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冕服的复古与创新
十六国以下，中国历史南北分途，“五胡”入主造成了北方社会面貌和政治形态的重大变化，一度给社会文化造成了重大破坏。同时异族政权也在缓慢汉化，部落军事传统和民族压迫造成的张力，跟汉式官僚制度结合起来，就孕育出了一个强大的军事专制皇权，并在北朝后期迎来了帝国体制的复兴。
在汉化之中，异族统治者主动改革礼仪系统和象征符号，以适应民族融合的历史前景，应对统一前夕各政权之间的文化竞争。北朝重军功、重吏治，富于实用和功利精神，同时在礼乐建设上也很有能动性。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一个例子。西魏北周大规模周礼复古，其力度与深度更让南朝相形失色。那种能动性体现了强烈的“正统寻求”，并有帝国体制的强劲复兴作为支撑。对北朝异族政权来说，“制礼作乐”并不是繁文虚饰，因为它对国家制度的综合建设，会起到连锁性的“拉动”作用。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页。
陈居渊：《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序》，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第6-7页。
制礼作乐就要以经学为基础，在这方面，北朝只能从“学习”开始。唐长孺先生概括南北学术大势说，“南北崇尚不同，大抵南人受玄学影响，特重义解，北人守汉儒传统，重章句名物”，进入隋朝后，南学便占了绝对优势 。学者还指出，“南北经学虽侧重不同而各有特色，但都以《易》、《礼》为主要经典。南朝重《丧服》，强调亲属等级观念，北朝为鲜卑民族，故特重《周官》；南朝《易》学重在义理发挥，北朝则承袭东汉以谶纬说《易》的传统。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为门第服务，后者为帝王作说” 。从总体上看，“北朝特重《周官》”之说是不错的。西魏北周的周礼改制就是其强证。不过“周礼”与《周礼》还是有区别的，“周礼”不仅仅见于《周礼》一书，也见于其他经书。具体到冕服规划上，除了《周礼》、郑玄注外，《尚书》《伪孔传》等也在发挥着作用。
因为是从“学习”开始的，北朝礼学往往对汉晋南朝的成说“亦步亦趋”；然而底子薄、起点低，倒也减少了传统束缚，可以相对自由地断以己意。两种情况都可能有的。舆服礼制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舆服等级又是政治等级的一部分。来自“周礼”冕服等级若与现行等级抵牾，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这问题在两汉有，魏晋有，南朝有，在北朝也有。冕服毕竟只是特定场合的祭服与礼服，与皇帝官贵的真实权势地位有距离；为了弘扬“周礼”、宣示“正统”，在等级秩序发生扭曲时，君臣也许愿意将就一下，当然也不会总是如此。
1.
十六国冕服举隅
十六国之初，“五胡”君主已有使用冕服的了。较早建立政权的“五胡”首领，久已活动于塞内，对汉式文物礼制其实不算陌生，冕服给华夏皇帝带来的荣耀，他们就算没有目睹，至少曾经耳闻。
《魏书》卷九五《匈奴刘聪附刘曜传》。
前赵皇帝刘曜封石勒为赵王，并给了石勒以“出入警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如魏武辅汉故事”的待遇 。刘曜既待石勒如此，我们猜他不会亏待了自己，他自己也应是“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的。
《太平御览》卷二九《时序部》引《邺中记》，第1册第138页。
再看后赵的皇帝石虎。据《邺中记》：“石虎正会，虎于正殿南面临轩，施流苏帐，皆窃拟礼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玺，玄衣 裳，画日月山龙黼黻华虫粉米。寻改车服，著远游冠，前安金博山，蝉翼丹纱里服。太学行礼，公执珪，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一如旧礼。充庭车马，金银玉辂、革辂数千。” “公执珪，卿执羔，大夫执雁”之礼及“玉辂、革辂”之制，都用《周礼》。“整法服，冠通天”，还应含衮冕，因为从下文“玄衣 裳，画日月山龙黼黻华虫粉米”看，那应是一套衮服。石虎大概袭用了晋朝之法，把衮冕加在了通天冠上。又《魏书》卷九五《羯胡石虎传》也记载着石虎“衣衮冕，将祀南郊”的事情。在前赵和后赵，只看到了皇帝戴冕，没看到臣下戴冕。五胡皇帝戴冕的积极性，主要出于自我尊崇。
前燕慕容 统治之时，给事黄门侍郎申胤曾为冕服之礼而专门上疏。他在《上言定冠冕制》中提出，太子的冠服等级偏低了：“太子有统天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辨章贵贱也。祭飨朝庆，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这样的做法，是属于“礼卑逼下”。他想让太子服衮冕九旒，好高于诸王的远游冠。但那建议被慕容 否定了：“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级逼上，未可行也。”[1]对古冕等级与现行品位的关系，十六国君臣并非漫不经心，而是反应敏锐、认真推敲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太子的权位问题尖锐化了，太子的冠服等级也复杂起来了。南朝对太子冕服就有过讨论，隋唐也有，对这问题，本书在后面还要专论。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服饰的细微意义，最初肯定不甚了了；而前燕对衮冕十二旒、衮冕九旒、远游冠之等级意义，已觉兹事体大、不容含糊了，那不仅说明其礼制的汉化已达到相当程度，还显示其礼制背后的权力结构的汉化，也达到相当程度了。申胤看到了“礼卑逼下”，慕容 看到了“超级逼上”，其实殊途同归。
据崔鸿《前燕录》所记，慕容 曾指出“《周礼》冠冕体制，君臣略同”，他创造了平上冠、公字冠等新冠服，却没用六冕[2]，大概就因为不能接受“君臣略同”吧。慕容 对《周礼》六冕并不生疏，对其结构特点洞若观火，那么前燕的冠服规划，确实已有一个经学背景了。申胤对下雨天诸侯的朝服该怎么穿发表看法时，就曾引经据典[3]。当然慕容 也很敢创新。他创造的平上冠，是给廷尉等法官戴的；公字冠大概由进贤冠改造而来，在冠梁处弄出一个“公”字来，让官贵们时刻不忘克己奉公，还用金瑱、瑱、珠瑱来区分等级职类。这些冠既不是汉魏制度，也不是鲜卑旧服。所以我们说，十六国北朝君主在礼制上既可能一意复古，同时也少了很多传统束缚，是敢于自创新制的。
[1]《晋书》卷一一〇《慕容 载记》。
[2]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 下书曰：《周礼》冠冕体制，君臣略同。中世已来，亦无常体。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赐廷尉已下，使瞻冠思事，刑断详平。诸公冠悉颜裹屈竹锦缠作公字，以代梁处，施之金瑱，令仆尚书置瑱而已，秘（书）监令别施珠瑱，庶能敬慎威仪，示民轨则。”《太平御览》卷六八四《服章部》引，第3册第3053页。
[3]申胤《上言定冠冕制》：“朔望正旦，乃具衮、舄。礼，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仪。礼贵适时，不在过恭。近以地湿不得纳舄，而以衮襈改履。案言称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体之间，上下二制，或废或存，实乖礼意。”《晋书》卷一一〇《慕容 载记》。语中“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事者三”一句，似应作“不得终事者四”。查《礼记·曾子问》：“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四。’‘请问之。’曰：‘大庙火，日食，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则废。’”《十三经注疏》，第1394页上栏。那大概就是申胤所据。但《曾子问》所云是四事，不止三事。前燕之朔望正旦朝会时，诸侯是服衮、舃的。舃是丝鞋，依礼而与衮服相配。后来因为下雨地湿，改舄为履了。履大概是鲜卑皮靴，不怕水。然而华夏衮服与鲜卑皮靴并不搭配，所以申胤请求将衣履划一，以免一汉一鲜，“一体之间，上下二制”。
2.
《周礼》《伪孔传》之间：魏齐冕制
下面再看北魏冕服变迁。
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湾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以下。孝文帝从491年到493年出台了45项改革措施，其中礼制改革占35项，而与祭典相关的改革又占了27项。
北魏道武帝甫建国，便投身于制度建设，修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撰祭典、考天象，以及制冠冕。其时有若干制度，就曾参考《周礼》。北魏皇帝以冕为朝服，大概以道武帝为始。孝文帝大刀阔斧地汉化改制，“河洛之间，重隆周道”。礼制改革是孝文帝文化改革的重心，废除鲜卑祭俗，采用汉式祭典，又是礼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这个过程中，衮冕开始用为祭服。请看：
1.魏道武帝天兴六年（403年）：诏有司始制冠冕。（《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2.有魏孝文，圣天子也，五岁受禅，十岁服冕。（《广弘明集》卷二《魏书·释老志》，第107页上栏）
3.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魏书》卷七下《高祖孝文帝纪下》）
4.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己未朔，帝释禫祭于太和庙。帝衮冕，与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帻，素纱深衣，拜山陵而还宫。庚申，帝亲省斋宫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将祭圆丘，帝衮冕剑舄，侍臣朝服。辞太和庙，之圆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还之太和庙，乃入。甲子，帝衮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既而帝冠通天，绛纱袍，临飨礼。帝感慕，乐悬而不作。丁卯，迁庙，陈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衮冕，辞太和庙，之太庙，百官陪从。（《魏书》卷一〇八《礼志一》）
5.太和十九年（495年）十一月癸未诏：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用以陪荐。（《魏书》卷一〇八《礼志一》）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10页。王先生未检《魏书》，所依据的是《金史》。《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中》金熙宗皇统七年（1147年）太常寺言：“后魏帝服衮冕，与祭者皆朝服。”
第1条显示，道武帝时曾制造冠冕。第2条说孝文帝五岁受禅，十岁加冕，其年应为承明元年（476年），这一年太上皇献文帝死了，孝文帝在形式上成为最高统治者，尽管实权操于冯太后。第3条中，“始服衮冕，朝飨万国”的“始”，是就“朝飨万国”而言的，而不是就“服衮冕”而言的，因为十年前孝文帝就加冕了，服冕并不以此为始。第4条，史官对太和十五年孝文帝衮冕祭祀，一一郑重记载，是因为前一年冯氏去世，孝文帝要显示他已全面接管政权了。第5条，在太和十九年，三公及太常被允许服冕助祭，从此北朝不止皇帝戴冕了。王宇清先生断言“后魏诸臣无冕服” ，王先生的这个判断只适合于太和十九年前。太和十九年十二月，孝文帝在光极殿向群臣赐冠服。三公与太常陪荐服冕，也算是此年冠服改革的一部分了。
应该注意，九卿之中，孝文帝只准礼官太常服冕，看来他不怎么乐意让太多的人服冕。再看服章，“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这种偶数章数前所未有，很不平常。八章、六章，恰合于《周礼》的三公八命、六卿六命。如本书第四章第3节所述，汉代已有一种意见，根据“各视其命之数”的原则去安排诸臣章旒。但在较早时候，人们只敢使用奇数章旒，不敢使用偶数章旒。南齐永明六年（488年）有所不同了，王朝让三公八旒、卿六旒，旒数直用《周礼》偶数命数；进而北魏孝文帝让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章数也直用《周礼》偶数命数了。魏孝文帝时的冕旒之数是多少呢？复查北齐冕制，是三公八章八旒、九卿六章六旒。我想就可以由此反推北魏的诸臣旒数，也就是说，北魏北齐都是三公八章八旒、九卿六章六旒，章旒都用偶数。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
魏孝文帝怎么就想到要用偶数章旒呢？我想不能排除如下可能性：其灵感火花来自南齐永明六年冕制。太和十年到十五年间，北魏只皇帝服冕；到了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忽而允许臣下服冕了，而且依《周礼》定其冕名，依命数定其章数，这一年或这年之前发生了什么？永明十一年，即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南朝王肃投降了北魏，随后就参与了北魏制礼。那么，是王肃把数年前的南齐冕制变动消息带到了北魏吗？可能性相当之大。再往前两年即太和十五年，蒋少游作为李彪的副使前往南齐，受命搜集宫殿建筑方面的情报，“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 。蒋少游向孝文帝传述的见闻中，没准儿也有冕服的消息。孝文帝的“新政心态”也很强烈，其礼制改革也是“复古”与“创新”的二重奏。基于“特色寻求”，魏孝文帝让章数同于偶数命数，而且直称八章者为衮冕、六章为鷩冕，在贯彻“各视其命之数”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以此来压倒南齐。
对章目做进一步考察，将进一步强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印象。北魏八章、六章是哪些章，虽无记载，但可以从北齐反推。那么再看北齐章旒。兹据《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把北齐武成帝河清（562-565年）冕制节述如下：
1.皇帝：平冕，白珠十二旒十二章。用于四时祭庙，圆丘，方泽，明堂，五郊，封禅，大雩，出宫行事，正旦受朝，临轩拜王公，籍田，庙中遣上将。
2.皇太子：平冕，白珠九旒九章。
3.公卿：平冕，青珠为旒，上公九，三公八，诸卿六。三公山龙八章，降皇太子一等，九卿藻火六章，唯郊祀天地、宗庙服之。
皇太子及上公九旒九章，三公八旒八章，诸卿六旒六章，三等旒章全都合乎《周礼》命数，即合于上公九命、三公八命、诸卿六命。章目的情况见第3条，但这时问题骤然复杂了，因为就“三公山龙八章”而言，山龙以下是九章，不是八章；就“九卿藻火六章”而言，藻火以下在汉魏晋南朝也不是六章，而是藻、火、粉米、黼、黻五章。那么在十二章的章目上，北魏北齐难道又有新法吗？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111页。
王宇清先生分析说：“九卿之六章，似为藻、火、粉、米、黼、黻。上云：‘三公则山龙八章’，则其首章当为‘山’，若然，亦应为九章，而宗彝不与焉。（因粉米已分为两章，倘非分粉米为两章，则九卿之‘藻火六章’乃不可解。）何故三公之服章山龙并用而仍仅八章？其降而减者究为何章？殊不可知。而北齐三公之服八章，九卿之服六章，取偶数，异于前代，是乃孔安国尚书传学说之初次采行。” 在王先生看来，第一，山龙以下为九章而不是八章，这是一个矛盾；第二，北齐九卿六章只能是藻、火、粉、米、黼、黻，这就意味着粉、米为二，因为若粉米合一，藻以下就只有五章，而非六章了；第三，北齐的章目的依据是《伪孔传》，“是乃孔安国尚书传学说之初次采行”。
王先生说北齐服章“取偶数，异于前代”，其实北魏服章已经如此，已取偶数了。他认为北齐服章以粉、米为二，对此我们只能表示赞成，因为只有粉、米为二，才可能有“九卿藻火六章”，否则就是“九卿藻火五章”了。然而王先生说汉魏晋宋齐和《伪孔传》都以华虫为一，以粉、米为二，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同。我们认为，汉魏晋宋齐都是分华、虫而合粉米的；北齐服章以粉、米为二，只说明对“伪孔十三章”的解说出现了南北两系，两方对华虫粉米的处理不一样了。
下面就来论证冕服章目安排上“南北两系”的存在。《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在阐释《伪孔传》时说到了八章、六章，而且还有四章、二章。请看：
《伪孔传》：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尚书·益稷》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第142页下栏。
孔颖达疏：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则卿与大夫不同，当加之以黼黻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盖以《周礼》制诸侯有三等之服，此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质，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为一等。……孔以此经上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故从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为四章。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以古有此言，相传为说也。盖以衣在上为阳，阳统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为阴，阴统于下，故所重在后。《诗》称“玄衮及黼”，《顾命》云“麻冕黼裳”，当以黼为裳，故首举黼以言其事。如孔说也，天子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
基于《伪孔传》，孔疏阐述了一种八、六、四、二的服章等级，而北魏、北齐正好用八章、六章之法。就八章而言，《伪孔传》的“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本不含“山”在内，那么王宇清先生“何故三公之服章山龙并用而仍仅八章”的疑问，似乎就有了一点儿着落：北齐三公八章，应是去掉了“山”，本是“自龙衮而下”的。《隋志》传述北齐河清冕制，先叙“上公九，三公八，诸卿六”，又叙“三公山龙八章”，而“上公九”即山龙九章。也许《河清令》原文是上公山龙九章、三公龙八章，而《隋志》传述时出了错儿，误给三公增“山”。这个错误，是“山龙”连称的语言习惯导致的。
再看六章一等。孔疏既云“大夫加粉米四章”，则“四章”只能是藻、火、粉、米，即粉、米为二。但一定要注意那只是孔疏的意见，《伪孔传》原文并没有“四章”之辞。进而“卿六章”《伪孔传》也无其文。孔疏是看到《伪孔传》上文把“五服”解释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之服，就推断卿的服章是单独的一等，推断它是由大夫四章再加黼黻，而为六章的。六章即藻、火、粉、米、黼、黻，与魏齐“九卿藻火六章”完全相同的。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1册第400页。
王谟：《汉魏遗书钞·经翼·书翼》，第8页。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97页。
《黄侃文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448页。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第22页。
这里得辨明一个问题。在上引孔疏中，有孔疏自己的意见，也有对《伪孔传》的传述，还有对马融的评述，说是“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那么马融《尚书注》“以为然”的，到底是哪些东西呢？马国翰辑《尚书马氏传》，以《伪孔传》的服章之说属马融 。王谟辑马融《尚书注》，并以孔颖达疏中“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为四章”一句属马融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还把孔疏中的前若干章“尊者在上”、后若干章“尊者在下”一段，径引作“马融曰” 。黄侃先生及顾颉刚、刘起釪先生，也做类似处理 。王宇清先生也把孔疏“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八章”一句，及“此经上句日月星辰……并藻火为四章”一段，径引作“马云” 。
学者们那么做是否妥当呢？我认为，孔疏所谓马融《尚书注》“亦以为然”的，仅指《伪孔传》“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一句，而且只是说马融的服章安排与此相似，但不能据此认为马融原文如此。马融到底是怎么说的，其实有迹可循。本书第六章第2节已指出，晋博士环济《帝王要略》中“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粉米”那段话，就是直抄马融《尚书注》原文的。孔颖达疏也看到了马融《尚书注》的那段话，并评述说“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但马、孔对冕服等级的表述有异，二者只是“同构”而已。《要略》所抄马融，其中并没有孔疏中的八章、六章、四章、二章之词，而且《伪孔传》中也没有，它们只是孔疏的阐述而已。后世学者把八章、四章、二章说成马融意见，并没有其他证据；“马融亦以为然”是怎么回事儿，也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那样。
辨析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是为了区分南北两系经说。我们认为，从东汉永平到梁初，从马融到《伪孔传》，都以华、虫为二，粉米为一，从而形成了南系经说。北系经说则对“伪孔十三章”做出了新的解释，合华虫而分粉、米。孔疏中所见八章、四章、二章，都只是孔疏的陈述，并不是马、孔原文原意。例如孔疏有“则卿与大夫不同，当加之以黼黻为六章”一句，这“则”“当”明明是应然之词，从语气看明明是孔疏自己的推测，《伪孔传》里并无“六章”之文。在环济《要略》所抄马融《尚书注》中，不但没有“六章”之文，而且说的是“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粉米”，“卿大夫”共为一级，“卿”并不单为一级。在南系经说中，并无八章、六章、四章、二章；孔疏所云八章、六章，倒跟北魏北齐的八章、六章相合，所以我们认为，孔疏只代表了北系经说对《伪孔传》的理解。
《五经正义》中的很多地方沿袭了南北朝旧注。皮锡瑞云其“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其中不无“名为新义，实袭旧文”之处，甚至“以唐人而称大隋”，“彼此互异”。《经学历史》，第198页以下。
在第五章第6节我们指出，《尚书》孔疏以华虫为一，《左传》孔疏却以华、虫为二。那再度反映了相关经说确有南北两系。孔颖达《五经正义》出自众手，往往承袭旧注旧疏，而旧注旧疏出自南北各家，难免互异 。就南系而言，《左传》孔疏必须正视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的“华若草华”“粉米若白米”之说，只能以华、虫为二，粉米为一。杜预之说，还有梁武帝的“孔安国云：华者，花也”，以及顾彪的“华取文章”等等可以为证。这时《左传》孔疏遵循“疏不破注”，只能依杜注，认定《伪孔传》以华、虫为二。而在北系经说中，北魏北齐恰好就有八章、六章，其藻火六章只能是粉、米为二，相应就是华虫为一。反过来说，魏齐之所以要合华虫而分粉、米，是为了牵合《伪孔传》的八章、六章。可见在魏齐，一种对“伪孔十三章”的新解释应运而生了，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北系经说。《尚书》孔疏释《伪孔传》时合华虫为一，采用的是北系经说，而且是以魏齐冕制为本的。
《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序》。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226-227页。
陈鸿森：《北朝经学的二三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4分，1995年12月，第1077页。按此文系陈冠华同学提示并代为复印，特此致谢。
参看陈桥驿：《郦道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从某些记载看，《伪孔传》在北朝流布似乎很晚。史称“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 。唐长孺先生因云：“北朝经学亦即河北之学，大抵笃守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集汉代今古文学的郑玄之学为宗，而王弼《周易注》、《尚书》伪孔传、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北方大致无传习”，“至于《尚书》伪孔传，直到北齐末年才经由梁费甝《尚书义疏》传到河北” 。不过陈鸿森先生又指出：“按北朝经学亦有取于南学者。其《尚书》孔传，则郦道元据以说地”，“郦氏《水经注》明引孔传者凡十三见” 。郦道元生年不详，其卒年在527年，即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 。那么《尚书》孔氏之学的流布，至少可以提前到北魏后期。而我们的考察又表明，在魏孝文帝时，《伪孔传》已被用于服章规划了。
但魏孝文帝对《伪孔传》又没原样照搬，而是把它跟《周礼》糅在一块了。首先他受南齐的八旒、六旒推动，决意让章数也直依《周礼》命数，即三公八章、太常六章，并名之为衮冕、鷩冕；随后又依《伪孔传》的“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确定八章为龙以下，令八命三公用之；把《伪孔传》的“大夫加粉米”解释为四命大夫服藻、火、粉、米四章，加黼、黻而为六章，令六命之卿用之。《周礼》郑玄注中没有偶数章数，故孝文帝不采；“伪孔十三章”则为偶数章数的使用留下了空间。可见孝文帝的冕制颇有“理论创新”，以独特方式糅合了《周礼》和《伪孔传》，自成一系，并不是对魏晋南朝的简单模仿。
图21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画漆屏风“班姬辞辇”图
（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王鸣盛认为孔颖达《尚书正义》取自隋人顾彪、刘焯、刘炫，皮锡瑞也指出了《尚书正义》沿用二刘的地方。陈鸿森先生进一步证明了《尚书正义》取自二刘，见其《北朝经学的二三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4分，第1077页。这为认识冕服经说的南系、北系两分，提供了更清晰的背景。孔颖达释“伪孔十三章”时所用北系经说，可能出自刘焯、刘炫；而刘焯、刘炫之说，又上承孝文帝时的礼制之议。
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收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1辑，第291-292页。
北魏北齐的冕制及相关经说，随后就影响了唐初的《尚书》孔疏 。杨华先生指出，虽然南朝礼制多遵王说，北朝礼制多用郑义——如郊祀制度，但不是全部如此，“以庙制为例，魏晋至南朝用王肃学说，北魏和北齐用王肃学说，北周和隋文帝用郑玄学说，隋炀帝转用王肃学说” 。我们对魏齐冕服的考察，可以强化杨先生的论点。北魏北齐冕制含有《伪孔传》的影响，而南北朝时《伪孔传》的冕服说，大致可以看成王学。
王雪莉：《宋代服饰制度研究》，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187页。
《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高祖改定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载后齐制度：左右昭仪、三夫人视一品，九嫔视三品，世妇视四品，八十一御女视五品。
《南史》卷十一《后妃传》：“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南朝变化不大，只是在三夫人、九嫔之下，增设了五职、三职。参看《宋书》卷四一《后妃传序》、《陈书》卷七《皇后传序》。陈朝又设世妇，似出《周礼》影响，但无女御。参看《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4页。
总之，孝文帝时的拓跋政权已不容小觑了，已超越了“马上治天下”阶段，而汉化到了这一程度：已接近了华夏学术的精微之处，能娴熟运用经学技巧搞花样翻新了。孝文帝的冕制不仅杂采郑、王，而且自有创造。有人说“北朝的冕服样式与规制，显得杂乱无章，几乎到了无制可循的程度” 。其实不是那样的。正如康乐先生所说的那样：“孝文的礼制改革绝非仅仅是恢复了汉族王朝固有祭典而已，而是有其创新与整合的努力在内。” 我们对魏齐冕服的考察，可以强化康先生的论点。北朝礼制的若干地方，甚至比南朝更接近“周礼”。如本书第四章第5节曾论及的《周礼》三夫人、九嫔、世妇、女御之制，那些名号在北魏北齐还真被采用了 ；南朝嫔妃名号，大致只是汉晋余绪而已 。在嫔妃名号上，北朝更近《周礼》。又如家庙之礼：“六朝时期，属于士大夫以上的阶层，建立封建宗庙的恐怕仍是少数。……在现存的史料中，第一次看到家庙制度的成文法制化是在北齐的河清令，这也是唐代家庙制度的前身。” 在家庙古礼上，北朝也超越了南朝，奏响了唐制的先声。魏齐君臣的冕制复古与花样翻新，我们同样拿“正统标榜”“特色寻求”及“新政心态”来解释。他们不愿跟南齐雷同，而是力图后来居上。
3.
北周冕制的“创造性发展”
东魏北齐地处关东，文化相对繁荣，那对偏处西北一隅的西魏北周应是很大的压力，会给人“低人一头”的感受。然而同样让人瞩目的是，与其他偏处一隅的小朝廷不同，西魏北周的君臣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不甘后人，全力扭转文化劣势。他们的对策，仍是在礼制上“复古”而兼“创新”。在官制上，北周轰轰烈烈地“宪章姬周”；在舆服上，也根据《周礼》五辂六冕而全面复古。而且不止复古，还在《周礼》及郑玄注的基础上，大搞“创造性发展”，造出了一套比《周礼》更宏伟的冕服体制。
具体说，《周礼》的基本服制是六冕三弁（韦弁、皮弁、冠弁），是为“九服”；而西魏北周把天子六冕增至十冕，九服增至十二服了，公侯以下则自九而降。兹据《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把北周冕服列为下表：
续表
这个体系的宏伟又是《周礼》所不及的，《周礼》之冕不过6种，而北周冕达14种；再加上三弁一冠，冕弁冠合计竟达18种之多！就连笔者在制完表后一看，都有一种“被雷了”的感觉。它不但结构宏伟，而且寓意复杂，各个细微之处都有匠心，在解析它的时候我们得花费很多笔墨。
隋初裴政云：“后周制冕，加为十二，既与前礼数乃不同，而色应五行，又非典故。谨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别。六等之冕，承用区分，璪玉五采，随班异饰，都无迎气变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旗赤玉，白骆黑衣，与四时而色变，全不言于弁冕。五时冕色，礼既无文，稽于正典，难以经证。”《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王仲荦先生因云：“按北周名为宪章姬周，冠冕之制，一依周礼，而又参以后世五行之说，自我作古，甚多迂怪。夫以千载之下，一朝欲以千载前之冠冕定为朝服，其怪诞固非有言语所能喻者。”《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197-198页。
北周五色冕的用法，见《隋书·礼仪志六》：“祀东方上帝及朝日，则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则朱衣朱冕；祭皇地祇、祀中央上帝，则黄衣黄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则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则玄衣玄冕。”又据《续汉书·祭祀志中》，照东汉永平制度，五郊迎气时的车旗服饰，分别“皆青”“皆赤”“皆黄”“皆白”或“皆黑”。
《魏书》卷一〇八《礼志四》。
后人拿北周服制当怪物，目为“迂怪” 。其繁缛复杂，是为一“怪”；引入了“五行”因素，又是一“怪”。青冕、朱冕、黄冕、素冕、玄冕组成五色之服，用以祭五方上帝等。五色冕服的设计，大概是从汉代学来的，秦汉就有“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的制度 。按，在北魏孝明帝时，四门博士臣王僧奇、蒋雅哲已有“五时冠冕，宜从衣变”，让冕服也“改色随气”的建议了，这就是受了汉制的影响。但那个建议，被太学博士崔瓒和清河王元绎给否定了。否定的理由，一是《周礼》《礼记》中的冕服“都无随气春夏之异”，二是汉魏晋也只是衣帻“改色随气”，但“冠冕仍旧，未闻有变” ，只改衣帻之色而不改冠冕之色。冕服“色应五行”的建议在北魏虽被否决，但毕竟已有苗头了。又，南朝宋明帝的冕制也是“象数是尊”的，可见南北朝冕服都有过“迂怪”现象。所以北周冕服中出现了五行因素，不完全是孤立事件。
南北朝各政权在制礼之时，因“正统标榜”而有“宗经”“复古”，因“特色寻求”“新政心态”而有标新立异；当然帝王也没忘记“尊君”和“实用”，还得让礼制等级跟政治等级配合起来。北周冕制也是如此，它是多种考虑的叠加。北周冕制的依据是《周礼》及郑玄经注，即令有所损益，也是在《周礼》和郑注基础上变本加厉的。其冕服结构明显分为三大段落：一是天子，二是诸侯公侯伯子男，三是诸臣公孤卿大夫士。下面就来分析其结构特点，依次讨论天子冕服及诸侯、诸臣冕服。
《隋志》叙述公侯伯子男之冕，照例先列方冕，不云章，再叙“某冕若干章”，参下：诸公之服九：一曰方冕。二曰衮冕，九章，宗彝已上五章在衣，藻已下四章在裳……诸侯服，自方冕而下八，无衮冕。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诸伯服，自方冕而下七，又无山冕。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诸子服，自方冕而下六，又无鷩冕。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诸男服，自方冕而下五，又无火冕。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可见诸侯的方冕是无章的。
《隋志》叙述公卿大夫士之冕，照例先列祀冕，不云章，再叙“某冕若干章”，参下：三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三孤之服，自祀冕而下八，无火冕。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公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又无毳冕。藻冕四章，衣裳各二章……上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六，又无藻冕。绣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中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五，又无皮弁。绣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下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四，又无爵弁。绣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可见诸臣的祀冕是无章的。
《隋志》叙毕天子诸冕之后，有“冕通十有二旒”之文。但我认为，“通十有二旒”仅仅是就象冕及衮、山、鷩三冕而言，不含前文的苍冕及五色五冕，前文那六冕都没有旒。对苍冕及五色五冕无旒一点，可以用诸侯的方冕无旒来类推。《隋志》在分叙公侯伯子男之冕之时，虽然每段都有“皆若干旒”之词，但这“皆”不应包括列在段首的方冕，因为方冕无旒。细审《隋志》所叙诸侯冕服，于公之冕，末句言“冕俱九旒”；于侯之冕，末句言“冕俱八旒”；于伯之冕，末句言“冕俱七旒”；于子之冕，末句言“冕俱六旒”；而于男之冕，末句却只说“冕五旒”了，而不说“冕俱五旒”了。男爵计有方冕及毳冕两冕，为什么只说“冕五旒”，而无“俱”字呢？是因为方冕不计在内，有旒的只是毳冕一冕而已；既止一冕，当然就不能说“俱”了。诸侯方冕既然无旒，诸臣的祀冕也应无旒；诸侯方冕和诸臣祀冕既然无旒，则其所对应的天子苍冕及五色五冕也应无旒。
王仲荦先生解释北周的诸侯方冕，认为它对应着天子祭昊天上帝的苍冕和祭五帝的五色五冕，这一点我们赞成；但王先生又说“但天子冕服十二章，有日、月、星辰，公（方冕）九章，无日、月、星辰耳”。《北周六典》，上册第195页。后一点我们就不赞成了。查《隋书·礼仪志六》，在叙毕苍冕及五色五冕之后，又叙象冕，然后有“十有二章”之文；但这“十有二章”是仅就象冕而言的，并不包含前文苍冕及五色五冕。诸侯方冕、诸臣祀冕既然无章，则其所对应的天子苍冕及五色五冕也应无章。
《周礼·天官·司裘》贾公彦疏引，《十三经注疏》，第683页上栏。因为《郑志》说过大裘之上有玄衣，北周便给上述六冕之服都配上了同色之衣。可见北周冕服规划，一丝不苟。裘上之衣是用来保护裘的，称裼衣。裼衣可参看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或杨向奎：《裼袭礼与“礼不下庶人”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不过，《郑志》系郑玄门人赵商等所记录的师生问答之书。宋人何洵直认为，“裘上有玄衣”之说出自赵商，“盖赵商之徒，附会为说，不与经合”，并不是郑玄本人的意见。
在天子冕服的段落，苍冕及青、朱、黄、素、玄五冕，所对应的是《周礼》的大裘冕。南朝梁武帝启用了大裘冕，而北周进而把大裘冕一分为六，苍冕等于大裘冕，五色冕是根据五行思想而增益的，所对应的也是大裘冕。郑玄说大裘冕无章无旒，所以笔者推测，北周的以上六冕也是无章无旒的。进而诸侯的方冕 、诸臣的祀冕 都是比拟大裘冕而设的，所以笔者推断它们也无章无旒 。诸侯、诸臣也有无章无旒之冕，这是北周的又一个增益。王仲荦先生说，天子的苍冕及青、朱、黄、素、玄五冕是十二章，公侯伯子男的方冕是九章。王先生这个看法，笔者不敢苟同 。苍冕等六冕的冕服上面，又各有同样颜色的衣，苍冕配以苍衣，青冕配以青衣，朱冕配以朱衣，黄冕配以黄衣，素冕配以素衣，玄冕配以玄衣，象冕配以象衣。北周这么做，依据的是《郑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与裘同色，亦是无文采。”
冕服在北周称“公服”。《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余常服。”北周官服分两类：具有标示命秩作用的为公服，也就是大礼所服之朝服，冕服即在其中；常服是低公服一等的日常穿着。这与北齐的“公服”概念不同。北齐七品以上官所服为朝服，又称具服；八品以下至流外四品所服为公服，又称从省服。
《周礼》六冕的结构特点，是“如王之服”和“君臣通用”，天子九服中有八服与臣下重合，六冕中有五冕臣下可用。而北周天子十二服，也出现了五服与臣下重合的情况。韦弁、皮弁两弁上下通用，衮冕、山冕、鷩冕三冕，天子可用，而公、侯、伯又分别可以用其三、用其二、用其一。可见北周冕服结构由“单列式”变为“多列式”，同于《周礼》了。比之汉魏的“六冕同制”，北周的做法是相反的：不是加大而是缩小了君臣差距。而且北周诸冕的用途比《周礼》有所扩大，这样，君臣冕服差距缩小所涉及的礼制场合，就将多于《周礼》。比如《周礼》说天子视朝用皮弁，汉晋天子视朝用通天冠，北周天子视朝却改用鷩冕了。因为冕服被用于“视朝”，所以王仲荦先生把北周冕服称为朝服 。
《隋书·礼仪志六》叙述象衣象冕十二章，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其中“龙”应在“山”前，因为下文又云“则服衮冕，自龙已下，凡九章十二等”，表明北周之龙必在山前；假若山在龙前，则自龙以下只有八章了。又《隋志》下文叙北周天子衮冕：“宗彝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此文应作“宗彝已上五章在衣，藻已下四章在裳”，前一句“下”字有误，后一句“火”为衍文。火既已登于宗彝，就不可能出现在藻的后面。《隋志》在叙述北周诸公衮冕时，说的就是“宗彝已上五章在衣，藻已下四章在裳”，前句即作“宗彝已上”，后句没有“火”字。
“执谦”是隋人虞世基对北周衮冕的评价：“后周故事，升日月于旌旗，乃阙三辰，而章无十二。但有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与三公不异。……且周氏执谦，不敢负于日月，所以缀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衮衣，章乃从九。”《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三象”即日月星辰，“唯施太常”的“太常”指旌旗。
郑玄采用“冕名首章说”，把冕名与衣上的首章联系起来了。北周如法炮制，其新创之冕都用首章定名，如山冕、火冕、藻冕即是。还有衣用几章、裳用几章，也是参考郑玄经说而定的[1]。郑玄的“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北周也照办，所以诸臣的衮冕居山冕之前 。郑玄说虞舜衮冕十二章，姬周衮冕改用九章了。这个“九章”的说法，皇帝向来不肯问津；而北周的天子衮冕，居然就是直用九章的，居然就屈尊“执谦” 了，以期合乎郑玄的“周九章”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