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吉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册第182-183页。
平心而论，王肃的脑子挺好使的，其“虞舜九章”“脱裘服衮”二说，从学理上说不无可取之处。其“虞舜九章”之论，认为虞用九章而周用十二章，那是可以体现“由质而文”的历史进程的；其“脱裘服衮”之论，也可以调和《周礼》“大裘而冕”和《礼记》衮冕十二旒的矛盾。两个论点都可备一说。郑玄以“鲁礼”释《郊特牲》，也有漏洞，故后儒不惬。王肃之说与郑玄之说，短长互见而势均力敌。在郑玄所阐释的周礼六冕中，大裘冕是一套独立的冕服，其特征是服无章而冕无旒；而两相比较之余，不妨认为王肃所持为一种“周礼五冕说”：由于引入了《礼记》，“大裘而冕”变成了服衮服、戴旒冕、再加披一件大裘，这个意义上的“大裘”，就不再是一套独立的祭服了。清儒秦蕙田已指出：“《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是大裘之冕，即五冕之衮冕，非别有一冕也。郑氏谓大裘不被衮，又泥于‘大裘而冕’之文，不得已为有冕无旒之说，不知有冕无旒，玄冕也。” 秦氏此说，显然就是在申王驳郑。
余嘉锡先生说：“余谓肃所注书列于学官，固缘司马氏之力，然其为说，亦与康成互有短长。”《晋辟雍碑考证》，《余嘉锡文史论集》，第145页。解释经义时的郑不如王之处，历代学者多有揭举。马国翰承认王肃也有“特识”，万斯大《学礼质疑》多从王不从郑。郑玄之说上承汉学，受纬书影响较大。学者或谓“郑、王郊丘异议，实代表二人思想之玄怪与平实”。参见汪惠敏：《三国时代之经学研究》，台湾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119页。
范文澜：《经学讲演录》，收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6页；张国刚、乔志忠：《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239页。又王志平先生：“高贵乡公曹髦实际是想以玄学难郑学，以郑学难王肃学。这也是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121页。
不管王肃是否一意攻郑，若真有一善可采，就不当因人废言 。但那背后确实又有宗派门户：王肃寸土必争，在冕服的战区里也在跟郑玄争一日之长：郑玄说“至周九章”，王肃就说“虞舜九章”；郑玄说“大裘而冕”，王肃就说“脱裘服衮”。而且学术门户背后又有政治门户。被贾充、成济一戈穿胸的高贵乡公曹髦，生前曾帮着郑氏博士反驳王氏博士；王肃的女儿，则嫁了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马昭。所以有学者指出，郑王之争的背后是曹马之争 。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建晋，对外祖父的大著当然另眼相看、格外捧场了。好风凭借力，王学扶摇直上而盛极一时。学术与政治，是既要分开看，又不能分开看的。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9页。“西晋政权把王肃之说用之于一些制度措施上，由《晋书·郊祀志》所载，知晋初郊庙之礼，都依王肃说制定，而不依在礼学上特有造诣的称为礼学大宗的郑玄说。王肃在《圣证论》中所述五帝、六宗之祀，七庙、郊丘之礼，以及丧服之制等等，无不成为晋礼。”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
西晋祭礼多用王肃之说 ，那么西晋祭礼之冕服，很可能也用王肃之说。西晋冕制上承魏明帝，而魏明帝冕制，我们已有线索，能证明它有取于王肃了。这线索是在傅玄的《正都赋》里挖出来的，请看：
《太平御览》卷五二七《礼仪六》引，第3册第2395页上栏；又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第1715页下栏。扫叶山房本《精校精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傅鹑觚集》所收《正都赋》，无此段文字。
建乎禋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古，服袭大裘， 纽五采，平冕垂旒，质文斌斌，帝容孔修。列大驾于郊畛，升八通之灵坛，执镇珪而进苍璧，思致美乎上乾。尔乃太簇为征，圆钟为宫，吹孤竹而拊云和，修轩辕之遗风。类于圆丘，六变既终，则天神斯降，可得而礼矣！
傅玄是魏晋时人，生平约在公元217至278年间，其卒年即晋武帝咸宁四年。赋中的祭祀天帝场面，乃其目睹亲见。那么就由傅玄所见，反观王肃的“脱裘服衮”之说吧。傅玄“天子乃反古”之言表明，那次祭天之前曾斟酌古礼、决意“反古”；傅玄“服袭大裘”之言又显示，祭祀那天皇上披了一件大裘。
郊天“服袭大裘”，是东汉所不见的事情。首先那是用《周礼》了，因为只有《周礼》有“大裘而冕”的说法。进而，那与王肃“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的说法，有无联系呢？而且随后，傅玄又看到了皇帝“ 纽五采，平冕垂旒”，那跟王肃所说“服衮以临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也对上号了吧？“ 纽五采”四字系《周礼》原文。《周礼·夏官·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郑玄认为大裘冕无章无旒，不在五冕之列。王肃对《周礼》冕服的解释则为一种“周礼五冕说”，大裘是披在身上的，不构成一种冕，天子祭天用衮冕十二旒。所以傅玄看到了皇帝“平冕垂旒”。
用傅玄《正都赋》论皇帝祭祀冕服，初看上去只是单文孤证；但拿它跟王肃的《孔子家语·郊问》对看，情况就不同了。二者在“大裘”“平冕垂旒”两点上都彼此契合，难道是巧合吗？假如傅玄只看见皇帝服大裘，未见冕上有旒，我们可以说那是用郑玄《周礼注》；假若傅玄只看见皇帝服衮冕，未见身披大裘，我们可以说那是用汉儒《礼记》说；然而傅玄既看到了“服袭大裘”，又看到了“平冕垂旒”，兼合《周礼·司服》与《礼记·郊特牲》，那若不是王肃的“脱裘服衮”，又是什么！
那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意味着其时的皇帝冕制用《周礼》了，第二意味着皇帝采用王肃的“脱裘服衮”了。因为，只有《周礼》才有“大裘而冕”之语，只有王肃才有“脱裘服衮”之说。而且傅玄还用“质文斌斌”来称赞那场祭祀。大裘冕属“质”，路上穿大裘是为了表示“尚质”，衮冕十二旒则属“文”。傅玄的“质文斌斌”，很可能是就“大裘”和“平冕”兼用而言的，并非泛泛之谈。
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6、424页。
《宋书》卷十六《礼志三》。
魏明安、赵以武先生认为，《正都赋》是傅玄17岁即234年左右的作品，赋中所记龙舟、绛阙等场景是他亲眼看到的，与魏明帝练水军、修宫室相关 。不过即使认定《正都赋》成于魏明帝时，它也不应成于234年，因为其中所记的事情与圆丘祭祀天帝有关，而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入238年），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 。景初元年傅玄21岁，大约仍在太学里念书呢，得以亲睹那场圆丘之礼，亲睹魏明帝“服袭大裘， 纽五采，平冕垂旒，质文斌斌”的丰姿。由此看来，《正都赋》应成于景初元年之后。
《宋书》卷十九《乐志一》。
魏明帝定郊庙之乐，也采用过王肃的主张。太和初年（227年）王肃议：“礼，天子宫县，舞八佾。今祀圆丘方泽，宜以天子制，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其建议得到了卫臻、缪袭、左延年等人响应，随后皇帝“奏可”。王肃又议：“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庙，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钧》之舞。”有司认为“宜如肃”，皇帝再度“奏可”。“晋武帝泰始二年，改制郊庙哥，其乐舞亦仍旧也。” 那么王肃所定郊庙乐舞，又被西晋沿用了。又魏明帝定庙制，所采用也是王肃之说。《隋书》卷七《礼仪志二》：“至魏初，高堂隆为郑学，议立亲庙四，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乃虚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后代。至景初间，乃依王肃，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亲而为六庙。”郑玄与高堂隆的意见属东汉旧法，王肃新说至此取而代之。
魏明帝圆丘祭“皇皇帝天”，方泽祭“皇皇后地”，南郊祭“皇天之神”，北郊祭“皇地之祇”。陈戍国先生认为：“郊祀而区分之多如此，前所未有，盖曹叡之发明。”见其《中国礼制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9页。西汉末年王莽复古变法，“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地）”，在泰畤祭天神，曰“皇天上帝”；在北郊广畤祭地祇，称“皇墬后祇”。参看《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
景初元年圆丘祭祀“皇皇帝天” ，学者认为是用郑玄而不用王肃，因为郑玄认为郊、丘为二，而王肃主张郊丘合一。但我们对祭天冕服的考察表明，魏明帝依然给了王肃一席之地，以令郑、王两家平分秋色。在揭举《正都赋》之前，我们说魏明帝冕制用《周礼》，或将招致“证据不足”的质疑，但是现在，质疑者可以三缄其口了。
《正都赋》的“服袭大裘”四字太珍贵了，它让我们知道，魏明帝“损略黼黻”事件，比先前所知更为复杂。魏明帝既已采用了《周礼》“大裘”，则当同时采用了衮冕、鷩冕和毳冕等《周礼》概念。其所定三公七章七旒，应即鷩冕；所定卿五章五旒，应即毳冕。这种以命数定诸臣冕服的做法，不同于郑玄，也应出自王肃的主张。前面说魏明帝“损略黼黻”以马融为口实，我猜也是王肃始发其议，因为马融正是王肃之所好；前揭郑学的“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的建议未被采纳，我猜也是王肃居间作梗，以王肃的秉性判断，他不会让步示谦。而王肃的规划，又为西晋所继承，为孙毓、段畅《诸王公城国宫室章服车旗议》所依本。总之，魏明帝的冕服改革，王肃是主谋；西晋的冕服制度，王肃是功狗。
郭善兵：《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杨英：《魏晋郊祀及祭祖礼考》，《北大史学》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按，魏明帝景初元年圆丘之礼，也未必就全用郑玄说。日人金子修一已经指出：曹魏郊祀“与郑玄学说在圆丘祭昊天上帝相反，圆丘祭皇皇帝天等，祭神的名称不同，并且以帝舜配圆丘，以舜妃伊氏配方丘，这是其特征”，“南郊、北郊的祭神分别是皇天神、皇地之祇，并非依据郑玄学说。在北朝才实行了郑玄学说的郊祀”。见其《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357页。
郑王之争是经学史上一大公案，至今学人仍在探讨。近年郭善兵先生讨论魏晋宗庙：“汉魏、魏晋之际的郑玄、王肃的解释大相径庭。魏用郑玄说而晋依王肃说，由此而导致魏晋宗庙制度出现根本性的变异。” 按，魏明帝定七庙之制，也在景初元年。又如杨英君讨论景初圆丘：“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七：‘马端临《文献通考》认为此郊与圆丘为二处，用郑玄之说。其时康成所注二礼方行，王子雍（王肃）虽著论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说。’即此时王肃虽然已经立说，但还没有得到承认。” 不过以往无人察觉，魏晋冕制是用王肃的，魏明帝定祭礼时王肃已得到部分承认，其冕服主张已蒙皇上垂采，未得惠顾的反倒是郑玄的冕服说。
杜佑说曹魏冕制“多因汉法”，现在看来情况相反；其轻飘飘的“无闻”二字，掩盖了那么多前所未闻的东西！魏明帝对冕制曾做重大改革，魏晋冕制大异于汉，“多因汉法”之说，可以休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魏明帝改革冕制，一大堆经学纠葛缠绕其间。而秦皇、汉武定礼制，看上去就简单得多了。秦朝的群臣博士提心吊胆“昧死上尊号”，嬴政一句“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就此定案。又，秦始皇宣布“自今已来，除谥法” ，轻轻一句，谥法遂废，没人胆敢质疑立异。汉武帝制定封禅之礼，嫌儒者莫衷一是，索性把他们一脚踢开，“尽罢诸儒不用” 。汉明帝定冕服，欧阳氏、大小夏侯三家经师也能自觉放弃学派私见，顺利完成了皇帝交给的光荣任务。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阮籍：《大人先生传》，《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魏晋就不完全如此了，经常出现礼制争端。三统五行一定要讲的，以便“神明其政”。“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 。一大群理论工作者聚讼不已，各种论点纷陈御前，皇帝很是费神费事儿，哪怕有所取舍，总得在经义上站得住脚。暂不管各种经说的深意，比如郊丘合一意义为何、郊丘为二意义为何——求之过深反成穿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礼制末节竟能形成朝堂纷争。西汉末的“奉天法古”浪潮中，儒生们也争辩过类似的东西，但曹魏小朝廷不能跟西汉大帝国比。甫经汉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况，创痛未愈而民心未安。阮籍有“炎丘火流，焦邑灭都” 之感，刘颂有“所遇之时，实是叔世” 之叹。在这时候，君臣士大夫们却在郊丘分合、裘衮章旒的细枝末节上浪掷精力，那是为了什么？皇帝随便圈定一下，不就完了吗？蜀、吴好像就是如此。
经学、礼制的是是非非，皇帝无法漠视，不好圣衷独断了；儒臣们也觉兹事体大，马虎不得，非得弄明白不可。是什么造成了那个氛围、那种压力呢？是士人。汉末士人已是一个文化雄厚、影响重大的“名士”阶层了，魏晋以降进一步发展为士族，成了皇权、皇族之下的最大权势者。经学礼制讨论，在政治飘摇中仍能升温，应视为士人的“文化资本”大大增值的表现。没人能拿士人不当事、拿士人的学问不当事了。比起秦皇、汉武，魏晋皇帝在制礼时已很碍手碍脚，不能只考虑“尊君”而不考虑“宗经”，即便想“损略”一下冕服，也得于经有据，才能堵住士大夫的嘴巴，让他们心服首肯。所以从总体上说，“古礼”论争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分量，其在朝堂上所能造成的纠葛，与士人、士族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权重成正比。
然而，中古士族的历史轨迹与“古礼复兴运动”，又不全是线性对应关系，因为还有更多因素影响其间。蜀汉与孙吴较小较弱，类似的礼制纠葛就少得多。东晋也与之相近。可见国势国力也是一个因素，如果经济、军事上左右支绌，就难以鼓足干劲制礼作乐。那么也可以说，曹魏国势较强、士人势力较大这二者，共同造成了“周礼热”。士族发展的波峰是东晋门阀政治，而《周礼》六冕的浪头一在魏晋，一在南北朝隋唐。古冕的波峰与儒学大族的波峰，在总的轮廓上大致重合，在局部上则不完全重合。在魏晋的那个波峰中，帝王“损略”“毁变”措施，具有皇权自我维护的意义；南北朝隋唐之波峰，则是民族融合、帝国复兴进程中的创制高潮的一部分，而不能解释为迎合儒学大族，其动力也不全来自儒学大族。在不同时期，士人与朝廷，对“古礼”有不同期待，做不同利用。我们应看到问题的多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