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章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对各章的纹样在先秦器物和纺织品上的起源，以及古人对其微言大义的阐述，学者一一考察之 。还有学者长篇论证十二章是“图腾” 。不过其说法让人起疑。“图腾”（totem）这个术语，用以指称某社会群体——主要是氏族——与某种动植物的特定神秘关系 ，可没什么证据显示十二章是特定人群的特定标志物与崇拜物。“图腾”一词的使用经常过于泛化，甚至有滥用之嫌。即令十二章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但不宜称为“图腾” 。
新石器晚期人形彩陶的衣服上已有花纹了，反映当时已有纹缋工艺。西周墓的刺绣残片，有用针线修出轮廓，再用毛笔绘色的，图案与青铜器纹饰相近。参看钱小萍主编：《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先秦纺织品纹样，又见回顾：《中国丝绸纹样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二、三、四章；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第33页以下。楚国纺织物上的图案，有龙、凤、虎、兔、花卉、太阳、舞人、神兽等，参看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万全文：《长江中游先秦考古学文化》，第379页。
而且，十二章的制度在先秦是否存在，本身就是疑案。就考古资料看，商周服饰上有龙纹、黻纹、鸟纹、日纹等 。就算十二章中的若干纹样，在先秦织物上已出现了，但若只是单一图样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那与成组的服章还不能相提并论；即令同一织物上同时出现了几种服章，那与成龙配套的定制十二章，仍不能相提并论；就算已有了定制十二章，它是否如《周礼》所云，以数列为差，并与爵命级级相配，仍在未定之天；就算服章“各视其命之数”，也不等于“章首说”就能成立。我们必须把这一个个问号，画在讨论前头的，而不是不加考察，就先行认定十二章为真。
《十三经注疏》，第2107页下栏。
按，这段文字中可能有脱讹，诸家有不同解说。参看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以下。本引文断句，依赵守正：《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赵守正：《管子通解》，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又参钟肇鹏：《管子简释》，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5-46页；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6页。
《诗经》中的“玄衮及黼”“玄衮赤舄”之类诗句，说明礼服上有龙纹；所云“黼”可能指斧形蔽膝，也可能指衣服上的黻纹。总的说来，《诗经》中看不出“十二章”的迹象。《左传》桓公二年宋国大夫臧哀伯叙礼服，有“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之词，则先秦冕服上确有火、龙、黼、黻纹样，但只见四章而已。《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论礼，云“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杜预把“九文”解释为山龙以下的九章 ，而我们觉得殊难指实。《管子·立政》：“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 由“天子服文有章”只能推知天子之服有纹饰，后文却没看到服章分等。《礼记》曾叙及若干服章。《礼器》：“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但也只提到龙、黼、黻三章而已。参之《左传》，《礼器》所云服章应为实录。又《明堂位》：“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这里所说的，乃是韨即蔽膝上的纹章，比《左传》多了一章“山”，如此而已。
《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谈到了若干纹样，被后人释为服章：
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
王国维指出：“是缋次以相对为义，绣次以相承为义。”《观堂别集》卷一《以五介彰施于五色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页。
张道一先生的《考工记译注》，把“火以圜”释为“一团火。画火以圆形为象征”，对郑玄“半环”之说未加讨论。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闻人军先生认为那火是大火星，“火以圜”画法可以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图像中看到。《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但也有人认为那漆箱盖上的火圜象征太阳。王昆吾：《火历论衡》，收入《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1页以下。戴吾三先生根据《续汉书·律历志》中“阳以圜为形，火，阳气之尤胜者，故亦为圜形也”的说法，认为“天时变，火以圜”的正确语序应是“火以圜，天时变”。见其《考工记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九，第13册第3309页。
《十三经注疏》，第918页下栏。
这里颜色与纹样的配合，有五行思想参与其间 。《考工记》未必是《周礼》的固有部分，但经学家仍用“十二章”强行解释这段文字。“火以圜”的说法很怪，郑众说“为圜形似火也”，火怎么是圆的呢？郑玄说是“半环”，跟火苗就像了一点 。“山以章”的“章”，郑玄读为“獐”。可十二章中无獐。孙诒让驳郑，认为“章”指色彩；并引俞樾“若水必以龙，则山必以虎”之论，说不关獐子什么事儿 。可是从“水以龙”看，“山以獐”并非没有可能。“鸟，兽，蛇”呢？郑玄说它们都属“华虫”，贾公彦帮忙解释说“言虫者，是有生之总号”，“虫”包括所有生灵，可以涵盖鸟、兽、蛇 。未免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了。而且《考工记》所云未必只是服章，也许是旗章呢。《周礼·春官·司常》：“熊虎为旂，鸟隼为 ，龟蛇为旐。”先秦的旗章上面有鸟、有兽、有蛇，倒是有可能的。
其实，连“十二章”到底是哪些章，本身都有疑问。“十二章”的原始出处，不是《周礼》，而是《古文尚书·益稷》。此篇记录了虞舜与禹、皋陶、夔等人的对话。其时虞舜有言：
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屈万里：《尚书皋陶谟篇著成的时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册，1956年12月，第381页以下。又可参看屈万里：《先秦文史资料考辨》，《屈万里先生全集04》，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321页。
这一篇虽然属于古文尚书，但《孟子·公孙丑》中的“禹闻善言则拜”，就是从此篇的“禹拜曰……”而来的。那么古书中原来是有《益稷》的，而且它的成篇至少在孟子之前。《古文尚书·益稷》也就是《今文尚书·皋陶谟》的后半篇，汉人讨论服章时，就是把篇题引为《皋陶谟》的。屈万里先生认为，《皋陶谟》成书在《尧典》《禹贡》之后，可能在战国初，而且与《尧典》同出一手 。那么从成篇时间说，《益稷》的服章说与《左传》的“火龙黼黻”约略同时。当然，成书年代与内容的发生年代又不是一回事，《皋陶谟》以至《尧典》的主要内容，应来自上古的口口相传。无论如何，上引《益稷》或《皋陶谟》既有“作服”之文，则所述纹样应该包含服章。
杨筠如：《尚书覈诂》，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页。
赫敬：《周礼完解》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78册第236页。
然而《益稷》“日月…… 绣”这一句，其断句存在着很大疑难，进而造成了对十二章理解上的分歧。例如杨筠如先生释“作会”为“作旝”，“旝”是一种旗帜；杨先生认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是用于旗帜的旗章，下文“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绣”才用于“作服”，属服章 。明人赫敬又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为句，说是“七者皆以作绘于宗庙之彝，此器之象也”，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都画在彝器上，“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用于“ 绣”，它们才是“服之章” 。在杨、赫看来，《益稷》所叙“日月”等纹样，包括服章但不全是服章，也有旗帜或彝器上的纹样。
例如，朱廷献《尚书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19页），张道勤《书经直解》（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6页），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江灏等《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1页），杨任之《尚书今译今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杨萍编注《尚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张馨编注《尚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陈戍国《尚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0页），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等。郭仁成则以“作会宗彝”为句，见其《尚书今古文全璧》，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37页。黄怀信先生这样翻译《皋陶谟》：“我想显示古人所崇尚的物象，就是画太阳、月亮、星星、高山、飞龙、锦鸡图案，绣礼器、水草、火形、细米、亚形纹饰并施加五彩来作服饰。”见其《尚书注训》，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58页。黄先生只解释了11章，没提斧形黼纹，不知何故。
杨筠如、赫敬的说法，均有一得之见，可成一家之言，不过与汉唐的王朝冕制无关。影响了汉唐冕制的，主要是郑玄和《古文尚书·伪孔安国传》两说。本节开头所述十二章，系郑玄之说。郑玄之说是在梁朝与北周才被王朝采用的，然后沿用至清，甚至被今天的《尚书》解说者所沿用 。但《伪孔传》中另有一种分章之法，与郑玄不同。下面比较郑、孔二说：
郑玄《周礼》注：玄谓《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绣。”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观焉。（《十三经注疏》，第781页中栏、下栏）
《尚书伪孔传》：日、月、星为三辰。华，象草华。虫，雉也。画三辰、山、龙、华、虫于衣服旌旗。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宗庙彝樽亦以山、龙、华、虫为饰。藻，水草有文者。火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为两己相背。葛之精者曰 ，五色备曰绣。（《十三经注疏》，第142页中栏）
按古人所谓画、绘（缋），包括描绘和刺绣二者。在历史早期丝织技术尚不发达的时候，曾经有过在衣裳上直接描绘花纹的做法。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丝织衣服，就有画绘的。但在“作缋”与“希绣”用作对称之时，“作缋”不应包括刺绣。
第1条“玄谓《书》曰”的“《书》”，即《古文尚书·益稷》。郑玄认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6章，属“作缋（绘）”，是画在衣上的；宗彝、藻、火、粉米、黼、黻6章，属“ 绣”，是绣在裳上的 。
请注意，郑玄把“宗彝”列为一个服章，而且认为宗彝等于虎蜼。为此，后人就把虎蜼画在了宗彝之上。把“宗彝”看成一个服章，不是郑玄首创。在郑玄之前，西汉伏生一系的《尚书》经说中，已是如此了。但伏生一系的经说，没说“宗彝”就是虎蜼（参看第五章第4节）。作为今人，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在虞舜之世，是否已有“宗彝”即宗庙金属礼器了？若有，它们的上面是否已经有虎、蜼形象了？若有，它们是否又被画在衣服上？若有，它们是否构成服章了？
焦廷琥：《冕服考》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09册第259-260页。
陈祥道：《礼书》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册第10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第6册第1629页。
林巳奈夫：‘天子の衣裳の‘十二章’’，“史林”52卷6号，1969年。
《伪孔传》与郑玄不同，不把宗彝看成一个服章，而是以“作会宗彝”连读的，将之解释为“宗庙彝樽亦以山、龙、华、虫为饰”，就是说山、龙、华、虫既画在冕服上，也画在宗庙的彝器上。所以，若我们看见某王朝的服章中无宗彝，那么这套服章一定没用郑玄的经说，却可能与《伪孔传》有某种关系。《伪孔传》虽然出自晋代，但它的分章之法也跟汉人的旧说有关，这在后面还会谈到。而且如上所引，《伪孔传》是分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的，所释计13种物事。清人焦廷琥指出：“《孔传》不分别十二章。” 具体则如宋朝礼学家陈祥道的概括：《伪孔传》中“华非虫，粉非米” ；或如清儒孙诒让所云，《伪孔传》“分华虫、粉米为二” 。于是，在“华虫粉米”之处发生了问题。郑玄以“华虫”为一事，说它是“五色之虫”；而在《伪孔传》中，“华虫”却可能是两种东西。比如若这么标点：“华，象草华”，并理解为“取象于草华”，则“华”是草本的花儿；“虫，雉也”，“虫”是野山鸡。这样，“华虫”应理解为“华、虫”，那么就成了花与雉两个服章了。而且《伪孔传》还说“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那么“粉”与“米”也可以分为两章。所以孙诒让称之为“伪孔十三章之说”。林巳奈夫在探讨十二章起源时，也把《伪孔传》的分章排列为13种 。
由此，十二章的问题就更显复杂了。《益稷》或《皋陶谟》固然列出了很多图案，但首先，其成书年代并不清楚；进而，无法认定其遵循着“十二章”的成数；其所叙图案到底是多少种，画在什么上，也疑莫能明。因考古资料及《周礼》外的其他古书，无法支持十二章定制在先秦的存在，所以目前只能认为，那种十二章、九章、七章、五章、三章的服章等级，仅仅存在于《周礼》的编排之中。但《周礼》没说十二章是什么，汉儒拿《益稷》或《皋陶谟》所叙服章来配《周礼》十二章，但不同的经师弄出了不同的配方。
《十三经注疏》，第142页下栏。
进而，郑玄的“冕名章首说”也随之动摇了。郑玄说“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可连“宗彝”是否曾是一章，华、虫、粉、米如何分合，都在未定之天呢。郑玄首先得让人相信《益稷》或《皋陶谟》中的“宗彝”确实是服章，然后再让人相信“宗彝”上有虎有蜼，然后再以虎蜼有毛，让人相信《周礼》的“毳冕”就是以虎、蜼的毳毛来命名的。他的说服任务太艰巨了。连《尚书》孔颖达疏都说：“但解宗彝为虎蜼，取理太回。” 总之，“首章说”证据渺茫。我们的看法就很简捷明快：鷩冕、毳冕作为冕名，直接来自羽冠、皮帽。
那么现在来给本章做一小结：
第一，周冕到底什么样子，是否有旒，仍不明晰。尽管其时的“冕”看上去已有了 、纮、 等组件，但“旒”却有很大疑问。先秦考古资料中还没有旒玉的报道，在礼书之外的古书中，冕旒的存在也很黯淡。那么对《周礼》及《礼记》所载的“数字化”的冕旒等级，不能认为确有其事。顶多只能推测，也许战国时某些地方的冕上被加了旒，从而刺激了《周礼》《礼记》作者的想象力，如此而已。
第二，所谓“冕”也可以用作礼帽、祭帽的泛称。至少有两种礼帽可以称“冕”，除了爵弁样式的冕之外，羽冠也可以称冕。此外从西周册命金文看，跟一套命服配套的帽子，除“冕”之外还曾有“胄”。
第三，先秦礼服，已画有或绣有火、龙、黼、黻及山几种服章了。爵位较高者，可用的服章大概就多一些。从册命金文及文献中的“衮衣”看，龙显然是高贵的服章。朱、玄等服色可能也有等级意义。但不能断言，周朝已有了定制十二章，以及十二章、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这样的服章等级。
第四，根据《荀子》（及《左传》），先秦某个时候，冕服可能形成了很简单的等级，即如：天子用袾裷衣，山冕；高等诸侯，用玄裷衣、冕；低等诸侯及大夫，用裨冕。就是说，就冕而言，冕形大小可能有别；就服而言，是否用衮有别，服色也可能有别。如此而已。
若然，则《周礼》中精致整齐的六冕制度，就不是实有制度。它若是真的，就应在文献与考古资料中留下更多痕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雾里看花。正如对礼书所见其他礼制一样，人们应首先想到：哪些是其所记录的实际制度，那些是作者的主观建构；在多大程度上实有其事，多大程度上是踵事增华。在前面我们曾提到过丧服礼。若只看礼书中那些细针密缕的丧服记载、辨析毫发的丧服讨论，还真以为先秦真有其事呢。然而学者爬梳史书子书，才发现其实不然。又如《周礼》中的用玉制度，学者就指为编排。夏鼐先生分析说：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第455页以下。又孙庆伟先生与考古资料对比，指出《考工记》在考古学上无可靠证据，“这一文献材料最大的弱点，在于它对具体玉器的形制和相关用玉制度的描述过于量化和系统化，而这一特点是和《周礼》这一儒家经典成书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见其《〈考工记·玉人〉的考古学研究》，收入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第4辑，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135页。臧振先生也指出了《周礼》玉器制度与考古资料有很多不合之处，见其《玉器与周人生活》，收入《西周文明论集》，朝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以下。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有必要对“建构”加以解构的。如叶友琛的《周代玉瑞文化考论》（福建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仍大量利用《周礼》解说周代玉制。
《周礼》是战国晚年的一部托古著作。我以为这书中关于六瑞等各种玉器的定名和用途，是编撰者将先秦古籍记载和口头流传的玉器名称和它们的用途搜集在一起，再在有些器名前加上形容词使成为专名；然后把它们分配到礼仪中的各种用途上。这些用途，有的可能有根据，有的是依据字义和儒家理想，硬派用途。这样他们便把器名和用途，增减排比，使之系统化了。
我们觉得，夏先生的论述极富启发性与指导性。《周礼》六冕的编排手法，与《周礼》玉制的编排手法，惟妙惟肖而如出一辙。不是说六冕“非真”就可以置而不论了，只是说要换一种眼光，去解析其来历、构造，及其在制度史、经学史和服饰史上引发的纠葛。
本章仅仅讨论了冕名、冕旒和服章，只是解构与寻源的任务的开始而已。至于六冕等级为什么被建构为那个样子，它的结构特征与运用规则是如何生成的，随即就要做长篇探讨。请转入下面一章。
[1]刘熙《释名》卷四《释首饰》：“有衮冕。衮，卷也，画卷龙于衣也。有鷩冕。鷩，雉之憋恶者，山鸡是也。鷩，憋也，性急憋不可生服，必自杀，故画其形于衣，以象人执耿介之节也。毳冕。毳，芮也，画藻文于衣，象水草之毳芮温暖而洁也。黻冕。黻， 也，画黻 文彩于衣也。此皆随衣而名之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1册第405页上栏。刘熙把毳冕之“毳”解释为水草，显与郑玄不同。又黻冕，毕沅《释名疏证》卷四云“当为黹冕”。《丛书集成新编》，第38册第476页上栏、中栏；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四，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32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