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六冕在宋明的余波
宋明留下的冕服史料丰富得多，服饰史的研究空间大为开阔了。然而本书却已临近尾声，因为本书的中心线索，是《周礼》所记、郑玄所论的六冕制度。一般性的冕服叙述，是服饰史的任务，而不是本书的任务。我们特意把全书主线选定为《周礼》六冕的兴衰，是为了从这个侧面，探求那场“古礼复兴运动”的兴衰，以及相关的学术与政治纠葛。
自唐朝“鷩冕已下，乘舆更不服之”和搁置大裘冕以来，那种以“君臣通用”为特征的“多列式”六冕制度，已明显变质，一天天在走下坡路。宋朝继续着这个走势，“尊君”与“实用”倾向，已经变成了冕服变迁的主导。
本章选择四点，以期为《周礼》六冕在宋明的余波，提供一个扫描。这四点分别是：第一，旒数由奇数降为偶数，此事涉及了诸侯与诸臣的相对关系变动，为显示其变动意义，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回顾比较。第二，冕服等级功能的下降和应用范围的收缩，这也是“古礼复兴运动”趋于低落的表现之一。第三，“以衮袭裘”问题。大裘冕出自《周礼》，大裘与衮冕的结合，给《周礼》六冕又一沉重打击。第四，由宋经辽金元而至明，冕服逐渐成了皇族子弟的特权，官僚没份儿了，《周礼》六冕制度彻底衰落。
1.
由偶数冕旒看诸侯诸臣的关系变迁
先从北宋官僚冕服的章旒谈起。
北宋冕制，起初省去了唐朝的八旒、六旒之冕。九旒九章者，亲王、中书门下、三公奉祀服之；七旒五章者，九卿奉祀服之；五旒无章者，四五品担任献官者服之；无旒无章者，太祝奉礼服之。但在北宋，礼官时不时地提出各种调整意见，那些意见可能被采纳也可能不被采纳，采纳了章旒就会发生变动，总之随意性是很大的，并不严格遵循《周礼》。但南宋把诸臣旒数改为八旒、六旒、四旒和无旒4等，这个变动被赋予的一个深意，却值得专门讨论。
《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
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宇文粹中对奇数的冕旒提出质疑：“盖出、封则远君而伸，在朝则近君而屈。今之摄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与古之出、封者同命数，非先王之意”，“古者，诸侯有君之道，故其服以五、七、九为节。今之郡守，虽曰犹古之侯、伯，其实皆王臣也。欲乞只用群臣之服，自鷩冕而下，分为三等：三都、四辅为一等，初献鷩冕八旒。经略、安抚、钤辖为一等，初献毳冕六旒，亚献并玄冕二旒，终献无旒。节镇、防、团、军事为一等，初献 冕四旒，亚、终献并玄冕无旒” 。
依照《周礼》，诸侯的命数是奇数，如九命、七命、五命；诸臣的命数都是偶数，如八命、六命、四命。宇文粹中的宗旨，首先是旒数应该依命数，进而奇数的冕旒是诸侯用的，朝臣不该用，而应使用偶数的旒数。有很多祭祀的场所不在首都而在地方，例如海岳之祭，其祭祀通常由地方官代摄，这些地方官也是中央任命的。汉人往往把郡守比作古诸侯，而“诸侯有君之道”。宇文粹中却特别强调“今之郡守，虽曰犹古之侯、伯，其实皆王臣也”，地方官也是“王臣”，不算诸侯。“摄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无论地方的摄事之官，还是中央的侍祠之官，都是在朝之臣，所以其冕旒都应使用偶数，以合于《周礼》命数。宇文粹中的意见，反映了中央集权体制已巍然屹立，不可撼动。他的着眼之点，就是要以旒数安排的变动，来体现现行品位结构中诸侯与诸臣的关系变动，淡化诸侯而凸显诸臣。
回顾此前各朝的偶数章旒，首先有南齐，其三公用八旒，九卿用六旒，旒数用《周礼》命数。其次是北魏北齐，三公八章八旒、九卿六章六旒，糅合了《周礼》与《伪孔传》。北周有偶数章旒，不过那是等级繁密、《周礼》章旒被细化造成的。又，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苏知机建议改革服章时，其所设想的是三公鷩冕八章，三品毳冕六章，五品绣冕四章，章数全用偶数。所以在旒数的奇偶上做文章，倒不以宇文粹中为始，是冕服制度的“数字化”特征本身所引发的。
《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
北宋末年宇文粹中的偶数旒数建议，相当于一个预告。到了南宋，偶数旒数就闪亮登场了：“中兴之后，省九旒、七旒、五旒冕，定为四等：一曰鷩冕，八旒。二曰毳冕，六旒。三曰 冕，四旒。四曰玄冕，无旒。其义以公、卿、大夫、士皆北面为臣，又近尊者而屈，故其节以八、以六、以四，从阴数也。” 鷩冕八旒七章，毳冕六旒五章， 冕四旒三章，玄冕无旒无章，另有紫檀冕，以四旒冕配紫檀衣，博士、御史服之。“北面为臣”“近尊者而屈”，与宇文粹中的意见完全相合。使用偶数冕旒，其意义在于进一步显示，王朝如今是以诸臣为主干来安排冕服的。以诸臣为主干来安排冕服，事实上早已如此；但偶数冕旒的采用，依然使那个事实在外观形式上也大大强化了。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
八旒、六旒、四旒全盘面向诸臣了，那诸侯怎么办呢？宋代封爵制度如下：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国公从一品，开国郡公正二品，开国县公从二品，开国侯从三品，开国伯正四品，开国子正五品，开国男从五品。这些王爵和五等爵的拥有者就是诸侯，如依古礼，他们都是“君”，有权“开国”，在礼制上是不能看成“北面之臣”的。相应地，他们应使用奇数旒数。可现在奇数的旒数没了，那么他们如何服冕呢？宋朝是这样处理的：皇太子作为特例，助祭时祭服用九旒九章之冕，从而保留了一个奇数冕旒；南宋绍兴年间，皇子邓、庆、恭三王的祭服，使用八旒之冕 ；至于五等爵，根本没有独立的服冕资格。就算你拥有五等爵号，也得另行根据你的职务、官阶，以及你在祭祀上是初献、亚献或终献，来决定是否服冕、服什么冕。宋代冕服的使用范围大大萎缩，只用作祭服，所以不参与祭祀，就与冕无缘。就此而言，若不考虑诸王，旒数只限于偶数的做法，等于宣布只有诸臣服冕，五等诸侯不能了。宇文粹中说的就是“欲乞只用群臣之服”，也就是不用诸侯之服。
为了理解这个事件的意义，就有必要从《周礼》的诸侯、诸臣概念出发，回顾宋朝以前的历代诸侯、诸臣相对关系，及其在冕制上引发的变动。
周朝的诸侯即公侯伯子男是“君”，公卿大夫士的拥有者则是官员。郑玄有鉴于此，所以在安排冕服时，把诸侯、诸臣分成了两块，诸侯居诸臣之上。这种冕服安排，更接近周朝的政治形态和权力结构。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附邓康传》注引《汉官仪》：“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者，位特进，在三公下。”又《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引《汉朝杂事》：“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有赐位特进，在三公下，平冕、玄衣，侍祠郊庙。”第29页。特进侯也在三公之下。
帝制时代的权力结构变了，诸侯诸臣的关系也变了。在秦汉中央集权之下，诸侯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了，形式上身份高贵，实际只能“衣食租税而已”。三公九卿肩负着帝国行政，也是官僚服冕的主体。所以在汉明帝的冕制中，诸侯跟三公平起平坐，都是九章九旒，没让诸侯压三公一头。从朝位看，东汉诸侯还在三公之下；而且诸侯之中，只有侍祠侯能服冕 。
《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
魏晋时“周礼复古”开始升温，王朝品位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魏末恢复了五等爵制度，在《魏官品》中，王与公侯伯子男都在第一品，高居官品之首。与此同时，王公衮冕被安排在九章九旒，同居一品的三公却被“损略”到了七章七旒；官居三品的九卿被“损略”到五章五旒。晋代五等爵中的侯伯子男如何服冕，还不怎么清楚。陈朝冕制则有明文：“五等诸侯，助祭郊庙，皆平冕九旒。” 又，魏明帝“损略”冕服时拿诸臣开刀，把公卿各降了一等，却不动诸侯；回首汉制，诸侯原是服九章九旒的。那么参照汉、魏与陈，也许可以反推晋朝的五等爵助祭，都是使用平冕九旒的。那么人们看到，与汉制相比，魏晋以来的公卿冕服，比诸侯下降了一等。中古五等爵全部服冕的这个礼遇，比汉代诸侯只有“侍祠侯”才能服冕的做法，更为优越。
《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二年（266年）二月诏。
可参看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有关部分。
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册第366页。
越智重明：《晋爵与宋爵》，《史渊》第85期。
那么从《周礼》的诸侯、诸臣概念看，较之汉代，魏晋以降的诸侯冕服礼制待遇明显呈现上升趋势。这样做是出自身份安排的考虑。统治者安排等级时，可能有两种考虑：“运作考虑”和“身份考虑”。前者是为了保障行政秩序与行政运作，后者是为了安排统治集团的身份秩序，维系政治效忠，优待“拥戴群体”。魏晋王爵与五等爵的拥有者，主要由宗室和功臣、亲信构成。西晋的“五等之封，皆录旧勋” ，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构成了一个庞大封闭的既得利益集团 。范文澜先生也指出：西晋大封国王和五等爵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皇族势力和一个士族势力“合力来拥戴帝室” 。日人甚至有这样看的：魏晋时“封爵是保证政治特权的第一位因素” 。王爵与五等爵是“拥戴群体”的标志，等于是司马氏死党的党徽。五等爵最初高居一品，高于行政官僚，就是此期在等级安排上“身份考虑”重于“运作考虑”的表现之一。而诸侯冕服高于诸臣，也出于同样原因。用高等冕服来装饰的宗室与亲信，是司马氏皇权的防波堤。
《通典》所载《魏官品》制定于曹魏咸熙年间（264-265年），265年即进入西晋。所以晋初所用官品可能与那份《魏官品》相去不远。《通典》所载《晋官品》，应是较晚时候修订的。
分见《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卷三七《职官十九》、卷三八《职官二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5、209、215页。南朝梁十八班只用于确定官僚的官资，所以其中没有列入封爵。
然而“爵”这种源于周朝的古老位阶，在帝制时代具有了双重意义：既可以作为特殊人群的身份标志，也可以用作官僚管理和激励的手段。魏晋政治中皇族、士族、家族因素的分量大起来了，爵制的身份意义就水涨船高，跟着大起来了。这个变化波及了冕制，就是代表官僚行政的公卿地位下降，而拥有贵族身份的爵位拥有者地位升高。然而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历史重演。中古门阀政治看上去像是历史的倒卷，可贵族政治与“爵本位”时代毕竟早已过去了。经过秦汉官僚帝国的四个多世纪统治，“官本位”体制已在神州大地扎下了根。魏晋以来的专制官僚政治，虽然颇受士族特权的侵蚀，但根基还在。比之《魏官品》，《晋官品》中的五等爵已有了一点儿变化：开国郡公、县公仍在第一品，开国县侯及伯子男爵降为二品了 。东晋皇权跌落到低谷，南朝皇权便再度复兴。至南朝末年，人们在《陈官品》中看到的是郡王一品，开国郡公、县公二品，开国县侯、县伯、县子、县男三至六品 。就是说，五等爵在官品中向下舒展开来。魏晋的三公七章七旒、卿五章五旒之制，在南齐也变成了三公九章八旒、九卿七章六旒。比起东汉的公卿旒数，南齐公卿只差一根旒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浮现出来了：魏晋五等爵在品位顶端，随后便向下舒展，即重心下降；而魏晋被压低了的公卿冕服，在南齐有回升之势。二者呈反向变化。我们认为，这是封爵作为官僚管理激励手段的方面，其分量再度回升的反映，也是南朝官僚政治复兴的反映。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再转身去看北朝。北魏道武帝时，王公侯子分布于一至四品。北魏后期位阶，“开国”公侯伯子男分布于一到五品，“散”公侯伯子男分布于从一品到从五品 。
西魏北周的服章严格区分诸侯与诸臣，诸侯压诸臣一头。那样做，既是为了标榜《周礼》，也反映了这个偏处一隅的政权，在官阶安排上重身份、重品位的突出特点。但与此同时，北周依然通过旒数、等数、服数，平衡了章数安排所造成的诸侯与诸臣的不对称。让诸侯冕服在诸臣之上，目的是显示“复古”；用旒数、等数、服数来平衡位阶，则是出于王朝行政的“实用”需要。
隋朝开皇冕制，先把诸臣中的三公提到了衮冕九章；但因北周冕制的惯性影响，三四五品官仍被压低在槃冕三章之上。大业冕制中则摆脱了北周冕制的惯性，做出了重大调整：王与一品官同服衮冕九章，公侯与三品官同服鷩冕七章，伯与四品官同服毳冕五章，子男与五品官同服槃冕三章。五等爵的冕服继续走低，品官的冕服却明显提升，可以说诸侯与诸臣并驾齐驱了。
李唐的诸侯品级是这样规定的：王及国公一品，郡公、县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而冕服等级是这样规定的：衮冕为一品之服，鷩冕为二品之服，毳冕为三品之服，绣冕为四品之服，玄冕为五品之服。自隋大业至唐，服冕资格基本依官品而定，爵级（及勋官、散官等）也是以其所在官品为中介，才与冕服等级联系起来的，也就是依品服冕。《旧唐书·舆服志》：“诸勋官及爵任职事官者（散官、散号将军同职事），正衣本服，自外各从职事服。”勋官与封爵的拥有者，其所担任的职事官往往低于其勋官与爵号的品级，所以允许他们根据其勋官与爵号的品级服冕，是为“正衣本服”。总之，诸侯与诸臣，冕服等级上一体化了。
为便理解，兹据史料，把宋以前的诸侯、诸臣冕服相对变化，列表示意：
上表显示，在诸侯方面，魏晋南朝及北周冕制中，五等爵是具有特殊地位的；而从杨隋大业到李唐，随着五等爵与官品的一体化，五等爵的冕服下降了，其下限降到了五品。诸臣方面呢？诸臣的冕服等级在魏晋明显下降，此后在南朝渐次上升；北周又成了诸臣冕服的一个低谷，但从隋大业到唐，诸臣冕服恢复常态了，一品官升至衮冕。
魏晋南北朝时，五等爵的冕服等级变化轨迹，与诸臣的冕服等级变化轨迹，看上去是此消彼长的。我们认为，二者的关系变迁，处于两种因素的左右之下。第一是文化因素。“周礼复古”需要，有可能促使王朝照搬《周礼》与郑玄注，照搬《周礼》郑玄注所描述的那种等级样式，诸侯在诸臣之上。第二是政治因素。即如，或从“身份考虑”出发，利用冕服来优待与标志“拥戴群体”，主要是宗室与功臣；或从“运作考虑”出发，基于行政运作需要，给予官阶较高、行政权责较大的官员以较高冕服。东汉帝国处于政治“常态”，“运作考虑”分量较重，相应就有一种冕服安排。魏晋南北朝时政治发生了较大“变态”，“身份考虑”重起来了，五等封爵适应了时代需要，于是出现了新的冕服安排。南北朝后期，帝国政治逐渐恢复，并继续进步，“运作考虑”所占比重回升，五等爵拥有者的特殊服冕资格淡化了，若不考虑宗室封爵，五等爵主要作为一种官僚激励手段而发挥作用，爵级从属于官品，不具有独立于“官本位”的特殊意义了。公侯伯子男与官僚都依官品服冕，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发生的。
《北史》卷十六《元孝友传》引《晋令》。
顾江龙：《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35页。
在有些时候，唐朝五等爵的用冕资格甚至低于品官，例如婚礼用冕。职事官三品与公爵的嫡子，其婚礼可以使用四品官的 冕。公爵在一二品，侯爵在三品。三品职事官的嫡子，其婚礼可以用 冕；但同在三品的侯爵，其嫡子就不能服冕，只能去服爵弁。是品官反高于封爵了。这样的安排，在其他若干礼制上也能看到，例如媵妾制度。晋制，诸王可置八妾，公侯可置六妾，一二品官可置四妾，三四品官可置三妾 。晋代公侯的官品都是第一品，其置妾之数却在一品官之上，明显是优待诸侯而压抑诸臣的。唐制就不同了。《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国公及三品，媵六人。”国公位在一品，可是其置媵之数只等于三品官，是诸侯又低于诸臣了。正如顾江龙君所论：“这显示了该项待遇上由爵重于官到官重于爵的变化。” 爵是一种富有贵族色彩的古老位阶，是周朝的历史遗产。在贵族政治色彩日益稀薄，官僚已成为无可置疑的支配阶级，官品已成为品位结构的主干之时，唐朝安排冕服等级时就采用了“官本位”原则，从而顺应了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的历史变迁。
李唐冕服依官品而定，这是个“官本位”的体制，即以朝廷上的官位为本，官位是变动不居的；姬周则以爵命为等级秩序的主干，爵命是稳定不变的，这是个“爵本位”的体制。官品与爵命，各自适应了不同的政治结构，一个服务于官僚政治，一个却有浓厚贵族色彩。李唐封爵已非周爵之旧了，不再是现行品位结构的主干，而是“官本位”的一种补充了。
时至赵宋，王朝采纳了宇文粹中的建议，依《周礼》诸臣命数，定品官旒数为八、六、四，也算是又一次向天下宣示，“公、卿、大夫、士皆北面为臣”，“近尊者屈”了。五等爵丧失独立的服冕资格，由此在冕服礼制上诸臣全面排挤诸侯，这显示“官本位”已根深蒂固，来自周朝的五等爵已变质为官僚的激励手段，不具有标识特殊群体的特殊意义，丧失了制造周朝那种传统贵族的能力了。
2.
冕服的等级功能下降和应用范围收缩
在宋朝冕制变迁中，一方面能看到诸臣全面排挤诸侯，已如前节所述；但就诸臣而言，又能看到冕服等级功能的下降，以及应用范围的收缩。
前面谈到，北宋品官之冕，九旒九章者，亲王、中书门下、三公奉祀服之；七旒五章者，九卿奉祀服之；五旒无章者，四五品担任献官者服之；无旒无章者，太祝奉礼服之。南宋冕服，则用八旒、六旒、四旒。礼官时不时对冕服等级提出各种调整意见，有“有司仍不制七旒冕，乃有四旒冕”的时候，也有“去三公衮冕及 冕，但存七旒鷩冕、五旒毳冕与无旒玄冕，凡三等”的时候。总的说来，赵宋冕服的章旒随意性较大，不怎么整齐划一。旒数的级差是九、七、五、〇，前三项在数列上还算连贯。章数的级差则是九、五、〇，跳跃性太大，无法比拟或附会《周礼》了。很可能，礼制规划者本来就没想对《周礼》亦步亦趋，不是非得跟《周礼》严丝合缝不可。宋朝制冕之时，《周礼》已不像北周隋唐间那样，具有必须句句照办、“落实不走样”的指导意义了。所以宋廷礼官有“国家服章，视唐尤为不备”之说。
《通典》卷八四《礼四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4页下栏。
《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7页。
在周朝，“乘轩服冕”的是贵族，冕服有强烈个人属性。汉魏南北朝皇帝赐冕，仍是重大的个人品位荣耀。冕服被用于官僚的个人丧葬、家族婚礼。隋唐的官僚冕服，仍保持了浓厚的个人属性，不但用于朝仪，而且用于家礼。开皇《丧纪令》：“有封者敛以冕服。” 唐礼：五品以上官子弟，冠礼可以使用父亲的冕服。婚礼亲迎、私家祭祀也用冕。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在部视侯伯，入朝亚卿尹，其车服皂盖朱轓，华虫七旒，进贤两梁冠，玉佩青绶。” “华虫七旒”就是鷩冕。冕服足以让穿着者自矜自夸。
黄正建先生叙述说：唐后期“随着散官地位的下落，服色也逐渐向依职事官品的方向发展，到宋代就全都依职事官官品了”。《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又其《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宋初的王朝品位结构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震荡。由于唐后期职事官的剧烈“品位化”，宋初官品的效力大为下降，官品体制几近瓦解了，转以“本官”即阶官确定官资，以“差遣”委寄职事。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详定朝会仪注所讨论冠服等级时，就指出了“品不可用”，“差遣又不可用”，建议“以官为定”，即依阶官而定冠服。其时冠服分为七等。参看《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
唐朝服冕资格同于北周，依品而定，五品以上官都服冕，以合于“大夫服冕”的古礼。宋朝迥然不同了。宋朝冠服曾经依官品而定 ，但因为等级秩序变迁，官品几近失效，后来就依阶官而定 。至于冕服，明确规定只是“奉祀服之”，只限于祭礼上的执事官员，与唐朝依品服冕之法大不相同。宋朝服冕等级资格的确定，既考虑祭祀的分工，又考虑执事者的地位。上节所引宇文粹中之言说得很清楚：“欲乞只用群臣之服，自鷩冕而下，分为三等：三都、四辅为一等，初献鷩冕八旒。经略、安抚、钤辖为一等，初献毳冕六旒，亚献并玄冕二旒，终献无旒。节镇、防、团、军事为一等，初献 冕四旒，亚、终献并玄冕无旒。”也就是说，是服鷩冕、毳冕、希冕还是玄冕，首先根据职务高低，其次根据是担任初献、亚献还是终献，两个条件都具备才能服冕，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在祭礼上没有职事，就不服冕。那么服冕的人数与场合，就将比唐朝大大减少。唐朝那支浩浩荡荡的服冕大军，由五代而入北宋，风流云散了。
例如《政和五礼新仪》卷十二列举了一品九旒冕、二品七旒冕、三品五旒冕及无旒冕，然后对承担分献、捧俎、读册、抬鼎、搏黍、执爵等职责的官职，一一明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第174页。也就是说，不承担那些职事的同品官员，助祭时不服冕服。
掌管百官朝服和诸司礼衣的机构，称“朝服法物库”，本属太常寺，宋徽宗时将之并入了殿中省。南宋祭服的制造、保管和使用情况，可参看《中兴礼书》卷十一《郊祀祭服》，《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第46页以下。
《朱子语类》卷九一《礼八》，第6册第2324-2325页。
宋朝的官僚冕服已丧失了个人属性，纯是祭服，只在祭祀时助祭者穿戴一下而已。服什么冕，取决于祭礼上的职事；对官僚的日常品位、个人官资无大影响，祭礼结束则服饰一切如故 。所以宋朝的冕服，有点像学校团体操上分发的服装，事毕收回，属公用服装，既非个人所有，也不由个人保存 。朱熹还描绘了那样一幅图景：祭服由有司保管着，官员平时看不见也用不上，大典礼时才分发使用。因为发祭服、换衣服十分麻烦，还得给搬祭服祭器的人赏钱，所以每逢典礼，皇帝“例降旨权免”，宣布本次典礼不用冕服了，又省事又省钱。冕服经常保管不善，拿出来一看破破烂烂，要修补又怕花钱，干脆包起来丢回库房。没谁喜欢冕服，人人都觉得穿戴着很不舒服。“唐人法服犹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复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嵯峨而不安于首。”
欧阳修：《太常因革礼》卷二四《舆服二》，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大理寺丞李坦奏及太常礼院详定。《宛委别藏》，第52册第311页以下。
正因为对“服周之冕”失去了兴趣，冕服形制也变得散漫了，“助祭之官所服六冕衣裳画绣之等，多不依古制”，经常被儒臣挑出种种不妥之处，如冕版上下皆青，旒色旒数都不与古同，服章之数没用全，分等混乱，蔽膝、大带等多有不当，等等 。反正就是临时穿一会儿的东西，是不是合乎“古制”，没多少人在乎了。
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第54页；又《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81页。
《柳河东集》卷三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2页。
司马光：《书仪》卷二《冠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第469页。
其实在唐朝，已能看到礼典与生活的脱节了。唐礼虽然规定了冠礼、婚礼上高官子弟可以用冕，但是否人人奉行，仍是很可疑的。初唐的实用服饰其实很世俗化，甚至很“胡化”，深受北族影响，多杂鲜卑之制。黄正建先生论唐代冠服制度：“令文归令文，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些规定常常是徒有虚名。” 唐后期尤其如此。以冠礼为例，尽管礼典有其文，柳宗元却说冠礼“数百年来不复行”，还提到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人心血来潮行冠礼，结果被看成作怪捣鬼 。连冠礼都不举行了，冠礼服冕之礼更是一纸空文了。宋朝司马光也说“冠礼之废久矣”，他自己在《书仪》中所拟订的冠礼三加，是巾、帽、幞头 ，而不是冕。
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敦煌文书P.2646写本书仪叙毕“合卺”之后，云：“则女婿起，侧近脱礼衣冠、清剑履等，且襕笏入……”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3册第123页下图；《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册第90页上图。周一良先生谓：“以上文字意义不甚清晰，当指婿脱去礼服及装饰。”见其《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第7期。周先生的引文被排作“侧近晚礼衣服冠清剑履等”，“脱”误作“晚”，“衣”后衍“服”。在其《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那两个错字未能得到更正（第289页）。“且襕笏入”的“且”字原文不清，吴丽娱先生录作“具”字，见其《唐代婚仪的再检讨》，《燕京学报》新1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敦煌文书P.3252号写本唐律背面。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27册第190页；《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308页。
如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纳后仪注：“奉迎……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册贵妃吴氏为皇后，礼同。见《宋史》卷一一一《礼志十四》。按皇帝亲迎不亲出，只遣使亲迎。又诸王以下亲迎，“子公服”，同书卷一一五《礼志十八》。
司马光：《书仪》卷三《婚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第476页上栏。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32页。
唐朝的婚礼，虽有若干礼节可以勉强比附古礼，实际也很世俗化 。一份敦煌书仪中看到的新郎婚服，其中提到了衣冠、剑履、襕笏，却没提冕 。婚礼所用的一首《去幞头诗》，其中“何须作形迹，更用幞头遮” 之句，说明新郎是戴幞头的。敦煌壁画《婚礼图》中的新郎，也不戴冕而戴幞头。宋朝婚礼，皇帝戴通天冠，诸王以下公服亲迎 。司马光《书仪》拟定的婚服是“婿盛服” ，把孔子“冕而亲迎”的古训忘在脑后了。附带说，吴丽娱先生对唐代丧服制度的研究，也表明“古代传至唐代社会的礼与现实世界脱节的问题已十分严重” 。唐宋很多礼制只存在于典章之中，作为一种象征而已。典章中虽存其制，但实无其事；对之你不能不认真，但又不能认真——中国人对法典的那种特殊态度，不但源远，而且流长。
图24 敦煌晚唐12窟婚礼图，未见用冕
（李永宁：《莫高窟壁画艺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上述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古礼”的号召力、神圣感和权威性，业已低落、动摇了，理性化和世俗化成为时代潮流，进而成为规划礼制的主导思想。森严的君臣等级还在，繁密的舆服等级也还在，然而舆服已更多适应了风习变迁，另有更合时的梁冠、品服等维系着等级秩序。对来自三代的古老冕服，人们兴趣索然，连朝廷都视为无味儿的鸡肋，“祭祀不得已乃用”。就算孔圣人曾倡言“服周之冕”，那又怎么样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409页。
《宋会要辑稿》卷一九七九〇《舆服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册第1800页下栏；《文献通考》卷一一三《王礼考八》“诸侯服朝服”作“群臣服朝服”，上册第1023页上栏。似以《文献通考》为是。
郊天时连太常卿也不能服冕。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太常礼院言：“窃观国家南郊大礼，太常卿止服朝服，前导皇帝。若亚献、终献及坛陛献官，乃服以祭服。明太常卿非祠官，而服朝服，礼也。”《宋会要辑稿》卷一九七九一《舆服四》，第2册第1803页上栏。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详定所议：“古者皆以冕为祭服，未有朝服。而助祭者、百官不执事者皆服常袍，袀元以从，此礼之失也。”元丰七年以吕升卿议，改行“行事及陪祠官并服祭服之仪”。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又回归于“行事、执事官并服祭服”，“他处行事官仍服朝服”之法。《文献通考》卷一一三《王礼考八》，上册第1025页上栏。
唐玄宗在朔望朝时“专用常服”，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正月“常服御宣政殿”，大赦改元。孙机先生因谓：“在这种正旦受朝、大赦改元之隆重场合，皇帝本应服衮冕，但文宗仅着常服。可见这时连衮冕和通天冠也逐渐退出实用的领域了。” 赵宋的冕服继续从实用领域收缩。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详定正日御殿仪注所言：“今元会行礼于朝，而天子服祭服，诸侯服朝服，未合礼意。欲乞元日受朝贺服通天冠、绛纱袍。从之。”皇帝从之 。表面上礼官是在维护“在朝君臣同服”的“礼意”，然而不是往“如王之服”“君臣同冕”上说，却往“君臣同不用冕”上说；不是让群臣随皇帝服冕，而是让皇帝随群臣不服冕。此前元会行礼只有皇帝服冕，群臣不服，此后连皇帝也不服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志豪情，烟消云散了。朝礼如此，祭祀也只是少数献官服冕而已，其余的陪祠助祭者，服常袍服 。
《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礼官议。
张洗：《唐济渎庙北海坛新置祭器沉币双舫杂物之铭（并序）》，《全唐文》卷六三三，第6396页。其时内史毳冕七旒五章，任初献；“县尹加绣冕、六旒三章”，任亚献；“邑丞元冕，加五旒无章”，任终献。“内史”应系河南尹的别称（隋朝河南尹曾一度称内史），从二品，依制应毳冕。不过这位内史不是依其本品服毳冕的，看看另两位县令和县丞就清楚了。绣冕是四品之服，玄冕是五品之服，河源县的县令、县丞本没资格服用，但因祭祀时暂摄四品五品之事，故“加”绣冕、“加”玄冕。赘言之，摄祭者所服之冕，非其本官之冕，而是所摄之官之冕。唐制，皇帝毳冕“祭海岳则服之”；皇帝既不亲祭，则代摄其事者服毳冕而祭。又唐敬宗《宝历元年正月（825年）南郊赦》：“五岳四渎，宜委本州府长吏备礼致祭，当极丰洁，以副如在之诚。”《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也反映了当时的五岳四渎，是委派本州府长吏代祭的。
《旧唐书》卷一五三《刘乃传附刘宽夫传》。
又，隋朝皇帝不用鷩冕以下，诸祭均用衮冕。到了唐中期，皇帝不用鷩冕以下，鷩冕以下诸冕所适用的常祀，皇帝大抵并不亲临，而是派遣公卿代祭。宋朝也是如此，“其每岁常祀，遣官行事。摄公则服一品九旒冕，摄卿则服三品七旒冕” 。从“摄公”“摄卿”之辞看，实际是连公卿也不亲身前往的，又转包给了更低的官员，由他们代摄。其实唐后期就已那么做了。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祭祀济渎庙和北海坛，就是皇帝既不出驾，公卿亦不远行，而是由地方府县官员暂摄的 。唐敬宗时刘宽夫上言：“近日摄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轻，有乖严敬。伏请今后摄太尉，差尚书省三品已上及保傅宾詹等官。如人少，即令丞郎通摄之。”
《十三经注疏》，第763页中栏、下栏。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一，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二月壬申，苏轼论合祭，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册第11455页。
苏轼：“（周）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惟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几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一，第32册第11454页以下。
“摄祭”之制，说来倒是于古有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玄注：“王有故，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云：“有故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 那么我们知道了，原来只是在天王遇病、服丧时，才遣人摄祭。正如苏轼云：“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 依照古礼，摄祭并不是“安吉之礼”，后代却成了常礼。遣官摄祭有很多好处。尽管“人海战术”的大型典礼是“权力自我展示”的良机，为中国皇帝所厚爱，但也如苏轼所指出：那不是没有代价的，皇帝受累，百官受累，卫兵也受累。对“国家级祭祀”带来的巨大骚扰耗费，苏轼一一指陈，毫不掩饰自己的排斥厌烦。周天子祭必躬亲，是以小国寡民、政务疏简为前提的，今上不宜邯郸学步，否则弄巧成拙。所以苏轼力主“不折腾”，反对一岁再郊，支持天地合祭与三年一郊 。这一类祭祀从简从俭的言论，都可以看成是礼制理性化趋势的一部分。
3.
脱衮服裘·脱裘服衮·以衮袭裘
在各等冕服之中，中国皇帝使用最久的是衮冕。衮冕之上是大裘冕，衮冕之下是鷩冕、毳冕、 冕、玄冕。我们考察《周礼》六冕的兴衰变异，其线索之一，就是考察皇帝是否使用大裘冕，以及是否使用鷩冕以下诸冕。如果皇帝上不用大裘冕，下不用鷩冕以下诸冕了，那就意味着《周礼》六冕礼制低落衰败了。
唐高宗不用鷩冕以下，等于拆掉了《周礼》六冕的一根柱子。大裘冕这根柱子虽一时没动，但大势所趋，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唐玄宗时搁置了大裘冕，还是给拆掉了。而在赵宋之初，《周礼》“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的说法一度又打动了皇帝，大裘冕一度死灰复燃，被启用了。然而争端也由此发生，好多汉魏经学家，如郑玄、张融、王肃等，也被人从棺材里拉出来助战。
崔圭顺云：“宋初没有大裘冕之制。……至宋神宗元丰年间，方恢复大裘冕。”见其《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第93页。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又《文献通考》卷一一三《王礼考八》，上册第1022页上栏、中栏。
参看楼劲：《关于〈开宝通礼〉若干问题的考察》，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1页以下。楼先生认为，除《开元礼》外，《大周新礼》可能也构成了《开宝通礼》蓝本。
《大唐开元礼》卷四《吉礼·皇帝冬至祀圆丘仪》：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皇帝服衮冕”；祀日銮驾发引，“皇帝服衮冕，乘舆以出”；“质明，皇帝改服大裘而冕，出次”。第35、39、40页。又见《通典》卷一〇九《礼六九·开元礼类纂》“皇帝冬至祀圆丘仪”，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3页以下。
我们说宋初又启用了大裘冕，可能会招来质疑，因为有人说宋初没有大裘冕，是宋神宗才恢复了大裘冕的 。但我不那么看。宋初有大裘冕，史有明文。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详定官：“《开宝通礼》：皇帝服衮冕出赴行宫，祀日，服衮冕至大次。质明，改服大裘而冕出次。” 由此可知，在宋太祖的《开宝通礼》之中，“大裘而冕”明文俱在。《开宝通礼》是开宝四年到六年（971-973年）编成的，其撰写以唐《开元礼》为本，再根据“国朝新制”而加损益 。上述以衮冕为斋服、以大裘冕为祭服的礼制，就是直接袭用《开元礼》的 。
王雪莉云：“宋初并没有大裘冕，直到神宗始用大裘冕”，“宋初虽有《开宝通礼》制定了大裘制度，但实际上并没有制造服用，而一直只用衮冕为皇帝祭服”。《宋代服饰制度研究》，第52页。
《宋大诏令集》卷一一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6-407页；李攸：《宋朝事实》卷四《郊赦一》，《丛书集成新编》，第28册第642页下栏；《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册第52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李育奏：“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监进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聂崇义进《三礼图》，尝诏尹拙、窦仪参校，皆仿虞、周、汉、唐之旧。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于圆丘，用此制也。”第15册第4992页。其事又见《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又《玉海》卷八二《车服·建隆衮龙服制度》：“（建隆）二年，聂崇义上《三礼图》，仿虞、周、汉、唐之旧。詹事尹拙言‘衮冕而下，合画充耳’，尚书窦仪议从之。四年冬，服之合祭圆丘。”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525页下栏。建隆四年冬即乾德元年冬，其年十一月改元。那么事情始末应是这样的：聂崇义建隆二年上《三礼图》，随后尹拙、窦仪等详定冠冕，其中有大裘冕，再后是乾德元年宋太祖大裘冕祭圆丘。然则不但大裘冕，而且《南郊赦文》的“考百王之旧制，缉千古之宪章”，也是实有其事的，当时确实“考”过一番、“缉”过一番。大裘冕既跟聂崇义《三礼图》有关，而《三礼图》依郑玄，大裘冕无章无旒，那么宋太祖所用大裘冕、进而是《开宝通礼》中的大裘冕，都应无章无旒。《长编》卷二〇六又记李育奏请：“与《通礼》、《衣服令》、《三礼图》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也反映了《开宝通礼》《衣服令》《三礼图》三书冕制相同。
但有人又说了，《开宝通礼》中虽有大裘冕，但没造没用 ，徒有其文。但我仍不那么看，有史料证明当时大裘冕被造了用了。查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十一月《南郊赦文》：“由是考百王之旧制，缉千古之宪章，坠典必修，无文咸秩。洁牺尊而谒清庙，被大裘以郊上玄。” 由“被大裘以郊上玄”一句就可知道，在编辑《开宝通礼》之前的乾德元年，赵匡胤就已身披大裘临坛郊天了。由《赦文》还能知道，那次南郊前还曾“考百王之旧制，缉千古之宪章”，也就是说，有检索经书、考求古制之事，而那也能在史料中找到痕迹，那是指尹拙、窦仪等人的“详定”工作 。赵匡胤大裘南郊，就是《开宝通礼》“改服大裘而冕出次”的来源。然则宋初有大裘冕，皇帝曾服以南郊，并被录入礼典，其事无可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