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冕服的复古与创新
《晋书》卷九一《儒林传序》、卷十九《礼志上》。
魏晋处于历史的下行阶段，其制礼作乐之举，多少给人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之感。东晋在江南艰难立足，官制、礼制能简则简。“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元皇中兴，事多权道，遗文旧典，不断如发” 。南北朝情况变了，逐渐走出历史低谷，各政权都有向上气象。官制改革、制礼作乐之事，在南北两方引人注目地同时升温。
“制礼作乐”要以国势为基础，正如风雨飘摇中的棚屋住户，是没心思对装饰摆设穷讲究一样。政权上升期的统治者就不一样。棚屋在拆，要建高楼大院了，他决意好好装修一番，家具要焕然一新，祖宗牌位要供上，还得弄些艺术品增添风雅。也就是说，政权上升期的皇帝，对“礼乐”兴趣盎然了，他着意更张，甚至奢望在制度史上留下自己的“标志性建筑”呢。进而考虑到左邻右舍的观感，“制礼作乐”更不是浮文虚饰了。东晋十六国造成的南北分裂，在南北朝转向了民族融合与政治统一，这时候民族文化问题，就具有了特殊政治意义。包括华夏冠冕在内的“制礼作乐”，事涉政权的正统性与号召力——华夏族自称“礼乐之邦”“衣冠上国”，一向为其礼乐衣冠而自豪，把它们看成民族文明的象征物。
南北两方的冕制变迁，就是在政治复兴、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的历史背景之中展开的。本章讨论南朝冕服。
1.
宋明帝：“留范垂制”和“沿时变礼”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按，东晋桓温曾指“九卿为虚设之位”，认为太常、廷尉之外的卿可以简并。《太平御览》卷二百三《职官部一》引《桓温表》，第2册第979页。黄惠贤先生认为，此表当在晋哀帝兴宁元年至二年（363-364年）之间。见其《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则晋哀帝省诸卿，应与桓温的建议直接相关。
魏晋以来，因尚书诸曹分割了九卿的职权，所以有人提出把尚书的职权还给九卿，有人提出把九卿并省于尚书，还有人提出让九卿从属于尚书省。参看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5页以下。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又可参看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0页以下。
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65页。
东晋草创江东，一时立足未稳，官制架构遂有萎缩之势。以九卿为例，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等，不少都成了闲职。渡江之初省去了卫尉，太仆或省或置，大鸿胪有事权置、无事则省。晋哀帝索性罢省光禄勋、大司农，把宗正并于太常，把少府并于丹杨尹 。九卿的萎缩，虽然跟尚书省分割了九卿事权有关 ，可是东晋的尚书省本身也在收缩。曹魏尚书省有二十五曹，西晋尚书省有三十五曹，江左初年却只有十七曹郎，晋康帝、晋穆帝时十八曹，后来又减到了十五曹 。学者论曰：“郎曹之数，经过西晋猛增，到东晋又猛减。当时处于偏安局面，版图变小，事务也变少，减官省职是必要的。……尚书曹郎的增减，是国家版图大小和实力强弱的一种反映。” 北方大好河山弄丢了，流落寄寓江东，这时候再把官制礼制弄得宏大堂皇，东晋君臣也臊得慌吧。
《宋书》卷十六《礼志三》。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自晋过江”原作“自晋武过江”，“武”字衍。《隋书》卷十《礼仪志五》即作“自晋过江”。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又见《晋书》卷八三《顾和传》及《太平御览》卷六八六《服章部三》引何法盛《晋中兴书》。
《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萧骄子云：白琁，蚌珠是也。”
官制如此，礼制亦然。例如国家祭祀。“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北郊于一丘”。直到晋康帝时，才把南郊、北郊分开来祭祀 。舆服之制，也是能简就简。“自晋过江，礼仪疏舛，王公以下，车服卑杂。” 那么冕服呢？“及过江，服章多阙，而冕饰以翡翠、珊瑚、杂珠。侍中顾和奏：‘旧礼，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难得，不能备，可用白璇珠。’从之。” 东汉冕旒用白玉珠，魏明帝改用珊瑚珠。东晋小朝廷的“服章多阙”，无论白玉珠还是珊瑚珠，哪一样儿都凑不齐288颗，只好各种珠子混用着凑数，好生可怜。顾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灵机一动，建议用“白璇珠”顶替白玉珠，看上去仍是一色的白，而不是五颜六色、乱七八糟。“白璇珠”即蚌珠 。南方出产珠贝，蚌珠还是容易搞到的。
人在病中往往消沉低落，事情能对付就对付。那就有点像东晋之于“周礼”。当然也有另一可能，就是病中反想做点事儿，作为精神支撑，免得让心情垮下去。曹魏西晋对“周礼”的态度即是。康复中的人又不同了，他跃跃欲试，兴致勃勃，渴望着重享健康的感觉。刘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北伐事业，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给政权注入可观的精神能量，进而激起了“兴作”的欲望。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
刘宋振作察举，振兴学校，改革禁卫军制，尚书曹郎也增设了。宋孝武帝重新设置卫尉、大司农、少府之官。梁武帝更把九卿增加到春夏秋冬十二卿，居然比汉魏的“卿”还多，还有一大堆前所未有的官阶班品，络绎问世出台。再看礼制，宋文帝一度打算举行“封禅”。“封禅”这个礼典的意义是“告成于天”，秦始皇、汉武帝曾行其礼；而今宋文帝跃跃欲试，打算向天“告成”，欲与秦皇汉武试比高了。汉朝皇帝的大驾有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属车有三十六乘。东晋无大驾，郊祀用法驾，宗庙用小驾。而宋孝武帝定制，大驾郊祀、法驾祠庙、小驾上陵 。
看上去“盛世”有望，南朝君臣便都兴奋起来了，进入了一个积极创制的时期。“创制”既是出于实用需要，汉魏旧制已不全适合政治变迁了，确实有完善调整的必要；也是出于文化需要，即在江左、山东与关中三方政权相争不下时，拿“制礼作乐”来夸耀繁荣昌盛，标榜“中华正统”，用“周礼”去争取文化号召力。
分见《晋书》卷九八《桓温传》；《宋书》卷六一《庐陵王刘义真传》。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条，第105页。
《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
自偏安江左以来，“正统”与“北伐”就成了东晋政权合法性之所系。桓温北伐，据说关中耆老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刘裕北伐，据说三秦父老泣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 史书在这里的叙述笔调，明明就是“中华正统”意识的体现。时至南北朝，北方政权的汉化也越来越深了，“南北皆妙选人才充使，以夸耀文化修养之高” ，都想在文化上压对方一头，以提高一己政治声望。《宋书》有“索虏传”，贬北魏为“索虏”；《魏书》有“岛夷传”，贬江左为“岛夷”。南齐还有这么一件事：“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即北朝来求图书，朝议不给。名士王融听了兴奋不已，极力主张给：既然对方上门磕头、讨教礼乐（“稽颡郊门，问礼求乐”），那么“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则“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 ，靠文化就把对方征服了。王融的迂远之处暂且不管，其强烈的文化自豪感、自信心，还是溢于言表、赫然可见的。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17页以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5页以下；韩结根注：《洛阳伽蓝记》，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以下；周振甫：《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以下；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3页以下。
《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南朝如此，北朝亦然。北朝作品《洛阳伽蓝记》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南人陈庆之与北人杨元慎等彼此自夸争胜，陈庆之说“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杨元慎便反唇相稽，嘲笑江左“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小作冠帽，短制衣裳”。据北朝传说，陈庆之南归之后，承认“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从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了 。在这个故事里，倒是南朝沾溉北朝之化了。梁武帝萧衍大事衣冠礼乐，东魏高欢惊悚不已，说是“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可见，南北朝政权对他方的“衣冠礼乐”动态都很敏感。那么创制之时，各政权还得左顾右盼，考虑花样翻新，或作某种处理以示更胜一筹，或作某种标榜以示独树一帜，以显示自有“特色”，更具“中华正统”资格，压对手一头。就是说，此期王朝的“正统标榜”，还可能伴随着一种“特色寻求”。
世入南朝未久，刘宋朝廷就拉开了冕服变革的大幕，好戏开场了。《周礼》所记周朝舆服之制，分别是五辂、六冕；而刘宋双管齐下，舆服二制同时复古，古辂、古冕联袂登台。
大明三年（459年），宋孝武帝下令造五辂，居然就造出来了。刘宋的冕制与辂制是捆绑在一块的，那么将其五辂之制引述如下：
宋孝武大明三年，使尚书左丞荀万秋造五路。《礼图》，玉路，建赤旂，无盖，改造依拟金根，而赤漆 画，玉饰诸末，建青旂，十有二旒，驾玄马四，施羽葆盖，以祀。即以金根为金路，建大青旂，十有二旒，驾玄马四，羽葆盖，以宾。象、革、木路，《周官》、《舆服志》、《礼图》并不载其形段，并依拟玉路，漆 画，羽葆盖，象饰诸末，建立赤旂，十有二旒，以视朝。革路，建赤旂，十有二旒，以即戎。木路，建赤麾，以田。象、革驾玄，木驾赤，四马。旧有大事，法驾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宋书》卷十八《礼志五》）
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等五种辂车，上面竖着不同颜色的旗，用于祭祀、宾礼、视朝、即戎、田猎。
《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
由此风生水起，掀起了舆服复古的波涛。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年），“更制五辂，议修五冕，朝会飨猎，各有所服” 。其时冕制，居然不同凡响：
车服之饰，象数是遵。故盛皇留范，列圣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沿时变礼，所施之事，各有条叙。便可付外，载之典章。朕以大冕纯玉缫，玄衣黄裳，乘玉路，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彩缫，玄衣绛裳，乘金路，祀太庙，元正大会诸侯。又以饰冕四彩缫，紫衣红裳，乘象辂，小会宴飨，饯送诸侯，临轩会王公。又以绣冕三彩缫，朱衣裳，乘革路，征伐不宾，讲武校猎。又以纮冕二彩缫，青衣裳，乘木辂，耕稼，飨国子。又以通天冠，朱纱袍，为听政之服。[1]
五辂见《周礼·春官·巾车》，《十三经注疏》，第822页下栏。
宋明帝所定冕服有五：大冕、法冕、饰冕、绣冕、纮冕。这五冕与五辂配合使用。我们把宋明帝五冕、五辂，与《周礼》六冕、五辂 分别列表显示，以便比较：
宋明帝冕制给人什么感受呢？第一是着意复古的明确意向，第二是“制度创新”的强烈欲望。自东汉以来，天子祭祀只用衮冕一冕。魏晋虽参用了《周礼》的鷩冕、毳冕之名，不过那是臣下使用的，皇帝不用鷩冕以下。魏晋皇帝祭天用大裘，但那采用了王肃之说，加大裘于衮衣之上，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冕服。宋明帝就不同了，皇帝的五冕六服，分用于不同场合。这一设计思想，无疑来自《周礼》六冕的启迪。
比较以上两表又可知道，宋明帝的五冕与《周礼》六冕用途并不相同，不是用于五等祭祀，而是另行确定了祭天、祭庙、宴飨、征伐、耕稼等等用途；而且五冕与五辂配合使用，二者用途一体化了。此前宋孝武帝的“五辂”，是玉辂以祀、金路以宾、象辂以视朝、革辂以即戎、木路以田，完全依照《周礼》。而宋明帝定五辂，已不满足于照搬《周礼》了，决意做“创造性发展”。其大冕应取义于“大驾”，法冕应取义于“法驾”。饰冕、绣冕、纮冕所配象辂、革辂、木辂，大约都参考了王朝现行车制，如小驾、耕车、戎车、猎车等。《周礼》六冕与五辂本不对应，而宋明帝的“创造性发展”，则在于舆、服一体化，并把《周礼》六冕、五辂与帝国现行舆服整合为一。
再看服色。宋明帝五冕杂用玄、黄、绛、紫、红、朱、青诸色，“正色”与“间色”杂用。大冕所配的玄衣黄裳，应取义于“天玄地黄”；法冕所配的玄衣绛裳，合乎冕服“玄上 下”旧例；至于饰冕的紫衣红裳、绣冕的朱衣裳、纮冕的青衣裳，就不知何据了。宋明帝说那套冕制“象数是遵”，则其服色安排肯定有某种神秘考虑。
用彩缫区分等级，又如放圭璧的缫藉。《周礼·春官·典瑞》记有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二采一就诸等。
还有冕缫，宋明帝五冕除大冕之外，其余四冕有旒，分别使用五彩缫、四彩缫、三彩缫、二彩缫。《周礼·弁师》说天子五冕用五采缫、五采玉；诸公用三采玉，大概用三采缫吧 。《仪礼·聘礼》则云：“（诸侯）所以朝天子……缫三采六等，朱、白、苍。”本书第五章第4节讨论过伏生《尚书大传》的“五采服”。那“五采服”的设想，就是在五行五色思想的指导下，按黄、黑、白、赤、青五种颜色，把服章分为五组五等的。宋明帝则把“五采”用于皇帝冕缫的分等了。《礼记·礼器》说的“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大概嫌其单调，宋明帝未采。
总之，宋明帝及相关学者“酌古代今”，“沿时变礼”，其舆服之制创意颇丰，源于《周礼》又超越了《周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复古而兼创新的事情，往前看有新莽，往后看有北周。对北周的创新，后人以“迂怪”贬之；而刘宋的舆服复古，自出心裁又“象数是遵”，又何尝不可以视为“迂怪”呢！二者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异，小巫大巫之别，论者却只贬北周，不及刘宋。这种态度，若非目不见舆薪，则无辞“为中国讳”之讥。
《魏书》卷五九《刘昶传》。
《魏书》卷二四《崔僧渊传》。
初登高位者除“求利”之外，“求名”也属人之常情，当官儿的如此，皇帝也未能免俗。我们叫它“新政心态”：创造一套前无古人的东东，作为个人的“标志性建筑”。宋明帝的舆服改革诏说得极明白：“盛皇留范，列圣垂制。”“盛世”有望，帝王们如同蛰伏已久的虫子感到了丝丝暖气，雪藏已久的“留范”“垂制”雄心随即膨胀开来，企望跻身“盛皇”“列圣”了。北朝亦然。北魏孝文帝的“新政心态”也很强烈，他改革官品、“班镜九流”后志满意得，夸耀“使千载之后，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凯”；臣子们紧跟他的话音：“刊正九流，为不朽之法，岂惟仿像唐虞，固已有高三代！” “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 君臣两方的口气都大得吓人。“重隆周道”说的是亦步亦趋、复兴古礼；“有高三代”，则是自我作古、超迈前圣了。
概而言之，南北朝的“制礼作乐”，除了实用需要外，还有“正统标榜”“特色寻求”与“新政心态”作用其间。“正统标榜”就得“复古”，“特色寻求”就得“求异”，“新政心态”导致了“创新”。在宋明帝五冕之中，就看得到三种心理动力的交织；而“复古”与“创新”的二重奏，还构成了整个南北朝的礼制变迁特征。
[1]《宋书》卷十八《礼志五》。“饰冕”原作“饰冠冕”，“冠”字衍。又《太平御览》卷六八六《服章部六》引王智沈《宋纪》略作：“明帝诏曰：朕以大冕郊祀天、宗祀明堂，以法冕祀太庙、元正大会、朝诸侯，以 冕小会宴饷、饯送诸侯、临轩命王公，以绣冕征伐不宾、讲武校猎。”第3册第3061页。“饰冕”作“ 冕”，未知孰是。
2.
南齐诸臣旒数依命数
宋明帝“修成六服”后，下令“便可付外，载之典章”。那么“载之典章”之后，王朝是否实施了呢？史阙未记。至少萧齐冕制，没用宋明帝之法。也许因其“迂怪”，望而却步了吧。而且现在是姓萧的说了算了，新官不理旧账，萧家皇帝不打算对姓刘的亦步亦趋。南齐冕制又有变动。它包含两个趋势，一是复归于汉制，一是取法于《周礼》：
1.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王俭议：“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南齐书》卷九《礼志上》）
2.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明六年（488年），太常丞何 之议，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尚书令王俭议，依汉三公服山龙九章，卿华虫七章。从之。（《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
三公冕七旒、卿大夫五旒是魏明帝的办法。宋明帝冕制大概实行没几年。王俭的“车服之仪，率遵汉制”，算是结束了魏晋以来的三公鷩冕、诸卿毳冕之法，复归于三公九章、卿七章的汉制了。
同时，《周礼》的影响继续增大。继宋明帝五冕，何 之的依《周礼》命数改旒数的建议，再度体现了这一点。魏晋参照《周礼》命数定公卿章数，公用鷩冕七章七旒，卿用毳冕五章五旒，奇数的章旒与诸臣的偶数命数差一级。南齐就自由多了，不惮再创新法，旒数径用偶数，同于命数。我猜想何 之本来是想让章数也如旒数，也以命数为准的；但因王俭坚持汉制，齐武帝便居间折中，旒数从何 之、用《周礼》，章数依王俭、依汉制。那么，南齐的三公九章八旒，卿七章六旒，就可以看成周制与汉制的综合物。
《宋书》卷十六《礼志三》。
拙作：《南齐秀才策题中之法家论调考析》，《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为什么不纯用周制，而要兼用汉制呢？要注意在这时候，“汉”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有特殊象征意义。宋文帝时，有司请皇帝行封禅之礼，其时就有“爰洎姬、汉，风流尚存，遗芬余荣，绵映纪纬”之言 。从南朝向前回顾中国历史，可资称道的王朝，姬周之后就数“大汉”最令人神往了。秦不必说，魏晋也不堪取法，“汉制”的招牌比魏制、晋制亮堂多了。齐武帝为增加政治号召力，屡做“北伐”姿态，其时公开标榜要追踪汉武，还让人画了一幅《汉武北伐图》。汉武帝曾在昆明池训练水军，齐武帝就把建康的玄武湖改名昆明池，也在那里训练水军，以示慕其功业、步其后尘之意 。南齐之冕制周、汉并用，与齐武帝东施效颦的“崇汉”姿态，是否有内在的曲折联系呢？不妨想象，“周”用来象征中华正统，“汉”用来象征帝国功业。
《南齐书》卷九《礼志上》。
参看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63页。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
南齐士人议礼之时，也有跟宋明帝“留范垂制”类似的论调。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年）何佟之议云：“江左草创，旧章多阙，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窃惟皇齐应天御极，典教惟新，谓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于殿庭之西，东向而拜日，秋分于殿庭之东，西向而拜月。” 晋宋两代，朝日夕月之礼废弛了 ，何佟之想恢复日月祭祀，于是就有了上面的奏议。“盛典”“盛代”的说法有失肉麻，史称东昏侯萧宝卷“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 ，这么个昏君的统治，称不上“盛代”吧。然而“江左草创，旧章多阙”毕竟已成旧事，“典教惟新”“盛典行之盛代”的渴望滋生了，踊动起来。
何佟之还讨论了朝日与祭天的冕服等级：“服无旒藻之饰，盖本天之至质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极文章之美，则是古今礼之变也。礼天朝日，既服宜有异，顷世天子小朝会，著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窃谓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按《周礼》，天子祭服有等级；但东汉以来，天子祭服无等级，一律十二旒衮冕。何佟之期望，现行冕制能跟《周礼》接近一点儿，但他也知道现行冕制骤难大变，只能小修小补，就设想衮冕为一等，通天冠为一等；天地明堂用前者，朝日夕月用后者，算是“慰情聊胜于无”吧。
“服无旒藻之饰，盖本天之至质”，指的是《周礼》大裘冕，大裘冕上没有旒藻，那就是何佟之真正心仪的。没多少年萧梁代齐，大裘冕的运气来了。何佟之在梁朝继续参与冕服讨论，大裘冕也在天监七年被梁武帝采用。详下。
3.
梁武帝使用大裘冕和服章用郑玄
庾信：《哀江南赋》，《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以下。
萧梁是南朝的全盛之时。作家庾信回顾说：“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 。不甘寂寞、热衷于创制造作的梁武帝，以“删诗书，定礼乐”为务，在冕服上也有新招数，主要是采用大裘冕，以及依据郑玄之说改革十二章。
梁初冕制及天监七年（508年）改用大裘冕，事情的经过大略如下：
1.梁制，乘舆郊天、祀地、礼明堂、祠宗庙、元会、临轩，则黑介帻，通天冠平冕，俗所谓平天冠者也。其制，玄表，朱绿里，广七寸，长尺二寸，加于通天冠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前圆而后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其长齐肩。以组为缨，各如其绶色。
“郑玄”也许应作“郑众”。《周礼·司服》郑玄注：“郑司农曰，大裘，羔裘也。”《十三经注疏》，第781页中栏。“大裘，羔裘也”是郑玄所征引的郑众的意见。
2.（天监）七年……帝曰：“礼：‘王者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莞席之安，而蒲越稿秸之用。’斯皆至敬无文，贵诚重质。今郊用陶匏，与古不异，而大裘、蒲秸，独不复存，其于质敬，恐有未尽。且一献为质，其剑佩之饰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详定。”五经博士陆玮等并云：“祭天犹存扫地之质，而服章独取黼黻为文，于义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苮席，此独莞类，未尽质素之理。宜以稿秸为下藉，蒲越为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诸臣礼不得同。自魏以来，皆用衮服。今请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玮等又寻“大裘之制，唯郑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 ，既无所出，未可为据。案六冕之服，皆玄上 下。今宜以玄缯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 ，皆无文绣，冕则无旒。”诏：“可。”（《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第1条所叙为梁初制度，白玉珠十二旒的“通天冠平冕”，通用于郊天、祀地、明堂、宗庙之时，其形制与东汉永平制度略同。
第2条叙述天监七年采用大裘冕的经过。“王者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语出《周礼·春官·司服》；“扫地”“陶匏”“稿秸”“蒲越”，语出《礼记·郊特牲》：“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明之也。”梁武帝希望天帝祭祀能体现出“至敬无文，贵诚重质”，祭祀用物力求古朴，冕服亦然。陆玮等深察帝心，“今请依古，更制大裘”。郑众说大裘用羔裘，而陆玮认为可以用玄缯制作。从“其裳以 ，皆无文绣，冕则无旒”看，梁武帝的大裘冕，确实就是郑玄所说的无章无旒的大裘冕。在此之前，只有魏明帝“服袭大裘”，但他没戴无旒冕。若不考虑宋明帝五冕中的“大冕”，梁武帝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把无旒的大裘冕戴在头上的皇帝。
《梁书》卷四十《许懋传》。
《隋书》卷七《礼仪志二》：“八年，明山宾议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顷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气、祀五帝亦服衮冕。愚谓迎气、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礼俱一献。’帝从之。”
《梁书》卷四十《许懋传》天监十年：“有事于明堂，仪注犹云‘服衮冕’。懋驳云：‘礼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远，须贵诚质。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隋书》卷六《礼仪志一》记作：“旧《齐仪》，郊祀，帝皆以衮冕。至天监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仪注》犹云衮服。十年，仪曹郎朱异以为：‘《礼》，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远，义须诚质，今从泛祭五帝，理不容文。’于是改服大裘。”朱异之说与许懋差不多少，似以《梁书》为正。当然，许懋当时是太子家令，也许是许懋主张在先，而仪曹郎朱异赞成于后的。
天监七年用大裘冕，除梁武帝发诏、陆玮等附议之外，许懋的建议似有功焉。“宋、齐旧仪，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监七年，懋始请造大裘。” 天监八年以明山宾议，迎气祭五帝也使用大裘冕 。天监十年再以许懋及朱异之议，祭明堂也改用大裘冕了，其理由是“‘礼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远，须贵诚质。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 。看来，“尚质”就是萧梁采用大裘冕的主要口实。当然，“尚质”与现实政治无关，那只是个“复古改制”的由头，用以显示本朝皇帝与众不同、高瞻远瞩而已。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册府元龟》卷二一三《闰位部》引作“临行宫而登泰坛，服衮冕而奉苍璧”。所引有两个错误。“行宫”应从《梁书》作“竹宫”，“竹宫”是用汉武帝的典故。《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用事甘泉圜丘，……天子自竹宫而望拜。”“衮冕”应作“裘冕”，其时梁武帝已用大裘冕了。
《文苑英华》卷二二六，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册第578页下栏。
《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第683页。
《文苑英华》卷七七二，第6册第4062页上栏。
天监十四年（515年）春南郊，其时发诏求贤，有“恭祗明祀，昭事上灵，临竹宫而登泰坛，服裘冕而奉苍璧” 之言。梁武帝没忘记借着求贤的机会，夸耀一下自己已经“服裘冕”了。又萧绎《玄览赋》描述圆丘郊禘，有“奏苍璧而服大裘”“冕无繁露之旒” 之词；萧绎《庆南郊启》有“大裘而冕，陶匏以质” 之语；萧纲《南郊颂》先把汉代的祭祀贬上一番——“甘泉之已奢”，随后就赞扬本朝南郊“被大裘，服山冕”，“质文得中” 。可见梁武帝很拿“尚质”当回事儿，萧家子弟便顺竿爬，赶紧给“被大裘”唱颂歌，以示皇上的举措“引起了强烈反响”。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77页。“故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是南朝于《书》非专崇安国也。”
分见《尚书正义序》，《十三经注疏》，第110页；《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序》。
南齐旒数依命数，用八旒、六旒，是向《周礼》靠拢了；萧梁复用大裘冕，进一步朝《周礼》接近。冕服取法《周礼》的倾向，随后又波及了服章。《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叙梁朝服章：“衣画而裳绣。衣则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画以为缋。裳则藻、粉米、黼、黻，[ ]以为绣。凡十二章。”（“ ”字原缺，据《周礼·司服》郑注补）从东汉到宋齐，皇帝十二章一直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至此王朝改用郑玄了，增宗彝而合华虫。“画以为缋”“ 以为绣”，均出《周礼·司服》郑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梁武帝是“弃孔从郑”了。“孔”即《尚书伪孔传》，其中的十二章没有宗彝，华、虫分为两章。江左《尚书》之学，孔、郑并行 ，《伪孔传》稍占优势，所以后人有“古文经……江左学者，咸悉祖焉”“江左……《尚书》则孔安国” 的印象。
王泾：《大唐郊祀录》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49页；《玉海》卷八一《车服·冕服》引，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504页。崔灵恩对《周礼》“三弁”的解释与郑玄稍异。不过孙诒让推测，那有可能是崔灵恩被“展转援引，文有讹易”造成的。《周礼正义》卷四十，第6册第1621页。
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考》，第54页。《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氏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郑氏甚微”是“至隋”发生的。
魏晋冕制，王肃与有力焉。南朝代晋后，对王肃的负面看法公开化了。梁人萧子显：“王肃依经辩理，与硕（郑玄）相非，爰兴《圣证》，据用《家语》，外戚之尊，多行晋代。”[1]没掩饰看不上眼的口气。萧子显的《南齐书·舆服志序》，在阐释《尚书·益稷》中的服章时，全用《周礼》郑玄说，不取《伪孔传》。又梁人崔灵恩《三礼义宗》叙服章，也以郑玄为本，说有虞氏之冕用十二章，周冕用九章 。刘起釪先生说：《尚书》“南朝四代都孔、郑并行，而郑氏日微” 。可在冕服这个局部，我们看到的不是“郑氏日微”，倒是“孔氏日微”。
孔氏以《尚书》著名，郑氏以《周礼》著名，所以服章从郑就是从《周礼》。《尚书》之学不以礼制见长，《周礼》却是礼制的渊薮。“礼是郑学”，郑玄治三《礼》又以《周礼》为中心。而且郑玄的品学声望，对后人也有感召力。萧子显有云：“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2]可见南朝对郑玄的评价日益崇高了。再考虑北朝也正在标榜“周礼”，而且日益崇郑，南朝若不把“周礼”和郑玄的大旗举高一些，岂不让北人独擅其美了吗。
细审梁武帝的衮冕，还有两个地方需要讨论：第一，日月等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第二，火被移置于宗彝之前。这是怎么回事呢？
《礼记·王制》郑玄注，《十三经注疏》，第1346页下栏。
按郑玄的说法，虞舜用日月以下十二章，六章在衣、六章在裳；周朝以日、月、星辰三章画于旌旗，冕服上不用那三章了，所以“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而且九章在衣裳的分配，是衣五章而裳四章 。那梁武帝呢？他虽用郑玄，但为帝王之尊计，并不肯屈就九章，依然使用虞制十二章。随后还将看到，梁武帝还想在衮服上画凤凰，其时周舍便以《礼记》“有虞氏皇而祭”作为证据。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07页。
然而梁武帝又不甘心疏远了“周礼”。毕竟孔夫子的教导是“服周之冕”，却不是“服有虞氏之冕”。于是梁武帝便弄出一个八章在衣、四章在裳的新办法。王宇清先生颇觉奇怪：“八章在衣而四章在裳，则不知其何据。” 而我们认为，梁武帝其实师出有名、事出有据：“四章在裳”，是为了跟“郁郁乎文哉”的周制搭上边儿。具体说，梁武帝十二章实际是分三组的，含有日月星三章一组在衣，又五章一组在衣、又四章一组在裳的意思，后两组加在一块，合成“衣五裳四”，就可以附会“周九章”，进而标榜“吾从周”了。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07页。
然而还有个小麻烦。郑玄说，周朝的九章排序也变了，“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了，龙被移到了山的前面，火被移到了宗彝的前面。那么打算兼顾虞、周，两边占便宜的梁武帝，龙、火两章登还是不登呢？梁武帝真是有趣，他一登一不登，两边沾光。所以梁武帝十二章就有了一个怪现象：火登于宗彝之前了，龙依然在山之后。我们觉得顾此失彼，梁武帝认为两全其美吧。王宇清先生也注意到了，梁朝服章“火在宗彝之上，是亦郑玄‘登火于宗彝’说之采用，惟未依郑玄‘登龙于山’，山仍居龙上” 。但对此王先生没能提供解释。我们则认为，那奇怪的处理是为了兼顾虞、周，与“衣五裳四”同出一辙。
梁朝的冕制变化，“宗经”“复古”的意图只是一个方面，此外“尊君”的考虑并没有被皇帝忘在脑后。例如启用大裘冕，就既属复古之举，又含尊君之意。看看五经博士陆玮的话就明白了：“《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诸臣礼不得同。自魏以来，皆用衮服。今请依古，更制大裘。”皇帝独占大裘冕，“诸臣礼不得同”，从而保证了皇帝的鹤立鸡群。
崔圭顺云：梁天监七年“把十二章中的龙纹改为凤凰”，陈同梁制。见其《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第85、300页。说凤凰是龙纹改的，甚为可异，不知是如何解读《隋志》的。
为了“尊君”，梁武帝甚至可以杂用经说、曲解经典。比如，他想把皇帝衮服上的雉（即华虫）改画为凤凰 ，好跟大臣冕服上的雉区分开来。那做法够“迂怪”吧。《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天监七年（508年）：
周舍议：“诏旨以王者衮服，宜画凤皇，以示差降。按《礼》‘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郑玄所言，皇则是画凤皇羽也。又按《礼》所称杂服，皆以衣定名，犹如衮冕，则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明矣。画凤之旨，事实灼然。”
制：“可。”
又王僧崇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画兽，其腰及袖，又有青兽，形与兽同，义应是蜼，即宗彝也。两袖各有禽鸟，形类鸾凤，似是华虫。今画宗彝，即是周礼。但郑玄云：‘蜼， 属，昂鼻长尾。’是兽之轻小者。谓宜不得同兽。寻冕服无凤，应改为雉。又裳有圆花，于礼无碍，疑是画师加葩蘤耳。藻米黼黻，并乖古制，今请改正，并去圆花。”
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摄三物也；山龙华虫，又以一山摄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摄三物也。是为九章。今衮服画龙，则宜应画凤，明矣。孔安国云：‘华者，花也。’则为花非疑。若一向画雉，差降之文，复将安寄？郑义是所未允！”
王僧崇话中的“兽”都应作“虎”，避唐讳也。依郑玄之说，宗彝形象是虎与蜼（长尾猴）；可当时祭服上的蜼画走形了，看上去像一只“青兽”，即青老虎，所以王僧崇建议改进一下。附带说，孙机先生的《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引用此文，说“则隋代的蜼画得像虎”。《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391页。孙先生偶出小疏，把梁代误为隋代了。由王僧崇所叙我们知道，当时的宗彝是直接画虎画蜼的，而不是像后代那样，画在两个酒杯上。宋代聂崇义《三礼图》也是直接画虎画蜼，直接画在袖子上，而不是画在酒杯上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册第6页以下。
《礼记·王制》郑玄注，《十三经注疏》，第1346页下栏。
按，上引梁武帝之言，王宇清先生是这么标点的：“若一向画雉差降之文，复将安寄郑义？”王先生分析说：“帝所谓‘复将安寄郑义’云者，即谓非如此不足以应郑玄‘有虞氏皇而祭’——衮衣画凤之义。”见其《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08-109页。那么王先生认为，梁武帝“复将安寄郑义”的“郑义”，即周舍的“郑玄所言，皇则是画凤皇羽也”。照这么说，梁武帝倒是在伸张郑玄了，与本文的判断恰好相反。下面略作辨析。第一，从周舍的“诏旨以王者衮服，宜画凤皇，以示差降”一语看，把梁武帝反驳王僧崇的话标点为“若一向画雉，差降之文，复将安寄”，能两相呼应，相当合情合理。“一向画雉”，意谓“像以往那样，君臣全都画雉”；“寄”是就“差降之文”而言的，君臣都画雉则不足以“寄”“差降之文”。第二，再看王僧崇的驳议，他根据郑玄十二章指摘现行制度，其“冕服无凤，应改为雉”之说显依郑义，那么梁武帝的“郑义是所未允”，乃是针对王僧崇“冕服无凤，应改为雉”而言的。由此反观王先生的“若一向画雉差降之文，复将安寄郑义”的标点，就十分别扭，什么叫“一向画雉差降之文”呢？“一向画雉”怎么会出现“差降之文”呢？“差降之文”四字没了着落。所以我们认为，王宇清先生标点有误，其说不确。
王僧崇看到皇帝祭服上新添了虎、蜼，便说那就是宗彝了 。那是服章从郑造成的。王僧崇还看到了鸾凤，那就是梁武帝下令改的了。臣子周舍很能曲学阿主，说是“画凤之旨，事实灼然”，并举《礼记·王制》的“有虞氏皇而祭”为证。其实那句话郑玄说得很明白：“皇，冕属，画羽饰焉。” “皇”是头上的冠冕，但周舍硬说“是衣名，非冕”，“皇”就是凤凰，“画羽”就是衣服上画凤。梁武帝一听随即“制可”。没头脑的王僧崇却唱出了反调：“冕服无凤，应改为雉。”此刻梁武帝就不肯从郑了：“若一向画雉，差降之文，复将安寄？郑义是所未允！”生生把王僧崇顶了回去。用凤不但可以与龙相配（“衮服画龙，则宜应画凤”），尤其在于凤凰又大又漂亮，非雉可比，皇帝与臣下一用凤凰、一用雉，才能显出“差降之文”呢。事涉大是大非，梁武帝就不让步了，就算“郑义”也得靠边儿 。
这样看来，在服章问题上，梁武帝对郑玄又不是亦步亦趋的。“圆花”的问题也是如此。梁武帝让他的衮服继续沿用圆花，以免损失艳丽的视觉效果。然而王僧崇认为，既然已依郑玄把华虫合一了，就不该使用圆花了。这时梁武帝再度拾起《伪孔传》的“华者，花也”一言，去驳斥那位不知趣的王僧崇。我们看到，在圆花上梁武帝又以孔驳郑了。孔、郑杂用，就是为我所用。
在梁武帝的话中，我们还看到了一种“一物摄三物”的说法，即“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摄三物也；山龙华虫，又以一山摄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摄三物也。是为九章。”这“三物”“九章”是什么东东呢？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08-109页。
王宇清先生解释说：梁武帝以华、虫、粉、米为四，又把“日月星辰”的“辰”独立出来，进而日、月、星、辰为一组，以“辰”摄之；山、龙、华、虫为一组，以“山”摄之；藻、火、粉、米为一组，以“藻”摄之。“若然，则梁制衮服之十二章，实含物象十四矣。”
王先生的解释很有想象力，然而不无可议之处。三组各四个物象，三四一十二，共计十二章，与梁武帝所说的“是谓九章”，不吻合了吧？必须注意梁武帝已采用郑玄十二章了，所以其时华虫为一，粉米亦为一。若按郑玄十二章，而不是王先生说的“物象十四”，我想真相应是这样的：日、月、星辰三物为一组，以“（星）辰”摄之；山、龙、华虫三物为一组，以“山”摄之；藻、火、粉米三物为一组，以“藻”摄之。三组共计九章，与梁武帝“是为九章”那句话严丝合缝。以上九章，再加上宗彝及黼、黻三章，合计十二章；圆花只是额外的装饰，不计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