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又《晋书》卷十六《地理志上》：“魏文帝黄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侯（按侯字当删）之庶子为亭伯。”
《晋书》卷五九《序》。
为什么“损略”的刀子只砍向公卿，却不碰诸王冕服呢？诸王是宗室，是皇帝的骨肉至亲，当然不能轻易动刀了。自汉末魏初，周制五等爵渐次恢复了。最初那倒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专权需要：曹操给自己搭建的篡权台阶，是由魏公、魏王拾级而上，“公”爵由此再现。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三月，“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 。这时的公、侯、伯爵，明显面向皇族成员。西晋大封五等爵以优待宗室、功臣，培植效忠集团；同时又大封宗王，或让他们居外以临方镇，或让他们居朝以执国柄，所谓“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 。大封宗王，目的是在权势的天平上提高皇室的权重，在门阀权势日益膨胀之时，让皇室的权势也抓紧膨胀起来以为抗衡。因史料所限，对五等爵的服冕规则我们不甚清楚，只能阙而不述。无论如何，西晋上承曹魏继续“损略”公卿冕服，却不动王爷们的冕服，对这做法，显然是可以拿“宗王政治”来解释的。
4.
魏晋的鷩冕与《周礼》
以上叙述显示，魏晋冕制变动，利用了马融、《伪孔传》一系的冕服说。不过不止于此，被其利用的还有《周礼》。下面就来看这样一点。
让我们从孙吴降人孙壹的冕服谈起。《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年）六月诏：
按，中华书局本《三国志》作“依古侯伯八命之礼”。吴金华点校《三国志》同，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96页。但依《周礼》侯伯七命，非“八命”。故“八命”应另有所指，“侯伯”二字之后当顿。
吴使持节、都督夏口诸军事、镇军将军、沙羡侯孙壹，贼之枝属，位为上将，畏天知命，深鉴祸福，翻然举众，远归大国，虽微子去殷，乐毅遁燕，无以加之。其以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开府辟召、仪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礼 ，衮冕赤舃，事从丰厚。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8页）、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五（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卷一（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页以下）、侯康《三国志补注续》（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9页），均于此无说。章惠康等《三国志今注今译》：“八命：周代官秩自一命至九命凡九等，八命是官爵的第八等，即王之三公及州牧。后泛指高级官僚”；“兖（衮）冕赤舄：古代帝王、诸侯、贵族穿戴的礼服、礼帽、礼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略具轮廓而已。《白话三国志》远波译文：“依照古代侯伯之礼，赏其帝王礼服、礼帽及礼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帝王礼服”之说，误甚。又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依照古代侯伯八等官爵的礼仪，穿上礼服礼帽和红色的鞋子，事事按丰厚的礼遇相待。”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册第65页。亦略具轮廓而已。
张衡《司徒吕公诔》：“登受八命，衮职靡倾。”《艺文类聚》卷四七引，第838页。语中“八命”指的是司徒。王导《遗王含书》“近有嘉诏，崇兄（王含）八命”（《晋书》卷十九《王敦传》），沈约《为齐明帝遗诏》“徐令（尚书令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书监、本官悉如故”（《南齐书》卷六《明帝纪》），《为始兴王让仪同表》“况高拟万石，爰均八命，室等天黄，服加黼黻”（《艺文类聚》卷四七，第847页），语中“八命”都指开府仪同三司。
《周礼·春官·大宗伯》：“八命作牧。”《十三经注疏》，第761页下栏。《汉书》卷九九《王莽传》天凤元年（14年）：“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居延汉简有“州牧八命黄金印”之文，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页，简号280·2。“州牧八命”是比附《周礼》制度。
《三国志》的历代注释是非常多的，但“依古侯伯、八命之礼，衮冕赤舃”一句，似无达诂 。这位孙壹既已“开府辟召、仪同三司”了，则位在“从公”，与三司或三公地位相若。“八命”是三公的代称，也是开府仪同三司的代称 。后文裴松之说孙壹“至乃光锡八命，礼同台鼎”，这个“台”不是尚书台，而是象征天子朝廷的三台星，“台鼎”指三公，“礼同台鼎”也就是“仪同三司”。（当然孙壹又是交州牧，而州牧也被认为是八命的 。）赐孙壹衮冕一事，已在魏明帝改革冕服之后了。诏书“依古侯伯、八命之礼”的话包括两点：第一是依侯伯之礼，第二是依八命之礼。《周礼》以公、侯伯、子男为三等，连同“八命”，都表明甘露二年之前的冕制，已采用《周礼》等级概念了。
《国语》，上册第40-42页。董增龄《国语正义》也是用郑玄《周礼注》来解说《国语》此文的。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24页。
当然读者马上就会发现问题：孙壹爵为吴侯，而依《周礼》侯伯应为七命，应服鷩冕；孙壹又加仪同三司，相当三公，八命三公也不应高于鷩冕。这两点当时的人不会不明白。对此孙吴韦昭的《国语解》，可算一个旁证。《国语·周语上》：“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韦昭注：“命，命服也。诸侯七命，冕服七章。冕，大冠。服，鷩衣。” 那么高贵乡公诏称“依古侯伯、八命之礼”，孙壹所服却是“衮冕”而非鷩冕。这是为什么呢？有趣的地方显出来了。
如“司衮”。张衡《思玄赋》：“董弱冠而司衮兮。”《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1页。张衡的意思，是说董贤22岁就做了三公。又参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下册第541页注[186]。如“衮职”。《后汉书》卷五四《杨赐传》：“五登衮职，弭难乂宁。”是说杨赐五次担任三公。直到南北朝，“衮司”“衮命”“衮章”之类，仍用以指代三公。
究其原因，我以为这仍与魏明帝的“损略黼黻”相关。经过魏明帝之“损略”，三公冕服只剩七章了；然而如前所考，魏明帝“损略”的两章是黼黻，而不是山龙，这就是关键所在。由于那件冕服上仍有龙纹，所以仍可以称“衮冕”。换言之，当时八命者所服冕服，从服章上有山龙来说，算是衮冕；但从章数“七章”来说相当于鷩冕，缺少两章，没有黼黻。就“七章”而言，确实是“依古侯伯、八命之礼”的；就冕名而言，却非古礼，按古礼侯伯不能服衮。皇帝诏书为了好听或出于习惯，径称“衮冕”——东汉三公服衮，“衮司”“衮职”“衮命”等语，早就成了三公之代称了 。而且叫“衮冕”并不算错，因为那服上确实有龙。可见所谓“古礼”，其实经常因时事而发生变态。读史的朋友要留神了，魏晋三公、位从公者所服的“衮冕”，从章数说只相当于《周礼》的鷩冕。这样我们又看到：魏明帝冕制中还含有《周礼》因子。
判断孙壹的冕服名为衮冕实为鷩冕，只有七章，我们还有更强硬的证据。西晋博士孙毓、段畅有一篇《诸王公城国宫室章服车旗议》，它可以证明西晋位公者所服，正是鷩冕七章。请看：
余诸王从公者，出就封，朝祀之事，宜路车驷马，建大旗九斿，画交龙。《礼》，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皆如王之服。祭服宜玄冕朱里，玳玉三采九旒，缫三色九就，丹组缨，玄衣 裳，画九章，以事宗庙。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群臣助祭者，皆长冠玄衣。其位不从公者，皆以七为节，其它则同……
《通典》卷七一《礼三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1页上栏、中栏；王文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57-1958页。
诸王公应助祭，按《司服》之职：“王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享先生（当作王）则衮冕，先公则鷩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礼记·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衮。”谓三公八命复加一命，则服衮龙，与王者之后同。然则九命及二王之后，乃服衮衣无升龙；三公之服，当从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缫九旒，赤舄。
《议》中直引《周礼》以论冕制，表明《周礼》正式成为王朝冕制指南；同时又能看到，东汉永平冕制还保持着传统影响。
下面对《议》中的若干文句加以诠释。“祭服宜玄冕朱里，玳玉三采九旒，缫三色九就，丹组缨，玄衣 裳，画九章，以事宗庙”那段话，说的是王公自祭之冕服。本书第四章第5节，已讨论过自祭与助祭的冕服差别问题了。后儒认为，诸侯助祭时服其最高冕服，自祭只能服玄冕；但这里还有一个作为例外的特许：“其二王之后，祭受命之王，各服已上之服。”打比方说，宋国是周朝的“二王之后”，若依此礼，则宋公自祭商汤，就是可以服衮冕的。再比方说，因为山阳公刘康是晋朝的“二王之后”，所以如果刘康自祭汉高祖或光武帝，就可以服衮冕。孙毓、段畅“祭服宜玄冕朱里”一语中的“玄冕”，只是讲冕的颜色，不是指六冕中最低级的玄冕。那冕是九旒九章的衮冕。孙毓、段畅让王公戴衮冕自祭宗庙，就是参照了“二王之后”的待遇，来安排西晋王公自祭宗庙的冕服的。在周朝，唯天子称“王”，然而汉晋皇子通例封“王”。孙毓、段畅先根据《周礼》的公爵待遇，确定了诸王服衮冕；但“王”号毕竟高于“公”，所以孙、段又参照“二王之后”的冕服特权，打算允许晋室诸王用衮冕祭宗庙。晋武帝当然是“受命之王”了，若他死了，晋室诸王在本国宗庙祭祀他的时候，可以戴衮冕。这就是孙毓、段畅的意思。这样安排冕服，是一个尊崇皇族之举，当然也是一个尊崇“受命之王”之举。
《续汉书·舆服志下》。
“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群臣助祭者，皆长冠玄衣。”这里所说的也是自祭。若不是“祭受命之王”，而是自祭社稷、山川，王公们就不能服衮冕了。而且在这时候，孙毓、段畅连玄冕都不让他们服，只能服长冠玄衣。帮王公助祭的群臣亦然，也是长冠玄衣。这么安排，参考了东汉永平旧制：“五岳、四渎、山川、社稷诸沾秩祠，皆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各服常冠袀玄以从。” 所以我们说，东汉永平冕制作为传统，对晋朝冕制也有影响。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魏晋南北朝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其位不从公者，皆以七为节。”孙毓、段畅想让“位不从公”的王公们鷩冕七章七旒，以示区别。陈戍国先生说：“我们还可从中发现‘以七为节’与以九为节两个属于诸侯王的阶层。” 但这个规划之所涉，也许不只是诸侯王，可能也包括五等爵的拥有者。但我们并不清楚，其中是包括了五等爵的所有拥有者，抑或只是其高等爵号，例如只包括公爵，不包括侯伯以下爵；或者只包括司马氏同姓，不包括异姓的五等爵封臣。
“诸王公应助祭，按《司服》之职”以下，讲的就是为皇帝助祭了。“然则九命及二王之后，乃服衮衣无升龙；三公之服，当从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缫九旒”。这显然是照上公九命、三公八命推算出来的。九命、鷩冕，都是《周礼》概念。西晋实行了五等爵制，依《周礼》公爵九命。
本书第四章已揭示，对《周礼》诸臣冕服可以有两种安排，一是郑玄的“以爵不以命数”，即三公毳冕五章，孤 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另一种是《毛传》所反映的“各视其命之数”，三公鷩冕七章，孤卿毳冕五章，大夫 冕三章。二者相差一级。比较之余我们看到，孙毓、段畅没有采用郑玄的冕服说，采用的是“各视其命之数”的办法，依命数而定服章。简单说来，孙毓、段畅的总体规划，是王公衮冕九章九旒，自祭宗庙可用衮冕；为皇帝助祭的三公鷩冕七章九旒，“位不从公”的王公鷩冕七章七旒。
《通典》卷二一《职官典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9页下栏。
但这个建议，至少其“三公九旒”一点，没有被晋廷采纳。魏晋的实际冕制，是王公及相国、丞相衮冕九章九旒，三公鷩冕七章七旒，九卿五章五旒。相国、丞相相当于“上公”，他们用衮冕一点，可参看《晋书·职官志》：“其相国、丞相，皆衮冕，绿盭绶，所以殊于常公也。”相国、丞相的冕服，比“常公”又高一头。“自魏晋以来，相国、丞相多非寻常人臣之职” ，往往都是操持国柄的权臣，故其礼遇高于三公。
由此反观曹魏孙壹的冕服问题，所服虽然名为衮冕，但若“依古侯伯、八命之礼”的话，孙壹的冕从章数说只能是鷩冕七章。西晋王公、九命才能服衮冕九章，魏明帝时冕制已约略如此了。
我们揭示，魏明帝在“损略黼黻”时利用了马融《尚书注》；现在又可补充这样一点：魏明帝其时还利用了《周礼》，让三公七章、九卿五章，其实也是合乎《周礼》的。若按“各视其命之数”的原则确定诸臣冕服，则三公鷩冕七章，九卿毳冕五章。孙毓、段畅之议，就是证明。魏明帝不想让诸臣用黼黻，想把三公九章砍掉两章，那么《周礼》鷩冕七章之说，正好为他提供了理由。魏明帝理当笑纳。质言之，对三公衮冕九章的东汉旧制，魏明帝是双管齐下、左右开弓，依马融《尚书注》而损其黼黻，依《周礼》而定其七章。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5页。
甘怀真：《“制礼”观念的探析》，收入《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101-102页。
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这样我们就看到，《周礼》对王朝冕制的影响，在魏晋明显大起来了。皮锡瑞等学者已指出，汉儒重《仪礼》，而魏晋以下重《周礼》。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儒家政治理想之书如《周官》者，典午之前，固已尊为圣经，而西晋之后复更成为国法矣。” 甘怀真先生论西晋“五礼”，指出魏末已出现了“《周礼》地位的突出”，魏末恢复五等爵的举措就是表现之一，“此举的目的之一是宣告一个遵从‘周政’的新体制的诞生，而不再用汉家之法，此亦象征周礼成为政制的法源” 。近年梁满仓先生又强调这样一点：汉人重“八礼”，即重《仪礼》；魏晋以下重“五礼”，即重《周礼》 。魏晋冕制的变迁，也证明了《周礼》影响在与日俱增。
为什么魏晋以下，《周礼》成了“圣经”“国法”呢？从中国政治史的大趋势看，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中，“族”的因素——皇族、士族、家族，在北朝还有部族因素——的政治影响重大起来了，这在某种意义上或一定程度上，是周朝贵族世卿政治的回潮或倒卷。在这时候，人们对名为“周礼”的周制，就有了更大的亲近感。比较而言，宋明清发达的集权官僚政治远离了周政，君臣对“周礼”的亲近感，就大为淡漠了。像五等爵、国子学、三年丧等等可追溯于周的制度设置，与皇族、士族、家族因素，确实存在着重大的亲和性。中国士人是传承诗书礼乐的。从士人的发展历程看，两汉儒生、汉末名士在魏晋以下发展为士族阶层，这也为礼学的升温创造了条件。在各种经传之中，《周礼》一书所提供的“周礼”丰富、整齐而集中，那也是魏晋以下其书为人所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魏晋制度发生剧烈波动之时，《周礼》在外在形式上也可以为改制提供素材，包括官名、爵称、官署架构等等。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心理的原因。对此我们不妨多说几句。从清议、党锢到黄巾、董卓，从汉帝国崩溃到三国分裂，从曹操篡权到司马氏篡权，人们的心灵不断被刺痛灼伤，其感受跟“盛世”大不相同了。人们在想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眼睁睁地看着历史滑向低谷，人们焦灼的心灵渴求着慰藉，想给“苟全于乱世”的生活寻求意义；朝廷上的君臣，其心理也需要寄托，需要为“乱世”中的统治寻求意义。“周礼”之于君臣士大夫，就好比这一时期的老庄之于名士，道佛之于平民。与秦汉大帝国相比，我们真的很惨；那还瞎忙活什么呢？有必要、有价值、有意义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如散伙儿算了。在这时候，“周礼”就成了黯淡无光中的一道亮光。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与之相似，“周礼理想国”就是君主士大夫的心灵叹息，就是他们在无情世界中的感情。皇帝由此证明其行使统治是有意义的，士大夫由此相信自己拥戴政权是有必要的。“周礼”是魏晋君臣的鸦片。
曹操：《度关山》《对酒》，《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
《晋书》卷二十《礼志中》。
在名士选择了“自然”、平民选择了宗教之时，朝堂上的皇帝、官僚们选择了“周礼”。刚刚崩溃的汉朝已不值得留恋，对昏君阉宦人们记忆犹新，“汉家之法”失去了吸引力。而“周礼”则在焦虑、沮丧与挫折之中，赋予了政权以新的存在意义。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魏晋统治集团是高度“士人化”的，士人传承儒经礼典。“士人化”的统治集团，就需要“士人化”的慰藉方式，用“周礼”来打开其心灵之锁。曹操想象着“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的盛世，憧憬周政：“于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 晋武帝司马炎以“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自负 ，西晋大定“五礼”，家学变成了“国学”。不但丧服、祭典等等一意从古，就是实用性的制度改革，也成心给它们加上“周礼”的文饰。比如，用以保障皇族、褒奖功臣的品位安排，刻意采用周朝“五等爵”的形式；用以优遇权贵的等级教育机关，刻意选择周朝“国子学”作为校名。动荡不宁、满身病相的小朝廷，由于“周礼”而被激起了若干神圣感、悲壮感：我们虽处历史低谷，但我们维系的礼乐，是一个古老文明的血脉；我们支撑的制度，是一个“周礼理想国”的投影。那么，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坚持到底，继续奋斗吧！此期的华夏衣冠、周礼冕服，当然也都具有类似意义，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5.
高堂隆之冕服从郑
《礼记·杂记》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第1550页下栏。
“礼是郑学” ，礼学大师郑玄以其学行，在汉末赢得了世人的敬爱，号称“经神”。郑玄的“周礼建构”本用于自娱，但在魏晋以下，随礼学，特别是“周礼”的升温，郑玄经说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礼制参考，将对王朝制度发生影响了，包括冕制。
孙毓、段畅安排诸臣章旒，以命数为准，三公鷩冕七章、卿毳冕五章；汉末郑玄却不那么看，认为三公毳冕五章，孤 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郑玄之说，在汉魏有无伸张者呢？汉末似乎已经有了，曹魏则肯定有。请看：
1.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封建南蕃，受兹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辅。（《蔡中郎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3册第207页上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886页上栏）
2.《魏台访议》：《礼》，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今秩中二千石、六百石者可使玄冕而执雁。（《太平御览》卷六九〇《服章部七》引，第3册第3080页下栏）
王利器：《郑康成年谱》，第82页。
四库馆臣云，《独断》“各条解义，与康成礼注合者甚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册第557页下栏。
第1条中的“胡公”就是太傅胡广。“玉藻在冕，毳服艾辅”，是说胡广居三公之位而又封侯，得以头戴旒冕、身着毳服。胡广死于汉灵帝建宁五年（172年）。这一年郑玄46岁，已名重一时，早已完成了他的《周礼注》 。蔡邕与郑玄年龄相若，又彼此敬重，其《独断》往往合于郑玄礼注 ，那么，蔡邕《胡广碑》不按汉朝冕制称三公之冕为“衮冕”，却另称“毳服”，是采用了好友郑玄的“三公毳冕”之说吗？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又《太平御览》卷三三《时序十八》引有“高堂隆《魏台访议》曰：诏问何以用未祖丑腊？臣隆对曰……”一条。第1册第156页上栏。
第2条表明，曹魏也有伸张郑玄冕服说的。“魏台”即曹魏尚书台。尚书台若遇到礼制方面的疑难，往往“访”之学者，学者因之有“议”。《魏台访议》这段话，就出自郑玄追随者。那个人就是高堂隆：“《魏台杂访议》三卷，高堂隆撰。”
《隋书》卷七《礼仪志二》。
史称“高堂隆为郑学”。例如在庙制上，高堂隆伸张郑玄之说：“至魏初，高堂隆为郑学，议立亲庙四，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 除了庙制，现在我们又看到，在服制上高堂隆也是“为郑学”的。贾公彦把郑玄的诸臣冕服安排，概括为“天子之臣与诸侯之臣服同”。高堂隆凭什么说“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呢？只能是凭借这个原则。中二千石为卿，二千石到六百石为大夫，高堂隆认为“中二千石、六百石者可使玄冕”，恰好合乎郑玄的卿大夫玄冕的意见。
《通典》卷七五《礼三五》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35页以下。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二千石玄冕一点，与高堂隆的另一作品《瑞贽议》 ，有一致之处也有矛盾之处。《瑞贽议》所讨论的，是如何把《周礼》六瑞六贽用于现实官制。郑玄论瑞贽之礼，采用“以爵不以命数”原则，高堂隆《瑞贽议》也如此处理。其中对诸臣贽礼的相关安排，略如下述：
1.群公执璧；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与公同仪执璧。
2.九卿之前三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比孤执皮帛。
3.九卿之其余六卿（按即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州牧、郡守以功德赐劳秩比中二千石者，比卿执羔。
汉武帝时丞相长史有二千石的，见《史记》卷一〇四《田叔附田仁传》田仁“为二千石丞相长史”。据《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东汉窦宪做大将军时“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长史一人，千石。”《太平御览》卷二〇九《职官部·三公府掾属》引应劭《汉官仪》：“太尉、司徒、司空长史，秩比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和鼎味。”第2册第1003页下栏。《北堂书钞》卷六八《设官部·长史》引《汉旧仪》：“太尉、司徒长史，秩比二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244页下栏。不同时期，三公长史的秩级有变。高堂隆《瑞贽议》：“三府长史，亦公之副，虽有似于孤，实卑于卿，中大夫之礼可也。”曹魏时三府长史既然“实卑于卿”，即低于中二千石九卿，那么其秩级应为二千石。
4.三府长史（按秩二千石 ），州牧、郡守未赐劳者（按秩二千石），诸县千石、六百石，儒官博士，比大夫执雁。
5.诸县四百石、三百石长，比士礼执雉。
据此我们列出下表：
《瑞贽议》建议二千石到六百石“执雁”，这与《魏台访议》的“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是一致的；但《魏台访议》让中二千石执雁，中二千石是卿，《瑞贽议》却让太常等三卿执皮帛、太仆等六卿执羔，三卿与六卿都不“执雁”。在这里，《瑞贽议》同《魏台访议》不一致了。
是高堂隆的两次意见不一样，顾此失彼了吗？不能说没那种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不留神自相抵牾也是常有的。人非圣贤，难免疏漏。汉魏秩级难以跟《周礼》爵命一一对应，在用周爵去附会现行秩级的时候，发生参差在所难免。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太平御览》在摘引《魏台访议》时发生了错漏。若让《魏台访议》在“执雁”一点上与《瑞贽议》一致起来，不妨想象《魏台访议》的原文如下：“天子之卿玄冕而执羔，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今秩中二千石者可使玄冕而执羔，秩二千石、六百石者可使玄冕而执雁。”这样就合理多了。虽然没找到材料来证成这一推断，但我想其可能性不是一点儿都没有的。
无论如何，高堂隆的“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与郑玄的“卿大夫玄冕”之说是一致的。那么在冕服上，仍可以说“高堂隆为郑学”。第四章第4节曾提到，清儒金鹗在反驳“三公毳冕说”时，有个“郑（玄）当谓三公服鷩冕也”的猜测。但从《魏台访议》看，曹魏时所传承的郑玄冕服说，是三公毳冕而非三公鷩冕，金鹗的猜测不确。
6.
魏晋冕制与郑王之争
高堂隆的“天子大夫玄冕执雁”之议，没被当局采纳；魏晋朝廷采用的是三公鷩冕之说，而不是郑玄的三公毳冕之说。不用郑玄大概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郑玄、王肃之争。下面就来考察这个问题。
郑玄约在建安五年（200年）辞世，那一年王肃五岁。
李振兴《王肃之经学概述》云：“王肃所治，则《易》、《书》、《诗》、《三礼》、《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等七经，殆已几遍群经，异夫彼独抱一经以自名家者，可谓博矣。”收入《经学研究论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153页。
王国维先生云：“《诗》及《三礼》郑氏、王氏。”见其《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又参刘汝霖：《魏氏十九博士表》，《汉晋学术编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影印，第109页；蒋善国：《尚书综述》，第129页；王志平：《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朗传附王肃传》。
《通典》卷四九《礼九》：“太和六年，尚书难王肃，以《曾子问》唯祫于太祖，群主皆从，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肃答曰，以为祫禘殷祭，群主皆合，举祫则禘可知也……”同书卷七二《礼三二》：“魏尚书奏，以故汉献帝嫡孙杜氏乡侯刘康袭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王肃议……”同书卷七九《礼三九》：“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殡于九龙殿。尚书访曰：当以明皇帝谥告四祖，祝文于高皇称玄孙之子，云何？王肃曰……”同书卷九一《礼五一》：“魏尚书郎武竺有同母异父昆弟之丧，以访王肃。肃据子思书曰……”可见当时王肃经说，颇为朝廷所重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4页上栏、第395页下栏、第427页上栏、第496页下栏。
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71页。
王肃是司空王朗的儿子，在相府中长大。黄初年间拜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229年）又为散骑常侍，连历门下三职，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王肃与郑玄并不同时 ，但其遍注群经 跟郑玄相似，兼综今古文跟郑玄相似，长于礼学又跟郑玄相似。学业甫成，王肃便选中大师郑玄为敌，指其“违错者多”，宣称要“夺而易之”，没多久就把自己也弄成大师了，宛然一位“学术超男”。曹魏学官中通行着贾逵、马融、郑玄、王肃之学，《三礼》博士各有郑、王两家 。史称王肃“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 。至少魏明帝太和年间，年资尚浅的王肃已屡屡得到尚书台的顾访，在王朝礼制上频频发言 ，俨然政府智囊了。学者有这样的幽默说法：“王肃一生的事业在于反驳郑玄。” 话虽刻薄，但非无据。那么，面对着郑学一方的“大夫玄冕执雁”之议，王肃能缩头缄口、任人夺席吗？魏明帝的三公鷩冕七章、卿 冕五章之制，是否跟王肃相关呢？下面征之史料，逐步加以考察。
潘眉：“惟《书》博士庾峻从王肃义。盖庾峻系郑袤所举，袤党司马氏，故峻亦宗王黜郑也。”《三国志旁证》卷二，《二十四史订补》，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册第162页。又钱大昕：“王肃卒于是年，而其说已为博士所习，进讲人主之前，盖肃兼通数经，强辩求胜，又以三公之子早登显要，易为人所信从也。”《廿二史考异》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
《南齐书》卷九《礼志上》：“晋初司空荀觊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又见《晋书》卷十九《礼志上》。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60页。
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收入《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45页。
王肃甫卒，就有一位《书》博士庾峻，在高贵乡公的经学讲席上伸张王肃经义了 。那位庾峻，后来又成了晋礼的制订者 。前揭《诸王公城国宫室章服车旗议》的作者之一孙毓，也是王肃的粉丝之一。皮锡瑞云：“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其时孔晁、孙毓等申王驳郑，孙炎、马昭等又主郑攻王，龂龂于郑、王两家之是非……” 余嘉锡先生也说：“及至晋时，孙毓作《毛诗异同评》，朋于肃。” 孙毓既然“申王驳郑”“朋于肃”，则他的那份包括“三公鷩冕”在内的冕服规划，就有可能依据王肃吧？
《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朗传附王肃传》。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第8页下栏。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63页。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吴承仕：“愚谓此乃孔《传》采摭王义，非王氏窃自伪《书》也。”见其《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8页。刘起釪先生亦云：“王肃在魏晋时伪造孔氏本之说，在情理上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尚书源流及传本考》，第51页。
魏明帝“损略黼黻”时，利用了马融《尚书注》；马融《尚书注》又被《尚书伪孔传》所吸取。而王肃与马融、与《伪孔传》，全都有密切关系。史称“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 ，陆德明谓王肃《尚书注》“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 皮锡瑞等甚至指“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 。对王肃与《伪孔传》的关系，学者看法不一，这里就不纠缠了，总之二者有瓜葛就是了。
《古文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引，《十三经注疏》，第142页中栏。
在冕服理论上王肃颇有建树，提出了“虞舜九章”“脱裘服衮”等说法，都与郑玄不同。郑玄说虞舜冕服用十二章，到了周朝，日月星辰三章改画在旌旗上面，天子的衮冕就只剩九章了。而王肃《尚书注》相反，说是虞舜时的冕服才是九章，那时候的三辰才画在旌旗上呢：“舜时三辰即画于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龙华虫耳。” 那不是成心跟郑玄作对吗？
可参看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景山书社1929年版，第16页；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2页；邓瑞全、王冠英主编：《中国伪书综考》，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384页以下。蒋伯潜：“东汉经学得此造作伪书之人以结其局，实为一大污点。”《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皮锡瑞盛赞郑玄“高节卓行之美”，而指王肃为“大蠹”。《经学历史》，第141、159页。郑玄的品德为世人所敬，王肃在这方面就比较吃亏。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页。
王志平：《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150-152页。王先生的考辨虽繁，但多在问题的外围周旋，仍然缺乏实质性的证据。
再看“脱裘服衮”之说。此说出自《孔子家语》王肃注。《孔子家语》在魏晋就遭到质疑了，后人多认为今见《家语》含有王肃的伪造成分，甚至称为“污点”，指为“大蠹” 。但近年也有学者提出，不论王肃是否曾动笔改篡，“说他伪造整部《家语》，恐怕是不可能的” ，“《孔子家语》记载的可靠性应该不成问题” 。我们来看《孔子家语·郊问》中的冕服之说：
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车，贵其质也。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坛，王脱裘矣，服衮以临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
王肃注：大裘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大坛而脱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6-77页）
元人王广谋注本《标题句解孔子家语》（庆长四年古活字印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扫描版），“被裘象天”四字作“被衮象天”；而且“服衮以临燔柴”一句之前，无“既至泰坛，王脱裘矣”八字。此八字显系妄删，以迁就前文的“被衮象天”。无怪明人何孟春说王广谋本“庸陋荒昧，又正文多所漏略”了。然而何孟春未见《家语》王肃注，所以他自己也是“臆测亦所不免”，见四库馆臣《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册第72页。何孟春注《孔子家语》，亦作“被衮象天”，仍不正确，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版，子部第1册第53页下栏。作“被衮象天”的，还有清人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卷七，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84页；《丛书集成新编》，第18册第320页；《新编孔子家语句解》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36页上栏；清人姜兆锡：《家语正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册第144页上栏。又王德明主编《孔子家语译注》，亦作“被衮象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以上均误。《四库全书》内府藏影宋钞海虞毛晋校勘本《孔子家语》，作“被裘象天”，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5册第68页下栏。这是正确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孔子家语》，即据此本影印。作“被裘象天”的，又如陈际泰：《新刻注释孔子家语宪》，《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辑第21册第42页上栏；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前集》卷四一《礼器门·冕服类》引，正德十三年建阳刘氏慎独书斋刊本；范家相：《孔子家语证伪》引，《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45页；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吉礼四》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册第185页，等等。又张绵周标点的《孔子家语》作“被裘象天”，上海新文化书社1933年原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下册第20页。
查《礼记·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乘素车，贵其质也。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家语·郊问》中“被裘象天……”以下的文字，显然就是从《郊特牲》的这一段中抄来的。可王肃又不是原文照抄，“衮”字被他刻意改动了，改成了“裘”字，“被衮以象天”成了“被裘象天”了。元明浅人未能细审王肃注文，擅据《郊特牲》，又把《家语》的“被裘象天”改回为“被衮象天” 。所改殊不足据，因为恰好就在此处，王肃做了手脚。首先，《郊问》后文比《郊特牲》多了“王脱裘矣”四字，则前文必作“被裘象天”，“脱裘”与“被裘”是相呼应的。再看王肃自注，就更明白了，明明是说“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被”以“象天”的乃是“大裘”，不是“衮”。反过来说，“被裘象天”及“王脱裘矣”，都出于王肃之手。
姜兆锡：《家语正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册第144页上栏。
范家相：《孔子家语正伪》，《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第145页。
何孟春、姜兆锡所释与此不同。何孟春曰：“内服大裘，外被龙衮，被衮所以袭裘”；姜兆锡曰：“在道时被衮于大裘之上，至泰坛乃脱裘而服衮也。”照这说法，衮是披在大裘之外的。但想象一下吧：天子上路前先穿大裘，再把衮服披在大裘之上；那么到了泰坛，就得先脱衮服，才能脱下大裘，然后再穿上衮服——那么折腾是不是很弱智？两人所据《孔子家语》版本，不是作“被裘象天”而是作“被衮象天”的，又没有王肃注“言被之大裘……”之文，所以他们不知道上路时所“被”的不是“衮”，而是大裘，结果把自己绕糊涂了。明确上路所披的不是“衮”而是大裘，就“不折腾”了。
姜兆锡云：“《礼记》无‘天子大裘以黼之’句，下亦无‘既至泰坛’三句。大裘见《周礼·司服》” ；范家相云：“文内言天子被裘象天，既至泰坛脱裘服衮，以临燔柴，此据《周礼·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云云有意添出。” 姜、范之语，都能中肯破的。王肃《家语》利用了《礼记·郊特牲》，但又以一己私见擅加损益。《周礼·司服》说天子祭天时“大裘而冕”，这跟《礼记》不同；郑玄认为周朝祭天的大裘冕无章无旒，指《礼记》衮冕十二旒祭天为“鲁礼”，好让《周礼》《礼记》二者各是各，不致抵牾。而王肃既用《郊特牲》又用《司服》，又兼下己意，便在《孔子家语》中编排了这么一个说法：祭天之日天子上路，其时先穿大裘，等到登上了祭坛，再把大裘脱掉，用衮服及十二旒衮冕燔柴祭天 。是所谓“脱裘服衮”。
孙志祖：《家语疏证》卷四，《丛书集成新编》，第18册第259页；又《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3页。
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卷七，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84页；《丛书集成新编》，第18册第320页。
分见《礼记·乐记》孔颖达疏引，《十三经注疏》，第1534页上栏；《通典》卷九一《礼五一》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9页上栏。
马昭只是指出王肃在《家语》中加进了自己的东西，不足凭信，而不是说全书都是王肃向壁虚造的。所以这个评价相当公允，应系定论。顾实先生已注意到：“考马昭曰‘《家语》王肃所增加’，似不全伪造也。”见其《重考古今伪书考》，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版，第22页。以往称《家语》为“伪书”者，其实也不是说其内容全伪、于史无征，只是说其部分内容的可靠性有问题罢了。以《家语》中有真实内容，来论证其全书不伪，逻辑上显有问题。比如说，我整理了一部古书，趁机加进了10%的编造内容，虽然90%的内容是原文，但还能说这是一部真古书吗？
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收入周彦编：《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二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版，第21页。
孙志祖评论说：“天子大裘，被之道路，既至泰坛，则脱裘而服衮，以临燔柴，其实于经传无所据也。” 孙氏对《家语》指摘颇严，但其看法仍然未达一间，其实王肃于经传是有所据的，他把《礼记》《周礼》捏合在一块堆了。清人陈士珂的《孔子家语疏证》于此泛泛而注，远没察觉“脱裘服衮”的微妙之处 。在郑王之争中，曹魏马昭面对王肃门徒，指出“《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家语》之言，固所未信” 。现在看这话没冤枉王肃，王肃确曾对《孔子家语》上下其手 。王承略先生指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某些增饰的成分，特别是语句的改易和添加，只能出自王肃之手。他增饰的目的，是特意为其学说辩护，或别有用心地让郑玄出丑。” 王先生所言甚是，本书前面的讨论，为之增添了新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