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大夫以上都服冕。秦汉不一样了，只在祭祀等极少数的场合，极少数官贵服冕。那当然不表明秦汉官贵思想觉悟高，不追求服饰特权了，而是服饰风尚变迁造成的，冕服过时了。北周隋唐却逆服饰风尚而行，五品以上官大面积“服周之冕”了，中国服饰史上再度出现一个用冕高峰。假如那些条文真落实了，那么冕服就将时时映入人们的眼帘，很多场合都要用冕，很多人都在用冕。昨天张尚书的小儿子戴冕加冠，今天李侍郎的大儿子戴冕完婚；再过几天皇家祭祀，又有很多官儿戴冕垂旒、藻火黼黻地列队集合。冷不丁一看不像唐朝，还以为时光倒流，回到周朝了呢。连孔老夫子都给加了冕。唐玄宗把孔子由“隆道公”提拔为“文宣王”，随即下令改塑孔庙中的孔子像，把衮冕扣在了“素王”的脑袋上。此后孔子所用章旒，在历代陆续加码，直到同于天子 。孔老夫子是感激涕零，还是留恋儒冠，我们就不知道了。千年是多么遥远漫长啊，人们穿的戴的早就面目全非了；“古礼复兴运动”却使古冕那株老树，在千年后开出了满树新花。当然那也可能只是水月镜花，臣民在冠婚祭礼中是否全都照章戴冕，还是要画问号的。不过即令如此，礼典上那些条文仍有意义，它们毕竟让人看到了，皇帝与儒臣的“以礼治天下”的愿望多么强烈。哪怕只是纸面上的制度，也足以向世人宣示：我们大唐帝国，是一个伟大光荣的“礼乐之邦”。
[1]北周皇后十二服：从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则服翚衣；祭阴社，朝命妇，则服 衣；祭群小祀，受献茧，则服鷩衣；采桑，则服鳪衣；从皇帝见宾客，听女教，则服鵫衣；食命妇，归宁，则服翐衣；临妇学及法道门，燕命妇，有时见命妇，则服苍衣；春斋及祭还，则服青衣；夏斋及祭还，则朱衣；采桑斋及采桑还，则服黄衣；秋斋及祭还，则素衣；冬斋及祭还，则服玄衣。见《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3.
君臣冕服倒置问题的凸现与解决
我们是在“从服饰看权力”，古今权力结构不一样，所以古冕等级需作调整，才能适应现行等级。但古冕毕竟又是“古礼”，“古礼”就必然有一个“传统”与“正宗”的问题。若完全迎合现实，随波逐流而与时俱进，就不“正宗”了，失去了“传统”的效力。在“古礼复兴运动”的高温期，人们可能会忽略“古礼”带来的等级扭曲。不过也要看涉及什么问题。若事涉大政、事涉国本、事涉皇权，终究会有人挺身纠偏的。
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先看一个“扭曲”与“纠偏”的例子，就是公卿助祭制度。汉代三公九卿地位崇高，而魏晋以下不同了，诸公多半成了虚衔，九卿地位下降。“尚书长官逐渐侵夺宰相之权，也就渐渐凌驾于九卿之上，至唐代，尚书省成为中央行政机关，而九卿就变成了朝廷的事务机关。”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九卿虽已沦落，但在好一段时间中其冕服等级依旧；尚书位尊权重，却被排斥在服冕助祭者之外。萧梁天监九年（510年），司马筠站出来帮尚书喊冤叫屈：“今之尚书，上异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无冕服。但既预斋祭，不容同在于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诸斋官例，著皂衣，绛襈，中单，竹叶冠。” 梁朝尚书之官的政治地位很高，可礼制地位很尴尬。在祭祀的时候，公卿们黼黻藻火，好不气派，尚书们却只能穿着朝衣靠边站。司马筠建议让尚书服竹叶冠，即秦汉长冠，那么此前尚书连长冠都没混上。可见祭服与时政的脱节有多大了。“公卿服冕”的传统束缚着现行冕制。
《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
《旧唐书》卷八一《刘祥道传》。
北周、隋、唐变成了根据官阶而定冕服，但在助祭问题上依然囿于传统，只用三公九卿做献官。“旧仪，凡祭享，有司行事，则太尉奠瓒币，司徒捧俎，司空扫除，太尉初献，太常卿亚献，光禄卿终献。”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祭泰山，有司遵循旧礼，以太常卿为亚献、光禄卿为终献。于是又有一位刘祥道站出来表达不满：“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汉魏以来，权归台省，九卿皆为常伯属官。今登封大礼，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无乃徇虚名而忘实事乎！”唐高宗于是让司徒李元礼做亚献，让刘祥道做终献 。刘祥道当时的官职是司礼太常伯，也就是礼部尚书。他一番争辩，终于给自己，也给尚书省之官争来了“终献”的资格。
要是跟皇帝的冕服比，尚书省官员的冕服遭遇就不算事儿了。我们已经知道，在《周礼》郑玄注所释六冕中，潜藏着一个结构性的bug：如果天子按祭祀等级服冕，而助祭者只按爵级服冕，则在天子换穿低等冕服时，“君臣冕服等级倒置”将立刻发生。那种可能性，在北周因全盘采用“如王之服”的冕服结构而萌生，在隋朝因“自鷩之下不施于尊”而幸免。大唐武德年间冕服全面复古后，“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君臣倒置”真正横在君臣眼前了，成为冕服史上六冕与现行政治体制的最大冲突。下面就来观察那个矛盾的凸显与解决。
唐初期百废待举，又正处“古礼复兴运动”的高温期，对“君臣冕服倒置”那个bug，人们一时视而不见。好比热恋与新婚时满眼都是对方的好，所谓“love is blind”；但共同生活久了，逐渐看清了对方那身毛病，不满就会滋生蔓延开来，拌嘴吵架的战鼓就敲响了。在唐高宗时，人们逐渐看出毛病来了，矛盾尖锐起来了。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于志宁、许敬宗等一批大臣，为现行冕服礼制的“君臣不别”拍案而起，高调发难。他们首先请遵汉魏，用衮冕取代大裘冕，随即痛陈现行冕制的“君臣倒置”之弊：
《通典》卷六一《礼二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9页下栏。又见《旧唐书·舆服志》《唐会要》《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
又检《新礼》，皇帝祭社稷绣冕，四旒，衣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无章。谨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亚献，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舆章数，同于大夫，君少臣多，殊为不可！据《周礼》云：“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 冕，诸小祀则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礼义宗》遂有二释，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与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天子以十二为节，义在法天，岂有四旒三章，翻为御服？若诸臣助祭，冕与王同，便是贵贱无分，君臣不别；如其降王一等，则王著玄冕之时，群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贬公卿。《周礼》此文，久不施用。是故汉魏以降，相承旧事，皆服衮冕。今《新礼》亲祭日月，乃服五品之服，唯临事施行，极不稳便。请遵历代故实，诸祭并用衮冕！
语中所谓“新礼”，即贞观《新礼》，其中的冕服条文应该是上承《武德令》的。可知这一时期的冕制中，“君臣冕服倒置”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皇帝祭社稷时服绣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时服玄冕三旒一章，可那绣冕、玄冕“是四品五品之服”，弄得皇帝“同于大夫”了。“君臣倒置”将在皇帝“有事远主”时开始发生，其时一品官的衮冕开始高于皇帝。最难容忍的则是祭日月：其时皇帝玄冕三旒一章，而亚献的一品三公服衮冕九章，助祭的二品官鷩冕七章，三品官毳冕五章，四品官绣冕三章，全都高于皇帝！参看下表阴影部分：
祭祀大典原是一种“权力的自我展示”，而在那个庄严时分，日神、月神和百神将惊诧莫名，因为从祭服上他们分不清谁是“核心”、谁是“一把手”了。皇帝如此委屈，臣子很生气，问题很严重！长孙无忌等尽力做义愤填膺状：“岂有四旒三章，翻为御服？”“君少臣多，殊为不可！”
有人觉得这事情太奇怪了，《周礼》怎么能弄出这种问题呢。其实问题出在“初次建构”与“二次建构”之间。《周礼》六冕原来是立足于自祭的，而汉代经学家转而立足助祭以释之，由此就造成了“倒置”问题。《武德令》《贞观礼》的制定者是透过郑玄理解《周礼》的，隋炀帝大业冕制亦然。请看《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大裘冕之制……《三礼·衣服图》：“大裘而冕，王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之服。”……其大裘之服……其制，准《礼图》……
鷩冕，案《礼图》：“王祭先公及卿之服。天子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八十。”新制依此。服七章。三品及公侯助祭则服之。
毳冕，案《礼图》：“王祀四望山川之服。天子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五旒，用玉五十。”新制依此。服五章。四品及伯助祭则服之。
槃冕，案《礼图》：“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天子五旒，用玉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新制依此。服三章。五品及子男助祭则服之。
原作“天子四旒，用玉三十二”，疑误，径改。查《周礼·夏官·弁师》郑玄注：“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十三经注疏》，第854页下栏。《礼图》中的诸冕旒玉，都合乎郑玄的编排，采用天子每旒十二玉的办法。如果“天子四旒，用玉三十二”，则前后各16玉，每旒4玉，不合天子旒制了。
原作“服三章”，疑误，径改。按槃冕既用三章，则玄冕不可能仍用三章，应为一章。依《周礼》郑玄注，玄冕为一章；往后看唐朝冕制，玄冕也是一章。
按，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对《礼图》引文，只把“王祭××之服”以前的文字置于引号之内。但我觉得，“案《礼图》”三字之后、“新制依此”四字之前的话，都是《礼图》原文，都应在引号之内。
玄冕，案《礼图》：“王祭群小祀及视朝服。天子三旒，用玉七十二 。诸侯服以祭其宗庙，三旒，用玉十八。”新制依此。服一章 。通给庶姓。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自制于家，祭其私庙。
《礼图》就是汉末阮谌的《三礼图·衣服图》。大业冕旒以阮谌《三礼图》为依据，阮谌对诸冕的解说又以郑玄为本。其中“侯伯服以助祭”“子男服以助祭”“孤卿服以助祭”等语，表明了臣下五冕已被“建构”为助祭之服了，并表明在天子因祭祀变化而一套一套换冕服时——是为“规则一”，臣下冕服还是老一套——是为“规则二”。“新制依此”，是说大业冕制如法炮制，按助祭等级处理臣下五冕。因隋朝皇帝不服鷩冕以下，所以不会出现“君臣倒置”；唐朝皇帝服鷩冕以下，“君臣倒置”由此而发生。
古人也不笨，《周礼》六冕将造成的麻烦，还是有人预见到了，例如长孙无忌等所征引的崔灵恩《三礼义宗》。崔灵恩目光如炬，先行洞察到《周礼》郑玄注中存在隐患，并提出了两个对策。第一个对策，是“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即如：若天子祭祀服衮冕，则助祭之公由衮冕改服鷩冕，侯伯由鷩冕改服毳冕，子男由毳冕改服 冕；若天子祭祀服鷩冕，则助祭之公由衮冕改服毳冕，侯伯由鷩冕改服 冕，子男由毳冕改服玄冕；余类推。第二个对策，是“悉与王同”。即如：若天子祭祀服衮冕，助祭之公跟着服衮冕；若天子改服鷩冕，助祭之公跟着改服鷩冕；若天子服毳冕，不但公跟着改服毳冕，还有服鷩冕的侯伯也得跟着改服毳冕；余类推。臣子对天子冕服亦步亦趋，倒也保证了其冕服不致凌驾天子。崔灵恩的两个对策，都是修改“规则二”，让本来不变的臣下冕服随着皇帝变起来，两个对策的差别，在于前者比后者低一等。
《礼记·杂记》孔颖达疏引，《十三经注疏》，第1555页下栏。
顺便说，除了“悉与王同”，崔灵恩还有一个“悉与君同”之说。那是专为诸侯之“孤”量身打造的。《周礼·司服》：“孤之服，自 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可见孤服 冕，经有明文。但崔某却说，孤服 冕是有条件的：“孤不悉 冕，若王者之后及鲁之孤，则助祭用 ；若方伯之孤助祭，则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逾之也。” 孤是不是服 冕，得看他的主子是谁，“王者之后及鲁之孤”，助祭可服 ；“方伯之孤”，助祭不得服 冕，只能服玄冕。为什么呢？“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逾之也。”“王者之后”是九命上公，鲁国在礼制上有特殊地位，可以用王礼祭祀，他们的孤用 冕助祭，等级不会超过其君主的衮冕。但“方伯”即其他诸侯就不同了。诸侯只能“玄冕祭于己”，假使他们的孤服 冕，就凌驾其君了，所以必须改服玄冕。是所谓“悉与君同”。总之，崔某不想让臣下占君主一丝一毫的便宜。
《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第1327页上栏。
《周礼·天官·酒正》郑玄注，《十三经注疏》，第668页下栏。
如《唐六典》卷四《吏部尚书》：“若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庙，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第120页。大中小祀时或有调整。
在《礼记正义》中，孔颖达疏也有个说法，与崔灵恩的“悉与王同”相似，但所涉及的范围较小，只跟 冕、玄冕相关：“凡此诸侯所著之服，皆为助祭于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从王祭祀小祀，虽有应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逾王也。” 孔颖达疏的这番话，也是针对助祭者冕服“逾王”而发的。“已上之服”就是诸侯与诸臣的最高冕服，大祀、小祀的礼制见郑玄：“大祭者，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 冕、玄冕所祭也。” 在唐朝的礼制中，对大祀、中祀、小祀有详细规定 。在大祀上，天子所服的是大裘冕、衮冕，这时候让助祭者穿他们的最高冕服，也不会超过天子，那么就让他们“皆服已上之服”吧。小祀就不一样了，天子服的是 冕、玄冕，如果臣下“服已上之服”，就会超越天子了。所以孔疏认为，在小祀场合，臣下必须“逐王所著之服，不得逾王也”，也就是“悉与王同”的意思。孔疏在大祀上仍遵从郑玄，小祀就觉不妥，不肯从郑了。
崔灵恩一个人就弄出了两个不一样的对策（“遂有二释”），孔疏的对策跟崔灵恩又不一样，可见他们都只是一家之言，不是公论共识。而《武德令》所依据的经说，才代表了南北朝隋唐经学家的主流意见，所以才会被王朝垂采。孔疏“若其从王祭祀小祀，虽有应著上服……”那句话中，“虽有应著上服”就暴露了作者心虚，因为他无法否认，依《周礼》郑注，小祀也“应著上服”，即臣下应服其最高冕服。小祀“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逾王也”是孔疏自己的私货。所以孔疏只说大祀如何、小祀如何，中祀就不多说了。因为说得越多越麻烦，私货多了太显眼，就要招讥刺了。
唐初统治集团的主体是关陇军功集团，对冕上多几根旒、少几个章，大概不怎么敏感。规划武德冕制、贞观新礼的则是专业学者，对等级礼制决不外行，但他们仍没采用崔灵恩那类建议。这说明，唐初的文化气氛及“制礼作乐”的指导思想，就是一意“宗经”“复古”，由此向全民全军全体士人显示：我们大唐是中华礼乐的正宗传人，一贯重视产品质量，我们奉献的这道“六冕”美食，严格依照《周礼》工序配方，不偷工减料不掺假，不含蛋白精。所以崔灵恩及孔疏那类意见，一时没有影响武德冕制与贞观冕制。但君臣关系毕竟是帝国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周冕与时政的矛盾，既已由隐患变成病灶了，那么总会有人向它下手动刀，如唐高宗时的长孙无忌等。
长孙无忌等与崔灵恩，本来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踵履相继地为皇帝的舆服尊严操刀上阵，但对崔先生的刀术，长孙无忌等却不以为然：“求其折衷，俱未通允。”长孙无忌等分析说：首先“降王一等”会有新的尴尬，因为“王著玄冕之时，群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贬公卿”。皇帝服最低等的玄冕祭祀，在长孙无忌看就够窝囊的了，是所谓“屈天子”；进而“降王一等”还会“贬公卿”：三公及三公之下的助祭者再“降王一等”，他们就只好服爵弁了，而爵弁是最低等礼服，是六到九品官用的。大臣们怎么会乐意“降王一等”呢？革命不能革到自己头上，把自己也给“贬”了。崔先生的第二个办法是“悉与王同”。长孙无忌等一针见血：“若诸臣助祭，冕与王同，便是贵贱无分，君臣不别。”“悉与王同”还不是一样地“屈天子”吗？天子高高在上，凭什么跟你们臣子“同”呢？
长孙无忌的态度十分鲜明：现行君臣秩序不容扭曲，天子屈不得，公卿也贬不得。那就只能拿《周礼》六冕开刀了。凡是先帝所定就得永远坚持吗？凡是《周礼》所载就字字是真理吗？就算帝国缔造者唐高祖用《周礼》，继体之君用不着按既定方针办；就算《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事涉君臣名分，经典也得靠边站：“臣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虽凭《周礼》，理极未安”，“请遵历代故实，诸祭并用衮冕”！
《武德令》《贞观礼》中的冕制依《周礼》而定，但在唐高宗时，却被长孙无忌等斥责为“理极未安”，等于是说《周礼》“理极未安”了。长孙无忌的口吻如此率直无忌，那预告着一度如日中天的经书《周礼》，其神圣的灵光已开始黯淡；六冕之制也在一度风靡之后，行将由盛转衰了。那番话唐高宗听起来会心入耳，故从善如流，随即“制可”。“自是，鷩冕已下，乘舆更不服之，……而令文因循，竟不改削。”鷩冕以下诸冕，从此被皇帝搁置。皇帝既不用鷩冕以下，则“多列式”结构立刻变质为“单列式”，“君臣倒置”的病灶被一刀割除。
4.
大裘冕的搁置及相关经学背景
据《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三》，其时议者云：“又衣服料云：东封祠祭日，天皇服衮冕；近奉制，依《贞观礼》服大裘。”按，依《武德令》及《贞观礼》，祭海岳皇帝应服毳冕。但这次不是一般的祭海岳，而是封禅，相当祭天，所以改用大裘冕。
这样，皇帝所用冕就只有大裘冕与衮冕两冕了。长孙无忌等人的要求，本来是“诸祭并用衮冕”，也就是说要连大裘冕一块废掉。而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打算封禅于嵩岳，其时拟用的祭服仍是大裘冕 。
大裘冕虽一时未废，但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南郊，中书令张说再度揭著大裘冕与衮冕之争：
开元十一年冬，将有事于南郊。中书令张说奏称：“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礼》，取其质也，永徽二年（651年）高宗享南郊用之。显庆元年（656年）修礼，改用衮冕（即前述长孙无忌等奏改冕服之事），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则天已来用之。若遵古制，则应用大裘；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令所司造二冕呈进。上以大裘朴略，冕又无旒，既不可通用于寒暑，乃废而不用之。自是，元正朝会，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衮冕。自余诸服，虽著在令文，不复施用。（《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第567-568页）
张说似乎站在一个两岔路口，给皇帝指点迷津——当然也指点了我们，该如何观察两件冕服的是非。“若遵古制，则应用大裘；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古制”则大裘，“便时”则衮冕；“遵古制”当时就是遵《周礼》，那是南北朝以来的文化时尚；“便于时”则在于其衮冕之美，旒章黼黻足以装饰帝王的荣华。
“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礼》，取其质也”；“用衮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大裘冕与衮冕之争，也是一场经学之争，事涉《周礼》与《礼记·郊特牲》之争。显庆元年长孙无忌等反对大裘冕，话是这么说的：
《通典》卷六一《礼二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9页下栏。
谨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则天数也”。而此二《礼》（即《礼记》与《周礼》），俱说周郊；衮与大裘，事乃有异。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御寒，理非当暑。若启蛰祈谷，冬至报天，行事服裘，义归通允；至于季夏迎气，龙见而雩，炎炽方盛，如何可服？谨寻历代，唯服衮章，与《郊特牲》义旨相协。周迁《舆服志》云：“汉明帝永平二年，诏采《周官》、《礼记》，始制祀天地服，唯天子备十二章。”沈约《宋书·志》云：“魏晋郊天，亦皆服衮。”宋、魏、周、齐、隋礼令，祭服悉同。斯则百王通典，炎凉无妨，复与礼经事无乖舛。今请宪章故实，郊祭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请停，仍改礼令。
郑玄认为，南郊指正月南郊祭祀感生帝，圆丘则是冬至祭祀昊天上帝，方丘是夏至祭昆仑地祇，北郊是祭祀神州。但王肃看法不同，他认为南郊就是冬至圆丘之祭，正月祈谷是祭天但不是“郊”，北郊与方丘也是一回事。可参看金子修一：《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337-386页。
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三《三礼》，第33-34页。
长孙无忌等强调，在《周礼》《礼记》之间，历代皇帝多取后者，即用衮冕而不是大裘冕祭天。这是历史的证据。此外还有情理的证据：暑夏之时，不能把皇帝老人家捂在大裘里。大裘“明以御寒，理非当暑”，“季夏迎气，龙见而雩，炎炽方盛，如何可服？”但深究其事，还有更深经学背景。本书第六章第6节所讨论的王肃《孔子家语》的“脱裘服衮”之说，就是以《礼记·郊特牲》为主而兼糅《周礼》的。郑、王二人在天地及五帝祭祀上意见不同。简单说，郑玄认为郊、丘为二，王肃认为郊丘为一 。皮锡瑞已指出，这个分歧涉及了大裘冕：“郑说五帝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则迎夏、迎秋，不得服裘。” 唐宋反对大裘冕的，往往拿夏秋不适合服裘做理由，其实事涉郑、王之争。
唐初礼制，每年冬至祭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孟春的辛日祈谷，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孟冬祭神州于北郊。参看《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
杨华先生指出：“明德门东的唐圆丘，采取十二陛的制式，与文献上北周的圆丘陛式相合，很可能是沿着北周—隋—唐这样一条线索发展而来的。”见其《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收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1辑，第285页。
《通典》卷四三《礼三·郊天下》记云“永徽二年（651年）七月，太尉长孙无忌等奏议曰”，但《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作“（显庆）二年（657年）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又奏议”。《册府元龟》卷五八五、《文献通考》卷七十所记又有不同。参看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07页校勘记[三]。唐高宗采纳其议，用王肃之说把丘、坛合一，上辛祈谷和孟夏雩祀也改在圆丘（南郊）举行了。
金子修一：《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360页以下；任爽：《唐代礼制研究》，第12页以下；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唐初期的天地祭祀主要参照郑玄 ，跟隋制甚至北周都有源流关系 。但士大夫之倾向王肃者，逐渐开始挑战郑玄。唐高宗时长孙无忌等（或许敬宗等）曾奏称，王肃“符合经典，其义甚明”，郑玄则“违弃正经，理深未允” 。长孙无忌（及许敬宗）等在天地祭祀上尊王黜郑，则其用《郊特牲》衮冕驳《周礼》大裘冕，应该与其尊王立场有关。此后，王朝祭礼中的王学影响大了起来，与唐初不相同了 。
《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第662页。按，此后唐朝皇帝偶尔也用大裘冕。崔敖《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冬，天子亲祀明堂，大裘而郊”。《全唐文》卷六一四，第6201-6202页。
那么再看张说之议吧。将临南郊，张说特意提示“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令》中大裘之文，是长孙无忌等想废而没废掉的。张说本人大概倾向衮冕，但他很委婉，知道“眼见为实”的道理，只是让有司造了大裘冕与衮冕两冕，让皇上自己去挑，自己只作“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状。皇上一看实物，“大裘朴略，冕又无旒，既不可通用于寒暑，乃废而不用之”，把大裘冕打入冷宫 。东汉衮冕郊祀之法，其“六冕同制”的“单列式”冕服结构，至此全部恢复。南北朝以来的六冕复古浪潮，转趋消歇，冕服变迁绕了一个大弯子，又回归于汉明帝永平制度了。
《左传》昭公七年，《春秋左传集解》，第1297页。
唐玄宗选中衮冕的原因很简单，没什么经学考虑，只在于神气不神气、舒服不舒服。大裘冕“朴略”，他不喜欢，如此而已。朴略与繁缛，是制造服饰等级的主要手段。以繁缛为美，有其社会心理原因：繁缛就要消耗更多人工，足以显示穿着者的更多财富和更大权势。春秋政治家子产就曾说过，伟大人物都是“取精用弘”的，即占有的东西精，消耗的东西多。若生前“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到阴间都能成为强鬼 。匹夫匹妇一辈子粗茶淡饭、布衣蔬食，死后就只能当可怜巴巴的游魂小鬼了。皇帝死了都能占一个山样的陵墓，在世时更是万民俱瞻的红太阳，若其冕服质朴无华，何以威仪天下？那就是“便于时”“衮冕为美”的意思了。寻求冕服华美，也正是赵宋冕服的变化趋势之一，详见下章。
金鹗：“纬书为五经稂莠，而郑好引以解经，最是其失。”《求古录礼说》卷七《禘祭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10册第288页上栏。又孙诒让：“郑谓圆丘祭北辰耀魄宝，郊祭感生帝灵威仰，诸名本于纬书，王肃难之，持论自正。”《周礼正义》卷四二，第8册第1746页。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7-448页。
皇帝可以不管经学纷争，因为他拥有最高决策权。大臣、学者却不能不管，这说明礼制那门学问变重要了，值得花功夫抬杠，进而拥有那套学问的人也重要了。冕服之争、祭礼之争、郑王之争能热起来，首先是关陇军功集团衰落，文人官僚抬头的表现。从学术史看，郑玄的六天、感生帝说有纬书背景，连攻击王肃最力的金鹗都不以为然 。相比之下，王肃的经说似较理性一些。按郑玄经说，祭祀就将很繁琐，按王肃则相对简约不少。天宝、大历以来，礼制有简约之势 。频繁祭祀太费钱费事儿，君臣也会很累很烦。尊天敬祖最终还是为了自己，不能把自己折腾了。东晋以来隔年郊祀，唐初年年郊祀。但唐朝很多祭祀逐渐由臣下代摄。赵宋皇帝“三年一郊”，是省钱省事的“便时”之道。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第122-123页。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陈登原：《国史旧闻》“纬书”条，第1册第428页以下；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章第2节“谶纬的定型和兴衰”。
陈戍国先生认为，从唯物主义看，郑、王皆非；但就礼制史说，则郑说未必可非，感生帝也算一说 。陈先生此说，我深以为然。不过从政治角度看，就不止是一家之言的问题了。比如，若承认“感生帝”，那么“五德终始”说就强化了。可“五德”是一支双刃剑，既能证明本朝膺天受命，也能证明取代者膺天受命。秦始皇以秦为水德，那跟“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是矛盾的。历史后期，皇帝就不怎么讲五德终始了 ，严禁谶纬 。那就是出于政治考虑。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第447页。
章群：“其意谓只祭昊天上帝，不祭感生帝也。案：惟天子可以祭天，祭感生帝亦然，即使二者兼祭，仍出同一王朝，同一皇帝，本无其他政权，本无其他帝皇，所谓‘加强对王权统一性、正统性的象征’，诚不知何所指而云然。”《唐代祠祭论稿》，台湾学海出版社1996年版，下篇第二节。
武则天：《五帝皆称帝敕》，《全唐文》卷九六，第990页下栏。五方帝与昊天上帝合称“六天”。皇帝头上有一堆“天”，造成了沉重压抑感。只剩一“天”，皇帝就轻松多了。
《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全唐文》卷五一，第560页上栏。五人帝即太昊、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又称“五方配帝”，或简称“配帝”“五帝”。不称臣的理由是“统天御极，则朕位攸同”，皇帝跟五人帝是平起平坐的。任爽先生评述说：“及德宗在位，又诏改祭五方帝祝文，……五方帝由天降为帝，祭祀之君主由对其称臣改为不称臣。”《唐代礼制研究》，第25页。按，唐德宗不称臣的是五人帝，即五方配帝，不是五方帝。
唐高祖祭祀华岳时“北面再拜”，武则天时有司议云：“谨按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天子无拜诸侯之礼，臣愚以为失尊卑之序。其日月以上，请依旧仪；五岳以下，署而不拜。”皇帝“制可之”。《唐会要》卷二二《岳渎》，第427-429页。
任爽：《唐代礼制研究》，第34页。“关键是君主是否应对九宫贵神称臣，而非后者当属大祀抑或中祀。”
唐初期南郊祭感生帝，雩祭及明堂祀五方上帝，显庆礼、开元礼便改成祭昊天上帝了。姜伯勤先生指出：“郊祀礼祭拜统一天神昊天上帝，是为了加强王权统一性、正统性的象征。” 章群先生指责姜先生“不知何所指而云然” ，然而姜先生的话并不错，倒是章氏只知其一、不见其二了。祭“感生帝”等于宣告本朝只是“五德”之一，跟老天签的只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聘期一满就得拎包走人，另有四个“德”在排队候补呢。再看五方帝。昊天上帝与万民中间横插着一群五方帝、五人帝，像列国诸侯、割据藩镇似的，抢了昊天上帝的不少风头吧？那么，罢免“感生帝”，淡化五方帝与五人帝的集体领导，突出昊天上帝的“核心”地位，怎么就没有加强了王权的统一性、正统性呢？武则天下令五方帝不准称“天”、只许称“帝” ，唐德宗又宣告祭五人帝时他将不再称“臣” ，皇帝祭华岳由“北面再拜”变成了“署而不拜” ，还有九宫贵神的祭祀等级之争 ，在这一系列的礼制变动中，都能看到皇帝在“欲与天公试比高”。
如果说“周礼崇拜”是“教条主义”的话，唐高宗的六冕改革，就是“修正主义”的。理性化、世俗化的倾向，逐渐主导了礼制规划；南北朝隋唐间一度高涨的“古礼复兴运动”，开始退潮。郑玄、王肃的继承者的“鹬蚌相争”，最终是皇权“渔翁得利”了。具体看礼制在忽左忽右、时郑时王，总体上却在沿“尊君”“实用”的方向推进；不利于“尊君”“实用”的东西，一点点被铲平、被摘除、被磨掉、被“和谐”了。也好比一个鱼群，近看是一条条鱼上下翻滚、方向不定；拉远了看，鱼群却向特定方向移动着。唐初君臣一度为《周礼》而屈尊，听任“君臣冕服倒置”；此时转斥《周礼》“理极未安”，一脚踏了过去。同时，虽搁置了大裘冕，鷩冕以下不用，法令上的六冕却有意不做改动，即“著在令文，不复施用”，“令文因循，竟不改削”。那是中国法律的一种特殊运用方式，法典上的条文并不一定是供实施用的。尽管实际已非六冕，但若只看法典的话，六冕还赫然在目地列着，“周礼”那面旗子还在打着，在发挥余热，即发挥象征作用。“修正主义”只是“修正”而已，却不是离经叛道。这在后来孙茂道、苏知机冕服改革建议的遭遇中，也看得出来。
孙茂道：《请改服制奏》，《全唐文》卷一六八，第1720页下栏。按“改名为冕”四字意义含糊，似有脱漏。《旧唐志》作“仍改冕”，《通典》卷五七《礼十七》作“仍改冕名”，《册府元龟》卷五八六《掌礼部·奏议一四》作“改名为冕”，皆非。我认为，“改名为冕”原文当作“改名为山冕”。孙茂道意谓若“升山为上”，“山”就成了九章之首了，那顶衮冕就应改名“山冕”。臣下的衮冕改名山冕，就可以跟皇帝的衮冕区别开来了。先秦文献中有“山冕”，北周也有山冕，为诸侯所服，可以视为孙茂道之所本。
大概是受了当时礼制争议的启发触动，又有人在冕制改革上跃跃欲试。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孙茂道针对一品官的衮衣生事发难：“准《令》，诸臣九章服，君臣冕服，章数虽殊，饰龙名衮，尊卑相乱。望请诸臣九章衣，以云及麟代龙，升山为上，改名为冕。” 孙氏反对臣下的衮衣用龙，这个意见后来引起金朝制礼者的重视（参看第十一章第4节）；但孙氏“以云及麟代龙”的建议，时人的回应是纷纭不定的，因为那把传统的十二章本身也给改了。
苏知机：《请改定章服奏》，《全唐文》卷二〇一，第2036页以下。
仪凤二年（677年），又一名苏知机继踵而来。苏知机不甘寂寞，也想对十二章做更大幅度的改弦更张：“今请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舆服之，加日、月、星辰、龙、虎、山、火、麟、凤、玄龟、云、水等象。鸾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黼冕四章，五品服之。” 苏知机拉大了君臣级差，取消了三公用龙，那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他的“大明冕”主意把皇帝十二章弄得面目全非，而三公以下所用冕名服章跟皇帝又不相同，又有了鸾冕、黼冕之名，又有了鹰鹯、熊罴、水草（莲花）之类服章。苏知机也太大胆、太迂怪了。“教条主义”刚被纠正，“修正主义”却引发了标新立异者的大修大改热情。然而，那将严重损害古礼的庄重性和服章的神圣性，立遭抨击。
杨炯：《公卿以下冕服议》，《全唐文》卷一九〇，第1923页以下。苏知机、杨炯奏议，又见《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通典》卷五七《礼十七》、《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等，互有详略及异文。如“鸾冕”误作“鷩冕”，“黼冕”误作“绣冕”等。
有司详议中，杨炯的抨击既有力度又有深度：“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夫以孔宣之将圣也，故行夏之时，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于是乎毕矣。”周公制度是完美无缺、无以复加的，连孔子都无意改作，坚持“服周之冕”。“若夫礼唯从俗，则命为制，令为诏，乃秦皇之故事，犹可以适于今矣。若夫义取随时，则出称警，入称跸，乃汉国之旧仪，犹可以行于代矣。亦何取于变周公之轨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 杨炯并不反对像秦皇汉帝那样，从俗制礼而随时立制；但若是周公、孔子业已确定的东西，就必须“顺考古道，率由旧章”。可见“修正主义”也有原则，原则就是“修而不离其正”；若偏离经典太远，“变周公之轨物，改宣尼之法度”，则期期不可。皇帝也得提防着，不要滋生出离经叛道的青萍之末来，若有，赶紧掐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