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冕制复古：六冕合一
《新唐书·礼乐志》有一段很著名的议论，说是“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三代的宫室、舆服、祭祀、乐舞、朝觐、聘问、射飨、师田、学校等等，“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而礼乐为虚名”。周朝政治秩序，是礼、法不分，相互混融的。战国秦汉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由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剧烈的社会分化使“法”破茧而出，与“礼”分道扬镳了。
专制集权君主制在神州大地扎下了根，同时“周礼”传统出现了断裂，一度成了少数儒者自娱自守之事。好比外出拼搏打天下的英雄业已暴贵，另有了时尚的新欢，留在老家的结发原配被忘在脑后了。“周礼”形只影单，“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然随儒生日益抬头、儒术渐崇，“制礼作乐”的论调日益升温，一个阶层的呼声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瞩目，在“礼乐”感召下，他又想起寒窑中的糟糠之妻了。而发妻也在重温鸳梦，升起了做皇宫女主人的宏愿，梳妆打扮，想向丈夫再现自己的好容颜，甚至，还算计着要按自己的口味好好打扮一下丈夫呢。然而只凭“周礼”那张旧船票，能否取悦皇上，登上他的大客船呢？丈夫已沾染了帝国风流新格调，周朝老装束未必悦目入时了。在礼制与政制“第二次握手”之时，发生了什么？我们以冕服礼制为例，来观察那个“破镜重圆”的过程。
图17 当代若干秦始皇冕服形象
1.
古冕的断裂：论“秦除六冕之制”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232页。
王柏中：《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学者一般认为，周冕制度至秦汉发生了重大变化：“先秦冕制见于《周礼·司服》。但在西汉时，冕或已废置不用；东汉明帝改定服制时始援古说而制冕” ；“周代祭祀服用冕服……到了秦代，这种复杂的冕服制度被弃用” 。类似说法还有不少，不备引。而现代创作的秦始皇形象，又大多戴冕。
在这时候，首先得弄清周冕是什么，才好判断其是否在秦朝被废置。若以“六冕”当周冕，则对冕制起伏废置的评价就会过于“重大”。其次“冕”是完全“废置不用”了，还是在某些范围、以某种形式仍被使用着？澄清这个问题目前存在着严重困难。最后，儒生是如何想象、如何评述冕服史上那个段落的？这又是一个问题。儒生往往因特定政治文化需要，而使用特定笔调追述礼制变迁史。
参看王昱东：《从秦式玉器看秦文化的特质——秦与山东诸国玉文化之比较》；赵永魁：《战国·秦·汉代玉器浅析》，均收入杨伯达编：《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中国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文献中并无秦朝的服章冕旒记载，秦汉玉器中都没发现可以确指为冕旒的玉珠 。但对秦朝祭服的颜色（及“汉氏承秦”）古人是有追述的，他们略有三说：“袀玄”“玄衣绛裳”及“玄冠绛衣”。
《太平御览》卷六九〇《服章部七》注引，第3册第3079页下栏。原文“袀玄”误作“初玄”，“秦故”误作“掌故”。
钱大昭《后汉书辨疑》卷九《舆服志下》云：“《淮南子》曰：‘尸祝袀袨。’高诱曰：‘袀，纯服；袨，墨斋衣也。’《士冠礼》曰：‘兄弟毕袀玄。’注云：‘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袀为均，篆书袗与袀相似，袀即袗也。”《二十四史订补》，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册第776页上栏。以袀玄为黑服，其例甚多。如《文选》卷十六《闲居赋》注引服虔曰：“袀服，黑服也。”第226页上栏。《续汉志》注引《吴都赋注》：“袀，皂服也。”崔圭顺提出了另一种可能，认为“袀玄”是由玄缯衣、绀缯裳构成的上衣下裳。《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以下。但那种可能性比较微小。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通典》卷六一《礼二一》：“秦制水德，郊社服尚袀玄。”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页中栏。按，王文锦等点校本《通典》校记：“原句上衍郊社。”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27页。
金鹗《求古录礼说》卷十二《玄端服考》：“玄端以玄裳为正，故有‘袀玄’之称。”《续修四库全书》，第110册第388页。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春官·司服》：“玄端，则天子以下至士皆玄冠缁衣玄裳。”第6册第1645页。
《周礼·春官·司服》：“其斋服有玄端、素端。”《十三经注疏》，第783页上栏。有时“玄冠缁衣素裳”之服也叫“玄端”，那就是朝服了，其下裳颜色不同。参看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06页。
先看“袀玄”。董巴《大汉舆服志》：“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 “袀玄”即上下皆黑 。秦用水德，水德尚黑 。又，周朝由“玄冠缁衣玄裳”所构成的那套“玄端”，也是被称为“袀玄”的，上下均黑 。“袀玄”曾用作斋衣，而“玄端”虽是燕居之服，也用作斋服 。所以，秦用“袀玄”的说法可信度较高，见于多种古书[1]。冕服的标准色彩本来是“玄上 下”的，而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所以董巴称秦“灭去礼学”。
《太平御览》卷六九〇《服章部七》注引挚虞《决疑要注》，第3册第3080页上栏。六冕原作“衮冕”，据同书卷六八六《服章部三》引《决疑要注》改，第3册第3061页上栏。
彭卫、杨振红：《中国服饰通史》第四编，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玄衣绛裳”见挚虞《决疑要录》：“秦除六冕之制，惟为玄衣绛裳，一具而已。汉兴亦如之。” 彭卫、杨振红先生因云，秦“皇帝常服‘玄衣绛裳’” 。“玄衣绛裳”接近周冕的“玄上 下”了，配上冕就是一套冕服。《隋书·礼仪志七》：“至秦，除六冕，唯留玄冕。”也是说秦废六冕，但保留了一冕。
《通典》卷七二《礼二三》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79-1980页。
“玄冠绛衣”，见曹魏《尚书奏》“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玄冠绛衣，一服而已” ；及《宋书》卷十八《礼志五》魏秘书监秦静曰：“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绛衣而已。”汉初多使用赤色祭服，不知是否就是这个说法的来源。
秦帝礼服可能有很多套。以上三说，不能轻易说哪个对、哪个不对。“袀玄”的可能性较大，其余两说有嫌泛泛，似非精确记录，但三说所表达的负面评价都很鲜明。
此外秦还有“五时车”，又称“五帝车”，也是“各如方色”的。《续汉书·舆服志上》：“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白马者，朱其髦尾为朱鬣云。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
《汉书》卷五《景帝纪》颜师古注引。
据史料记载，秦朝祭五帝的祭具“各如其帝色”，若据此推测，秦应有五色祭服 。史料又云“十月上宿郊见”，“衣上白” 。《汉书》说汉高祖四年到六年（前203—前201年）间，已有了《武德》《文始》《五行》三舞，其中“《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 。而孟康记云：“《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 《五行》是周舞，似应上承周朝用“冠冕”。那么，秦朝可能有舞人用冕，冕服依五行方色而用五色。
袁宏：《后汉纪》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春正月，《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下册第165页。
《淮南子·主术》：“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张双棣：《淮南子校释》，第986页。《续汉书·舆服志下》：“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故《淮南子》曰：楚庄王冠通梁组缨。注云：通梁，远游也。”《通典》卷五七《礼十七·嘉礼二》：“远游冠，秦采楚制。楚庄王通梁组缨，似通天冠而无山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8页下栏。
《续汉书·舆服志下》：“胡广说曰：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史记》卷九七《郦生列传》集解引徐广说同。
《续汉书·舆服志下》记武冠：“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汉朝国王仍有用惠文冠的。《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贺“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孙机先生认为“惠”是稀疏的繐布，与赵惠文王无关，见其《进贤冠与武弁大冠》，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169页。则《续汉志》“赵惠文冠”之“赵”字应删。
《淮南子·主术》：“赵武灵王贝带、鵔鸃而朝，赵国化之。”张双棣：《淮南子校释》，第986页。《说文解字》卷四上：“秦汉之初，侍中冠鵔鸃。”第82页。
《续汉书·舆服志下》：“术氏冠，前圆，吴制，差池逦迤四重。赵武灵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图注。”此冠为何既是“吴制”，又为赵武灵王所服，不明。“官有其图注”，似乎也应上承于秦。
秦始皇统一后，曾把掳获的列国王冠服赐给近臣戴了。那是王朝冠服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袁宏曰：“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礼，周衰而其制渐微。至战国时，各为靡丽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赐百官。” 《续汉书·百官志》：“（战国）竞修奇丽之服。……及秦并天下，揽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锡百官。”《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亦称：“及秦皇并国，揽其余轨，丰貂东至，獬豸南来。”其具体例证如：獬豸冠据说是楚国王冠，有獬豸之象，秦灭楚而得之，赐给了御史戴 ；远游冠据说也是楚国王冠，秦汉给了太子诸王戴，另名远游冠 ；高山冠据说是齐国王冠，秦灭齐而得之，赐给了谒者戴 ；惠文冠据说是赵国王冠，上垂貂尾，秦灭赵而得之，赐给了侍中戴 ；赵国还有一种鵔鸃冠，冠上饰羽，也是王冠，秦汉间成了侍中、郎中之冠 ；此外术氏冠据说是“吴制”，赵武灵王也戴过，也被搜罗于帝廷 。新式冠服在列国纷纷滋生，冲破了周朝礼服传统，又在秦欢聚一堂了。“先王服章于是残毁”，大概是就周朝礼服体制整个被冲破而言的。秦俑中的形形色色冠帽，暗示其时服饰是相当多样化的。
据《汉书·礼乐志》，“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五行》之舞依然用冕。叔孙通为刘邦制礼，又留下了一部《汉礼器制度》，其中有冕服规划：
凡冕体，《周礼》无文。叔孙通作《汉礼器制度》，取法于周，今还取彼以释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广八寸，长尺六寸，以此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缫绳贯五采玉，垂于延前后，谓之邃延。[2]
参看华友根：《叔孙通为汉定礼乐制度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5年第2期。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礼记·王制》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327页上栏。
叔孙通设计冕服“取法于周”，是依据周制的，所使用的“五采玉”也合于《周礼》，跟后来汉明帝冕制用“白玉珠”不同。叔孙通的冕制是否被使用、如何使用和谁使用——是皇帝还是舞人使用，还很不明朗。唐朝礼学家孔颖达、贾公彦等，曾根据《汉礼器制度》来注释《周礼》《仪礼》《礼记》中的器具与制度 。其冕服规划，对后代是有影响的。唐冕也是“广八寸，长一尺六寸”的 ，如孔颖达所云：“今依《汉礼器制度》为定也。”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汉高帝八年（前199年）诏：“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
《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
在刘邦还是一介平民时，很喜欢戴一种楚式的竹皮之冠。龙登九五后，刘邦便用它做礼冠和祭冠，又名长冠、斋冠、刘氏冠。平民是不能用竹皮冠的，除非爵在公乘以上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平民的普通帽子转眼“尊贵之至”了，显示那是个“布衣将相”“布衣帝王”的变革时代。宗庙祭祀，用长冠来搭配袀玄；五郊祭祀，以长冠搭配方色祭服[3]。《东观书》称：“高皇帝始受命创业，制长冠以入宗庙。……礼缺乐崩，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 既云“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则天地之祀不用冕服，大概也用长冠吧。西汉宗庙、五郊、明堂及天地祭祀，似乎都用长冠。
见“高祖斩蛇”故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注引应劭：“紫，间色。”
刘邦为汉王之时，“色上赤”。汉文帝祭雍五畤，“衣皆上赤”。汉武帝祭汾阴后土，“从祠衣上黄”；祭甘泉太一及五帝，汉武帝“衣上黄”，“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封禅泰山，“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祠泰山明堂，“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太初元年改制后“色上黄”，雍五畤“犊牢具色食所胜”。汉代乐歌《后皇》：“后皇嘉坛，立玄黄服。”颜师古注：“服，祭服也。”是“后皇”祭祀用玄服、黄服。以上参看《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及《汉书》卷二五《郊祀志》。
袀玄跟五色祭服，都是承秦而来的。汉初还经常使用赤色祭服，“汉氏承秦，俱玄冠绛衣”的说法，似乎与此有关。而秦朝郊祀，又曾使用白色的祭服，不知道那是否跟“白帝子”“赤帝子”的传说有关 。汉武帝还经常用黄色祭服，可能因为那时王朝又改用“土德”了，土德尚黄。此外在汉武帝祭太一的时候，祝宰用紫色祭服。紫非正色 ，可朝廷照用不误。可见西汉祭服，从“周礼”角度看极其率易散漫 。总之，秦汉间流行五色祭服。而散发弥漫着五行思想的五色祭服，《管子·轻重己》已有其说了，参看本书第一章第1节。色彩斑斓的五色祭服，冲破了“玄上 下”的周冕礼制，象征着一个丰富多彩、无拘无束的新时代。
图18 武氏祠画像石荆轲刺秦王图，秦始皇戴通天冠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图四九）
由于“秦始皇定冠服”，诸冠用途被重新确定了，成为王朝冠服体制的一个新起点。史料中的秦冕若有若无。虽然冕可能仍是秦冠之一种，但秦汉皇帝的标准朝服，却是头戴通天冠，身着袀玄之衣，或随五时色。汉画像石中的秦始皇形象，就是通天冠加朝服的，而非冕服。周卿大夫戴冕，而秦汉官僚戴冠，那冠在汉代称进贤冠，可能是由普通人的冠形制加大而来的。只在某种乐舞中，还残留着古冕的痕迹。总之，周冕传统，在“古礼的断裂期”确实涣散了。若像若干儒生那样用《周礼》六冕去衡量的话，“断裂”的鸿沟就更深了，根本就是“灭去礼学”。
对古人所说的“法”，很容易给出清晰定义。“礼”在传统文化中触目可见，却很不好定义，它在学者的不同视角中形象纷繁歧异，家异其说。无论如何得注意这样一点：儒家所说的“礼”，跟今人所谓礼典、礼仪并不是同等概念。因为儒者所谓“礼”，特指儒家经典上所记的那种样子的“礼”，舍此非“礼”，而不仅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礼”。若看到秦始皇巡视，就说秦有巡狩之礼，看到秦始皇祭天，就说秦有祭天之礼，这从今人的角度说一点没错儿，却不尽合儒家看法。因为第一，秦礼与经书有异，若非儒家说的那个样子，就不被他们看成“礼”；第二，儒家的“礼”是跟一整套政治理念——所谓“礼义”——相联系的，治国不讲“礼义”，就无“礼”可言。即令秦朝有冕，但秦政很黑很暴力，“刻削毋仁恩和义”。所以儒生的眼睛所看到的，依然是“秦变古制”“灭去礼学”“改六冕之制”。在这个意义上，仍可以说古冕传统发生了“断裂”。
[1]如《续汉书·舆服志下》：“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按惠栋云其“与董巴《舆服志》同，司马氏采其文而复增益之也”。《后汉书补注》卷二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24页；《二十四史订补》，第4册第534页上栏。《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周礼》弁师掌六冕。……及秦变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旧法扫地尽矣。”《通典》卷五七《礼十七》：“秦灭礼学，郊社服用，皆以袀玄，以从冕旒，前后邃 。”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7页。
[2]《周礼·夏官·弁师》贾公彦疏引，《十三经注疏》，第854页中栏。又《仪礼·士冠礼》贾疏：“案，《汉礼器制度》弁冕、《周礼·弁师》相参，周之冕以木为体，广八寸，长尺六寸，绩麻三十升布为之，上以玄，下以 ，前后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笄朱纮，其制可闻。”《十三经注疏》，第958页下栏。此处贾疏兼叙《汉礼器制度》与《周礼》，不太好分开。《汉礼器制度》，又见王谟《汉魏遗书钞·经翼》第二集所辑（陈怀玉校）；又孙星衍集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3]《续汉书·舆服志下》记长冠：“祀宗庙诸祀则冠之。皆服袀玄。……五郊，衣帻绔 各如其色。”
2.
破镜初圆：新莽与汉明帝的冕制复古
《初学记》卷一二《职官部下·太常卿》引《汉官解诂》，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1页。
传统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潜藏在文化的肌体里，有些时候你看不到它，条件适宜了就会显示其存在。入汉以来，社会文教逐渐复苏。汉武帝独尊儒术，儒生的春天来到了。朝廷对“古礼”的态度有了变化。这甚至可以从列卿的位次变化中看到。秦朝列卿位次，是管司法的廷尉居首，管财赋的内史居次；掌管祭祀、礼仪和文教的奉常很惨，叨陪末座，排在列卿行列的尾巴上。汉武帝后太常一官行情看涨，“太常社稷郊畤，事重职尊，故号九卿之首” 。秦朝政治重“实用”，故以廷尉、内史二官为重；而汉廷之上，礼乐祭祀的地位重新上升，由此太常得以居列卿之首。在皇帝看来，礼乐可以文饰朝政、神化皇权；在儒生看来，礼乐可以改造朝政、改造皇权。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
西汉后期，士人势力与日俱增，“制礼作乐”呼声群起，迎来了中国制度史上史无前例的新莽大复古。本来皇帝是戴通天冠的，而在王莽加“安汉公”之号的时候，群臣援引“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古例，“请安汉公居摄践祚，服天子韨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王莽加九锡，“受绿韨衮冕衣裳”。王莽篡汉后，着手定车服之制：“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黻冕，各有差品。” 周爵与周冕死灰复燃，再获新生。秦与西汉就算有冕，却未闻官僚戴冕。到了新莽一朝，不仅皇帝戴冕，“车服黻冕，各有差品”的记载显示，官僚也“旧貌换新颜”了，各按其爵而扣上了一顶古冕。此后十几个世纪冕服的兴衰变异，就应以新莽为始。若干著作，只以汉明帝制冕服为冕服复古之始，新莽被忽略不计了，那不怎么公平。
看到儒家经典所载冕服，居然戴到了“今上”的脑袋上，儒生欢欣无似。欣慰之余，对帝国体制的认同感油然而增，向心力大大强化了。而在皇帝“服周之冕”面对昊天上帝之时，其感受肯定也大不一样了——远去了的文武周公身影，淡漠了的纲常名教古训，“似曾相识燕归来”，在内心不断盘旋萦绕着。“祭神如神在”，我们既认为神不存在，则祭服可以自由设计；然而古人不同，合乎经典、古礼的冕服，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文化意涵，有如精心搭配、捆绑销售的套餐，混合着天道、神灵、祖宗、经典、先王、先圣、儒术等各种调料。你相中了冕服，就得把套餐全买下来，全吃进去。“服尧之服”之后，就不由自主地“诵尧之言、行尧之行”了。
正是为此，新莽政权倾覆后，冕服复古却没有戛然而止。《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
（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
汉明帝在明堂里面宗祀光武帝，以配五帝，其时君臣“始服冠冕”——请注意这个“始”字。随后东平王刘苍建议，南北郊也应如法炮制，也用冕服。据《续汉书·舆服志下》刘昭注引《东观汉记》：
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议春南北郊，东平王苍议曰：“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为汉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创业，制长冠以入宗庙。光武受命中兴，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圣明奉遵，以礼服龙衮，祭五帝。礼缺乐崩，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絜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龙华藻，天王衮冕十有二旒，以则天数；旂有龙章日月，以备其文。今祭明堂宗庙，圆以法天，方以则地，服以华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肃雍备思，博其类也。天地之礼，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东平王刘苍的“服周之冕”之议也证明，此前明堂中举行的那次祭祀，采用了前所未有的做法：皇帝礼服用“龙衮”，上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藻等纹章，冕有十二旒，冕版前圆后方（“圆以法天，方以则地”）。刘苍建议“天地之礼”也应如法炮制——可知此前的天地祭祀，是使用长冠或通天冠的。汉明帝从善如流，随即在天地郊祀中采用了冕服。永平冕制，由此而定。史称：
孝明帝永平二年（59年），诏有司采《尚书·皋陶篇》及《周官》、《礼记》定而制焉。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于其端，是为十二旒。组缨如其绶之色。三公及诸侯之祠者，朱绿，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无后，组缨各视其绶之色。旁垂黈纩当耳，郊天地、祠宗庙则冠之。（蔡邕：《独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 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续汉书·舆服志下》）
由此，冕服就成了东汉“郊天地、祠宗庙”的法定礼服。
图19 山东济南出土的陶俑，其所戴冠，有人认为是“有前无后”之冕
（《中国历代服饰大观》，台湾百龄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汉高祖刘邦“长冠以入宗庙”，象征着民间崛起的新兴势力对周朝等级秩序的剧烈冲击。而今，帝国缔造者的规矩被放弃了，“长冠”让位于“服周之冕”。由民间插入祭服系统的长冠被迫让位，表明新兴势力被古老的“周礼”所征服。“古礼的断裂”开始弥合了。
儒者对古冕的启用不吝盛赞，如扬雄之于新莽，班固、张衡、袁宏之于汉明帝：
扬雄《剧秦美新》：胤殷周之失业，绍唐虞之绝风，……式軡轩旂旗以示之，扬和鸾肆夏以节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文选》卷四八，第681页）
班固《东都赋》：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文选》卷一，第31页）
张衡《东京赋》：（汉明帝）乃整法服，正冕带，珩 纮 ，玉笄綦会，火龙黼黻，藻繂鞶厉……（《文选》卷三，第58页）
袁宏《后汉纪》：后之圣人，知其如此，自民之心，而天下所欲为。故因而作制，为之节文，始自衣裳，至于车服、栋宇、垣墙，各有品数。……睹先王之规矩，察秦汉之失制，作营务求厥中，则人心悦固，而国祚长世也！（汉明帝永平二年，《两汉纪》，下册第166页）
在袁宏看来，只因为东汉“车服各有品数”了，所以才“国祚长世”了。因新莽为人不齿，所以汉明帝改革冕服，对后代更具楷模作用。
包含古冕在内的“古礼”，是一套特定的符号系统，是对天地秩序的特定解释。对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学者尽力雕琢刻画，赋予冕服各个细部以丰满的象征意义。请看：
《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又见《淮南子·主术》《晏子春秋·外篇第七》。分见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141页；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06页；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第452页。
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统 塞耳，所以弇聪也。故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旒垂目，纩塞耳，王者示不听谗，不视非也。（《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礼纬·含文嘉》）
前下后高，有俛伏之形，故谓之冕，欲人之位弥高而志弥下。（《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注引阮谌《三礼图》）
麻冕者何？……十一月之时，阳气俛仰黄泉之下，万物被施如冕，前俯而后仰，故谓之冕也。……冕所以用麻为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礼文之服，故《论语》曰：“麻冕，礼也。”《尚书》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后邃延者何？示进贤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视邪。纩塞耳，示不听谗也。故水清无鱼，人察无徒，明不尚极知下。故《礼》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礼器》云：“天子麻冕，朱绿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时十二月也。
绋以韦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广一尺，下广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长三尺，法天、地、人也。（《白虎通义·绋冕》，陈立：《白虎通疏证》，第498页以下）
冕为什么前有垂旒呢？戴冕时为什么要把一块丝绵（“纩”）塞在耳朵眼里呢？是为了蔽明弇聪，避免苛察。“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统治者过于苛察的话就将“无徒”，“无徒”就是脱离群众；群众离心离德的话，江山就岌岌可危了。另一说法，是旒、纩象征着“不听谗，不视非也”。旒、纩是用来闭目塞听的，有似网络过滤程序，把不良信息与敏感词拦在耳目之外。冕版前俯后仰，象征地位越高越谦虚。另说，前俯后仰是遵从阳气俯仰的规律，上应天道。冕的邃延，象征着“进贤退不能”。冕用麻制成，“示不忘本”，因为麻是古老的纺织品。然而更古的衣料还有兽皮，干吗不用兽皮呢？因为冕毕竟是礼帽，而兽皮只是“太古未有礼文之服”。但下身的绋即蔽膝则仍然使用兽皮，“反古不忘本也”，“忘本”总归是不行的。冕旒十二条，是法十二月的；蔽膝上宽一尺、下宽二尺、长三尺，是法天地人的。还有冕版的前圆后方，是“圆以法天，方以象地”的，见刘苍之说。
吕柟：《泾野子内篇》卷一三《鹫峰东所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1页。
一套衣冠里面，蕴藏着多少深奥的大道理啊！那也就是“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的意思了。十几个世纪后，明朝吕柟仍那么说，“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甚至“虽一衣解结，亦要存个念头，务时时有所见，方可谓满目皆忠信笃敬也！” 连一个衣结儿都要“存个念头”，用来担任“理”的“能指”，匠心真是细如毫发、无所不在。经此苦心经营，穿好了对着镜子一照，或出门给别人一看，就“满目皆忠信笃敬”，满身是“理”了。就像有孔老夫子贴身防守一样，想躲都躲不开，想干坏事都干不成，有人拦着。蝙蝠侠的斗篷，哈利·波特的隐身衣，小鸟给灰姑娘衔来的漂亮礼服，还有艾丽莎为十一位哥哥编制的荨麻披甲之类，又何足道哉，不足数也！都是衣服，差距咋就那么大捏？差就差在境界上，达不到那么崇高的道德境界。在中国古代，服饰元素的道德符号功能，被穷其极致，超水平发挥了。
狄百瑞：《中国的专制政治与儒家理想》，收入《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15页。“儒家学者对于他们所长久拥护支持的专制制度的一切，是无法完全逃避历史责任的。不过在我们匆促地下这样一个判断以前，却有一件事同样值得我们考虑：儒家思想一方面透过他们的道德说教，不断地给专制权力种种限制，一方面又不断地从事于政府组织的改革，这些对中国专制政治似乎有调和与软化的作用。”
当然有人会问，区区冕服寄托了几条道理，就能约束专制帝王的万乘之尊吗？这问题很难用“能”与“不能”回答。若只就冕服本身讲，好像只能说“不能”，它没那么大能力。但不妨那么想象：若干大楼，其中有那么一座，它的内外贴满了“不许随地吐痰”“不得乱扔垃圾”“不准丢烟头”“不要随地大小便”等标语。当然不能断言以标语口号见长的那一座，就一定比别的楼干净。我们只是说那座楼的“政治文化”跟别的楼不同而已，而且“本楼一贯重视环境卫生”的姿态既已做出来了，时不时总得打扫几下吧。“服周之冕”是孔夫子的主张，是与儒家的一整套礼仪、礼义联系在一起的。狄百瑞就认为，儒家的道德说教，对专制权力有限制、调和和软化的作用 。
3.
永平冕制的经典取舍：《周礼》
汉明帝定冕服，被汉儒视为一时盛事。不过再观察汉末魏晋学者的评述，却还有另一个微妙之处，我们别给忽略过去。挚虞云“惟为玄衣绛裳，一具而已”，曹魏《尚书奏》云“改六冕之制，以玄冠绛衣，一服而已”，曹魏秦静说“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绛衣而已”，《晋书·舆服志下》说“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这“一具而已”“一服而已”“俱玄冠绛衣而已”，众口一词地都用“而已”口气，好像很不惬意的样子。那是怎么回事？他们“而已”什么呢？细审其说，原来他们是就“改六冕之制”“兼五冕之制”而言的。还有董巴的《大汉舆服志》中也有一句概括：“汉六冕同制。”汉明帝定冕服，皇帝只服衮冕；然而只服衮冕，那还能叫“六冕”吗？当然不能了。
对“周礼”与汉帝国，本章开头打了个比方：早已疏远了的发妻与暴贵的丈夫重温鸳梦了，其时发妻会怎么装扮取悦，而丈夫又如何评头品足呢？王朝决意“服周之冕”，受命的经师便忙碌起来，各种经典各家经说纷陈御前，儒经儒学与帝国制度开始了双向互动。
然而在这时候，得把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周礼”与《周礼》。“周礼”泛指各种周代礼制，它们见于多种经典，不只《周礼》。王朝复兴“周礼”之时，所据不一定是《周礼》，也可能是别的经书中的“周礼”。我们的兴趣随之而来了。哪些经典经说被采用了，哪些被弃置了，又为什么呢？
袁宏：《后汉纪》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两汉纪》，下册第165页。
《续汉书·舆服志下》：“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又蔡邕《独断》：“采《尚书·皋陶篇》及《周官》、《礼记》定而制焉。”又《后汉纪》：“至是天子依《周官》、《礼记》制度，冠冕、衣裳、佩玉、乘舆拟古式矣。” 据此，永平冕制所据经书，主要是《周官》《礼记》及《尚书》三种经典。下面分别讨论之。
永平服制所参考的有《周礼》。我想天子用十二章、三公诸侯用九章、九卿以下用七章一点，肯定参考过《周礼》。因为除了《周礼》之外，《礼记》《尚书》等书没有提供服章的数列。当然，永平服制只是参考了《周礼》的服章之数，六冕却没有被搬用。
具体说来，首先皇帝只使用衮冕一冕，而不是六等冕服。再者，从戴冕者的爵号看，据《续汉书·舆服志》说是“诸侯用山龙九章”，也跟《周礼》不同。《周礼》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三等，而永平服制中的诸侯只是一等。显然，永平服制充分照顾了现行品位结构。除了新莽，汉朝是不封五等爵的，王朝也没打算为了“古礼”而改变帝国爵制。
《续汉志》随后又说冕服“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这个“宗祀”是在明堂之中举行的。同书注引《东观书》：“今祭明堂、宗庙，圆以法天，方以则地，服以华文，象其物宜……”又蔡邕《独断》卷下：旒冕“郊天地、祠宗庙、祀明堂则冠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上栏。可见依永平制度，宗庙祭祀也用冕。
其三，《周礼》中六等祭祀都用冕服，而永平冕服的适用祭祀有限，只用于天地、明堂、宗庙。《续汉志》叙述永平制度，在说完了“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之后，又云：“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各服常冠袀玄以从。”按，“宗庙”似应改列于“明堂”之后，“宗庙”属于用冕的祭祀 。质言之，天地、明堂、宗庙三者用冕，而五岳、四渎、山川和社稷祭祀仍依秦汉旧制，皇帝与公卿、诸侯使用“袀玄长冠”，百官不执事者“常冠袀玄”。“五郊各如方色”，当然也是秦汉旧制。《周礼》六等祭祀，本是昊天上帝及五帝、享先王、享先公、祀四望山川、祭社稷五祀、祭群小祀，而永平制度只前三等用冕，其余的仍循“汉家故事”，用“袀玄长冠”；在用冕的祭祀中，只主祭及助祭者用冕，其余“不执事”的参与者，“常冠袀玄以从”。
其四，再从一个细微处，也就是旒玉颜色看，《周礼》说天子“皆五采玉十有二”，诸公“珉玉三采”；叔孙通的《汉礼器制度》也采用“五采玉”；而永平冕制却是天子冕旒白玉珠，公侯青玉珠，卿大夫黑玉珠。显然另有所据。
最后，《周礼》六冕九服的“特色”是君臣通同，所以列表的话，那表会有一个横向宽度，能形成9列，不妨称为“多列式”。永平服制却不是那样了，皇帝只用衮冕十二章，是所谓“六冕同制”；公侯只用九章之冕，九卿只用华虫七章。若列表显示，只能形成一个纵列而已，可称“单列式”。“君低臣高”的可能性，只能发生在“多列式”下，在“单列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周礼》六冕的“多列式”是早期等级君主制的折射，而永平冕制是一元化的，与专制集权的一元化体制相合，它于“宗经”之中又见“尊君”之意；进而其三公诸侯九章、九卿七章之制，适应了汉朝的爵秩体制，于“复古”中又见“实用”之意。
4.
永平冕制的经典取舍：《尚书》
钱大昕云：“伏生《今文尚书》以《益稷》合于《皋陶谟》，故引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之文为《皋陶篇》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册第1352页上栏。又阎若璩：“又按蔡邕《独断》云汉明帝诏有司采《尚书·皋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内。邕距魏晋间不甚远，古文孔书未出，二篇犹合为一如此。”《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由上可见，永平冕服不全依《周礼》，那另行参考了什么经书呢？根据《独断》《续汉志》所记，永平冕制所参考的还有《尚书·皋陶篇》与《礼记》。我们先看《尚书·皋陶篇》，这篇也就是《尚书·益稷》——汉代的《今文尚书》没有《益稷》，《益稷》系《伪古文尚书》从《皋陶谟》的后半部分割出来的 。其中“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绣”的记载，被汉儒用作解释古冕十二章之依据。所以永平年间的冕制规划，不可能绕过《皋陶谟》，当然需要《尚书》之学的经师们出力了。
欧阳氏、大小夏侯氏对《皋陶》“五服五章”的说法，唯见《续汉志》。参看马国翰辑：《尚书欧阳章句》《尚书大夏侯章句》及《尚书小夏侯章句》，《玉函山房辑佚书》，第1册第384、387、391页。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1页。
四库馆臣：“此《传》乃张生、欧阳生所述，特源出于（伏）胜尔，非胜自撰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册第289-290页。还可参看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260页；邓瑞全、王冠英主编：《中国伪书综考》，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88页。
《续汉志》叙永平服制：“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那么，天子用十二章，因《尚书》之学的欧阳氏经师而定；诸侯、公卿用九章、用七章，因《尚书》之学的大小夏侯氏经师而定 。然而他们的工作，却遭到了清儒皮锡瑞的斥责：“皆与《大传》言五服五章不同，此三家今文之背其师传者。” 三家门徒为汉明帝规划冕服，怎么就背上“背其师传”的恶名了呢？皮锡瑞是就其背离伏生经说而言的。伏生名伏胜，传经于秦汉之间，是汉代《尚书》学之祖师。题名伏生所作的那部《尚书大传》，也有人说是伏生弟子张生、欧阳生辑录的 。《尚书·皋陶谟》叙虞舜之“作服”，有“五服五章哉”及“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之辞。而对“五服五章”，《尚书大传》有一个很特别的阐释，但三家门徒在参与永平制冕时，没有伸张其说。
下面就来看《尚书大传》的服章理论。那是把《尚书·皋陶谟》中的纹样作为服章而进行分解和排列的最早尝试之一。《尚书大传》相关片段，有陈祥道所引和虞世基所引两个版本：
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四二引《书大传》，与之略同，正德十三年建阳刘氏慎独书斋刊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扫描版；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6册第559页。又《太平御览》卷六九〇《服章部七》引《尚书大传》：“山龙，青；华虫，黄；作缋，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五服。”第3册第3079页上栏。也跟《礼书》所引一致。
陈祥道《礼书》卷一、卷三引《尚书大传》：天子衣服，其文华虫、作缋、宗彝、藻火、山龙；诸侯作缋、宗彝、藻火、山龙；子男宗彝、藻火、山龙；大夫藻火、山龙；士山龙。故《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缋，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册第5页下栏、第25页上栏 ）
隋虞世基奏引《尚书大传》：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陈祥道《礼书》所引与虞世基所引，二者显不一致。陈引《大传》以作缋、宗彝为二事，作缋看上去好像一个服章；藻、火合为一组。而在虞引《大传》中，宗彝为一章，藻、火分之为二，不在一组；至于“作会”二字，由于隋朝服章用郑玄之说，意思应是把山龙、华虫绘在冕服上，而不是一个服章之名。至于山龙、华虫各成一组，则是两说的共同之处。“华虫”一组可能由华、虫两章共同构成，如同“山龙”由山、龙两章构成一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