其冕名中的“鷩”字；毳冕五章以宗彝为首，宗彝即虎蜼，而虎蜼有毳毛，正好切合冕名上的“毳”字。简言之，脑袋上的冕名，来自身上服章的章首。东汉刘熙也用章首来解释冕名，但与郑玄略有小异[1]。刘熙稍晚于郑玄，他的说法大概受了郑玄影响。
崔灵恩：《三礼义宗》，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三《祭服》引，转引自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册第1624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大唐开元礼》所附《大唐郊祀录》文字有异，作“冕既大同，无以为别，故不得冕名服，取尽章之异以立名，故用服名冕者也”。第746页。
王宇清先生阐释衮冕之得名：“取首章为义，衮冕九章，龙文居首故”；阐释鷩冕之得名：“乃以首章之图像为义，华虫居首，鷩即华虫”；阐释鷩冕之得名：“盖毳冕五章，宗彝居首，上施虎、蜼，乃取毳为名。”《周礼六冕考辨》，第66-69页。
总之，郑玄说周朝改变了服章次序，是为了让冕名与章名一致起来，好用章首来区分诸冕。如崔灵恩所云：“冕既大同，无以为别，故不得用冕名服，取画章之义异以立名，故用服名冕也。” 这种命名之法，使六冕更显精巧，各种服饰元素的整合程度进一步提高。今天仍有人用“章首说”解释六冕之得名，如王宇清先生 。我们不赞成“章首说”，认为那不是《周礼》六冕的命名本意。但这就要对“十二章”的形成做一番推敲。
参看原田淑人：“漢六朝の服飾”，東洋文庫，1967年增订，第31页以下；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台湾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丛刊第1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6年版，第38页以下；林巳奈夫：‘天子の衣裳の‘十二章’’，“史林”52卷6号，1969年；杉本正年：‘中国服飾考2·衮冕十二章について’，“衣生活研究”1981年第2卷第2号（五月号）；尚民杰：《冕服十二章溯源》，《文博》1991年第4期。又黄能馥、陈娟娟说，上古时除宗彝外，其他纹样都已出现在器物上了，见其《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以下；《中华历代服饰艺术》，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以下。
例如王宇清先生云：“设从现代民族学、社会学之观点观察，此种服章制度之起源，应是先民时代之图腾制度（Totemism）。”《冕服服章之研究》，第5页。蔡子谔先生说：“我们认为，冕服审美文化中的十二章纹饰，从某种意义来讲，大多均是图腾崇拜的遗制。”见其《中国服饰美学史》，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9页。又尚民杰先生说，“冕服十二章中的内容，有些显然也是图腾崇拜的遗留”，即原始服装上的图腾标记的遗留。见其《冕服十二章溯源》。
参看列维-斯特劳斯《图腾制度》对各种观点的引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部分。“所谓图腾制度只是依据由动物和植物名称所构成的特殊命名系统的一种特殊表达。”第121页。
我赞成贺刚先生的意见：“图腾是区分不同人群的指示物，每个基层组织的人群均只允许有一个图腾徽识”，“图腾制的以上基本原则是否适用于中国史前器具上的动植物纹样呢？从动植物纹样特别丰富而典型的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及与之邻近的良渚文化、湖南沅水中游的高庙文化等史前遗存的考察看来，答案是否定的”。见其《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的初步考察——〈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纲要》，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98-2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