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11章。
随着历史车轮驶入统一时代，进入隋唐，帝国制度便呈“百川归海”之势，江左、北齐与北周的“后三国”制度被熔铸一炉了。当然那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来自各方的制度因子汇聚鼓荡，经常造成制度的“此起彼伏”。这种制度的起伏在隋朝特别明显。例如隋朝位阶，频繁做大幅度的动荡摇摆 。王朝礼制因有经书可依，足以减小波动幅度；但因三国差异、经注分歧及政治动态，起伏波动仍然不可避免。
隋朝冕制变迁的趋势，可以概括为二，第一是上承北周又向《周礼》回归了，由此可以为南北朝隋唐“制度源流”问题，提供新的思考判断；第二则是远离《周礼》，向汉明帝的“六冕同制”回归了。读者肯定觉得这两点是彼此矛盾的，然而事情本身就是那样子的，只能那么概括才成，随后第1节将为之提供具体说明。第2节涉及冕服与权力，包含着两个话题。一个是皇帝是否服鷩冕以下，一个是皇太子服不服衮冕。从第3节对“重行”与“小章”的考察，将展示一种服章排列之法，它使服章的“数字化”运用达到顶点。下面逐节讨论。
1.
隋朝冕制与“制度源流”问题
据《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指示“祭祀之服，须合礼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裴政随即指摘北周“舆辇衣冠，甚多迂怪”，“既越典章，须革其谬”。隋文帝“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又同书卷八《礼仪志三》记开皇初定典礼：“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这些记载都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大隋王朝刚开张，北周舆服就被当废品处理了，东齐之制取而代之。不过详审其事，至少冕服方面还不完全如此。
先据《隋书·礼仪志七》，列出开皇初“将改周制”后所定冕制：
据表，首先可以判断开皇冕服向《周礼》回归了，“回归”是就北周的“创造性发展”而言的，北周自作心裁的庞大冕服体系被抛弃了，转而靠近《周礼》原文。衮冕、鷩冕、毳冕、槃冕，都是《周礼》概念，其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之数也都合乎《周礼》及郑玄注。隋朝的槃冕源于北周绣冕，也就是《周礼》中的 冕。“槃”是刺绣的意思。释“ ”为绣，也是采用了郑玄经说。虽然表中没看见大裘冕与玄冕，但用了《周礼》六冕之四，比起此前历朝，开皇冕制与《周礼》六冕是更接近了。隋文帝所指示的“祭祀之服，须合礼经”，“礼经”就是《周礼》，奉命落实圣旨的大臣照办了。
若再换个角度，用开皇冕制比较北周、北齐和梁陈，又可以说开皇上承北周。北齐皇帝不用九章，也没有五章、三章之冕。梁武帝有大裘冕，其衮冕为十二章。陈朝有六冕，因未用于祭祀，可忽略不计。而北周及开皇的皇帝衮冕都是九章，忠实遵循郑玄，皇帝宁可屈尊也不用十二章。再从章目看，北魏北齐的十二章章目用《伪孔传》，无宗彝，分粉、米为二；梁陈及北周的十二章章目用郑玄，有宗彝，华虫、粉米各为一章，隋开皇章目与此相同。还有，开皇冕制中没有大裘冕、玄冕，其实也是受了北周的影响。大裘冕在北周繁衍为苍冕、五色诸冕及象冕了，玄冕改列于五色冕中，所以皇帝不用大裘冕，臣下不用玄冕。隋初废掉了苍冕、五色冕及象冕，但一时没想到把大裘冕、玄冕给恢复了，所以在开皇冕制中，最高的是衮冕，最低的是槃冕。
再次，在五等爵的冕服等级上，开皇制度上承北周。开皇冕制，公侯伯子男分别使用九旒、八旒、七旒、六旒、五旒，分五等而不是三等；而北周公侯伯子男的冕服，也是各成一等，合为五等的。梁陈、魏齐则没有五等爵分等服冕之制。
再次，开皇冕制中天子衮冕只有九章，但又是暗用十二章的，因为开皇冕制把北周的“重—等”故伎重演了。据《隋志》，开皇天子衮服“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由此多出了三章，形成“十二等”。虞世基把“重—等”说成是隋朝新创的，不是数典忘祖，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1]。再看开皇冕制中的诸侯冕服，公九章、侯伯七章，但又一为七章八等，一为七章七等；子男同为五章，但又一为五章六等，一为五章五等。旒数也跟等数相同。“重—等”之法用于五等爵，也是上承北周的。
再次，隋朝不是指定某些官职如三公、九卿服冕，而是让诸臣依官品服冕，三四五品官都可以使用冕服，冕服使用范围大为扩展了（当然使用场合有限制）。而那个做法是北周首创的，依据的是“大夫服冕”的周朝古礼。北周的服冕下限是下大夫，下大夫四命，相当官品六品。而梁陈、北齐的服冕下限是九卿，九卿官品第三；而且是按职务服冕，只让助祭的公卿服冕，却不是所有三品以上官都服冕。从三公九卿服冕，到官僚依官品服冕，这个并非无足轻重的变化，以北周为始，为杨隋所继承。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再次，周、隋两朝，都遵循着郑玄的“以爵不以命数”的原则，让诸侯居诸臣之上。开皇官品，开国公侯伯子男在一到五品 ，四品之子、五品之男可以服毳冕五章，三四五品的官员却只服槃冕三章，以“爵”居“官”上。而北周的冕服安排，恰好也是如此，也是“以爵不以命数”，以“爵”居“官”上的，就连九命三公也只服火冕六章，参看前节。开皇冕制的三四五品官同服槃冕三章，实际来自北周的上中下大夫同服绣冕三章之法。三品官是九卿的品级，北齐九卿服六章，陈朝卿大夫服七章，都比周隋的三章为高。
最后还有一个细微之处：开皇冕服，槃冕三章之下就是爵弁，那也同于北周，北周绣冕三章之下就是士之爵弁，而不是《周礼》玄冕。北周那么做，是因为玄冕另有用途，玄冕被另用在青、朱、黄、素、玄五色冕服中了。
把上述诸点列表显示，开皇冕制脱胎于北周的痕迹，就一目了然了：
续表
《隋志》云：隋文帝“元正朝会，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庙，尽用龙衮衣。大裘毳槃，皆未能备。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大裘毳槃，皆未能备”是说隋文帝没有备齐六冕，只用衮冕一冕，无大裘冕，毳冕、槃冕都是臣下用的，皇帝不用。平陈后掳获了陈朝六冕，“衣冠法服，始依礼具”了，但只藏在御府而不穿不戴，也没有列入法定冕服。所以“北周因子”对隋初冕服的影响，依然大于南朝。至于北齐冕制，即便开皇冕服对之有所取裁，最多也就是外观方面[2]。所以开皇礼“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的论断，至少不适合冕服之礼。
参看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台湾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进入隋朝，北周六官就被罢废。罢废六官，是“隋唐不用北周制度”之说的最强硬证据。隋廷排斥北周制度的姿态，我们认为也出于“新政心态”：既已夺人天下、“城头变换大王旗”了，总得有个说法以服人心吧？指摘前朝秕政、贬斥前朝弊制，就是取而代之的堂皇理由。西魏中期后，汉族势力逐渐遭到压抑，所以他们在周末变局中，转而积极支持杨坚 。指摘前朝、宣示“新政”，也符合那批汉族官僚的心理。周家的制度太糟糕，证明宇文氏没有执政能力，所以要我们杨家来革故鼎新。“汉魏”“东齐”及“周礼”什么的，被用作“新政”金碧辉煌的包装纸。
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10章第5节“官阶制与南北朝隋唐制度源流问题”。
但那些“北周特色”的制度，被隋廷全部清除干净了吗？周隋冕服的上承下效关系，以及更多生活经验都告诉人们：“说法”与“做法”是有距离的。标榜废北周之礼，不等于北周之礼尽废；标榜“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不等于东齐之法悉用；标榜“依汉魏之旧”，也不等于隋官隋礼真就同于汉魏了。隋朝官僚的实力派来自北周，东齐和南朝的新加入者不怎么得势；北周制礼者的子弟门人，在隋唐政界学界仍处要津；一整套北周旧制，也很难像一盆水似的一泼了之，转眼间“旧貌换新颜”。北周冕制遵循《周礼》及郑玄注，而隋朝制礼者也不打算浪费了“周礼”的号召力。南北朝后期经学，已略有“宁道周孔误，讳言服郑非”之风了，所以郑玄的招牌不能丢。唐初冕服依然从郑（详见第十章第1、2节），这一点周隋唐一脉相承。隋初对北周官制礼制的排斥姿态，轻易遮掩了周制与隋制间的连续性，只有详考其制，才能发现实不尽然。至今学者对南北朝隋唐兵制、爵制、法制、官制源流的研究推进，还有笔者在官阶制上的研究推进 ，都显示隋唐制度含有众多北周“因子”，或周隋唐一脉相承处。“隋唐礼制不取北周”或“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的误解，理应放弃了。
《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
隋朝源于北周，为什么又不惮标榜和取材“东齐”呢？其原因是“统一意识”的逐渐强化。周武帝灭齐之后，东齐之地亦帝国之地，东齐之民亦帝国之民。陈朝偏处一隅，北强南弱，历史将以北朝为“出口”而走出低谷、走向统一，已成定局。这时候“统一意识”就鲜明起来了。隋廷指斥三方政权的官制礼典之失，又不惮兼采三方，几次制礼工作都显示了“海纳百川”的气魄。“于时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 “后三国”时代的“特色寻求”，悄然退场。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隋文帝诏：“祭祀之服，须合礼经。”此句《资治通鉴》作“隋诏郊庙冕服必依礼经”。《隋书》卷四九《牛弘传》牛弘议：“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开皇元年（581年）二月：“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同书卷十二《礼仪志七》裴政议：“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著帻者，任依汉晋”；同书卷二六《百官志上》：“高祖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同书卷二八《百官志下》：“开皇中，以开府仪同三司为四品散实官，至是改为从一品，同汉魏之制”；同书卷六十《崔仲方传》：崔仲方“又劝上除六官，请依汉魏之旧。上皆从之”。
隋朝制度取法北齐、梁陈，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关部分。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隋朝君臣规划制度时，被宣称用为参考者大致有四：第一是礼经之说 ，第二是“汉魏之旧”或“汉晋之法” ，第三是北齐制度，第四是南朝制度 。同时，北周旧制或被直接承用，或曲折发挥着影响，又构成了影响隋唐制度的第五个因素。以上诸端，就是隋朝礼制的五个依据和来源。陈戍国先生先有了类似说法：“陈寅恪先生曾畅论隋朝礼仪的三个来源（唐礼亦然），我们认为有必要做出补充。寅恪先生说到的三个来源之外，隋朝礼仪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南北朝之前的古礼（汉晋礼仪与先秦礼制）。” 我们参考陈戍国先生这个提法，另作“隋唐制度五源说”，即把北周与南朝、北齐、汉晋和古礼五者，都看成隋唐制度的来源。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再度“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而且比开皇那次更为认真。根据《隋书·礼仪志七》，其时所定冕服等级，略如下表：
面对此表，我们更怀疑“北周复古至隋而止”的说法了。开皇制度没有大裘冕、玄冕，比《周礼》六冕少了两冕，而大业制度均予补足，使之齐备。因北周冕制自有创造，陈文帝六冕只用于皇帝自娱，那么就可以认为，自《周礼》成书之后，直到隋大业年间，中国王朝礼制才真正把六冕原样备齐了！大业冕服之法，梁陈没有，北齐没有；其蓝本是《周礼》及郑玄注，其“服周之冕”的动力则来自北周。把六冕补足备齐之举，是北周“周礼复古”路线的延伸和继续。
大业舆服改制之时，君臣们对古制做了全面梳理推敲，其时所参考的古籍历历可见，班班可考。前面所揭举的隋朝礼制之五源，在大业舆服的参考书上，充分反映出来了。据《隋书·礼仪志七》，其时所参考的古籍，经传类的有《周礼》《仪礼》《礼记》《礼·含文嘉》《古文尚书》《诗》《大戴礼记》等；小学著作有《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广雅》等；先秦古书有《逸周书》《尉缭子》等；两汉魏晋南朝的学人著作有伏生《尚书大传》《淮南子》、刘向《五经通义》、班固《白虎通义》、许慎《五经异义》、蔡邕《独断》、阮谌《三礼图》《士燮集》、傅玄《傅子》《晋太常卿挚虞集》、雷次宗《五经要义》、徐爰《释疑略》《释问》等；典志故事类有《汉杂事》、应劭《汉官》、董巴《大汉舆服志》《魏台访议》、徐广《车服杂注》《晋令》《晋中朝大驾卤簿》《晋咸康元年故事》《晋东宫旧仪》《晋公卿礼秩》《宋起居注》《梁令》等。此外被引述的学者，还有张衡、孙叔然、郭璞、蔡谟等人。我想这就足以显示，礼书，以及汉魏晋学人著述、汉魏故事典章，都是大业舆服之所本；“宪章古制，创造衣冠”并非虚辞，用“百川归海”来形容隋廷创制，不算过分。
[1]《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大业年间虞世基有言：“后周故事，升日月于旌旗，乃阙三辰，而章无十二。但有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与三公不异。开皇中，就里欲生分别，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为十二等。”然而同书《礼仪志六》记载得明明白白，北周皇帝的衮冕九章，已经是“衣重宗彝”“裳重黼黻”了。不知道虞世基为什么会那么说？按上引《隋志》虞世基语中的“华虫作绘”一句，“作绘”二字当删。虞世基随后又说：“今准《尚书》：予欲观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绣。”标点从中华书局本，然而它本应这样标点：“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绣。”虞世基称引的不是《尚书》孔注而是郑注，那么就应按郑玄的“衣绘裳绣”之义标点。虞世基又说：“今并用织成于绣，五色错文。准孔安国，衣质以玄，加山、龙、华虫、火、宗彝等，并织成为五物；裳质以 ，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这里的标点也有问题。这么一标点，“衣质以玄……”以下就成了“依孔安国”的了，可那明明是郑玄的衣五裳四之说，《伪孔传》十二章是没有宗彝的。正确的标点应该是：“今并用织成于绣，五色错文，准孔安国。衣质以玄……”证以《尚书·益稷·伪孔传》：“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此即虞世基之所本。伏生《尚书大传》说诸章都是纯色，孔安国则认为诸章都是五彩的，而虞世基建议以孔安国为准，用五彩。
[2]据《隋书·礼仪志七》，北齐的皇帝冕服形制，是平冕、黑介帻，垂白珠十二旒，饰以五采玉；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黈纩，玉笄；衮服为皂衣绛裳，裳前三幅，后四幅，织成为之，用十二章，缘绛中单，织成绲带，朱绂，佩白玉，带鹿卢剑，绛袴袜，赤舄。而开皇的皇帝衮冕，是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黈纩充耳，玉笄；衮衣为玄衣 裳，衣用五章而裳用四章；衣，褾领，织成升龙，白纱内单，黼领，青褾、襈、裾；韨随裳色，用龙火山三章；朱袜，赤舄，舄加金饰。那么开皇冕服的外观，除章数不同之外，跟北齐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的。
2.
“自鷩之下，不施于尊”与皇太子“谦不逼尊”
隋朝“制礼作乐”时兼综诸源。当然在诸源之间，隋廷君臣仍是要剪裁取舍的。《周礼》六冕至大业而备，然而种种的调整损益，又使《周礼》六冕似是而非了。由此又有了第二种趋向，远离《周礼》而回归于汉明帝“六冕同制”的趋向。这是就隋朝冕服用“单列式”不用“多列式”，远离了《周礼》“如王之服”精神而言的。
从《周礼》六冕来看，东汉以来，除北周之外，各朝皇帝都不用衮冕以下诸冕，是为“单列式”结构。而当皇帝所服之冕增多，冕服等级列表就会增加若干纵列，由“单列式”变成“多列式”结构了。在这时候，就可能出现“君臣冕服倒置”问题，即，若皇帝冕服依典礼等级而变，臣下的冕服却不依典礼等级而变的话，则在低级典礼上，臣下冕服就将高于皇帝。南北朝时，随郑玄的冕服理论日益为时所重，那个“隐患”逐渐被人注意到了。学者崔灵恩就曾提出过应对之策，详见本书下章。
北周君臣各有很多种冕，是为“多列式”。其时天子按典礼等级服冕，又没规定臣下冕服随之而变，那么就该按官阶服冕了。皇帝最低等的冕是鷩冕七章，用于“群祀、视朝、临太学、入道法门、宴诸侯与群臣及燕射、养庶老、适诸侯家”等等礼节，这时候诸公的衮冕九章、诸侯的山冕八章，都比皇帝为高；就是诸伯的鷩冕七章，也跟皇帝平等了。北周君臣对此作何观感呢？是漫不经心还是感觉别扭？因史料阙如，详情莫明。
由隋炀帝的大业冕服表可知，大业的冕服结构是多列式的，也就是可能导致“君臣冕服倒置”的。不过隋炀帝对服冕规则，另有补充规定。《隋书·礼仪志七》：“礼自玄冕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节级服之。开皇以来，天子唯用衮冕，自鷩之下，不施于尊，具依前式。”“礼自玄冕以上……节级服之”一句说的不是隋冕，而是郑玄所释周冕，它蕴含着“君臣倒置”的可能性。隋炀帝所决定“具依”的“前式”，是开皇初年隋文帝的如下旨令：“其郊丘庙社，可依衮冕之仪。”此即“天子唯用衮冕，自鷩之下，不施于尊”。只要“天子唯用衮冕”，不服鷩冕以下，冕服结构就只能是“单列式”的，从而消弭了“君臣冕服倒置”的可能性。大业冕制复古，从理论上说皇帝分服六冕，形成“多列式”；但隋炀帝又决定“具依前式”，沿用开皇唯用衮冕、不服鷩冕以下的“前式”，这就让大业六冕变了质，把大业冕制拉回到“单列式”了。总之，无论开皇冕制还是大业冕制，都是“单列式”，都不会导致“君臣冕服倒置”。所以我们说，隋冕的又一个变化趋势，就是由北周“多列式”向汉明帝的“六冕同制”回归了，从而又远离了《周礼》六冕。问题的关键仍是一个“尊”字，“自鷩之下，不施于尊”，是为了防止臣下诸冕凌驾于“尊”。
承华门在东宫，是东宫代称，参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宋书》札记·承华门”条，第164页。
《梁书》卷二一《张充传》，系张充《与王俭书》中之语。
此期东宫官属及兵卫配置，可参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65页以下。
《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资治通鉴》卷一二七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
下面再看皇太子的冕服安排，它同样涉及了“尊”的问题。太子如何服冕，各政权变化无常。《周礼》本无太子之礼，那是与周代贵族政治相适应的。贵族政治下，太子没有太特殊的地位。而帝制时代皇权大大强化，太子作为皇储、作为专制权力的法定接班人，其特殊地位就须给予特殊保障了。汉朝尚处帝制早期，受周制的传统影响，太子的特殊礼制一时并不突出。到了魏晋南北朝，储君问题前所未有地敏感起来了。门阀的煊赫使皇室相形失色，政治动荡带来了皇统的不稳，保障储君就成了当务之急。东宫之重，是中古时代的突出现象。曹操确定曹丕为继承人，随后就有一批名士被罗致于五官中郎将的幕府之中。西晋东宫名流荟萃，师傅侍从员额剧增。自此以下，士人以“振缨承华”“参务承华”为荣 ，即以入仕东宫为荣。“早遇承华”成了称道他人仕途通达、早入东宫之词 。西晋时的东宫设有五个卫率，精兵竟达万人。宋武帝再度加强东宫兵力，在二卫之外又添置太子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宋文帝又着手增加东宫兵员，“至实甲万人” 。太子听政、监国之事，在秦汉非常罕见，在南北朝则时时而有之。萧梁让昭明太子萧统省理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 ；北魏太武帝让皇太子拓跋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拓跋晃所言“军国大事，多见纳用” 。让士人与太子建立直接关系，以及直接加强东宫兵卫的做法，其实是一种非法制化的皇统保障措施，它将增加政治的个人性、随机性与不确定性，不无饮鸩止渴的意思。刘宋皇帝着意强化东宫，反而招致了太子刘劭弑父篡位的恶性事件，随后孝武帝不得不反过来削弱东宫，胡三省评价说：“惩元凶刘劭之祸也。” 皇帝既得防范儿子的皇位给别人抢了，儿子被别人杀了；又得防范自己的皇位给儿子抢了，儿子把自己杀了。瞻前顾后，权衡利弊，煞费心神。
这一背景下的太子服冕，就不仅仅是礼制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在十六国前燕，有人说太子礼遇偏低，“礼卑逼下”，建议让太子服衮。燕主慕容 的回答是：“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级逼上，未可行也。”[1]如果让太子用衮冕九章九旒，那么距离皇帝的冕服只一步之遥，是所谓“超级逼上”了。又怕“礼卑逼下”，又怕“超级逼上”，就是太子冕服安排的两难所在。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其时的皇太子，就是后废帝刘昱。《宋书》卷九《后废帝纪》：“（泰始）六年（470年）出东宫。又制太子元正朝贺，服衮冕九章衣。”
魏晋两朝，都没有太子服冕朝贺之制。到了宋明帝时，丘仲起、陆澄等建议让太子在朝贺时服冕，其根据是《周礼》中的公爵拥有者可以服衮入朝。经皇帝采纳，太子朝贺服冕一时成为制度 。然而萧梁又废除了那个做法，“嫌于上逼，还冠远游”。北周皇太子朝贺，可用衮冕九章。
《隋书·礼仪志七》：“开皇中，皇太子冕同天子，贯白珠。及仁寿元年（601年），炀帝为太子，以白珠太逼，表请从青珠。于是太子衮冕与三公、王等，皆青珠九旒。旒短不及髆，降天子二寸。”
隋文帝时，太子用衮冕九章九旒，其旒玉最初用的是白玉珠，同于天子而异于三公、诸王。三公、诸王虽然也是九章九旒，但用的是青玉珠。这个细微安排，用来显示太子地位略高，及太子与皇帝“父子同体”。但到仁寿年间杨广做太子的时候，因太子的白玉珠与皇帝相同，其势“太逼”，又改成青玉珠了，冕旒长度也比天子短了二寸 。
大业中牛弘再度提出，让皇太子在冬正大朝时服衮，君臣为此展开了一番讨论：
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
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谒，著远游冠，有何典故？”
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寻古之公侯，尚得服衮，以入朝见，况皇太子储副之尊，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古章。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位为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礼绝群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谓衮冕之服，章玉虽差，一日而观，颇欲相类。臣子之道，义无上逼。故晋武帝太始三年，诏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内之服，四年又赐赵、燕、乐安王等散骑常侍之服。自斯以后，台鼎贵臣，并加貂珰武弁，故皇太子遂著远游冠，谦不逼尊，于理为允。”
帝曰：“善。”竟用开皇旧式。（《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王仲荦先生云：“（北周）太子朝贺，皆衮冕九章服。《隋书·礼仪志》云：‘开皇初，许善心曰：皇太子储副之尊，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北周六典》，上册第195页。按，许善心的话是在大业初年说的，不在开皇初年；“皇太子储副之尊，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是许善心引述刘宋丘仲起的话，不是许善心本人的话。王先生所言小疏。
面对牛弘之奏请，隋炀帝却转脸去问许善心，问他太子朝贺戴远游冠是怎么回事儿；许善心心领神会，马上博举前朝故事，并献上了“谦不逼尊，于理为允”之见。隋炀帝欣然称善，“竟用开皇旧式” 。尽管太子配备了衮冕，但其使用场合却受限制，最隆重的冬正大朝不让戴。
此处参考李树桐：《唐代皇位继承之研究》，台湾《史学集刊》1972年第4期；王超：《唐朝皇帝制度的发展与完备》，《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之研究》，《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以下；徐乐帅：《唐代皇位继承不稳定的原因及其影响》，收入张国刚主编：《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以下。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第43页。
有人认为，隋廷不肯依《周礼》让太子服冕朝贺，意在排斥北周，因为北周是允许太子服衮入朝的。这个解释不够切近，而是有失迂远了。隋炀帝杨广不会忘记自己是如何夺嫡取代的，两相权衡，他认为不令太子“逼尊”更为可取。再展望唐高祖与唐太宗的父子关系，未雨绸缪更不是杞人忧天了。魏晋南北朝皇权低落，皇统经常发生变故。北方游牧民族的“强者为王”风习，影响了北朝皇位继承制度，那影响延续到了隋与唐朝前期。对此学者已有了不少讨论 。陈戍国先生指出：“隋朝舆服制度对皇太子限制颇严（如不得服衮冕），原因是‘臣子之道，义无上逼’，唯皇帝为独尊。应该说对皇太子的限制符合其时礼制精神，但隋朝此制实与杨勇、杨广及其周围的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有关。” 其说甚是。唐王朝对太子冕服仍有特殊安排，衮冕九旒一级专门保留给皇太子了，详见下章。总之，南北朝隋唐时太子的冕服之所以一度成为敏感问题，是时代政治特点造成的。
[1]《晋书》卷一一〇《慕容 载记》。
3.
“重行”与“小章”
开皇冕制，天子衮冕只有九章，那是沿用北周旧法，反映了在“复古”大气候下，隋初朝廷决意恪守《周礼》郑玄注。然而天子只用九章，不用十二章的做法，既不合乎中国政治精神，又不合乎中国文化精神。大业年间君臣探讨服制时，虞世基对这一做法正式提出质疑，语见《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后周故事，升日月于旌旗，乃阙三辰，而章无十二。但有山、龙、华虫作绘（按“作绘”二字衍）、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与三公不异。开皇中，就里欲生分别，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执谦，不敢负于日月，所以缀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衮衣，章乃从九。但天子譬日，德在照临，辰为帝位，月主正后，负此三物，合德齐明，自古有之，理应无惑。周执谦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于夏制。
虞世基觉得，后周天子衮服只九章，跟三公分不开了，好生难堪；开皇中采用“重—等”之法，凑成十二等，但那也不合礼法，于经无据；郑玄所说的“周九章”是“谦道”，咱们大隋是用不着墨守周制的，而应取法虞夏，径用十二章；日、月、星辰是皇权的神圣象征，理应用之无惑。
虽然虞世基义正词严，但径用虞夏十二章也有问题。周隋两朝皇帝都曾为“周礼”而屈尊；若骤然改法虞夏，很可能有“冒进”之嫌，也会浪费郑玄的文化号召力。那怎么办呢？虞世基很机灵，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于左右髆上为日月各一，当后领下而为星辰，又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衣质以玄，加山、龙、华虫、火、宗彝等，并织成，为五物；裳质以 ，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数，此为九章，兼上三辰，而备十二也。
虞氏的意思是这样的：把日、月、星辰三章另行画在肩膀上和后领下，而用衣五章、裳四章来牵合郑玄之说。那么，这到底是九章还是十二章呢？虞世基故意打马虎眼，“此为九章，兼上三辰，而备十二”的提法模棱两可，你说是九章也成，说是十二章也成，两头儿堵。“衣裳通数”即只计算衣裳上“重行”排列的服章，那只有九章，九章是姬周之制；若把左右髆的日月和后领下面的星辰也算上，就有十二种服章，十二章是虞夏之制。
南朝梁武帝的衮冕十二章，对日月星辰三章也做了特殊处理。具体办法是日月星辰为一组，衣五章为一组，裳四章又为一组，以兼顾虞、周。参看本书第七章第3节。虞世基的灵感火花，是从梁武帝那儿擦出来的吧。总之，大业衮冕明为九章，实为十二章。周与隋初囿于《周礼》，天子不敢使用日月星辰，只能用“衣重宗彝，裳重黼黻”来凑“十二”之数，颇有偷偷摸摸之感，皇帝大概很不爽。隋炀帝则以虞世基之议，给冕服重新添上了日、月、星辰三章，同时又把那三章另计，仍在装模作样地显示“从周”、崇郑。再后来，李唐君臣就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日、月、星辰三章仍照虞世基的办法处理，但径直说成衮冕十二章，衣八而裳四，参看本书第十章。
在虞世基的建议中，还有“又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一条。还有他追述的开皇冕制中，也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鷩服用七”的做法。他所说的“重行”，又是什么东西呢？按，虞世基批评了北周的“重—等”之法，说是“重此三物，乃非典故”，“重用宗彝，又乖法服”，那么“重行”显然就不是北周“重—等”，而是一个新鲜玩艺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重行”加以考察。这“重行”还涉及了所谓“小章”，事关此期服章理论的又一进步。
“重行”是什么意思呢？所谓“重行”，就是“分行重复使用服章”的意思。今天的语言习惯是横者称“行”，竖者称“列”；但虞世基所谓“行”却是竖行，相当今天所说的“列”。以开皇冕制的“衮服用九，鷩服用七”为例：衮服自山龙以下九章，自上而下排成9个竖行，每行同一服章罗列9个，共81个服章。鷩服与之相似，华虫以下7个服章，自上而下排成7个竖行，每行同一服章罗列7个，共49个服章。至于虞世基所建议的“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就是山、龙以下九章各成一行，共9个竖行，每行同一服章罗列12个，共108个服章。示意如下：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龙 山 华虫 火 宗彝 藻 粉米 黼 黻
这是一个“方阵”式的服章排列。如此理解“重行”，有足够证据吗？有。我们可以从后代制度反推杨隋。请看：
1.唐：十二章……自山、龙以下，每章一行为等，每行十二。（《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
2.宋：十二章……山、龙以下，每章一行，重以为等，每行十二。（《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宋太祖建隆元年太常礼院言）
3.辽：十二章……龙、山以下，每章一行，行十二。（《辽史》卷五六《仪卫志二》）
4.金：衮……正面日一、月一、升龙四、山十二，上下襟华虫、火各六对，虎、蜼各六对。背面星一、升龙四、山十二，华虫、火各十二对，虎、蜼各六对。……裳……绣藻三十二、粉十六、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中》）
原作“粉米一”。中华书局本《元史》无校。“粉”后应夺“一”字，参看前条《金史·舆服志》“粉十六、米十六”一句。
5.元：衮龙服……星一、日一、月一、升龙四、复身龙四、山三十八、火四十八、华虫四十八、虎蜼四十八。裳……凡一十六行，每行藻二、粉[一] 米一、黼二、黻二。（《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首先第1、2、3条显示，唐宋辽三朝都沿用了隋朝的“重行”之法，都是“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的。
再看第4条《金史·舆服志》。衣之正面，日一、月一、升龙四，山十二，合计18个。上下襟“华虫、火各六对，虎、蜼各六对”，“各六对”就是各12个，称“对”大概是因为排列方式变了，与唐宋不同了。华虫、火、宗彝（虎、蜼）三章既各六对，那么合计36个服章。衣之背面，星一、升龙四、山十二，共17个服章；华虫、火各十二对，宗彝（虎、蜼）六对，合计60个服章。下裳的藻、黼、黻各32个，粉米16个，合计112个服章。衣、裳的服章合计，共243个。再看第5条《元史·舆服志》，所叙服章的分布与金相似，衣有服章193个，裳有服章112个，合计305个。
金元的服章记录，让“重行”之法是什么大为清晰了。金元的做法肯定来自唐宋，尽管其排列方式和“行”的概念看上去有所变化。金朝冕服的正面有“升龙四”，而观察宋初聂崇义《三礼图》中的衮冕图，恰好能判断出正面有“升龙四”来。那么反观隋制，开皇冕制的“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大业冕制的“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都应当理解为同一服章9个或12个排成一个竖行。
宋濂：《章服议》，《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湾世界书局1990年版，第410册第235-236页；《名臣经济录》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3册第540页下栏；《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9页。
明初宋濂曾提到这么一件事：“歙儒有议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龙山华虫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则五列也，四章则四列也。”宋濂赞同那位“歙儒”的看法：“窃按唐制，衮服之冕衣绘而裳绣，自山、龙而下，每章一行为等，每行十二。夫‘行’犹‘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为十二，则公之服似可以类而推。” 宋濂说得很对，而且指出了“每行十二”的“行”相对于后人所说的“列”。
恽敬：《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4页；《丛书集成新编》，第48册第14页以下。
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卷二，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396页。
清人恽敬也讨论过各朝“重行”问题：“每行十二，言横之行也；每章一行为等，言纵之等也。自山龙以下得九等。盖唐制与后周十二等不同，而同于隋。” 孙机先生注《唐志》，就引用恽敬之言，去解释“每章一行为等，每行十二” 。现将恽敬所制的示意图选择两幅，提供于此以供参考：
图22 恽敬《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选图
（恽敬：《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17页）
不过恽敬又说：“汉晋宋三朝皆十二章，《志》不言行与等，当以《隋志》及《唐志》推之”；“又案世基奏‘汉、晋以来率皆如此’，知后周亦每章十二为行矣”。恽敬似乎认为，汉晋以来一直都用“重行”。对这个说法，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
第一，《隋志》所记虞世基的“汉、晋以来，率皆如此”之语，其实只是就“衣褾、领上各帖升龙”而言的，不是指“重行”之法。恽敬恐怕错会了，不能据此判断汉晋以来都是“每章十二为行”。“以《隋志》及《唐志》推之”，也是不妥当的。
第二，南朝萧梁的王僧崇称，其时三公祭服“衣身画兽，其腰及袖，又有青兽，形与兽同，义应是蜼，即宗彝也。两袖各有禽鸟，形类鸾凤，似是华虫”。参看本书第七章第3节。“兽”就是虎、蜼，身上、腰上、袖上都有，不止一处；华虫之章，也同时见于两袖。那么至少，宗彝、华虫两章确实不是单个使用的。不过从王僧崇的话中，看不出排列整齐、形成方阵的“重行”来，服章分布是很随意的。就目前材料看，我们不认为南朝有“重行”之法。
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三《祭服·乘舆服》，《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290-291页；又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49页。宋人也引述过这段话，如《太常因革礼》卷二四《舆服四》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太常礼院奏引《郊祀录》。《宛委别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册第315-316页。
第三，唐人王泾《大唐郊祀录》：“龙、山以下每章一行，重为等，每行十二。《三礼图》：‘凡章文，参错满衣裳而已，不拘其数。’崔灵恩云‘各画十二’焉，亦取法则天之大数。” 王泾所引述的《三礼图》和崔灵恩，透露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通礼类》辑有一卷，题云：“盖郑注三礼，遂为之图，阮复因郑图而修之，故世之称阮谌《三礼图》，而《隋志》推本而题之也。”王利器先生相信郑玄曾经作过《三礼图》，见其《郑康成年谱》，第237页。但四库馆臣云：“然勘验《郑志》，玄实未尝为图，殆习郑氏学者作图，归之郑氏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册第450页。《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恕传》注引《阮氏谱》：“谌，字士信，征辟无所就，造《三礼图》传于世。”《宋史》卷四三一《儒林聂崇义传》：“陈留阮士信受《礼》学于颍川綦册（册当作毋，参看校勘记）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按《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隋朝大业定冠服，多方参考《礼图》。而《礼图》所涉冠弁多系汉制，可见《礼图》确实有“多引汉事”的情况。关于《三礼图》，又可参看李学勤、吕文郁主编：《四库大辞典》“三礼图”条，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
王泾所说的《三礼图》，指的是汉末阮谌所作的那部《三礼图》。后人评价其书“多不按礼文而引汉事” ，那么其中所说的“章文，参错满衣裳”，也应该是东汉冕制，至少是接近于东汉冕制的。“不拘其数”暗示我们，东汉冕服上的服章，某一种服章可能用了很多个，然而其排列样式是“参错”的，而不是方阵式的；所考虑的只是让“章文，参错满衣裳”，只是让各个纹样分布美观协调，却不含“数理逻辑”。根据《三礼图》所说的“不拘其数”，我们推测汉冕并无“重行”之法。
《宋史》卷四三一《儒林传》聂崇义称：“自《义宗》之出，历梁、陈、隋、唐垂四百年，言礼者引为师法，今《五礼精义》、《开元礼》、《郊祀录》皆引《义宗》为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