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用立场对《周礼》的批评，从本质上说，又只是帝国金字塔上看到的景象，而不是学术象牙塔中看到的景象。因为在那些批评中，如下一点又被抹煞了：《周礼》仍是“轴心时代”一部不朽之作，它把中国早期“礼制浪漫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没有实用意义，却富有思想价值。所以那些批评不但是理性主义的，而且是“官僚理性主义”的。官僚们都习惯于从有用、没用看问题，是一种“实用理性”，“实用”就是治国平天下之用。我曾提出：早期儒学中的非理性因素，如经典崇拜、古礼崇拜、天人感应、三统五德说之类，及“乌托邦”式的社会规划，最终被官僚帝国的理性行政所清洗了，使历史后期的儒学呈现出“高度现实主义的经世精神” 。简言之，官僚行政，是中国文化之理性精神的重要来源。
章太炎：“后之论者，以王莽、王安石皆依《周礼》施政而败，故反对《周礼》。余谓二王致败之由，在不知《周礼》本非事事可法，只可师其意，而不可师其迹。”《国学讲演录》，第102页。
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以下。
副岛一郎：《中唐儒学的演变及其背景》，《集刊东洋学》第77号，1997年；《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及其背景》，收入《气与士风——唐宋古文的进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以下。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449页。
有学人提出，明朝服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实用化、世俗化。对此要作说明，我所讨论的只是冕服，不涉其他服饰；我所说的实用化、世俗化不仅指服饰的便利合时。“实用化”指“官僚理性主义”，即按现实政治行政需要安排冠服；“世俗化”则是相对于宗教化、神道化，相对于“礼制浪漫主义”而言的。
若以那种理性精神对待“古礼”，则一如荀子所说，“君子以为文”，用作沟通天人的政治文饰；二如章太炎所说，师其意而不师其迹 ，把“古礼”中的等级精神和治国理念，用可操作的手段来贯彻保障。那就在汉唐“古礼复兴运动”的低落中反映出来了。虽如学者所说，宋元明清是“中国礼教思想变本加厉的时代” ，但若具体辨析，问题还没那么简单，还得把“礼仪”与“礼义”分开来看。日人副岛一郎考察唐礼，看到了“中唐儒学自礼乐说向仁义说转变” 。其实两汉之间、新莽变法之后，已有一次类似转变了，陈苏镇先生将之表述为从主张“以礼为治”到主张“以德化民” 。这样的转变，也可以说就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迹”。具体到冕服上，就是“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的观念淡化了，把“服周之冕”看成“为邦之道”的观念淡化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十几个世纪的礼制、冕制变迁，折射出了中国人在“以官治国”“以礼治国”道路上的上下求索。在帝国礼制史上，《周礼》六冕因早期儒学的经典崇拜、古礼崇拜而风生水起，又因实用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的潮流而夕阳西下 。
《十三经注疏》，第141-142页。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衣服令》：“凡王公已下及妇人服饰等级，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大唐开元礼》卷三《序例下·衣服》，第31页；《通典》卷一〇八《礼六十八·开元礼纂类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0页下栏。又《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妇人宴服，准令各依夫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仁井田升将之确定为开元二十五年令，见其《唐令拾遗》，第399页。又《大金集礼》卷三十《舆服下》：“又品官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第266-267页。《元典章》卷二九《衣服》：“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违者职官解见任。”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451页上栏；《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乾隆五年（1740年）十一月戊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页上栏。
参看郭政凯：《周代养老制度的特点》，收入陈金方主编：《周文化论集》，第108页以下。
唐朝三老五更之礼徒有其文，并不实行。宋朝的三老五更礼文中，皇帝示敬的仪节被大量删略，变成了皇帝南面、三老北面，倒了过来。元明则连虚文都不见了。
可参《清朝通典》卷五七《嘉礼七·优老》，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415页以下；又《万寿盛典·初集》卷十八至二一《养老》，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清实录》卷一二二四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月丁亥，第24册第409页下栏。乾隆自我检讨说：自己“年少时犹未免有泥古好名之意，至今则洒然矣”。同书，第24册第411页上栏。乾隆还有这样的诗句：“曩余佩古训，治理颇能言，行之扞格多，乃悟实践难！”“酣古要须不泥古，井田封建可行乎？”《御制诗集·初集》卷八《古风》及《五集》卷十九《酣古堂口号》，《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台湾“故宫博物院”1976年版，第2册、第9册。
无论如何，在政治行政等级与古礼等级的那对矛盾中，前者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帝国大厦的真正支柱。《周礼》六冕的“如王之服”的特点，在帝国时代就行不通了。《尚书伪孔传》论服章运用：“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那个“重要思想”在唐以后被纳入法律，被一遍遍地申说，推广到各种服饰之上 。“周礼”与现行政治体制相抵牾的东西，逐渐被磨平了。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像《周礼》五辂的制度，就经历了一个与六冕类似的变化。又如跪拜之礼。周礼，君臣席地而坐，天子也须跪拜臣下的；而在历史后期的景象，却变成了臣下向皇帝三跪九叩头。乾隆声称，就算“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大学士也得就地长跪，“盖以君尊臣卑，预防专擅之渐” 。还有“三老五更”古礼，此礼来自周朝的敬老传统 ，君主要依礼“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行礼时不仅向三老跪拜，还得亲自给三老割牲、执酱、执爵。这项礼制，在东汉、曹魏、北魏、北周曾断续实行。周武帝行礼，真就跪着给三老于谨切肉、敬酒，并恭听其南面训话。但唐以后，这项礼制逐渐被篡改、被搁置了 。乾隆一度心血来潮，打算选几位三老礼敬一下，然而张廷玉婉言劝止，说是“臣下谁敢受之”。乾隆转眼就改主意了，还特意写了篇《三老记》以辟其礼之谬。清朝不是没有养老之礼 ，但有碍君尊臣卑的“古礼”则置而不用。乾隆郑重告诫臣民：“于可复古者复之，其不可复者，断不可泥古而复之！”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轨迹：一条是《周礼》六冕，其轨迹由衰而盛、由盛而衰；另一条是君尊臣卑、官贵民贱的等级体制，其轨迹在三千年中扶摇直上，历久不衰。两条曲线不重合的部分，就是前者对后者的“冗余”部分，就是“古礼”不适合“尊君”“实用”需要的部分，就是“礼制浪漫主义”与“官僚理性主义”相冲突的部分。我们不把前一轨迹的低落，看成是中国礼制的衰落，而是将之理解为两条曲线的合而为一，即中国礼制与中国政制的一体化，宗经、复古、尊君、实用各种考虑各得其所；进而是中国士人与帝国官僚的一体化，两方面无缝对接。质言之：“四美俱，二难并。”
总之，君尊臣卑、官贵民贱的等级体制，穿越了治乱，穿越了“变态”，也穿越了“宗经”“复古”的浪漫时代，日益完善、精致，并寄托于新的舆服形式之中了。我们不由得惊叹它非凡的坚韧和顽强，惊叹它利用与损益传统资源、吸收与消化异变因素的强大能力。无论是冕旒，是梁冠、品色，还是顶戴、补服，或其他什么，其背后永远是君—臣—民的三层一元等级结构。即令它的众多构件已经更新，其结构依然故我。那种无与伦比的自我延续和自我更新能力，使两千年呈现为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进程，其间只有治乱，只有“变态”；却无转型，更无“变革”。它不断地自我调整与更换构件，不断地自我复制而再获新生。
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9页。
于是我就想起了罗素的名言：“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 并因此而有了一个看法：超越各种“分期论”“变革论”，转而去解析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和“连续性”，应成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这里所说的“周期性”不再是简单循环，所说的“连续性”也不再是线性发展，而是充分考虑“断裂”“变态”和异质因素冲击的“周期”与“连续”。亦即，在中国文化制度遭遇“异变”和发生“断裂”时，它是如何最终维持了其基本特征的。周朝是中国国家的1.0版，秦汉以下是中国国家的2.0版。后者保持了前者若干最基本的特征，同时又在“断裂”之后升级换代了。包括冕服在内的“古礼”，对帝国体制一度成了一种异质因素，它与经历“断裂”的帝国体制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许能为我们观察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的“断裂”，展望未来中国国家升级换代的3.0版，提供启迪。
无论如何，我们对中国冕服——主要是《周礼》六冕——的叙述，至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还有哪一种服装能像中国冕服那样，作为正式礼服被使用了如此之久，被赋予的文化意蕴如此丰厚，其等级结构如此精巧，其运用规则如此复杂。其所吸引的学者精力之多，其所造成的学术纠葛之多，甚至其所引发的数列运算之多，在古今五千年、中外八万里的人类服饰史上，很可能都是举世无双的。我们围绕六冕，在服饰史、经学史和官阶史的交界面上，提供了一个“从冕服看权力”的考察，希望能带来一些超出服饰史、经学史和官阶史的启示，亦即，一些关于传统中国的礼制与政制、学术与权力相互关系的启示。
[1]胡宏：“刘歆附会成书，乃曰：‘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是降先公于先王，使与宾客诸侯为伍也，天下宁有是，故《周礼》之书颠倒人伦，不可以为经也。……《周礼》乃曰：‘祀山川则毳冕，祭社稷则 冕。’是以社稷降于山川也。故刘歆颠倒鬼神，其书不得与《易》、《诗》、《书》、《春秋》比也。”《皇王大政纪·极论〈周礼〉》及《周礼祀冕》，《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9、253页。
附录一
读书笔记：服饰等级与服饰平等
图32 大地女神狄蜜特赐给青年屈普托勒莫斯一把麦穗，由他传给人类，背后的春神柏西风为他戴上花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美术全集》第2册《希腊与罗马》，台湾国巨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几乎绝大多数传统社会都使用等级服饰，在这一点上，通行着洁白Chiton的古典希腊，显得有些特别。我们已知道服饰的背后是权力，“服装是一种压迫工具，一种与穷人为敌的武器”，少数人用以“表明他们在智力、道德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优越性”；我们也知道服饰的背后是利益，在等级服饰上投入的更大精力，与他们由此而获得的物质利益与象征利益成正比。那么服饰等级制的存在或不存在，至少就有一部分原因，要在权力结构和分配格局中寻求。
阿克顿：《自由史论》，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黄运发、黄民兴：《中东画卷：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以下。
古希腊的权力结构是民主制，雅典是“靠民主制度繁荣的唯一古代民族” 。“主权在民”是那个国度最耀眼夺目的地方。能不能判断，古希腊的Chiton上看不到等级印记一点，与其时的民主制存在关系呢？阿拉伯人也穿白袍，原因是气候，“因为它对于生活在炎热的中东地区的人们来说有无法取代的优越性” 。古希腊人穿Chiton当然也跟气候有关，但要理解古希腊的服饰没有等级印迹一点，就得去探讨更多事实，而不能只拿气候来解释了。
图33 和平女神
公元前4世纪，怀抱的婴儿象征财富，表示财富在和平中才能发展
（迟柯主编：《世界雕塑图典》，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册第114页）
科斯格拉芙：《人类炫耀自我：3500年时装生活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4页。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0页。
古典时代之前，希腊的服装原是有等级与身份区分的；而随城邦民主制的来临，服饰同时趋简，二者至少在时间上呈现了相关性。所以学者认为从华丽复杂到简洁朴素，是古希腊服饰的变迁趋势之一。甚至有学者说，尽管希腊文化对罗马的意义有如巴黎对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可是说到服装史，希腊就是“空白”了，因为那里服装简单 。希腊人穿袍子也跟气候有关，但服装上身份标识的繁复或阙如，就不止是气候问题了。那块并不肥沃的土地不适合奢靡的生活，却是滋养自由与平等的沃土。地主的土地也不过4公顷左右，大地产是很少的。雅典最大的地产仅有30公顷；斯巴达在数百年间公民都享有相等的份地，维持着公餐制度，国王的生活不比普通公民优越多少 。古希腊的公民们只怕失去自由，却不怕朴素与贫穷。在这一点上，德谟克利特留下了一句让人感愧的申言：“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 斯巴达曾发布禁令：妇女旅行所携衣服不得超过3套。用特定服饰来给人划分等级的现象，在那里相当罕见。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58页。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第213页；莫里斯：《古希腊》，明天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威尔科克斯：《西方服饰大全》，第9页；莫里斯：《古希腊》，第42页。
当然也不是说古希腊人的生活单调乏味，千篇一律。与之相反，“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平等和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得到了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他的环境里得到了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 。他们绝不缺乏服饰美感，也有漂亮的彩装和珠宝 。而且我们不想粉饰生活，抹煞古希腊阶级的存在。那时的有钱人能购置较多首饰，而劳动者的穿着有所不同，其衣服多露出右肩 。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与同期其他社会的不同之处，即等级服饰制度的淡薄或阙如。现代服装也可能因贫富、因地位而有差异，可那并不是独占性、等级性的。简洁无饰也好，丰富多彩也好，只要出于自由选择，而没形成等级服饰，造成人群隔阂，就含有平等的意义。古希腊就是如此。
卡特里奇主编：《剑桥插图古希腊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4页。
本来，在古希腊的僭主时代，穷奢极欲和铺张浪费一度是僭主们的爱好，他们还把巨额财富倾注于神庙，以夸耀个人的成功。那也没什么特别的，古今中外的富贵者大抵如斯。但在民主制降临之后，一些变化就令人瞩目了：雅典的富贵者开始“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使这种奢侈的消费降低到最小限度，并且更加慷慨、更加明显地把时间与金钱花在所有公民的利益上，主要是通过克里斯提尼时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社会捐献制度，以适应一种较为平等和民主的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方式，富人为国家的许多节日提供经费，做出贡献，赞助并指挥雅典的三列桨战舰——雅典取得军事胜利的基础”。富贵者那样做是为了个人声誉，为了公职的选票，以及为了在法庭上胜诉——这时的法庭，几乎被贫穷公民担任的陪审员所控制了 。是选票，民主制的选票，给了贫穷的人们以力量与尊严！由此造成的社会压力，有力限制了富贵者的奢侈夸耀，迫使他们低下傲慢的头颅，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向弱势群体示好，并投身公益。
图34 基里克斯陶杯上的彩绘，雅典人在投票与计票
约公元前470年左右
（卡特里奇主编：《剑桥插图古希腊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315页。
当然，城邦民主伴随着重重弊端。库朗热就用厌恶的语调，描述了穷人“利用手中拥有的选举权来生财”，描述了穷人对富人的剥夺 。我们也没想美化它，那毕竟是两千多年前。就是今天，揭露民主制弊端的言论又何尝不是盈目充耳呢。用社会压力造成服饰的单一化，从今天看也许并不可取。然而，就算民主制有一百个不是，两千多年前的雅典毕竟昭示了一个真理：民主不仅仅是一种优秀领导人的选举机制，一种集思广益的决策机制，或一种防止腐败的监督机制，民主还是一种资源与利益的分配机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各处都是生活的常态，强权者从来就是既切蛋糕又分蛋糕，心安理得拿大块儿的。但民主却给了弱者以权利和机会，让他们也能跻身餐桌，而不是远远等待着残羹剩饭。民主并非无关民生，选票就是劳苦者的餐券！从大尺度、长时段看，在民主制下，权利、机会、地位与声望的综合分配，总会渐趋平等一些；反之，则将趋悬殊。有人谆谆教育我说，很多时期、很多国度不适合民主，民主之下照样有贫富差距。但即令如此，也请不要回避那一事实：那些地方将保留强权者优先，将保留鲜明的尊卑贵贱；若无民主，那里的贫富差距会变得更大。
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0-51页。
那么，雅典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压力、所改变的分配格局，曾限制了权势与财富对等级服饰的独占吗？学者继续告诉我们：民主“标志着城邦历史上一个决定性转折。现在，城邦开始摒弃传统的贵族行为。……财富的炫耀、服装的华丽、葬礼的奢侈、服丧时过分痛苦的表现、妇女过分显眼的举止、贵族青年过分大胆自信的行为等，也都被当作‘狂妄自大’而受到指责。所有这些做法从此都被拒绝，因为它们会突出社会的不平等，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们现在崇尚的是一种节制、谨慎、朴素的理想，一种近乎苦行主义的严厉的生活作风，它能消除公民之间在习俗和地位上的差异，使他们更容易相互接近，像家庭成员一样团结在一起” 。不该让特殊或华丽服装把衣衫褴褛者分隔开来，因为在民主雅典的公民理想中，权势与财富都不该是夸耀的资本，它们应让位于人与人之间那种家庭、亲人般的和睦友爱。反过来说，另一些惯于容忍和不断制造尊卑贫富的社会，另一些信奉“我有钱是我靠本事挣的，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的人，就是没把他人看成同胞，看成十指连心的兄弟姐妹的。连过分华丽的服饰夸耀都必须收敛了，在城邦的权力结构中，更没有孳生等级服饰的温床。民主雅典没人那样花心思：规划出一套舆服礼制来，以令“尊贵有序，贵贱有等”，以期“见其服而知其贵，望其章而知其势”。
Sara Pendergast and Tom Pendergast，Fashion，Costume and Culture，Vol.Ⅰ，The Ancient World，第178页以下。
叶立诚：《中西服装史》，第47页。
罗马也流行一种白色长袍，称Toga 。在共和国初期，Toga的等级性还不怎么明显。但随帝国时代的降临，官吏贵族、神职人员的白袍就被镶上紫边了，地位更高者则为紫袍，装饰着名贵的宝石。白色虽仍象征着纯洁，紫色已用来凸显高贵了 。权力结构的变化，随即就推动了Toga的分化。具体如下：
Toga picta：紫色，有金色纹绣，凯旋的将军或元首服用。
Toga palmata：用金线绣上棕榈（palm）的枝叶，凯旋的将军或元首服用。
Toga trabea：紫色者为祭司敬神时或元首服用，白紫相配者为共和政体下的官员服用，紫与深红相配者为占卜师服用。
Toga praetexta：有紫条缘饰，是司政官、领事、检察官的制服。名门少年也穿。
Toga candida：candida是“雪白”之意。这种无饰的Toga供官吏候补者服用。
李当岐：《西洋服装史》，第30-32页。
Toga virilis（Toga puro）：virilis意谓man's，纯白无饰，且比其它Toga短15cm，普通市民服用。
图35 穿紫色Toga的男子
（Sara Pendergast and Tom Pendergast，Fashion，Costume and Culture，Vol.Ⅰ，The Ancient World，Thomson Gale Inc.，2004，p.178）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册第214页。
威尔科克斯：《西方服饰大全》，第14页。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近午时期（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5页。
普通人的Toga用毛织或麻织物裁制，贵族、官吏和元首则用丝绸。元首、元老和行政长官“唯一的特殊标志是那御用或军用的紫袍，而元老服装则用一条较宽的，骑士阶级则用一条较窄的，同样那种尊贵颜色的带子或绶带作为他们的特殊标志” 。那可是名贵的“帝王紫”，提炼于一种贝类海生物purpura，价等白银。（purpura后来成了英语purple的词源 。）推动了紫袍使用的，大约是凯撒其人。“观赏竞技时，凯撒身穿紫袍，当作一个官服的标记；很多显贵因而也模仿，但不久紫袍成为君王的特权。” 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曾炫耀自己是“从紫色中诞生的人”。罗马皇帝还为自己戴上了王冠，那也许是受了波斯专制制度的影响。既已说到了波斯，就不妨多说一点儿：“根据波斯国王的命令，每个阶层的人只能穿本阶层的服装。不管是谁来到国王跟前，国王从他的衣着就可以判断他的职业和所属的阶层。”
在当时，公爵帽子上镶有四行貂皮，其冠冕上有一个金环，饰有8个红色金叶片；侯爵帽子上镶有三行半貂皮，冠冕上装有一银环，饰有4片金叶和4个银球；伯爵软帽上镶有三行貂皮，冠冕上有一镀金银圈，饰有8个银球；子爵帽子上有两行半貂皮，冠冕上有一个银环，饰有6个银球；男爵帽子上镶有两行貂皮，冠冕上有一个浅色银圈，饰有6个银球。参看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以下。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80页。
在欧洲中世纪的贵族等级社会中，衣冠服饰是最容易展现人们社会等级和地位的用品和标志。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爵爷们，用帽子上的貂皮、金环、金叶片、银环与银球的数量来区分爵级 。1463年限制服饰的法律，规定惟有骑士以上等级身份的人及其夫人，方可身着丝绒和锦缎衣饰。1597年又有一项类似的法令颁布。尽管这种法律实施时会遇到困难，但毕竟还是使各个等级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着装习惯和制度。后来灰色与黑色成了贵族的习尚，例如给人强烈高贵之感的黑缎子和黑天鹅绒。法令甚至限定，子爵以上身份的人才准许穿用黑色貂皮。1636年，查理一世对首饰的使用做出了规定 。
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村庄与城市》，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以下。
等级礼制的法规，其实倒经常出现在等级礼制遭遇挑战之时。在16-18世纪的欧洲，城市生活造成了传统等级的混乱，旨在维护等级制的服装禁令，便应运而生，纷纷出台了，其中包括下等妇女不得染指贵妇的裙子、戒指、花边的条文，等等。“有关服装的规章比较详细地规定了每个等级的人应该戴的头饰的颜色、质量和价值，以及镶边的大小，遮盖人的形式，允许戴的戒指的数量和手上首饰的质量。”
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文艺复兴时代》，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以下。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3-364页。
然而在同一时候，服装禁令又屡屡被自由所冲破，因为“想在大庭广众展示美的欲望，是时代的内在本质造成的” 。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服装成了纯粹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为自己设计式样，……多数人无论如何也表现出了他们能够按照他们个人的体裁来改变服装式样。……那些道学家遗憾地承认：在贵族和市民之间看不出区别来” 。服饰禁令经常变成了一纸空文，并在18世纪中后期被废弃了。
爱德华·傅克斯：《欧洲风化史·资产阶级时代》，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以下。
克雷克：《时装的面貌》，第1页以下。
随后就是资产阶级时代。此时“服装的特点也应当是民主化，也就是资产阶级式的”。第一“就是它的样式划一。从今而后，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了。所以服装也不应当像从前那样，用允许一个人使用、却遭到另一个人出于害怕受罚而唾骂的某些特征来将人们彼此加以区别”；第二“就在于它是劳动者的服装，是一个不知疲倦、朝气勃勃的人的服装”，而旧服饰却是有闲阶级的显阔摆谱手段，其式样不容许无拘无束的自由动作 。繁冗雕琢的首饰与衣饰萎缩了，过时了，让位于各种简便的服装，让你可以随时投入工作与劳动，投入朝气蓬勃的生活。这是个真正的“时装”时代。把“时装”看成一种“身体自我表现的技术” 的视点，特别适合这个时代。
环顾中外、反观古今，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存在着等级服饰，甚至繁密的等级服饰，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就没有。
历史展示给我们：服饰的平等自由，与社会的民主自由，是一对美丽的孪生姐妹。
附录二
徐冲同学在日进修期间，为我提供了这篇报告，附录于此。——阎步克
日本古代国家的服制与等级
徐冲
本文所做介绍，均据日本相关研究编译而成，不包含任何原创内容。主要参考论著包括：武田佐知子“古代国家の形成と衣服制—袴と貫頭衣”（吉川弘文館，1984年）；増田美子“古代服飾の研究—縄文から奈良時代”（源流社，1995年）；武田佐知子‘古代天皇の冠と衣服—中国衣服制の継受をめぐって’（“岩波講座 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9·生活世界とフォークロア”所収，岩波書店，2003年）；松本郁代‘中世の‘礼服御覧’と袞冕十二章’（“立命館文學”587，2004年）。当然，作为较新的研究成果，以上论著中的叙述也是在大量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文不再一一注明。
与古代中国一样，日本的古代国家中也存在着发达的“服制”。对此，从多种研究角度出发，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成果。特别是飞鸟时代与奈良时代，是日本文明间接或者直接自大陆大量摄取文物制度的时期。对其时“服制”的研究，很多都是在与中国制度的关联与对比中进行的。本文主要择取其中关乎等级安排的部分，做一简单介绍 。
1.冠位制（推古朝—天智朝）
如武田佐知子即认为，其时自贯头衣、横幅衣系统衣服向袴系统衣服的转变，乃是王民制秩序扩展并可视化的结果，见其“古代国家の形成と衣服制”第一编第三章“推古朝以前的衣服形态”。
可以确认，自古坟时代（4世纪初—7世纪）以来，政治权力就通过对于服装的规制而发挥作用 。不过在服装上明确等级规定——即服制，是直到7世纪初才出现的，这就是所谓的“冠位十二阶”。据《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一年（603年）十二月：“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并十二阶。并以当色 缝之。顶摄总如囊，而着缘焉。唯元日着髻花。”其事亦见《隋书》卷八一《东夷传·倭国》。
这一冠位十二阶，是现在所能确认的日本最早的位阶制度。虽然从实际的例子来看，其行用仅限于畿内及周边地区，但是在日本历史上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被认为是日本迈向中央集权化的第一步。因此很早以来就备受关注。
