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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5章第2节有关部分。

作者:阎步克 当前章节:2375 字 更新时间:2026-7-8 08:22

演出《大武》有国子参预,是所谓“大合众”。玩味《祭统》“与天下乐之”“与竟内乐之”之言,不由得想起孟子“与民同乐”的著名言论了 。不光孟子那么说,《晏子春秋》卷五:“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 “同乐”与“同乐乐”,看上去有内在联系。儒家有这么一个理念架构,把“礼”和“乐”视为两极,各有象征意义:“乐”象征“同”、象征“亲”,体现了“仁”;“礼”象征“异”、象征“敬”,体现了“义”。《礼记·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仁近于乐,义近于礼。” 为什么“乐”可以象征“同”、象征“亲”,“仁近于乐”呢?我曾提出:“上古氏族之集体歌舞狂欢活动,集中体现了并充分强化了同胞骨肉之间的友爱与和睦,这就是‘乐’之主‘仁’的由来。” 《大武》也是一个例子,它弘扬了周族早期的共同体精神,弘扬了君臣同仇、同乐、同享胜利的传统。

《礼记·祭统》:“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王后夫人非莫蚕也。”《十三经注疏》,第1603页中栏。

《礼记·礼器》:“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王梦鸥释云:“天子吃食,一饭告饱,诸侯两餐二饭,大夫士则皆三饭;至于劳动者,则可尽量地吃”;“无数,每天要吃无数顿饭”。见其《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上册第317页。“每天要吃无数顿饭”,那还能劳动吗?查郑玄注:“一食、二食、三食,谓告饱也。”《十三经注疏》,第1432-1433页。天子吃完一道饭后不能加饭,只能告饱退席(当然那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风度”),劳动者反而可以不断加饭。“无数”是加饭无限制的意思。

想象一下吧:在《大武》的舞场之上,天子、群臣直到未命的国子学生们,上下一同翩翩起舞、发扬蹈厉,一片波荡的冕,宛如一片欢乐的海洋。真是“乐文同,则上下和”,“和谐社会”了。其时他们都戴冕,乍看上去没多大差别。那岂不也是“如王之服”吗?那“如王之服”,难道没有强化了“同乐乐”的感受吗?附带说,那冕服还是王后与诸侯夫人们亲蚕而制的呢 。祭礼最后还有个节目:君主、大夫、士及执事者依次消受祭肉,以示“上有大泽,则惠必及下,顾上先下后耳”,从而为“同乐”画上了一个香喷喷的句号。不要以为地位低的后吃就吃不着了。依周礼,等级越高吃得越少,天子只能一食告饱,地位低的反倒可以不断加饭 。

战国肖形印中有两枚武士印,做一手执兵器,一手执干状,学者认为是舞姿。参看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页。

湖北荆门出土的两件铜戚,铭曰“大武栱兵”“大武□兵”。参看王毓彤:《文物简讯·荆门出土的一件铜戈》,《文物》1963年第1期;俞伟超:《“大武开兵”铜戚与巴人的大武舞》,《考古》1963年第3期;马承源:《关于“大武戚”的铭文及图像》,《考古》1963年第10期;傅天佑、郑家茂:《新发现的“大武”青铜戚》,《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25日第3版。二器均无锋刃,非实用器物,学者推测是舞具。

那种君臣“同服”与“同乐”景象,不妨视作“如王之服”制度赖以生发的社会氛围。王国维说天子大射、视学、养老及大祭祀,皆舞《大武》。又高亨先生认为,周天子视察学宫和宴会诸侯,也舞《大武》。干戚之舞十分风行,甚至成了肖形印章上的图像 。出土铜戚带有“大武”字样的,就是《大武》所用的舞具 。总之,君臣戴冕共舞同乐,在周朝不是稀罕场面。《周礼》所述章旒等级,可能并不存在;但《周礼》六冕的“如王之服”特征,却是周朝政治社会面貌的曲折反映。周朝的戴冕者组成了一个特殊阶层,冕是那个阶层的身份标志;然而阶层内部的等级分化,却不如帝制时代那么高峻,所以冕本身的等级性,最初也不太强,从天子、国君到群臣、国子都戴冕。进入帝制时代,“同服”“同乐”景象就越来越少,甚至无迹可寻了。明太祖定制,皇帝在承天殿高踞御座,常朝官匍匐于陛前一拜三叩首,余官在奉天门外五拜三叩首。明朝后期皇帝往往几十年不上朝,别说士子了,大臣们也难窥天阍九重。清制,臣子见皇帝三跪九叩。

3.

等级祭祀制与等级冕服制

《周礼》六冕是分等使用的,其所涉及的等级有二:祭祀等级和爵位等级。这两种等级间的关系,是探求其“如王之服”特性来源的又一线索。

路威:《文明与野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1页。

可参李零:《说祭坛与祭祀坑》,收入《出山与入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以下。

张光直:《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收入《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5-135页。

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章“宗教”;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又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指出:“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页。学者认为,殷朝前期的“天”尚不是被崇拜的自然神。“帝”也不能跟祖先神相颉颃,“帝”是冷漠、遥远、难以感动的,只能卜问,不能施加影响。参看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264页。

《诗经·大雅·生民》:“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十三经注疏》,第532页中栏。

张桂光:《商周“帝”“天”观念考索》,收入《张桂光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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