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钩陈旦辟，阊阖朝分”是说宫门晨开，天子上路往祭；“旒垂象冕，乐奏山云”是说天子戴十二旒象冕，踏着《山云》之乐登临祭坛。可见祀五帝时天子要穿象衣象冕。至于青衣青冕或朱衣朱冕、黄衣黄冕、素衣素冕、玄衣玄冕，应是在某个环节换穿的。
当然，“执谦”只是一个方面。北周冕制中又不乏“尊君”意义的安排。与《周礼》相比，大裘冕一分为六，象冕十二章而非九章，则北周天子又比姬周天子更神气了。为什么要在衮冕之外另设象衣象冕呢？是因为北周天子不甘心衮冕九章之卑，所以另造一套十二章十二旒的象衣象冕，来填补自尊心的空白。据《隋书·礼仪志六》：“享先皇、加元服、纳后、朝诸侯，则象衣象冕。”但对象冕的用途的这个概括，并不全面。查北周《祀五帝歌辞》：“钩陈旦辟，阊阖朝分；旒垂象冕，乐奏山云。”可见北周祀五帝也用象冕 。
又，《周礼》中天子皮弁以视朝，郑玄也说皮弁“此天子日视朝之服”，而北周天子视朝改用了鷩冕，升了格。《周礼》天子最低等的冕是玄冕一章，而北周天子最低等的冕却是鷩冕七章；《周礼》天子有五冕与臣下通用，北周天子则只有三冕与臣下通用；《周礼》天子五冕不但与诸侯（即公侯伯子男）重合，而且与诸臣（即孤卿大夫）重合，北周天子之冕则只与诸侯重合，不与诸臣重合，火冕以下天子不用。又据《隋书·礼仪志六》，周宣帝妄自尊大，在大象元年（579年）还曾“制冕二十四旒，衣服以二十四章为准”。这二十四旒、二十四章之冕，堪称中国上下五千年最崇高的冕服。
《周礼·夏官·弁师》郑玄注，《十三经注疏》，第855页上栏。按天子之大夫四命，此“一命之大夫”是公侯伯之大夫，故止一命。
下面来看诸侯与诸臣的等级安排。北周之前各朝，诸臣一般是按公、卿职务服冕的，因公、卿职务的数量有限，所以服冕者人数不多。（东汉特许博士服冕，系特例。）而北周诸臣不同，从按职务服冕变成按官阶服冕了，下大夫可以服绣冕三章，下大夫四命，相当于六品官。（绣冕也就是《周礼》中的 冕，郑玄释“希”为绣，刘宋、北周索性直名为绣冕。）服冕者的数量因而大增，因为现在六品以上官全都服冕了。至于三命以下的士，相当于七八九品的官，通用爵弁。士用爵弁，有《周礼》郑注为据：“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旒，士变冕为爵弁。” 假若北周冕制真被实施了，本来胡风扑面的北周朝堂，就将满目旒冕爵弁，宛如姬周之朝堂，古风扑面了。
[1]现将《周礼·司服》郑玄注与《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所记北周服章在衣在裳的分配，列为下表以供比较：
4.
北周的命数、章数、等数、旒数、服数
《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91页以下。
但古风的劲吹也吹出了毛病，造成了冕服等级与现行官阶的不一致。下面来看这个问题。依照《周礼》，诸臣三公八命，六卿六命，大夫四命，比诸侯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分别低一命。而北周的现行官阶，公卿大夫为九、八、七、六、五、四命，公侯伯子男为九、八、七、六、五命，诸臣与诸侯并驾齐驱了，只是诸臣多了一级四命而已。北周官阶如此安排，是为了配合王朝现行品位结构。首先在诸臣部分，三公诸卿已是帝国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把公卿调整为九、八、七命，即一、二、三品，这与他们的现实权责地位是相称的。其次在诸侯部分，中古的五等爵本身也在变迁。在《魏官品》中，公侯伯子男都在第一品，县侯三品，乡侯四品，亭侯五品，关内侯、名号侯六品 。而至北朝，列侯以下爵号旋即消失，五等爵在官品上舒展开来。
官阶已根据实用需要做了调整，诸侯、诸臣的命数并驾齐驱了。那冕服呢？前揭北周冕服表显示，诸臣中的三公不过火冕六章，三孤仅毳冕五章，六卿仅藻冕四章，大夫仅绣冕三章，明显低于诸侯。这就很奇怪了。这说明北周诸臣冕服并不依照命数。那么依照什么呢？本书已揭示，在《周礼》诸臣冕服上，汉晋略有二说：一个是《毛传》代表的“各视其命之数”，一个是郑玄的“以爵不以命数”。北周冕制既然全面从郑，则其诸臣冕服自火冕而始的做法，就应出自郑玄。根据郑玄，三公毳冕同于子男，孤 冕，卿大夫玄冕。那么请比较诸侯与诸臣的相对地位：
面对此表，我想谁都看明白了，北周诸侯与诸臣的等级关系，与郑玄所论非常接近，略有不同的，只是北周的孤卿大夫调高了一些而已。北周的公爵与三公都是九命，三公冕服却比公爵低三级，那只能拿郑玄的“以爵不以命数”来解释。
这样一点，还可以从命妇礼服方面看到。郑玄是在阐释《周礼》后妃命妇之服时，流露出“天子之臣与诸侯之臣服同”的看法的。那么再依《周礼·内司服》郑玄注及《隋书·礼仪志六》，把郑玄与北周的命妇礼服安排列表比较：
命妇礼服与其配偶的礼服，其结构上的一致性，同样一目了然。
这样一来，官阶上已比肩并立的诸侯与诸臣，在冕服上一肩高一肩低了，命数相同者冕服等级却不相同。只是为了符合千百年前的“周礼”，就把行政官僚压低了好几级。当官的对级别都极其敏感。面对九命公爵的衮冕九章，九命三公只服六章火冕，等于一品官穿四品服，或国务院总理只给局长待遇，三公能开心吗？孤卿大夫亦然。六卿七命，相当于部长，却被当成小处长了：其藻冕四章之服比命数低了三级，等于三品官穿六品服。显然，由于冕服复古的力度太大，北周的现行等级秩序被扭曲了。由于冕服不仅用作祭服，还用作朝服，那么等级扭曲还将由祭坛之上，波及朝堂之上。
当然北周君臣也不傻，我们所发现的扭曲他们是亲身承受的，当然更有切肤之感了。他们并没有听之任之。细审北周冕制，在调和古冕等级与现行官阶的矛盾上，制度规划者是花了心思、做了文章的。具体说其对策有三：第一是在“服数”上做文章，第二是在“等数”上做文章，第三还有旒数的调整。
首先来看“服数”。根据《隋书·礼仪志六》，并参照前揭北周冕服表，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在诸侯方面，诸公服衮冕九章以下，即方冕、衮冕、山冕、鷩冕、火冕、毳冕、韦弁、皮弁、玄冠，是为“服九”。而在诸臣方面，三公不能用衮冕、山冕、鷩冕，只能服火冕以下，然而《隋志》也说“三公之服九”。这是怎么回事呢？只服火冕以下，怎么还能照旧“服九”呢？原来三公的火冕以下，另行添加了藻冕、绣冕、爵弁三事，居然也凑成了“九服”。与此相类，三孤服毳冕以下，比八命的诸侯少了山冕、鷩冕、火冕三冕，但因另有藻冕、绣冕、爵弁三事，也得以凑成了“服八”。六卿服七，上中下大夫服六、服五、服四，以此类推。可见北周诸臣的服数，与命数一致了。
其次再看“等数”。北周创造了一种“重—等”之法，就是冕服上的某几章被重复使用，画成两个，而不是一个，由此形成新的等差。比如天子衮冕九章，但“衣重宗彝”，衣上的宗彝绣了两个；“裳重黼、黻”，裳上的黼、黻也各画了两个。多出来的3个服章，与九章合计就成为“十二等”了。就是说在章数、旒数之外，北周又弄出一个“等数”的指标来。天子山冕八章，衣重火、宗彝，裳重黼、黻，多了4个纹样，与九章合计也是“十二等”；天子鷩冕七章，衣重华虫、火、宗彝，裳重黼、黻，多了5个纹样，与九章合计也是“十二等”。可见天子的衮、山、鷩三冕，虽然与诸侯的衮、山、鷩三冕同为九章、八章、七章，可在“等”上天子另用“十二”之数，依然高于诸侯。
诸侯之冕也适用“重—等”。顺着北周冕服表往下看，诸公的第三种冕山冕八章与诸侯通用，然而诸公的山冕“重宗彝”，名为八章，实则纹样有九，形成“九等”，等数同于命数。那么，九命诸公的山冕是八章九等，八命诸侯的山冕却是八章八等，高下遂判。同理，诸侯的鷩冕七章与诸伯通用，然而诸侯的鷩冕“重宗彝”，变成了“八等”。那么八命诸侯的鷩冕是七章八等，七命诸伯的鷩冕却是七章七等，也贴近命数了。诸公的六种冕服，除方冕之外，其余五冕的章数依次而降，但等数都是九等；诸侯的五种冕服，除方冕之外，其余四冕的章数依次而降，但等数都是八等。诸伯、诸子、诸男，以此类推。
进而还有旒数，旒数的安排也不与章数相应，而是与等数相应的。仍以山冕为例：诸公的山冕为八章九等，其冕旒用九旒，不用章数之八而用等数之九，以合于诸公九命；诸侯的山冕为八章八等，其冕八旒，旒数同于等数，以合于诸侯八命。再如诸公的鷩冕七章九等，其冕旒用九旒，不用章数之七而用等数之九，以合于诸公九命；诸侯的鷩冕七章八等，其冕旒用八旒，不用章数之七而用等数之八，以合于诸侯八命。余类推。
诸臣同样适用“重—等”之法，等数与命数一致。三公虽然只有火冕六章，但其九服、九等与其官阶九命相应；三孤虽然只有毳冕五章，但其八服、八等与其官阶八命相应。由此，冕服等级就向命数更多地倾斜了。《隋志》没提诸臣旒数，不过诸侯旒数既然不跟章数一致，而跟命数一致，诸臣也当如此。又隋朝开皇冕制，诸臣旒数也是依官品而不依章数的，可为旁证，详见下节。所以我们推测，北周诸臣的旒数也跟命数一致。
兹将北周命数、章数、等数、旒数、服数列为下表：
表中阴影部分，用以表示诸臣冕服等级被压低的情况，也就是北周现行等级秩序被扭曲的情况。北周的九命官阶，形式上“宪章姬周”，其实只是九品官品的翻版，所以它真实体现了本朝的官爵高下、权责统属。“服周之冕”既然扭曲了现行等级，统治者便引入“服数”“等数”来弥缝其间，让其跟命数一致，还让旒数也跟命数一致，作为平衡。这样一来，在旒数、章数、等数、服数4项指标中，已有3项跟现行官阶即命数一致了，仅章数不一致而已。古礼所造成的诸臣章数扭曲程度，由此大为缓解，降低到原先的1/4。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二章第2节“说西魏北周的落后”。
黄永年先生指出，北周的政治形态比北齐相对落后，体现在文武不分途、奴婢制一度回潮等等方面，那是关中地区的民族背景造成的 。但是同时，胡风扑面的西魏北周，又有如此之高的改制热情，在冕服礼制上下了那么大功夫，也给了人们强烈印象。并不是所有偏居一隅的小政权，都有类似的改制热情的。孙吴没有，蜀国没有，东晋也没有。孙吴制度，大抵不过追随曹魏而已；蜀国自称继汉，在制度上无所作为；东晋呢？倒有减损官制礼制的做法。
那么，如何认识北周的改制热情呢？我们认为仍是大局势所促成的。南北朝已走出历史低谷，各政权均呈向上气象，投身于制度创新。在这时候包括“服周之冕”在内的“周礼”，在政治竞争中具有了特殊意义，所以由南北朝到唐中期，“古礼复兴运动”出现了又一高潮。南朝有宋孝武帝、宋明帝车服复古，梁武帝起用大裘冕，陈文帝制造五辂六冕的事件，北朝的魏齐也在古冕上花了功夫。面对一浪一浪的冕服复古，北周力图掀起一个最大的浪头来。偏处一隅的北周在“复古”上反而走得最远，是有意以高调的“周礼”标榜，弥补其偏处一隅的文化劣势。即便如黄先生所说，北周的文化制度水准比不上北齐、江左，但其高昂的创制热情本身，及其强烈的“正统标榜”“特色寻求”和“新政心态”，依然显示了那个政权的蓬勃活力。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
当然，北朝君臣的实际穿着，在多数时候是散漫而率易的。例如北齐，尽管制成《五礼》，纸面上的冠服井然有序了，但若非大礼，往往“各任所好”“一切通用” 。北周冕制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实行了多久，也有很大疑问。不过就算一纸空文，毕竟也是法令。那套恢宏繁复的冕服法令的出现，本身就有意义，对其结构和意图的辨析，也有意义。
《周书》卷七《宣帝纪》；《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王仲荦：《北周六典》，上册第206页。
周武帝577年灭齐，东西礼制得以充分交流。在直面北齐冠服的时候，北周冕服更显特别。周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陈寅恪先生云：“史载宣帝君臣服用汉魏衣冠者，乃不依后周先例服用摹仿礼经古制之衣冠，而改用东齐所承袭南朝北魏制度之意。” 王仲荦先生云：“按北周虽行《周礼》，君臣大礼服冕，以千载之下，而著千载以上之古衣冠，过于迂怪，故周宣帝又改用汉魏衣冠也。” 照两先生的说法，“服汉魏衣冠”乃是就放弃冕制而言的，原因是古冕“迂怪”。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隋初裴政奏：“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为质；迎秋平冕，用白成形。”可见北周的五色冕服，至少其中的朱衣朱冕和素衣素冕，在隋初仍被用于夏秋迎气之礼。那么由隋反推北周，五色冕服也应被北周使用过，而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冕服“迂怪”吗？我们知道，冕服其实是华夏衣冠，而且也是“汉魏衣冠”，因为汉魏也用冕。开皇初裴政指摘北周衣冠“迂怪”，其所指摘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加为十二”，即天子之服由《周礼》“九服”变成了十二服；二是“色应五行”，即青、朱、黄、素、玄诸冕含有五行因素。如此而已。服冕本身未必“迂怪”，但满朝古冕，还是有些“迂怪”的。周宣帝大象元年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那么群臣“服汉魏衣冠”应是服汉魏进贤冠的。然而另一些迹象透露，北周后期的天帝祭祀，仍用冕服 。
这种文武常服“冠形如魏帢”，其外观虽然类似魏晋王公中流行的幅巾，但实际应是突骑帽、乌纱帽、幞头一类。《隋书·礼仪志七》：“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著焉；相魏之时，著而谒帝。故后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开皇初，高祖常著乌纱帽，自朝贵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那么“冠形如魏帢”的文武常服，其实源于“突骑帽”“胡帽”。《周书》卷六《武帝纪下》建德六年（577年）：“初服常冠。以皂纱为之，加簪而不施缨导，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此事《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太建十年（578年）记作：“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幞发，仍裁为四脚。”后世以此为幞头之始。孙机先生认为幞头起源于鲜卑风帽，见其《从幞头到头巾》，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205页以下。周武帝的“常冠”与百官的“常服”应当使用于同样场合。但二者在用簪上似有区别，皇帝的常冠“加簪而不施缨导”，百官的“形如魏帢”之冠则“无簪有缨”。《隋志》又记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年）：“百官始执笏，常服上焉。宇文护始命袍加下栏。”由此又知道，北周常服用“袍”。那“袍”应该是鲜卑式的圆领或交领缺骻袍。《续高僧传》卷二五《感通上·释慧瑱传》：周建德六年（577年）“忽见一人形长丈余，美须面，著纱帽，衣青袍，九环金带，吉莫靴”。《历代高僧传》，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649页中栏。孙机先生云：“这套妆束正与北齐无别。北周称这种服式为常服。”《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前引孙书，第202页。与“吉莫靴”相配的袍，应是鲜卑袍。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元刊梦溪笔谈》卷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
《隋志》又记，北周“后令文武俱着常服，冠形如魏帢，无簪有缨”。“冠形如魏帢”的常服，也许来自胡服，它跟皇帝的“常冠”用于同类场合；皇帝的“常冠”则是幞头之类，幞头源于鲜卑风帽。北齐官贵本来也是类似打扮，在北周“文武俱着常服”之后，东西两政权的常服就差不多少了 。唐朝的官贵常服，更准确地说是燕服，依然如此。原始意义的“汉魏衣冠”，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 。那么我们推测，在周宣帝以后，北周元会朝贺等大礼用“汉魏衣冠”，其余场合用“常服”，祭祀依然用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