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冕服复古与君臣冕服冲突的解决
从南北朝到隋唐三方归一，帝国体制在蓬勃复兴，稳步走向今人所谓的“盛世”。在政治复兴的激励下，唐前期的制度史上“周礼”与《周礼》的感召力并未骤减。好比终于从棚户搬进高楼了，对装潢修饰、家具摆设等等，人们兴趣盎然。“盛世复礼”的时代氛围，为冕服规划上的“宗经”“复古”热情保温；唐初冕服，沿着北周与隋的《周礼》“六冕”路线继续前行。古冕的使用场合增加了，服冕者的队伍扩大了，中国礼制史上的奇特现象——“君臣冕服等级倒置”，也在唐初冕制中发生了。
但随着时光流逝，政治文化气氛发生了变化，制礼作乐的立足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帝国的文化政策方面，通过标榜“宗经”“复古”来争取文化号召力的，强化王朝正统性的必要性，逐渐下降了。人们开始用政治理性的实用眼光来打量古制古冕，在这时候，数千年前的古冕与现行等级秩序不合之处，便在眼帘中鲜明起来了。唐高宗时，大臣对六冕及《周礼》公开质疑发难。人们开始基于“尊君”“实用”的考虑，立足本朝“国情”，对六冕制度做新的调整修饰。
自汉以来，“古礼复兴运动”曾多次涌起波峰，南北朝隋唐的礼制造作，无疑算是其中一个大浪头。这个波峰的逐渐低落，唐高宗大臣对六冕及《周礼》的质疑，就是其表征之一。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本章将要叙述唐初礼制是如何追随周隋而继续“复古”，由此还造成了冕服使用范围的扩大，以及服冕者队伍的扩大。此后则是《周礼》六冕的由盛转衰，皇帝再度不用鷩冕以下，大裘冕被搁置。
1.
唐初的冕服复古
在前一章叙毕隋朝冕制之后，不妨提出一道智力题来：请根据由汉到隋的冕服变迁轨迹，来预测李唐朝廷的冕服变动方向。它将承用隋制呢，还是远采汉魏？它将继踵江左呢，还是追随东齐？也许有人成竹在胸，也许有人踌躇犹豫。那么来看史料记载吧。
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所记唐制，天子冕服有大裘之冕、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侍臣冕服有衮冕、鷩冕、毳冕、绣冕、玄冕。兹列表如下：
续表
图23 敦煌壁画中的冕，被认为是初唐壁画
（欧阳琳等：《敦煌壁画线描集》，上海书店1995年版，图99）
对于前面那道问题，现在可以对照答案了。我们觉得，唐初冕服的“复古”倾向，依然浓厚而鲜明。隋朝虽然初次实现了“六冕齐备”，不过由于“自鷩以下不施于尊”，实际又变成了“单列式”，回归于汉明帝的那种“六冕同制”结构了。而武德冕制就不一样了，不但其六冕名称谨守《周礼》——这一点倒是上承杨隋——而且在冕服等级结构上，竟然做到了君臣五冕的全部上下通用！《周礼》是公有五种冕服，侯伯有四种冕服，子男有三种冕服。武德冕制，虽然各级品官只有一种而不是多种冕服，这一点不同于《周礼》；天子衮冕不是九章而是十二章，这一点不同于郑玄；然而观察上表就可以知道，那表格依然展示了一个横向的宽度，存在若干纵列，所以其结构仍属“多列式”，合于《周礼》及郑注。
这样看来，在体现“如王之服”精神上，武德冕制不但越过杨隋而上承北周——北周冕服是“多列式”的，甚至有一点比北周走得更远，就是其“君臣通用”的程度。北周冕制不过造成了君臣三冕重合而已，而且皇帝只跟诸侯重合，不与诸臣重合。那么武德冕制呢？其一品到五品官的冕服与皇帝全面重合，其鷩冕都是七章，其毳冕都是五章，其绣冕都是三章，其玄冕都是一章，四冕章数全部君臣无别。
以上是从章数所看到的情况。但在分析旒数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困难：在《旧唐志》提供的数据中，天子的鷩冕、毳冕、绣冕、玄冕旒数不明。天子冕旒的那些缺项，有办法考知吗？
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417页。又，原田淑人讨论“武德令的服饰及其后的变迁”时，对君臣服饰的叙述主要依据《新唐书·车服志》。见其“唐代の服飾”，東洋文庫论丛51，1970年，第15、32页以下。但《新唐书·车服志》出自《开元礼》，《旧唐书·舆服志》所记才是《武德衣服令》。
按，谢保成先生认为，《旧唐书·舆服志》以《开元礼》为本，辅以《唐会要》。见其《〈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日人仁井田升的看法不同，认为《旧唐志》中的皇帝、太子、皇后、侍臣服制出自《武德令》。见其《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我认为仁井田升之说可取，具体说即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所颁《衣服令》。《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武德四年七月定制，凡衣服之令，天子之服有十二等”；“武德四年七月敕，折上巾，军旅所服”。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65、578页。
按，《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还记载了另一种品官诸冕旒数：一品衮冕九旒、二品鷩冕八旒、三品毳冕七旒、四品 冕六旒、五品玄冕五旒。这跟上表所列《旧唐志》所记旒数，显然不同。两《唐志》的旒数之异，应该是制度变化造成的，《新唐志》所记旒数是后改的。有先生注意到了二者有异，不过却说《旧唐志》的记载“不知所据” 。新旧《唐志》之所据，各是不同时期的令文。那么《旧唐志》何所依据呢？《旧唐志》品官旒数作九、七、五、四、三排列，是依据《武德令》的 ；《新唐志》的品官旒数作九、八、七、六、五排列，同于《开元礼》[1]。
两《唐志》，或说《武德令》与《开元礼》中的品官诸冕旒数，已如上述；那么二《志》或二《令》中的皇帝诸冕旒数，也有类似差异吗？《新唐书·车服志》难能可贵，居然把皇帝的诸冕旒数完整列出来了，以十二、八、七、六、五为差。其中后四冕，与品官后四冕的旒数八、七、六、五，遵循同一数列。这反映的是《开元礼》的情况。那《武德令》中的皇帝旒数呢？《旧唐志》等多种史书，都没提供《武德令》中皇帝其余四冕的旒数，只有皇帝衮冕十二旒。然而我们有办法补足它。唐高宗显庆年间，长孙无忌等大臣曾为了皇帝冕服等级而上奏，其奏言透露了《武德令》中皇帝绣冕四旒、玄冕三旒的消息，而且明云那与四、五品官的旒数相同，造成了“君臣无别”。再由皇帝绣冕四旒、玄冕三旒进而可以推定，《武德令》的皇帝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同于二、三品官。那么我们又知道了，武德冕制之中，君臣同样有四冕旒数相同。
根据上述考证结果，我们把《周礼》郑玄注的旒数级差，与《武德令》《开元礼》的冕旒级差，制表以供比较：
由表可见，无论《武德令》还是《开元礼》，总之唐冕有四冕君臣旒数相同。照《周礼》郑玄注，天子五冕虽与臣下通用，但在旒数上，天子还是比臣下高一等的；可是唐冕比郑玄走得更远，天子与品官有四冕的旒数居然雷同，更能体现“如王之服”！《周礼》属“初次建构”，郑玄属“二次建构”。《周礼》六冕来自“等级祭服制”，以各级服冕者主祭为前提，所以在《周礼》作者的脑海中，天子、臣下若从事相同祭祀，则服同样祭服，戴同样的冕。郑玄的“二次建构”转而立足于臣下助祭了，所以对同名之冕，他让天子之旒略高于臣下，即稍高一等。那么唐冕的四冕旒数君臣全同，其实更近于《周礼》本意。可以这么说：比较历代冕制，《周礼》六冕的“君臣通用”精神，在千载之后的李唐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后世之说礼者，也有认为天子与诸侯同旒的。朱熹、戴震就那么看[2]。不过朱、戴之说，出自他们对经典的个人理解，唐初君臣的旒数相同却另有原因。原因是皇帝把衮冕九旒这一旒数的等级留给了皇太子用，皇帝自己不用。皇帝衮冕用白珠十二旒，皇太子衮冕用白珠九旒。皇帝的鷩冕以下，其旒数依次递降，就变成了七旒、五旒、四旒、三旒，于是就跟品官一样了。开元冕制的旒数以十二、八、七、六、五级差，但太子冕旒的安排同于《武德令》，仍用白珠九旒，所以皇帝鷩冕以下的旒数，是自八旒而下，依然君臣同旒。就是说，唐朝并不是有意寻求“君臣通用”，事情是由皇太子“插进”皇帝的冕旒级差造成的。但那么做的结果，毕竟导致了君臣章旒重合，“多列式”的固有矛盾也更尖锐了。这一点我们都看到了，唐初的礼制专家们不会看不到吧，但他们似乎认为不背离“古礼”就成，皇帝的旒数少两根没关系。
我们之所以对唐初冕制变迁感到惊讶，是因为曾被加以一个印象：杨隋代周之日，就是北周复古的闭幕之时。现在至少就冕服之礼看，事情实不尽然。北周以来的冕服复古在唐初继续波荡着，《武德令》中的“绣冕”之名是来自北周的，“多列式”的冕服结构源于北周，而且其六冕的君臣通用程度比北周更大。那么来做一个回顾：从《周礼》六冕的“多列式”，到汉明帝的“六冕同制”，是一次转折；从“六冕同制”到北周三冕的君臣通用，又是一次转折；隋朝不用鷩冕以下，复归于“六冕同制”，又是一次转折；而唐初冕服，又转回到“君臣通用”和“多列式”这边儿来了。冕制结构是用“多列式”还是用“单列式”，史料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左一右的蛇形轨迹。
参看《旧唐书》卷二二《礼仪志二》；《唐会要》卷十一《明堂制度》，第271页以下；《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王世仁：《明堂形制初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3期；秦浩：《隋唐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以下；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页以下。
顾德章：《东都神主议》引《开元六典敕》，《全唐文》卷七六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56页。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9页。
李玉生：《唐代法律体系研究》，《法学家》2004年第5期。
唐前期仍处在“制礼作乐”的高温期。除冕服外，李唐朝廷在郊祀、明堂等方面，还有一连串兼具复古与创新意义的举措。大型礼制建筑明堂的修建，特别值得一提。“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武则天正中下怀。最终建成了一座高达二百九十四尺的三层明堂，极其辉煌壮丽，号称“万象神宫” 。令人瞩目的又如《唐六典》的编撰，此书是用来比拟《周礼》的，所谓“法以周官，作为唐典” ，“欲依《周礼·太宰》六典之文，成唐六官之典，以文饰太平” 。“既然有一部记录西周制度盛况的《周礼》且已成为经典，我大唐也应撰写一部记载制度盛况的《唐六典》以流传后世。”
把官制当成一种礼制来改革，唐朝仍有其事。从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曾有一浪接一浪的官名大改革。请看：
（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改尚书省为中台，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左右司郎中为丞务，吏部为司列，主爵为司封，考功为司绩，礼部为司礼，祠部为司禋，膳部为司膳，主客为司蕃，户部为司元，度支为司度，仓部为司仓，金部为司珍，兵部为司戎，职方为司域，驾部为司舆，库部为司库，刑部为司刑，都官为司仆，比部为司计，工部为司平，屯田为司田，虞部为司虞，水部为司川，余司依旧。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郎中为大夫。中书门下为东西台。侍中为左相，黄门侍郎为东台侍郎，给事中为东台舍人，散骑常侍为左右侍极，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中书令为右相，侍郎为西台侍郎，舍人为西台舍人。秘书省为兰台，监为太史，少监为侍郎，丞为大夫。著作郎为司文郎，太史令为秘阁郎中。御史台为宪台，御史大夫为大司宪，御史中丞为司宪大夫。殿中省为中御府，丞为大夫。尚食为奉膳，尚药为奉医，尚衣为奉冕，尚舍为奉扆，尚乘为奉驾，尚辇为奉御，并为大夫。内侍省为内侍监。太常为奉常，光禄为司宰，卫尉为司卫，宗正为司宗，太仆为司驭，大理为详刑，正为大夫。鸿胪为司文，司农为司稼，太府为外府，卿并为正卿。少府监为内府监。将作监为缮工监，大匠为大监，少匠为少监。国子监为司成馆，国子祭酒为大司成，司业为少司成，博士为宣业……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文昌左右相，吏部为天官，户部为地官，礼部为春官，兵部为夏官，刑部为秋官，工部为冬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太常为司礼，鸿胪为司宾，宗正为司属，光禄为司膳，太府为司府，太仆为司仆，卫尉为司卫，大理为司刑，司农依旧……
垂拱元年（685年）二月，改黄门侍郎为鸾台侍郎，文昌都省为都台，主爵为司封，秘书省为麟台，内侍省为司宫台，少府监为尚方监。其左右尚方两署除方字。将作监为营缮监，国子监为成均监，都水监为水衡监。其詹事府为宫尹府，詹事为太尹，少詹事为少尹……
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
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侍中改为左相，中书令改为右相，左右丞相依旧为仆射，黄门侍郎为门下侍郎。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十一载正月，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其行内诸司有部者并改：改驾部为司驾，改库部为司库，金部为司金，仓部为司储，比部为司计，祠部为司禋，膳部为司膳，虞部为司虞，水部为司水。将作大匠为监，少匠为少监。
（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十二月敕：“近日所改百司额及郡名并官名，一切依故事。”于是侍中、中书令、兵吏部等并仍旧。（《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
上列各次改革中，光宅元年的尚书六部改名，直用《周礼》六官之名，是《周礼》影响的最鲜明证据。其余的官名改动，也以字眼古奥、寓意优雅、形式整齐、结构对称为原则。
白居易：《紫薇花诗》，《白氏长庆集》卷二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476-477页。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0页。
北周复古，再往前是新莽复古时，已曾把官制当成一种礼制，而去改官制、改官名了。唐前期的改官名事件，表明“古礼复兴运动”余波未息。当然三者还是各有胜境的：新莽、北周的改官名，“于经有据”的味道更浓厚些，一看就是学究搞出来的；而李唐是一个诗歌大国，所制造的官名更自由、更浪漫、更富文学色彩，肯定有不少诗人墨客在里面掺和。因门下省改名黄门省，中书省便改名紫微省，不光字面上有骈偶之美，还取义于星空中的紫微垣，以“星官”理论为背景，由此还有了紫微令、紫微郎、紫微舍人这样的官名。其时中书省种了好多紫薇花，士大夫留下了“紫薇花对紫微郎” 的佳句，刻板无聊的衙门竟然诗情画意了。尽管有古典与浪漫之别，李唐“官名大改革”的文化动力，是发源于北周的。那些改动没多少实质意义，与其说是政治改革，不如说是礼制改革；与其称为官制改革，不如称为“官名改革”。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又治史者若有因披览六典尚书省六部职掌之文，而招现一种唐制实得周礼遗意之幻觉者，盖由眩惑于名号所致。” 唐朝的行政架构离“周官”相当遥远了，统治者热衷在名号上玩花样，不是出自行政需要，而是另有因缘，是为了显示“唐制实得周礼遗意”。官制官名要整齐、美观、协调，要体现“天人感应”，要跟儒家经典一致，这种寻求在世界其他地方极其罕见，在中国却屡屡出现，如新莽、北周、李唐，还有太平天国，所以是一个“中国特色”。“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改新名，还是笔者的亲历呢。曾有某革命组织的头头们，其职务不叫“长”，不叫“主任”，甚至也不叫“司令”“副司令”，却叫“勤务员”，以合乎毛主席老人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最高指示。
《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又天宝年间，处士崔昌上《大唐五行应运历》，云“国家承周、汉，以周、隋为闰”。皇帝遂宣称：“唐承汉后，其周武王、汉高祖同置一庙。”
《尚书·武成》伪孔安国传，《十三经注疏》，第185页上栏。
《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第2148页上栏。
在经典、古礼与帝国体制的互动中观察“吾从周”时，“唐制实得周礼遗意”就不仅仅是治史者的“幻觉”了，而是中古重大政治文化现象。虽在唐朝初创、百废待举之时，可能有很多关陇军人对“周礼”无大兴趣，但帝国制度中毕竟有礼乐那么一块，官僚队伍中毕竟有士人那么一批。几百年的分裂、衰落和“胡化”刚刚过去，“周礼”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得到了人们的特别珍视。这时候华夏礼乐的象征性与号召力，帝国的文士儒生不会漠视，他们如何制礼作乐也不是小事一桩。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文化日益繁荣，“关陇”观念逐渐淡漠了，人们申说“李唐上承周、汉” 。李唐被视为周、汉以后的又一“盛世”，“制礼作乐”又将与“盛世”的降临联系起来。大型典礼、繁缛的礼文、宏伟的礼制建筑，包括服饰，都可以装饰华夏的复兴、帝国的富强。冕服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标志物，等于就是“国服”了。“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在“服周之冕”的热情中，蕴含着强烈的“文化寻根”和“文化正统”意识。此时的统一、强盛，与结束不久的分裂、动荡形成的巨大反差，就是唐初周礼复古的精神能量的来源。统一局面和强盛国势，既迫切需要，也足以支持那种文化寻求和心理寻求。“周礼”“周冕”是盛唐的盛饰。
[1]《大唐开元礼》卷三《衣服》所记载的品官冕服，是一品衮冕九旒九章，二品鷩冕八旒七章，三品毳冕七旒五章，四品 冕六旒三章，五品玄冕五旒一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6册第60页下栏。那么九、八、七、六、五，就是开元礼的旒数安排。《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第117页）、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294页）所记品官旒数，均为九、八、七、六、五，应该均出开元礼。《通典》卷五七《礼十七·嘉礼二·君臣冠冕巾帻制度》记品官旒数，为九、七、五、四、三；而同书卷一〇八《礼六八》记品官旒数，为九、八、七、六、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7页下栏、第569页下栏。两处记载之不同，就来自武德制度与开元制度之异。前条应出《武德令》，后一条编于“开元礼纂类”部分，当然就是开元新礼了。然而同书卷一二八《礼八八》夹注部分，又记三品以上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四品五品绣冕四旒、玄冕三旒（第669页下栏），又与武德冕制相同，似非开元礼。这里大概发生了什么错讹。
[2]朱熹指出天子之冕旒与诸侯之冕旒，玉数有异但旒数相同：“天子之旒十二玉，盖虽与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诸侯七旒七玉耳。”《朱子语类》卷六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册第1554页。按《文献通考》卷一一一《王礼考六》引作“盖虽与诸侯同是九旒，但天子九旒十二玉，诸侯九旒九玉耳”。上册第1001页下栏。两处记载，从旒玉说皆不误，异文可能来自在同一段话中摘取了不同的句子。又戴震也认为，九章九旒的就是衮冕，七章七旒的就是鷩冕，五章五旒的就是毳冕，三章三旒的就是 冕，一章无旒的就是玄冕，“经递言相‘如’（按即‘如王之服’），明冕服之章、冕缫之旒，不异也”。《戴震文集》卷二《记冕服》，第30页。
2.
冕服用途和服冕者范围的扩大
衣冠是给人穿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穿的人多了，就说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份量变大了。北周和隋唐间的冕服复兴，还可以从冕服用途扩大和服冕者范围扩大方面，进一步地看出来。若是能看到冕的场合多了，有资格用冕的人多了，那不就是“古冕复兴”的表现吗？下面选择四点以展示相关的变化：第一是使用冕服的祭祀种类的增多，第二是使用冕服的礼制场合的增多，第三是有资格用冕的人数增多，第四是私人生活中官僚用冕的机会增多。
首先是第一点，采用冕服的祭祀的增多。一些在前朝不以冕服做祭服的祭祀，在北周到隋唐间改用冕服了。
这事情得从头说起。《周礼》六冕是用于五等祭祀的。但很多王朝并不照此服冕。东汉明帝的衮冕，只用于天地、明堂、宗庙；至于五岳、四渎、山川、社稷诸沾秩祠，并不用冕，皇帝和助祭之臣用“袀玄长冠”，不执事者则是“常冠袀玄以从”。“长冠”是刘邦年轻时戴过的竹皮冠，称帝后用它做了祭冠，“袀玄”是秦朝祭服之制。《周礼》用大裘冕、衮冕的祭祀，东汉只用衮冕；《周礼》用鷩冕或毳冕以下的祭祀，东汉用长冠袀玄，并不“从周”。比之《周礼》，东汉的用冕范围缩小了。蔡邕《独断》：“冕冠……鄙人未识，谓之平天冠。”普通人很难看到冕，也不认识冕，便胡乱唤作“平天冠”。
南朝刘宋时情况一度有变。宋明帝参照《周礼》六冕，新创大冕、法冕、饰冕、绣冕和纮冕，大冕以郊、以祀明堂，法冕以祀太庙。那么天地、宗庙已分用大冕、法冕两冕了，而不像汉晋只用衮冕。不过其余饰冕、绣冕、纮冕跟祭祀无关，用于其他的礼制场合。梁武帝用大裘冕郊天，可以说是上承宋明帝。
北魏孝文帝时，据载曾用于圆丘、明堂、太和庙及太庙（“太和庙”是文成皇后冯氏之庙）。北齐皇帝的衮冕，据《隋书·礼仪志六》，用于“四时祭庙、圆丘、方泽、明堂、五郊、封禅、大雩”；公卿冕服，“郊祀天地、宗庙服之”。那么魏齐官僚助祭，仍只天地、宗庙服冕。
北周让人耳目一新：苍冕等用于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朝日、夕月、祭神州、社稷，象冕用于享先皇，衮冕用于享先帝，山冕用于祀星辰、四望，鷩冕用于群祀。六冕等级祭祀之制，至此得以再现。
据《隋书·礼仪志七》，隋文帝“郊丘宗庙，尽用龙衮衣”，隋炀帝大业冕制“具依前式”。那么隋冕的用法向汉魏回归了，只用于郊丘、宗庙。
继之是大唐冕制：大裘冕以祭天神地祇，衮冕以祭宗庙，鷩冕以祭远主，毳冕以祭海岳，绣冕以祭社稷，玄冕以祭日月百神。这个变化，越过杨隋而上承北周，跟《周礼》六冕惟妙惟肖。请看下表：
如表所示，从冕服等级与祭祀等级的对应关系看，汉晋、魏齐与杨隋略同，而《周礼》、北周与李唐三者另成一系，最为接近。
下面再看第二点，即冕服用作礼服的情况，也就是非祭祀场合的用冕情况。
汪中罗列了祭祀外冕服的11种用途：听朔、亲迎、飨、射、食礼、朝诸侯、养老、藉田、诸侯大夫来聘、王丧以复、节服氏服以维王之太常。见其《述学补遗·释冕服之用》，《续修四库全书》，第1465册第413页上栏。
周朝冕服不只是祭服，也是礼服，这一点清人汪中曾有专论 。东汉冕服，其祭祀之外的用途不太清楚。史料中能看到的，有诸侯嗣位时，天子特派使者为之加冕；有资格用冕的官僚，可用冕服殡葬；皇帝也可能向官僚特赐冕服。
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383页。
魏晋以下呢？孙机先生指出：“从晋代以后，冕服又不复专用于祭祀。《晋志》说：‘（天子）临轩，亦衮冕也。’南北朝时也是如此。《隋志》说：‘梁制……乘舆临轩，亦服衮冕。’又说：‘自晋左迁，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四时祭庙、圆丘、方泽、明堂、五郊，封禅，大雩，出宫行事，正旦受朝及临轩拜王公，皆服衮冕之服。’至唐代则皇帝践阼、纳后，亦服衮冕。所以这时的冕服只应被看作是一种隆重的礼服。”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庙，元会、临轩，黑介帻，通天冠，平冕。”梁制略同，见《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按，皇帝不坐正殿而至殿前完成某些礼节，称“临轩”。殿前堂陛之间、近檐之处的两边有槛盾，很像车轩，故亦称轩。《宋书》卷十四《礼志一》“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临轩”，其时“皇帝服衮冕之服，升太极殿，临轩南面”。
西晋顾和《拜三公奏乐服冕议》：“又按六冕之服，主于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见服冕者。”《通典》卷七一《礼三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59-1960页。又《宋书》卷十四《礼志一》：“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仪注至尊衮冕升殿。”
江左皇帝冠礼，加帻、冕两冠，太尉加帻，太保加冕。见《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汉代皇帝冠礼，“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武弁，次通天”。见《晋书》卷二一《礼志下》。
《魏书》卷一〇八《礼志四》：“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盖由君上违世，继主初立，故身袭衮冕，以行即位之礼。”“中代”应指汉魏，其时继主即位“身袭衮冕”。
践阼、纳后服衮冕的制度，都不以唐为始。晋及宋齐梁陈，除天地、明堂、宗庙外，天子元会和临轩行礼也用衮冕 。大婚纳后也服衮冕 ，给喜庆场面增添了古雅的风情。此外皇帝加元服，在加帻的同时加冕 ；若太子加元服，在其冠礼上，其父亲老皇帝也服冕。而东汉皇帝冠礼，还没有加冕的节目呢 。皇帝登基践阼，也应是服冕的 。还不妨一提的是，若权臣加九锡，就将上演“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的保留剧目。
《宋书》卷十八《礼志五》。
南朝宋明帝定五冕，用冕范围扩大了。大冕用于祭天地，法冕除了祀太庙外，还用于元正、大会诸侯；饰冕用于宴会，如小会宴飨、饯送诸侯、临轩会王公；绣冕用于军事，如征伐不宾、讲武校猎；纮冕用于某些礼典，如耕稼、飨国子。宋明帝颁行五冕诏有“所施之事，各有条叙” 之辞，可知诸冕的各种用途是精心规划的。打仗打猎也戴冕，不嫌碍事；几个人吃顿饭的“小会宴飨”也戴冕，不嫌拘束。宋明帝的五冕虽昙花一现，但其冕用途之广，仍反映出了某种时代心态，即对“周礼”的热衷。
《魏书》卷五五《刘芳传》：“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其时刘芳为侍中。同书卷一〇八《礼志四》：“太尉（崔）光奉策进玺绶，肃宗跽受，服皇帝衮冕服，御太极前殿。”同书卷十一《废出三帝纪》普泰元年（531年）元晔禅位、元恭登基，其时“太尉公尔朱度律奉进玺绶衮冕之服”。
《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隋书》卷九《礼仪志四》：后齐皇帝加元服，“太保加冕，侍中系玄纮，脱绛纱袍，加衮服”；纳后之礼，“皇帝服衮冕出，升御坐”。
北魏孝文帝十岁加冕。诸帝登基继立，由侍中、太尉等重臣加冕加衮 。北齐除了祭祀之外，“出宫行事、正旦受朝及临轩拜王公，皆服衮冕之服”，“籍田则冠冕，璪十二旒”，“庙中遣上将，则衮冕” 。“出宫行事”不知都包括哪些场合，是一个很宽泛的说法。此外皇帝加元服、纳后，也服衮冕 。
北周的冕服种类大为增加，而且各有针对性，如：象冕，用于加元服、纳后、朝诸侯；衮冕，用于占卜、食三老五更、享诸侯、耕籍；山冕，用于视朔、大射、飨群臣、巡牺牲、养国老；鷩冕，用于视朝、临太学、入道法门、宴诸侯与群臣及燕射、养庶老、适诸侯家；此外，参照《周礼》而设置的韦弁，用于巡兵即戎；皮弁，用于田猎、行乡畿。其制不但超越魏齐，比起宋明帝五冕来，显胜一筹。
北周玉辂，以享先皇，加元服，纳后；碧辂，以祭社稷，享诸先帝，大贞于龟，食三老五更，享食诸侯及耕籍；金辂，以祀星辰，祭四望，视朔，大射，宾射，飨群臣，巡牺牲，养国老。象辂，以望秩群祀，视朝，燕诸侯及群臣，燕射，养庶老，适诸侯家，巡省，临太学，幸道法门；革辂，以巡兵即戎；木辂，以田猎，行乡畿。见《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还可以补充两点：第一是北周车制，也依《周礼》五辂而变本加厉了，“皇帝之辂，十有二等”，跟十二服成龙配套使用 。那给人一个感觉，皇帝干一样事儿，就得换穿一套衣服、换乘一辆车，不厌其烦。第二是北周皇后之服十二等，也依《周礼》而各有其用[1]。“采桑，则服鳪衣”，“采桑还，则服黄衣”，采一次桑就得换两套衣服。当“国母”看来也很辛苦，得像时装模特、歌唱演员似的随时换装。当然我们不怎么相信，上述制度被皇帝两口子照章执行了。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北齐河清服制：“征还饮至，服通天冠。”
再看隋朝。虽然隋朝的皇帝不用鷩冕以下，但籍田、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元服、纳后、正月受朝及临轩拜王公等活动，仍用衮冕 。这比北齐是有所增加的。比如，出军还师后合饮于宗庙的“饮至”之礼，北齐用的是通天冠 ，而隋朝改用衮冕了。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26-28页。“除祭天地，享先王、先公外”的44种用途，被概括为藉田，朝日，夕月，社稷，四望，明堂，圆丘，方泽，宗庙，大雩，先农，五祀，蜡，家庙，封禅，大射，飨燕，朝会，巡狩，临轩，三老五更，正冬，加元服，践阼，谒庙，册，饮止，遣征，远主，元日，千秋节，朔望，冬至，玉清宫昭应宫祀玉皇大帝等（此赵宋制度），上尊号，大学，感帝，巡牺牲，群祀，元会，朝觐，地祇，祀星辰，元正。但周先生所列偶有不妥，如圆丘、方泽就是祭天地，“宗庙”就是享先王，“远主”就是享先公；“元日”“元会”“元正”只是一事。
李唐也在多种礼典上使用衮冕。《旧唐书·舆服志》：“衮冕……诸祭祀及庙、遣上将、征还饮至、践阼、加元服、纳后、若元日受朝，则服之。”另据《新唐书·车服志》，用冕的还有“临轩册拜王公”。周锡保先生列举了唐冕的44种用途 ，其中超出祭服的部分，大多是南北朝隋所增的。总之，确如孙机先生所说，隋唐冕服用途大为扩展了。那也是跟“复古”热情成正比的。
下面再来看第三点，即服冕者范围的扩大。这是就官贵用冕而言的。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东汉诸王服冕，“侍祠侯”以上的诸侯服冕助祭，此外是三公九卿服冕助祭，及博士服冕。魏晋间“位公”数量增多，服冕者跟着多起来了。曹魏高堂隆《魏台访议》有“今秩中二千石、六百石者可使玄冕而执雁”之议，西晋孙毓、段畅《诸王公城国宫室章服车旗议》有“位从公”者“皆以七为节”之言（均见本书第六章第4节）。他们设想的服冕范围是比较宽广的。孙毓、段畅建议，位在“从公”以上者助祭，都可以服鷩冕七旒七章；而依晋制，“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 。这个队伍比东汉的“公”浩大多了。当然魏晋皇帝也在限制服冕人数，“位公者每加侍官”。
《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陈朝“卿大夫助祭，则冠平冕五旒” 。九卿之外的“大夫”也可服冕吗？梁天监九年（510年）司马筠等有言：“今之尚书，上异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无冕服。” 尚书为三品、十三班、六百石官，却没有冕服。那么暂时还是推定只有九卿服冕为好，“卿大夫”仅指列卿。
北魏孝文帝最初很不情愿让臣下服冕，太和十五年（491年）祭祀太和庙与圆丘祭天时，皇帝衮冕，与祭者和侍臣穿朝服。太和十九年孝文帝的态度有了变化，让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用以陪荐。这时候臣下也可以服冕了。我们推测，应是江左冕制的影响，才让孝文帝的态度有所松动的。但也能看到，若不计王侯，诸臣中只有三公与太常4人服冕而已，屈指可数。北齐又松动了一些，九卿都服冕了。但加上三公，诸臣部分也只有12人服冕。
北周启用了一个全新做法：依据“大夫轩冕”的古制，转以品级来确定服冕资格。除了公侯伯子男分服方冕、山冕、鷩冕、火冕、毳冕之外，公、孤、卿、大夫分服火冕、毳冕、藻冕、绣冕以下。按北周官制，公、孤、卿、大夫都是官阶概念，由命数而定。下大夫正四命，相当官品六品。那么北周的服冕大门，向六品以上的所有官员洞开了。那是帝制两千年中最宽阔的服冕范围，造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服冕大军。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玄冕……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自制于家，祭其私庙。”
隋文帝时，诸臣方面三公衮冕，三四五品官槃冕。隋炀帝时，王公摄祭者衮冕，三品助祭者鷩冕，四品助祭者毳冕，五品助祭者槃冕。这时候我们须加注意，杨隋在形式上依官品定冕服，但又被限定于“助祭”场合了。这就与北周有所不同了。北周的冕服是“公服”“命秩之服”，通用于朝堂，不限于助祭。当然杨隋又规定，一到五品官祭其私庙，可用玄冕 。
《旧唐志》所引《武德令》有“侍臣服有……”字样，查《唐律疏议》卷九《职制》：“侍臣：谓中书、门下省五品以上，依令应侍从者。”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7页。（据叶炜考察，五品以下官也有被视为侍臣的。见其《从“武冠、加貂蝉”略论中古侍臣之演变》，《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那么五品以上而非“侍臣”者，就不能服冕吗？恐怕不是如此。《新唐志》即作“群臣之服”，不作“侍臣服”。又《大唐开元礼》卷三亦作“群臣服”，第29-30页。
李唐上承周隋，仍以品级定冕服。《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武德令》，侍臣服有衮、鷩、毳、绣、玄冕及爵弁”，一品衮冕，二品鷩冕，三品毳冕，四品绣冕，五品玄冕，六到九品服爵弁 。《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叙“群臣之服二十有一”，也说衮冕是一品之服，鷩冕是二品之服，毳冕是三品之服， 冕是四品之服，玄冕是五品之服。
现将汉唐诸臣服冕范围的变化，列表简示：
那么就官僚服冕范围看，北周、隋、唐形成一系，都以官阶来确定服冕资格。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三品以上”原作“三品以下”。据孙机先生说改。《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417-418页。又《大唐开元礼》卷三：“若私家祭祀，三品以上，及褒圣侯祭孔宣父，服玄冕。”第30页。《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同，第192页以下。
最后叙述第四点，即官僚个人的用冕问题。除了国家祭祀之外，唐廷还参照古礼，允许官僚在私人生活中用冕，如私家祭祀、婚娶亲迎、子孙加冠之时可以用冕。这一类规定，赋予了唐冕以浓厚的私人属性，冕服及爵弁变成了官僚的私人礼服。“凡冕服，助祭及亲迎若私家祭祀皆服之，爵弁亦同。” 《新唐书·车服志》：玄冕“三品以上 私祭皆服之”。三品以上官，有资格在祭祀家庙时用玄冕，让祖宗看到家道不衰，后继有人，大开其心。不过，隋朝五品以上官都能用玄冕祭私庙，唐朝缩小到三品了。
《新唐书》卷十八《礼乐志八》；又见《通典》卷一二九《礼八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4页下栏。
《新唐书》卷一六七《李齐运传》。
《通典》卷一〇八《礼六八》：“凡职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听假以四品冕服。”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0页上栏。又《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第117页；《大唐开元礼》卷三《序例·衣服》，第31页上栏。
依照古礼，婚礼亲迎应该服冕。唐朝官贵的亲迎服冕，全依官品：“其亲迎之日……子服其上服：一品衮冕，二品鷩冕，三品毳冕，四品 冕，五品玄冕，六品爵弁。” 在新郎官去接新娘子的时候，他是“冠冕堂皇”上路的。有个叫李齐运的官僚，“晚以妾为妻，具冕服行礼，士人蚩之” 。这就证明了亲迎服冕的礼制，是真被官贵执行了的，不是一纸空文。而且不仅官贵本人结婚用冕，三品以上职事官及有公爵者，其嫡子成婚允许使用四品之冕 冕 。大儿子的婚礼，为此而格外风光了。
《新唐书》卷十七《礼乐志七》。
《通典》卷一二八《礼八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69页下栏。按此条所叙冕旒作九、七、五、四、三排列，同于《武德令》。
对于官僚子弟加冠用冕，朝廷是这样规定的：“若诸臣之嫡子……其三加，一品之子以衮冕，二品之子以鷩冕，三品之子以毳冕，四品之子以 冕，五品之子以玄冕，六品至于九品之子以爵弁。其服从之。” 而且“庶子同嫡子” 。那么儿子在成人礼上所加冕弁，同于其父，以示子承父业，冠冕延绵。
《隋书》卷八《礼仪志三》载开皇《丧纪令》：“官人在职丧，听敛以朝服。有封者，敛以冕服。”又见《通典》卷八四《礼四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4页下栏。
《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司仪署令》：“凡百官以理去职而薨、卒者，听敛以本官之服。”第507页。又《通典》卷八四《礼四四》引《大唐元陵仪注》略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5页上栏。“本官之服”似指朝服。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隋朝的官贵死了，依法可以敛以朝服，有爵封的用冕 。唐令中好像没规定有爵者用冕敛 ，但元老重臣的葬礼有特许用冕者。元老重臣郭子仪死了，唐德宗就发布优诏：“名位斯极，而尊为尚父，官协太师。虽爵秩则同，而体望尤重。敛以衮冕，旌我元臣。”
《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先师》，第637-638页。其时孔子衮冕似乎是九旒九章。宋朝加到了十二旒九章。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诏：“文宣王庙像冠服制度，用王冕十二旒，衮服九章”，“至是始服王者之服”。《孔氏祖庭广记》卷三，《续古逸丛书》本。这是仅次于皇帝而高于皇太子的冕服待遇了。至金元，孔子衮冕十二章十二旒，径用天子之礼。《阙里志》卷十二《明礼部尚书邹干等题》：“唐玄宗既正孔子南面之位，服其衮冕。宋徽宗考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圣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其冕服既用天子之礼……”《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册第734页下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