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诏令集》卷一一九，第408页。李攸：《宋朝事实》卷四《郊赦一》所引“降”字作“陟”，疑是。《丛书集成新编》，第28册第643页上栏。又《全宋文》亦作“陟”，第4册第90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李育奏：“服周之冕，观古之象，愿复先王之制，祖宗之法。”第15册第4994页。“先王之制”指周制，“祖宗之法”指宋太祖冕制。
唐后期大裘冕已被搁置，礼典上徒存条文而已。宋太祖起用大裘冕，显有标榜古礼、号召士人的用意。然而到了宋太宗时，大裘冕即遭秋扇之捐。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十一月《南郊赦文》，“被衮冕以降圆坛” ，这次圆坛祭天不用大裘冕，改用衮冕了。宋英宗、宋神宗时，一批“好古”的礼官再度呼唤大裘冕，并以“服周之冕”为其诉求 ，随即引发了一系列辩论。一个简简单单、无章无旒的大裘冕，干吗又生是非呢？就是因为它太简单了，配不上郊天的隆重和皇帝的高贵。唐玄宗搁置大裘冕，主要就是因为它太“朴略”了，不如“衮冕为美”。
这段话可参王梦鸥先生译文：“但又有以素为贵的，例如：祭天的礼服用大裘而无文饰。又如，在父亲的地方，不须装模作样。又如最大的圭不加雕琢，大祭的羹汤不须调味，祭车没有雕刻而但铺以草席，牺尊只有粗布覆盖，而勺子则用本色之木，这又显得愈素愈贵了。”《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上册第319页。
孔颖达疏：“‘至敬’谓敬之至极，谓祭天服用大裘，是‘无文’也。”《十三经注疏》，第1434页上栏。
《左传》隐公三年，《春秋经传集解》，第19页。
《周礼·天官·大宰》郑玄注：“不用玉爵，尚质也。”贾公彦疏：“享先王用玉爵，尚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尚质。”《十三经注疏》，第650页上栏。
《周礼·天官·内饔》“凡宗庙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句贾公彦疏：“上王后言煎和，此不言煎和者，鬼神尚质，不贵亵味，故不言煎和。”《十三经注疏》，第662页中栏。
《周礼·天官·司裘》郑玄注：“郑司农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质。”贾公彦疏：“又云‘服以祀天，示质’者，以其衮已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无采章，故云质。”《十三经注疏》，第683页上栏。
本来，依礼家旧说，礼节既有“以文为贵”的，也有“以素为贵”的。《礼记·礼器》：“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幂，椫杓。此以素为贵也。” 文中的“至敬无文”，被认为就是指大裘冕 ，尽管大裘冕不见于《礼记》。古礼，越崇高的祭祀越简素。《左传》中还有一段很动人的话：“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 最高级的天帝祭祀不用玉爵，低一等的先王祭祀才用玉爵 ；王后、太子日常吃肉要经过煎和（“齐以五味”），祭祀用的肉就不作五味煎和了 。这都是祭祀“尚质”的意思。大裘冕被“建构”为无章无旒的样子，其目的就是“示质” ，以其简洁无华的外观，给人以古老、悠远、质朴和庄重的感受，令人肃然起敬，“报本反始”之心油然而生。
然而皇帝们怎么看呢？南朝梁武帝精通经史，他对大裘冕的“示质”还是心领神会的。隋唐皇帝标榜“复古”，因大裘冕是六冕之一，就在捆绑销售的情况下一块买下来了，未必是真的对“质”发生了兴趣。皇帝们多半不懂“以素为贵”的深义，他们怀着土财主的世俗趣味，只觉得冠冕就该堂皇，繁华奢丽才配得上“盛世”的丰亨豫大。由五代而入赵宋，各种冠冕都在日趋繁缛。宋初的衮冕上承五代奢风，其外观是这样的：
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前后十二旒，二纩，并贯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凤御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龙鳞锦表，上缀玉为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缀金丝网，钿以真珠、杂宝玉，加紫云白鹤锦里。四柱饰以七宝，红绫里。金饰玉簪导，红丝绦组带。亦谓之平天冠。（《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
宋朝“帝后及群臣冠服，多沿唐旧而循用之，久则有司浸为繁文，以失法度”。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诏“蠲减珍华，务从简约”。而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王洙又奏：“天子法服，冕旒形制重而华饰繁，愿集礼官参定。”“其后，冕服稍增侈如故。”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下诏简化衮服，其时李育云：“国朝冕服虽仿古制，然增以珍异巧缛，前世所未尝有。”《文献通考》卷一一三《王礼考八》，上册第1020页以下。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
任崇岳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另有学者认为“宋代衣服变古”。参看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面对着琳琅满目的珠玉金翠，那还能说是古冕吗？不如说是珠宝店的货架子。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的孔老夫子若见了，恐怕要摇头蹙眉，作“冕不冕？冕哉，冕哉”之叹了。衮冕的趋奢趋丽，虽因礼官抗议而多次减损，却每每旋复如故，弄得“珍异巧缛，前世所未尝有” 。宋神宗时朝廷议冕服，礼官们就抱怨着“大裘之制，本以尚质，而后世反以尚文，故冕之饰大为不经” 。有人说宋代“服饰上渐趋保守、拘谨，形成淡雅恬静的风格” ，实不尽然，最多只是部分士大夫的休闲服装那样罢了。
赵澜：《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政治》，《福建学刊》1998年第2期。
《新唐书》卷一一二《王求礼传》。
冕服越弄越华丽，让人想起武则天修明堂来了。“儒生们坚持要按上古的模样，‘茅宇土阶’，不事修饰，但这怎么能与唐代富强的国力相配呢？武则天要的是严奥鸿丽，体现王者气派的建筑。” 坐落在洛阳的明堂气魄雄伟，富丽堂皇，后来屋顶还装饰了一只凌空欲飞的金凤。因其华丽奇特，被儒生指为“雕饰谲怪，侈而不法”，甚至是“商琼台、夏瑶室之比” 。
陆游：《家世旧闻》卷上：“徽宗初郊，内侍请以黄金为大裘匣。度所用止数百两。然议者皆以郊费大，不应复于故事外妄费。一日上谓执政曰：‘大裘匣是不可邪？’楚公对曰：‘大裘尚质，诚不当加饰。’上忽变色曰：‘如此可便罢之，受不得丰稷煎炒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3页。“楚公”即陆佃，丰稷当时是工部尚书。
为赵宋皇帝制造冕服的有司，属于“技术官僚”，其审美情趣当然很世俗。而且这伙人得迎合皇帝，他们把冕服越弄越华丽的做法，所反映的是皇帝、皇室的好尚。有这么一个历史小花絮：内侍建议用黄金匣子装大裘，宋徽宗很乐意；随后士大夫表示反对，宋徽宗立刻翻脸了，说是受不了他们的炒作 。可见我们判断皇帝的口味是繁华奢丽，并非厚诬。冕服的变迁，在皇帝的世俗口味与儒生的复古要求之间行进着。皇帝对礼乐的看法，不会抱有儒者那种情怀；在“复古”以宣示正统的政治需要淡薄之后，他们对大裘冕的态度就会变化。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今仪注，车驾赴青城，服通天冠、绛纱袍。祀之日，乃服靴袍至大次，服衮冕临祭，非尚质之义。”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
宋太宗搁置大裘冕，祭仪便与《开宝通礼》不同了，通天冠上路，衮冕临祭，没大裘冕什么事儿了 。其实《开宝通礼》对皇帝的好尚还是有所照顾的：“唐《开元》及《开宝礼》，始以衮冕为斋服，裘冕为祭服，兼与张融‘临燔柴，脱衮服裘’之义合。”皇帝斋戒先服衮冕，临祭时再换上大裘冕，为什么那么折腾呢？“盖衮冕盛服而文之备者，故于郊之前期被之。” 因为衮冕是“盛服”，有华丽文饰，多穿一会儿是一会儿，临坛再换大裘不迟。两冕并用，本来就是皇帝倾心“盛服”的结果。然而大裘冕仍让皇帝怏怏不乐。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梁有《当家语》二卷，魏博士张融撰，亡。”
上文提到的申说“临燔柴，脱衮服裘”之义的那位张融，系曹魏博士 。不知是什么人搞“知识考古”，把千年之前张融说的“临燔柴，脱衮服裘”，发掘出来讲给唐宋皇帝听，并被皇帝采用了。先衮冕而后大裘，可以说是“先文后质”。天子衮冕以斋、大裘以祭，倒不悖于《周礼》郑玄注，因为郑玄有“斋、祭异冠”之论：祭礼分为斋戒和临祭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各用不同的冕冠。斋冠比祭冠低一等。比如说，玄冕以祭，则用低一等的玄冠以斋； 冕以祭，则用低一等的玄冕以斋[1]。
《旧唐书》卷一一二《元行冲传》：“子雍（即王肃）规玄数十百件。守郑学者，时有中郎马昭，上书以为肃缪。诏王学之辈，占答以闻。又遣博士张融案经论诘，融登召集，分别推处，理之是非，具《圣证论》。王肃酬对，疲于岁时。……又王肃改郑六十八条，张融核之，将定臧否。融称玄注泉深广博，两汉四百余年，未有伟于玄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玄误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虑之失也。”看来张融的主张偏向郑玄，但对郑、王仍是各有批评的。张融对王肃《圣证论》的评议，见马国翰辑《圣证论》所附“张融评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五经总类》，第2册第1980页以下。
宋神宗元丰四年详定官云：“王肃据《家语》，以为临燔柴，脱衮冕，著大裘。则是《礼记》被衮，与《周礼》大裘，郊祀并用二服，事不相戾，但服之有先后耳。”见《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这显然是张冠李戴，把张融的见解安在王肃头上了。同《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何洵直反驳陆佃时，有“兼与张融‘临燔柴，脱衮服裘’之义合”之言，以“脱衮服裘”属张融，那才是正确的传述。可证“临燔柴，脱衮服裘”是张融的意见，不是王肃的意见。但详定官的错误，不能认为完全出自他们的学问粗陋。查《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云：“按张融谨按：郊与圆丘是一。……《家语》又云：‘临燔柴，脱衮冕，著大裘，象天。’”《十三经注疏》，第1453页上栏。这里所谓《家语》，我想其实是张融的著作《当家语》——《隋书·经籍志》记张融有《当家语》二卷——而不是王肃的《孔子家语》。孔疏的“《家语》又云”，我认为应该是“《当家语》又云”。因孔疏文阙“当”字，又没把张融、王肃的区分说明白，详定官便误以“临燔柴，脱衮冕，著大裘”属王肃了。这就是错误的由来。又《明集礼》卷一：“《家语》则曰，临燔柴，脱衮冕，著大裘”，“唐天子……既临燔柴，脱衮服裘……盖《家语》之说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9册第79-80页。又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也把“脱衮冕，著大裘”引为《孔子家语》之文。第6册第1626页。他们的一错再错，都来自《郊特牲》孔疏中引述《当家语》时“当”字的缺漏，是读者所当注意的。
刘师培：《西汉周官师说考》，收入《刘申叔遗书》，第196页。
在曹魏时，博士张融曾跟王肃辩论经义 ，而那位专门跟郑玄过不去的王肃，另有一个次序相反的“脱裘服衮”设计：天子上路祭天穿大裘，登坛临祭再把大裘脱掉，换上龙衮。《孔子家语·郊问》：“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车，贵其质也。……既至泰坛，王脱裘矣，服衮以临，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注云：“大裘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大坛而脱之。” 本书第六章第6节对此已有讨论了。《周礼》“大裘而冕”被郑玄解作一套无章无旒的冕服，居六冕之首；张融以衮冕为斋服，以大裘冕为祭服，仍是以《周礼》六冕为本、以郑玄为本的。临坛以“裘”，是以“质”为主。王肃所持却是一种“五冕说”，他以《礼记》为本，对《周礼》“大裘而冕”做出新解，认为“大裘而冕”就是头戴衮冕，身上再加披一件大裘；“大裘”只是路上穿的裘衣，非冕；路上披大裘是“贵其质”，燔柴服衮是“文”。这就与张融的“先文后质”相反了，是以“文”为主，“先质后文”的。刘师培先生特意指出：“王肃注以大裘为黼文，与先郑‘尚质’义背。” “先郑”即郑众，郑众用“示质”阐释大裘冕，他的说法被郑玄采取了。在王肃的说法中，大裘上还有华美的黼文，这也为祭天增加了“文”的因素。总之，争端发生在“裘”“衮”之间，以及“裘”“衮”具体该怎么穿上。郑玄对《周礼》“大裘而冕”的解释，再度遭遇挑战。
王肃的“脱裘服衮”之说，曾影响了魏明帝冕制，参看本书第六章第6节。此处重揭王肃，是因为王肃经说随即又要影响赵宋的冕服争端了。赵宋的礼官跟造冕的“技术官僚”当然不一样，他们是人文学者，其言论富有学术含量。但儒者也分两派：恪守经典派和与时俱进派。前者更看重经典的神圣性、古礼的象征性和传统的连续性，认为那与王朝合法性息息相关；后者则富于实用精神和功利精神，相信若时移世易，则“王者相变”势在必行。赵宋的时世有什么变化呢？是一个更集权、更世俗化了的皇权，以及今非昔比的社会时尚。皇家既对“以素为贵”不称心，便有宋儒“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肯放过那个有缝的鸡蛋，投身理论创新，想方设法把大裘冕弄“文”了。
图25 清《钦定礼记义疏》卷七九大裘图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6册第522页）
陈祥道《礼书》卷一：“《家语》谓大裘黼文以象天，王至泰坛脱裘服衮；张融又易之，以为王至泰坛，脱衮服裘。盖王肃托孔子以信其说，张融疑王肃以变其论，……二者之说误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册第10-12页。陈祥道虽对王、张各加指摘，然而那恰好暴露了他的“以衮袭裘”之说，是受了张、王启迪，进而再行立异而来的。
北宋有个叫陈祥道的，提交了这么一项科研成果：“然则合《周官》、《礼记》而言之，王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龙衮。龙衮所以袭大裘也。”陈祥道把“大裘”说成是龙衮底下的一件衣服，大裘是象征“内质”的，龙衮及冕璪十二旒是象征“外文”的。张融的“脱衮服裘”是“先文后质”，王肃的“脱裘服衮”是“先质后文”。陈祥道呢？他建议天子两件都穿，都不脱，里面是大裘，外面是龙衮，是为“内质外文”。其灵感的火花，来自张融、王肃吧 ？不愧是朱熹所赞扬的“棣萼一门双理学，梅溪千古两先生”之一，陈祥道的“以衮袭裘”“内质外文”后来居上，又胜王肃一筹。一番化解，居《周礼》六冕之一的大裘冕面目全非，变成龙衮底下的一件大裘了。无论“脱衮服裘”还是“脱裘服衮”，总还有以大裘冕示人的时候；而在陈祥道的设计中，大裘深裹在龙衮里头，根本看不着了。龙衮覆盖了大裘的质素，却装饰了帝王的虚荣。
参看《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又见陆佃：《陶山集》卷五《元丰大裘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7册第9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页以下。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详定官以衮冕祭天“非尚质之义”，请求恢复大裘冕。大裘冕与衮冕被拉上台，在“二进一”的决赛中做终极PK。一位唤作陆佃的充当大裘冕的杀手，向皇帝申说“王服大裘，以衮衣袭之也” 。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陈祥道《礼书》虽然是宋哲宗时成书的，但他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及第之前，已有多种礼学论文发表了，其《礼书》结集了那些论文的见解。陆佃阐述“以衮袭裘”，应与陈祥道有关。
《礼记·玉藻》：“裘之饰也，见美也。吊则袭，不尽饰也；君在则裼，尽饰也。服之袭也，充美也，是故尸袭，执玉龟袭。无事则裼，弗敢充也。……礼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正义》：“充，犹袭也。”《十三经注疏》，第1480页上栏、第1484页上栏。“裼”，开正服前襟，并袒左袖，以见裼衣之美。参看钱玄：《三礼名物通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第955-956页；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上册第415页；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372页。
《礼记·表记》：“裼、袭之不相因也。”郑玄注：“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为敬，或以袭为敬。礼盛者，以袭为敬，执玉龟之属也；礼不盛者，以裼为敬，受享是也。”孔颖达疏：“行礼之时，礼不盛者，则露见裼衣，礼盛之时，则重袭上服。”《十三经注疏》，第1638页上栏。
陆佃的意见同于陈祥道 ，又继续在“袭”字上做文章。据说先秦礼服，裘衣之上又有裼衣（即罩衣），裼衣之上又有外衣（即正服），在穿法上则有“裼”“袭”之分。若袒开外衣而露出裼衣之美，称“裼”，称“见美”；若把正衣穿严实了，就是“袭”，属“充美” ，“充”是覆盖的意思，意谓正衣把里面的华美给盖住了，包裹在里面了。盛礼以“质”为贵，其时用“袭”，把华美覆盖起来；至于非盛礼的场合，就可以“文”一些了，可以用“裼”的穿法以“见美” 。大裘当然用于“礼盛服充”之时了。陆佃便曲之为解、大做文章，说“大裘不裼”就是“袭”，“袭”大裘的就是龙衮。可龙衮比大裘更华美，穿在外面，怎么是“充美”呢？这个陆佃就不管了。陆佃还旁征博引说：“‘表裘不入公门’，而乃欲以见天地，可乎？”其所引系《礼记·玉藻》，可《玉藻》原文是“表裘不入公门，袭裘不入公门”。那么不仅“表裘”，连“袭裘”也不能入公门；再按陆佃“不入公门”就不能“见天地”的逻辑来推导，则“袭裘”也不能“见天地”吧？然而对后半句陆佃装没看见，使用双重标准，照“袭”不误。对于“祭天尚质，故徒服大裘”的说法，陆佃的回击是：“臣以为尚质者，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质也。”“质”那东西用一点儿就够了，但别全“质”，免得皇上嫌素淡。陆佃还主张，只在冬至那次祭天袭大裘，发挥保暖功能而已；若其他季节祭天，连大裘也不必袭，只服龙衮就成了。
崔圭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第96页。
梁人雷氏《五经要义》：“古者著裘于内，而以缯衣覆之，乃加以朝服。……加以朝服谓之袭，袒谓之裼。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质也。”《太平御览》卷六九四《服章部》引，第3册第3099页。这部“雷氏《五经要义》”大概是南朝之书。《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五经要义》五卷，梁十七卷，雷氏撰。”马国翰云：“雷氏不详何人，《隋志》五卷，梁十七卷，雷氏撰。《唐志》亦五卷，序次刘向《五经通义》下。余萧客《古经钩沉》遂以属之刘向，非也。今其书佚，采辑二十余节。说裼、袭、彤管，皆详晰有古致。盖承汉人遗说也。”《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五经总类》，第2册第1969页。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仍以《五经要义》属刘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目录第4页及正文第75页。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册第269页。
有人认为“陆佃的说法更符合传统的礼法制度” 。然而“传统礼法制度”是家异其说、人异其词的，并不存在一个作为标准答案的“传统礼法制度”。比如陆佃力驳的“徒服大裘”，就是对“大裘不裼”的另一种解说。“徒服大裘”意思是说，大裘外面什么也不加穿，既无裼衣，更无外衣。雷氏《五经要义》就持有这种看法，认为大裘不同于其他的裘，既不“裼”也不“袭”，而是“不覆”的 。与陆佃正面PK的何洵直，也是那么看的，认为大裘与别的裘不一样，“是裘之在表者”，“无别衣以裼之”。何氏还赞成张融的意见，只把衮冕用作祭天时的斋冠 。双方各执一端，从宋神宗时一直辩论到宋哲宗时。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
但分歧要由皇帝拍板、恭承圣裁的，不会没完没了。其实事情在宋神宗时就定案了。经陆佃一番辩驳，详定官们又赞成陆佃了。元丰六年，“神宗始服大裘而加衮冕焉” 。陈祥道和陆佃赢得了最高统治者的肯定，“以衮袭裘”成为定制。总之，居六冕之首、但被唐玄宗搁置的大裘冕，在北宋一度又被启用，梅开二度；但它并没有赢得凤凰涅槃、烈火新生的好运，反倒像毛主席老人家所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终期于尽，复归于寂。《周礼》六冕的颓势，看来已不可逆转。
杨复：“愚按六服而冕，注说恐未安，当从陈氏大裘、衮衣同冕之说。”马端临：“盖大裘、衮衣不可分而为二服，而服与冕皆五。”《文献通考》卷一一一《王礼考六》，上册第1002页上栏。又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王安石、陈祥道、王昭禹、郑锷、方苞、姜兆锡并谓祀天服大裘，更袭龙衮。”第6册第1626页。又如王舆之《周礼订义》、方回《续古今考》、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孙希旦《礼记集解》等，均以陈祥道为是。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册第184页上栏。
眼看着宋儒乌烟瘴气地捣鬼，我们又好气又好笑，嘴巴上“为天地立心”，实际在讨皇帝欢心。笔者这么说并非一意刻薄。不妨扪心自问，假如我们自己来为皇上规划礼服，那么是觉得质朴简洁好，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华丽高贵里设计？您将怎么设计呢？都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潜意识，不会参不透吧。总之，连作《祭礼》的朱熹门徒杨复、作《文献通考》的马端临，还有若干明儒清儒，都觉得“以衮袭裘”那主意真对真好 ，清人秦蕙田甚至啧啧赞叹为“千万世之准绳” 。若由他们组成一个“新儒学评奖委员会”的话，准会给陈祥道、陆佃各发一个“尊君卑臣突出贡献奖”的。张融、王肃的大裘、衮冕之说被闲置了很多世纪，但在唐宋再度时来运转，共同促成《开元礼》《开宝礼》的“脱衮服裘”和宋神宗的“以衮袭裘”了。谋求“为帝王师”的士人们不必悲叹“献赋十年犹未遇”了，尽管“赋就金门期再献”好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而儒家经说在千百年后的兴风作浪能力，士大夫损益传统、迎合时政的继往开来功夫，再度让人叹为观止！
皮锡瑞：《经学通论》卷三《三礼》，第35页。
焦廷琥：《冕服考》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09册第266页。
何洵直在大裘冕问题上的意见近于张融，也就是近于郑玄，而陈祥道、陆佃的意见则近于王肃。王肃的“脱裘服衮”，给了宋儒陈祥道、陆佃以灵感的火花，陈、陆得以踵事增华，再创“以衮袭裘”之说。清儒秦蕙田力赞陆佃，而皮锡瑞不以为然：“秦蕙田《五礼通考》多蹈陈祥道《礼书》，舍郑从王之失，似即以《礼书》为蓝本。” 又清人焦廷琥云：陈氏《礼书》“强合《周礼》、《郊特牲》之义，吾谓此王肃、张融之调人耳，非经义也” 。然而“经义”本来就是存在矛盾的，《周礼》《礼记》两书各是各，难以事事捏合，若以此驳彼，难免弄出一些糊涂账来。
从学术上说是糊涂账，从政治说就未必真糊涂了，如何发言谁爱听，潜台词是什么，当事人多半心知肚明。“以衮袭裘”表面只是个礼制问题，但从遵循古礼照搬大裘冕，到与时俱进改造大裘冕，其背后是王朝对“周礼”态度的实用化、世俗化。在回应那个变动时，士大夫左右分化了，分成了恪守经典派和与时俱进派。也不能说恪守经典一定就是老古董，与时俱进一定就是小滑头。处在同一个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之下，行动者仍有不同生存策略可供选择的。连家养的宠物都是如此：猫猫较有自主性、独立性，是为“猫策略”；狗狗完全以主人为中心，是为“狗策略”。在谋生谋利上两种策略优劣互见，各有所长。若用一种比较阴暗的眼光——如“学术背后的利益”——去观察，则二者都是博弈之方，都出自士人的理性算计：恪守经典，是一种神乎其技、高自标置的“自重”策略；与时俱进，是一种弃己从人、以曲求伸的“分赃”策略。然而恪守经典派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好比垄断价格联盟，若有盟友中途反水，与时俱进，向统治者廉价倾销，联盟就难以为继了。其时帝国统治者作为买主，将是最大的获利者。纵观中国历史后期，那个“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人阶层，其卖价自主的能力不断下降，原因之一，就在于与时俱进者与日俱增。在个人层次上看问题，与在社会层次上看问题，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个人层次上，我们其实没有质疑陈祥道、陆佃的人品，没说他俩是佞人，也许争论的双方都是认认真真的。但在社会层次上，从群体行为的意义看，背离“以素为贵”，揭举“以衮袭裘”，客观上即属“狗策略”，属廉价倾销。
[1]参看《礼记·玉藻》郑玄注及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第1476页下栏。四命以上者自祭，亦“斋、祭异冠”，如诸侯玄冕祭、玄冠斋，孤则爵弁祭、玄冠斋。四命以上者助祭，则另用“斋、祭同冠”之法。三命以下大夫士，自祭用玄冠，斋冠也用玄冠，也是“斋、祭同冠”。参看下表：
4.
由宋至辽金元明冕服专属皇族
本章第2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南宋的八旒、六旒、四旒级差，显示冕服体制面向诸臣；不过同时，诸臣服冕之法本身又成了强弩之末了，其对官僚实际品位的影响已微不足道。而且皇帝、皇族却利用冕服自我尊崇，又逐渐剥夺了诸臣的服冕资格。
图26 敦煌158窟壁画中的服冕王子（局部）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4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
在南北朝和隋朝，皇太子是否服衮冕，是否服冕朝贺，一度成了敏感问题。在唐初，九章九旒一级的冕服皇帝不用，专门留给皇太子。武德之制和开元之制都是如此。赵宋皇太子依然是衮冕九旒。南宋绍兴年间，又规定皇子祭服是“金涂银八旒冕” 。那与皇帝的衮冕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皇帝十二旒、皇太子九旒、皇子八旒的级差。同时官僚层的冕服被压低了，一品三公的冕服由九章变成了七章。参看下文金朝金熙宗时的太常寺议。对品官来说，冕服的等级功能在萎缩着，对皇族就不全那样了。
辽、金、元的少数民族王朝一度打断华夏舆服的变迁进程，但“打断”的同时也有“参与”。比如在冕服之制上，辽、金、元王朝在中华冕服变迁史上留下了印记。
《辽史》卷五六《仪卫志二》。
《大金集礼》卷八《皇太子冠服·大定二十七年册皇太孙》，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页。
《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中》。按，“准古典当服衮冕九章，画降龙”一句，中华书局本标点为“准古典当服衮冕、九章画降龙”，不甚妥，径改。
辽朝的契丹族皇帝衮冕十二章，但只皇帝服冕。辽朝另有一种实里薛衮冠，号称“国服衮冕” ，虽有衮冕之名，实为比附而已。金朝皇帝衮冕十二章十二旒，皇太子九章九旒。皇太孙册命虽然使用远游冠，谢庙则服衮冕 。金熙宗皇统七年（1147年），太常寺议庙祭之服：“凡行事、执事、助祭、陪位官，准古典当服衮冕九章，画降龙，随品各有等差。……今汴京旧礼直官言，自宣和二年已后，一品祭服七旒冕，大袖无龙。唐虽服九章服，当时司礼少常伯孙茂道言，诸臣之章虽殊，然饰龙名衮，尊卑相乱，请三公服鷩冕八章为宜。臣等窃谓历代衣服之制不同，若从后魏则止服朝服，或用宋服则为七章，若遵唐九章，则有饰龙名衮尊卑相乱之议。”唐朝三公用衮冕九章，系遵古礼，然而当时已有孙茂道跳出来加以指责，还有苏知机想把三公降到鸾冕八章了。从上引金朝的太常寺议，我们知道南宋三公的服章又变成了七章。金朝总结历史经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索性不让诸臣服冕。史称：“尚书省乃奏用后魏故事。” 最利于“尊君卑臣”的方案入围中标了。
图27 永乐宫壁画南极长生大帝（局部）
（柴泽俊编：《山西寺观壁画》，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
《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舆服》，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下册第545、547页。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又参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以下。
元朝“宪宗壬子年秋八月，祭天于日月山，用冕服自此始” 。宪宗即蒙哥大汗，其年为1252年。据说忽必烈时“礼乐大备，粲然成方”，“考古昔之制而制服焉” 。这说法倒是出人意表的，恐是夸饰吧。元朝冕制，皇帝冕服十二章十二旒，皇太子衮冕九章九旒，三献官及司徒、大礼使用笼巾貂蝉冠为祭冠，助奠以下诸执事官用貂蝉冠、獬豸冠、七梁冠、六梁冠、五梁冠、四梁冠、三梁冠、二梁冠，不用冕。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年），太常博士李之绍、王天佑疏陈，亲祀冕无旒，服大裘而加衮，裘以黑羔皮为之 。蒙古统治者对汉式礼仪的等级意义并不敏感，冕无旒就无旒吧，并不那么在意。与之同时，这个异族政权与辽金一样，只把服冕资格限于皇帝父子，他人不得染指。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6页。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收入《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页。
参看拙作：《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章。
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学术集林》第15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王朝更替和皇权转移的通常规律是“马上天下”，即“由政治军事集团通过战争建立政权”。李开元先生认为这是一种缺乏创造性的改朝换代方式 ，梁启超又看成一种专制体制自我强化的机制：“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 骑马民族的入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马上天下”。在异族政权中，民族征服与压迫，骑马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观念，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张力，在与汉式专制官僚组织结合之后，孕育出了更强悍的专制集权 。姚大力先生认为：“主奴观念进入元代君臣关系是受蒙古旧制影响的结果，并且它已经渗透到汉式的皇帝—官僚关系中间。” 辽金元帝国上承北魏前期冕制，不许臣下服冕，不能说与同期中国史上“尊君卑臣”的进一步发展无关。
图28 定陵出土的十二旒冕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编：《定陵出土文物图典》卷一，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年版，图10）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一一《冠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79页以下。洪武四年所建圆丘、方丘、日、月、社稷、太庙等祭祀建筑，参看王剑英：《明中都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以下。
《皇明宝训》卷二《议礼》，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142-143页；《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63-464页。
明太祖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壬子即“诏衣冠如唐制”。同年学士陶安请制五冕，不过朱元璋嫌“五冕礼太繁”而不用。洪武四年正月制，“亲祀圆丘、方丘、宗庙及朝日夕月服衮冕，其余用皮弁” 。“正旦、冬至、圣节并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按，朱元璋即位的当年，就在钟山亲祭昊天上帝与圆丘，次年又亲祭地于方丘。这时的天地分祀之制，与《周礼》相合。为什么天地之祀用《周礼》呢？朱元璋称：“元兴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狃于浅近，未能猝变。今命尔稽考典礼，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颁布天下，俾习以成化，庶几复古之治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而他将“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我们看到，当时朱元璋已有“合于古”和“宜于今”两方面的考虑了。在“恢复中华”的民族情感支配下，“复古之治”“先王之典”的方面，一度被他特别看重。但没多大工夫，其态度就变了。洪武十年（1377年）又改为天地合祀了，即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朱元璋声明：“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欢。” 没过几年，“宜于今”的考虑就占了上风。
以上见《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亦可参看《明会典》卷六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5页以下；《王国典礼》卷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9册第67页以下。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明初李贞、徐达的传世画像，有冕服九旒。参看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29、41页。按李贞为朱元璋姊夫，死后追赠陇西王；徐达封魏国公，死后追封中山王。冕服九旒，是符合二人所拥有的王爵的。又明初功臣开平王常遇春、宁河王邓愈、黔宁王沐英（均为追封），都有传世戴冕图像。参看苏振申：《中国历史图说》十（明代卷），台湾世新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1页。封公爵者则无戴冕图像。明熹宗时各地为魏忠贤立生祠，其塑像用冕旒。榆林市新明楼的铜像原有冕旒，据考证是魏忠贤生祠。参看徐涛、刘合心：《榆林新明楼魏忠贤铜像考》，《文博》2002年第3期。是为特殊情况。此外，图像中的古帝王或被祭祀的神像，其有冕旒者也同时都有帝、王资格，如孔子、关帝、南海广利王、封王的城隍等。
对明初冕服变迁的过程及意义，张志云先生有更详细的考察阐说，见其《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本书交稿时尚未读到此文，今利用校对之机插入补注，敬希参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定制，皇太子陪祀天地、社稷、宗庙及大朝会、受册、纳妃服衮冕，九旒九章；亲王助祭、谒庙、朝贺、受册、纳妃服衮冕，服同太子；亲王世子圣节、千秋节并正旦、冬至、进贺表笺及父王生日诸节庆贺服衮冕，七旒七章。永乐皇帝又有所调整，皇太子、亲王衮冕九旒九章，亲王世子八旒七章，郡王七旒五章 。山东曲阜明朝鲁王朱檀墓所见九旒冕实物 ，就是亲王服冕的物证。皇族的冕服等级更细密了，同时却不给臣子服冕资格。除了朱家的皇子皇孙和王爵拥有者，公侯伯（明无子男之爵）及品官都无冕服，大礼时梁冠朝服而已 。那么，“皇帝衮冕升座，皇太子、诸王衮冕，自殿东门入侍立”之类景象，就向天下昭示了皇室与臣民身份悬隔 。
图29 明鲁王朱檀墓出土九旒冕
（王莉编著：《中华古文明传真》第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7页）
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康有为：《丁巳要件手稿·拟免跪拜诏》，《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湾宏业书局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13册第7页。
参看杜家骥：《中国古代君臣之礼演变考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以下。
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特征》，《北大史学》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朱元璋恢复了华夏衣冠冕服，但被他所驱逐的“胡虏”的某些做法，又被他暗中承袭了。辽金元已切断了公卿服冕的历史传统，而明廷不准臣下服冕，与辽金元冕制是上承下效关系，甚至可以上溯到北魏孝文帝。这样看来，朱皇帝“恢复中华”是有选择的，对中华传统文化他要挑拣一番，有的“取其精华”，有的就选择性失明，或干脆“去其糟粕”。尽管孟子号称“亚圣”，对孟子之书，朱元璋却必删之而后快，像蝙蝠憎恨阳光一样憎恨“民贵君轻”之说。周良霄先生论明初政治：“朱元璋以‘拯生民之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为标榜，灭元兴明。在建制上以承唐、宋为名义，而实际上却继承元朝，不过将一些蒙古的名号、制度予以废弃和改易。君尊臣奴在名义上当然已改变了，但君臣尊卑的差距却一仍元旧。” 跪拜之礼便是如此。康有为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大臣皆坐；唯宋皆立，至元乃跪，后世从之。” 唐以前的君臣相见之礼，是双方席地而坐，大臣是能够与皇帝“坐而论道”的。宋朝则变成了君坐臣立。蒙元的政治风气是视臣如奴，臣下必须跪伏奏事。明初君主专制趋于强化，蒙元的跪拜之礼，理所当然地被朱皇帝发扬光大了 。张帆先生认为，蒙元的臣僚奴化、家臣专政等政治特点，与唐宋以来的专制强化趋势相结合，就成为明朝极端君主专制的两个来源 。跪拜礼的变迁，是张先生论断的又一明证。而且冕服也是。宋以来冕服逐渐限于皇室的趋势，经过辽金元推波助澜，就变成了明朝的那个样子。赘言之，明朝的冕制，是唐宋以来王朝品位结构的内源性发展，与异族皇权的外源性影响共同塑造的。
明朝宗室之封，使用王、将军、中尉之号；异姓之封，使用公、侯、伯三号。清朝宗室之封，使用王、贝勒、贝子、国公、将军等号；民爵之封，使用五等爵及都尉、骑尉之号。这个趋势其实从唐朝就开始了。唐朝宗室诸王、公主食实封的人数和户数，远远多于功臣封爵者。可参马俊民：《唐朝的“实封家”与“封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宋以来冕服逐渐限于宗室的内源性发展，这里也做一简要陈述。诸侯与诸臣的冕服等级变迁，其背后是爵级与官阶的关系变迁，即帝国品位结构变迁。这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周朝的“爵本位”。此时爵为身份之本。五等爵是国君的爵级，官员以所谓“内爵”公卿大夫士为品位，大夫以上都能服冕。第二阶段是秦汉的“爵—秩体制”，其时封爵、二十等爵与官阶禄秩两立对峙，前者用以安排身份，后者用以保障行政。但不能依爵级入仕，爵、秩疏离。在冕服安排上，诸侯也与公卿平分秋色。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爵级被整合于官品框架中，可以按爵级获得做官资格，“官本位”初步确立。王爵与五等爵用于保障核心统治集团的身份。所以这期间的冕服安排中，诸臣下降而诸侯上升。第四阶段是宋以下，其时配置于爵上的利益大为减少，不能凭爵级获得做官资格了。明朝荫叙主要依官品，爵级主要用来封授将领，文臣很难得到封爵，科举学历变成了官僚的基本个人品位。“爵”的功能，一是尊宗室，二是赏功臣。到了明清，宗室封爵与官僚封爵各成序列，分道扬镳了 。在这时候，就官僚而言，“爵”的身份功能大大弱化了；对宗室来说，“爵”的身份功能却大大强化了。在辽金元冕制的推动下，明朝就采用了这样的制度：剥夺官僚的服冕资格，只让拥有王爵的宗室服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