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损略黼黻”考
制度变化是有节奏的，时而平稳，时而波动。新莽改制波澜壮阔，大起大落。此后东汉近二百年里，官制就很少变化，长期平稳运行。虽然受新莽改制影响，光武帝、汉明帝在礼制上也有所兴作，包括冕制，但那多少也是出于天下初创、朝制无文的缘故，跟王莽比只能算小打小闹。东汉官制的平稳运行，是新莽“乌托邦”式的大复古破灭之后，“法治”精神与政治理性的一次强力反弹。一顿饕餮吃伤了，弄得整整二百年没食欲。
汉末魏晋间情况又不同了。秦汉大帝国解体，社会陷入动荡，政权规模萎缩，国祚不长；权力的结构，也因门阀士族崛起而发生了“变态”。在这时候，制度变迁的步伐骤然加速。各种制度变迁，呈现出的意义是复杂多向的。新出现的九品官人法，体现了门阀的政治特权。但也有的变动反映了秦汉帝国体制的历史惯性，说明统治者痴心不改，艰难维系着专制集权。这时候的舆服等级制，也是评价政治动态的旁证之一。随后对魏明帝“损略黼黻”事件的考察，就将向读者展示，统治者是如何通过冕制安排来维护皇权与皇室的。
新的政治局面也造成了新的文化需要。曹魏以来，“周礼”的影响明显大起来了。在“乱世”的焦虑消沉中，“周礼”作为一个“理想国”的追求，给黯淡动荡的政治生活涂上几抹亮色，正如老庄之于名士、道佛之于平民构成了一种心灵慰藉一样，围绕着祭祀、朝礼、婚礼、丧礼等，礼学讨论频繁起来了。西晋王朝着手制订“五礼”，给官制改革披上“周礼”的包装，如五等爵、国子学等。《周礼》之书的地位明显上升，礼学大师郑玄的经注开始影响王朝礼制，为此还引发了门户之争，主要是郑玄、王肃之争。君臣士大夫把很多精力花费在了礼制之争上。冕制变迁，跟礼学变迁和经学纷争纠结在一起了。
下面就来看魏晋冕制，以及相关的政治权力争夺和文化权力争夺。具体的切入之点，是魏明帝“损略黼黻”的事件。
1.
魏明帝“损略黼黻”和“毁变”高山冠
《通典》卷六一《礼二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页中栏。
对于曹魏冕服，唐人杜佑有个概括：“魏氏多因汉法，其所损益之制，无闻。” 这句话有两点值得讨论，第一是“多因汉法”，第二是“损益之制”。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曹植：《文帝诔》，《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多因汉法”的依据，也许是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诏：“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 “如汉制”是否就不依周礼，“如周礼”就不依汉制了呢？虽然曹植称赞魏文帝“乘殷之辂，行夏之辰”，“绋冕崇丽，衡 维新” ，但魏文帝在舆服方面的更张似乎是有限的。无论如何，“多因汉法”之说先入为主，影响了研究者的判断。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06页。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18页。
崔圭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制度研究》，第81页。
参看《晋书》卷二五《舆服志》。
“损益之制”出自魏明帝。但魏明帝“损益”了什么呢？王宇清先生未检《通典》，不过也在《文献通考》中看到了杜佑的说法：“《文献通考》有谓‘魏氏多因汉法，其所损益无闻’。余亦无所记述。想魏制之章目、章次，君臣皆同汉制，其所减损，唯在衮衣之‘饰’，即公卿以次不得服绣，限用织成。至服章之数，汉制天子十二章，而公卿以次九章七章，盖公卿已减，何需再减。……魏明之所减损者，唯在公卿之服织成而不用刺绣，余皆同于东汉矣。” 周锡保先生的说法差不太多：“魏代至明帝时，始定衮衣黼黻的制度，大抵都是因袭汉代的制度，惟天子的冕服用刺绣，公卿等用织成的纹样，垂旒改为珊瑚为异。” 崔圭顺亦云“魏之冕服因袭汉制” 。按刺绣、织成之别，实际是汉明帝的制度而非魏明帝制度。垂旒用珊瑚珠，则是因为魏明帝“好妇人之饰”而改的 。除了珊瑚珠一点外，魏明帝冕服还有更多“损益”之处，而王、周没说。请看：
1.傅玄《傅子》：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采章。（《太平御览》卷六九〇《服章部七》引，第3册第3080页上栏；又叶德辉：《叶氏观古堂所著书》之《辑傅子》卷三）
2.《宋书》卷十八《礼志五》：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文拟于至尊，复损略之。晋以来无改更也。
3.《晋书》卷二五《舆服志》：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于僭，于是随章傧略，而损者半焉。……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饰疑于至尊，多所减损，始制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及晋受命，遵而无改。
“减其采章”“随章傧略”“多所减损”告诉人们，魏明帝在服章上颇有更张，那些更张，不应被“无闻”二字轻易掩去。
读史者都知道，魏明帝志在大权独揽，是个强势的君主。三段引文都显示，魏明帝“损略黼黻”的出发点，是嫌公卿衮服“服似天子”“拟于至尊”“有疑于僭”，帝王心理赫然可见。简言之，改服章的动机是“尊君”，耿耿于怀的是“黼黻”。傅玄是当时之人，他对“损略”“毁变”的观感与解读，就是最好的证据。
《大戴礼记·五帝德》，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118页。
贾谊：《新书·孽产子》，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7页。又见《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三国志》卷六五《吴书·华覈传》。
黼黻作为纹样用于衣装，据说始于黄帝：“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 古人认为黼黻是很华贵的。“黼黻之文”用来形容织物的华丽、文章的华美，“黼黻之服”用来指代高贵的冕服。那“黼黻之美”，怎么甘心让臣下分享呢！战国秦汉间，贵族服饰传统发生“断裂”，“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贵富人大贾者丧资，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墙” 。三国动荡中也有这样的景象：“民贫而俗奢，……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 魏明帝看不下去了。公卿衮衣上的黼黻“损者半焉”，这一刀砍下去，动作真是不小。
魏明帝到底是如何“损略”的，怎么就弄得“损者半焉”了呢？我们十分好奇。杜佑精于制度，其《通典》所引曹魏史料颇多，然而连他都说“无闻”，今人更如隔雾看花了。但我们不想轻易放弃，决意尝试一次探索。
首先，“损略黼黻”不是孤立事件，同时遇难的还有高山冠：
1.傅玄《傅子》：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远游，乃毁变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太平御览》卷六八五《服章部二》引，第3册第3057页下栏；叶德辉：《叶氏观古堂所著书》之《辑傅子》卷三）
2.《傅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冠似通天，乃毁变其形，除去卷筒，令如介帻。帻上加物，以象山峰，行人使者，通皆服之。”新制参用其事，形如进贤，于冠前加三峰，以象魏制。（《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魏明帝还“毁变”了高山冠。高山冠是什么冠？干吗要“毁变”它们呢？请看：
1.谒者高山冠，本齐服也。一名侧注冠。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谒者。魏明帝以其形似通天、远游，乃毁变之。（《宋书》卷十八《礼志五》）
2.通天冠，高九寸，……乘舆所常服。……远游冠，制如通天，……诸王所服也。高山冠，一曰侧注。制如通天，……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太傅胡广说曰：“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洗马冠高山。……洗马职如谒者，故皆服其服。（《续汉书·舆服志下》。“中外官”应作“从官”，即侍从之官。）
3.高山冠，齐冠也。一曰侧注，高九寸。（蔡邕：《独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4.通天冠，一曰高山冠，上之所服。（阮谌：《三礼图》，《太平御览》卷六八五《服章部二》引，第3册第3056页上栏）
5.乘舆冠高山冠，飞月之缨，帻耳赤，丹纨里衣，带七尺斩蛇剑，履虎尾絇履。（卫宏：《汉旧仪》，《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刘昭注：“案此则亦通于天子。”）
6.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续汉书·舆服志下》）
7.巧士冠，其官似高山冠而小。……巧士冠高五寸，要后相通，扫除从官服之。礼无文。（蔡邕：《独断》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9页）
综合1-3条材料，情况是这样的：高山冠本是齐国的王冠，外观很像通天冠和远游冠，连高度都相同，都是九寸。通天冠本是天子所服，远游冠本是诸王所服。但据第4条《三礼图》，通天冠又名高山冠；又据第5条《汉旧仪》，皇帝也用高山冠。这意味着三冠一源，是由一冠逐渐分化为三冠的。此外还有一种“巧士冠”，也属同一序列的冠。根据第6条《续汉志》，黄门从官的巧士冠高七寸；根据第7条《独断》，扫除从官的巧士冠高五寸。高山冠被用作“从官”谒者、仆射、太子洗马的帽子，而常侍谒者及太子洗马不过比六百石，给事谒者比四百石，灌谒者比三百石，谒者的首长谒者仆射也不过比千石而已。扫除从官的地位就更低了。想一想吧，那么一大群中下级官吏，其帽子都跟天子、诸王相像，岂不是尊卑无别吗？所以，魏明帝非把高山冠的样子改造了，心里才舒坦。我们说魏明帝“损略黼黻”的意图是“尊君”，而其“毁变”高山冠的做法，就是一个旁证。
除此之外，魏晋皇帝还想方设法限制臣下服衮，具体措施是“加侍官”：
1.（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正月戊辰……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汉明帝始与诸儒还备古章。自魏晋以来，宗庙行礼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宋书》卷十八《礼志五》；又《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
2.许善心：臣谓衮冕之服，章玉虽差，一日而观，颇欲相类。臣子之道，义无上逼。故晋武帝太始三年（267年），诏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内（即侍中）之服，四年，又赐赵、燕、乐安王等散骑常侍之服。自斯以后，台鼎贵臣，并加貂珰武弁。（《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叙武冠：“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诸王……若加余官，则服其加官之服也。”他官也是如此。此制至陈不改。《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叙陈制：诸王“若加余官，则服其加官之服”。但加“特进”例外。《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特进“二汉及魏、晋以为加官，从本官服。……进贤两梁冠、黑介帻、五时朝服，无章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页。当时特进非官，只是加号。得加特进的人若有本官，则服本官之服；若无本官，则服“进贤两梁冠、黑介帻、五时朝服，无章绶”。
曹操、孙权、桓温、桓玄、刘裕等人所加九锡，都有衮冕在内。晋武帝曾赐宠臣郑骞、贾充衮冕，赐太原王司马瑰、彭城王司马权、扶风王司马骏衮冕，都是特殊情况。分见《晋书》卷三五《郑骞传》、卷四十《贾充传》、卷三七《宗室传》、卷三八《宣五王传》。又《宋书》卷十八《礼志五》记有晋武帝赐大司马义阳王、彭城王、琅邪王衮冕的事情，都是作为特例而被记载的。可见晋朝皇子封王者服冕，往往也须特赐。
上述“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的相关记载，又透露了一个消息。在元会朔望等典礼上，诸公本来该服衮；不过魏晋皇帝对诸公衮冕，颇觉碍目刺眼，原因即许善心所说：“衮冕之服，章玉虽差，一日而观，颇欲相类。”君臣衮服虽章旒不同，粗看上去却差不多少，皇帝衮服上有龙，诸公衮服上竟然也有龙。面对此情此景，皇帝心酸得像醋罐子。一方面“臣子之道，义无上逼”，另一方面臣下服冕又属古礼、见于经书。那么该怎么办呢？皇帝真有办法：给他们“加侍官”。即在服衮者的本官之外，再给他们加一个侍中或散骑常侍之号。侍官的服饰是武冠、金铛、附蝉、插貂 ，看上去好不风光；然而皇帝别有用心、明褒暗抑，真正意图却是不让他们服衮——魏晋制度，若有加官，就得服穿加官之服，而不是本官冠服 。“位公”者戴上了武冠貂蝉，就没法儿再戴冕了。在“尊君”和“宗经”的两难之间，皇帝用“加侍官”的妙计来暗度陈仓、曲线救国。所以魏晋除了至尊之外，没多少人服衮，皇太子、诸王也不例外，除非权臣僭越及皇帝特赐 。
此外对于拜三公之礼，也有过限制服冕之议。事见晋武帝咸宁三年（277年）《拜三公奏乐服冕议》：
诏曰：三公鼎司，皇帝有兴之礼，何以不设乐？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
尚书顾和言：……今拜三公，事毕于庭阶，礼成于拜立，欢宴未交，无事于乐。又按六冕之服主于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见服冕者，故拜公不应服冕。（《通典》卷七一《礼三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1页下栏）
《礼记·哀公问》：“孔子对曰：……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十三经注疏》，第1611页下栏。
皇帝问“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是问他自己在拜三公的典礼上是否应该服冕；但皇帝服冕了，三公大概就得跟着服冕，“在朝君臣同服”。顾和主张，除祭祀及婚礼，其他场合不应服冕。孔子有“冕而亲迎”之语，还说那是“政之本”呢 ，那么婚礼就服冕吧。但拜三公服冕礼无明文，既无明文，正好不让他们服。若从皇帝限制臣下用冕的大氛围看，顾和的意见属曲意逢迎，正中皇帝下怀。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矫传》。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恕传》。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卷二七《魏书·王昶传》。
《太平御览》卷六四九《刑法部十五》注引《汉晋春秋》：“明帝勤于吏事，苛察逾甚，或于殿前鞭杀尚书郎。”第3册第2902页下栏。
魏明帝一刀砍掉公卿的黼黻，“损者半焉”，高山冠也遭殃“毁变”了。两件事情是相互无关的吗？史家说魏明帝“有君人之至概”，“遽追秦皇、汉武” 。他每天看吏民上书，几十份上百份都看不烦 ，阅读文书的积极性之高，也很像秦始皇。有一次他竟跑到尚书台亲手处理文书，弄得尚书令陈矫很尴尬，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 魏明帝在诏书中公开感叹：谁来承担那忧患呢？还是我自己来承担吧 ！人要是权势欲太强了，对下属的猜忌和不满就会时时而生。史称魏明帝“用法深重”“法制苛碎” ，尚书郎不称其心，就在殿前活活鞭杀 。
参看拙作：《南齐秀才策题中之法家论调考析》，《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魏晋以降门阀崛起，皇权趋于低落，到了东晋就陷入了低谷，出现了门阀政治。也许有人想象，尊君卑臣的礼制也会随之变化吧？然而那是一种直线思维，实不尽然。冠服之礼的“尊君”倾向并未中止，仍在“损略”“毁变”臣下以反衬帝王的崇高。别把那只看成形式的虚荣，它维系着一种“君尊臣卑”的理念，宣示着中国专制集权的悠久与顽强。我曾指出，魏晋以来虽皇权衰落，尊君卑臣、纲常名教之论成了空话套话，然而空话不空，它们在诏令奏议中依然重复出现，那依然是对皇权的一种维系，预示着其未来的重振与伸张 。魏明帝的“损略”“毁变”之举，具有同样意义。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43页以下。
有人用“贵族政治”和“独裁政治”概念，把六朝到唐宋之间判定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段落，以“贵族政治”为特征。我们不反对那种分期，不过是从一个不尽相同的角度，即“常态—变态”的角度观察它。从历史大势说，官僚帝国体制既是“两千年一贯制”的，同时在其漫长历程的各个具体时期，又经常出现解体与“变态”。六朝政治变动，借用田余庆先生的表述，就是一种“变态” ，一种皇权政治在“乱世”中的“变态”。具体说来，第一，其时政治体制的本质和主导仍是皇权政治。第二，门阀现象确实具有“贵族化”的意义，但它最多只造成了“变态”，而未造成一种全新的政体。第三，若从传统史学的“治乱”视角看，“变态”可以认为含有“乱世”意义；但“乱世”或政权衰败，与帝国体制的根本性转型不能等量齐观。第四，两千年的帝国历史显示，“变态”与“常态”是交替的进程，帝国体制在穿越“乱世”和“变态”中前行。
不妨在这一视角中，观察魏晋皇帝损略公卿冕服的意义。中古时期并没有出现一种舆服礼制，足以体现门阀与皇权的共治。士族门阀在政治上赢得了较大选官特权，然而从官制、法制和礼制看，整个魏晋南朝仍处在帝国体制和皇权政治的范畴之内，士族门阀没有足够的能力，造成其根本性变动。
2.
马融与《伪孔传》的黼黻安排
魏明帝“毁变”高山冠，相对比较简单，因为高山冠“礼无文”，想怎么毁就怎么毁。冕服就有些麻烦了，礼书有文，“损略黼黻”恐怕也得有经义根据才成。事涉天地宗庙祭祀，妄改是要遭讥刺的。汉明帝的永平服制用《礼器》，那么魏明帝的“损略黼黻”，有经学根据吗？本节就来考察这个问题。
魏明帝“损略黼黻”事件，很可能有一个经学背景。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我们提取了若干线索：第一，《尚书伪孔传》显示了一种新的服章安排，它来自马融，被魏明帝利用以“损略”公卿黼黻；第二，魏明帝还曾利用《周礼》，去减损公卿冕服的章数；第三，这事情还跟“郑王之争”——即郑玄与王肃的经学之争——搅在一起了。魏明帝的冕服改革，经学家王肃与有力焉。所以我们不能被杜佑的“无闻”二字给误导了，因为事情背后藏着更多鲜为人知的纠葛。详下。
首先阐述第一点，即《尚书伪孔传》中有一种服章安排，可能来自马融，并成为魏明帝“损略黼黻”的理论依据。
《尚书·益稷》孔疏引，《十三经注疏》，第142页下栏。
《十三经注疏》，第141页下栏。
“十二章”出自《皋陶谟》，亦即《古文尚书·益稷》，并被说成是虞舜之制。郑玄论虞舜十二章：“天子备有焉，公自山龙而下，侯伯自华虫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郑玄又说周制与虞制不同，十二章在周代变成九章了。）而据称是孔安国所作的《古文尚书传》，其服章等级却是这样的：“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制表如下，以显示郑、孔之异：
列表之后，两种服章结构的差别就一目了然了。郑玄以宗彝为一章，合华虫为一章；《伪孔传》无宗彝，华、虫分为两章。在郑玄的安排中，大夫以上方有服章，士不用冕，其祭服没有服章；而在《伪孔传》中，士有藻火二章。《伪孔传》对黼黻的安排，引人注目地高于藻火粉米；大夫服藻火粉米三章，不得用黼黻；士服藻火二章，也不得用黼黻。
乍一看，《伪孔传》的服章结构很奇怪，其结构呈倒三角形。它是平地起楼台呢，还是有所凭依呢？我们不由得想起伏生《尚书大传》的“五服说”了。依《隋书·礼仪志》所引，在《尚书大传》的“五采服”中，只分华虫、作缋宗彝、藻、火、山龙五组，前无日月星辰，后无粉米黼黻。伏生是汉朝尚书学的祖师，他的学说后儒不会陌生。在用十二章定等时，《尚书大传》不论前面的日月星辰、后面的粉米黼黻，只取居中的服章来分等的做法，也许就对《伪孔传》发生了影响。《尚书大传》五等都用山龙一点，是朝廷和后儒难以接受的；《伪孔传》将之调整为四等皆用藻火，并以“加”为原则，即如“大夫加粉米”之“加”。
无论如何，在《伪孔传》中，只有天子、诸侯两级能用黼黻，大夫、士不能。正对黼黻耿耿于怀、愤愤不平的魏明帝，会心处不在远吧？他“损略黼黻”师出有名了。
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22页以下。又罗锦堂《尚书伪孔传辨》也有类似意见，原载《大陆杂志》第17卷第12期，参看郑良树编：《续伪书通考》，第1册第295页。
《十三经注疏》，第142页下栏。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或许有读者忍不住反驳了：《伪孔传》的出现，可能晚在永嘉丧乱之后，与魏明帝何干？陈梦家先生还认为，《伪孔传》是东晋末的那位孔安国所作的呢，那样的话，魏明帝更不及与闻了 。但我们提请读者注意，东汉的马融在服章上，已有与《伪孔传》类似的说法了。这个信息来自《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在讨论《伪孔传》的服章时，孔疏云：“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以古有此言，相传为说也。” 唐人孔颖达仍能看到马融的《尚书注》，且在两相比较之余，说明其服章安排同于《伪孔传》。蒋善国先生云：“马融所注《尚书》、《周易》、《毛诗》和《三礼》，魏、晋时俱存，至少他的《尚书》注在魏初曾立学。” 马融的大名、大著，《伪孔传》作者不可能视而不见，他把马融的服章之说吸收了，这就是《伪孔传》“天子服日月而下……”那段话的来源。
严可均：《全晋文》卷一二八环济小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2195页下栏。环济生平，曾蒙胡宝国先生指点，特此致谢。
马融与《伪孔传》，共同持有一种与郑玄不同的服章之说。那种服章说，还能在环济《帝王要略》中看到。环济其人生活在两晋之间，东晋初担任了太学博士 。在他的《帝王要略》中，有这样一段涉及服章：
《太平御览》卷六九〇《服章部七》引，第3册第3080页上栏。末句原作“服藻火服粉米”，第二个“服”字应系衍文，当删。《渊鉴类函》卷三七一《服饰部二》所引，即无最末的“服”字。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5册第4页。
天子龙冕，诸侯黼，大夫黻。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五色备谓之绣。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粉米。
上文包含的三句话，我判断它们杂抄三书。“天子龙冕，诸侯黼，大夫黻”抄自《礼记·礼器》，“白与黑谓之黼……”抄自《考工记》。最后一句是我们最关心的，虽然出处不明，但不是渺不可考。对这句话，请留神其以下四点：第一，它以诸侯为一等，卿大夫为一等，这是同于马、孔的；第二，其中没有宗彝，这也是同于马、孔的；第三，它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分三组，却不论黼黻，看上去也类似马、孔；第四，玩其语气，它的意思是天子服全部三组，诸侯服后二组，卿大夫服最后一组，而那与《伪孔传》的服章排列规则，又是惟妙惟肖。以上四点表明，环济《要略》中的那句话，与马融、与《伪孔传》息息相通。我们还可推测：参照《伪孔传》的表述，环济《要略》“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粉米”的文后，还应有这样一句：“士去粉米，服藻火。”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曹魏“《书》有贾、马、郑、王氏”。《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0页；《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1册第172页。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而《古文孔传》始兴，置博士。”第8页下栏。据此，东晋初年《伪孔传》曾立学官。又参蒋善国：《尚书综述》，第53-54页。
附带说，除了环济《帝王要略》上引文类似于马融《尚书注》与《伪孔传》之外，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也有若干类似《伪孔传》的说法。孔颖达《尚书·尧典疏》谓《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所以有人又认为《伪孔传》出自皇甫谧。参看张西堂：《尚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5-76页。
上引环济《要略》的三句话中，前两句抄自两种古书，以此律之，第三句也应抄自某一古书，并不是环济的个人创见。那么《要略》是抄《伪孔传》吗？我看不会。《要略》与《伪孔传》虽宗旨一致，但文句有异，而且有两点明显不同：第一，《伪孔传》的叙法是“加”，即加上某某服章；《要略》的叙法是“去”，即去掉某某服章。第二，《伪孔传》是“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没提“山”之一章，而《要略》是“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有山之章。基于两点，《要略》就不是抄《伪孔传》。那么《要略》是抄谁呢？到东晋初年为止，为时所重的《尚书注》有贾逵、马融、郑玄、王肃、《伪孔传》诸家。贾、马、郑、王曾立于曹魏官学 ，《伪孔传》在东晋初也立于学官了 。在五家之中“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只有马融近于《伪孔传》；《要略》既不是抄《伪孔传》 ，则判断其直抄马融《尚书注》，就是最合理的解释吧？
下面把这种服章说的沿袭发展，制图表示：
上图的实线表示直接沿用，虚线表示受其影响。就是说对四书关系我们作如是观：《尚书大传》启发了马融，但马融调整了其等级安排；随后是环济《要略》直抄马融《尚书注》，《伪孔传》又变换了马融的表述。马融先有了一个服章说法，与《伪孔传》表述不同而安排类似；环济《要略》所抄，就是马融之说的原始样子。就算魏明帝看不着《伪孔传》，可他对马融的鼎鼎大名不陌生吧？在其“损略”臣下服章之时，马融经说足以堵住质疑的嘴巴。
按照马融及《伪孔传》，只有天子、诸侯可用黼黻，《宋志》又明言被“损略”的对象是“公卿”，那么我们初步判断，魏明帝“损略黼黻”时，是以诸侯与诸臣划线的，诸侯可用黼黻，诸臣三公九卿不能。三公虽地位崇高，但如果没有封爵，就不能使用黼黻，除非特赐。三公排在诸侯之下，可能又有读者不以为然了。然而我们有个平行的例子：北周的三公尽管是九命高官，但因其是诸臣而不是诸侯，所以只服火冕六章，被安排在公（衮冕九章）、侯（山冕八章）、伯（鷩冕七章）之下。诸臣在诸侯之下，这是中古时期的特殊安排，与汉不同。那么对诸王、公侯、三公、九卿几种服冕者，魏明帝不准其中的三公、九卿使用黼黻了，岂不正是“而损者半焉”吗！
又，南朝梁武帝萧衍在讨论章服时，也曾引证过《伪孔传》。《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摄三物也；山龙华虫，又以一山摄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摄三物也。是为九章。”所谓“古文”，当然指《伪孔传》了。在这个编排中，日月星辰为一组，山龙华虫为一组，藻火粉米为一组。很有趣的吧？恰好又是三组，恰好又无黼黻。马融及《伪孔传》的服章编排，特点就是“章分三组”和“黼黻另计”。梁武帝所云“三物”“九章”及“摄”，第七章第3节将具体讨论。
由伏生的“五服说”，滋生出了马融、《伪孔传》的服章说，并为梁武帝萧衍所称引。这个一脉相承的轨迹，与魏明帝“损略黼黻”、晋廷“遵而无改”的轨迹，是不是重合的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上面已说完了魏明帝，至于晋廷是怎么“遵而无改”的，请转入下节。
3.
晋朝服章的“遵而无改”
魏明帝的“损略黼黻”措施，《宋志》云“晋以来无改更也”，《晋志》也说“及晋受命，遵而无改”。那么晋廷沿用魏明帝所定冕制，应有其事。不过继续阅读史料，我们却发现了矛盾，因为《晋书·舆服志》说晋朝王公用山龙以下九章，卿用华虫以下七章，若是那样的话，则其服章没遭“损略”。因为，如果“损略”了黼黻两章，三公冕服就会由九章降至七章，九卿冕服就会由七章降至五章，而《晋志》却说王公九章、卿七章，西晋公卿的服章等级没降。
发生矛盾了。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很怀疑，《晋书》中公九章、卿七章的记载，其实是从《宋书》抄来的，但抄错了，它并不是晋制。请比较以下三段记载：
1.《宋书·礼志五》：上公、卿助祭于郊庙，皆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也，卿衣华虫以下，七章也。
2.《晋书·舆服志》：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庙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
3.《南齐书·舆服志》：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明六年（488年），太常丞何 之议，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尚书令王俭议，依汉三公服山龙九章，卿华虫七章。从之。
比较第1、2条不难发现，《宋志》与《晋志》几乎雷同。晋宋冕制相同，倒是有可能的。不过再看第3条《南齐志》，矛盾就出来了。《南齐志》既然专叙旒数的历代变化，则其时间次序不会出错，那么请注意了：“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的做法，是一直维持到齐武帝永明六年，才因何 之议而发生变化的，那么在此之前，本不会有《晋志》《宋志》所谓“王公八旒，卿七旒”的情况！进而再看尚书令王俭议：“依汉三公服山龙九章，卿华虫七章”，这显示永明时因王俭之议，服章又改回汉制，三公九章而卿七章了。那么此前的公卿冕服就不会是九章、七章，否则王俭的“依汉”之议，就无的放矢了。
可参看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书》的《出版说明》，第2页。
《宋书》“志”的部分记叙制度，经常时代不清。《晋书·舆服志》各代制度杂糅不分的情况，更为严重，不止冕服，车舆也是如此。所以使用二志须慎之又慎。
《宋志》《晋志》中的王公八旒九章、卿七旒七章，既然不是晋宋之制，又是哪家的制度呢？我们认为，是南齐永明之后的制度。沈约《宋书》的“纪传”部分在南齐永明六年修成，其“八志”三十卷是后来续写的，最后定稿已在齐明帝，甚至梁武帝的时候了 ，完全可能搀入南齐永明制度。但《宋志》对此没加说明。可能因为《宋志》叙事每每追述前代，所以那记载被唐修《晋书》抄了过来，误以为是晋制 。这个错误像接力棒一样，又传到了杜佑《通典》的手里。
王宇清：《周礼六冕考辨》，第51页。
而且由《南齐志》，我们认为《宋志》《晋志》“王公八旒，卿七旒”的记载也有错儿。首先“王公”应作“三公”，其次卿不会是七旒。因为《南齐志》的记载非常明白，永明六年何 之说的是“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可见八旒的是“三公”而不是“王公”，不含诸王；卿非七旒而是六旒，六旒是为了合乎《周礼》的卿六命。所以《宋志》《晋志》的“王公八旒，卿七旒”，必为“三公八旒，卿六旒”之讹。总之，在南齐永明之前，三公七章七旒，卿五章五旒；至南齐永明改制，又变成了三公九章八旒、九卿七章六旒。九章、七章系汉制，依王俭之议而定；八旒、六旒依《周礼》，依何 之议而定。王宇清先生说：“足证南齐制度，亦惟周礼之是尚。” 然而就章旒而言，王先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南齐只是冕旒依《周礼》，服章却不依《周礼》，而是依汉制的。
在南齐永明之前“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这一点还可以取证于《齐职仪》：
《齐职仪》云：太尉，品第一，金章紫绶，进贤三梁冠，绛朝服，佩山玄玉。郊庙，冕服七旒，玄衣 裳，服七章。（《唐六典》卷一引，第3页）
《通典》卷二十《职官二·三公总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5页中栏；王文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4页。
《通典》也有同样记载，文字小异，应该来自《齐职仪》 。《齐职仪》明明说晋朝的太尉七旒七章，而太尉正是三公之一。这与我们晋“三公七旒”的推断完全吻合，反证《宋志》《晋志》王公八旒九章，卿七旒七章的说法，必误。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18页。
《太平御览》卷二二八《职官部·太常》引，第2册第1085页上栏。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注引《汉官仪》：“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诸侯七。”按此处文字有误，应作“三公、诸侯九，卿七”。“九”“七”都是旒数。
根据蔡邕《独断》，东汉永平冕制是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的。那么什么时候，又冒出一个三公七旒、卿大夫五旒呢？而且无独有偶，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叙汉明帝永平服制，竟然也说“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与《独断》不同，倒跟《南齐志》一样。真是怪了！在刘昭为《续汉志》作注时，已通过征引《独断》，来提醒人们《续汉志》此处有问题：“《独断》曰：‘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与此不同。”面对这一分歧，周锡保先生也认为《续汉志》有误，应以《独断》为准 。刘昭、周锡保的质疑，都师出有名。我再补充一条材料。卫宏《汉旧仪》：“太常主导赞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 下，华虫七章。” 太常在九卿之列。这再次证明，汉代诸卿戴的冕并不是五旒，而是七旒，进而三公就是九旒无疑了 。那么《独断》无误，《续汉志》的说法是可疑的，不足以论汉制。
汉明帝、魏明帝之两帝相混，还有一例。《晋书》卷二五《舆服志》：“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饰疑于至尊，多所减损，始制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这里把“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说成是魏明帝所定。然而《续汉志》记永平冕制：“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云。”面对二志异文，郑樵《通志》卷四七《器服略一》称“未详孰是”。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0页上栏。其实这问题并不复杂，《续汉志》那段话来自董巴《大汉舆服志》。《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注引董巴《舆服志》：“显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乘舆刺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可知《晋志》误，《续汉志》是。“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本是汉明帝所定，但被《晋志》弄成魏明帝定的了。
《续汉志》错了，那错误不会无因而发，原因还得给找出来。我猜想，《续汉志》所云“三公诸侯七旒，卿大夫五旒”，其实也是史实，它虽非汉制，却是魏制：《续汉志》误把魏明帝当成汉明帝，张冠李戴了。两个“明帝”谥号相同，都曾改革冕制，不留神就会弄混。本朝文书在称引本朝先帝的时候，当然不会特加“汉”“魏”字样了，只云“明帝”而已。面对着某件文书上的“明帝”冕制记载，《续汉志》作者司马彪将之错判为汉，并把它跟汉明帝冕制缀合在一起了 。让司马彪出错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旒珠。《独断》说东汉三公之冕用青玉珠、卿大夫用黑玉珠，由《南齐志》可知，那制度直到南齐永平六年都没变，那么魏明帝的冕制当然也是三公青玉珠、卿大夫黑玉珠的了。在面对某位“明帝”的“三公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的材料时，不留神就容易误解为汉明帝、误解为汉制。
此外比照《南齐志》，司马彪在“三公”二字之后还误增“诸侯”二字，因为东汉的三公、诸侯处于同一服等，这一点司马彪是知道的，所以他就自作主张给加上了。《南齐志》只说“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没提“诸侯冕七旒”，因为魏明帝只损略了三公的旒章，没损略诸侯的旒章。《傅子》也说：“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采章。”只减三公，不含诸侯。
质言之，自汉明帝始，汉冕本是三公诸侯九旒九章、卿七旒七章的，而魏明帝把三公降为七旒、把卿降为五旒了。我们不禁要问了：旒数与章数是相应的，魏明帝既把公卿的旒数砍掉两条了，则章数应该同步砍掉两章吧？所以有理由判定，魏明帝还把三公降至七章、卿降至五章；而减少的那两章，我敢说就是黼黻！西晋“遵而无改”的，正是这个制度。从《南齐志》我们已知道，三公七旒、卿大夫五旒的制度，是一直实行到永明六年的；同时这一年服章之数也发生了变化，由王俭倡议而变为三公九章、卿七章了，则由此反推，此前的章数当为三公七章，卿五章。三公七章一点，前引《齐职仪》有明文。由此，各条材料间的关系都得以理顺，一通百通了。
总之，魏明帝“损略黼黻”的具体做法，是令三公七章七旒、卿五章五旒；这做法西晋“遵而无改”，直至刘宋、南齐。5个世纪之后的杜佑对此已觉茫然，而我们在21世纪的考证，居然让它浮出水面了。
《初学记》卷二七《宝器部·绣》引，第657页。
《文选》卷三四，第486页。
《艺文类聚》卷四七《职官部·仪同》，第847页。
魏晋南朝的“黼黻”给人一种印象：它们是高贵的身份标志，颇为时人所重。张率《绣赋》：“寻造物之妙巧，固饰化于百工，嗟莫先于黼绣。自帝虞而观风，杂藻火于粉米，郁山龙与华虫。” 说是各种纹章“莫先于黼绣”。陈思王曹植《七启》：“九旒之冕，散耀垂文……黼黻之服，纱縠之裳，金华之舄，动趾遗光。” 沈约《为始兴王让仪同表》：“况高拟万石，爰均八命，室等天黄，服加黼黻。” “火龙黼黻”“黼黻衮冕”被用作王爷们的自夸之语，或拍马者的赞颂之词。“物以稀为贵”，黼黻的特殊荣耀，应与此期帝王着意限制其使用，有密切关系。
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三国志》卷二四《魏书·高柔传》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魏晋以降，各阶层、各集团、各势力的权势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官僚体制和品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那些变化就有可能投射到礼制等级上，包括舆服等级。黄惠贤先生指出：“因此，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章采’，这样做是很必要的。” 为什么说“很必要”呢？三公或诸公发生了什么变化，非要压低其章旒呢？汉代三公是宰相，另有太傅、大将军居公之位，位公者有五。而“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 。太傅、大将军外又置太保、大司马，“公”已至七了。晋武帝加设太宰，遂成“八公同辰，攀云附翼”之局，“八公”都是皇帝优礼有加的亲信死党。朝廷还通过“开府仪同三司”之衔，让很多高级官贵获得了“比公”的待遇；还有一批高级军政官号，“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皆高居一品 。比起秦汉大帝国，魏晋小朝廷陡然增加了一大批“公”“从公”。尽管其时户口大减，民愈少而“公”愈多。这是因为风雨飘摇之时，更有必要广施名号以结人心，维系统治集团的稳固与忠诚。封授力度跟政治动荡的程度，往往是水涨船高的关系。但皇帝的心理又很矛盾：多出了一大堆“公”与“从公”来，若其衮冕全都“拟于至尊”，朝堂上一片“火龙黼黻”，极觉刺眼。在这时候，压低“公”的等级礼遇，以降低名器猥滥之弊，也算是亡羊补牢吧。这就是“损略”三公冕服的政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