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便讨论，下面把两说分别列表如下。虞引《大传》简略得多，仅有五色，其五服五等的情况是不清楚的，但可以按陈引《大传》的排列规则处理：
这样就看清楚了，《尚书大传》从《皋陶谟》所云纹样中拿出若干种服章，把它们分为五组，再配上“五色”。
王谟：《汉魏遗书钞·经翼·书翼》，嘉庆三年刻本，第7页。
陈寿祺：《尚书大传》卷一，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0页以下。
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55册第718页。
陈引《大传》与虞引《大传》，五组中所包含的物事不尽相同。王谟《汉魏遗书钞》辑《尚书大传》，但罗列二说，不辨孰是孰非 。陈引《大传》以“作缋”为一章或一组，而“作缋”是作画的意思，怎能看成一章之名呢？孙星衍对“作缋”强为之辩，论其合理，但仍难以服人[1]。陈寿祺辑《尚书大传》以虞引《大传》为是，指陈引有误，认为应当把“子男”之后的“宗彝”两字删掉，那么剩下的藻、火、山龙三事，就合于“次国服三”了 。皮锡瑞支持陈寿祺的看法，也取虞引，进而又提出，应把陈引《大传》“大夫”两字后面的“藻”字也删了：“按陈氏据《隋志》证《礼书》之误，甚是。《礼书》所引《大传》当作‘子男藻、火、山龙，大夫火、山龙，士山龙’，乃合‘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之义。陈氏说犹未核。” 由前列表也能看出，虞引《大传》在按“五服五色”排列时，比陈引更为合理。
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概括说来，《尚书大传》包含了两个“五服”说。第一个可称“五采服”之说，即按青、黄、黑、白、赤五种颜色，把若干种服章分为五组，一色一组。东汉王充《论衡·语增》：“经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刘盼遂先生称：“仲任释‘五服’为‘五采服’，虽本今文师说，然于经义则远。” 所谓“今文师说”，指的就是《尚书大传》。在刘盼遂看来，王充乃是依照《尚书大传》的“五采服”，来解释《尚书·皋陶谟》中的“弼成五服”四字的。刘先生的说法应该不错。
《尚书·皋陶谟》伪孔传，《十三经注疏》，第139页中栏。
崔圭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第293页。
庄庆美：《千古中华的服色制度与政刑》，台湾辅仁大学织品服装研究所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21页。“于是此种思想与模式传之后世，千古参仿，发挥了‘天命作服’的效应”，“所有品色衣的定等分施，事在三、四千年前就已见其先河”。
第二个可称“五等服”之说，就是“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服五”就是服全部5种颜色，“服四”就是服4种颜色，余类推。《伪孔传》概括说：“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异，所以命有德。” 崔圭顺云：“‘服五’、‘服四’等，指的可能是章数。” 其说显误。“服五”“服四”明明是就颜色而言，而不是就章数而言的；若按章数计算就有七八种，不是“服五”“服四”了。庄庆美云：“可知虞舜时代即托称天命，而将服色制度分为五等五色，以五服五等表彰君臣功德等级。” 就史实而言，恐怕很难断定虞舜那会儿就有了五等五色之制；然从经学角度看，《尚书大传》确实有那个意思。
我们看到，同属“二次建构”，但跟以《周礼》为本的郑玄与《毛传》的章旒安排不同，《尚书大传》另据《尚书》中的“五服五章”，用五组服章、五种颜色和五等爵号，建构了又一套冕服等级。
《尚书大传》“宗彝”或“作缋宗彝”是一种服章，对应着黑色，至少在这一点上，三家经师背离了伏生，因为其所规划的永平服章，不以“宗彝”为一章。进而郑玄及《毛传》都按章旒分等，《尚书大传》则以五色分等，而且其中看不到日、月、星辰、粉米、黼黻等章，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也不知是否遵循十二、九、七、五、三、一的数列。而三家经师定冕服用十二章、九章、七章，显然是弃《大传》而用《周礼》了。皮锡瑞斥责三家经师“背其师传”，看来没冤枉他们。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册第290页上栏。
《尚书大传》的服章说，弥漫着浓厚的阴阳五行色彩。为什么天子独服华虫呢？因为那是虞舜之制。在“五运”之中，虞舜属土德，土德尚黄，而华虫被定为黄色，所以安排给天子虞舜独用。《尚书大传》中还有一篇《洪范五行传》，发展了先秦五行说，对后世五行灾异理论影响甚大，或说“汉代纬候之说，实由是起” 。由本章第1节可以看到，秦与汉初五色祭服制度十分流行，《管子》中也有类似说法，都颇受五行思想影响。以五色定祭服，看来是战国以来的时代风气。
郑玄：《尚书大传注》卷二，《郑氏遗书》，光绪浙江书局刊本。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第6册第1629页。
郑玄对《尚书大传》的颜色分配，表示了很大的怀疑：“玄或疑焉：华虫，五色之虫；藻，水草，苍色。” 华虫是五色鸟，怎么给说成是单色的黄鸟了呢？藻是青色的草，怎么是白色（或赤色）的呢？孙诒让批评说：“分配五色，既错乱无义；差次五服，复颠倒失序。且不及日月星辰粉米黼黻。” 当然孙氏的批评过于苛刻了。首先《尚书大传》佚失过多，今之所见也许不是它的全貌，在佚失部分“日月星辰粉米黼黻”也许另有安排；再者其五采服、五等服的排列，其实颇有匠心、独具特色，恐不能只用“颠倒失序”评价之。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页；《平津馆文稿》卷上《礼器龙衮黼黻玄衣解》，《孙渊如先生全集》，第295页以下。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续修四库全书》，第55册第807页上栏。
读者对“五服五章”之说，乍一接触或有“诡异”之感；不过那感觉的滋生，是因为我们只熟悉郑玄十二章的缘故。若换位思考，站在《尚书大传》的立场看问题，也许倒是郑玄十二章诡异呢。孙星衍有言：“伏生犹见先秦制度，传授其义，似较可信。” 王闿运也表态支持，“此五色服，古今所同用，而郑误据欧阳、夏侯说反驳师传，遂汩没至今矣”，倒是郑玄的冕服说“凿空立意，莫此甚焉！” 在王闿运的眼睛里，《大传》堂堂正正，郑玄倒成了左道旁门了。
金鹗：《求古录礼说》卷八《冕服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10册第303页下栏。
还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尚书大传》竟让天子到士全服山龙。后儒就没这胆量了吧？“龙”是什么？“飞龙在天”是帝王的象征，士与大夫配用龙衮吗？先秦没有士、大夫服衮的礼制吧？所以清儒金鹗痛斥“此说最谬”：“山有配天之隆，龙为鳞虫之长，皆为君象，非天子、上公不得服也。而谓大夫、士皆得服之，有是理乎？！”“孙渊如（星衍）申伏而驳郑，皆牵强之说！” 天子、上公的禁脔，岂容士大夫分享。
伏生据说活了上百岁，本是秦博士，汉初隐居而治学民间，看淡了风云波荡、陵谷变迁，只沉迷于经书的洞天，随心所欲地驰骋着想象力，没什么东西能束缚那位老人的思绪。皮锡瑞在《尚书大传疏证序》中，对伏生传承《书经》的学术贡献奉上盛赞：“邈乎百篇，末由再睹；斯文未丧，一老憗遗。著录本于秦官，发藏先于孔壁！”可东汉初的三家尚书经师就不同了，他们是皇家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六百石的秩级相当于局级待遇，恭承王朝指令，为帝王将相的冕服等级尽其绵薄。面对着“今上”的取舍好恶，他们还能恪守家法，还敢伸张先师吗？伏生的五服之说不合“尊君”之需，故时君不采。经说的取舍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事关皇帝戴什么冕面对天神的。神州大地之上，还有什么比皇帝更大、比天更大呢！
《尚书大传》的“五采服”和“五等服”理论，并不是昙花一现，它在冕服史上还是留下了影响的。马融与《伪孔传》中的十二章等级安排很特别，其特点之一，就是对黼黻两章做单独处理；而伏生的五服说，恰好也没把黼黻算在内。曹魏王肃处处跟郑玄立异，反对郑玄的“至周九章”之说，另称虞舜时才用九章，不把日月星辰画在衣服上，是周朝增加到十二章的。而伏生的虞舜五服，恰好也没有日月星辰。南朝宋明帝又创制了一种五采冕服，其色彩运用，对伏生的“五采服”未必没有参考借鉴。这些，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适时讨论。
[1]孙星衍《平津馆文稿》卷上《虞书五服五章今文论》认为， 、嬒皆有“黑”义，“会绣此四色于元衣，合为五色，故于黑色独云作绘也”。《孙渊如先生全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92页。
5.
永平冕制的经典取舍：《礼记》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第101页。
皮锡瑞在指责三家尚书经师“背其师传”时，特别强调他们在永平制冕时“附会《周官》”：“故三家博士变今文《尚书》之师说以傅会《周官》，不知周礼非可以解《虞书》。” 皮锡瑞说的“周礼非可以解《虞书》”，我们当然赞成；不过永平章旒的经书依据，不只《周礼》，还有《礼记》。
《礼记》是永平冕制的第三个依据。请看：
《礼记·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
《礼记·礼器》：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
这个说法跟《周礼》有两点不同。第一，《郊特牲》说天子祭天用十二旒龙衮，而《周礼》说祭天用大裘冕，所服为大裘，非衮，其冕无章无旒。第二，《礼器》的旒数虽以十二、九、七、五、三为差，数列同《周礼》，但又形同实异：《周礼》五等爵分公、侯伯、子男三级，而《礼器》中诸侯同为一等，其旒数都是“九”；“上大夫”为“七”。“上大夫”可视为卿，在汉朝对应着九卿。那么《礼记》旒数，正与永平制度相合。下面把三说列表比较：
这里要说明，《续汉书·舆服志》说永平服制三公、诸侯七旒，卿大夫五旒，但那是误把魏明帝冕制当成汉明帝冕制了，应当另以蔡邕《独断》为准，认定三公、诸侯九旒，卿大夫七旒。详见第六章第3节。
上表可以清晰显示，永平冕旒等级比较接近《郊特牲》《礼器》：祭天用衮冕，合于《郊特牲》；冕旒等级，直取《礼器》。可见汉明帝对“古礼”，持的也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十二章十二旒再加龙衮，更能显示帝王之尊，明显“优”于《周礼》无章无旒的大裘冕。再从“实用”角度看，东汉的三公九卿制，与《周礼》的三公三孤六卿相去甚远。三公权高势重，位在诸侯之上，而《周礼》中的三公八命，低于公爵；汉朝封爵只王、侯二等，若以县侯、乡侯、亭侯为别，则为四等，怎么弄都没法跟《周礼》的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沟通。斟酌推敲之余，《礼记》的级差最为可取。
赵善诒：《说苑疏证》，第560页。
而且若从“实用”考虑，连《礼器》也不能照搬。首先《礼记·礼器》说的是“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裳”，只有龙、黼、黻三种服章。又西汉刘向《说苑·修文》：“故士服黼，大夫黻，诸侯火，天子山龙。” 与《礼器》口气相类，但提到了五种服章，多了火、山两章，而且认为士也有服章。本书第二章已对先秦服章做了考察。我们认为《左传》“火龙黼黻”之说比较可靠，先秦服章可信的就是这四个；此外，先秦“山”可能也是一章。种种情况给我一种感觉：就算秦与西汉皇帝穿过冕服，那上面的服章也不是十二章，大概只有“火龙黼黻”而已，因为连刘向都没说冕服有十二章。尽管民间经师、儒家经书对服章有各种说法，但以十二章为王朝定制，很可能是汉明帝时的事情，定于永平，定其事者为三家尚书经师。所以史书要对永平冕制做郑重记载。而东平王刘苍也说秦汉“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且随后就歌颂永平冕制“日月星辰山龙华藻，天王衮冕十有二旒，以则天数”之法，似乎“日月星辰山龙华藻”，以及“衮冕十有二旒”，都是此时新定。（至于新莽是否改革服章，就不得而知了。）总之，《礼器》三章之说汉明帝没采纳，而是另用十二章的。
陈立：《白虎通疏证》，第500页。
前者之例，如阮谌《三礼图》：“进贤冠……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两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之服。”《太平御览》卷六八五《服章二》，第3册第3056页上栏。后者之例，如《续汉书·礼仪志中》：“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
东汉六百石的博士被特许“服大夫之冕”，是为特例。《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东汉尚书陈忠议：“又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令，令服大夫之冕。”博士所服，应是九卿的七旒冕。
其次，《礼器》中不光大夫服冕，而且连士都有冕。《礼器》中的“士三”二字，显然是说士冕三旒，无冕则旒何所附着？那么，永平服制有“下大夫五、士三”的规定吗？没有。《白虎通义·绋冕》：“《礼器》云‘天子麻冕，朱绿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时十二月也。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无旒。”《白虎通义》成书于汉章帝时，在永平冕制之后。它对《礼器》的引用大可玩味：只叙及“大夫七旒”就到此为止了，置“下大夫五”和“士三”于不顾，而且断言“士爵弁无旒”，显有“断章取义”之嫌。那是为什么呢？陈立指出“则此所引，其当时之制欤？” 可谓一语破的。“当时之制”就是永平冕制，“大夫七旒”指九卿。东汉礼制等级，六百石、千石为一等，二千石为一等，中二千石卿为一等，有时候二千石、中二千石也合为一等 。各种记载都说东汉服冕到九卿为止，九卿之下相当于“大夫”的官职，我们认为不能服冕 。《白虎通义》屈从于永平冕制，改动了《礼器》的本来说法；反过来说，永平冕制虽参考了《礼器》，但没采用其下大夫五旒、士三旒之说，只让列卿以上服冕，不让下大夫和士服冕。
图20 沂南画像石中的冕，旒数难以判明
（《中国历代服饰大观》，台湾百龄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曹魏高堂隆《拜受仪》：“按旧典，天子遣使者赍车服策命诸侯嗣位之礼，上卿为使者，嗣君遣上卿吉服迎于境。……嗣君端委以入，升自阼阶，西面立。使者以皇帝命命冕，内史赞之。”《通典》卷七二《礼三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81页。高堂隆既称“旧典”，当为汉代旧典；所云“诸侯”，当包括诸侯王与列侯。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册第886、894页。“为邑河渭”指杨赐被封为临晋侯，参看《后汉书》卷五四《杨赐传》。
蔡邕：《独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袁宏：《后汉纪》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两汉纪》，下册第348页。
《太平御览》卷六八六《服章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第3册第3061页上栏。
三公、诸侯的服冕情况，在史书中就清晰多了。诸侯在分封时即赐以冕服 。蔡邕《太傅胡广碑》：胡广“封建南蕃，受兹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辅”；《太尉杨赐碑》：“为邑河渭，衮冕绂珽。” 蔡邕云：“天子、公卿、特进、朝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 据《续汉书·百官志五》，东汉诸侯在礼制上分为四等：有功德者赐特进，其次为朝侯，其次为侍祠侯，其次为猥诸侯；据《续汉书·舆服志下》，“侍祠侯”以上有资格服冕助祭。又太尉朱宠临终遗言：“素棺殡敛，疏布单衣，无设绂冕。” 由此可知，冕服是具有个人属性的礼服，官僚死后可以跟尸首一块埋在坟墓里随葬。较低秩级的官员，若蒙皇帝赏识，也有可能得到服冕的荣耀。“郭贺拜荆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阳，特见，嗟叹，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去幨露冕，使百姓见此衣服，以彰其德。” 刺史只六百石，不算“上大夫”，荆州刺史郭贺的服冕出于特许。
因为史书说永平冕制依据《尚书》《周礼》《礼记》三书，我们就很想弄清其时君臣对诸经的取舍。一番考察之后，我们的感觉是：各家经师并没张扬门户之见，不是说非用本家的经典不可，非用本师的经说不成。在皇帝眼睛里，他们只是一家——儒家；甚至连“一家”都够不上，他们首先是“皇家”，皇家的御用学者。各家经师也很识大体，很顾大局，受命后即放弃学派私见，对诸经择善而从，熔铸一炉，最终以“六冕同制”，向皇家献礼告成。
洪进业云：东汉冕服“主要对象限于帝后、诸侯、公卿等高级官僚，故明显带有过去贵族社会的遗习”。《具体与抽象——从形制到观念的秦汉服饰之研究》，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3页。
《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按，甘怀真先生说：“今存史料中尚可见汉顺帝时的服章之制采用‘曹褒新礼’，见《晋书》卷二一。”见其《“制礼”观念的探析》，收入《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100页。查《晋书》卷二一《礼志下》：“汉顺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礼。”《宋书》卷十四《礼志一》同。那么，“兼用曹褒新礼”的是汉顺帝的冠礼，而不是汉顺帝的服章。而且《晋志》《宋志》本身也有问题。《后汉书·曹褒传》：“会（章）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然则按照曹褒新礼举行冠礼的，其实是汉和帝，而不是汉顺帝。复检《后汉纪》卷十三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仪用新礼。”“新礼”即曹褒新礼。又《资治通鉴》卷四七汉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礼，加元服。”《通鉴》之不误，是因为它是编年体，以编年体的《后汉纪》为史源。总之，曹褒新礼与东汉服章之制无关。
新莽“车服黻冕，各有差品”，其服冕范围可能是比较宽泛的。而至东汉永平，服冕者就只限于公卿以上了。有人用“贵族社会遗习” 来解释永平时的服冕范围收缩。可我认为恰好相反，我认为那是帝制时代的现象。无论如何，汉明帝不想让古冕等级扭曲了帝国现行等级。新莽一意复古，汉明帝则古而不泥、古而有度、古为今用。新莽把早期儒家的“乌托邦”精神推到了极端，东汉政治则恢复了政治理性，儒法合流。永平服制的复古力度，看起来比新莽冕制为小，也是两汉间思想转折的一个反映。永平之后，朝野对“复古改制”、对“制礼作乐”的热情，很快大大降温。汉章帝时有位叫曹褒的，再度尝试制礼作乐，结果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还有人主张把曹褒抓起来杀了 。大多数人对“周礼”已兴趣索然。
鲁迅：《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卷第356页。
“服周之冕”在汉代的命运，大致就是如此了。新莽、永平一番折腾，弄出的只是个“单列式”冕服，《周礼》“六冕”仍如水月镜花。那么回头重新看后人对秦汉冕服“一具而已”“一服而已”“俱玄冠绛衣而已”之类的观感，以及“六冕同制”的评价，就更能理解他们的怏怏不平了。他们是以“六冕”为正宗来衡量东汉冕制的，那口吻就含有劣质品、冒牌货、瓜菜代、山寨版的意思。“六冕古礼”好比那位发妻，本想照自己的口味打扮丈夫，结果没全得逞，反倒连自己的妆束都被改了：“改六冕之制，以玄冠绛衣，一服而已。”她也许满肚子屈原式的妾妇之怨，要发泄那“不得帮忙的不平” 了：“荃不察余之衷情兮”，“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
6.
永平及魏晋宋齐之章目：华虫粉米之分合
在本章最后一节，我们考察永平十二章的分章问题。
前文有一个猜测：十二章定制因永平冕制而定。汉末魏晋对十二章的章目有两种说法，一为郑玄之说，一为《尚书伪孔传》。本书第二章已指出，对《皋陶谟》或《益稷》中被认为是讲服章的那句话，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绣”那句话，郑玄与《伪孔传》的解释是不一样的。郑玄之说有宗彝一章，华虫为一章，粉米为一章。而《伪孔传》的章目中没有宗彝这一章，同时又“分华虫、粉米为二”，即把华、虫、粉、米当成四样东西，总共阐释了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等13种物事，是为“伪孔十三章”之说。
那么，郑、孔之前的永平十二章的章目问题，主要就是探讨其是否用宗彝，进而是其华、虫、粉、米的分合情况了。若不用宗彝，十二章就少了一章，就得把华虫分为两章，或把粉米分为两章，才能合乎十二章之数。对永平十二章的章目，虽然史无明文，但可以用魏晋以下的王朝冕制和学者经说来反推。
《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第142页中栏。孔疏云：“草木虽皆有华，而草华为美，故云‘象草华虫雉也’。《周礼·司服》有鷩冕。鷩则雉焉。雉五色，象草华也。”知孔疏以“草华”为一词。
《尚书正义》简体横排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尚书正义》繁体竖排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第140页。
《伪孔传》释华虫粉米：“华，象草华。虫，雉也。……粉若粟冰，米若聚米。”《尚书》孔颖达疏是这么理解的：“孔以‘华象草华虫雉’，则合华虫为一。” 孔疏认为华虫为一，进而就是粉、米为二了。有两种标点本的《尚书正义》对《伪孔》“华象草华虫雉也”不予点断 ，似乎就以孔疏为本的。孔疏是以“草华”为“虫雉”的修饰词的，意谓“像草花一样的虫雉”。不过这样读起来颇觉别扭，“雉”好像也不该说成“虫雉”。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7页。
牟庭：《同文尚书》，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03页。
顾颉刚、刘起釪先生也认为华虫为一，但对《伪孔传》的断句不同，他们在“草”字之后断句，作“华，象草；华虫，雉也”。随后就说：“如上引郑玄说，以‘华虫’为一物，同于伪孔。即伪孔所云：‘华虫，雉也。’” 清人也有说郑、孔意见相同的，比如牟庭：“郑注亦以华虫为一，与伪孔同。” 然而“华，象草”吗？花儿比草漂亮多了吧。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21页。
王宇清先生分析《伪孔传》：“对‘华’及‘虫’分加释说，似属华与虫分为两章，然又似以‘花’形容雉色之美，特先就华字加以阐释，而‘华虫’实为一章。再则于粉米二字，亦分言‘粉若粟冰’，‘米若聚米’，两者各别比譬形容，各自成章，而非以‘粉米’为一章。”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第32页以下；又《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第61页以下；又《中华历代服饰艺术》，第32页以下；又《中国服饰史》，第60页以下。
黄能馥、陈娟娟先生：“前汉时按孔安国的解析……他把粉和米分列为2章，不列入宗彝，如再把华与虫分为2章，合起来就成为13章而不是十二章了，这是他说得不明确的地方。后汉马融把华虫合为1章，其余说法与孔安国相同，明确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为十二章，这个说法被《续汉书·舆服志》所采纳，后来《晋书·舆服志》、《宋书·礼志》、《南齐书·舆服志》也都相同。” 照他们所说，西汉的孔安国对十二章没分清楚，后来东汉的马融合并了华、虫，就成了十二章了。
原田淑人：《漢六朝の服飾》，東洋文庫，1967年增订版，第31页以下。
崔圭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第293页。
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以下。梅赜又作梅颐，此后不另注。
《尚书·益稷》孔疏，《十三经注疏》，第142页下栏。
黄、陈二先生的这个意见，也许参考了原田淑人。原田淑人云，前汉孔安国《尚书传》对十二章说得不明确，而后汉马融《尚书传》中有“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为四章”之说，显示粉米为二，那么马融以华虫为一 。近年崔圭顺又来讨论这一问题，仍然沿用了孔、马以华虫为一章的说法 。原田等人先叙“前汉孔安国”、后叙“后汉马融”，表明他们认为《尚书孔氏传》在马融之前。不过学界一般认为，《尚书孔氏传》并非西汉孔安国所作，而是晋代某位学者伪托的，那人大概是梅赜 。所以其书被冠上了一个“伪”字，称“伪孔传”。马融与《伪孔传》确实有相近的地方。《尚书》孔疏阐释《伪孔传》十二章时说：“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以古有此言，相传为说也。” 唐代经学家仍能看到马融《尚书注》，而且看到了马融的服章说与《伪孔传》相近。但我们已看到，正确的顺序应是伪孔袭马融，而不是马融袭伪孔，不能把事情弄反了。
又，黄能馥、陈娟娟先生说，马融的说法“被《续汉书·舆服志》所采纳”了。可细审《续汉书·舆服志》的冕服阐述，乃是依据郑玄的，与马融无关[1]。
原田淑人说《晋书·舆服志》《宋书·礼志》《南齐书·舆服志》都同于马融。真是那样吗？我们罗列三志：
衣画而裳绣，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晋书》卷二五《舆服志》）
平冕，……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也。（《宋书》卷十八《礼志五》）
平冕黑介帻，今谓平天冠。……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
《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1册第587页；《二十四史全译·宋书》，第1册第420页；《二十四史全译·南齐书》，第244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
以上标点，均从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全译》本同 。
刘驰：《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注[3]。
先看《晋志》，所列服章仅11章。为此刘驰先生提出：“此处称十二章，但实际仅记载11种形象，《宋书·礼志五》文字相同，而将华虫分为两种。据《续汉志》及《隋书·礼仪志六》，此处缺宗彝，应据以补上，以足12种之数。” 再看《南齐书·舆服志》，数来也只11章。中华书局本附《校勘记》因谓：“今数之，止十一章，盖‘华虫’下脱‘宗彝’二字也。”但对此问题，原田淑人、王宇清等已有正解：晋宋齐三朝“十二章”不用郑玄说，无宗彝。所以三《志》都用不着另补宗彝。并且，《宋志》以华虫为一的标点，我们认为准确无误。
再回到《尚书》孔疏上来。其实，《尚书》孔疏并不认为“华象草华虫雉”的理解是板上钉钉的。在面对《春秋左传》时，孔疏又改了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疏：
孔安国云：“（中略）。”如孔此言，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龙也，华也，虫也，七者画于衣服、旌旗。山、龙、华、虫四者，亦画于宗庙彝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绣之于裳。如此数之则十三章矣。天之大数不过十二，若为十三，无所法象。或以为孔并华虫为一，其言“华象草华虫雉”者，言象草华之虫，故为雉也。若华别似草，安知虫为雉乎？未知孔意必然以否。（《十三经注疏》，第2108页上栏）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第6册第1629页。
本来《尚书》孔疏说“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而《左传》孔疏却说“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龙也，华也，虫也，七者画于衣服、旌旗”。一“六”一“七”，后者“华也，虫也”两分了，“如此数之则十三章矣”。“或以为孔并华虫为一”，那“或以为”的也是孔疏，当然是《尚书》孔疏。但《左传疏》不认为那说法合于《伪孔传》了——“未知孔意必然以否”。孙诒让认为《左传》孔疏是对的：“孔《疏》（《尚书疏》）谓孔以华虫为一事，非《伪传》旨也。彼《疏》（《左传疏》）引顾彪说及《左传》昭二十五年疏说，并不误。” 《左传》孔疏云《伪孔传》是一种“十三章”之说，并怀疑“并华虫为一”的说法不确了。
《尚书正义》初为孔颖达与太学博士王德韶、四门助教李子云等共撰；至贞观十六年，又与前修疏人及四门博士朱长才、苏德融、太学助教隋德素、王士雄修改定稿，并由赵弘智覆审而成。《左传正义》初为孔颖达与国子博士谷那津、四门博士杨士勋、四门博士朱长才等共撰；至贞观十六年又与前修疏人及太学博士马嘉运、太学博士王德韶、四门博士苏德融、太学助教隋德素等修改定稿，并由赵弘智覆审而成。参看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1、202页。
皮锡瑞指出：“案《左氏正义》，虽详亦略，尽弃贾、服旧解，专宗杜氏一家。”《经学历史》，第204页。
孔疏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只是孔颖达领衔而已，执笔者各有其人 。《左传疏》是以杜预注为本的 ，而杜预对《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九文”一词，是这样解释的：
谓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也。华若草华。藻，水草。火，画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两己相戾。传曰：“火龙黼黻，昭其文也”。（《春秋左传集解》，第4册第1519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第6册第1629页。
《十三经注疏》，第1741页下栏、第2108页上栏。“火也”据《校勘记》补。
林巳奈夫：‘天子の衣裳の‘十二章’’，“史林”52卷6号，1969年。
杜预阐释“九文”，其中没有宗彝；进而不释“虫”，却说“华若草华”，而那就意味着“华”自成一章；随即杜预径释“粉米”为“若白米”，明以粉米为一章。粉米既合为一章，则华、虫必分为两章。孙诒让因谓：“杜与《益稷·伪传》说略同，盖亦分华、虫为二章，与郑义异。” 对此《左传》孔疏亦云：“杜昭二十五年数九文，不取宗彝，则与郑异也”，“杜之此注，……九文唯言衣服之文，谓山也，龙也，华也，虫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为九。杜言华若草华，而不言虫，则华、虫各为一也。粉米若白米，是粉米共为一也” 。林巳奈夫也看到，杜预释十二章，华、虫为二，粉米为一 。面对着杜注的“华虫各为一”和“粉米共为一”，《左传》孔疏恪守“疏不破注”原则，对《伪孔传》，采取了与《尚书》孔疏不同的解释。
张聪咸：《左传杜注辨证》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25册第369页上栏。
王鸣盛：《尚书后案》卷二，《清经解》，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册第24页中栏。
《晋书》卷三四《杜预传》。
清儒张聪咸评论说：“杜去宗彝，而分华、虫为二，非是。” 王鸣盛驳斥杜预，说是若华是草，藻又是水草，那么十二章里的草就太多了 。张、王尊郑驳杜，只属一家之言而已。我们所关心的是，杜预以华、虫为二的看法，是从哪儿来的？《春秋左传集解》系杜预晚年所成 。首先可以推测，他如此分章，来自马融《尚书注》。同时杜预是司马昭的妹夫，曾任镇南大将军，位尊望重；他曾参预制定晋律并为之做注，当然稔熟晋朝制度。我们进而推测，杜预以华、虫为二，也参照了本朝制度，晋朝冕制就是华、虫为二的。
评论《尚书》孔疏时，孙诒让谓“彼《疏》引顾彪说及《左传》昭二十五年疏说，并不误”。他所提到的“顾彪”是隋朝学者，江左余杭人，此人也分释华、虫、粉、米。《尚书·益稷》孔疏：
顾氏取先儒等说，以为“日月星取其照临，山取能兴云雨，龙取变化无方，华取文章，雉取耿介”。顾氏虽以华、虫为二，其取象则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养，黼取能断，黻取善恶相背。”（《十三经注疏》，第142页中栏）
崔灵恩《三礼义宗》采用的是郑玄十二章，则其粉米应为一章，但他也说：“粉米亦画其形。粉洁白，故以名之；米者，人恃之以生者，亦物之所赖以治。”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三引，《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49页。崔灵恩分释粉、米，然其“粉洁白”中，“粉”字是修饰“米”的；那么反观顾彪的“粉取絜白，米取能养”，也可以只是一章。可见若遇华、虫分释，基本就可以判断论者是分华、虫为二的；但遇粉、米分释，可就不一定了，很可能粉米仍为一章。
唐长孺先生说：“《隋书·经籍志》所载顾彪的关于《尚书》的著作三种，其一为《今文尚书音》，又其一为《尚书大传音》，似乎不主《伪孔传》，这也许和家学有关。”《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81页。按，顾彪关于《尚书》的著作不止3种，实有4种，另2种是《尚书疏》二十卷、《尚书文外义》一卷，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
顾彪对十二章象征意义的阐发，属后起说法，为《伪孔传》所无。顾氏既云“华取文章，雉取耿介”，那么华是花、虫是雉，所以孔疏称其“以华、虫为二”。那么我们又找到了一位“以华虫为二”的主张者。但顾氏又说“粉取絜白，米取能养”，是不是说粉、米为二呢？那可就不一定了。因为“粉取絜白”的“粉”只表示白色，而不表示“粉”本身是一章。那“粉”有如《红楼梦》“粉面含春威不露”之“粉”。“粉面”是白脸蛋儿，“粉米”就是白米粒儿，有如杜预所云“白米”。然则不妨判断顾彪是以粉米为一的。总之，“粉米”虽可分释，但在杜预、顾彪那里只是一章，因为“粉”被用作“米”的修饰词 。顾彪不专主《伪孔传》，又兼治《尚书大传》 ，则《尚书大传》似乎也以华、虫为二。
顾彪的意见，我想能代表江左古文家的一般看法，即华、虫为二而粉米为一。对此我们还有更多证据。南朝梁武帝的十二章改用郑玄说了，天监七年（508年）王僧崇对新冕制提出异议，被梁武帝驳回。两方一议一驳，其间有些言论值得我们注意。《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王僧崇：今祭服……两袖各有禽鸟，形类鸾凤，似是华虫。……又裳有圆花，于礼无碍，疑是画师加葩蘤耳。藻米黼黻，并乖古制，今请改正，并去圆花。
梁武帝：孔安国云：“华者，花也。”则为花非疑。
因其时冕制改用郑玄说，服章增宗彝，所以华虫并为一章了。不过有趣的是，王僧崇所看到的冕服，两个袖子上有“禽鸟”即华虫，但裳上依然有“圆花”。就是说华虫被合为一章后，裳上仍残留着圆花的图案。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09页。
“圆花”是从哪儿来的呢？王宇清先生认为是画师擅加的：“裳又增列‘圆花’，任由画师自为，未免失之浮滥。” 然而，若非梁武帝有旨，画师敢随便加花儿吗？梁武帝虽已改用郑玄十二章了，但旧情未断，舍不得冕服上那花儿，便重新拣起《伪孔传》“华者，花也”一语，为花儿辩护，宣告“则为花非疑”。这再度证明，“华者，花也”，就是江左对《伪孔传》“华象草华”的通行解读。梁朝冕服上的圆花，我判断是上承晋宋齐而来的，就是与“虫”两分的那个“华”。梁朝服章处“新旧交替”之际，并未把花儿断然摒弃于服章之外，照旧把它画在裳上，只是不计一章而已。
《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页。此书系陈冠华同学提示，特此致谢。黄侃又云：“马说：……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为四章。”按，这话原是孔疏，但黄先生将之径引作马融了；而若大夫以藻火加以粉米为四章，则藻、火、粉、米各为一章。由此将引导出“马融以粉、米为二”的结论。而黄先生确实就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他随后讨论《伪孔传》，云：“《孔传》说：……‘粉若粟冰，米若聚米’，按，此当本马而与郑不同，又案《说文》，亦二物也。”《说文解字》是分释粉、米的，黄侃认为马融及《伪孔传》也是如此。然若华、虫为二，而粉米必当为一，否则就不再是“十二章”，而是十三章了。黄先生未能留意此点，可以说他依然停留于“伪孔十三章”，并没超过孙诒让。
清儒雷学祺云：“《伪孔传》用马季长之说，以日月、星辰为二章，华虫亦为二章。”[2]雷氏说马融“以日月、星辰为二章”，不知其据何在；但他推测马融《尚书注》同于《伪孔传》，都以华、虫为二，其说属实。所谓“伪孔十三章”，只是后人弄不清《伪孔传》本意时的提法；至于《伪孔传》作者自己，对什么是“十二章”决不会没有主张的。根据杜预、顾彪、梁武帝，可知《伪孔传》以华、虫为二，晋、宋、齐冕制也以华、虫为二。那么东汉马融呢？我判断马融也是如此。黄侃就根据杜预注，提出：“马注似亦以华、虫为二。” 而且我判断，马融以华、虫为二，是采用东汉现行冕制，始于汉明帝永平。
至此，话题终于回到汉明帝永平冕制上来了。首先，东汉冕制无宗彝，不同于郑玄。《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盘游”句李贤注：“法服谓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这里面明明没有宗彝。可见，李贤注很清楚东汉冕制是无宗彝的。上引标点从中华书局本，但现在我们已有理由，将其订正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了，分华、虫而合粉米。
东平王刘苍赞扬永平冕制时，也描述了其服章，其提法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藻”。刘苍撮举服章，以“华藻”为说，单用一“华”字，而非“华虫”。在以“华虫”为一章时，“华虫”一词是偏正结构，“华”修饰“虫”，所以即令省称，也应省略“华”而简称为“虫”，正如“龙衮”的简称是“衮”而不是“龙”一样。而刘苍说的是“华藻”而不是“虫藻”，可证汉明帝十二章中，“华”“虫”各为一章，“华”就是花儿。
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卷二，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392-393页；又可参臧克和：《尚书文字校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
黄镇成：《尚书通考》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册第128页下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