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九十《备规制·冕服之章》，《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67册第111页上栏。
明初的冕服，在形制上倒是参照了古礼的，曾经花了功夫考求古书。外观用爵弁样式，而不是加 版于通天冠上；旒用五彩珠，而不是白玉珠。但历史早期卿大夫乃至士都可以服冕（爵弁）的传统，具有“君臣通用”性格的六冕体制，已荡然无存。丘濬概括了这个变迁：“古者自天子以下至于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数，以次而杀，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及亲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无有也。” 在辽金元明（及清），用“冠冕”指称官僚士大夫已不妥当，因为他们没资格戴冕了；“无冕之王”的比喻倒是合乎事实了，因为这句比喻以“非王不冕”的制度为前提。
图30 清帝朝服上的十二章刺绣
（宗凤英：《清代宫廷服饰》，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6页）
参看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
《皇朝礼器图式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6册第2页。
可参看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以《服色肩舆条例》终结了汉式冠冕。血腥的“薙发易服”之余，华夏冠服就只能在戏台上和朝鲜半岛一隅看到了 。皇帝虽有衮服，上面也有十二章，但那已不是华夏冕服之旧。乾隆宣称：“至于衣冠，……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可不慎乎？可不戒乎？” 乾隆的服饰政策，不能说是杞人忧天、无事生非。对异族统治集团来说，丧失民族个性与丧失政权，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但清朝在皇袍上采用了十二章，算是满族汉化的物证之一，也用以象征满族统治华夏的合法性。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第1册第152页以下；夏春涛：《略论太平天国的服饰》，《文史杂志》1988年第6期；夏春涛：《太平天国服饰制度探微》，收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太平天国的官制参考了《周礼》，但没采用《周礼》冕服。天王使用的是纯金朝冠，又称“角帽”；东王等人的礼冠皆纸骨贴金，上缀龙凤不等 。
康有为：《戊戌奏稿》，收入《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2册第56页以下。
鲁迅：《药》，收入《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参看《内政年鉴》四《礼俗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三章“服制”，第11页以下。
当国门打开，人们发现这世界上竟有另一些人群以另一种方式生活之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康有为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说是现在“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大清不能“衣服独异”；而且当今是“机器之世”，留辫子很容易搅到机器里送命；主张穿西服，说西服其实是合于古制的 。不久，革命者进而觉悟到“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废除帝制建立共和。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第一批服制条例，宣告了王朝舆服等级制寿终正寝。但民国的国家祭服最初仍用爵弁，以章数为等差 ，依然显示了冕服传统的强大影响。
杨格（Ernest P.Young）评论说，袁世凯鼓励和资助祭孔，是“希望人民对这些仪式会有像古代一样的回应，以期达成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目的。为了同一目的，袁世凯恢复祭天典礼——古代一种只由天子主持的祭典”。见其《现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凯》，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卷《民初政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76页。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也指出：“从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出现的便是帝制。”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第332页。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册第28页。其时陪祭者礼服，特任官九团，简任官七团，荐任官五团，遵循着十二、九、七、五的礼制级差。下裳一色为紫缎裙。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收入《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袁世凯为了给称帝制造合法性，着手祭孔祭天 。面对着“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的质疑，袁世凯引证《礼记》《周礼》予以驳斥：“《特牲》之篇，著仪于《戴记》；圆丘之制，辨位于《周官》。钦若昊天，亭毒万物；粤稽古训，祀事孔昭！”议员孙毓筠倡议以冕服为祭天之服，冕服遂昙花一现，死灰复燃了。1914年12月23日在北京天坛，袁世凯这位窃国大盗身着十二团大礼服，头戴爵弁面对苍天 。由历史照片所见，其时助祭者也服爵弁。袁世凯还预制了皇帝冕冠一种，今藏国家博物馆[1]。后人有诗讥之：“郊天祀典附成周，监制王冠十二旒。” 那是帝王“服周之冕”的最后一个泡沫，也是一个肮脏的泡沫。
图31 袁世凯戴冕（爵弁）在天坛祭天
（张筱强编著：《图片中国百年史1894-1994》下卷，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1]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24页。又据丁中江，这位“洪宪皇帝”的祭天龙袍耗资50万元；登极龙袍耗资30万元，均由北京最大的瑞蚨祥服装店承制。其袍用真金丝盘织龙衮，遍嵌珠宝，大东珠取自清之内库。平天冠一顶，旒用珍珠。见其《北洋军阀史话》第2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40-141页。又见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62页。袁氏登极和祭祀之服，为衮冕、玄衣、 裳、大带、中衣、朱袜、赤舄。衮冕前后垂旒各十二，每旒贯明珠十二，珠径二分，末缀五彩玉；冕的边饰金云龙二，上施八梁，下施金绣云山纹，两旁垂白玉瑱。衣用金绣日、月、星辰、龙、山、华虫、火、宗彝、藻九章，裳用金绣粉米、黼、黻三章。参看《袁大总统登极大典》稿本，转述自侯宜杰：《袁世凯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7页；《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461页。又可参张新吾：《袁世凯称帝前后》，收入《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清末民初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以下；魏宜之：《帝制收支，豪奢无度》，收入文斐编：《我所知道的袁世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